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竊聽門」反思西方「新聞自由」

2011年07月26日 13:45:01　來源： 環球時報

　　沈逸

　　「新聞自由」是天使還是魔鬼？

　　從《世界新聞報》發端的「竊聽門」事件正在持續發酵，並挖出蘿蔔帶出泥：英國的另兩份小報《每日鏡報》和《人民報》也開始被懷疑牽扯其中，曾擔任其記者的希普韋爾向《獨立報》坦言，「不論是《人民報》還是《世界新聞報》，電話竊聽其實相當常見。」而年初才接替拉里·金擔任美國有線新聞網談話節目主持人的英國知名媒體人皮爾斯·摩根也被扯了進來，因為摩根當年也曾出任編輯，「難以想象他對此一無所知」。

　　面對突如其來的風暴，簡單的一棍子打死，或者盯住新聞集團不放，或者硬著頭皮袒護，似乎都不是理想的應對方式，畢竟如媒體所說，「艱難的新聞監督路上，沒有一家報紙的關門值得慶祝。」「竊聽門」背後，凸顯了實踐「新聞自由」之路上的各種糾結，如何在市場價值、社會責任、個人權利等諸多重要目標之間找到一個合理的均衡點，考驗著包括傳媒大亨、媒體人、政府以及公眾在內的所有人。

　　簡單地將「新聞自由」奉為天使，抑或貶為魔鬼，都是非常粗糙的，如何辨證分析與看待這個天使與魔鬼的混合體，對奮鬥在走向和諧社會之路的中國，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以制度化的方式探索並建立權力、資本與新聞自由的均衡點，無疑是「竊聽門」事件帶來的第一個啟示。「新聞自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當作不言自明的普世價值，源於人們在市場經濟生產方式下產生的美好預期：用「新聞自由」這「第四種權力」，作為監督和鉗制權力，避免權力的共謀，來損害其他主體的利益。同時諸多先驅者真誠的相信，「自由」的機制，能夠讓各種信息通過交鋒和辯論，推動人們去認知真相，最終達至某個更加美好的社會。但顯然「新聞自由」不是存在於紙面上，抑或者存在於真空之中，現實世界中的新聞自由，必然是以某種生產方式為基礎，並與之相適應的。

　西方的「新聞自由」必然追求市場競爭優勢

　　市場經濟這個外部環境，決定了最終的新聞自由不可能僅僅是某種抽象的價值，而必然是符合市場經濟基本規律的：體現新聞自由的載體，必須符合這種規律，並在市場競爭中獲勝。默多克的新聞集團之所以走到今天，首先是因為他在市場競爭中佔據了優勢：藉助典型的煽情報道，藉助各種猛料、內幕、獨家新聞等等，贏得了市場的青睞；而所謂市場的青睞，是通過受眾，包括那些在「竊聽門」暴露之後憤怒不已的大眾，對《世界新聞報》等小報的偏好實現的。

　　這些猛料、內幕、獨家新聞，滿足了消費者窺探他人隱私的需求，閱讀之後帶來的愉悅，使人每每不能自拔其間，唯一沒有想到的是，這種無限膨脹的內幕挖掘，實際上是以被挖掘對象的隱私損失作為代價的。從新聞集團的角度來看，迎合、引導、放大乃至縱容受眾窺探他人隱私的負面偏好，固然在短期內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收益，但同時也迫使其自己的行為日趨走向公眾容忍的底線，而最終當他越過了這條底線的時候，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終於釀成了今天的局面。

　　另一個作為外部環境存在的，是政治權力。媒體雖然要監督權力，但這種監督必然按照一定規則進行，無論是公開規則或者是潛規則。「竊聽門」中引發持續不安的特點在於，人們發現原先應該彼此制約的新聞媒體與權力，竟然實現某種形式的「合謀」。但坦率說，這種「合謀」始終以某種方式存在，姑且不說小報高度發達的英國，即使在美國，也有類似情況。「維基解密」披露伊拉克、阿富汗的戰爭文件以及國務院電報等事件中，試圖與《紐約時報》合作，但後者拿到爆料之後，很自覺地跑去白宮商議宣傳的角度，這種「自律」便是某種「合謀」規則的體現。因為這樣，所以《紐約時報》才能成為白宮「指定」的最主要放話媒體之一，持續獲得其他報紙所不能得到的「內幕消息」。

　　這些遊戲規則同樣不是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間形成的，而是在漫長的時間裡經歷各種互動、博弈、糾結之後的產物。同樣的，這些具體、鮮活而真實的互動、博弈與糾結，也很少坦白明了地出現在新聞自由的教科書里，因為和普世價值的光鮮形象相距甚遠，但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實世界。面對現實和真相，是需要勇氣的。

　警惕資本的新聞自由

　　就此而言，任何媒體都面臨著「社會責任」、「商業收益」、「與權力的關係」三者間的博弈。按照教科書的解釋，理想的新聞自由，毫無疑問社會責任應該是佔據壓倒性優勢的，即使以爆料為主的小報，似乎也不宜偏離過遠。默多克惹出的麻煩，恰恰是「竊聽門」中顯示的，「商業收益」壓倒了一切，「社會責任」變成了無限制挖掘各類隱私「合法化」的外衣，「與權力的關係」則通過各種公開或灰色遊戲，與權力共謀，為挖掘隱私創建必要條件。

　　這時的新聞集團，這種類型的《世界新聞報》，已經不是媒體，而是媒體化的資本，它實踐和追逐的已經不是真正的新聞自由，而是資本的新聞自由。英國民眾、媒體同業以及其他各種的強烈反彈，與其說是針對默多克，針對《世界新聞報》，不如說是針對無限制擴張的資本邏輯本能的反彈。放任這種擴張的後果大家都很清楚，當然同時值得思考的是，允許資本擴張到這種地步的，正是公眾本身。相比而言，同樣由新聞集團在美國運營的某些媒體還沒有走到《世界新聞報》這麼遠，公眾的偏好與取捨，功不可沒。

　　關注默多克，透過「竊聽門」看「新聞自由」，不是因為獵奇，而是因為利益相關。中國同樣在追求完善自己的「新聞自由」，因為從「孫志剛事件」開始，直到最近的溫州動車追尾，各種公共事件中，蓬勃發展的新聞監督，已經成為一種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力量。但「竊聽門」展現了「新聞自由」失去控制，或者被資本掌控后可能展現出的某種極端情況。一種回應可能是，中國的新聞監督還沒有充分發展，因此無需擔心。這多少讓人想起「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如何未雨綢繆，完善各種安排，確保媒體發展，以及新聞自由在中國的實踐，建立並完善一個相對健康的輿論環境，恐怕是每個人都需要認真思考並仔細實踐的問題。就此而言，藉助「竊聽門」，透視和反思「新聞自由」，對當下的中國，是彌足珍貴的機會，應該而且必須好好把握。

▲(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