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前後兩次都是中途變局和沒完沒了的「檢討」

　　廬山會議：前後兩次都是中途變局和沒完沒了的「檢討」

　　作為中央全會或中央工作會議的廬山會議有三次。第一次打倒了彭德懷及其「軍事俱樂部」;第三次打倒了陳伯達，並重重敲打了林彪及其同夥;第二次會議在相關黨史著作中則似有似無，似密非密，幾乎不為人知……

　　【毛澤東三上廬山】

　　建國后，毛澤東曾三上廬山，主持中央會議。

　　第一次，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先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接著開八屆八中全會，討論「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問題。

　　第二次，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工業、糧食、財貿、教育等問題，執行調整經濟八字方針。

　　第三次，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開九屆二中全會，討論修改憲法、國民經濟計劃、加強戰備等問題。

　　第一次會，打倒了彭德懷和他的「軍事俱樂部」;第三次會，打倒了陳伯達，兼帶重重敲打了林彪夫婦及其同夥。這兩次會最有名，尤以第一次會可以獨擅「廬山會議」之名，第三次會還只能放在「林彪事件」中述說(見1981年頒布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17節、21節;《毛澤東傳1949— 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3章、38章)。但毛澤東說過「三次廬山會議」的話(《我的一點意見》)，因此人們習慣統稱為「廬山會議」。

　　但是，夾在上述一、三兩次會議中間的第二次廬山會議，同樣是由毛澤東主持召開，卻處於一個神秘的地位，沒有公開報道，也沒有發布公告，似有似無，似密非密，幾乎不為人知。即使進入改革開放的30年間，關於一、三兩次廬山會議的報道或研究，基本已無禁區;但對於這個第二次會議，其出席人員名單，在一些黨史著作中仍閃爍其詞，特別是會議主持人毛澤東的名字更是諱莫如深，不見一提。例如——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在提「工業七十條」和「高教六十條」時，都只說一句「經廬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和通過」，無出席人員名單，更無毛澤東名字。(見該書第387頁)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3章為《〈工業七十條〉的誕生》，提到「8月23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廬山開幕」，鄧小平在大會講話，但仍無出席名單，更避開毛澤東名字，也不提劉少奇、周恩來，似是故意迴避。(見該書第959頁)

　　《劉少奇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與《周恩來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都只在相關年月日下記載劉、周各自的上山與會，不提毛澤東是否出席。(見《劉少奇年譜》第538頁，《周恩來年譜》第429頁)

　　最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77頁)，引用《我的一點意見》全文時，在「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后，因為其中談到第二次廬山會議，而把整段文字用刪節號作了代替。可見至少到此書出版為止，毛澤東曾主持召開這次會議的歷史，尚在史家迴避之列。

　　其實這段文字，早在1990年由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葉永烈的《陳伯達其人》一書中，引用《我的一點意見》全文時，無意中已全段發表過了。現特引錄如下：

　　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裡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葉永烈在《出沒風波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書中說，《陳伯達其人》曾經北京有關部門審閱，同意出版。據葉永烈說，胡繩和金沖及都看過這本書。胡繩以為書中所寫的陳伯達，就是他所認識的陳伯達;金沖及說「這本書寫得紮實，透露了大量檔案中所沒有的信息」。但這些還不足以完全解開第二次廬山會議未得全部公開的謎團。

　　最近在一家官方網站青島新聞網上，看到一篇題為《1961年廬山會議為何不公開報道》的新聞評論，無作者署名，發表時間是2005年11月9日，卻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如下的回答：

　　中共中央曾於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廬山舉行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工業、糧食和教育等重大問題。可是，這樣重要的會議，很長時間卻沒有公開發布信息。這是什麼原因呢?

　　1961 年8月下旬，當時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兼軍區司令員的張國華，因路途遙遠，沒有按期赴會報到。會議秘書處掛長途電話催他儘快趕來開會，這一電話內容被泄密。就在會議舉行翌日，台灣當局廣播電台播送了中共在廬山召開高級軍事首腦會議，商議解放台灣的消息。當時蔣介石得知這一情報，坐立不安，派了幾批特務赴大陸刺探虛實，其實，會議沒有半點涉及解放台灣的內容。由此，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決定把會議泄密的壞事變成好事，將計就計，即對會議絕對保密，不作任何新聞披露。深諳孫子兵法的毛澤東，當時採用的大概是「虛張聲勢」一計吧。

　　既然這條信息已在官方網上傳播，也就表示已不在保密範圍之內，雖然尚有待正式文件佐證，但已可公開備此一說了。

　　按前文所述，從毛澤東身邊不告而別的行為，陳伯達是有「前科」的。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陳伯達隨毛澤東訪問蘇聯。有一天，毛澤東要起草文件，卻找不到陳伯達了。據《陳伯達其人》記載：

　　「陳伯達哪裡去了?」毛澤東問機要秘書葉子龍。

　　「他搬走了!」葉子龍答道。

　　「他搬到哪裡去了?」毛澤東又問。

　　「搬到大使館去了。」葉子龍答。

　　「他為什麼搬走?他到大使館去幹什麼?他是我的秘書，他的工作在這邊呀!他搬走，為什麼不跟我說一聲?」毛澤東顯得非常不高興。他要葉子龍通知大使館，陳伯達必須立即搬回來!

　　陳伯達只得灰溜溜地搬回來。陳伯達向毛澤東解釋說：他的兒子陳曉達在蘇聯學習，十六歲了，多年不見，想在大使館跟兒子一起住幾天……

　　「你為什麼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崗位究竟在哪裡?」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陳伯達。

　　望著毛澤東慍怒的臉，陳伯達知道事態已相當嚴重，趕緊向毛澤東賠不是，作了檢討。

　　毛澤東在陳伯達作了檢查后，仍把他留在身邊工作。不過，這件事在毛澤東心中，從此留下不愉快的陰影。

　　這段描寫十分生動，有紀實文學筆調，但可相信不是虛構。師哲是毛澤東訪蘇的翻譯，他的口述回憶錄《我的一生》中有專節詳細記載陳伯達隨同訪蘇活動，卻沒有不告而搬一事，只提到「毛澤東確實說過陳伯達『老鼠搬家』，但我不清楚指的什麼」，想即指此事，但他不得其詳。葉永烈這裡所寫，應是得之於當時在場的毛的機要秘書葉子龍的口述回憶，並向陳伯達本人求證。正如作者最後所說，毛澤東雖然對陳伯達有所不滿，還是要用其所長，留在身邊。1961年第二次廬山會議，陳伯達忘乎所以，舊病複發，又一次不告而行;但毛仍容忍在心，繼續留用，甚至1966年還大用特用，委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進入中央常委，排名第四位。直到 1970年的第三次廬山會議上，「把他拿下來」(毛澤東語，見《吳法憲回憶錄》，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墜為階下囚。這讓人懷疑，是不是「將欲取之，必先予之」。

　　從陳伯達與毛的關係和陳的起落，可看到毛澤東的用人之道或馭人之道。所以，《我的一點意見》這篇文章關於第二次廬山會議陳伯達逃會獲譴的一段文字，應該得到重視，說明陳伯達以及同他一樣的人，平日一舉一動，都在毛的洞察之中。陳伯達的悲劇在於，即使晚年服刑放歸幽居的日子裡，他還不知錯在哪裡，他對兒子陳曉農說：「我想不通毛澤東為什麼要打倒我?我又沒有得罪他。在他那裡工作，我還是很小心的。在廬山說他是天才，那也是說好話嘛，緊說好話也不行?」毛澤東曾告誡江青：「人貴有自知之明。」(《毛澤東傳1949—1976》)陳伯達缺少的正是這點「自知之明」。

　　【兩次會議 一個版本】

　　1959年的廬山會議和1970年的廬山會議，兩次會議相距11年之久，卻驚人地相似，幾乎像是一個模子里製造出來的。走的程序，用的手法，講的辭彙，達到的目的，無不似曾相識，稍有異同，但大同而小異。巧合多了，就不像巧合了。

　　馬克思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話：「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對於第二次出現的事變和人物，馬克思又稱之為「再版」和「同樣的漫畫」。證之以兩次相似的廬山會議，不妨稱后一次是前一次的「再版」，實際是一個版本。

　　現就兩次會議，作一簡單比照，以年份代表會議順序。

　　一、相似的開場氣氛

　　1959 年會。《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849頁)載：「周總理也曾談到過大家初上廬山的心情：『那時候，是本著一年的黨的總路線的執行情況，躍進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廬山來把經驗總結總結。主席說了，也帶點休息的意思。這一年的大躍進成績偉大，有些問題，逐步解決，已經解決了不少，剩下的還在解決中，在認識上前途是光明的。是這樣的心情，這樣的意思上山的。』」

　　《毛澤東傳1949—1976》(第966～967頁)載：「連日來，會議的氣氛是比較輕鬆的，被稱作『神仙會』。(七月)五日是星期天，休會一天，天氣晴朗，是上廬山以來天氣最好的一天，與會者紛紛出遊。」

　　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載：「為什麼叫做神仙會?廬山天下名山，富歷史古迹，多神仙故事，權且都來噹噹『神仙』吧。」「主席約談了一次，小舟、周惠同在(開同鄉會也)，心情甚舒暢，相機進言，頗為融洽」。

　　1970年會。《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70～1571頁)載：「到廬山的頭幾天，毛澤東心情很輕鬆，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書、休息。」「吳德回憶說：『初到廬山，氣氛並不緊張，我沒有料到會有一場巨大的風波。』」

　　《吳法憲回憶錄》(第789～790頁)載：「葉群對我們說：『這次來廬山開的是神仙會，沒有什麼事情。你們都忙了大半年，就在這裡避避暑，放鬆一下。」

　　徐景賢的《十年一夢》(第200頁)載：「周恩來告訴來訪者，這次全會的議程很簡單。主要是討論通過憲法修改草案，還要討論一下國民經濟計劃等。會期不長，有三五天就可以了。」

　　二、相似的中途變局

　　1959 年會。《毛澤東傳1949—1976》(第983頁、第988～989頁)載：「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澤東召集大會並講話。」「毛澤東這篇出人意料的講話，引起很大震動。黃克誠後來回憶說：『主席的講話對我們是當頭一棒，大家都十分震驚。……我對主席的講話，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懷負擔更重，我們兩人都吃不下晚飯;雖然住在同一棟房子里，但卻避免交談。我不明白主席為什麼忽然來一個大轉彎，把糾『左』的會議，變成了反『右』;反覆思索，不得其解。』」

　　《彭德懷自述》(第276頁)載：「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會上講話，從高度原則上批判了那封信，說它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目的的。並且指出我犯了軍閥主義、大國主義和幾次路線上的錯誤。聽了主席的講話，當時很難用言語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後，反覆思索主席的講話，再衡量自己主觀願望與動機，怎麼也是想不通。當時抵觸情緒很大。」

　　1970年會。《毛澤東傳1949— 1976》(第1577～1579頁)載：「八月三十日，他(指毛澤東——作者按)在陳伯達整理的那份論述『天才』的語錄上，寫下一大段批示……在這個批語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個標題：《我的一點意見》……在這篇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澤東尖銳地揭露了陳伯達等在廬山會議上的所作所為……他把批評集中地指向陳伯達一人，而對林彪仍不去觸動，而採取保護的態度。」

　　《吳法憲回憶錄》(第801~802頁)載：「葉群對我說，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裡開會去了……時間不長，林彪回來了。他一坐下就對我說：『毛主席的態度變了，不高興了』……」

　　《十年一夢》(第222頁)載：「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一下達，全會的風向立即轉變，前幾天還是陳伯達一夥大叫『揪人』，不幾天馬上又變成了眾人狠批陳伯達。林彪給吳法憲下達指示說：『錯誤要往陳伯達身上推，強調上當受騙!』葉群則給吳法憲打電話予以安撫。」

　　三、相似的沒完沒了的「檢討」

　　1959 年會。《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865頁)載：「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同志，在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和尖銳批評面前，在小組會和大會的嚴厲批判、鬥爭面前，再加上一些戰友好心規勸彭德懷同志『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作檢討』，於是他們便采犬要什麼給什麼的態度』，一次又一次地檢討。」

　　《黃克誠自述》(第259～260頁)載：「身處此境，真是百口莫辯，跳進黃河洗不清，心裡那種痛苦，實在沒法形容。可是還得開會，還得檢討，一次又一次，總是被認為不老實。」「主席這時已確認我們是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地進行反黨活動。常委也同意這個判斷。於是在作決議前，主要任務就是要我們認罪」。

　　《廬山會議實錄》(第334頁)載：「這個連續開了40多天的廬山會議，已經到了『大獲全勝』可以閉幕的時刻了，儘管還認為彭德懷並沒有徹底低頭認罪，也不必再在廬山逼他『更深刻的檢討』了。反正廬山會議之後，緊接著還要開軍委擴大會議，總的來說，彭、黃、張、周都已經認了錯，服了輸，八屆八中全會可以圓滿閉幕了。」

　　1970年會。《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79～1580頁)載：「九月一日，毛澤東在由各組召集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凡是在這次廬山會議上發言犯了錯誤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評、檢查。會上，他點了陳伯達的名，要他作檢查，還要林彪召集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開會，聽取他們的檢查。」

　　《吳法憲回憶錄》(第809～810頁)載：「我的檢查寫好以後，由周恩來送到康生那裡以後，康生藉機報復，批了一大通……這樣我只好寫第二次檢討……結果這個檢討又一次被康生批回來。我又寫了第三次檢討，康生還說不行，周恩來說：『人家已經三次了。』康生只好說：『那好，就算了吧。』」

　　以上比照1959年和1970年前後兩次廬山會議的相似之處，僅舉三例，已可見其大概。若各以四字點評，可分別為：誘敵深入，突然襲擊，窮寇必追。其他還有相似的批判鬥爭方式、相似的新賬老賬一起算、相似的定性判詞(「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目的」)、相似的組織處理，以及相似的大會總結與通過的決議、公告等等，可比照與可寫之處還有很多。就這兩次會議的各自影響來說，似乎各不相同，但若就其影響的大而廣而言，也有相似的地方。1959年這次會，直接導致了繼續「大躍進」后的大匱乏、大飢荒，不得不在3年後的1962年，再開一次「白天出氣，晚上看戲」的「七千人大會」來挽救生產和經濟的頹勢。而1970年的會，則引發了毛澤東1971年8月的南巡，邊調查，邊「吹風」，8月30日在由長沙去南昌前夕，找劉興元、丁盛、韋國清、華國鋒、卜占亞及汪東興談話，說「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預示尚有下文。果然不及半月，發生「九一三」事件，掀起了新一輪的接班人之爭。

　　如果再往深處思考一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18節指出，「文革」前10年，「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第21節又指出，「文革」的發生，「毛澤東同志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熱的程度」。這兩次廬山會議，正好一前一後，以相似的方式，為這座「一言堂」的建立，起了相似的進一步加強加固的關鍵作用。這確是值得深長思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