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後代」強烈危機意識:肩負中共「補屋」的政治使命

文章來源：共識網/以香港為基地的共識網，肩負中共「補屋」的政治使命。


在外人眼中，「紅色後代」是頗為幸福的一群人。但事實上，他們的危機意識比誰都強烈。
　　「重建誠信，得從公務員抓起，因為他們一旦失信於民，國家基礎和民族根基將坍塌。」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經驗，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訓。」


　　(除具體說明外，均為CFP和中新社供圖)

　　兩會開幕以來，每當有一位身材微胖、戴著少將肩章的中年男子，出現在北京國際飯店的時候，記者們總會迅速聚攏過來。毛新宇委員來了。

　　作為開國領袖毛澤東唯一的嫡孫，毛新宇每年的提案都格外引人注目。但與往年不同的是，這位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副部長，2012年首次將提案視角從他的爺爺身上，轉向黨所面臨的一個嚴峻命題：反腐倡廉。

　　毛新宇說，他關注這個問題，既因為他是一名有近20年黨齡的老黨員，也是他作為領袖後代的責任：「在與腐敗的鬥爭中，毛澤東的廉潔自律、以身作則是一個重要因素，在主席的這些後代里，你能找出一個做官的、經商的嗎?為什麼沒有?就是老人家的垂範作用。」

在十八大即將到來，中央領導集體即將交棒之際，毛新宇只是眾多喜歡把家國命運聯繫在一起的「紅色後代」政協委員之一。


　　凌孜，葉劍英元帥的女兒。聊起如何化解貧富差距時，這位全國政協委員說，共產黨不能忘記了來時的路。「那時候拿著槍桿去鬧革命，為的就是解決老百姓的民生問題，讓他們過上好生活。」

　　全國政協委員、維族政治家包爾漢的女兒伊麗蘇婭最痛心的社會現實，是底層民眾的上升渠道被堵塞。「改革雖不能操之過急，但我們也不能再等待了。」

　　這些「紅色後代」，祖父輩曾經排除萬難打下江山，他們自己也親歷過中國最壞的日子和最好的時光。他們身上的共同特徵，註定了他們對當下社會矛盾、改革爭論的體悟，比普通人來得特別。

　　「這個社會焦慮的，就是我們所焦慮的」

　　在外人眼中，因為有祖父輩們的恩澤，「紅色後代」應該算是社會上頗為幸福的一群人：衣食無憂，一般還有個一官半職。但事實卻是，他們的危機意識比誰都強烈。

　　全國政協委員、總參謀部管理保障部原政委曾海生，是革命家曾山的女兒。這些年裡，她的焦慮源於一系列代表性的社會事件，例如小悅悅事件，溫州動車追尾，蒙牛、雙匯等知名企業食品安全危機。

　　「我不知道什麼才是真的?發展的速度上去了，但發展的質量又如何?」在2012年提交的一份加強道德和誠信建設的提案中，曾海生如此慨嘆。

　　社會道德之所以淪喪，在曾海生看來，責任不在社會而在政府。「主要是收入差距過大，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曾海生回憶，當年她在北大荒插隊，一個月22 塊錢就已經很滿足了，因為大家都差不多，一些老職工也不過30來塊。但現在一些國企老總年薪卻動輒上千萬。「同樣工作8小時，很多人會問，憑什麼你拿那麼多?」

　　大多數人沒有分到「蛋糕」，這亦是「老知青」伊麗蘇婭的觀察。「農家子弟的上升渠道正在被堵塞，一個大學生畢業之後留在北京，就開始蝸居，很多人不結婚，也沒房子，而且不敢要孩子。有了孩子，就會教育他，你不好好學習就去掃大街。」她有時會想，這是不是自己所經歷的那個《勞動最光榮》的國家?

　　所以，「紅色後代」們才有這樣一個困惑：如果好日子只給了少數人，這不是跟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馳嗎?我們的改革還算成功嗎?

　　「28年的革命戰爭，祖父輩們哪個不是大浪淘沙活下來的。雖然後來在困難時期，工作上有失誤，但老百姓也能理解，他們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人民群眾。」伊麗蘇婭說。

　　但現在，「紅色後代」眼中那個雖然窮，但沒什麼算計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復返了。

　　「這好比咱們一家人，他可能做得不太好，比較笨，但心是好的。但如果換一個人，是為了把家人的錢弄到自己兜里去。那你是一種什麼樣情緒?」凌孜說，「那個時候，遍地都是雷鋒式的人，今天你打著燈籠滿世界找去。不是沒有，少之又少。」


　　(CFP 中新社/圖)

　　「不能忘記來時的路」

　　和所有普羅大眾的感受一樣，「紅色後代」們承認，他們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唯一不同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親歷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改革。

　　作為改革開放奠基人葉劍英元帥的女兒，凌孜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1979年改革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順應了民意。當時老百姓沒吃沒喝，工農業到了崩潰邊緣。

　　有一個細節，至今讓凌孜難以忘懷。廣東公安廳有次向葉劍英彙報：廣東目前出現逃港潮，深圳、珠海這些沿海村裡剩的都是老弱病殘，能走的都走了。葉劍英聽了就流眼淚了。

　　「出來革命幾十年，現在一看，老百姓的生活比原來還慘，怎麼能不痛心呢?」凌孜回憶，當時父親沒有說要抓這些老百姓，知道他們逃港純粹為了生存。

　　強人推動，在「紅色後代」們看來，只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動力，更來自整個社會。「當時感覺我們醒來就是早晨，看到其他國家的發展以後，我們就大有緊迫感。聽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我們是發自內心地振奮。」伊麗蘇婭說。

　　如今，中國又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對於改革的爭論如何處理，在「紅色後代」們看來，可以從上一次改革中尋找經驗。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葉劍英提議召開一次預備會議。在這個後來被葉劍英稱為「黨內民主典範」的大會上，大家暢所欲言，指名道姓的批評都如實寫進了簡報。

　　「假如沒有那次預備會議統一思想，鄧小平也出不來。有問題都需要端出來，講出來大家就順了。」凌孜說，另外，執政黨有一個傳統，就是出了什麼問題，有個整頓鞏固提高的階段，現在最缺的是對過去30年的總結和反思。「哪些問題做得好，哪些地方走了彎路，究竟我們現在要改什麼?都可以好好捋一捋。」

　　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全國政協委員、陶鑄之女陶斯亮認為，反腐是一個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她又首推從吏治開始。

　　醫生出身的陶斯亮，接受媒體採訪時打了一個比方：這就好比用幹細胞去治療癌症。「化療能殺死癌細胞，但也殺滅正常細胞。但給你種植幹細胞就不一樣，讓這個新生的健康的細胞來代替你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細胞，而不是同歸於盡。」

　　她提議，把競爭機制引入黨內幹部選拔，通過差額選舉保證每個幹部，都像幹細胞一樣，是優秀的，健康的，逐漸去替代那些「癌細胞」。

　　毛新宇說，毛澤東時代幾乎沒有貪腐，就是因為老人家預見到會有糖衣炮彈的進攻。「老人家在七屆二中全會時就強調，進京趕考不能學李自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開國第一案——劉青山、張子善的案子，這說明主席深知腐敗問題對黨的危害。」毛新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事實上，因為「文革」給「紅色後代」們留下了太深的陰影，不願意看到暴力革命，是他們對改革共同的守望。

　　「不能搞多黨制，也不能搞黨內的派別。」伊麗蘇婭說，沒有哪個西方國家，在還沒有完成現代化之前搞過一人一票選舉的，而且他們把民主的理念用到一些發展中國家，還沒有一個成功的，不是分裂就是戰亂。我們中國亂不得。

　　但她也表示，雖然不能操之過急，可我們也不能再等待。「到底是不是可以成立像香港廉政公署一樣的機構，司法審判是不是可以有更大的獨立空間，這個可以探討。」

　　建議向林書豪學習

　　政治體制改革或許尚需時日，但有一個問題，在「紅色後代」們看來，可以立刻著手解決，那就是重建社會的道德誠信體系。而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最好是一把手可以先身體力行。

　　前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琳，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給每個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檔案，以此來約束大家，讓每個人都「知恥」。「官員應該比一般老百姓先行。」李小琳說，「你為人之師，你才能夠是領導，最起碼的德行都做不到，怎麼當官呢?」

　　凌孜建議，這一點可以向林書豪學習。作為一名籃球迷，凌孜覺得，這位美國NBA的新天王身上，有著與其他體育明星所沒有的氣質。「明顯是他扭轉了局面，他卻說這是球隊的功勞。連支持別的隊的球迷都為他鼓掌，可見他的親和力有多大。」凌孜說，有一句話叫上行下效，你做出來了，你不用說，下邊跟著就做了。

　　她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毛澤東主席帶領一批中央領導去到十三陵水庫參加義務勞動，此後整個中國都掀起了一場義務勞動的熱潮。

　　正是得益於祖父輩們的言傳身教，「紅色後代」們都認為，這是他們許多人雖已不在高位，卻仍對這個國家抱有強烈責任感的原因。

　　曾海生說，自打小，父母就從來不會要求她應該做什麼，應該不做什麼。「退休之後，父親很喜歡在小院子里種些東西，他喜歡帶著小草帽上房頂摘絲瓜。」曾海生說，父親的純真以及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影響了她一生。

　　「1935年，他單獨帶隊突出敵人圍剿，後來全打散了。剩下老爺子一個人，從江西一路走到上海找地下黨。但當時哪那麼容易找啊?你說這個人就那麼堅定，在那種情況下他都沒有任何想法。」

　　曾海生當了5年全國人大代表，5年全國政協委員。有些提案她反覆提了好多年。儘管結果不如預期，但她說，總有人要邁出這一步，「永遠沒人說，永遠得不到重視。」

　　在曾海生看來，重建誠信，得從公務員抓起，因為他們一旦失信於民，國家基礎和民族根基將坍塌。

　　賀龍的女兒賀捷生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對於黨內的高幹子弟，應更嚴格要求，「比如我們小時候，不能跟父母一起吃飯，自己吃食堂，父母吃得好一些。當然現在不一樣了，但有更嚴格管理的方式。」

　　如何不失信於民，除了繼承老一輩的革命傳統，一些「紅色後代」也覺得可以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經驗。

　　據凌孜說，中央黨校已經準備將《群書治要》引入課堂。這是一本由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編輯的書，主要回溯了歷朝歷代執政的共同經驗和教訓。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經驗，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訓。這本書是一面鏡子。」凌孜說，唐太宗能創造貞觀之治，正是因為有魏徵這樣的大臣講負面的意見，皇上就是聽了難受但是愛聽。但崇禎就是被貪腐包圍了，看不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最後國家就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