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戳破三十年中國騙人最多的謊言：馬寅初神話！

馬寅初事件始末

原著：梁中堂（發表于山西省委黨校學報，57200字。）

壓縮：姚國華（14900字）



百歲老人馬寅初，以成人之軀，歷經晚清、民國和共和國三朝，難免有些傳奇故事。但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被戲劇性地演繹成「黨的諍友」、「獨立知識分子的標桿」，最早於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張，先有毛澤東接受其計劃生育的建議，后又有陳伯達、康生策劃鼓動對其進行批判，而馬寅初高瞻遠矚，不畏強暴，堅持真理，孤軍作戰，……。

然而，歷史卻不是這樣。



一、馬寅初在建國初期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馬寅初於1949年2月由地下黨安排經香港北上，3月到達北平，即被安排作為中國代表團副團長參加世界和平大會。然後，被推選為首屆全國政協會議主席團常務委員，並被選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宣布新政府成立時，馬寅初就站在毛右側稍後的位置。

當時全國政協會議行使著後來全國人大的職權，制訂並通過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由政協會議組織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既是國家最高權力的行政機關，又是最高立法機構。馬寅初作為中央政府委員出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會議，有案可查的就占所有會議的一半以上。他還經常參加毛澤東召集的其他小型會議，並擔任以陳云為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以饒漱石為主任的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以及浙江大學校長。

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國務院為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經常以國家主席身份召集最高國務會議決定國家重大事務。馬寅初作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屆全國政協常委，經常參加最高國務會議。他還經常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參加毛澤東主持的各種座談會，甚至列席黨的重要會議，例如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可見，馬寅初身上被光環籠罩。

馬寅初也很受用當時這樣的身份和地位。據北大學生回憶，1951年國慶遊行，學生經過天安門廣場時，正值秋雨滂沱。學生回校后，熱騰騰的薑湯端上食堂。馬寅初乘車回到學校，喜形於色地對同學說：「是毛主席特意叫人打電話告知學校，備好薑湯的。你們抬的紅樓模型，毛主席見到了，兄弟正好站在主席身後，毛主席回頭問我：『馬老，紅樓還是原來樣子嗎？沒損壞嗎？』我說：『一切還是原樣，毛、李工作室也對外開放了。』」

馬寅初的生活待遇也很高，配有秘書、警衛、廚師、獨家住院和吉姆車。杭州和上海兩地都配有住所，周恩來還指示在他淅大校長薪水外增發給津貼或辦公費。1955年國家實行工資制度，馬寅初被定為行政3級，與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同一級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也只定為2級，很多政府部長、委員會主任才定為4－5級。

早在受邀赴解放區時，馬寅初就說：「我不能無功受祿啊！」有這樣高的地位，馬寅初也一直積極為黨和政府工作。除履行所任的行政職務外，他還經常以經濟學家身份在中央媒體上發表文章，宣傳解釋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他還積極學習馬列主義和斯大林著作，學習唯物辯證法，70歲開始學俄語。1958年2月他出版《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表白自己的哲學世界觀和政治立場轉變。書中還收錄討論綜合平衡和按比例發展規律、新人口論以及資本主義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文章。

有個事實被後人忽略甚至諱言。建國初期，毛澤東認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大批知識分子的參加，但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必須經過改造才能為社會主義服務。問題緊迫，方式和途徑又不能性急、粗暴。這時，正是馬寅初主動配合黨和政府，帶頭展開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

馬寅初1951年6月1日就任北京大學校長，8月就組織北大職員利用暑假進行政治學習。副校長湯用彤等聽取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改造的報告后發起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活動。9月初馬寅初先後口頭和書面向周恩來彙報教授們自發的學習活動，並敦請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政府領導人做輔導講課。不久毛澤東批示派人去講演。教育部組織京津兩地20多所高校教師學習，周恩來於9月29日在懷仁堂為3000多名教師作了《關於知識分子改造問題》的報告。隨後，知識分子的學習和改造運動迅速推廣到全國文教衛生等領域。高校院系調整工作與學習改造運動結合進行。

每個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脫褲子割尾巴」和「洗澡」，現在的人們很難理解那種痛苦和折磨。北大化學系教授傅鷹曾說：那些年輕的黨員、團員在大會上大罵你一通，罵你三分混蛋，你承認五分混蛋，這才鼓掌通過。據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日記記述：他的精神頻於崩潰；另一位副院長、著名物理學家吳有訓更是多次欲懸樑自盡；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北大教授饒毓泰在運動中因受刺激「神經失常」，從馬寅初、湯用彤到學生，無一寄與同情。

馬寅初作為校長領導著這場運動，他幫助法學院教授周炳琳正確對待思想改造的事例獲得毛澤東的肯定。朱光潛等著名教授的檢討在本系得不到群眾的通過，要接受馬校長親自主持的全校群眾大會幫助。據統計，北大參加學習的教員和幹部3387人，共計3028人交待了各類問題。交代一般性問題758人，交代反動社會關係1239人，一般性政治問題940人，重大政治問題91人。

二、馬寅初獲悉黨的領導人轉變態度后重提節育主張

在舊中國，許多老知識分子都主張節制生育，普遍認識基於馬爾薩斯主義人口學說。建國前後，共產黨曾批判美國政府以馬爾薩斯主義和唯心史觀解釋中國革命，加上馬克思曾對馬爾薩斯持嚴厲的批判態度，衛生部沿襲蘇聯限制人工流產的法規，在1949年到1952年的報刊輿論都把節制生育當作帝國主義「和平的殺人」，有的醫學教材中有關節制生育的內容也受到批判。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些曾經主張節制生育的專家、學者，甚至連醫務人員都不再講節制生育了。

但是，大量年輕人隨著大規模工業化而進城，青年婦女頻繁的生育與新的社會化生活越來越衝突。不久，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於群眾避孕和節育的態度發生轉變。從1953年8月起，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一再指示衛生部改變限制避孕和節育的政策。1954年2月周恩來在政務院會議上對避孕表示肯定，只是不要寫在決議上。1954年12月劉少奇召開國家機關節制生育座談會，明確提出「黨是贊成節育的。」之後，中央指示各地適當宣傳黨的節制生育政策。

衛生部於1955年5月開始舉辦機關幹部避孕知識講座，公開出版《避孕常識》，當年銷售102萬冊。相關部門開始生產外用避孕藥、避孕藥栓，還引進一套日本避孕套生產設備。

1954年9月邵力子在人大會議上以學習憲法的名義談避孕問題，很多人因此將他當作新中國節制生育的首創者。其實周恩來在半年前的政務院會議上就談過節制生育，而他明確說，節制生育的發明權是鄧小平的，後來邵力子在人民代表大會上也講了。邵和鄧都是政務院政務委員。尤為關鍵的是，這一涉及黨的指導思想的政策轉變，沒有毛澤東的明確意見是不可能的。

馬寅初直到1955年7月才談人口問題，這時中央和衛生部的節育宣傳已經展開。據近年出版的宋雲彬和竺可楨的日記分別記述，在人大會議浙江小組討論五年計劃時，邵力子發言主張限制生育減少人口時引起激烈爭議，宋雲彬、李士豪、沙文漢、張琴秋等人反對，馬寅初、竺可楨則表贊同。馬寅初擬在報上發表他的發言稿，清樣拿出來后遭到眾人反對和勸阻，馬這才撤下文稿。

這與馬寅初後來的敘述不同：爭論是由邵力子發言引起的，馬寅初和竺可楨只是附和或支持；馬寅初會前並未拿出寫好的提案，只是在會議第10天提出一份準備發表的發言稿。

邵力子、馬寅初和竺可楨解放前也曾主張節制生育，現在身處高層，了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態度轉變，因此重提這一主張。而持反對意見的人相對處在較低級的層次上，尚不清楚中央的政策轉變。耐人尋味的是，反對節制生育的宋雲彬、李世豪、沙文漢、楊思一、馮雪峰等5人兩年後被劃為右派，共產黨員沙文漢、楊思一還被打成「反黨集團」，張琴秋文革中受迫害致死，只有周建人未遇風險，顯然是魯迅弟弟的緣故。而持節制生育主張的邵、馬、竺3人全都得以善終。

三、馬寅初的中南海發言和《新人口論》都是毛澤東「講話」后的產物

1956年周恩來在八大上的報告中兩次講到「提倡節制生育」，首次向社會表達中央政策。國家進一步把避孕藥械列入生產計劃，有的避孕工具免費向群眾提供。遼寧、黑龍江等地成立節育工作領導小組。各地舉辦節育、避孕知識展覽和講座，大量印發宣傳材料。

計劃生育這一新概念，是毛澤東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的，這次會議的參加者達1800多人。毛澤東談到人口問題時說：我們這個國家有這麼多的人，這一點是世界各國都沒有的。它有這麼多的人，六億人口！這裡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要有計劃地生產。我看人類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於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有計劃。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毛主席這個話引起全場大笑）這個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設一個計劃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陣大笑）或者設一個委員會吧，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組織個人民團體來提倡。因為要解決一些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撥一筆經費，要想辦法，要做宣傳。

3月1日下午馬寅初等16位民主人士發言。馬寅初一如既往地支持毛澤東說：「我聽了兩次毛主席的談話，他對中國人口問題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確的地方，他主張我們中國人口控制在六億左右。」接著，他回顧了一年半以前在人大浙江小組的爭論，與宋雲彬和竺可楨日記的記述不同的是，他說自己先到浙江做了視察，發現人口問題，然後寫了提案在會上引起討論，得到邵力子、竺可楨等人支持，但更很多人教條地照搬蘇聯的情況予以反對，結果自己收回了提案。然後，他以人口增長率3%算出中國10年、15年、50年後人口分別是8億、9億、26億，並揭示其嚴重後果，還分析農村落後的傳統生育觀念。最後「請毛主席出個主意要周總理去執行」。

毛澤東又作了45分鐘的「結束語」，其中回應馬寅初的發言時說：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能夠使他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的生育。這一條馬寅（初）老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從前他的意見沒有放出來，有人反對，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政府應該設機關，還要有一些辦法。

由於毛澤東的首創，「計劃生育」才在神州大地不脛而走，大行其昌，社會也一改生兒育女不登大雅之堂的風俗。人民日報此前從未有計劃生育之說，此後十多天里，僅全國政協委員擁護計劃生育的文章就有5篇。馬寅初也是在此後發表一系列講演、訪談，7月5日以人大會議書面發言的方式在人民日報發表《新人口論》，卻從未涉及他在浙江作人口調查的任何具體數據。

這就是馬寅初「中南海談論人口問題」的始末。長期以來，包括人口學界在內，人們傳言馬寅初根據調查研究，最早提出計劃生育問題，毛澤東採納了馬寅初的意見。這完全不是事實。

四、馬寅初1958年在北京大學的雙反運動中

1958年舉國上下的浮躁和狂熱是過去幾年的好形勢促成的。農業合作化迅速實現，數億農民從幾千年來一盤散沙般的狀態走向集體經濟；成功實現贖買政策，原計劃15到20年完成的工商業改造，幾年就實現了；一系列「一五」工業項目竣工，中國現代工業體系初具雛形；1957年反右和整風取得的勝利。特別是毛澤東訪蘇，明確感受到中國的國際地位上升。

毛澤東也被這種樂觀的情緒所感染，又推波助瀾，狂熱更加不可收拾。人們相信，只要有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下，人民群眾可以創造出不曾想到的人間奇迹。1958年春由上海開始的反浪費、反保守運動推向全國，形成大躍進的態勢。高校也緊跟形勢，開展整改和大躍進的群眾運動。

1957年10月中共中央抽調1000名高、中級幹部在反右浪潮中充實到文教部門。陸平由鐵道部副部長職位改派到北京大學擔任黨委書記、副校長，從此北大更全面地捲入一波又一波群眾政治運動中。1958年3月10日，北大召開雙反運動誓師大會，幾個小時全校就貼出9萬張大字報，有自我批評的，有黨委之間相互批評的，還有對黨委和學校工作提出批評建議的。

黨委提出要引火燒身，激情澎湃的青年師生直接的靶子是各系室的主任和教授，基本上都是舊中國留學歸國的老教授，如馮友蘭、翦伯贊、游國恩、王力、王瑤、林庚、周祖謨、傅鷹、龔祥瑞……。此前，「雙反」運動像一面鏡子，讓每個人認清了自己的面貌，意識到自己的資產階級立場和六億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不相適應。這次運動更以「再不要思想改造就是騙人騙自己」的輿論壓力，令幾乎所有人選擇老老實實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僅立場反動，而且毒害青年，即使擁護黨也非全心全意。傅鷹在發表《向真理投降》；著名語言學教授李賦寧發表《雙反運動給我的教育》；王力教授發表《向工人階級投降》。中文系魏建功甚至給黨總支提意見，你們太縮手縮腳了，對我們舊知識分子尤其年齡大一點的人實在太驕縱，絲毫捨不得碰一下！愛之其實害之，是養蛆成蛹！植物學家曹宗巽也對黨委的統戰工作提意見，強烈希望今後不要對自己一味姑息，要取消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照顧，使我們能夠儘早又紅又專！

與這些教授們對比，馬寅初在雙反運動中卻表現得不諳事故，不服水土，因而遭批判的命運在劫難逃。運動之初，他作為校長受到的衝擊相對輕微。隨後經濟系教授樊弘張貼大字報，批評他1957年在北大的人口問題講演中的言論，副校長周培源也寫大字報，批評他在人大會議上關於資本家在公私合營后拿取定息不是剝削的言論。馬寅初回貼兩張大字報，一張檢查自己的官氣暮氣、不深入基層、行政工作效能低、校外事務過多以致影響接近群眾；一張檢討人口問題報告會上說「如人口這樣增長下去，五十年後，中國人民不免因生活困難而侵略其他國家」的錯誤。

3月底經濟系朱正直等13位學生給馬寅初張貼一張題為《馬老教導我們三大主義》的大字報，說一年前他們拜訪馬校長時，被教導三大主義：第一是大北大主義。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集中了全國有名的教授，經濟系也是全國第一，助長了他們瞧不起兄弟院校的驕氣。第二是資本主義。學好社會主義經濟學，必須懂得資產階級經濟學，否則就難懂得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優越性，也無法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還說中國經濟學不行，蘇聯的時間短也沒有什麼，英國的經濟最早，要研究經濟必須掌握幾門外語。第三是個人主義。顯耀自己先後到過英美，能說會寫五國外文，在中央如何有地位。還叫同學學習他要發表的「新人口論」（實際有不少馬爾薩斯主義）。這讓同學更加崇拜馬老，要向他看齊，追求個人名利地位，放鬆對自己的思想改造。

4月1日馬寅初回復《我對經濟系二年級談話的內容》的大字報，回顧去年在家裡接見來訪學生的細節。學生表示對經濟系不甚滿意，問他如何學習，他告訴學生，北大經濟系在國內還是數一數二的，看不起的心理要改過來，同時鑽研學問主要靠自己。他發現學生連一國的外文都還沒有掌握，終日忙於寫筆記、抄筆記、對筆記，便勸他們快快學外文，還以自己在美國學拉丁文、德文、法文，用英文看書報，71歲又學俄文的經歷，勉勵學生埋頭苦幹。自己的話出於至誠，想不到他們誤解為三大主義，令人痛心。至於學生請他上課，自己抽不出時間，而且也怕他們受毒，那罪狀更嚴重了。

4月3日董玉昇、朱正直等12位學生又張貼《馬老應正視錯誤》的長篇大字報，指出馬老大字報是對學生的「反批評」，馬老對待批評不是聞過則喜，而是有不滿和反感情緒，這和身為一校之長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上應該率先上陣，自覺革命，以身作則，起帶頭作用不相稱。

3月26日樊弘繼續張貼大字報，指出馬寅初的《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一文在本質上是為資本家的利益說話，向黨和國家正確地執行和平改造資本家的辦法表示不滿。首先，民族資本家在新中國以來一般都賺了錢，而馬寅初說他們都沒有賺錢。第二，在公私合營中的公私之間不正常的關係中，本來私方應負極大責任，但馬寅初認為公方與私方負相同的責任。第三，馬寅初代表資本家的利益，批評政府限制上海針織業盲目發展的政策。

4月1日馬寅初張貼《我對樊弘教授提出些意見》的長篇大字報，批評樊弘研究太馬虎，教條主義氣味太重。他還道出事情原委，他的原文1955年4月交給北大學報，但被編輯部壓下。兩年後馮友蘭、鄭昕等老教授在光明日報上批評北大學報編輯部扣押馬寅初稿件，文章才得以發表。

樊弘就是該文的學報編輯，也是首屆全國政協委員。他認為馬是替資本家說話，對此耿耿於懷，雙反運動一來便將其意見公開化。其實，馬寅初的話都是國家工商管理局局長許滌新的話。因為他可以參加許多內部會議，得到主管部門的許多文件和原始資料，寫文章時往往直接引用。問題是，有些政府內部的觀點和資料披露出來，難免被樊弘質疑作者有立場問題。馬寅初早年就跟黨合作反對國民黨，又參予了新中國的建立，當然不認為自己有立場問題。在以往運動中他都是居高臨下的領導者，沒有對付群眾運動的經驗，碰到群眾提意見總要爭辯是非，導致批判不斷升級。

後來的不少文章都說，1958年陳伯達或康生在北大的大會上曾當面點名批判馬寅初。在北大校史上，中央領導到校視察或參加活動都有記載。1958年5月4日校慶60周年報告會，彭真、郭沫若、陳伯達、楊秀峰等人參加。校長馬寅初致開幕詞，陳伯達以「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繼續改造北京大學，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的新北京大學」為題作演說，指出知識分子的改造運動改變了北大的面貌，但學術界的互相批判和自我批判還不夠。次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新華社報道的里，沒有涉及點名批評任何人。三天後北大校刊的報道，以及北大學報發表經陳本人整理補充的講演稿，都例舉了哲學界馮友蘭和賀麟兩先生的自我批判是一種進步，但還不夠。

陳伯達所講的舊知識分子改造問題只是重複周恩來1951年的經典敘述，並無新意。3份文件都顯示他是以哲學領域為例，后兩份提到的典型一是治中國哲學史的馮友蘭，一是研究康德哲學的賀麟，跟經濟學家馬寅初無關。如果他真點名批馬，本人審閱時刪除，之前校刊怎麼敢刪呢？

據北大校刊報道，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再向師生作報告，內容發表在當年《紅旗》上，也不涉及點名批判。康生只在7月16日參觀過北大半導體廠、電子計算機廠和化工廠，並未開大會作報告。

五、1958年光明日報對馬寅初的批判

文革前，光明日報是各民主黨派主辦而受中共領導的國營報紙，以報道和討論文教工作為重點，面向全國，以高校和中等專業學校師生，全國中上層知識分子為主要發行對象。文革后才和人民日報一樣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在反右運動中，社長章伯鈞和總編輯儲安平分別因「政治設計院」和「黨天下」的言論劃為右派，職務分別由楊明軒和陳此生取代，他們二人也是首屆全國政協代表，和馬寅初同在民主人士圈子裡，馬還參加了改組會議。北大自五四時期以來一直是中共最關注的高校，跟蹤報道北大的整風和高校雙反運動動態，本是光明日報的一個重點。

馬寅初曾說「《光明日報》不光明」，反映了他與《光明日報》的恩怨。4月19日光明日報選登韓佳辰和周家本、強重華分別批判馬寅初的哲學和人口論的兩張大字報，拉開報刊批馬序幕。

馬寅初陷入內外夾攻之境。即使當年善於爭鬥，現在要以老朽之軀與風車搏鬥，勝算難矣。他於5月9日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再談我的平衡論中的「團團轉」理論》。他從活躍學術空氣、提高科學研究能力的願望出發，接受韓的批評和質疑，同時也抱著釋疑的態度向批判者解釋自己的觀點。光明日報在馬的文章前加編者按表示，這個討論涉及到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若干根本問題，有進一步展開討論的必要，歡迎學術界以及各界人士發表意見。於是，後續文章接踵而來。開始該報只是來文照登，並不表態。但5月31日刊發《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座談馬寅初的學術思想，一致認為馬寅初的觀點都是錯誤的》等文章，光明日報就以明顯否定的態度對待馬寅初，而且越來越明確，調門一步步升高，直到落實到興無滅資的大是大非問題上。

6月6日，人民日報一篇論述人口和就業問題的署名文章，直接點名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觀點：

右派分子站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立場上說出這些話，也是不足為怪的，因為他們的立場完全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的立場。值得奇怪的倒是像馬寅初先生這樣的人，也說出這種附和右派分子的話。他在「新人口論」一文中說，「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長得太快，而資金積累似乎太慢」。「資金積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決資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難矣哉？」「在目前六億四千萬人口的壓力之下，要提高他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們已覺得很吃力，若每年還要生出一千三百萬人來，這個問題就日益嚴重，不知要嚴重到什麼程度」。「我們現在把每年增殖出來的一千二百多萬人口放在農村，雖然出於不得已，但難免發生副作用。……所以，對於人口問題，若不早為之圖，難免農民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與不滿」。又說：「人口的增殖，就是積累的減少，也就是工業化的推遲」。「我國過多的人口，就拖住我們高速度工業化的後腿」。

根據以上這些說法，可以歸納為兩點：一、中國人口多，積累少，不能工業化，不能發展農業，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二、中國人口多，城市安排不了，安排到農村很危險。馬寅初和某些右派分子以此兩點企圖說明中國人口太多，既很難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也就無法解決就業問題。

人民日報的文章對北大和報刊上揪住馬寅初不放的人是個鼓舞。此後，光明日報加快刊登批判馬寅初文章的頻率，6月6日到7月8日又用8天的報紙刊登16篇相關文章（其中一篇不同意批判馬寅初人口論）。7月下旬的4天里則用約半個版面編髮馬寅初綜合回答此前批他的文章《再論平衡論和團團轉》。約半個月後光明日報又編髮6篇批馬文章。11月29日再以「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通欄標題，用兩個半版面發表北大經濟系批判馬寅初經濟思想小組的三篇文章，還有編輯部的總結性文章。這樣，該報自4月19日以來的三個回合的學術辯論，共刊登批判文章37篇，馬寅初兩篇反駁的長文，另有維護其觀點的2篇。此後，批馬浪潮偃旗息鼓。

同時，全國還有另外2家報紙（包括北京日報），10家期刊發表30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

六、1959年《新建設》和光明日報對馬寅初的批判

1959年，中央對馬寅初的使用和安排並沒有變化。年初，馬寅初外出視察5個月歸來，即以中蘇友協副會長身份隨周恩來出席蘇聯駐華大使召開的招待會，之後參加首都慶祝中蘇同盟九周年慶祝；參加全國政協招待日本訪華團的酒會；當選第三屆政協委員、第二屆人大常委；參加全國人大代表關於中印關係的聯合發言；參加中蘇友協第三次全國代表會議併當選新一屆理事；在首都紀念五四40周年大會主席台就座；在人大會議上發言譴責尼赫魯破壞中印關係；參加毛澤東邀請的各民主黨派團體負責人會議；在建國10周年慶祝大會上與黨和國家領袖一起坐在主席台。

但是，那又是一個人人需要接受批判和否定的時代。這股批判浪潮從新生政權誕生時起，經過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識分子改造、反右鬥爭，逐漸擴展到在中央擔任要職的馬寅初這個層面。60年代后又深入到共產黨內部，由「四清」運動整治和批判基層幹部再到文化大革命中明確要整黨內走資派，直至劉少奇、鄧小平這些已達權力金字塔頂端的人。在那個全民批判和被批判的時代里，從肉體、思想一直到對其生命的剝奪和否定，任何人無權獲得例外。現在距離那個時代還不算久遠，人們還未能來得及換一個視角來清理、挖掘和認識它。

1959年只有《新建設》、《經濟研究》和《廈門大學學報》各刊發過一篇的批判文章。可以說，批馬活動已基本結束。但是，馬寅初卻不肯結束，他要告訴人們，他並沒有被批倒。

1959年3月他要求北大學報全文轉載他在光明日報發表的《再論平衡論和團團轉》。他還以五個月視察所得的資料和感想寫成兩萬字的文章《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用自己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科學地解釋1958年以來的大躍進，同時發表在《新建設》1959年11月號和北大學報第5期上，還加了一個多年來影響超過文章本身的「附帶聲明」——「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

……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不過我有一個要求。過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質，沒有一篇是「立」的性質；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據《光明日報》的意見，我的學術思想是資產階級的，那麼應該寫幾篇富有無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文章來示一個范，使我們也可經常學習。

一方面，馬寅初始終是把光明日報當作民主黨派的報紙，而且具體操作的楊明軒、陳此生都比自己資歷淺、地位低，馬寅初等人出席他們上任的會議，現在楊、陳卻反過來組織批判他，還以一篇自我感覺良好的文章宣布結束。讓他豈甘罷休？另一方面，被批判並沒有影響馬寅初的政治待遇，黨和毛澤東並沒有放棄他。所以，他要向光明日報宣戰。

《新建設》的文章一出，光明日報就接連發表庄次彭、張恩慈、宗正的批判文章予以回應。同時，《新建設》12月號也發表2篇批判文章。馬寅初讀了這些文章后，又向《新建設》雜誌修書「重申我的請求」稱這五篇文章仍屬於「破」的性質，與過去的二百多篇批判文章一樣：我總希望諸位先生多費些時間，做些真正的研究工作，寫出一篇「立」的文章出來。

政治立場一直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最敏感的問題。馬寅初在「重申我的請求」中自信地說：有人還把我三四十年前的老文章拿出來作為我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證據。挖老根，那是挖不勝挖的，這筆賬是算不清的，可以不必費心。不錯，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我是不與共產黨一起的，我也作過文章批評過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實際行動否定了我自己的階級，否定了過去的我。所以對一九三九年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負責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階級一樣。自那年起直到現在，無時無刻不與共產黨在一起，挑撥離間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

在馬寅初看來，自己與共產黨的合作早在抗戰初期就開始了，而民主黨派大都是內戰時期，特別是在共產黨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候才跑過來。所以，他敢表達對包括《新建設》雜誌在內的所有批判者的蔑視，繼續居高臨下的投遞戰書。而這進一步促成了批判運動的升級。

第二輪批判到1960年6月基本結束，其間《新建設》發表6期10篇文章，光明日報用15天的報紙發表22篇，文匯報1次發表2篇，《經濟研究》等報刊發表批判文章33篇。兩輪批判中，共有4份報紙、18份學術期刊參與，計138篇批判文章，114位作者。其中，屬於學術動態和綜述性的批判15篇，點明從馬寅初著作的問題予以批判的6篇，批判其哲學思想的41篇，批判經濟理論的16篇，批判政治態度和立場方面的17篇，批判「新人口論」和馬爾薩斯主義的43篇。另有兩個出版社出版4本批馬的書。參與批判的報刊中，北京日報是北京市委機關報，文匯報是教育部面向中小學教師的報紙。其餘各種期刊屬於3種類型，一類是由政府業務部門領導的具有業務性的期刊。一類是新聞出版單位領導的政治類或研究單位的學術類期刊。再一類為大學的學報或學報類期刊。

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過一篇題為《我國人口問題和就業》的文章並列批判或批評馬寅初和右派分子費孝通，但語氣上明顯地將馬寅初和費孝通區分開來，不好說就是對馬寅初的批判。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兩年間沒有一篇批馬文章。北大是北京市委管理的學校，北京日報要反映北大的運動情況，它有3篇批馬文章，既可以說受光明日報的影響參與了批判，也可以說是正常反映北大雙反運動的動態。此外，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辦的理論刊物都沒有發表過批馬文章。國家計委所屬的《計劃經濟》和財政部所屬的《財政》在1958年以後不再參與批馬。第二輪批判完全由研究單位和高校參與和推動，說明黨和政府對馬寅初這類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有著與一般知識分子不同的政治擔當，以及當時的共產黨極強的政治原則和嚴明的組織紀律。

據《新建設》總編輯吉偉青2003年發表的《我所了解的〈新建設〉》一文的陳述，《新建設》在批馬過程中，對爭論雙方採取平等的態度，有批評，也有反批評，並沒有壓制任何一方。在編者按和有的批評文章里顯露出的批判傾向，是當時的政治氣候所致。1964年9月康生、陳伯達直接插手對楊獻珍、孫冶方的批判，把學術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的大批判，作為總編輯的吉偉青，十分得意於《新建設》始終堅持不發表任何批判性質的文章，沒有隨波逐流。這也否定了關於康生、陳伯達指揮《新建設》帶頭批判馬寅初的傳說。

七、北京大學校辦秘書對馬寅初的致命一擊

自信的馬寅初無論如何沒有想到自己身邊工作的人用學術以外的事，對他施以致命一擊。

接到馬寅初來稿后，1959年12月19日《新建設》雜誌編輯部給北大黨委發來一封公函，陳述該雜誌發表的關於北大校長馬寅初先生的學術爭論情況，併發出詢問：馬先生文中提到他在1939年以前是不與共產黨一起的，還作過文章批評馬克思。但在那年他以實際行動否定了他自己的階級，直到現在，他無時無刻不與共產黨在一起。這段歷史我們不清楚，這樣發表出來是否恰當？

陸平進入北大以後，高校一直存在的「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的體制問題日益突出，馬寅初與陸平之間難免有齷齪和芥蒂。1958年3月10日全校師生誓師大會，由陸平作雙反運動動員，馬寅初卻外出看望下鄉幹部。雙反運動中，結合運動整改有重要的教學改革、教學躍進計劃，改組校務委員會，馬寅初都借故視察而不參加。1959年校務委員會召開教學工作會議，從計劃準備到會議結束歷經2個多月，其中會議18天，沒有校務委員會主任、校長馬寅初的任何活動，都是陸平在起作用。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馬寅初去職和由陸平一身二任北大校長和黨委書記，是早就已經決定了的事情。在這樣的背景下，北大黨委不失時機地又把馬寅初拋給了群眾。

12月25日，北大掀起群眾圍剿和批判馬寅初的活動。學校黨委和行政領導雖未出面，但校刊刊登馬寅初的「重申我的請求」和《新建設》編輯部給北大黨委會的公函，讓全校師生討論。

北大毛澤東經濟思想學習研究會、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會、人口問題研究會都舉行批判馬寅初的全校性報告會。馬寅初對這種大規模的報告會、批判會提出異議，認為小型會便於討論。於是3個學會徵得他同意后，於1960年1月11日聯合召開約200人蔘會的「馬寅初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討論會」。馬列主義教研室汪其來揭露馬否認階級存在和階級鬥爭，是企圖轉移人民視線，麻痹人民的警惕性，以便資產階級自由地向無產階級進攻。經濟系趙靖批判和揭露馬「控制人口」謬論的反動實質，指出它與我們所主張的適當的節制生育是根本對立的，是採取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一種惡毒手法。陳岱蓀指出馬解放后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其實質是要向黨爭奪領導權。經濟系學生王翔書列舉證據證明馬根本不是學者，他的文章是採取抄襲、剽竊等手法七拼八湊地寫成的。哲學系王慶淑就馬對待運動的態度等問題進行長篇發言批判。

校辦秘書韓蘋卿的揭發最具殺傷力：馬寅初在商務印書館和一家公司分別有股票68000元和20000餘元（這在當時足以買下4所北京后海的四合院），每月還收房租160餘元。當時，只有資本家按照股份和股票拿定息，馬寅初一方面擁有巨額股票，另一方面享受國家高級幹部待遇。他還在土改中對政府沒收他用稿費買的土地不滿。在右派向黨進攻時，他說中國可能要出現匈牙利事件，要發生第二次革命，還不滿史良批判章伯鈞、羅隆基。

馬寅初不再辯論，對韓蘋卿的揭發不置可否，只是繼續講述自己的學術觀點，而主席台下的人還紛紛遞條子要求揭露和批判他。第二天，馬寅初血壓升高到190度，住院治療。第三天，北大校刊刊載3個學會聯合批判馬寅初的會議情況和陳岱蓀等人在會上的批判發言。

此後，北大再沒有馬寅初的消息。3月28日，國務院決定免去馬寅初北京大學校長職務。

幾本馬寅初傳記所記述的康生指示北大批判馬寅初的資料，可以追朔到1979年中央為馬寅初平反的時候，當時中央已經否定陳伯達、康生，但這時只是泛泛地說康生插手批馬，並無具體材料。後來的傳記作者標示論據來源於北京大學歷史檔案和北京大學檔案室校史檔案，但都未註明具體的檔案名目和卷宗編號。為此，我們組織專人於2009年12月14日和2010年1月14日兩次到北京大學檔案館查找，接待人員回答「沒有，我們這裡沒有」、「真的找不到」。

馬寅初女兒馬仰惠和夫婿徐湯莘雙雙擔任馬寅初秘書，他們在1989年的一篇紀念父親的文章中說：1958年5月4日北大校慶60周年的大會上，號稱「理論權威」的康生，和父親同坐在主席台上，卻宣判了父親的「罪狀」，一錘定音，把爭論變成了圍剿，把學術討論變成政治討伐。康生部署了聲勢浩大的批判和圍攻，全國報刊連篇累牘的批判文章像雪片似的飛來……。

馬寅初接近百歲時不記當年事尚屬常情。但馬仰惠在1958年40歲，1989年也才71歲，記憶都不該有問題。如果陳伯達或康生在群眾大會上的點名批判，正值壯年的馬仰惠、徐湯莘絕不會輕易忘懷。可他們為何會把陳伯達說成康生呢？出現這樣關鍵性的錯誤，只能說明那次校慶集會在馬寅初的歷史上無關緊要，而且當年批馬過程中壓根就沒有出現陳伯達、康生的身影。

八、從北大離職以後到平反前的馬寅初

馬寅初離開北大以後，繼續履行全國政協委員、人大常委的職務和職責。連馬寅初女婿提供的馬寅初生平也沒有人大常委被免之說。1962年1月馬寅初到浙江嵊縣視察，其間患上肺炎，此後元氣大傷，行動不便。1965年，一條腿癱瘓。1972年，患直腸癌。

1964年馬寅初以83歲高齡由上屆政協委員改任常務委員；1965年8月7日應邀出席周恩來主持的茶話會歡迎李宗仁；和劉少奇、宋慶齡等一起出席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的活動。據徐湯莘的材料，馬寅初在文革中基本上沒受衝擊，1972年周恩來對馬寅初治療方案親自批示，周恩來逝世后馬寅初到醫院向遺體告別。1977年5月1日馬寅初參加了有華國鋒出席的遊園活動。1978年初馬寅初96歲仍被安排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並出現在全國政協大會的執行主席名單上。

九、結束語

㈠馬寅初在新中國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參加毛澤東主持的政府工作會議，參與制定法律、決定國家大事。他還擔任其他行政職務，並以經濟學家身份發表大量宣傳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文章。他領導北大教授的政治學習，為黨和毛澤東找到一種恰當的形式實施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由北大推廣到全國。其多重身份讓他成為改造知識分子運動的「二傳手」。

㈡在新中國最初幾年，黨和政府主流觀念是把節制生育當作馬爾薩斯主義予以批判，主管部門嚴格限制避孕和節育活動。但這與工業化過程中城市青年的生活發生衝突，黨和國家的上層對避孕與節制生育的態度改變，1954年前後形成贊成節制生育但暫不登報宣傳的方針。邵力子和馬寅初都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能獲悉這一政策改變，並較早地表達他們的一貫主張，於是有1955年7月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浙江小組有關控制人口和節制生育的爭論。

1955年後節制生育政策在各大城市宣傳和推行，1956年八大會議上周恩來的報告公開向社會表明這一方針。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計劃生育的概念，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很快形成社會輿論，這才有馬寅初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發言和公開發表的「新人口論」。

㈢馬寅初最早受到衝擊和批判是在1958年席捲全國的雙反運動中。當時被貼大字報和給人貼大字報都是大氣候所致，但馬寅初針對群眾的批判張貼了不少辯護性和反批評的大字報。

光明日報從選登北大大字報開始批判馬寅初，也發表馬的兩篇長篇答辯文章，1958年12月這一批判就結束了。但馬寅初不肯這樣結束，於次年11月開始在《新建設》發表新作《我的經濟理論和哲學思想》挑戰光明日報，繼而要求刊登「重申我的請求」又反對《新建設》，挑起新一輪批判活動，更引出《新建設》聯手北大黨委把火燒回到北大。

北大黨委煽動師生批馬，校辦秘書揭發馬寅初持有巨額股票，拿股息，收房租，同時領取高工資、享受領導人待遇，再加上他對政府沒收他的土地不滿，對右派分子表示同情，由證明馬的資本家立場，剝掉其與共產黨同道的偽裝。馬寅初這才住進醫院，退出論爭，批判便告結束。

因此，批馬是雙反運動中師生及報刊的自發行為，並沒有黨的組織和領導。事件中的幾個關鍵環節都是他與批評者之間較真、叫板的結果。

㈣馬寅初用經濟學詮釋和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自以為本分的事。但以當時的標準思維來看，他與其他舊知識分子並無區別。他的作品給批判活動提供了靶子。他的綜合平衡論的經濟學觀點、團團轉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問題是被批的核心。「新人口論」收在附錄里，並非主要內容，批判者的焦點是其中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而不是控制人口和節制生育。

㈤除北大的大字報和辯論會以外，公開發表批判文章的主要限於民主黨派和學術界的報刊。從中央到地方黨委主辦的報刊基本上沒有參與和介入批判活動，表現了共產黨對馬寅初這一類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所具有的政治原則。康生、陳伯達並未插手過批判活動。

馬寅初知道黨和政府對他的政治擔當，面對民主黨派主辦的光明日報發難，才有接受挑戰的悲壯「聲明」。他的示威和宣戰是針對這張報紙及其負責人楊明軒、陳此生。與此前的其他事件一樣，反映了民主人士之間的恩怨和微妙關係。

㈥隨著新中國政治架構的變化，民主人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漸式微，馬寅初被批判的命運在劫難逃，不管他思想、學術造詣如何，以及有沒有「新人口論」。批馬事件只是新中國成千上萬知識分子反覆接受批判改造的一個具體個案。

㈦20年後，批馬事件變成馬寅初因為「新人口論」遭到不公批判，特別是中央願意抹殺當年對馬寅初曾有過的政治擔當而承擔批馬的責任，反覆督促北大黨委為其「平反」，而那些當年被黨和政府直接組織批判的眾多知識分子，包括那些被陳伯達康生點名的老教授如馮友蘭、賀麟卻未能得到應有的擔當。歷史何至於此，倒值得後人深思和研究。

真相終於站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