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文革和市場的歷史通道

時間：2012-02-22 00:02:16  來源：烏有之鄉  作者：陳和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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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這是一篇非常有積極意義和現實意義的文章，是看清楚道路大膽往前走，而不是「胡摸」的啟示錄。


14個月前今天陳和欽同志在烏有之鄉發表


透視文革和市場的歷史通道
作者：陳和欽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時間：2011-6-22

現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向何處發展，已成為擺在黨和人民面前十分緊迫的問題。國際國內的資產階級都極力用抹黑中共歷史的方法，鼓吹私有化，自由化，企圖把中國經濟完全引導到傳統市場去。他們這樣做，反而激活了文革廣泛傳播的群眾主體意識。文革成了市場滑向資本主義的最大障礙。與此同時，毛澤東在文革後期強調的核心團結意識，面臨著全面落實的新機遇。在這種情況下 ，釐清文革和市場的歷史聯繫，對統一人民思想，繼續搞好改革，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群眾主體意識被市場化改革進程重新激活
如果說引入市場機制，是各社會主義國家搞好建設的不可避免的進程，那麼，以極端排斥私有制，排斥私有觀念為特點的文革，似乎與市場無正向聯繫。但歷史的發展往往不是直線式前進的。黨的歷史轉折后發展到一定階段，文革對私有制、私有觀念高度防範、高度警惕的超前意識，又成了推動歷史發展的決定性精神動力。這就是所謂「相反相成」。　　
文革給歷史留下的主要遺產是什麼？首先一項，就是工農群眾的主體意識。文革的起因，主要是毛澤東對在所有制領域開放私有製表現出極端的敏感。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工人階級受剝削受壓迫的根源。小農個體私有制，是農民千百年來受剝削受壓迫的根源。毛澤東堅定地站在工農立場，對在公有制建立后開放私有制保持高度的警覺，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但在當時的現實中，廣大農民和黨內高層，似乎對開放私有制並不看得那麼嚴重。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國經濟遇到嚴重困難后，農村出現了「分田單幹」的風潮，黨內高層大多數主張贊成農民「單幹」。有的認為，如果不「單幹」，需要8年的長時期才能恢復經濟。但毛澤東1962年下半年經過調查，了解到形勢並沒有那麼「黑暗」，經濟形勢實際上已在好轉，鞏固集體經濟完全能促進形勢進一步好轉。社會上和黨內的單幹風是如此強烈，只有重提階級鬥爭，重點解決黨內的認識，才能更好地領導人民前進。而在稍後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毛澤東發現黨內那種把干群整成「馴服工具」的思路，實際是在干群中模糊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根本區別的思路，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主要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些認識為文革做了思想準備。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鞏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鞏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領導地位的信念指導下，空前廣泛地發動億萬群眾，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全面地、公開地、自下而上地揭露執政的共產黨的黑暗面的運動。它空前提高了人民群眾對國家政治生活的關心和認識。　　
這種空前提高了的對國家政治生活的認識，具體所指就是工農群的主體意識。把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從私有制下解放出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貫主張。但如何理解勞動人民當家做主，在馬克思主義者中並不一樣。在蘇聯，法律規定勞動者有各種權利，就是不提勞動者有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毛澤東認為這是極大的錯誤。毛澤東說：「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權利」，而「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　　
蘇聯為什麼忽視勞動者管理國家的權利？分析起來，有兩個方面的理論錯誤做基礎。一是「無矛盾論」思維。蘇共認為，公有制經濟在整個社會建立后，全社會人們的利益就高度一致了，進入了「全民國家」、「全民黨」時代。幹部管理國家事務，其他人從事非管理勞動，這是利益一致基礎上的正常分工，用不著提勞動者管理國家。第二，在民主集中制的體制下，強調「鐵的紀律」很自然。打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正常分工，「鐵的紀律」遇到了挑戰 ，從表面上看，必然影響管理效率，損害「全民」利益。因此，下級只能當上級的「馴服工具」。　　
從靜態觀察社會建立的公有制，蘇共的認識確有一定「依據」。但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並不是一建立就永恆不變的東西。毛澤東用矛盾的觀點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學說。毛澤東認為，在公有制建立以後，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就徹底否認了「階級鬥爭熄滅論」。毛澤東還深刻揭示了民主和集中的關係，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嚴厲批評黨內脫離群眾、甚至鎮壓群眾的官僚主義，鼓勵群眾監督、批評當權人物的參與精神。這就徹底否認了「馴服工具論」。在文革中，億萬工農群眾對「階級鬥爭熄滅論」和「馴服工具論」作了深入的批判，從而使工農群眾當家作主、管理國家的主體意識，建立在紮實的社會分析理論之上，並使之在中國一般群眾中留下了極其廣泛的影響。　　
群眾參與國家管理，是國際共運的新生事物，遇到了資產階級法權觀念的極大抵抗。而它本身也有一個逐步成熟的過程。所以，它的實踐隨著文革的結束而失敗。當黨的路線轉到以經濟建設中心的軌道以後，黨的領導機關全面否定文革，在批判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和強調「守紀律」的同時，思想觀念實際陷入了階級鬥爭熄滅論和馴服工具論的泥潭。由於這兩項理論的復燃，群眾參與國家管理就無從談起，勞動者「最根本的權利」被取消。因此，改革的過程逐步變成了工農群眾被邊緣化的過程。改革30年，社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基尼係數長期超過危險值，社會收入差距甚至大大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的數字，真是對執政的工人階級黨極大的諷刺。　　
改革在我國引進了市場機制，極大地激活了中國社會現代性活力，使黨和人民更深地感受到了人類現代化脈博，這是黨的歷史的一大進步。現在看來，社會主義要戰勝資本主義，靠僵化的計劃體製做武器是難以制勝的。市場的力量只能用新式的市場力量來摧毀。傳統市場的罪惡，只能用升級的社會主義市場來克服。但是，改革以來的實踐，我們都是一步一步地向資本主義學習。我們的老師，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勢力。在國內，發動改革的，當然是有實幹精神的共產黨人 ，但愈到後來，依靠力量逐步偏向新生的資產階級、普世價值派知識分子、黨內民主社會主義者等。這些人同國際上的「老師」眾口一詞，說：「人類的市場經濟只有一種，就是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公有制是與市場經濟絕緣的。」他們高呼：「努力吧，再順勢進一步，經濟私有化，政治自由化，改革就成功了。」他們似乎造成了一個難以逆轉的氣勢。　　
就在中國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發生嚴重動搖的時刻，中國工人階級發出了怒吼：「保衛公有制！」通鋼工人以他們的鐵拳，一下子砸碎了一個使國有大型鋼企私有化的密謀計劃。接著，保衛公有制的聲浪逐步漫延。中國工農在文革中受過參與國家管理思想的熏陶，文革後期，他們又顯得對「階級鬥爭」有點厭倦。所以結束文革，他們一片歡呼。他們聽說毛主席有錯誤，心情很沉重，對批判毛主席階級鬥爭學說，只能無奈地接受。他們善良地認為：「都是好人哪，哪有什麼走資派，對他們信得過，我們不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人們希望從此一心一意搞建設。沒想到，20多年後，主席的話應驗了。極少數人成了億萬富翁，橫行霸道，要把工農往絕路上趕。這時，他們醒悟了。是工農在現實社會的邊緣化，激活了毛主席傳授給他們的主體意識。　　
與此同時，老幹部中和知識界的一些人地發出了「回歸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吶喊。這樣，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絕緣的神話 ，將有條件被歷史進程所打破。文革的主要遺產——群眾主體意識，將同改革的主要成果——市場經濟相結合，從而造成顛覆傳統市場主體的強大威力，迎來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新時代。　　
公有制引入市場機制，勞動者的權利，就必須在繼承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前提下，探索用某種新的價值論來表述之。改革初期，作者比較重視這方面的思考，於1988年1月撰寫了《簡論公有制條件下的價值結構、價值運動和對價值增值的管理》一文。該文認為：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出發點，是資本家神聖的對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權，而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出發點，則是勞動者神聖的對生產資料的平等佔有權。資本主義市場機制運行中，資本家獨立獨佔企業利潤，工人只得勞動力價格，工人淪為商品。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運行中，企業利潤是公共的，會通過不同的渠道返還勞動者。勞動者收入在形式上仍是生產成本，在本質上卻是由平等佔有權決定的平均價值和由勞動效率決定的獎勵價值相加。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按勞分配的本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規律，就是平均價值—獎勵價值規律。[ii]經過20多年改革的實踐檢驗，證明該文用新的價值論來論證勞動者在市場中的主體地位，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新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將在這一方向上得到越來越充分的發展。　　
如果說，在革命戰爭年代，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那麼，也同樣可以說，在今天的經濟全球化時代，沒有勞動群眾為主體的市場經濟，也就沒有人民的一切。文革廣泛傳播的群眾主體意識同市場經濟的載體相結合，將使中國人民以更大的自信走進當今的世界。　　
2.核心團結意識面臨全面落實的新機遇
文革的兩大遺產的另一項，是毛澤東在文革後期極力向中央領導核心灌輸的團結意識。這種團結意識，既是黨的中央核心組織生活、組織運作的方針，也是黨的核心提高學習效率，開創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戰略步署，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　　
10年文革從指導方針的變化來看，以1973年黨的十大為界，可分為前期和後期兩個階段。前期的方針是斗、批、改，斗走資派，批修正主義，在堅持黨的各項基本政策前提下，做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改革。這一段第一回合是「炮打司令部」，是主動地斗，主動地批，主動地改，放手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弘揚群眾管理國家的主體意識。但在改的過程中，遇到了林彪事件的意外，這就出現了鬥爭的第二個回合，即同林彪反黨集團驚心動魄的鬥爭。黨的十大對這場鬥爭作了初步的總結。林彪事件意外出現，幾乎使黨命懸一線。我們搞了那樣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革命，最後卻出現了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的狀況，這說明社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何其艱巨！十大以後，毛澤東調整了指導文革的方針，立足於打持久戰，以學、幫、團為方針，加強中央核心的建設。學，就是學馬列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幫，就是對核心成員中出現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個方向的苗頭，進行批評、幫助。這是對立著的兩種苗頭。克服這兩種苗頭，不是簡單地指出問題所在就能解決問題，實際需要兩種勢力的長期磨合。團，就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在高水平的馬列主義認識基礎上，實現新的團結。　　
在黨的十大以後，在老、中、青三結合的中央核心中，逐步形成了老與青的對立。「青」，是指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幹部，他們對毛澤東階級鬥爭學說當然是很擁護的，政治上比較敏感，但不善於團結人，容易犯教條主義錯誤。「老」，是指老幹部，他們較普遍受了文革的衝擊，對毛澤東階級鬥爭學說比較難以理解。他們實幹精神強，注重生產秩序，也有很頑強的固執己見的性情，易犯經驗主義的錯誤。縱觀十大以後到毛澤東逝世整個時段，毛澤東一系列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促進這兩種勢力在核心內部的團結。這種努力集中表現在毛澤東1975年4月對一份請示報告的批示中。這份請示報告只提批經驗主義，不利於團結老同志。毛澤東批示道：「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步提高馬列為好。」毛澤東還明確說，「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iii]真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對階級鬥爭學說照本宣科不行，完全脫離本本僅憑經驗蠻幹也不行。要真懂馬列之道，需兩種傾向在實踐中長期磨合，多次揚棄，形成靈感，在開創馬列新境界中才能「真懂馬列」。　　
毛澤東關於中央領導核心的團結意識，也包含了提高學習效率、搞好黨的團結的戰略部署。基本的部署概括地說就是：老幹部掛帥，新幹部協助，互相幫助。整個文革進行中，毛澤東都是基本堅持老幹部掛帥的。早在紅衛兵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時，毛澤東就說過紅衛兵頭頭是不能掛帥的，若他們今天上台，明天就會被打倒。文革後期，毛澤東把鄧小平視為老幹部代表，寄希望於他主持總結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初發出的關於「批鄧」的文件中仍說「不應一棍子打死」，「要互相幫助，改正錯誤，搞好團結，搞好工作。」[iv]即使在天安門事件后，仍保留鄧小平黨籍，寄希望鄧重新為黨工作。選擇華國鋒主持黨中央工作后，毛澤東在向外賓介紹華國鋒時，仍說華國鋒「是個老的」。這說明毛澤東在逝世前選老幹部掛帥的思想是很堅定的。為什麼對鄧小平不舍不棄？有人用「毛主席心軟」來解釋，這是唯心主義的說法。毛澤東對老幹部代表人物的不舍不棄，實際上是出於無產階級戰略利益考慮的。文革的反修防修鬥爭，認識上具有超前的特點。文革的七分成績，主要是無產階級長遠的戰略利益，一般幹部群眾很難認識。造反派的不成熟，老幹部的多數不理解，這是黨內一個客觀的現實。面對這種現實，從維護黨的團結的全局、發展黨的事業需要出發，毛澤東只能作出等待造反派成熟、等待老同志覺悟並倚重老同志的安排。毛澤東逝世后，文革中成長起來的新幹部基本上被打下去，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但中國共產黨能長期保持集中統一，並在實際工作中開創出新局面，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名義上也還是堅持下來了，這些事實，都說明了毛澤東關於團結的戰略部署的正確性。　　
總之，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包括了斗、批、改和學、批、團兩個方面，形象地說，既有「炮打司令部」的理論和實踐，又有建設司令部的理論和實踐。這就給我們留下了兩大歷史遺產——工農群眾的主體意識、中央核心的團結意識。第一項遺產，被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進程激活了，由此也就必然提出了這樣的課題：在中央領導核心的建設中，真正落實毛澤東的學、幫、團的方針。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派，黨內的民主社會主義者，都寄希望於中共領導核心的分裂，他們散發的一些骯髒的東西，也或多或少地污染了核心中某些人物，現在確實是黨的核心成員應有高度警覺的時候了。　　
毛澤東學、幫、團方針的出發點，就是學馬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毛澤東說：「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毛澤東還特別指出：「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v]有人說，毛澤東在這裡是號召消滅資產階級法權，搞「平均主義」的極「左」。這是一種誤解。這裡強調的根本不是進一步「限制」或「消滅」資產階級法權問題，而是我們「只能」實行現在這種商品制度、八級工資制等含資產階級法權遺跡的做法(本身含限制內容)，而不可能消滅資產階級法權，「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得出的結論不是要消滅資產階級法權，而是「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這就是要全黨深刻認識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使命，增強抵制林彪一類搞資本主義制度的能力。毛澤東這些論述，對現時黨的建設有非常重大的指導意義。　　
現在我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行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應該說，市場化改革使黨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認識更深刻了。傳統市場機制和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啟動點不是一樣的。傳統市場機制的啟動點，是單個資本家追求自家企業高額利潤的慾望，而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啟動點，則主要是國家通過按勞分配政策激發出的公有制企業職工的主人翁意識。傳統市場機制啟動后，處於財富頂端的極少數億萬富翁，成為全社會追逐的榜樣，整個社會因此使各色各樣的斂財手段都充分活躍起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啟動后，若是健康的發展，應是能充分調動企業職工主人翁精神的有碩大業績的共產主義經營家對全社會產生強大的吸引力，使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意識得到社會絕大多數人，特別是青年一代的普遍景仰和效法。生產效率因有更和諧的環境而得到更穩健的提高。這樣，在一個私有經濟和公有經濟並存的國內市場，兩種激勵機制同時發揮作用的結果，就會出現一個總風向——是億萬富翁的吸引力大，還是共產主義經營家的吸引力大？如果總風向是億萬富翁的吸引力大，那麼不管公有制經濟佔多大成分，整個社會都還是要陷入拜金主義，貪污盛行、錢權交易、道德淪喪、黑道猖獗，等等。如果是共產主義經營家的吸引力大，那麼，社會就會出現大批的王鐵人、雷鋒、焦裕祿，無私俸獻為社會崇尚，貪污腐化為社會不齒。甚至在私營企業中也會出現大批「紅色資本家」。現時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已出現病態，總風向無疑被億萬富翁所吸引。2008年我在一次學術交流會上作了一個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規律及其穩定發展的決定性課題》的發言，指出我國市場經濟出現總風向不正，集中表現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按勞分配的正向輻射機制出現逐步萎縮趨勢。明確指出：「建立按勞分配正向輻射機制，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向成功的決定性課題。」[vi]完成這樣一個宏偉而複雜的課題，在市場大潮中造就千千萬萬共產主義的經營家，使市場始終保持無產階級的強大吸引力，這樣艱巨的歷史任務，需要怎樣一個堅強有力的工人階級黨的領導核心啊！　　
但我們黨的核心現狀，離現實的要求差得很遠，在扭轉市場經濟的總風向方面，顯得十分軟弱無力。問題的根子在哪裡呢？根子就是違背了毛澤東關於中央核心團結的戰略性警示，只反對教條主義，不反對經驗主義，「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那就逐步陷入了經驗主義的泥潭。在文革結束后的一段時期，老同志的豐富經驗使我們黨的實際工作取得了很偉大的成績，這無愧於毛澤東對老同志代表人物的推薦、信任和不舍不棄，這些成績仍歸功於毛澤東思想。但把一定範圍的經驗過分拔高，拔高成與馬列毛對立的境界，實際上就把目光短淺的實用主義神聖化了。對立論者反對教條主義，實質是反對毛澤東創新的階級鬥爭學說所包含的革命精神，不願花力氣去做將這種革命精神同新的鬥爭實踐相結合的工作，而寧願一步一趨地靠近資產階級普世價值的教條。中國民主革命時，經驗主義就做過共產國際教條主義的俘虜。現在我們又看到了新的一幕：改革時期，經驗主義又做了國際上民主社會主義教條的俘虜。黨的核心建設不適應改革發展需要的現實，正是全面落實毛澤東關於核心團結意識的新機遇。　　
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我們一定要及時地牢牢地抓住當前加強黨的建設的新機遇，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建設一個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