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917年談救國主張即提「學梁山泊好漢」

　　毛澤東1917年談救國主張即提「學梁山泊好漢」

　　毛澤東曾經指出：「《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這句話也可視為他閱讀《水滸傳》的自我定位，終其一生，他確實始終是從政治角度來解讀這部古典小說的。

　　新版電視劇《水滸傳》正在熱播，因寫過《水滸傳》名物的文史隨筆(中華書局結集為《水滸亂彈》)，在看電視劇同時，也讀了孫述宇的《水滸傳：怎樣的強盜書》。

　　我對《水滸傳》閱讀與研究的主要觀點，已寫入2008年11月30日《上海書評》所刊拙文《〈水滸傳〉的讀法與說法》里。孫述宇儘管自稱「路子稍多一些文學性」，基本仍屬於歷史學的方法。他所雜糅的文學性路數，無非試圖再用小說為史料來證成其論點，反而纏夾進雞與蛋循環論證的怪圈。他的結論是，《水滸傳》作為一部「強盜書」是「曾經由強人講給強人聽的」，講述者就在當年逼上梁山的「強盜」中。他花費大氣力與大篇幅索隱梁山英雄報國與南宋民眾抗金的關係，但其《導言》卻不得不坦承：「並不足以確定水滸故事究竟是哪些強人所作，連南宋忠義人是否參預其事，也尚待忠義人心理為證。」作者還認為，小說中宋江內平群盜、外御夷狄、含冤而歿、封侯立廟，與南宋歷史中嶽飛的遭遇如出一轍，故而大膽推斷，「宋江就是岳飛的投影」。但覆案其考索，仍缺乏說服力，終不免有牽強附會、捕風捉影之感。如其所說，《水滸傳》「不是由一位作者在幾年時間裡完成的，它是不知多少作者在不知多少長久的歲月里合作出來的成果」，那麼，在其成書的漫長過程中，投射進包括岳飛在內的南宋民眾抗金史實，似乎也是毋庸詞費的。總之，孫書只是把余嘉錫、王利器與張政烺等首創性論點具體細化而已，在實質性考證上未見有突破性推進。

　　當然，在對《水滸傳》的各種解讀中，「強盜書」之說不妨聊備一家之言，從而印證文學評論中那句高引用率的話： 「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過，似乎還可以翻用那句話：「一個人眼中未必只有一個哈姆雷特。」即如毛澤東，在其前期與晚年，對《水滸傳》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讀，就大相徑庭，判若兩人。

　　毛澤東說過：「中國三部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誰不看完這三部小說，誰就不算中國人。」(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107頁)就普及率而言，《水滸傳》與《三國演義》也許要超過《紅樓夢》——《紅樓夢》畢竟有點貴族化與士人化—— 成為人民大眾的社會歷史教科書。相對而言，《水滸傳》比《三國演義》更具平民化的特點。

　　自少年時代起，毛澤東就愛讀《水滸傳》，到老興趣不減。他曾經指出：「《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26頁)這句話也可視為他閱讀《水滸傳》的自我定位，終其一生，他確實始終是從政治角度來解讀這部古典小說的。

　　據1936年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小學時代，他就「瞞著老師」，在課上耽讀《水滸傳》，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齡段。李銳認為，《水滸傳》對少年毛澤東的最大影響，就是「激起了他反抗現有秩序的精神」(《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19頁)。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師同學聚會，討論救國之道。有人主張從政，有人提出從教，毛澤東認為，前者需要金錢與關係，後者耗時太久。別人問他的辦法，他徑直回答：「學梁山泊好漢。」(斯特爾特·施拉姆《毛澤東》24頁)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抗大說：「《水滸》裡面講的梁山好漢，都是逼上梁山的。我們現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擊。」(《憶董老》第2輯67頁)重慶談判期間，他回擊陳立夫：「我們上山打游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陳晉《毛澤東之魂》147頁)為此，毛澤東由衷激賞：「梁山好漢都是些不甘受壓榨，敢於反抗的英雄。」(喜民《魂系中南海》92頁)他還對薄一波說：「當時農民聚義，群雄割據，佔據了好多山頭，如清風山、桃花山、二龍山等，最後彙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裝，抵抗官軍。這支隊伍，來自各個山頭，統帥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