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中國人為啥要移民？「讓家屬先走」背後

這些中國人為啥要移民？「讓家屬先走」背後  
中國周刊    2011-09-24   
　　
移民何以成為問題

「你移了么？」

不知何時起，移民成了餐桌上無法迴避的話題，聲浪逐天。身邊的許多朋友，彷彿是突然之間，擁有了與自己不一樣的新身份。

這種移民的熱情，似與中國的傳統教育大相徑庭。

中國人歷來重土慎遷。雖然背井離鄉的故事不斷上演，從未斷絕。但所有的背井離鄉，只是因為大道不行，為了躲避戰亂暴政。

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但過去每一次背井離鄉，都是逃亡之旅，都有不得已的顛沛流離，卧雪眠霜，苦痛卓絕，不知何處是福地。

所以，背井離鄉這個詞語所蘊含的凄婉悲情，本身也是對後世的一種告誡。

今天的移民潮，卻是在中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出現的，這一點，與歷史迥異。

現實是，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伴隨的新舊病症沒有得到充分重視和及時處置，民間壓抑的對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的憤怒情緒，整個社會累積了巨大的壓力。在包括衣食住行等幾乎覆蓋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生活逐漸失去了起碼的穩定感安全感。

對不確定性的恐懼，成為一種瀰漫的病毒。

面對這種不確定性，既然無力改變，也不願擔驚受怕，於是，移民就成為有能力者的一個重要選項。

歷史上的背井離鄉更多是一種盲流。今天的移民，卻是一種有目的的自由選擇，是為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未來的努力。

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下，技術賦予了個人超級力量，人們對於外部信息的掌握和理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出走、遷徙，不再是無目的的行為，不再是在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的盲動。所以，今天的移民，不是一種悲慘的無序的行為，而是有規劃的追求幸福的行為，它也作別了老式移民悲涼故事的悲情教育。

相對而言，合法移民並不會構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相反，合法的自由遷徙，是社會開放的體現。是否換個海外身份，是作為個體的社會成員主動的自我抉擇。

放在較長時間段里審視，在中國，這種釋放個體的選擇自由，是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一個目標和成就，也是中國社會繼續前行的動力所在。

然而，問題的另一面是，在現代社會的格局中，原本應該是一個社會支柱的財富和知識精英，紛紛選擇遠走他鄉，一旦潮成，對於移出地社會而言，是一種災難。

他們帶走的，不僅有他們自身數十年發展所累積的智識和財富，更嚴重地說，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帶走了這個社會的靈魂，帶走了那種激勵個體奮發向上並努力改造社會的精神。這三重流失的嚴重化，勢必帶來社會的某種「空心化」現象。

如果一個社會的「心」走了，就可能成為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最大的問題。

但是，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和執行層面改善內部生存發展環境，真正落實建立一個公正公平公開和法治的社會，建立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調整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政策，增強社會發展的確定性，移民的潮流不可能止住。

在產業領域，人才和資本的流向，表徵著企業產業的盛衰。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同樣如此。

對於普通中國人而言，設若生活能有尊嚴、有安全感和相對的確定性，縱使故園仍有不如梁園處，也不願輕易把異鄉當故鄉。

歸攏人心，留住人，讓人在這個社會生活有尊嚴，才是社會去「空心化」、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唯一途徑。

他們為什麼移民

十餘年前，一部電視劇和一本小說曾在國內大行其道。電視劇是《北京人在紐約》，小說是《曼哈頓的中國女人》。

改革開放之後兩次來勢洶洶的移民潮，被濃縮在這兩部文學作品中。彷彿是巧合，當下被熱議的第三輪移民潮，也是隨著影視劇的上映被人們矚目的。前兩部文學作品被關注，是因為當年移民潮中的眾生相，而今年熱議是因為參演一部影響甚廣的影視劇的眾多明星國籍問題引發的。

在當下轟轟烈烈的移民大潮中，明星群體只是其中的少數人，卻是最耀眼的一部分。

招商銀行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稱：「個人資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的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隨著移民話題轉熱，大眾開始把關注的目光轉移到中國的財富階層。更有行業內的資深人士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言之鑿鑿地說：「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肯定，這些資產過千萬的富人們，單純想過移民意向的，絕對不是60%，而是100%。」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0年發布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目前約有4500萬華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數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高端的群體、如此龐大數量和趨勢化發展構成了不容忽視和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國是否正在經歷社會中堅階層的集體流失？

話題如此沉重而宏大，本刊記者的報道，也只是向讀者呈現這一社會話題的一個切面，而這一切面背後隱含的問題，有待專家和讀者一起思考：他們的出走為了什麼，又帶走了什麼？

井噴的移民熱情

「這幾天有空，見了幾個有錢人，都想移民。大多數已經移民了，還有的在辦理。」這是微博上一句不起眼的留言。這樣的內容，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沒有人具體說的清楚是從哪天開始，這成了中國富人們的生活標籤。

李旭，做了十六年移民工作。他告訴《中國周刊》記者：「以前，辦理移民的人都小心謹慎，現在他們直接問我們：我多支付你們些錢，能不能辦得快一點？」

英國《經濟學人》也觀察到了中國正在進行的這場變化。在近期出版的雜誌上，這樣評價：「一代人以前，大多數中國有錢人的模式是擁有一個獨立廚房，放滿了白花花的食物。但自鄧小平"致富光榮"的號召之下，成百上千的人成為百萬富翁。他們享有各種象徵財富的東西大房子、好車子、奢華的假期。即使是這樣，令人驚訝的是，他們中的多數人想要離開中國。」

到底，哪些算是富人？誰又在離開中國？

有錢人的移民

2011年4月，招商銀行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給出了這樣一組答案：

「2010年中國可投資資產1千萬元人民幣以上的人群（簡稱高凈值人群）數量達50萬人，共持有可投資資產15萬億元人民幣。與此同時，接受調研的高凈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表示，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個人資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的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

資產過千萬的人，有60%的人考慮過移民。這個數據不小。但是，李旭卻對《中國周刊》記者說，「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肯定，這些資產過千萬的富人們，單純想過移民意向的，絕對不是60%，而是100%。」

他的理由是自己的體驗，「每次參加一些企業傢俱樂部的聚會，在場的人，只要知道我是從事這行的，都會問上幾句，"怎麼辦理移民？"」

現在來看，移民辦得最瘋狂、也最高調的是去年。

2010年4月份，在北京車展上，一個移民廣告的海報高調地懸掛著，「在北京買房么？不如移民吧！」

這種行業內的高調背後，是2010年移民市場的一次井噴。

當年年底，有的移民公司，業績整整翻了五倍。

2010年上半年開始，流傳著移民漲價的消息，到6月份，加拿大首先漲價翻倍。很多想移民的人都趕在這個漲價前衝刺了一把。

2010年10月的數據顯示，香港、北京兩地簽證中心積壓的加拿大魁北克省投資移民申請個案達18534例，按照現在魁北克省的最大移民額度，這至少需要9年時間。

有機構對這些「富人」們為何如此熱衷於移民做了調查。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發展研究基金會就曾做了一份《2010中國企業家生存環境調查》。調查顯示，超過1/4的受訪企業家表示自己已經移民或有移民意願。

為什麼移民

在《中國周刊》記者的採訪中，無論是移民中介還是移民的人士，在解釋到這個問題時，他們開口會說，「好的空氣，好的生活環境，並不高的生活成本，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儼然，是一幅美好的田園生活。

不僅如此，獲得外國國籍，或者拿到綠卡，對於富人們來說，也是一種非常便利的出入各國的方式。2011年3月，亨氏簽證受限指數的推出者Henley&Partners顧問公司出爐了一份《2010年公民旅行簽證受限指數全球排行榜》，在98個參評國家中，中國排在第88位。

張偉光，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發了財，有自己的公司，做軟體開發和硬體銷售。九十年代末，他們全家移民加拿大。他認為，「孩子」，永遠是促使移民的最前面的原因。

在《2011私人財富報告》中，也驗證了他的這個觀點。《報告》中統計，58%的受訪富豪表示，子女教育是中國高凈值人士進行投資移民的首要原因。

但是，說到根上，讓多數富人們移民的深刻原因，還是「安全感」。

張偉光對《中國周刊》記者表述了這樣的觀點，「都說，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富起來的人，第一桶金都不幹凈，那也是一種仇富心理。社會仇富，政策又不穩定，有錢的人誰能有安全感呢？」

他說，前段時間，他有個在國內做房地產的朋友，總問他移民的事情。因為，一直和他這個朋友有聯繫的當地一個分管土地的領導被抓了，他朋友變得很緊張，總想趕緊移民。

張偉光的這個朋友，已經開始辦移民了，他對張偉光說，「在國內做房地產，整天懸著，哪個相關官員被抓了，自己都緊張死了，整天揪著。」

讓富人們揪心的，還有各種不確定因素。財產安全，多是賺了錢的商人們的移民原因。官員們的移民，則多是怕犯事被抓和已經犯事逃走的人。

張偉光說，在加拿大，移民的中國國人分為三類圈子：

「一類是官員，這個圈子我們也接近不了；一類是生意做大了犯了事逃過去的商人；還有就是我們這類人，錢也不多，也沒什麼其他目的，有一半好奇，還有一半期望，想過得更好。」

移民潮今昔

已經有人開始界定，最近幾年時興的這種以投資移民為主要形式、富人為主要移民群體的現象，已經成了改革開放后第三波移民潮。

推算上去，改革開放后，中國已經經歷過了兩次移民潮。第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那時，移民的主要是混雜偷渡客的底層勞工；第二次是九十年代，那時，移民主要是國門初啟之時的「洋插隊」。

1990年代初期，加拿大等國逐漸開始正式接納國外移民。無論是哪個國家的人，如果符合他國的移民條件，就可以提出申請，繳納一定的費用，並可以取得審批，成為他國公民。移民國的這一規定，無疑為移民打開了一個「花錢就能移民的通道」。

通道開了，那些較早出國的一幫中國人開始經營這單買賣，他們在移民國家設立公司，專門接待和辦理中國人移民他國的申請。有的乾脆來中國大陸設立公司，自己開拓市場。

1995年進入移民行業的李旭，趕在第二波移民潮的尾巴上。那時的李旭被同學們調侃為「人販子」。

李旭記得，「1995年，每單移民生意做成，中介公司收一萬美元的手續費，8萬元人民幣在90年代是個大數目。」畢業沒幾年的李旭看到了這行的誘惑：「花錢就能移民，幾單生意就能養一個公司。太好賺了。」

這股「花錢就能移民」的潮流持續到了1999年。

與前兩次移民潮不同的是，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組成。中國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目前約有4500萬華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數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高端的群體、如此龐大數量和趨勢化發展構成了不容忽視和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國是否正在經歷社會中堅階層的集體流失。

對新一輪移民潮的特點，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胡偉略做了總結：「以有錢人的移民為特徵」，而且，移民的原因，也更集中。「大家更關注生活質量和財產安全了。國外的教育、福利是吸引力，國內的政策，第一桶金得不到保護等原因是推力。」

「還有個新特點是，移民了，人還在國內。」

去年，胡偉略曾經接受一家法國電視台的採訪，對方問他，「中國興起第三次移民潮，是不是中國內部的政策變動原因？」

胡偉略沒有回答。

換個身份的理由

王建文，理工出身。電話里，他說，「自己說話和辦事都比較刻板」，生怕自己的講述沒有色彩，枉費記者跑一趟。

脖子里掛著工牌，大步子，用力的握手，王建文就這樣出現了。很學者，很IT。

農村裡出來，考上學，1989年畢業。靠著幾萬塊錢的積蓄和幾個朋友，一身技術，在北京辦起了公司。從五六個人發展到現在的上市公司，王建文成了村裡出來的僅有的「中產階級」。他說，「自己算不上多富。」

正如他所形容的「刻板」。他的每一步都按部就班，計劃到每一個細節，一步步走過來。現在，按照他的步驟，生活進展到現在，應該要移民了。

這也是很多和他差不多生活水準的人都在想的問題。

大股東們的尷尬

這一步，走了2年。王建文說，「我們這一直很低調」。即便如此，狀況還是層出不窮。

坐在位於中關村的辦公室，慢悠悠的王建文忽然很認真，抬起頭，瞪圓了眼睛，「這當然是大事！」

有一天，王建文去公司財務部門拿資料（移民過程中移民目的地國要對移民個人的財產做清楚的了解，細緻到每一筆收入和支出），分管財務的高層對他移民的事情很感興趣。

「王總，辦理移民都需要哪些程序啊？我也有這個想法。」

這樣的問題，問的人越來越多，王建文就有點心慌了。其實，當王建文意識到，移民是個「大事」時，公司董事會也意識到了。

「就在一個小辦公室，我們幾個原始股東緊急開了個會。」王建文說，作為一家上市公司，他們幾個原始股東「基本都辦了移民，這樣對公司造成的影響非常不好」。

而且，董事會成員們發現，他們在辦理移民的過程中也影響了公司里不少管理高層。現在公司三分之二的高管都有了移民的想法。

這一點，他「沒想到」。

「這不是個人自由么？」記者問。

「這當然不行了！一方面，都移民了，如果大股東都換了國籍，這對於一家上市公司而言，意味著公司性質就變了；另外，你想想，一個上市公司，要是高管層大都移民了，業務還是在國內，誰還信任這家公司？」

他們之所以如此擔憂，也在於：單純就技術層面而言，很多人都有移民的能力。果真都開始辦移民了，「對公司影響不好。」

移民對他們而言，是一件完全可以承擔的經濟生活。「我2009年辦移民時，可以選擇兩種方式。一種是選擇一個項目投資40萬加幣，這些資金凍結五年，五年後還給我本錢；另一種方式是只要交上12萬加幣的投資利息，後面不用管了。」王建文選擇了後者，而且他認為，後者的資金能力是很多公司高層都能承擔起來的。

從今年7月1日開始，移民加拿大投資額漲為80萬加幣，一次性利息漲到22萬加幣。價格翻了一倍。但對於資產上千萬的中產而言，這依舊是可以承擔的數額。

在那間小辦公室，王建文和他的幾個創業兄弟商量著，「我們不反對移民，你要是移民拿到綠卡就行了，但是國籍就不要拿了。另外，一定要低調，不要再說自己移民的事情了。」幾個原始股東定了這樣一個「內部協議」。

「你們有幾個原始股東？幾個移民了？」記者問。

面對這個問題，王建文低頭笑了笑，不語。過了五六秒鐘，他重新組織語言：「這麼說吧，這個數字是不能透露的。但是可以這麼說，原始股東就那麼幾個人，只能說，移民所佔的比例很大。」

孩子是弦上的箭

在幾個原始股東里，王建文移民算是比較晚的。

2008年底，原始股東里，有一位朋友給王建文打了電話，「我辦成了！」語氣很興奮。接到電話，王建文很平淡，「他就說好，可是我也沒有那麼大的觸動。」

最終讓王建文決定移民的是，孩子。

2009年，王建文的孩子開始上中學。「我不想讓孩子在國內上初三。初三意味著課程安排全是應試的，每天模擬考試，全為了中考，孩子壓力太大。」

在王建文的記憶里，他的小學每天只上半天，另外半天是勞動，有時候會去田間，邊勞動邊玩。「小孩子打打鬧鬧的，不用背著很沉的書包上學。」

直到到了中學，王建文關於上學的記憶才開始了「學習」這個詞。

「上學，完全是自己主觀可以控制的。我是到了初中開始明白一個道理：必須好好學習考大學，這樣才不會一輩子都種地當農民。」王建文說，這種動力下，學習也是自主的。「心裡明白是為自己學的。」

王建文和太太商量著，「我們能留給孩子什麼呢？只能是一個好的教育，以後要靠她自己。」「有能力給她更好的教育環境，為什麼不去做呢？」

和王建文一樣，很多有錢人移民的原因里，首先是孩子。更早移民的張偉光，就堅持一個觀點：對於移民的人來說，孩子永遠是最迫切的理由。

張偉光在新疆有自己的公司。2000年，全家搬到北京，「想讓孩子在北京讀書。」

張偉光想，「自己的企業是科技企業，自己又有很多技術專利，有很多高級職稱，按照北京的政策，應該可以申請個技術人才引進什麼的，弄個北京戶口，方便孩子考學。」

結果，三年下來，北京戶口沒弄下來，孩子已經上高中了。張偉光有點著急了。朋友告訴他，「你可以直接移民加拿大，直接弄加拿大戶口，孩子上學更方便了。」

張偉光想了想，覺得「不太可能吧？這麼簡單？比北京戶口還好弄？」朋友向張偉光說了「八大誘惑」：高等教育，自然環境，福利，醫療，財產安全……

張偉光只記得有一句最讓他覺得不可思議：「只要進了醫院，連盒飯都是公費的。」從來沒去過加拿大的張偉光信了，答覆朋友：「好吧，那我去待五年拿到國籍就回來。」

2003年申請，2004年秋天張偉光就接到了體檢通知，移民簽證辦下來了。那一年，幾乎同一時間，他苦苦辦了好幾年的北京戶口，也下來了。張偉光苦笑了一下。2005年1月，全家移民加拿大。

張偉光的女兒去加拿大后，發生了驚奇的變化，考上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他一下子覺得「這事，值了」。在他的估計中，女兒在國內的成績，使使勁也就考個二本，也很難。在記者面前，張偉光一個勁的樂，「可能，玩著玩著，就學了。」

張偉光的朋友餘威也即將移民成功。2011年6月底，他剛接到了移民體檢通知。

餘威從來沒有去過國外，讓他有移民想法、而且如此強烈的原因，也是兒子的變化。

有一年，餘威去兒子的學校參加一個交流生的座談會，這些交流生都是在美國待了一年後回學校的。這個交流會讓餘威很驚訝，「那些孩子會說一些他們怎麼受到了別人的幫助，會說一些自己很感恩的話。」聽在一旁的餘威反思自己的兒子，「自我為中心。我兒子不知道怎麼的就變得特別極端了，要是有個日本人坐身邊，恨不得掐死人家一樣。」

坐在記者對面，餘威說起兒子來，自己都不禁打個冷顫。「學習壓力也太大了。影響的孩子心態都變了。中考前，竟然失眠了，這麼丁點大孩子。」

移不走的生意

2011年6月11日，溫州濱海大酒店。

這是一家五星級酒店，在一間裝修闊綽的「溫州廳」，一排白色的長桌，面對面擺了三十多張座椅。這裡正舉行一場溫州世界僑領的聚餐。

同去赴宴的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這些人中自己是「特殊人」，因為他還是「中國身份」。

曹國榮拿著一杯啤酒，穿梭期間。他習慣倒上滿滿一杯，無論對方是茅台(600519,股吧)還是干紅，一定要勸著雙方一杯乾為止。一圈下來，他的話頭就多了。他是比較早富起來的一批溫州商人之一，如今在國內外有七家公司，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去開發南美洲市場，在秘魯經營著「秘魯利瑪中國名品中心」。如今，他還是秘魯溫州工商總會的會長。

這個自封為「鑽石王老五」的豪爽老闆，隔著桌子，左手酒瓶，右手酒杯，一杯啤酒一干而盡。而後，對《中國周刊》記者說，自己雖然是秘魯的會長，但是常年居住在溫州。「國內的生意一直做，發展的也很好啊。」溫州利瑪集團，就是他一手創建起來的。

和曹國榮一樣「移民不移身」的人，在這個宴會上還有很多。

宴會上的移民

請客的人是馮定獻，他是德國溫州同鄉會的榮譽會長，也是較早走出去做生意的溫州人，如今在德國有自己的貿易公司，也是全德華人社團聯合會的榮譽主席。

這位長相清瘦、表情謙恭的中年人，干紅灑到白襯衣上，靦腆地連連說「不好意思」。他被評價為「僑領界的老好人」，是溫州僑領的領頭人。這幾年，他的一半以上的時間在溫州，做房地產，辦酒店。這家濱海大酒店就是他旗下的資產。

和多數在場的僑領一樣，馮定獻在國內過得很舒服。

一方面，在國內的房地產等方面的投資如魚得水。再有，他還是溫州市的「榮譽市民」，是浙江省僑聯副主席。和身份在國內的企業家相比，他總是被政府「禮貌接待」，有一定的話語權。

記者和馮定獻交談中，曹國榮湊上來，「我們這些僑領，政府很重視的。每年春節后都擺酒席款待我們。」

「你們是外國人。」記者開玩笑。

「是的。」曹國榮又舉起一杯啤酒幹掉。

曹國榮的鄰座，一位身穿白色西褲的中年人，顯得小資得多，一直半杯半杯的紅酒喝著。他是美國溫州商會的會長陳永坤，是溫州企業家中「老大哥」級的人物，出國一二十年，有了美國身份，也有一半的時間居住在溫州，繼續做投資。溫州最高的世貿大樓就是他投資建造的。

轉到桌子對面，到了陳永坤的位置，問起他的生意，「老大哥」含蓄著笑了笑，「早些年到美國，外貿好做，這幾年不好做了。」

「相比國內呢？」記者問。

「房地產啊，投資啊，反倒是好做了。來，喝酒。」說著，陳永坤又是半杯紅酒入肚。

「生活呢？」記者接著問。

「我們全家都在美國啊，我太太常年在那。」端著空杯子，陳永坤覺得這個問題有點驚訝，回答也帶著些不屑，「當然在國外。」

生意在國內，家庭在國外，這是目前諸多溫州僑領們的選擇。即使拿個國籍，拿個綠卡，依然不放棄國內生意。對他們而言，國內的市場依然是一個巨大的誘惑。

2009年，曾經被瘋炒起來的迪拜投資房地產，今年以來，相對安靜了。坐在記者身邊的陳志遠，相對沉默，每道新菜上來，他總是先吃光自己盤子的美味，然後再端起酒杯，邊聊邊喝。

陳志遠好幾年前就到了迪拜，那時正是迪拜房地產投資苗頭正旺的時候，他在迪拜做了自己的貿易公司，並做一些房地產的代理服務。2009年，迪拜一火，他成了當地接待溫州商人前去投資的「地主」。去年開始，他在國內的時間多起來，因為迪拜炒房熱降溫了。

周德文，這位「特殊人士」，穿行其間，觥籌交錯，心情不錯。他被認為是「企業家們的精神領袖」，是比較敢說話的學者型活動家，企業家們的聚會少不了叫上他。

周德文的確說了「很多企業家心裡的話」。記者去過他的辦公室，每天人來人往，密密麻麻，平均二十分鐘接見一批客人，周末不休息。

他對《中國周刊》記者說，也總有企業家找他去訴苦，也有人和他討論移民的事情。周德文從不反對移民，他甚至還會建議他們移民。「對他們而言，可以繼續在國內發展，又多了個餘地。腳踩兩隻船，對企業家來說心裡會更踏實。主要是這個原因。」

周德文端起一杯黃瓜汁，換換口味，「你看，今天來的人，大部分都是外國人了，但是依舊在國內發展。」

移民不移身，已經是一種常態。

移走了什麼

人不走，移走的到底是什麼？

「要一個身份嘍。」傅黎強對記者說。

傅黎強沒有去參加這場宴會。他是美國某城市的溫州商會名譽會長。在溫州有自己的房地產公司。最近，他忙得很。房地產市場不景氣。他在國內的生意處處需要他。

和宴會上較早出國的溫州民營企業家相比，傅黎強算是比較晚出去的。「我移民就是想再生個孩子，國內不允許，就移民了。」

2006年，傅黎強在美國投資了一幢商業中心，全家移民到美國。

他總是不苟言笑，說話很少。表情一直秉著，偶爾笑一下，立馬低下頭，或者拿過手機來擺弄轉移注意力。

他從書架上拿來一張全家照，指給記者看，「瞧。這個小兒子，就是在美國出生的。國內不許生。」

換個身份，帶給富人們的便利，還有重要的一點：財富轉移。這一點，大家心知肚明，但又諱莫如深。

傅黎強已經花了幾千萬，放在國外的投資。

「你會把多大比例的財富放在國外？」記者問。

傅黎強從桌子上抬起頭來，笑了笑，沒有作答。

移民加拿大的曲德剛，在面對記者的這個問題的時候，也是先笑了笑。然後把主角換成「大多數人」才回答記者，「這麼說吧，如果國內不需要很多資金流動了，大部分投資移民的人還是會把資金放到國外的。一來，家庭生活中心在那。二來，安全穩定能更踏實，為何不放國外呢？」

據非營利組織「全球金融誠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稱，中國的非法資金轉移在全世界首屈一指。2000年至2008年間，從中國流出的款項總額達到2.18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即使按照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平均計算，也可以達到人均1600美元。

曲德剛覺得，再大的數字也不驚奇。他把身邊移民的人分為三類。

一類是自己辛苦創業起來，現在在四十歲左右的一幫人。「他們的家庭重心在國外，當然會存些錢在國外。」

一類是資源性富起來的人，譬如礦主。「在加拿大，你要是看見一幢價值千萬加幣的豪宅，門前蹲著兩頭石獅子，打聽一下，一定是礦主，煤老闆們。他們錢多，有十幾億也正常，這些人最害怕錢不安全了，移民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護財產，能不存國外么？」

還有一類就是官員親屬移民。「這個更不用想了。灰色收入，能轉移早轉移。」

「你呢？」記者重複開始的問題。

曲德剛又笑了笑，不說話了。

「大把大把錢，有哪些渠道轉移？」記者接著問。

「中國對現金的控制還是不夠精細的，地下錢莊，洗錢的多得是，什麼辦法都有。最常見的辦法，移民成功后，你可以多報自己在國內的財產數額，慢慢轉移過去。作為原有資產在移民目的國還不用上稅。」

神秘低調的移民身份如果不是很好的朋友，曲德剛也不聊移民的事。他說，「90年代的時候，移民身份回國創業，可能還會享受一些外資的超國民待遇等等，但是現在這幾年沒有了。所以，在國內做生意，這個身份實際上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大家也就盡量不說了。」

曲德剛拿自己舉例，「我的生意，還有人脈都在國內，不能因為移民就不幹了。但是，又想拿個身份獲得諸多便利。」

曲德剛還不是站在商界金字塔尖的人，他的圈子裡對移民身份的態度是，「低調」。對於那些商界金字塔尖上的人而言，對此就更「低調」，甚至「忌諱」了。

一方面，他們要繼續樹立在國內的威信。另一方面，他們又必須面對移民被曬出來的事實。

所以，更多大老闆們拿了綠卡，或者就換了身份，但會擁護國內，在國內做慈善。

曾經，轟動一時的娃哈哈達能之爭，宗慶后打的就是「民族品牌」的旗幟。2008年6月初，美國加州一位移民律師對媒體稱，宗慶后持有美國綠卡且有九個年頭。後來有媒體繼續報道出，宗慶后一家妻小均已經移民美國，並拿到美國的社保卡，宗本人也手持美國綠卡。

這讓宗的形象很受影響，生意自然也大打折扣。

為此，宗慶后專門出面說明，自己已經放棄美國綠卡，並對媒體報道宗家移民美國否認。撥通宗慶后電話質疑，不待記者提完問題，宗即匆匆掛斷，不做任何回應。

沒移走的生意

移走了身份和財富，移不走的是生意。

「國內好賺錢。國外是去生活，說起投資賺大錢並不容易。」張偉光說。

張偉光是2003年移民加拿大的，在國內一直有自己的軟體公司。剛到加拿大那會，他想換個戰場，在加拿大「隱約覺得可以做點事情」。

「我想弄個軟體公司，藉機會開發自己北京公司的產品在加拿大的市場。」後來，他真幹了。還在網站和報紙上做了產品宣傳，開始跑客戶。但是兩個月下來，沒有任何回饋信息。

他分析原因是，「加拿大地廣人稀，沒人買，市場小。」他甚至拿個玩笑寬慰自己，「在加拿大，你可以很廉價地買下一塊農場，但是，沒有人給你幹活，即使有人，高昂的勞動力成本也養不起。」

他也逐漸發現，「身邊人在國外真的投資做生意的，大多是小生意，投資大生意又賺錢的不多吧。」他的一對朋友夫婦，在加拿大做外貿，每天負責把國內發來的貨轉到各個超市。也有朋友做外貿之類的，每年也都只是賺個一二十萬加幣。

在加拿大投資創業失敗的張偉光，後來安靜了起來，「打打獵，釣釣魚，抓抓螃蟹，聚聚會。買個菜做個飯啥的，都快鍛煉成廚師水準了。」

不過，買房子還是賺錢的。「我2005年買的房子，算賺了。特別是2009年，去加拿大的華人多了，買房的也多了，漲了不少。」

「五年漲了多少？」記者問。

「總共60%，差不多。」張偉光說完，接著補充，「當然不能和國內比了。」

2011年，張偉光在國內重新創業，做起了英語教育軟體。他相信，「中國市場大，沒問題。準備大幹一場。」

重新開闢戰場，在國外投資賺大錢，如今，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溫州的傅黎強，為了移民就「賠了不少錢。」

2006年，傅黎強移民成功。他在當地投資買下了一座商業中心寫字樓。最初，希望商業中心可以吸納更多國內的投資者到美國開店做生意。但是，回國招商，卻並不順利。

「可以停止不做了呀？」記者問。

「不行，這個項目一停，我的投資就算沒有了，身份也就不保障了，要滿五年呢。」

「賠多少了？」

「這個具體數字沒有，反正不少。但是，再賠，還是要做，身份得要。」對於傅黎強來說，好在，五年的時間就要到了。

如今，他還是專心做著國內的房地產生意。

(文中人物傅黎強、曲德剛、張偉光均為化名)

小張要移民到美國，領導問他：你對你的工資不滿意嗎？小張說：滿意。領導：對你的住房不滿意？小張：滿意！領導：那是上網環境不滿意？小張：也滿意！領導：對醫療，孩子上學都不滿意？小張：都滿意！領導：既然你都滿意為什麼還要移民？小張：因為那裡允許有不滿意，我就是想嘗試嘗試不滿意的生活是什麼樣。

「這些」中，不得不提的還有一類人：尋找「天堂」的罪犯。其中有貪官家屬、國內犯罪案底累累者、邪教頭目和追隨者。

我的移民
口述 王一安 中國周刊記者 張友紅 整理

見到王一安，是在濟南。在一個五星級酒店17層，他穿著拖鞋，右眼紅紅的，確切的說是包括整個大眼袋都紅紅的。這是前兩天喝酒的結果。他不停地拿切好的黃瓜片擦，最後乾脆昂著頭，把黃瓜片貼在眼袋部位。「涼點，會舒服一些。」他說。

4月份，他剛剛入選了加拿大某市同鄉總會會長。該市去加拿大的同鄉人已經過萬，王一安屬於「去得晚的」。

在國內，王一安一直是所在市的紅人。

1978年，高中畢業滿一年，王一安到農村當起了生產隊長，推廣雜交水稻，做出了成績，是個「好乾部」。

1982年，王一安通過考試，錄取到了區里，進了計劃生育委員會，很快在區里當上了副科長。官運還算順利。

1993年，下海。通過民間借貸，融資了1000萬元人民幣，買了一塊地，開始搞房地產開發。

第二年，就當選了該市第一屆十大明星青年企業家之一。

在百度百科里，數百字的介紹王一安，都是一個「好企業家」。捐款、名譽、職稱，一項不落。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卻說，「待不下去了。」王一安這樣敘述他的移民經歷，以下為他的口述：

5年被查9次

我移民，完全是被逼無奈的。我覺得自己一向老老實實做生意，但是，國內很多事情沒人脈關係就說不明白道理。這點很要命。

1997年我正在美國出差。接到公司里的電話說，市裡檢察院抓了我們六個人。有人匿名告我偷稅漏稅和涉嫌關聯交易以及侵吞國有財產等罪狀。檢察院帶人去是要搜集口供。

我覺得莫名其妙，趕緊飛回來。我是個直性子，做事也很直，我沒做違法的事就不怕被查，所以，我就說「要關多少天就讓他們關多少天!我們沒犯法!」

這六個人，被整得比較慘。我的哥哥被要求在馬桶上跪了一晚上，第二天出來的時候，不會走路了。自那以後，哥哥對我意見很大，總覺得是被我害的，有意地疏遠我。

我也猜到了，匿名告我的人是之前公司的一個合伙人。這個合伙人是市稅務局的幹部，在90年代中期，稅務幹部兼職做企業在當地是比較普遍的。我們之間出現了嚴重分歧最後分道揚鑣。他還欠我38萬元沒還。

我也開始告他，打官司和他要錢。這個官司打了三年。加上利息，對方償還總共53萬元。

但是，他也一直在繼續寫匿名信。

後來，檢察院沒問出什麼結果來，刑偵隊又來了，出納抓去關了7天。會計被刑拘。出納是個年輕人，自己說被嚇死了，不敢再做了。出來后，立馬辭職了。

以後，我一聽說要查我，第一反應是，「查就查，可千萬別抓人啊！」

2000年，區里稅務局也來了。收走了公司賬單。

有一次我還被叫到了區稅務局辦公室。我記得清清楚楚，當時，領導問我，「你有什麼意見？」

我說，「沒有啊。」

「那你怎麼不來看看我們？」

我一下就明白了，我沒給他們送好處嘛。但是，我這個人就是這個脾氣，當時看著他們吹著空調很舒服，我們公司還就只有我一間辦公室有空調呢，就說，你們吹著空調過得那麼爽，怪不得查我賬。

這下就得罪了領導了，賬單也沒要回來。

過了幾個月，市裡稅務局又來了。繼續沒收賬單。局裡我有兩位朋友對我不錯，叫出來吃飯。

朋友開門見山，「你最笨，你不用交的那些，避開就是了，幹嘛都交了呢？」

「我不交全了，現在就栽你們手上了。」

「你就補個一兩萬，事情就算完了。」

「補什麼？那你給我開稅單，說明白我哪個沒交。」

說話硬，又得罪了人。

1998年，紀委的也來了。按程序走了一遍，也沒查出什麼結果來。

從1997年到2002年的五年，我被查了九次。所有人都懷疑，我一定有問題！連我老婆都問我，「這麼多人查你，你一定有問題。」我老婆是個很老實的好人，也在檢察院工作，害怕這個。後來我和老婆離婚了，也有這個一點原因。

其實，按理說，稅上都容易犯點錯誤。稅務上想查哪個公司，一般一查一個準。這個都是公開的秘密。但是我比較幸運，就是1997年開始查我的時候，其實我沒錢，手裡的錢全投進工程里了，還沒開始收回。所以，也沒有那麼多所得稅需要交。1997年開始查我了，那我以後的稅肯定是老老實實的交了的。而且，我這個人，個人沒錢，錢都在公司賬上，所以查我本人，就沒有個人所得稅。

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吧，一個壞人，寫我匿名信，怎麼有那麼大能量，後來知道，他在市裡的稅務局裡也是有人的。我們這個機構做事也費解，查了一遍還查第二遍，第三遍。三個月就應該查清楚的事情，硬是拖到三十個月也沒有查出結果來，還是不罷休。

要不回來的地

我最近在看周立波。覺得這個上海男人說到了我心裡。

周立波說，應該有個制度，就是事後舉報制度。商人在賄賂官員后可以事後舉報同時不受處罰。

這個點子太絕了。作為商人，誰都不願意把自己賺的錢大把大把拿出去給別人，是不得已才會賄賂。如果事後舉報，商人無罪，能檢舉出拿錢的官員。官員就會有顧忌了。這個辦法絕對適用。

現在就是監督不明。

幾天前，我在溫州和老朋友喝酒，還在抱怨我那塊地的事情。都要了十年了。

十年前，買下這塊地的時候，還是郊區，現在已經變成了城中黃金地段。一共四畝。當時我被說服和政府置換，政府要在這裡蓋安置房。但是，後來，地給了政府了，置換給我的地，一直拖著，沒給。

十年裡我和公司的員工跑去溝通不下160次了吧。差不多每個月都溝通，早些年溝通的越發頻繁。

沒辦法，我就把當年和我置換土地的政府部門告到了法院。六次官司，我都贏了，判決給我是：在沒有給我土地之前，政府每年拿出18萬元賠償我。

如今，賠償金我都拿了好幾年了，地還是沒有。

為此，我們公司所有員工簽字寫了份萬言書，交到市紀委。還貼到網上去了。有703804個網友跟帖支持我們。我當時覺得，這夠轟動了，夠引起注意了。

紀委也的確受理了，讓我們去填了個表。只不過，接下來倆月，又沒聲音了。判決書拿在手裡，就是要不回地。

我還是市裡一個有身份的人，還能和市裡領導說上話。這次回去，我見到了新換屆的市長，又聊起地的事情。市長先表態：一定給你！

「那就現在給吧。」我趕緊接著問。

市長笑笑，又笑笑，就是一直笑，說，「以前他們那屆沒安置，我現在怎麼弄？再等等，再等等。」

現在，還等著呢。那塊地放到現在是值錢了。

「一下子安全了」

這個期間，我一直想著移民，公司經營基本就停滯了。特別是查我的那幾年。但是就是不知道怎麼移民。就是知道，早年有很多人偷渡。還有很多人是在國外做生意，然後慢慢拿到了綠卡。

後來，我就借出差的時間，去香港諮詢這事。

其實，我是中共黨員，上過七年半黨校，修過哲學，我認為我們的綱領都是不錯的，壞就壞在一些幹部很壞。譬如，稅務上一些人甚至希望你偷稅漏稅，然後就有理由找你。

這讓人很難辦。

2006年，移民的手續批下來。接到電話的那一瞬間，心裡覺得，一下子安全了。然後也沒多興奮，就這樣。

現在，我在加拿大的生活很好，都不想回來了。每周末去打獵、釣魚。

有個事很感動我。有一次，和朋友行駛在高速公路上，車沒油了。正準備打電話給朋友來送油，五分鐘內，警車出現了。我們被監控到了。再過五分鐘加油的車來了。加油，不花錢。對方回答，「這是國家的油，我們不收錢。」我趕忙遞出200加幣小費，給他們。他們說，「我們是國家工作人員，不收小費。」我當時非常感動，和朋友說，「在加拿大捐錢，直接捐給政府就好了！」後來，我朋友把這個故事寫成帖子發到網上。帖子後面還附了一張照片：我在中間，兩邊摟著兩名加油人員的合影。

我現在有兩對雙胞胎女兒，都是在加拿大生的。加拿大政府每個月獎勵我2000加幣。我一開始有點受寵若驚。

當然，移民，讓我損失也很大。

之前我買下的總共1000畝地，沒機會開發了，都轉給了別人。自己開發的話，肯定賺大錢的。

自己還留下了幾個項目，想繼續賺錢。項目在中國做，還是比較好賺錢的。而且，又生了第二對雙胞胎女兒后，我決定再多賺點錢。

這次到濟南，也是因為要處理一個投資的事情。

在濟南的兩個項目，投資了一個億。最後合伙人想把我的股權賣掉。

四年沒管這裡的項目，我的一個億的投資沒有了。第一感覺就是：「又要上訴了！沒辦法。」但是，他們在當地有人，聽說我那個合伙人的親姐姐就在檢察院。沒辦法，沒人就不好辦事。所以，第一次查案，不了了之。再次上訴，後來，市刑偵隊出動了，還不錯，終於凍結了這部分即將被交易的買賣。但是，這個錢，我還是拿不到。

以後的生意，我會轉向投資，不涉及具體經營了。經營還是讓別人去做吧，和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團打交道，我做得累了。

不過，項目還會在中國投資，賺錢，還是大陸好賺。

有一次，在一家酒店大堂，我遇見了那個一直舉報我的前合伙人。兩人看了看，都沒說話。各自走開了。我曾經想找人揍他，我也想弄弄。這個氣，是誰也不順。後來，想開了，我現在過得很快樂。

辦完濟南的事，我就飛加拿大了。那裡生活很好。

（文中王一安為化名）

大腕的出走
中國周刊實習 陳俊宇 中國周刊特約記者 陶冶 綜合報道

在這個娛樂傳媒無孔不入的時代，一個超級粉絲可以輕易掌握他鐘愛的大明星的一舉一動，除了換國籍的問題。

撲朔迷離的明星國籍

最近幾年，內地明星換國籍的新聞屢屢爆出，它們有兩個共同點：一是滯后，往往是明星換了國籍數年公眾才得以知道。二是撲朔迷離，大明星們似乎寧願談論自己的緋聞，也不願意敞開談為什麼移民。

2009年6月，法新社一條新聞引發關註：功夫明星李連杰在新加坡市區購置豪宅。據當地法律規定，只有本國公民才可購買帶永久地契的獨立式住宅。隨之，李連杰入籍新加坡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而早在1989年李就已經移民美國，妻子利智和兩個女兒均為美國人身份。此消息意味著，這是李連杰二度更改國籍。

換籍風波將李連杰推向了風口浪尖，但他選擇了沉默。新加坡移民局並沒有就法新社的報道做出回應，李連杰的「壹基金」在北京公司的工作人員也拒絕對此作出回應。2009年7月1日下午，李連杰現身電視舞蹈大賽「精舞門」拍攝現場，當天被問及「加入新加坡籍」一事時，他一言不發，活動結束后更在眾保鏢的護衛下迅速離開，沒有給記者近身採訪的機會。

事實上，2008年初媒體就曾報道，有傳李連杰在新加坡置產，為兩個女兒未來的教育先行鋪路。但關於李連杰移居新加坡一事，他的助理林家賢含糊回應，他只處理李連杰的拍片事宜，不過問私生活。

直到2009年11月，李連杰以中小企業代表身份參加在新加坡舉行的APEC會議，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才首次公開承認移民新加坡。移民的理由，李連杰解釋說「想給孩子找一個學習的地方」，同時也有某資深媒體人的分析"壹基金"才是李連杰入新加坡籍的關鍵」，到底是什麼原因？或許，只有李連杰本人才知道。

2009年9月16日，一部國產獻禮大片首映，爆出一份真真假假的「外國國籍明星」名單。在這份名單的開列人看來，這些名人有個共同點籍貫中國，加入了外國國籍，同時參演了獻禮大片。這份名單虛虛實實，有些當事人也三緘其口。

其中據傳加入美國國籍的顧長衛和蔣雯麗夫婦，曾有記者向其助手求證時，對方的回答是「不清楚」。名單上註明加拿大籍的徐帆，電話無法接通。而被指為加入日本國籍的許晴，其助手乾脆拒絕回應此事。在獻禮片中飾演宋美齡的鄔君梅回應質疑稱「國籍、護照只是個符號。改了國籍仍是中國人」，至於她何時加入美國國籍，卻不得而知。

隱私一再被放大的明星，在移民與國籍一事上，卻留下了真空地帶。

從美國歸來的劉亦菲一出道就被人問個不停，以至於類似「劉亦菲的國籍，我要證據」和「劉亦菲國籍一切謎團水落石出」等帖子總能反覆出現在各種論壇里。寧靜傳出與美國丈夫離婚的消息后，是否擁有美國綠卡的問題再度被拋出。最終，她在擺放著青花瓷和山水畫的房間里接受採訪，用自己是個「頑固的中國人」加以否認。

撲朔迷離的明星移民，也會因為公眾的好奇心導致「誤傷」。今年6月中旬，有媒體報道，趙本山及家人移民加拿大獲批，並已經完成移民前的體檢，趙將選擇多倫多作為移民后的定居城市。這不是第一次，早在2008年11月，趙本山就已經「被」舉家移民加拿大。在這個消息傳播了許久后，趙本山才公開站出表示自己沒有移民。

無論如何，移民國外的明星的數量，正在低調且快速地增長。

明星移民先行者

明星移民的淵源，可以在中國經歷的移民潮中尋得蹤跡。當時的明星，更多是先出國，后移民。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一次留學移民潮，演員陳沖成為了移民海外的先鋒。1981年，此前憑藉《小花》摘得「百花獎」的她離開中國，赴美留學。在美國闖蕩了30年的她，也會無奈地表示美國「不是我本來的土壤。作為移民，這是我寄存的地方，我永遠懷念我的故土」。

擁有瑞士國籍25個年頭，斯琴高娃也是明星移民隊伍不折不扣的先行者。

「很多年了，這早就是路人皆知的事了」，斯琴高娃的經紀人宋先生並不否認斯琴高娃確實加入了瑞士國籍。1986年12月，斯琴高娃遠嫁瑞士華裔音樂指揮家陳亮聲，隨後把國籍變為了瑞士。

先行者對於移民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見解。

2008年10月8日，鞏俐領取了自己的新加坡身份證，「笑容燦爛如花」。此事一經媒體報道，一批加入外國國籍的中國演員再次被推到公眾視線。而已經入瑞士國籍20多年的斯琴高娃也被牽連其中。

當年12月，斯琴高娃選擇直面媒體，認為鞏俐的選擇很正常：「那是她的自由、她的權利，是她個人的選擇，我們為什麼要去指責她呢？」同時，她激動地表示，選擇什麼國籍並不影響一個演員的演技和在觀眾心目中的地位，「我跟她(鞏俐)也一樣啊，但至少我們還是中國演員。我嫁了人，到了瑞士定居，但還是每年回國內來拍戲，也還是可以把農民演得很像。」

在先行者的隊伍中，斯琴高娃屬於隨夫移民一類，蔣大為卻是為了女兒的學習。

一身白西裝，一副金絲邊眼鏡，一曲《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成了舞台上的蔣大為特有的標誌。1996年，在加拿大溫哥華演出的他，想到了女兒高考畢業，有意出國深造。

「我找到了加拿大移民機構，但是當時的移民局不好通過（女兒出國深造），律師就建議我移民，因為你是一個名人，也不花什麼錢，只要肯移民，女兒的問題自然就解決了，再說將來做國際文化交流也方便。諸多因素綜合起來我就過去了。」事後回憶起當初移民，蔣大為大方坦言。

1998年，移民加拿大，辭去中央民族歌舞團團長行政職務，蔣大為過起了平淡的生活。除了出席一些重大演出，大部分時間養花弄畫度日。偶爾也會練練歌，他的「咪咪嗎嗎」讓周圍的鄰居都知道這裡住了個歌唱家。

到香港去

「1997快些到吧 我就可以去香港 / 1997快些到吧 讓我站在紅體育館 /1997快些到吧 和他去看午夜場……」

1992年，歌手艾敬的《我的1997》家喻戶曉。香港，對於彼時的內地人而言，是一種美好的嚮往。時間來到21世紀，前往香港已經相對方便。但香港作為行政特區享受的特殊政策，對意欲移民的明星照樣充滿了誘惑。

明星們落戶香港特區，算是移民中最具公開性的，這源自於香港政府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簡稱優才計劃），這一公開政策也使得每個明星的移民具備超高的透明度。

2006年11月27日，郎朗向香港入境事務處遞交了相關申請證明，這個渾身充滿表演氣質的鋼琴演奏家從此成為香港居民。郎朗在香港入境處的那張招牌式的笑臉，第二天便出現在內地各大報紙上。

此前的2003年，香港為了引進人才，推出「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五年間引進了近兩萬人，但是由於沒有明星加盟，並沒有引起公眾太大關注。2006年6月28日，香港特區政府才制定了「優才計劃」，任何人只要符合資格、能夠通過「綜合計分制」或「成就計分制」任何一種評核，便能獲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截至2010年底，香港入境處共收到5045份申請。在已舉行的17次甄選中，共有1808名申請人成功獲分配名額：當中1672名來自「綜合計分制」，來自「成就計分制」的則有136 名。明星們的高分，則多來自「成就積分制」。

李雲迪和廖昌永在國際上拿獎無數，章子怡、湯唯、胡軍、周迅等明星憑藉在各種電影節上的獲獎加分，得以通過「優才計劃」。一般來說，內地明星在申請「優才計劃」時，還會找資深的香港業界大腕做推薦，張靜初被傳就得到了成龍、爾冬陞等人的聯合力推。

移民香港的理由或多或少有著共通之處。2008年3月11日，戴著墨鏡出現在香港入境處的胡軍，順利通過「優才計劃」。在接受例行的媒體採訪中，胡軍一席話有著一定代表性：「中港台娛樂圈發展空間很大，但過去每次來港只能逗留七天，工作的話要再拿簽證，不時要進進出出，取得優才身份后，對大陸藝人工作的自由度更大，方便進出。」

獲得香港身份的明星們，將擁有出入境自由，免簽通行134個國家和地區。並且相比國外，香港更靠近在大陸的家和事業。這自然成為了眾多內地明星基於移民香港的重要因素。

移民，並不缺少故事。2006年6月，已是 27歲的湯唯被華人奧斯卡導演李安相中，出演《色·戒》里的女主角而一名天下。本就成名太晚，卻遭遇了封殺。2007年，湯唯選擇蟄伏海外，同時，積極申請移民香港。2008年底，同樣是因為《色·戒》曾在台灣「金馬獎」奪得「最佳新演員」的湯唯，輕易通過了「成就計分制」審核，獲得香港身份。對湯唯而言，移民香港，換一個身份，無疑是她事業起死回生的重要助推。

2007年，艾敬寫了一首新歌《我的1997和2007》，歌里唱著「2007已經到了！我們一起去HONGKONG！ 2007已經到了！我們一起去香港吧！」移民去香港的內地明星，伴隨著歌聲，一年一年地增多。

移不走的片場

明星們的頻頻「出走」，總有人想撬開這背後的「誘惑」所在。

「現在辦移民的明星太多了，很多人交給律師隱秘辦理。雖然沒辦法確切統計，但至少80%以上的人都在辦吧，或者更多。」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傳媒集團董事長在接受《中國周刊》記者採訪時證實，「對於許多明星來講，移民並不難，選擇哪個移民國家才是他們需要抉擇的。因為每個國家的硬性條件不同，特別是在移民監的時間規定上，時間越長，限制越多，也就越影響其國內的演藝事業。」

有人分析說，除婚姻因素外，文體明星移民主要出於今後事業發展的考慮。「擁有外國國籍或香港身份的演員，一般均已小有名氣，移民后，擁有出入境自由，不僅能給他們的演藝事業加分，還可以爭取到更高片酬。」一位業內人士透露，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保險福利、醫療補助等方面比國內完善，也是吸引明星移民的原因之一。

除此外，「避稅」也成為眾人口中高收入明星移民的原因之一。「他們都是相關免稅減稅政策的受益者，」有演出商一語道破，「明星走穴演出，本身就是繳稅的灰色地帶，而一個擁有外國國籍的中國明星，就更不知該給誰繳納稅款了。」

看似諸多的移民誘惑，然而，這些移民國外或是香港的明星並沒有從國內大眾視野中消失，他們在重新為自己獲得一個身份后，繼續著其在中國的事業。

一位業內人士表示：「就算有的明星們移民國外，他們的演藝事業肯定還是在中國內地，陳凱歌、蔣雯麗、張鐵林、斯琴高娃這些人不早就持有外國綠卡嗎，還不是都在國內發展？」

鞏俐移民新加坡之後雖然主要接拍國際電影，但也並未減少在中國的亮相機會。去年，鞏俐甚至登上福布斯中國名人榜，並排名第53位。今年年初，著名影星鞏俐推出華語電影《我知女人心》，由於該片鎖定賀歲檔，鞏俐頻繁亮相電影宣傳活動，在國內非常活躍。

2009年至今，有著新加坡國籍的李連杰將精力主要投入到壹基金的運作和慈善救援行動中，他出現在玉樹等災后捐款現場，參加各種節目錄製，出席高校演講。同時，他還參演了《海洋天堂》、《太極》、《敢死隊2》等多部影片，並沒有選擇離開中國這片市場。

更換著國籍，卻有著在中國的事業，賺取利益與名聲，卻要忍受輿論的時不時的質疑。離開與固守，這樣的故事在不同的明星身上，上演、落幕，卻永遠不會停歇。

「讓家屬先走」背後
中國周刊記者 閆小青 北京報道

「裸官」是這兩年流行的一個辭彙。「裸官」的非官方定義：是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國（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公職人員。

關於「裸官」及「裸官」的外逃，這些年來有許多見諸報道。由此，引發了人們廣泛的質疑：妻子兒女移民國外，是為轉移非法資產和東窗事發后逃跑做的準備嗎？

裸與貪

「我勤奮為黨工作幾十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但一直被黨組織懷疑，很寒心。我已經遠走高飛，你們就不要再費勁找我了。」

2006年6月，時任福建省工商局局長周金伙在被調查期間，給紀委部門留下一封信，便從容逃往美國銷聲匿跡。在此之前，周的妻女早已持有美國綠卡。

2004年12月，潛逃加拿大的中行黑龍江分行哈爾濱河松街支行原行長高山，至今仍在接受加拿大司法審查。其妻女早在2002年就以求學為名出國，並辦理了移民手續。

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原局長蔣基芳出逃前妻女移民美國；陝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妻兒在其當權時移民加拿大；溫州鹿城區前區委書記楊湘洪出國訪問期間離團赴法國看望女兒，隨後稱病辭職；中國銀行(601988,股吧)廣東開平支行前後三任行長許超凡、余振東、許國俊的妻子，均通過在開平與華裔美國人假結婚，成為美國公民……

這些案例均表明，「移民」成了腐敗分子事後遁逃和轉移資產最便捷的手段。

2009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頒布實施的《關於加強黨政正職監督的暫行規定》中提出，如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裸體官員」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部門的班子成員。

中辦、國辦2010年印發《關於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規定要求官員需彙報配偶子女的居住地，並在辦理的公共事務存在利益衝突時，主動迴避。

《暫行規定》將對「裸官」的管理提上了日程。防治腐敗是當務之急，但百萬計公職人員配偶子女移民的現象，指向的問題絕不僅僅是腐敗。

士心所向

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傾危之世，士在游寓；亂亡之世，士在阿谷。清代政治家魏源認為賢才的流向和社會的治亂密不可分。

中共中央黨校博士生導師林喆教授認為，社會對「裸官」的認知帶有歧視性，裸官不等於貪官。

林喆教授將「裸官」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到國外留學，把配偶和子女都帶到國外，最後自己學業有成回國。這類留學回來的人，主要是科研人員，回國后被提拔做官，但配偶和子女仍留在國外。第二類是自己在做官的時候，配偶和子女在國外深造、工作或定居。第三類是指貪腐官員先把自己的配偶子女送到海外，再把貪腐的財產轉移出去。一旦事情敗露，就逃到海外。

「我認識一些官員，是很好的清官，他們的配偶子女就在國外。」林喆教授說。

林喆教授認為，官員出國的機會比較多，能夠看到一些相對優越的生活環境，會成為一些公職人員為家屬移民的動因。「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他們的自由，這一點無可非議。但官員因此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就不應該再做官了。」

成為「裸官」雖然不能證明官員的廉潔度出現問題，但卻影響了官員的忠誠度。

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任建明的立場是：「家屬移居海外，是官員的政治信仰出現問題。國際上對於公職人員的政治忠誠度都是有要求的。而在台灣，立法委員會官員持有他國綠卡也要放棄公職身份。對於如何管理移民或家屬移民海外的公職人員，我國目前缺乏明確的規定。」

中國傳統治國之道就是先要修身齊家。任建明認為：「官員無論官職大小，都會起到一個道德表率和示範的作用。一個官員個人和家庭對於祖國的忠誠和信任，是治國平天下的前提。」

「跨國家庭、一家兩制」是網民給裸官家庭起的外號。

中國目前有許多沒有觸犯法律的裸體官員，移民對於公職人員家屬來說，是權利，是自由。但對於國家來說，公職人員的政治信仰是國之良心。

《東方早報(博客,微博)》記者魯寧曾撰文：「一家兩制，腳踏兩隻船，身穿"救生衣"。在國內心安理得地領取優厚待遇，享有體制提供的終身保障，一旦貪污罪行敗露，拔腳就可開溜。更值得憂慮的是，任何人都不能保證中國在大國崛起的道路上必定一帆風順。其中必定有曲折，有迂迴，而當與曲折、迂迴相伴隨的社會、政治危機如果發生，這些已經穿上"救生衣"的人士能夠與全黨、全國人民一起共度時艱嗎？」

身在曹營心在漢，「士心向外」所產生的影響，要麼是帶走民心，要麼是激起民怨。

天堂的鑰匙

一位「相當級別」的官員曾在出國訪問時對林喆說：「這裡這麼漂亮，如果能在這兒買個小屋，退休以後住在這裡，該有多好啊。」海外是一些官員的養老天堂。而移居海外對官員來說，已經不是難事。

西南政法大學學者李韌說：「新一波移民潮獲得國外政府許多優惠的移民新政策，與以往中國移民走的艱苦之路不同了。」

美國移民局目前正在著手對EB-5投資移民項目的收案和審案流程進行調整。今年5月份提出的調整方案中包括：美國EB5投資移民的申請人，需要投資50萬美元到美國指定的高失業地區，為美國創造至少10個就業名額。

EB-5大開綠燈，5年後全額返還，對申請人沒有學歷、年齡、經商背景的要求，沒有英語要求，申請周期短，沒有移民監和居住地的要求等等。

這樣的政策為「裸官」提供了方便，沒有移民監和居住地的要求就表示美國公民可以長期在海外居住，不需要定期登陸美國。而5年內全額返還投資款，也可能會讓一些不夠堅定的公職人員動了「借錢」移民的念頭。

於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不僅成了養老天堂，更成了「裸官」外逃的天堂。官員一旦逃出境外，再想引渡回國相當困難。目前我國只與全球31 個國家簽訂了引渡條約，其中並不包括美、加、澳這些我國外逃官員最多的國家。

這些政策就是「裸官」手中的一把鑰匙，只要他們願意，隨時可以打開國門定居海外。

社會病

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這本是官員應該恪守的原則，而今，裸官不僅讓人民大呼不公，也成為廉政建設的一塊心病。

在廈門遠華案中，有一長串涉案官員名單：公安部原副部長李紀周、福建省委原副書記詹少敏、廈門市委原副書記劉豐、原副市長藍甫、廈門市原政法委副書記林金棟等105名縣級以上幹部，600多名各界顯貴。

這些人員中不乏裸官，李紀周歸案后就交代：「我就一個女兒，從小嬌生慣養。她在美國生活遇到困難，我也就不惜一切了。」

任建明教授分析，可以推斷裸官為支付家屬在國外高額的生活開支很可能走上犯罪道路。

林喆教授則說：「官場風雲多變，不知道將來會如何。」她認為當政治環境不利，官員的發展空間不好時，會產生移民或為親屬移民的心理甚至行動。

上世紀七十年代，韓國政府開始治理積重難返的社會腐敗問題，全斗煥政府上台後，在全社會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社會凈化運動」，金大中政府時期通過了《反腐敗基本計劃試行法》，盧武鉉政府時期通過了《透明社會協約》。

韓國的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一直是透明政治環境的主要做法。而我國在對公職人員財產管理上一直推行困難。

任建明對《中國周刊》記者說：「投資移民對中國公職人員家庭而言相當困難。中國是一個講廉政建設的國家，國家主席的收入水平，都無法負擔向發達國家投資移民的費用。這也是讓裸官失去人民信任的重要原因。」

裸官家庭，放棄的不僅是中國公民身份，也放棄了對公權力的敬畏之心。龐大的裸官家屬群體，是第三代移民大軍中的一支，折射的也是一種社會病。

laodai 發表於 2011-9-27 07:29
「這些」中，不得不提的還有一類人：尋找「天堂」的罪犯。其中有貪官家屬、國內犯罪案底累累者、邪教頭目和 ...

「這些」是屬於檯面上的、上流的、堂而皇之移民的人群。

laodai 如有能力，撰一大篇，描寫「那些」灰暗色的「移民」故事，我老掏不妨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