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怎樣香格里拉——紀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文集）

西藏不只一個文本
和平解放精確打擊了農奴制，又沒破壞整幅圖畫
文 | 劉耿

西藏解放都60年了，解放的必要性仍然被討論。要搞清楚這極小部分異質思維，要先弄明白當他們談論西藏時，他們在談什麼？

他們在談一個所謂「時間停滯的香格里拉」，在談舊西藏是「清凈美妙」的、「無需解放」的，那裏肯定有「盧梭所說的高尚的野蠻人」。

西藏與香格里拉之間的等號是怎樣加上的？這是一場延拓千古的想象文學的接力賽。西方第一部歷史著作希羅多德《歷史》中就「記載」了西藏，遍地都是碩大螞蟻，擅淘金沙；《馬可波羅遊記》中的西藏人是翻手雲覆手雨的魔術師；葡萄牙傳教士安東尼奧。德。安德拉德是第一個到達西藏的西方人，他發現西藏是一個天主教的王國，因為西藏教皇(大喇嘛)名叫帕巴(Papa)，是原汁原味的葡文。

西方讀者按照這些作品想象西藏，在心目中建構西藏，而這些作品的起點不是真實，是作者的想象。最富想象力的力作當是1933年詹姆斯。希爾頓的《消失的地平綫》。裁一片雲南的彩雲、截一段西藏的雪峰、植一畝四川的草甸、掬一捧尼泊爾的湖，再裝填上中央供暖、俄亥俄的阿克倫浴缸、大圖書館、羽管鍵琴、宋代瓷器，還有從山下肥沃的谷地運來的食物，就湊成了一個香格里拉。

《消失的地平綫》成書於「二戰」待發前的經濟蕭條期，處在心靈迷茫狀態中的人們，亟需一個可被寄託的理想國。經濟衰落，文化繁榮。2010年，觀衆帶著對美國經濟二次探底的擔憂走進電影院欣賞《阿凡達》。先進的3D技術一次性引爆了觀衆所有的想象力，現代傳媒業的發達、人肉搜索、維基百科，使得一切想象，立馬就被證僞。

西藏地理條件的不易接近性給西方人提供了無窮的想象空間，《消失的地平綫》時代的想象力只能在觀衆頭腦中發酵，真作假時假亦真，《歷史》所載螞蟻淘金的故事，令很多西方人至今依然相信西藏遍地是黃金。

一道杠的地平綫消失了，兩道杠的等號出現了。

西藏並不只有一個文本。早期進入西藏的一些西方傳教士、探險者以寫實主義風格素描舊日藏區，農奴被當成「會說話的馬」來使喚，「當時的拉薩，連一根針都生産不出來」。

然而，歷史文本在與文學文本的較量中敗下陣來。因為西方人所熱愛的西藏與西藏無關，是東方主義中的一個「他者」。

和平解放西藏的意義就體現在保護了「他者」不受戰火侵擾。一支由7個民族的136名幹部戰士組成的解放軍先遣連，進軍阿里，現身藏軍主力後方，從戰略上配合了後來的昌都戰役，就解放了西藏---面積相當於十二個浙江省的美麗高原。

在新中國建立前後兩三年中，發生在北平、湖南、綏遠、新疆、四川、雲南和西藏的和平解放，成為中央新政權與地方舊勢力之間解決統一問題的最佳範式。

和平解放精確打擊了農奴制，又沒破壞整幅圖畫。西藏，依然是人們心目中的香格里拉。最庸俗的文藝青年和最有思想的文藝青年有一句台詞是一樣的：我有一個夢想，我想去西藏。一撥又一撥人，戴著旅行社的小紅帽、寂寞和人生的挫折感而來，尋找夢中的香巴拉。

今天，當我們談論香格里拉時，我們又在談什麼？從殖民主義話語體系摘下來的香格里拉，不再泛著政治色彩。存在且僅存在於東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中甸、稻城亞丁和日瓦鄉搶注香格里拉地名，既是迎合西方人的想象，更是迎合西方人的錢袋。

今天，西藏可以這樣香格里拉。

在或不在，愛或不愛，西藏是西藏，香格里拉是香格里拉。

西藏往事：毛澤東和5封電報
毛澤東告訴周恩來：「西藏代表必須來京談判，不要在港談判，請加註意」
文 | 夏攀

空靈美麗的高原、英勇悲壯的進藏先遣連、虔誠執著的和談使者，還有毛澤東以及他與5封有關西藏解放的電報??

一幕幕西藏解放往事，穿越了整整一個甲子，在歷史的鏡頭中延伸。

1951年5月23日，新中國的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在這裡簽訂。雙方代表會心而笑，這個畫面永遠被定格。

電文：「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並尊重班禪及青甘境內的西藏人」

1949年的下半年，人民解放軍把紅旗插遍大半個中國，西北的甘肅，有個11歲藏族少年，是毛澤東格外關照的對象。

當年8月6日，毛澤東發電報給彭德懷等人：「班禪現到蘭州，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並尊重班禪及青甘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准備。」

藏諺有雲：「天上的太陽月亮，人間的達賴班禪。」西藏宗教領袖班禪外避內地，到了這時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可以說，兩位宗教領袖的恩恩怨怨，讓20世紀前半葉的西藏歷史格外的波詭雲譎。

1924年11月15日的夜晚，九世班禪率領少數隨從，逃出了西藏。他來到內地之後，四處奔波，尋求國民政府支持，力圖返回西藏。

193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九世班禪有了回藏的希望，但因種種阻力，終未達成心願。4年之後，他在青海玉樹大寺甲拉頗章宮圓寂。堪布會議廳(班禪行轅機構)開始尋找轉世靈童，經過篩選，終從17名靈童中選中溫都。貢保才旦，即十世班禪。

1949年9月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攻克蘭州，佔領西寧。7日之後，12歲的班禪派出堪布會議廳最高文官計晉美一行，晝夜騎馬趕到西寧，同解放軍取得聯繫。

實際上在西寧解放之前，國民黨即屢次派員勸說十世班禪去台灣，不要被共産黨所利用。但他斷然拒絶：「我是西藏人，我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去。」

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當天班禪即給北京發電報：「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朱總司令鈞鑒，鈞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國救民之業，義師所至，全國騰歡，班禪世受國恩，備荷伏崇。二十餘年來，為了西藏領土之完整，呼籲奔走，未嘗懈怠??班禪謹代表全藏人民，向鈞座至崇高無上之敬意，並矢擁護愛戴之忱。班禪額爾德尼叩。」

獲悉班禪的來電，毛澤東格外欣喜。

一年半後的1951年4月27日，少年班禪來京，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他。為表達感激之情，班禪獻給毛澤東多項禮物。其中有一面紅緞錦旗，上面用漢藏兩種文字書寫：「中國各族人民的大救星。」還有金盾一座，上面鑲嵌「毛主席萬歲」五字。

1952年，十世班禪終於回到了西藏的扎什倫布寺，離1923年九世班禪離開這座班禪世居的古寺，已有29年之久。

電文：「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

某種意義上，班禪在1949年10月1日給中央的電報，是堅定毛澤東和中央政府統一西藏決心的原因之一。在此前的1949年2月，毛澤東同蘇聯特使米高揚的談話中這樣談到西藏問題：「西藏問題比較麻煩，但也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於魯莽。」

毛澤東給出的原因有二。一是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也比較多；二是民族問題，尤其受宗教控制的地區，解決這個問題更需要時間，需要穩步前進，不應操之過急。

早在十世班禪發電報給中央之前，西藏還發生了一個事件，亦是影響毛澤東解放西藏決策的一個因素。

1949年7月，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駐拉薩辦事處代理處長陳錫璋突然接噶廈政府(西藏地方政府)的通知，說有要事相商。

在佈達拉宮前的噶廈辦公樓裡，陳錫璋接到的是兩個星期之內必須和所有國民黨駐藏工作人員離開西藏的通知。

接下來，事件進一步升級，於是有了當年8月19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上這樣的一個頭條：「西藏發生了變亂，拉薩與外界的電訊全部中斷，中央政府駐藏辦事處全體人員被限令兩周內撤離，交通部在拉薩的無線電台被人搗毀，台長遇刺受傷。所有在拉薩的經商漢人皆遭驅逐，連寺院的漢籍喇嘛也無人倖免。」

這就是震驚世界的西藏「驅漢事件」。

關於這個事件的原因，後人這樣解釋：「驅漢事件是在美、英帝國主義和印度擴張主度者唆使和策劃下發動的。事發前，印度駐藏總領事英國人理查遜曾經神秘地乘夜晚溜進噶廈政府辦公樓，他煽動噶廈外交局局長扎薩柳霞。土登塔巴、扎薩索康。旺秋次登說拉薩有許多共産黨人，留他們在拉薩，將來會充當內應，把解放軍引進來。」

顯然，這一事件與當時一些國家支持「西藏獨立」有關。

不久後的當年11月23日，毛澤東發電報給彭德懷並讓他轉告賀龍、習仲勛、劉伯承、鄧小平等人：「經營西藏問題請你提到西北局會議上討論一下，就現在情況看來，應責成西北局擔負主要的責任，西南局則擔任第二位的責任。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當然不只有西北一路，還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後，即應著手經營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個軍，如何分配及何人負責指揮現在還難決定。但西北局現在即應於藏民幹部准備問題及其他現在即應注意之問題作出計劃。」

出兵西藏，在這封電報裡正式被毛澤東提出。

毛澤東告訴周恩來：「西藏代表必須來京談判，不要在港談判」

出兵並不是首選，和平解放仍是中央竭力爭取的。1950年1月20日，中央政府就要求西藏當局派代表赴京商談西藏和平解放問題。

當年5月27日，西南局向中央提出了與西藏地方代表談判的十項條件。內容主要包括：西藏回到祖國大家庭中來，其現行政治制度、軍事制度和達賴的地位及職權都不予變更；實行宗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維持西藏現行軍事制度不予變更，西藏現有軍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之一部分等。

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親自審閲修改，並批語：「均可同意」。這個《解放西藏公約十章》由此成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基礎。

西北局也根據中央精神，曾先後派出兩批人去西藏勸和，結果一批被西藏政府限令出境，另一批竟遭扣押。

一些西藏高層人士，也為和談竭力奔走，格達活佛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格達活佛是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早在1930年代，他就與共産黨結緣，和朱德更是私交甚篤。1950年春，當解放軍抵達甘孜時，格達活佛用這樣的話歡迎解放軍：「你們這些無神論者又來了。可是我這個有神論者要熱烈歡迎你們，擁護你們。」

當聽說噶廈當局置中央政府的和談要求於不顧的時候，格達活佛決心赴西藏勸和。朱德知道這個消息，為了格達活佛的安全起見，立刻拍電報勸阻，但他不改初衷，朱總司令見格達活佛這樣堅決，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格達活佛此一去，就再也沒能回到甘孜。

當年7月14日，他到達昌都，立即向昌都總管表明他此行之目的，隨後又給拉薩的朋友寫信，要求促成雙方和談。

格達活佛的一系列活動，讓分裂分子甚為恐慌。8月13日，英國駐藏間諜給他喝下毒茶。他中毒之後腹痛不止，口吐黃水，鼻孔流血，留下一句「為求和談，我死也不悔，但求到拉薩見到達賴啊」後離世。

而在格達活佛赴昌都之前，西藏地方政府已派出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和堪窮土登傑波為首的所謂「西藏派赴中國外交代表團」，別有用心地提出要在香港同中央談判，以拖延時間。

毛澤東告訴周恩來：「西藏代表必須來京談判，不要在港談判，請加註意。」

電文：「我們必須佔領並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

和談的種種努力之外，「以打促和」的方針也在實施中。

昌都地區，西南軍區18軍正在向那裏集結。

1950年1月2日，毛澤東下達命令，決定改由西南局實施進軍西藏任務。當日毛澤東發電報給彭德懷，並請轉告鄧小平、劉伯承、賀龍。電文提到：「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佔領並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我意如果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於今年五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於十月以前佔領全藏。」

劉鄧最後決定派18軍赴藏，那一年，軍長張國華36歲。

陰法唐將軍這樣回憶這支部隊：「18軍是1949年2月18日在河南鹿邑縣五台廟成立的。當時喊的口號是『打過長江去，活捉蔣介石』。」

就在赴藏之前，功勛簿上這樣記載：「從1949年3月1日自豫皖蘇地區出動，到12月底成都戰役結束，十八軍轉戰豫、皖、浙、贛、湘、黔、滇、川等8省，行程4000餘公里，進行大小戰鬥74次，斃、傷、俘敵l .7萬餘人。」

受命之後，一些不情願的聲音在這支飽受戰爭之苦的隊伍中流傳。「18軍過去吃苦最多，這次又去西藏，上級不公平！」「西藏人煙稀少，不毛之地，讓我們上那幹什麼！」「西藏，西藏，一輩子老婆找不上！」

張國華這樣說服他的戰士：「有人說，西藏是不毛之地。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是帝國主義卻不嫌它荒涼，長期以來在那裏鑽，現在美帝國主義也積極插手，難道我們對自己的國土倒不如帝國主義熱心。有人提出，能不能和藏族姑娘結婚？大家知道，在一千二三百年前的唐朝，就有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西藏王結了婚；現在到了西藏也是可以和藏族姑娘結婚的，況且藏族婦女都非常勤勞和善良??」

為赴西藏預熱，18軍在川西掀起了大練兵運動，當年入藏的新華社記者趙奇這樣描述：「每天天不亮，戰士們小跑三十華里才吃早飯，有人背著粗圓木，也有人背著磨盤，平均負重70斤，許多人腳磨破了，磨起了一片血泡，炊事員每天晚上都要燒上一鍋鍋水，讓大家洗腳後用馬尾把一個個血泡穿透，讓膿血流出來。」

精簡體弱有病的戰士2779人後，18軍挑選優秀戰士14609人，補充了大批強壯騾馬和便於攜帶的火炮等大量的各式武器，面貌煥然—新。

毛澤東決定從蘇聯購買30架高空運輸機，停在四川新津機場，以支援進軍。

電文：「藏軍似有相當強的戰鬥力，必須准備打幾個硬仗」

1950年3月29日，18軍52師先遣隊，從四川夾江縣啟程，向甘孜進發。

當地群衆高喊著「你們走到哪裏，我們就支援到哪裏」、「解放西藏，保衛國防的同志最光榮」等口號為先遣隊壯行。

原18軍52師炮兵連一排三班副班長魯發海這樣講述過他在去甘孜路上發生的故事：「我們從雅安出發便沒了公路，開始徒步行軍。山路曲曲彎彎，盡是羊腸小道。這些小道是過去馬幫走的道，給全團的進軍帶來很大困難，當時我們身上除槍支彈藥全副武裝外，每人要背10至15斤大米，負重50多斤，最多的身上負重七八十斤。第一天走了五六十裡，以後逐漸增加到七八十裡，一天行軍下來，人困馬乏、腿肚子酸麻。」

此行路上，最艱險的莫過於過二郎山了，這座海拔三千多米的雪山，很多地方陡峭無比。部隊每隔15分鐘就要吹一次休息號，休息時間為3分鐘。

魯發海說：「渴了就喝雪水，我們還把雪水灌進行軍壺裡，放上點蘇打片，水立刻像啤酒一樣冒出泡沫子，我們管它叫『雪水蘇打啤酒』。」下雪山的時候，為省體力，先遣隊的戰士和牲口一起，幾乎都是滑下去的。

一路上缺糧，後方的飛機只得從空中投下糧食，一共成功空投6次，總計2.3萬斤糧食。不夠的，就要到當地藏民家裏買。據說藏民只認銀元，飛機就用木箱裝好「袁大頭」往下扔。

1950年5月28日，52師先遣隊到達甘孜，53師的一支先遣隊也於8月2日抵達目的地巴塘。另一方面，18軍主力部隊和兄弟部隊、民工修路、民工一道於1950年8月末修通了雅安至甘孜的公路。

1950年7月24日，18軍前指進駐甘孜，與52師先遣支隊會合。7月30日，苗丕一率南路先遣支隊157團進抵巴塘，與先期到達這裡的陳競波部會合。一路上，先遣隊掃清了土匪及國民黨余部。

在中央「多路向心」戰略下，從雲南、青海、新疆也分別派出了部隊向西藏進發。其中，西北軍區進藏先遣連從新疆和闐啟程，以巨大的犧牲精神向藏北地區艱難跋涉。

此時的北京，毛澤東時刻關注先遣隊情況。8月18日，他給西南局發電報：「你們關於向昌都進軍各電均悉。一個師進攻昌都是否夠用，藏軍似有相當強的戰鬥力，必須准備打幾個硬仗，這方面你們有足夠估計否。」

電文：「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

北京方面，始終沒有放棄戰前的和談，仍然在督促西藏代表來京談判。然而，控制著西藏地方政府實權的西藏上層分裂勢力對此置若罔聞，自恃有外國勢力的支持，拒不安排西藏代表團赴京談判。同時，英國、印度方面也一再製造藉口，阻止西藏代表團前往北京和談。

1950年8月23日，毛澤東發電報給西南局：「如果我軍能於10月佔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當然也有別種可能)。」

9月5日，18軍軍長張國華、政治部主任劉振國抵達甘孜，調查情況，部署戰鬥，箭似已在弦上。

各參戰部隊於9月26日向戰區開進，到10月初，解放軍完成戰役部署。北起青海玉樹，經西康境內的鄧柯、德格、巴安，南至雲南德欽，沿金沙江約700多公里的寬大正面，對昌都地區藏軍形成了蹄形包圍。直接參戰兵力為6個團加3個營和各種勤務保障分隊，共約2萬人，各種火炮57門。

1950年10月6日，在被稱為西藏門戶的昌都，解放軍發起了戰鬥，這便是彪炳史冊的「昌都戰役」。

當年作為18軍偵察兵的王貴回憶這場戰役，給他留下深刻記憶的是解放軍俘虜藏軍的故事：「我所在先頭部隊俘虜三千多藏軍，他們開始很害怕呀，但是沒想到我們對他們那麼好。藏軍過去抓到俘虜，剁手、剁腳、挖眼睛，隨便怎麼樣處理。但是，解放軍卻給他們治病。我們的傷病員後治，他們的傷病員當場就給包紮，除了武器彈藥上繳外，他們的私人財物都發還。」

進藏部隊當時向藏軍俘虜們宣傳昌都一役的目的：「你們的藏政府不跟中央談判，還殺害了去昌都勸和的格達活佛，所以必須打這一仗才能撬開和談的大門。」放回去的俘虜一路上說解放軍的好話，「沒想到當解放軍的俘虜還挺不錯的」。

昌都戰役歷時19天，殲敵5700餘人，這是解放中國大陸的最後一場戰役。劉少奇喻之為西藏的「淮海之戰」。

消息傳到拉薩，佈達拉宮裡，主戰派的攝政達扎與他的反對派發生激烈爭吵，最後雙方不得不求神靈來裁決。

根據師博主編的《西藏風雨紀實》所描述，10月26日晚，佈達拉宮達賴喇嘛的寢宮裡，燈火輝煌，青煙從神台上的香爐裡一縷縷嫋嫋升起，瀰漫在寢宮內，兩名神職人員口裡念念有詞，在青煙的瀰漫中開始求得啟示??最後得到的「決定」是：攝政達紮下台，15歲的達賴親政。

1951年1月，在亞東的達賴喇嘛，親自任命阿沛。阿旺晉美為西藏地方政府談判首席全權代表，與此同時，由拉薩派出的四品官土登列門和桑頗。登增頓珠一道，經康區前往北京求和。

1953年7月16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解放西藏時不無感慨地說：「我們對西藏是先禮後兵，兵後又禮」。

1951，生死行軍
寒冷使死去的戰士迅速僵硬，就好像紅軍在雪山上的遭遇一樣，看起來像陷入深深的睡眠
《望東方周刊》記者山旭 | 甘肅、陝西、山西、新疆報道

在即將到來的夏季，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西北軍區進藏先遣連抵達噶大克60周年之際，有關這段傳奇遠征的影視作品將陸續出現在人們視野。

藝術加工之前，進藏先遣連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挑戰？

在蘭州軍區政治部編研室、新疆軍區檔案館的幫助下，《望東方周刊》得以真實回溯這次進軍的關鍵節點。

彭德懷用紅鉛筆圈定目標

到1950年，北京和拉薩的關係已經變得微妙而引人關注。剛剛親政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在佈達拉宮和邊境上的亞東各設立了一套執政機構。而新生的共和國也已決意解放大陸上的最後一塊領土。

1950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下發《關於進軍西藏的決定》，確定以西南軍區18軍為主力自川康方向進藏。此外，從雲南、青海、新疆分別派出部隊「多路向心」進發。18軍後來也以解放西藏而著名。

但最先出發的是自新疆啟程的西北軍區進藏先遣連。

這支番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獨立騎兵師1團1連的部隊，由原國民黨騎兵第4旅8團改編而成，另由從其他連隊抽調了20多名人員，組成加強連。它配有179匹戰馬、35峰駱駝。三個排每人一支步槍，每班一挺輕機槍。第四個排是機炮排，裝備有6門無後坐力炮和迫擊炮，兩挺重機槍。

這些武器雖然簡單，在以後的進軍途中卻極少被使用，因為他們面對的並非操槍之敵。事實上，在建立第一個據點後，機炮排和大多數重武器都被留在這裡：攜帶它們行軍已經是很大的挑戰。

7月31日，先遣連自和闐地區的於闐縣普魯村出發。由於開始與運輸隊同行，行軍速度並不快：第一天行進30公里、第二天50公里、第三天20公里。這一天起，連隊已經開始進入海拔4500米的無人區。

先遣連指導員李子祥向《望東方周刊》回憶說，雖然久在喀什、和闐地區駐扎，但他們從來沒有進入過高海拔地區。出發前，由陳毅託人從香港買回一張英文分省地圖，在西藏西部的大片空白上只有一個黑點和幾個英文字母，即當時的阿里首府噶大克。

地圖送到蘭州，彭德懷用紅鉛筆把黑點圈了起來，然後對獨立騎兵師師長何家産說，這就是先遣連的目的地。

何家産一直把先遣連送到崑崙山腳下的蘇巴什河邊。李子祥還記得，那時發洪水，戰士們依次緩慢渡河。等到他自己最後渡河時，差點被沖走。何家産站在岸邊急得大聲叫喊。由於缺氧，他一下子暈倒在河邊。

不到4000米的蘇巴什河谷也許是整個遠征中海拔最低的地方。

第一份和平協議

在行軍第一周結束時，先遣連就損失了幾乎所有運輸隊。他們夜晚宿營時遭遇大雪，李子祥說，早上走出帳篷看到遍地都是凍死的驢子，幾乎無法從中間穿過。僅在第7天、第8天就有1000多頭驢子和駱駝死掉。

先遣連不得不遣返了運輸隊。這時，頭痛、胸悶、昏迷等高原反應已經非常明顯。因為雪盲，他們只有將馬匹首尾相接前進。

在得到先遣連報告後，部隊的衛生部門提出了解決建議：病人絶對安靜，行軍15至20裡休息，食用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如蔬菜、大米、稀飯拌湯??

先遣連仍以每天35至40公里的速度在崑崙山中行進，第9天翻越6000米的界山達阪，進入西藏境內。在這之前，他們失去了第一個戰士：劉進吉。

劉進吉自己綁在馬背上行進了幾天，終於沒能戰勝高原反應。

他的登記信息很簡單：1917年，甘肅天水，漢族。李子祥說，在喀什開訴苦大會時，劉進吉第一個要求上台，結果沒說幾句就放聲大哭，無法繼續下去。出發前，他成為起義戰士中第一批共産黨員。

在崑崙山與岡底斯山之間是東西長2400公里、南北寬700公里的藏北高原。這片海拔4500米至5000米的曠野富含鹼性，基本不毛。

在8月15日、21日，越過崑崙山的先遣連分別建立了兩水泉、多木兩個據點，並第一次遇到藏民。8月29日，他們進抵到一個叫做扎麻芒堡的地方。缺乏補給、筋疲力盡的先遣連決定在此停留休整。

阿里地方政府先是強行阻止藏民與先遣連接觸。10月，18軍在昌都擊敗藏軍主力後，他們改變了態度，開始和先遣連談判。

在扎麻芒堡東南20多裡的一個帳篷裡，先遣連與地方政府達成了《五項協議》。這份以互相承認和尊重為核心的契約，也是共産黨軍隊與西藏地方政府達成的第一個和平協議。1951年5月，北京與拉薩正式簽訂「十七條協議」，宣佈西藏和平解放。

阿里地方政府負責人甚至通過先遣連的電台與毛澤東互通了電報。

在先遣連向獨立騎兵師報告的電文中，還講述了他們與地方政府負責人結成兄弟之盟，承諾不會把戰爭加之於西藏人民。

先遣連的行進路線並非今天從喀什開始的新藏綫。它自和闐出發，在新藏綫以東一二百公里的地方並行。18世紀初，準噶爾就是從這個方向侵入西藏，用彎刀席捲高原。

後來，藏民在與先遣連接觸中提到最多的就是，他們雖然騎著戰馬而來，卻沒有帶來戰爭。

王惠志回憶說，有個藏族小夥子看好他們的步槍，就騎馬從背後襲擊了一個戰士。戰士聽見聲音回頭時，對方一刀砍在步槍上。他知道對方喜歡自己的步槍，就摘下來扔了過去。藏族小夥子跳下馬，給他磕了一頭表示感謝，才持槍離去。

但是，與地方政府並非沒有交鋒。

李子祥說，談判後，地方政府提出按照藏族習慣比武，想了解先遣連的實力。但這時大雪封山，沒有補給，他們的軍裝都穿爛了。

先遣連集中了全部「好衣服」給參加比武的戰士穿上。雖然很多人已經開始浮腫，但是在槍支射擊中，他們還是大勝地方政府。最後，當比試射箭時，蒙古族戰士巴利祥力斷長弓，徹底贏得了競賽。

比武后，地方政府再次圍困扎麻芒堡。一個月後，強壯的巴利祥也死了。對先遣連真正的考驗到來了。

生死扎麻芒堡

由於先遣連總指揮、黨代表李狄三的日記在送回新疆時遺失，目前能夠詳細反映先遣連進軍沿途情況的，只有1951年9月先遣連及後續部隊完成進軍任務後所作的《進軍路線沿途調查材料》。

其中這樣描述了達扎麻芒堡：一塊流沙中之綠洲盆地，四周靠山，每一個山頂英雄連都構築有野戰工事，地形較為複雜，為軍事上良好之陣地，有泉水味不佳，柴草豐富，但較遠。氣候不好，每天下午颶風，人們一舉一動都感到呼吸困難，時常有病員發生，其病症大都為身上浮腫，醫治無效，日益嚴重。5月30日6時低溫4攝氏度，12時高溫34攝氏度，海拔4517米。

10月下旬，大雪封閉崑崙山後，先遣連成為一支孤軍。沒有人向營地射擊或進攻，但是死亡陰影時刻籠罩著他們。

高原病導致了大多數人的死亡。那時，他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浮腫、最後皮膚迸裂出黃色的液體而死。

王惠志說，一旦生病就會特別能吃東西，然後開始浮腫。繼而不再進食。短則幾天，長則二三十天，浮腫就遍佈全身，眼睛都無法睜開。

為了解決這個怪病，除了隔離，病員們根據衛生員的建議在天晴時到地窩子外，靠著土丘曬太陽。但是不久，唯一的衛生員也死了。

先遣連戰士、藏族翻譯喬德祿對《望東方周刊》說，在戰鬥中犧牲並不是一件難事，但先遣連的「一個一個小夥子」沒有一個人能夠痛快地死去。

躺在地窩子裡的病員並不會大口喘氣，而是若有若無地呼吸，彷彿一塊無形的巨石壓在胸口。

撫摸自己浮腫的身體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好像在觸及別人的肢體，又好像自己被陌生的東西接觸。如果用完好的手指使勁按，會有半個手指淹沒在黃色發亮的皮膚裡，但是很難感受到肌肉或者骨骼。這時只能輕輕抽回手指，因為已經感覺到皮膚下面流淌的組織，生怕將表皮戳漏。

1951年1月2日，先遣連向獨立騎兵師發出電報：現在這作戰現象是不存在的，就是病號多，病馬多死馬多，我們沒辦法制止這個問題發生。

隨後電報稱：全連18名病危者，前幾天死亡了兩名，其中一名拉肚子，一名全身發腫皮質破裂而死。62匹馬完全不能使用。上午晴朗下午刮大風，寒暑表損壞無法報告氣溫。

另一份電報報告說：新發生較重10名，放馬、放哨、打柴都靠10多個人擔負，病員特別燒柴多，打一周柴燒不了兩周飯。戰士不吃飯怕犯病，多數人吃但吃得少，馬有30匹全乏不能騎。衣服95%以上完全是破爛的了，襪子完全沒有了。

1月31日，王震親自致電新疆軍區：病員情況十分嚴重，向當地群衆調查治療方法。一待開山，即派出較好醫生。二軍應研究此種病因，電告該連，治療參考。

高原墓地

為了向先遣連輸送給養，新疆損失了4500多頭毛驢和駱駝，還有3名維族運輸員以身殉職。但只有一次給兩水泉送去了1.5公斤食鹽和7個饢、一袋信件。

李子祥說，信件都是來自內地的慰問信。他們讀給瀕死的戰士，給了他們最後的安慰。

王惠志回憶說，他也全身發腫，無法站立。看著地窩子裡的戰友一個個被抬走，他乾脆把一直沒捨得穿的軍裝從包裹裡找了出來勉強穿在身上，靜靜地躺在地上等待死亡。

這時，有情報說從新疆流竄到西藏的土匪要襲擊扎麻芒堡營地，他就背起電台到附近土丘的陣地上。一路汗水，他竟然就此脫離了死亡的威脅。

王惠志的小組裡共有5個人，除了他還有一名電台長、一名報務員、兩名搖發電機的戰士。最後只有他和報務員得以倖存。

兩名戰士直到浮腫蔓延至手臂時還在工作，抬到地窩子後不久就去世了。其中一人名為桑必強，臨洮人。他的侄子說，桑必強的父母臨死前，仍要求他們找到桑必強的下落。

李子祥則在一次返回多木途中與戰士王興才遇到暴風雪。在野外過了一夜之後，他的5個手指被凍掉，王興才也失去了兩個指頭。

在扎麻芒堡，開始時犧牲者都埋在距離營地兩三裡地遠的一個向陽坡地上。後來，由於無力將死者運送到這個距離，他們就在戰壕旁邊埋葬死者。為了防止被阿里地方政府發現大量減員，除了李狄三以外，所有死者都是平墳下葬，不立墳包、墓碑。

1965年，阿里軍分區將先遣連烈士遺骸集中遷移到獅泉河烈士陵園。當時負責此事的馬占山向《望東方周刊》回憶說，雖然只過了十幾年，但烈士們只剩下纍纍白骨，不僅包裹屍體的獸皮和軍裝粉碎，連身上的鐵制配件都與土地結合在一起。

他們成為了高原的一部分。

人民功臣

1951年2月，先遣連看起來已經陷入絶境，只有電台時斷時續地與新疆取得聯繫。2月5日中午，王惠志收到了一份落款為「西北軍區黨委」的電報：你們是黨的忠誠戰士，軍區黨委決定授予你連「進藏英雄先遣連」稱號，併爲全體同志記大功一次。犧牲的同志們永垂不朽！

王惠志翻譯到這裡，連忙舉起電報向帳篷外跑去，沒想到幾步就頭暈眼花，轟地撲倒在地。

自中國共産黨在1927年組建自己的軍隊以來，一個建制連隊每人記大功一次的，僅此一例。他們每個人也都獲得了一枚「人民功臣」獎章。

2月5日是除夕夜。這一天，又有兩人去世。

2月25日，先遣連致獨立騎兵師的電報說：近兩日病故戰士三名(班長副班長戰士各一)，馬匹現只剩四八匹，其中有一四匹能用。氣候每日下午大風甚至連砂子小石都可颳起來。

這一天，中央軍委向王震及西北局、西北軍區發電：既如此困難請考慮於開山後將該部隊撤回新疆後，新疆即解除入藏任務。

王震及西北局、西北軍區覆電：有把握克服入藏的各種困難，希望仍按原訂計劃執行入藏任務。

到3月，死亡仍在繼續，有3個班的幹部戰士已全部去世。根據部隊保存的記載，3月7日這一天，共舉行了11次葬禮。李子祥說，在結束葬禮回到營地的途中，都有送葬者死去。

馬占山就是後續部隊成員。他們到達多木後，還有先遣連的戰士要他把自己背到哨位上，「他已經不能動了，但是說自己眼睛還可以看到，發現敵人還可以鳴槍，起點作用。」另一個地窩子裡有4名生病的戰士。第二天一早，地窩子已經被夷平，4名戰士在夜裏都已去世。

後續部隊仍由獨立騎兵師組成，有280人，稱為進藏先遣支隊。王惠志說，後續部隊到達後，為了不影響他們的士氣，就把當天犧牲的戰士隱藏在地窩子裡，一個摞一個。

李狄三就是5月28日，後續部隊到扎麻芒堡當天去世的。

在甘肅張掖，本刊記者採訪了李狄三的通訊員曾自修。由於高原的經歷，他的健康受到嚴重損害，哮喘甚至使他很難持續講話。

在他的記憶中，李狄三瘦高個子，帶有軍人硬朗的氣質。在1951年初最艱難的日子裡，他從來沒有表現過一絲絶望的情緒。

在李狄三病危的時候，黨支部一度決議要他使用僅有的幾支盤尼西林。李狄三說，懇請大家不要形成決議，讓他臨死背上個不執行決議的名聲。

曾自修就在當場，那時，浮腫已經使李狄三幾乎睜不開眼睛了。後來整理他的遺物時，他們看到李狄三在日記上寫道：連隊到扎麻芒堡不久，我就病倒了，工作沒有做好??請黨寬恕??

這個1937年參軍的老戰士一直隱藏著自己的病情，直到別人已經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他的浮腫。根據李狄三的遺囑，他的遺物：兩本行軍日記交給上級，幾本書和笛子、一件皮大衣茶缸分別送給幾個戰友，衣服交給炊事班的同志，「因為他們的衣服爛得厲害」。

在生命的最後時光，李狄三沒有忘記自己的家庭：王震發給他的獎品---一支鋼筆希望轉交給他的兒子，還有一條藏族頭人送的狐狸尾巴，「請轉給我的母親」。

看到噶大克

1951年6月6日，先遣連及後續部隊自扎麻芒堡再次出發。根據藏民提供的信息，部隊首先向位於改則南的普蘭進發，然後向西轉進，前往他們最終的目的地---噶大克。

6月中旬，部隊開始翻越岡底斯山。《進軍路線沿途調查材料》記錄說，此前他們已經在海拔5000米以上地區行進了100多公里。

他們經過的東君拉達阪，按照今天的地圖就是西藏神山之首岡仁波齊。「此山為峻峰聳崖直立，坡度極陡，上下約十里長。山頂海拔7625英尺，上面氣候惡劣，空氣稀薄，缺少氧氣。到此呼吸感到特別困難，氣都喘不過來，人們均感頭暈眼花，心中發吐，四肢無力。尤其山頂吹風天冷，睜不開眼睛，凍得人馬直打哆嗦。」藏民經過此地時，都把一塊干牛糞頂在頭上，作為對牛神的祈禱，保佑可以安全度過。

「登越此山時，不要過急，必須慢爬幾步，休息一下。待換過氣後再行前進，否則一口氣很不容易上到山頂，就是勉強上去，必然疲睏，心跳頭暈倒地難過。」

無論是先遣連還是後續部隊，在翻越東君拉達阪都付出了代價。上山時，他們用鎬在冰川上砸出台階，並且鋪上氈子防止打滑。這耗盡了所有人的體力，不斷有人昏迷。等到他們終於下山到海拔5900多米的啞拉過達阪時，有的戰士倒地就再沒有起來。

寒冷使死去的戰士迅速僵硬，就好像紅軍在雪山上的遭遇一樣，看起來像陷入深深的睡眠。

在山腳下的巴格海子，部隊埋葬了翻越岡仁波齊和在此休整時犧牲的大約10名戰士。到這時，繼續行軍的先遣連成員再次精疲力竭，大多數人不得不把自己綁在馬匹上，以免因體力不濟摔落下來。

在李子祥的記憶中，甘肅武山人張佛成是最後一個在行軍途中犧牲的先遣連戰士。他沒有妻兒。一直到2010年，他的侄子才了解到這個失蹤60年親人的去向。

6月29日，先遣連進入普蘭宗，即今天的普蘭縣城。

進抵位於中國最西南部的縣城普蘭，成為整個遠征中最為重要的環節之一。

普蘭位於西藏自治區西南部、阿里地區南部、喜馬拉雅山南側的峽谷地帶，它扼守中國、印度、尼泊爾三國交界處。19世紀中期，依附於英國的廓爾喀就是從這裡入侵西藏。

事實上，正是在先遣連到達後，中央政權管轄的軍隊才第一次在這條邊界上進行駐防。受到西方勢力策動的南部國家也終止了持續100多年的北侵行動。

1951年8月3日，先遣連及先遣支隊進抵噶大克。曾自修回憶說，他們行進至一個坡頂時，終於看到噶大克。那時已經是下午，遠遠望去小城只有十幾座石頭房子，百十人的身影。

他環顧左右，看見那些疲憊的戰友們，並沒有人掉下一滴眼淚。

最後的先遣連戰士

遠征結束後，曾自修、王惠志等人被送回喀什的軍隊醫院。曾自修回憶說，雖然受到了精心治療，但仍有筋疲力盡的戰友在醫院中去世。

然而，這時發生了所謂「叛國集團」案。

1951年解放軍開始在阿里邊境地區執勤後，境外廣播稱，有共産黨軍隊因不忍艱苦投敵。

阿里軍分區戰史這樣記載說：在阿里開展「三反」運動的工作組抱著「抓典型」、「打老虎」的報功心態，隨意將「三反運動」擴大化，捏造先遣連內部有叛國分子，無端炮製先遣連連長曹海林等7人為「叛國集團」。後經上級審查，所謂「叛國集團」之說純屬子虛烏有，未有定性。

「此『叛國集團』案，是阿里部隊發展史上極其沉重的一頁，同時，對取得極大榮譽的『進藏英雄先遣連』官兵來說，這段苦痛的卻是精神、意志和心靈上的一次洗禮。」

曹海林退伍後一直在阿克蘇的生産建設兵團生活。30多年後，他對一位作家提及這段經歷時說：「當娘的有時不也會錯怪自己的兒子嗎？」這位國民黨起義軍官在上世紀90年代去世。

王惠志在喀什的一家印刷廠工作到80年代，然後回到臨潼、他妻子的家鄉。如今，80歲的他和女兒、女婿一家住在一起。雖然有退休金作為保障，但由於住房緊張，他每天就睡在客廳的一張單人床上。這些天，他正准備申請廉租房。

曾自修和喬德祿都很滿足在張掖的生活。當然，這是按照中國西北地區小城市的生活標準。喬德祿在新疆的部隊工作到60年代，受到衝擊轉業到甘南老家。他雖然已經聽不見聲音，但是拿著烈士名單時，仍然會喃喃地講起熟悉的某個人。

曾自修身體恢復後回到了普蘭邊防。他後來參與了60年代的邊境戰爭，捍衛這條戰友用生命抵達的界線。曾自修的一生都與高原為伴：回到內地後和喬德祿都在甘肅海拔3000多米的農場又工作了十幾年。

在新疆瑪納斯生活著副班長魏清文。他1952年退伍回到老家瑪納斯，當過鄉黨委書記。退休後享受副處級待遇。在腦子不糊塗的時候，他經常向家人提起的仍是在阿里的經歷。

85歲的王興才生活在喀什，他在生産建設兵團以一個普通轉業戰士的身份度過了自己的一生。由於以先遣連為前身的部隊目前就駐扎在這裡，他後來經常受到邀請去做報告。不過，最近幾年由於身體快速衰老，他也已經很難清晰地講述當年的遠征。

在巴音格勒蒙古族自治州的和靜縣，85歲的巴力登由於白內障和老年性耳聾，已無法對話。他像一個普通退伍戰士一樣，在家鄉當過鄉村幹部，離休前是公社副書記。

和靜縣黨史辦離休幹部周西萍說，和靜有17名蒙古族戰士加入先遣連，最後只有5人回到家鄉。他們都屬於土爾扈特，這個生而為遠征的部落。

指導員李子祥，在50年代受到衝擊回到山西運城老家，也當過鄉村幹部，80年代平反。他有個孫子目前在阿里服役，那個他一生難忘的地方。

副連長彭清雲，在加入先遣連之前已是特級戰鬥英雄。他和曾自修一樣在普蘭服役，高原曾使他隨軍的妻子流産。此後，他在北疆的一個兵站度過了十幾年光陰，直到一位留宿在此的軍區領導經過時偶然了解他的經歷，才得以調動。

不過，當本刊記者在新疆軍區總醫院拜訪他時，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偵察員已經卧床4年，無法談話了。

這些人，無論他從哪裏來，在結束了史詩般的遠征之後，大多像那個年代的普通戰士一樣回到了自己平凡的家庭裡。那裏有他們摯愛的父母、妻子、兒女和兄弟。

扎麻芒堡、噶大克、雪山、聖湖，也經常在他們的眼前浮現。當然，還有那些永遠駐守在阿里的戰友們。

老掏評曰：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