主權債務問題將長期困擾世界經濟

２０１１年以來，世界經濟仍延續復甦態勢，但一系列突發事件增加了經濟復甦的複雜性：西亞北非局勢動蕩、日本特大地震並引發次生災害、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美國公共債務規模擴大到史無前例的水平.如果說局部地區的動蕩以及自然災害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相對有限的話,那麼,歐美史無前例的主權債務規模和潛在的違約風險卻是世界經濟持續復甦道路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李嘉圖等價」定律清楚地告訴我們：公共債務的發行,等價於等量的稅收,或者說等量於未來包括利息回報的稅收.由於政府舉債的行為本身並不改變總需求,只是將私人部分的投資及消費需求轉化為政府的各種當前消費及投資支出而已,因此,歐美國家不斷擴大的主權債務規模本身並不是經濟增長的內在驅動力量,也就無助於世界經濟的真正復甦.

政府作為一個組織,其本身是由私利的,政府支付的低效率性和浪費性早就為世人所公認,指望政府通過擴大債務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復甦的願望本身就缺乏理論和實踐基礎,註定無法如願.

歐洲債務危機目前得到暫時性的解決,但缺乏硬約束的救助措施,註定會為債務危機的再次爆發埋下禍根,美國政府將債務上限再次提高的努力儘管已經實現,但可以預見,美國政府向國會作的承諾是不可靠的,因為在此前,提高債務上限的做法已經踐性10數次,結果每次都是政府獲勝,而政府的承諾實現的卻少之又少,這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政府作為國家權力的執行者身份,使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國會是不會讓其停止運轉的,即使政府未能實現其早前承諾的東西.

歐美髮達經濟體的政府債務規模不斷擴大,實際上已經超出了政府早前的預期。因為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經濟體為拯救經濟,大舉借債,希望通過量化寬鬆的貨幣及財政政策來化解危機並促進經濟快速回到正常的增長路徑,但事與願違,經濟復甦的進程一波三折,經濟復甦的效果遠低於預期,結果造成了稅收的滯后,也就是說,政府原本寄託於經濟增長后的稅收加速增長來解決政府債務問題,但不幸的是,經濟復甦遠遠不如預期,因而稅收來源無法擴展 ,稅收規模連同步增長都難以實現，更不必說加速增長了.

面對史無前例的政府債務規模，在政府不會實質性違約的假定前提下，我們可以推導出以下的經濟增長邏輯：首先，如果世界經濟或者說發達經濟體的經濟開始了實質性復甦，那麼，伴隨著經濟的復甦和資產價格的回升，政府將不斷的減少政府支出並將此前凍結的有毒資產逐步出售給私人部門，這兩種卸載政府經濟包袱的行為，必然會導致總支出的減少和對現有經濟增長動能的消耗，其結果就是阻礙經濟復甦；其次，如果發達經濟體的經濟仍然處於低迷狀態，這時候政府的巨額債務難以償還，繼續發行新債固然可以成行並增加總需求，但問題是，當前發達經濟體的通脹水平已經在量化寬鬆政策的刺激下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繼續擴大政府支出或者說推行量化寬鬆政策，在此前兩輪都達不到目標的條件下，第三輪會成功嗎，我們相信其不當措施註定是不會成功。也就是說巨額債務規模的條件下，政府繼續通過舉債來刺激經濟的政策無法取得真正的成果，負面結果卻是主權債務違約的風險繼續攀升，為償還主權債務本息，政府最後還必須向公眾徵稅，這無疑是削減社會總支出，結果更加不利於經濟復甦。

根據最新的經濟數據,中國的pmi數據創29個月新低，美國的pmi數據與市場預期相反，表現非常差勁，而歐洲的pmi數據不經低於預期，而且低於6月的數值。鑒於中國經濟增速回落明顯，而美國的失業率連續三個月反彈，消費者信心指數創09年3月以來的新低，而以滙豐、高盛為代表的大型銀行等金融公司開始大規模的裁員計劃，可以預計，未來至少1-2年，全球經濟難言實質性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