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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崇富 《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發布時間：2011-11-18
一、引言
最近幾年,「價值哲學」和價值觀研究在我國是一門顯學,也是一個熱點話題。國內學術界原來並不太看重它。20世紀30年代,張東蓀先生曾經撰寫和出版過一本《價值哲學》,社會反映冷淡,影響不大。在馬克思主義著作中,也沒有正面和系統地論述過哲學價值問題。它被看作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不是馬克思主義要解決緊迫的和核心的理論問題。應該說,哲學價值論研究還是有意義、有理論發展空間的,應當不斷地推進和深化。從2007年年底到現在,我國思想理論界討論的一個與此有關的熱點問題,就是所謂「普世價值」。我認為,一些人提出和宣揚所謂「普世價值」,就是一個思想陷阱,必須追問明白和進一步深思。
二、所謂「普世價值」的所指是什麼?
從字義上看,普世價值的能指很廣,是「價值哲學」中的一個理論問題,似乎僅僅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學術問題。其實並不是這樣。從2007年年底開始,一些人提出和宣揚這個問題,所指的就是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一種事關中國社會發展方向、事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方向的一種有害的政治主張。從其本質看,現在有些人所講的「普世價值」,就是把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意識形態中的資產階級核心價值觀中性化、普遍化、神聖化、絕對化為一種超階級、超時代、超越歷史條件的所謂「普世價值」。
1.有些人崇拜和迷信西方資產階級的核心價值觀和基本制度,說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社會「最終的制度進化歸宿」。有人說:「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是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沒有必要去區分是姓『資』還是姓『社』」。認為西方「民主一經產生,就具備了普世意義,從英國、美國推行民主以來,全世界2/3的地區都實行了民主,可見其普世的程度」(《改革內參》2007年7月1日;《老幹部內參》2007年第20期)。還有人說,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愛」等意識形態,是「人類文明的核心,是人類在長期進化發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義的價值準則,以及由這些準則所規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是「任何民族最終的制度進化歸宿」(《南方周末》2007年10月25日)。有人甚至說:「西方是人類的西方,不是西方人的西方;西方的觀念,不僅是西方的,也是全人類的觀念」。這些人都把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稱為「世界文明的主流」或「人類文明的主流」,公然為「全盤西化論」翻案(www. book. sina. com.2008-03-20);《南方都市報》2007年12月30日)。有學者說:「1980年代之前,抵制普世民主的手法主要是所謂階級論,今天這種強詞奪理的說法已經不值一駁。後來又捏造一個『全盤西化論』,現在進入第三階段,要撇開普世民主,自己另搞一套,所謂『協商民主』。」說這是「用『中國特殊論』抵制民主進中國」(《南方都市報》2007年12月30日)。
其實,在當今世界,社會制度及其民主,都是具體的、有階級性的。只有社會主義制度及其民主,或者資產階級制度及其民主。這些人宣揚抽象的、超階級的、超時代的所謂「制度歸宿」和「民主」,都是虛偽的欺人之談,是在中國為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招魂。
2.有些人認為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離開甚至背離了人類近代文明主流」,改革開放是向資本主義的「價值回歸」。如有人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必須融入人類文明主流,承認民主、科學和法治,是普世價值,同世界文明接軌。」(《炎黃春秋》2008年第4期)又有人說:「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重新融入世界文明,人權、法治、公平、正義、自由、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日漸成為我們文明中的核心價值。」(《改革內參》2008年4月20日)還有人說:「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社會、文化的理論創新,我們都必須以普世價值為尺度」,主張用這個「價值尺度」和「價值準則」來改造中國(《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這些說法,顯然都是對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歪曲,並企圖誤導之。
3.有些人斷言我們黨提倡「解放思想」,就是要「確立普世價值」,並把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曲解和歸結為「普世價值」。有位教授說:「解放思想應該有個核心目標,這個核心目標就是價值體系,解放思想就是要確立普世價值。」他還說:「以人為本是個綱,要貫徹這個綱,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權等一整套普世價值,就是需要價值觀的轉變。普世價值不能確立起來,就不會是以人為本。所以價值觀問題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個基礎性問題。」(《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於是,一些人籌劃出版《大家西學》叢書,來宣揚「普世價值」。有位負責人說,該叢書的主旨就是:「人類的普世價值,中國的觀念讀本」(www.book.sina.com.2008-03-20)。
4.有些人大談「普世價值」,名曰談「學術」,實則是做政治文章,即公開主張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是他們張揚「普世價值」,就是企圖通過所謂「解放思想」,「要從『用生產資料公有制來界定社會主義』這個觀念中解放出來」,「要從公有制主體的錯誤觀念中解放出來」。有人說:「在所有制結構上,2007年中國非公經濟佔GDP的比重超過60%,非公經濟事實上成為主體,而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我們的憲法仍規定公有製為主體。」有些人對現在的經濟改革之所以不滿意,說「就是因為這種理論束縛,因為基本經濟制度沒有創新」。
這種所謂「基本經濟制度創新」,就是要拋棄我國現行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讓私有制經濟成為我國的經濟主體,實現私有化;並且用「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來論證私有化的必要性。二是他們張揚的「普世價值」,主要鎖定在「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上,美其名曰「民主憲政」。說「新一輪的政治改革,總的目標當然是憲政。憲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權,就是這三者的結合。」(《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他們認為,當今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即「上層建築已不適應經濟基礎」,是「集權制度」和「病態社會」,應改變為與「普世價值」相適應的、附庸於西方資產階級的「現代民主制度」(《炎黃春秋》2008年第1期)。他們甚至公然要中國共產黨「放棄列寧『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提法」,說「『先鋒隊』理論已經完全不能適用於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群眾性的現代政黨」,「中國共產黨要獲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國民黨走過的憲政之路」(《領導者》2008年第2期)。
5.還有一個典型實例,就是有些人所搞的《零八憲章》中更為露骨的所謂「普世價值」。《零八憲章》宣稱以西方「普世價值」作為理論基礎,認定「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說「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人權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每個人的「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民主憲政」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主張按照這些「普世價值」來設計中國的未來,斷言「21世紀中國走向何方」,就是「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而《零八憲章》中所列的政治主張,就是公開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人民民主專政、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要在中國仿效西方資產階級憲政,「西化」和「分化」中國,主張建立所謂「中華聯邦共和國」。這樣,《零八憲章》就最清楚明白地表達了一些人宣揚「普世價值」的圖謀和實質。
顯然,上述所謂「普世價值」的含義,既是指西方資產階級核心價值觀,也是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是這兩者的總稱和統一。而其實質就在於,他們不是在講人類思想文化中共有的價值因素的繼承問題,而是在宣揚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核心價值觀,以及它的社會載體即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特別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多黨制(兩黨制)和議會民主制,並把它說成是「任何民族最終的制度進化歸宿」,是「最高的文明境界」。其意圖是很明確的,就是要以這種「普世價值」作為「價值尺度」、作為「政治準則」,來「設計」中國的「基本制度」,來曲解中國正在實行的「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公開地主張中國從經濟、政治、文化上都 「融入人類文明主流」,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走上附庸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還美其名曰:「應該走向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1]
三、「普世價值」的歷史根源和政治背景
有些人說,近年來提倡和宣揚「普世價值」,是由於2008年宣傳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災精神」、宣傳北京奧運會的「奧運精神」而引發和擴展開來的。其實根本不是這樣。
早在2005年,有位教授在《中西文化論爭的內涵和意義》一文中說:「以中國簽署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和參加WTO為標誌,中西文化論爭在理論上已經終結,中國政府承認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目前許多東方國家仍在泥淖中打滾,說到底,就是沖不破傳統的桎梏,不願勇敢地接受普世性的文化(民主、法治、憲政等等)」,「不應以多元文化為藉口,抗拒普世性的文化價值」,「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的成敗的關鍵,都與是否接受這些普世性的核心價值息息相關」(《炎黃春秋》2005年第2期)。2007年2月,有人在題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的文中,讚賞一位學者提出的瑞典民主社會主義經驗「具有普世價值,是對於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為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成功的範例」(《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
我認為,這些人由此宣揚的「普世價值」,在理論上和政治上都是站不住腳的。這既是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馬克思主義較量的一種新話語和新策略,也是剝削階級慣用的一種意識形態手法。這與宣傳「抗震救災精神」和「奧運精神」,不僅不是一回事,而且還具有其久遠的歷史根源和現實政治背景。
第一,在幾千年的階級社會中,一切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思想和學說,即剝削階級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往往都是以普世的或以「普遍性的形式」出現。對此,馬克思、恩格斯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於這個階級的。」但由於統治階級在社會人口中是極少數,由於他們要以其思想理論來為自己的剝削制度辯護,來論證其統治地位的合法性,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思想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2]。也就是,他們往往把自己這個剝削階級、這個統治集團、這個在國家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觀念和文化,說成是代表全民的超階級、超時代、唯一正確和永恆不變的神聖意識。在中外思想史上,這種情況都歷來如此,概莫能外。如果說,這種情況對於處於革命時期的剝削階級來說,多少有一些現實性和進步意義的話,那麼,當這個剝削階級在取得了統治地位以後,就主要是一種統治策略、一種思想欺騙。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們就把其思想政治道理,說成是人人必須認同和遵守的、永世常存的「天道」和「天理」,宣稱「天不變,道亦不變」,「存天理,滅人慾」。如果有人敢於違背和反抗這種「天道」和「天理」,就會大開殺戒。這不就是把封建主義倫理綱常及其核心價值觀,說成是「普世價值」嗎?
第二,一些世界性宗教教義也往往把自己的宗教教條說成是「普世的」。我們從基督教《聖經》中就能讀到:「耶穌說過,他到世上來是宣布普世的恩年」,說「耶和華的慈愛……從亘古到永遠;他的恩義也歸於子子孫孫」。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中還有個「普世主義」教派,主張要拯救一切罪惡的靈魂。佛教教義也稱「慈悲為懷,普渡眾生」,認為人人都有「真如佛性」,都能夠成佛。即使是罪大惡極者,也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據說有個地藏菩薩,自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他立誓要拯救一切罪惡鬼魂都出地獄,把它們都渡到西方極樂世界以後,他才出地獄。這不也是在宣傳佛教的「普世性」嗎?
然而,作為宗教幻想的「普世主義」,能成為宣揚現實社會之「普世價值」的理論根據,能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價值追求嗎?
第三,從現實背景看,「普世價值」也是當代西方的舶來品,是呼應西方資產階級戰略家「西化」和「分化」中國的政治圖謀的錯誤主張。據了解,這至少有兩個來源和途徑:一是「普世倫理」的啟示和聯想。在蘇東劇變、兩德統一后不久,先是西方天主教神學家孔漢思(Hans Kung),在1993年召開的芝加哥世界宗教會議上,起草和通過了《全球倫理宣言》;1995年,德國前總理勃蘭特領導一個委員會撰寫了名為《天涯若比鄰》的研究報告,提倡「全球公民倫理」(「global civic ethics」);同年,聯合國秘書長也呼籲建設「全球公民倫理」(「global civic ethics」)。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據此提出了「普世倫理計劃」,為貫徹這個「計劃」,在該組織支持下,多次在世界一些城市包括我國的北京先後召開過宣傳「普世倫理」的國際學術會議。原想通過這些討論和呼籲,促成聯合國大會通過一個關於提倡「普世倫理」的宣言,但終因與會政治家、哲學家和宗教神學家們思想分歧、爭論激烈,無果而終。國內一些人大概就是受「普世倫理」價值的啟示才聯想到「普世價值」的。二是在蘇東劇變前後,以日裔美國學者福山為代表的西方新保守主義戰略家們提出、並大肆宣傳「歷史終結論」。他本人就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1989年夏季號)上發表題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說蘇東國家劇變和退回到資本主義,表明「我們正在見證的不僅是冷戰的結束,也不是戰後歷史這一特殊時期的消逝,而是一種歷史的終結」,即「人類思想演進的終點和作為人類最後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這就是美國歷屆總統宣布要向全球推廣「美國價值觀」的學術表達。如果說,西方宗教界和思想界要向全球推廣「普世倫理」,為國內一些人提出和張揚「普世價值」提供了思想形式的話,那麼,福山等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戰略家們提出和宣揚「人類思想進化史」將終結於西方的特別是美國式的「自由民主的政府形式」,則是我國一些人提出和張揚「普世價值」的思想內容和政治實質。可以說,這就是國內有些人提出和張揚「普世價值」的思想來源和政治背景。
四、思想文化的歷史繼承性與剝削階級核心價值觀的本質區別
首先應該看到,我們生活的當今世界(除了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以外),在總體上還是一種階級社會。而在任何階級社會中,都不存在超階級、超時代、普世和統一的,並為一切人所認同的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當今世界的價值觀既是多元的,也是有階級性的。但其核心價值觀大體上只有兩種:資產階級核心價值觀和無產階級核心價值觀,我們把後者稱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同時也應承認,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屬於全人類共有的精神文化財富還是有的。這主要是指一些非意識形態的,諸如自然科學、語言文字、形式邏輯、山水畫、無標題音樂,以及其他精神文明中反映人類社會生活若干共性方面的社會意識、思想文化的因素。它們為全社會所共有和認同,或關係到所有的人,因而具有一定意義上的普世性價值因素。在社會現實中,在國內外的各種社會聯繫和社會交往中,基於一定的利益共同點,為維護世界和平、維持正常的社會和國際秩序所需要,在過去和當今世界不同的國家、階級和社會集團之間達成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的價值共識,還是必要和可能的。不過,即使以正式和權威性的文書形式,達成這類價值共識和政治承諾,不同的國家、階級和社會集團也會對其有不同理解、不同態度和不同對待方式。
質言之,人類自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直至階級完全消滅為止,凡是反映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利益結構和社會關係的經濟、政治、文學、哲學和道德等社會意識形式中的核心內容和本質屬性,都具有階級性、時代性和社會形態的質的規定性。同時,在人類歷史上,包括階級社會的思想文化中,即使是作為意識形態的思想文化之間,毫無疑問,都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每個民族都有自己優秀的文化傳統。但這種文化繼承,必須按照該社會經濟基礎的性質和該社會發展的基本要求,而加以必要的文化改造、整合和創新,使之融入一種新質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即是說,在階級社會的歷史發展中,封建社會對於奴隸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對於封建社會的、特別是社會主義社會對於資本主義及以往一切剝削階級社會的思想文化,既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同時在新舊社會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文化之間,又具有性質上的本質區別。一方面,新社會應當繼承、改造和吸收舊社會的一切合理和有價值的思想文化成分,作為建設新社會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思想資料,這體現了歷史繼承性、過程性和連續性;另一方面,新舊社會形態在思想文化上的新陳代謝和本質區別,是由新的生產關係和新的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決定的;同時,這也是時代進步的要求,因而具有階級性和時代性。
所以從根本上看,在階級社會或存在階級鬥爭的社會之間,都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包括其社會倫理和政治意識在內的超階級、超時代、普世的和統一共同的核心價值觀。如果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剝削階級統治的、是以私有觀念作為其意識形態的核心,因此它們在思想文化上會有較多的共同語言,會有較多較為基本的價值觀上認同的話,那麼,社會主義社會同資產階級社會,以及同一切剝削階級社會之間在思想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上的區別,更具有根本性和質的差異性。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包括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在內的、一切社會的意識形態體系中,都是由其一定的歷史觀和真理觀決定其核心價值觀的。我國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也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種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經濟關係的要求和反映,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特別是以其真理觀和唯物史觀作為理論基礎的價值觀念的體系。這種核心價值觀,同以歷史唯心主義佔主導地位的剝削階級核心價值觀、特別是資產階級核心價值觀之間,具有根本性、實質性和不容混淆的區別。
資本主義社會或資產階級的核心價值觀,用法國啟蒙思想家的話來說,主要是「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觀念。現在,有人適應美國等西方資產階級的戰略要求,又有所增加,說「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是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這是欺人之談。
先說其中的「人權」和「民主」。我們知道,最近一些年,美國當局一直在向第三世界,特別是向社會主義國家推行「人權戰略」和「民主戰略」,其目的就是推行美國霸權主義。這同我國實行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人權、民主和法制,不是一回事。這個問題,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到列寧和斯大林再到毛澤東和鄧小平,都講得很清楚,認為只有具體的、一定階級所理解和實行的人權和民主制度,沒有抽象的民主和人權。鄧小平談到「人權」時說:「這就要問,什麼是人權?首先一條,是多少人的人權?是少數人的人權,還是多數人的人權,全國人民的人權?西方的所謂『人權』和我們講的人權,本質上是兩回事,觀點不同。」他又指出:「西方一些國家拿什麼人權、什麼社會主義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實際上是要損害我們的國權。搞強權政治的國家根本沒有資格講人權,他們傷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權!從鴉片戰爭侵略中國開始,他們傷害了中國多少人的人權!」[3]125,348馬克思主義談到「民主」時,歷來批評超階級、普世的民主,即所謂「純粹民主」。列寧在批評考茨基時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歷史,那就很明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純粹民主』是自由主義者用來愚弄工人的謊話。歷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也有代替資產階級民主的無產階級民主。」[4]鄧小平也指出:「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產階級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分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3]p240我國一些講「普世價值」的人,不是聲稱擁護鄧小平理論嗎?為什麼卻對此視而不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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