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革的一點哲學思考》之六

中國的民主革命，是對舊體制、舊文化體系各方面的徹底否定。它的進程是從鴉片戰爭開始，一直延續到了文化大革命。在這個過程中以「五四」運動為分界線，分成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1949年10月1日前的相繼失敗的幾次革命中，最接近成功的是辛亥革命。它通過民主共和思想在中國社會的廣泛傳播，使中國形成了一個與民主共和相匹配的文化體系。這個文化體系喚醒了廣大民眾，認清了君權神聖實際上是個騙局。辛亥革命完成了對君權專制思想的否定，推翻了阻礙社會發展的封建專制國家機器。中國人判斷事物的成敗就是看它的「氣數」如何，氣旺則事通，氣衰則事斃。君主專制的氣數在民主共和的文化氛圍中已經消失殆盡，因此無論它的反撲來得多麼兇猛，都註定是一次迴光返照。果然，張勳與袁世凱的復辟夢想成了封建君權專制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最後的掙扎。但是，封建專制思想的另一個核心——官僚專制思想的氣數，卻在君主專制吸去了所有社會注意力的時候，悄悄地在帝王身後的陰影中安然自若。辛亥革命顯然忽略了官僚專制思想的存在，在完成了對君主專制思想的否定之後，並沒有繼續對官僚至上主義進行否定，因此辛亥革命只是部分地完成了文化領域內的革命。對舊文化體系否定的不徹底，最終導致了後來的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政。國民黨執政時期，社會依然承襲著封建文化體系中的官僚至上主義。在這樣的社會氛圍里，貪污腐敗盛行，官僚集團成了民主革命中最大的受益群體，利益無保障的群眾與官僚之間形成了尖銳的對立。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才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由此可見，作為封建專制文化體系核心的官僚至上主義是維護政權穩定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國民黨建立的國家機器，這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歷史作用是相同的。如果它沒有繼續在文化領域內對官僚至上主義進行徹底的否定，那麼它還會去重複國民黨失政大陸的歷史悲劇。因此，建國后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並非橫空出世，它的發生是有歷史慣性的，是符合歷史邏輯的。

歷史車輪的慣性決定了那場革命的必然，而發生之後產生的效果則取決於革命的領導者。革命在不同領導者的領導之下，會有不同的革命結果，產生不同的社會效果。那麼毛澤東作為這場倍受爭議的文化大革命的發起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解讀世界的視角是怎樣的呢？他又是習慣於用什麼樣方法來解決問題呢？

毛澤東有句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可見，在毛澤東的思想體系裡，階級否定就是革命，而革命就是暴力。但這並不說明毛澤東是個單純崇尚暴力的人。他在接見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的時候，開門見山地說：「在我這裡只討論哲學問題，不談具體問題」。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在毛澤東的內心深處懷有很深的哲學情結（雖然他的純哲學著作並不多）。當自己一手創建的政黨、政府及國家已經運行在一條比較穩定的軌道上之後，他的思想境界已經從具體的事務中抽離出來，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試圖探求出貫穿在現實中的上下起伏中間的那條中軸線。因此，在加州約巴達鎮的尼克松紀念館里，當那些與毛澤東同時代的領袖級人物都站著交頭接耳的時候，只有他與周恩來，這對抽象與具體、理論與實踐、思想與行動的絕配，採用的是「坐而論道」的姿態。

哲學，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東方，都被看作是智慧的科學，是關於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宏觀科學。當我們研究毛的著作和革命經歷的時候，會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在哲學領域中，他是一個方法論的大家。翻看中國革命史，毛澤東的方法，在當時或被稱作的「路線」或被稱作的「那一套」，總是能夠讓處於危機當中的中國革命轉危為安。一次次的涉險渡難，讓從來沒有服過誰的鄧小平，在建國后的一次談話中神情嚴肅地說：「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我們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深具哲學情結的毛澤東和他的政黨，在有望成為中國執政黨的時候，遇到了黃炎培「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這個周期率讓中國人在「興亡一忽焉」的怪圈裡打轉了幾千年，也沒能摸出個突破它的頭緒。當毛澤東和他的政黨到了即將問鼎中國執政的時候，這個歷史周期率無疑激發了所有共產黨人的革命鬥志。而一向鬥志旺盛，習慣於在鬥爭中尋找樂趣的毛澤東，當然更不會輕意地讓自己掉進這個周期率當中，自然要竭盡自己的智慧去尋求一個能夠破解這個歷史難題的方法。


此為《中國與狼共舞》書中的一節，會不定期更新。讀者也可以到網站http://members.shaw.ca/cd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