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民國貴族背影---她為什麼晚年離家出走？

2011-10-06 23:50:03
顏昌海 鳳凰播報

人類歷史上，心中裝著受苦人，在晚年離家出走的，在高耀潔之前只有一個，是俄國大文豪老托爾斯泰。這位俄羅斯貴族晚年離開自己的莊園，坐上火車一路離去，為了尋找良心的安寧；而離開自己根深葉茂的大地和故國家園的中華民國貴族高耀潔，為的是尋找人身的庇護，以便把經年在中國血禍之河上獨木泛舟的經歷見聞披露於世。她把這當成自己人生最後一項使命。她現在每天工作幾個小時，用她寫得青紫的手指，捉拿那些殺貧濟富的兇手，誓為中國人為的血患作證。

她是不說英語、體質孱弱、形單影隻的老者，她是秋日的霜葉，是暮色中的倦鳥。為了完成使命，她先是奉獻了自己晚年的秋霜楓紅，接著奉獻了自己的故土的家國林園，最後切斷了自己的退路。這是中國禮儀之邦最後一位貴族的命運，這是舊中國、好中國、民國中國的最後一個身影。

高耀潔出身於民國時期名門望族，這個高氏家族傳脈深遠，可以上溯到四十幾代以前《宋史》記載的冀國公高懷德鎮守曹州的北宋年間。這個家族人丁興旺，人口眾多，關係繁複，不仔細梳理，外人難以釐清；這個家族財產豐厚，高耀潔父親這一家祖上僅田地就有36公頃。她家的房屋居舍院落，非用圖紙描畫難以說清。她父親家並不是最富有的，兩度喪妻之後，他娶的第三任妻子呂氏「娘家有土地600餘頃」。那個社會雖然動蕩戰亂，但是文明的物質基礎私有產權穩固，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精神道德、人格操守、生活習俗、人倫觀念均法天地承舊制，禮樂不崩。那是一個「邦有道」的舊社會，高氏家族是一個辛苦勞動，勤奮致富，財產取之有道的光榮家族。那時富豪有情有義，窮人安貧樂道，世人不為殺貧濟富的強盜邏輯所蠱惑。

高氏家族雖不是書香門第，在三千年傳承的文化大國做富人，不免詩書飄香。據《曹縣誌》和《山東省人物誌》記載，這個家族的男人中有前清舉人、清末進士，以及30年代國民黨要員。當時文人同道有嫉妒者留詩為證：「可惜當年偃月刀，華容道上不斬曹，留下一點奸雄種，竟然文章貫英豪。」高耀潔的大姐夫家姓曹。

追蹤高耀潔的文化背景，可以追到清末進士、山西巡撫徐繼孺名下。史料記載，這是一位飽學之士，翰林院修編、陝西省主考、著述等身的學者和詩人，也是一位載入縣誌「剛直不阿、清正廉明的循吏」。徐繼孺的女兒徐氏嫁給了高家長子，高耀潔大伯父，是長媳。她是位知書達理，不施粉黛，卻被埋沒的巾幗，從小受父親影響，受過嚴格的儒學教育，有句自勉曰：「燈前不到妝台上，不擦官粉秀花蘭，不比粗存不打扮，絲布綾羅不耐穿。」不幸這名門閨秀28 歲守寡，隨後又英年喪女。為了安撫她的不幸，高耀潔出生不久就被其父過繼給自己的這位嫂子成為養女。高耀潔在這位養母膝下長大，稱她為娘，娘愛她「如同己出」。

那是戰亂初起，古風依舊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和家族中，高耀潔三歲多開始識字，四歲后開始背古詩，五歲纏小腳，走路麻煩，乾脆正式靜坐讀書。《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七歲，她讀完了四書，接著讀五經。高耀潔天生記憶非凡，讀書過目不忘，初學表達的年齡，她就已經學會了上千漢字，四歲時一個月就把《三字經》背得滾瓜爛熟。五年多私塾，許多詩、詞、歌、賦爛熟於心，詩經至今朗朗上口，經書典章名句遇有需要便脫口而出，古文水準遠勝於當代中文系古文專業的畢業生水平。

高耀潔從1996年4月至2010年1月長期關注中國愛滋病血禍，她深入調查了解中國「賣血」引發愛滋病蔓延和流行的情況。在血禍橫掃之際，救援愛滋病患、照顧愛滋遺孤，本該國家各級政府和官員負責的工作、恪守的職責，高耀潔教授以耄耋之年、一人之力擔當了。悲哀的是，這樣一位高尚的仁德老人，卻在80歲高齡時被迫流亡美國。她的經歷恰是當今仁德之道在中國的處境。

高耀潔教授是退休之後開始全力展開阻止愛滋病擴散和救治工作的。這是一個人的戰爭：十幾年來，這項慈悲事業耗去了她所獲得的全部獎金一百多萬人民幣。為調查愛滋情況、救治愛滋患者、宣傳防愛知識、揭露輸血感染，她的足跡（後來走不動則以計程車代步）遍布大半個中國，她沿著那條看不見的血河，明察暗訪過河南、河北、山西、山東、陝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蘇、浙江、廣西、廣東、雲南、貴州、四川十五個省區。她走入過一百多個村莊——出訪一天，一般情況是查訪兩三個村莊，多的時候一天查看過七個。她訪問過近千個愛滋家庭。到訪之處，她留下金錢、藥物、資料和口述的防愛方法；分享患者的悲愁、絕望和怨懟；延長前方探訪的道路，增加未來救治的工作量和新方案。

她親自編寫、自費印刷的各式不等的愛滋病教育普及讀物有100萬到150多萬冊。她沒有發行網路和渠道，只能利用郵局按照地址寄出去。她有兩個巨大的地址本，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全國各地愛滋家庭的地址和需要寄出的各機構單位地址。她曾背著12,000張自費印製的防愛宣傳紙，風塵僕僕奔到火車站，站在寒風中嚮往來過客散發。後來則與醫院、學校、報亭、報章雜誌社建立聯繫，請求幫助，定點散發，或者請自己的熟人帶往農村……

她發往中國公安機構的防愛資料就有30萬份，據信全部從郵局消失，沒有抵達。她收到過來自愛滋病人和各種其它性病相關的信件15,000封（已經出版）。12年4,380天，平均每天她要收到三、四封救援的信件。而她沒有讓任何一封來信泥牛入海：每個寫信人都會得到她的回覆。

回覆信件的背後，是具體的救助工作。她親手安排、救助的愛滋孤兒就有164個，至今以八十高齡的記憶，她能一一叫上這些孩子的名字。這樣的孤兒，即便救出一個，也不是一件易事。而通過她的努力，受到她的鼓舞，香港那位慈善家杜聰拯救的愛滋病孤兒，總數已超過10,000名。

她家成了愛滋病患者求助中心，每天都有人訪問，有時一天接待過58位。

高耀潔教授沒有機構和組織、沒有經費和資助、沒有辦公室和工作人員，當然也沒有薪水和報酬。十幾年來，她先後有過100多位追隨而來的「防愛」義務工作者，卻「絕大多數知難而退」了。這天大的事，該國務院、衛生部、民政部、教育部以及各省市、地縣、區鄉各級政府和官員應該負責的工作、恪守的職責，高耀潔教授以耄耋之年、一人之力擔當了。

2007年，八十高齡的高耀潔教授突破封鎖到美國首府華盛頓領獎，這是她在國際上獲得的第七個獎項中的第六項：美國維護女性權益組織的捍衛人權「環球女性領袖獎」。這是她第一次能夠出國領獎。在頒獎會上，一位未受邀請、自費乘機、自購昂貴門票、專程遠途而來的美國老婦人，握著高耀潔的手，急匆匆地表達自己對高教授的欽佩。憑著美國普通人的直覺，她將高耀潔教授與特麗莎修女相提並論，同時指出：「高教授的工作條件比特麗莎修女還要困難，高教授不僅是善良人，還是一個英雄。」

特麗莎修女在世87年，其中后49年獻給了被貧窮、飢餓、疾病、遺棄折磨的人們。她的人生腳步從前南斯拉夫聯邦馬其頓的首都斯科普里自己富裕的家庭邁出去，沿著自己悲憫鋪設的道路，12歲走到了修道院大門口，18歲走到印度被貧窮包圍的修道院，21歲走到加爾各答的聖瑪麗高中教書，38歲她走出修道院，走進加爾各答的貧民窟，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高耀潔教授，除了坐牛棚、挨批鬥，在痛不欲生的文革歲月中自顧不暇，她把一生所有時間精力情感和心血，都折進了女性健康事業，再折進性病防治工作，再折進愛滋病救助事業。這位偉大的東方女性，等於把自己嫁給了中國婦科病患者、性病患者和愛滋病患者，精湛的醫道和畢生的精力與關愛，就是她無償的嫁妝。高耀潔教授就是中國的特麗莎修女，是中國貧病交加者的福星。

不過，確如那位千里迢迢要見高教授一面的美國婦人所言，還不止如此。

高教授不是在正常環境中背起愛滋病救助的十字架的。她身材矮小，體重只有50公斤；她來自舊世界，雙腳纏過又放過，那無量無數的山路、土路、崎嶇坎坷的路，她要用自己那雙半畸形的腳，一步一步挨下來。除了高血壓、心臟病，她還比正常人缺少一個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損傷，切除十分之九，而今不過是一截腸子一樣的象徵物。按照醫學定義，她是一個殘疾人。

她是一個妻子，當她在山東大學講壇上為學生普及防愛知識的時候，老伴病倒住院了；當她在山東調查采血黑血站的時候，老伴卧於病床乏人照顧；在她把關愛源源不斷送給愛滋孤兒寡母的時期，老伴去世了。她是一個母親，兒子受她牽連，13歲曾被判過刑關冤獄，身心嚴重受損，一生活在恐懼中；女兒受她牽連，曾經失去了工作，很長時間無以為繼，走投無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薩心腸和獻身行為，至今對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親人們，老人垂淚不已，私下裡說：老伴是個好老伴。她回憶錄宣布：自己不是個好母親。

如果人體的血液可以淪為一種經濟型態，世上還有什麼可以免於明碼標價出售？如果愛滋病是從血庫和醫院這等人體保健機構傳播，還有什麼能夠保證人的健康？如果人跟動物一樣不能絲毫擺脫性器官的支配，那麼對於一個被金錢攆得滿大街亂跑的民族，性病、愛滋病就必然成為另一種賺錢的市場。八十年代的中國，性病、愛滋病從二十年的消歇中無聲地爆發，於是，不管你是誰，只要膽子大、心腸黑、善周旋，敢承包醫院相關科室，敢到宣傳機器上吹牛，就能打出正式的「預防治療性病愛滋病」的招牌，就可以賺得黃金萬兩。於是，高教授的面前，是成千上萬她要救助的愛滋病人，背後，是對她恨之入骨的騙子與權貴。那些權貴指使網上「五毛黨」造謠惑眾，說名門望族出身的高耀潔「自幼家窮，賣給青樓，是妓女出身」。那些黑心人則威脅高耀潔說：「再多管閑事，要你的老命，不僅殺你，還要殺你全家！」

官方一手掩蓋血漿經濟釀造愛滋血禍的真相，並迫害抗愛滋醫師高耀潔；一手誤導愛滋感染途徑，並灌輸口號式宣傳蠱惑民眾。

隨著愛滋村頭一座座墳塋堆起，河北、河南防疫站三輪相關的醫務工作者的接力揭露，隨著高耀潔教授鍥而不捨的調查，中外記者們持之以恆的關注，愛滋病爆發的事實已經無法遮蓋。但是中國的商業奇葩「血漿經濟」在愛滋病傳播中扮演的角色，是不能說的。高耀潔要救助愛滋病人，防止病毒傳播，必須正本清源，她不能不涉及這個重大秘聞，即便官方不作為，她還是必須讓所有人知道事實真相，以阻止更多的人在貧窮或康復中走向墓地。一個消息，就是一條性命，千百萬條性命。於是，高耀潔教授在面對愛滋病患者伸出雙手、背對騙子和權貴頂住暗箭的時候，她的頭頂上，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這當頭之危，是地方的權力集團為她準備的，為的是「叫高耀潔閉嘴」。

1999年末起，間歇性地，在外探訪愛滋村時，為了人身安全，她和隨行的記者要隨時準備逃走；在家裡，她曾經接到過謾罵或恐嚇的電話，後來電話則開始被監聽監控，發出奇怪的響聲。電腦總是故障，上網困難，電子信件丟失。出門買菜上公交車，她發現自己被摩托車跟蹤。2000年寒冬臘月，雪花飄揚的季節，退休的高教授終於發現，她住的樓前布置了崗哨。接下來的日子裡，她發現她的住室前後安裝了四個監控鏡頭。所有「不法分子」在監獄外面應該享有的待遇，高耀潔都享有了，可她是個七、八十歲的殘疾人，來訪的也多是愛滋患者，可謂老弱病殘，高耀潔不能理解何故「我國」如此發達，卻如此脆弱。

高耀潔的回憶錄顯示，2007年，只是為了河南的面子，而不是河南的生靈，河南當局調動了公安、行政、組織、親屬等全部能夠調動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國獲獎，又要迫使她對外作出自動放棄的姿態，用心良苦。最後把她那少年時期飽受牽連，一生精神重創不愈的兒子動員起來了。兒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為抵押，給老人磕響頭，跪請老人聽組織的話。……

所有這一切陰險惡毒、詭譎困厄，在特麗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高耀潔老人突破封鎖，抵達華盛頓領受「世界女性領袖獎」的那一年是2007年。這座美國首都城市的潮汐湖畔櫻花盛開，嬌艷絢麗，湖水波光粼粼，水鳥飛動。半年之後，特麗莎修女與世長辭。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死後榮獲了至高的祝福：世界宗教領袖教皇保羅二世為她行宣福禮，為她命名：「加爾各答受祝福的特麗莎」。高耀潔老人那時已經頂著巨大壓力，回到中國鐵幕之中。當時還沒有人能預測，為了給未來留下愛滋病毒在華肆虐的見證，她要在八十高齡的生命暮年，出走故土，飄泊流浪。

高耀潔老人自認為她不是英雄，是一個普通人。她坦然承認，最初只是憑著自己作為醫生的職業責任投入防愛工作，「並不知道愛滋病傳播、流行的背後蘊藏著這麼多不可想像的問題。否則我沒有這麼大的膽量、勇氣！」

發現中國血庫血液傳播愛滋病毒，高耀潔並非第一人，她也不是第一個報告此一災難消息的人。據復旦大學公共衛生系教授高燕寧的綜述，在高耀潔之前，曾經有三位醫生髮現了問題併發出了聲音：第一位是曾毅，北京中科院院士，那時是1984年。第二位是河北省防疫站的孫永德主任醫師，那是1988年。他曾向各級部門發出過呼籲，這位醫生後來銷聲匿跡了。第三位是河南省周口「單采血漿站」的副站長王淑平醫生，那是1995年。王淑萍醫生做過更艱苦的努力，問題再度捅到了北京，藉助北京國家級一流專家的協助，促動了衛生部下達紅頭文件，關閉血漿站。王淑萍此後工作環境惡化，家庭和睦不再，她被迫先轉到北京，失去工作收入，后出走美國，定居他鄉。

2007年赴美國領獎歸回中國大陸不到兩年，四川為大地震受難學生討還公道的維權人士譚作人被捕，此案轟動民間。山雨欲來風滿樓，高耀潔教授失去了最後的安全感，她毅然再度出國。

這一次無人邀請，是離家出走，心裡背的全是她那些可憐無助的愛滋病患者。

人類歷史上，心中裝著受苦人，在晚年離家出走的，在她之前只有一個，是俄國大文豪老托爾斯泰。這位俄羅斯貴族晚年離開自己的莊園，坐上火車一路離去，為了尋找良心的安寧；而離開自己根深葉茂的大地和故國家園的中國民國貴族高耀潔，為的是尋找人身的庇護，以便把經年在中國血禍之河上獨木泛舟的經歷見聞披露於世。她把這當成自己人生最後一項使命。她現在每天工作幾個小時，用她寫得青紫的手指，捉拿那些殺貧濟富的兇手，誓為中國人為的血患作證。

她是不說英語、體質孱弱、形單影隻的老者，她是秋日的霜葉，是暮色中的倦鳥。為了完成使命，她先是奉獻了自己晚年的秋霜楓紅，接著奉獻了自己的故土的家國林園，最後切斷了自己的退路。

這是中國禮儀之邦最後一位貴族的命運，這是舊中國、好中國、民國中國的最後一個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