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 在上帝與凱撒之間——從德國教會歷史看政教關係

ZT : 在上帝與凱撒之間——從德國教會歷史看政教關係

                                         余傑

   
    我們一直被一個嚴酷的真理所打擊：在奧斯威辛所有的猶太人都是犧牲者，所有的殺人者都是基督徒。……人們該如何理解無論希特勒還是希姆萊都不曾被逐出教會？解釋庇護十二世從不曾譴責奧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是必要的，更不必說是絕對必須的？解釋黨衛軍有一大部分是始終對他們的基督教世系保持忠實的信徒？解釋曾有些殺人者在大屠殺間隙中前去懺悔？以及解釋他們都來自基督教家庭並接受過一種基督教教育？
                                                                 ——威塞爾《做個猶太人》

                                  沒有雙手的耶穌塑像

    在柏林憲兵市場廣場附近的一家餐廳，我們應邀與新教聯合會發言人法格勒博士（Volker Faigle）一起共進午餐。

    法格勒博士的年齡大約在五十歲左右，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善於溝通且有豐富閱歷的人。他是一位牧師，對德國教會歷史有著精湛的研究。他首先向我們介紹了他本人的經歷：他曾經在巴伐利亞一家路德宗教會擔任主任牧師，後來專程赴美國和英國學習神學。此後，他到非洲肯亞從事宣教工作長達六年之久。法格勒說，那段時間裡，他跟當地的農民同吃同住，並創建了一家新的教會。結束宣教工作、回到柏林的新教聯合會總部之後，他擔任聯合會與非洲教會之間的聯絡人。六年之前，法格勒被任命為新教聯合會的「外交部長」兼「發言人」，負責處理教會與政府、憲法機構的關係，以及德國新教教會與其他國家教會的關係。

    首先，我向法格勒博士詢問目前德國人的宗教信仰狀況。他介紹說，德國現在八千萬人，其中兩千六百萬人是新教徒，兩千六百萬人是天主教徒，兩者的人數基本相等。另外還有三百五十萬的穆斯林。作為宗教改革的發生地，德國的新教和天主教長期處於對立狀態，兩者的關係在近二十年來才有所改善，雙方在一些社會慈善事業方面展開了有效的合作。

    那麼，近年來，德國教會的人數在增長還是下降呢？」我問道。

    法格勒博士回答所，讓人憂慮的是，德國信徒的人數不斷流失，尤其是年輕人到教會的很少。教會對公共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影響力都呈下降趨勢。德國教會面對的一個最為嚴重問題便是：在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時代、一個相對主義思潮佔據主流的時代，如何讓福音重新觸動人們的精神世界？當人們強調建立在自身美德和能力上的自我價值感的時候，如何讓人們相信，這些價值是容易破碎的，而真正建立在磐石之上的信仰乃是馬丁·路德所說的「因信稱義」？教會很難像中世紀一樣重新佔據社會生活的中心地位，但教會必須在人們需要的時候提供其他機構無法取代的精神上的幫助。

    今天，政教關係的問題在德國仍然屬於「高度敏感」的領域。我詢問道：「在今天的德國，教會如何處理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呢？」

    法格勒博士沉吟片刻之後，這樣回答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把分歧放在憲法的框架內評估。如今德國教會和政府的關係，都依據德國基本法之規定來處理。基本法第四條有這樣的條款——『信仰和良心自由、宗教和世界觀信奉自由不可侵犯；保證宗教活動不受阻擾。』德國教會實行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德國的政教關係比其他國家複雜。」

    據我了解，德國政府幫助教會徵收宗教稅，再將此筆款項分配給教會，包括神職人員的薪水也是這樣開支的。如此這般，神職人員的身份便有點類似於國家公務員。雖然法格勒博士強調，政府所起的作用僅僅是「代征」，但我總覺得政府對教會事務的介入，或者說教會對政府工作的依賴，實在是太深了。教會與政府理應保持更遠的距離。不過，這是由德國教會發展的歷史傳統所決定的。馬丁·路德所倡導的宗教改革，過於依賴德意志諸侯的力量，「路德的神學前提使他不僅必然要攻擊教會的管轄權力，而且要相應地維護世俗當局，從而填補前者造成的權力真空。」【2】路德反對羅馬教廷的時候，不是將真理直接訴諸於民眾饑渴慕義的心靈，而是藉助封建諸侯的力量，以此迅速獲得勝利。這種策略也埋下了教會受制於世俗政權之隱患，「由於這一信仰所具有的樂觀主義，所以它似乎對於政治制度濫用權力的習性缺乏深刻認識」。【3】從此，德國的世俗政權對教會事務的介入便超過了很多西方國家。

    在交談中，法格勒博士特意提到，他沒有去過中國，希望早日有機會到中國訪問，並與中國政府和家庭教會有所接觸。他說，他將坦誠地向中國政府介紹德國在處理政教關係方面的經驗與教訓。不是要求中國全盤移植德國的模式，而是讓中國人了解德國的情況，以此推進中國自身的發展。他強調說，首要問題是喚醒民眾對宗教信仰自由的關切，讓大家認識到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權的核心部分。一個不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必定是人權狀況糟糕的國家。我回應說，中國人對宗教信仰自由的認識有欠缺，即便是那些追求人權和自由的知識分子，也將宗教信仰自由放在人權的末端，似乎可有可無。但實際上，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權的核心內容，甚至是其他權利的根基。一九九八年在韓國光州發布的《亞洲人權憲章》中闡述說：「在亞洲，宗教和良心自由尤其重要。大部分亞洲人民篤信宗教，宗教是貧困和壓迫中取得安慰的源泉，很多人在宗教里找到基本的身份認同。然而，宗教原教旨主義也是導致社會分裂和衝突的起因。宗教寬容對人享有良心自由，包括改變宗教信仰的自由，都是十分重要的。」【4】這樣的闡述帶有世俗自由主義的烙印，但即便是這樣一個程度的理解，在大部分中國人那裡都還不具備。

    飯後，法格勒先生領我們參觀就新教聯合會的大樓。據說，憲兵市場廣場是柏林最美麗的廣場，廣場上有一家專門演出古典戲劇的劇院以及兩個互為姊妹的著名教堂——即法蘭西大教堂和德意志大教堂。法蘭西大教堂內是當年流亡到德國的法國胡格諾派信徒們建造的，其內部設有對外開放的胡格諾派博物館。可惜今天時間有限不能去參觀了。法格勒博士告訴我們說，新教聯合會的總部設置在政府、議會和法院大樓的附近，其目的便是迅速地與世俗機構就當下事務作溝通和討論，在一些公共問題上第一時間發出教會的聲音來。在二樓的一間會議室內，聯合會的一群牧師們正在開會討論一項關於墮胎的法案。法格勒博士說，教會不應當像中世紀的修道院那樣「自我邊緣化」，而應當讓信仰彰顯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座龐大的辦公樓與普通的辦公樓有一個最大的不同，便是其中設置了一間小禮拜堂。這間禮拜堂大約可以容納一百人左右，專門供在總部工作的牧師和工作人員們使用，大家隨時可以來此祈禱。在禮拜堂中央的祭壇上，安放著一尊耶穌釘十字架的小塑像。這個塑像與我們在一般的教堂中所看到造型截然不同：十字架上的耶穌居然沒有雙臂！我曾經在和解小教堂中看到只有一隻手臂被釘在十字架上、另一隻手伸向下方的耶穌的塑像。和解小教堂的艾舍牧師告訴我說，耶穌的另一隻手伸向人間，是表明耶穌對這個世界的深切參與，直到被釘上十字架的時刻，耶穌也沒有忘記那些被凌辱、被逼迫、被屠殺的人們。而這裡的耶穌塑像為何兩隻手臂都缺失了呢？這一藝術創新可謂驚世駭俗，若是在中世紀，雕塑家恐怕要被宗教裁判所審判了。

    也許，藝術家試圖藉此表明，在那些最黑暗的時代里，教會沒有成為耶穌的臂膀，沒有參與耶穌拯救人類的事工。基督徒們背對這個世界，沒有與那些在集中營中被屠殺的人們站在一起。那麼，這個塑像的用意是譴責，也是警醒。

                           何謂「日耳曼人的基督教」？

    法格勒博士指出，納粹時代教會的表現，是德國教會歷史上最恥辱的一頁。納粹上台之後，從三個方面全面壓迫、打擊和改造教會，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唯唯諾諾的「日耳曼人的基督教」。這是一個龐大、周密且狂妄的將教會納粹化的計劃，他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首先，納粹致力於將教會納入到其無孔不入的國家體系之中，讓基督教成為順服與支持納粹的「國家宗教」。希特勒及其助手們詆毀基督教的言論，很少在公開場合發表。在公開場合，希特勒扮演著「教會的守護者」的角色。他先是安排心腹穆勒擔任「全國主教」，當穆勒未能按照其意圖成功地控制教會的時候，他又任命漢斯·克爾作為新成立的「宗教事務部」的部長。這個擔任過普魯士司法部長的鐵桿納粹分子，遵照元首的命令採取一切措施遏制教會的反對勢力，並宣稱「積極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消滅了其他所有政黨，消滅了工會和各種民間組織，讓納粹的黨國體製成為民眾惟一的依賴，一旦離開此種體制，每個人都只能是孤立無助的個體，無法集結成一支強有力的力量。納粹不能容忍教會繼續作為獨立的社會系統而存在——只要存在獨立的系統，便有可能是潛在的反對力量。

    聖經中說，凱撒的物歸凱撒，上帝的物歸上帝，「上帝的物與凱撒的物的二元區分是基督教政治哲學的核心」【5】；納粹卻要讓上帝的領域歸其所有，「在極權主義時代，凱撒想讓那些過去按傳統權利不屬於他的東西也屈從於他」，「根據納粹的學說，國家宗教凌駕於各宗派，獨立於一切宗教教條。據此看來，基督教教會應毫無問題地接受黨和國家的權威。」【6】納粹連老百姓靈魂的事也要插手干預。納粹需要的不僅是民眾三心二意的支持，而且是死心塌地的效忠。一個在靈魂上追求自由與平等的人，不會同時接受納粹的價值觀。要讓人們都成為忠心耿耿的納粹分子，就必須讓教會成為國家機器上的一個齒輪，讓教會領袖們成為政府官員。而希特勒本人，不僅要當所有德國人的「元首」，也要取代耶穌基督成為教會的「元首」。

    其次，納粹政權誘導民眾放棄傳統的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以新的納粹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當時，德國有百分之九十二的民眾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宗教生活在民眾日常生活中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作為顛覆基督教的工作的一部分，納粹狂熱分子鼓勵在有關出生、婚姻和死亡的儀式上去除基督教的影響，並廢除基督教日曆和基督教節日。從一九三八年起，學校中不再允許上演頌歌和基督降生的戲劇，「聖誕節」這個詞被「聖誕季節」所替代。戈培爾還有一個更加隱蔽、更加陰險的花招——「每個星期日上午去做禮拜的時候，為了轉移人們不要去做禮拜，於是廣播里就放送最美好的德國音樂和精選的詩篇。」【7】許多愛好音樂和詩歌的德國人由此被留在家中。這些破壞基督教和德國人民之間心理紐帶的努力，收到了明顯的效果。納粹以群眾運動起家，當然知道如何「運動」群眾，如何將群眾控制在其股掌之中。

    在奪取政權之前，納粹便組建了許多對青少年頗有吸引力的組織，讓孩子們積極參與之，從而不再踏進教堂之門。納粹很早便洞悉了此一策略：只有掌握年輕一代的心靈，才能掌握德國的未來。如何抵禦納粹對青年人的蠱惑，教會既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也缺乏與納粹抗衡的資源以及與青年人溝通的語言方式，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孩子們紛紛離開教堂，昂首挺胸地走進納粹的青少年組織。希特勒青年團的少男少女們不僅通過晚會活動形成新的世界觀，就連學校上課用的教材也成了政治工具。有一道數學題是這樣的：「建造一家精神病院需要六百萬帝國馬克，假如一個房間需要一萬五千帝國馬克，那麼總共有多少個房間？」【8】在做這道題目的時候，學生們發現病人耗費了龐大的國家財富，便不由自主地接受了納粹消滅這些身心殘疾的「廢物」的方案，正如一九三五年的《教師手冊》所規定的那樣：數學教學要以「國家政治教育」為己任。納粹還創辦了一批精英學校，如希特勒學校、國家政治學院、國社黨帝國學校等，以培養接班人，「當他們還是孩子的時候，他們就要在軍隊里經受磨練和嚴格的訓練，課堂上除了知識外，他們主要是接受世界觀教育。他們要像政治戰士一樣，『相信、服從、戰鬥』……希特勒的學生們常常是狂熱信仰的一部分。他們每兩個人中只有一個人活過了那個時代。」【9】通過這些努力，整整一代德國人脫離了教會，喪失了信仰。毫無疑問，「納粹主義的長遠目標不僅僅是毀滅教會，而還要毀滅任何意義上的基督教信仰」。【10】

    第三，納粹政權對基督教作了若干「大刀闊斧」的「改革」，企圖打造附庸於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只有此種「積極的基督教」，才能在第三帝國享有一席之地。納粹黨的二十五點綱領中有涉及宗教信仰的部分，規定說：「國內一切宗教派別享有自由，只要它們對德國民族的道德感情沒有危險。黨贊成積極性的基督教信仰。」這裡的措辭耐人尋味：對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諾，有特別的限制，即不能危害德國民族的「道德感情」。言下之意是，無論何種宗教信仰，如果不符合納粹的意識形態，則不受保護。納粹又聲稱，贊成「積極性的基督教信仰」。什麼是「積極性的基督教信仰」呢？在受到種族主義激發的各種運動中，有兩個宗教分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國便佔據統治地位了：一個是消除了『猶太』或『羅馬』特性的『日耳曼』基督教，一個是強調自然－太陽崇拜的新異教主義。這兩者又互相混雜，於是「在新的德國基督教中，耶穌被變成一個堅定的握著劍而不是戴著荊冠的亞利安人」。【11】納粹興起之後，此兩種宗教分支，更是變本加厲蠶食正統信仰的領地。

    新教教會和天主教教會都未能抵禦納粹的侵襲。許多新教徒全力支持所謂的「恢復國家尊嚴」的行動，其中有些自稱為「德國基督徒」者更是參與納粹的暴力活動，被稱為「教會中的衝鋒隊」。【12】在天主教方面，德國天主教會原本效忠於羅馬教宗，如今搖身一變聽命於希特勒，並聲稱這是為了捍衛「民族利益」。於是，德國教會歷史上最卑鄙的一幕發生了——漢諾威主教馬拉倫斯在一份公開聲明中宣稱：「國家社會主義的生活概念，是決定和表現德國人特性的民族和政治教義。德國基督徒也有義務遵守。」【13】法格勒博士認為，德國教會必須正視歷史，並公開懺悔，掩飾乃是第二次犯罪。

    談到這裡，我告訴法格勒博士，教會一旦被官方化，便失去了上帝的同在，而蛻變為一個世俗的政治組織。在中國共產黨政權建立之後，當局扶持了一個所謂的「三自會」，此「御用教會」對黨的崇拜超過了對上帝的崇拜，它扮演著跟納粹時代的「日耳曼教會」相似的角色。當局希望以此控制教會。但大多數中國的基督教都選擇在家庭教會中聚會，使當局的如意算盤落空了。另一方面，當年德國教會未能抵禦民族主義的教訓，對今天的中國教會仍有啟示意義。如今，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洶湧澎湃，這是當局有意鼓動和煽動的結果。上帝的公義和愛是賜予萬國萬邦的，基督信仰應當成為民族主義之「解毒劑」。但是，基督信仰中所蘊含的真理的力量，並未完全在中國教會內外彰顯出來。我們要認識到，基督信仰是一種普世信仰，真正的基督信仰絕對不是某個國家和某個民族的成員所獨享的，它屬於全體人類。

    法格勒博士回應說，他很理解我的擔憂，他會將中國「三自會」的真實狀況告訴更多的德國教會。他針對所謂「日耳曼基督徒」的信仰狀況分析說，那些「積極的基督徒」，同時身兼納粹黨徒和希特勒崇拜者的身份。他們並不感到這兩者之間有矛盾，「對於國家社會主義者來說，希特勒顯然是被派往世界來拯救德國的上帝的使者。一個熱情的信仰者表達了這樣的思想：『耶穌基督以希特勒的形式被派到我們當中。』」【14】這才是對信仰最大的褻瀆。

                      希特勒的信仰，反猶主義的支持者和抵制者

    法格勒博士認為，在「上帝」和「希特勒」這兩種信仰之間，必有一種是虛假的，因為這兩者在本質上是對立的。對於那些毫不猶豫地去殺人的納粹黨徒而言，對上帝的信仰無疑是虛假的，或者說對上帝的信仰早已被納粹的意識形態掏空了。

    那麼，希特勒本人的信仰究竟如何呢？

    希特勒從小生活在一個天主教家庭中，他的母親是一名虔誠的信徒並經常帶孩子到教堂去做禮拜。希特勒成年之後並未公開否認其教徒的身份，但他其實是一個宗教虛無主義者，其內心深處充滿了對基督信仰的刻骨仇恨。如果說尼采只是反對體制化的教會而不是全盤推翻基督信仰，他對耶穌本人尚存敬意的話；那麼，希特勒不僅反對作為組織系統的教會，而且敵視耶穌本人，因為耶穌倡導的愛與公義正是納粹意識形態的剋星。希特勒將基督教看作是「系統地培養人類失敗的因素」、「侵蝕我們重要器官的禍害」。他狂妄地宣稱：「總有一天，我們要處在這樣的位置上，在那裡，只有十足的傻瓜才會站在講道壇上向老婦人佈道。」跟天主教教徒相比，希特勒尤其蔑視一直以來跟世俗權力眉來眼去的新教教徒：「他們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像狗一樣順從，當你對他們說話時，他們惶恐得汗流浹背。」【15】

    希特勒發明了一套特殊的意識形態，其根基便是種族純正的「第三帝國」的狂想。「第三帝國」這個詞語古已有之，在德國它是一個古老而神聖的概念，「『帝國』（Reich）一詞既然有宗教色彩，又有政治色彩。『路德聖經』有一個句子就用了這個詞。這個句子是：『你的帝國來了。』」【16】希特勒賦予了這個詞語以新的內涵與外延——那是一個他本人取上帝而代之的國度，帝國將與他本人同命運。當然，在希特勒所設想的這個「美麗新世界」里，是沒有基督教和基督徒的存身之地的。與希特勒一樣，大部分的納粹黨人都對基督教有一種「形而上的仇恨」，他們認為基督教是來自猶太人的信仰，這種信仰被守財奴式的傳教士所強化，「納粹運動是自從早期現代被世俗意識形態所推動的反天主教的反映，它只能被解釋為『在所謂基督教的西方病入膏肓的信號』。」【17】納粹領導層的內心深處大都是無神論者，他們心中已經喪失了善惡的觀念和道德倫理的制約，他們是心中沒有敬畏的一群人。

    法格勒博士指出，毋庸諱言，教會是希特勒的手下敗將。耶穌基督將教會當作自己的身體，教會卻未能在上帝面前承擔此職責，甚至以積極的態度參與了希特勒的反猶主義活動。反猶主義一直以來便是德國教會肌體內的一顆尚未切除的毒瘤。在馬丁·路德那裡，便有著嚴重的反猶主義思想，此種思想在中世紀起便泛濫全歐洲。

    談到這裡，我立即聯想到在「路德的城市」威登堡的聖母教堂外看到的一個奇怪的雕塑，那是一隻給三隻小豬哺乳的母豬的造型，它的後腿被一個帶著尖頂帽子的小個子男子拖住——這是猶太人和豬，是一種羞辱猶太人的標誌。這一標誌在路德時代便出現在許多教堂中。

    一九八八年，這座路德曾經佈道的教堂被修繕一新。與此同時，一些路德會的年輕會員認為，不能讓外邊的這座雕塑就這樣立著——當然更不能將其「毀屍滅跡」，他們籌集了一些資金，在這座雕像前豎立了「警示碑」。【18】它由四塊青銅質地的方形平板組成，被鑲嵌在人行道上，由一隻青銅手指從下邊把它抬到稍稍高於地面。朝上的一面有一段詩一樣的說明：

    十字架下面
    有著上帝的名字莊嚴而神聖
    面對基督徒
    猶太人不能發出聲音
    我們對此已習以為常
    就在這習以為常的辱罵中
    六百萬猶太人死去

    這個「警示碑」是德國數千個「警示碑」中的一個，而且是我所見到的第一個以教會的名義對教會參與反猶主義的罪孽懺悔的「警示碑」。此種公開的懺悔是值得珍視的。在那個黑暗時代，教會確實自覺不自覺地成為「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之一部分。教會本應遵循上帝的旨意，宣講並履行同情之心、培養愛心，減輕人們的痛苦，譴責罪惡、殘忍和殺戮。所以，教會的態度是一個重要的試金石，可以用來衡量滅絕種族的排猶主義在德國的廣度和深度。神職人員的使命是傳揚愛、同情心、憐憫心和道德，如果他們也默許、贊同和支持將猶太人從德國社會消滅掉的話，就進一步有力地證明，滅絕種族的反猶主義在德國無所不在。

    對教會的研究表明，反猶主義成功地使基督教的領袖們。牧師們和一般信徒放棄了最根本的愛與公義的價值。美國歷史學家戈德哈根查考了教會的史料，吃驚地發現，當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時候，在新教的所有主教中，只有武爾姆主教一人秘密緻函希特勒表示抗議。其他主教不論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下，都漠然無動於衷。甚至有一個名叫薩塞的主教，發表了一本充滿惡毒的排猶主義的小冊子，公然為焚燒猶太教堂和大規模的暴力行動辯解。【19】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信徒和普通的德國人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納粹的反猶主義思想。在一九四四年，瓦爾特·霍赫斯塔特牧師秘密印刷了一千份抗議屠殺猶太人的傳單，通過軍郵散發給前線的官兵。他寫道：「在中世紀，人民就仇恨猶太人，而今天，人們對猶太人的仇恨進入白熱化時期。教會界必須承認這一點。今天，數百萬碑殺害的猶太男人、女人和兒童在哭泣。教會不能保持沉默。教會不能說，解決猶太人的為問題是國家的事情。教會不能說，現在懲罰猶太人是由於他們的罪孽。……誰授權我們將罪責完全加在猶太人身上？一個基督徒是不能幹這樣的事的。一個基督徒是不能成為反猶主義者的，他也不能成為溫和的反猶主義者。」【20】在納粹統治時期的德國歷史上，霍赫斯塔特的信由於明確徹底的反對滅絕種族的反猶主義而成為一份極其罕有的光輝文件。在被德國佔領的法蘭西的一家醫院裡，霍赫斯塔特牧師的宣告以及宣告背後的純正信仰，如同一片漆黑中，一盞如豆的卻不熄滅的燈光。

    作為一個整體和一個組織的教會，在納粹的壓迫之下屈服了；但是，作為個體的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卻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反抗納粹的種族屠殺。公開站出來抗議的人確實不多，但悄悄保護猶太人的德國民眾卻有很多——這種「沉默的英雄」同樣需要冒巨大的風險。二零零八年，在柏林成立了一座紀念救助猶太人的「沉默英雄博物館」——半個多世紀之後，這群不為人所知的英雄終於付出了水面，終於獲得了應有之榮譽。

    為了親自參加該博物館的開幕式，蕾哈·亞伯拉罕特地從紐約飛來柏林。當她在這座新落成的博物館中看到自己的照片，心中生出了莫名的感動：那是一張她父母抱著襁褓中的她所拍的照片。一九四三年，她們一家三口住在柏林，卻必須悄悄地躲藏起來。照片里還有一位站在她們旁邊，面帶微笑的年輕女士，名叫瑪麗婭·尼科爾，也就是亞伯拉罕一家的救命恩人。當時瑪麗婭偷偷給她們送食物和替她們張羅假身份證件。【21】

    「沉默英雄博物館」里表揚的，都是一些像瑪麗婭·尼科爾這種納粹時期民間英勇人士的事迹：瑪麗婭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她正義英勇的行為，如實體現了崇高的宗教情懷，即使蓋世太保對她施加了審訊及威脅，她也不為所動，沒有出賣受迫害者。她以她的方式對納粹主義進行了反抗。雖然瑪麗亞屬於那個時代的極少數，但卻不是唯一和孤獨的。「沉默英雄博物館」主任圖謝爾指出：「今天我們所知道的有姓名、記錄的沉默救難者有三千人左右，大約與被救助者的數目相同。但是從我們迄今查知的民間救助事件所得出的結論是，沉默救難者的人數要多得多，估計至少超過兩萬人。」

    許許多多的時代見證者已經不在人世，只能由他們的子孫出來陳述上一代人的經歷，例如沃伊根·卡爾先生：沃伊根的父親是一名醫生，當年違背禁令，繼續替猶太人看病。有一次，時年十六歲的沃伊根在法蘭克福自家的頂樓上遇見一個陌生人，令他非常吃驚，「我馬上去找我的父親，問他是怎麼回事？父親當時就嚴厲警告我千萬不能聲張，必須嚴格保密：他說，上面躲著一名從『馬伊達內克集中營』逃出來的猶太難民。」

    以這種方式救助猶太人，既困難又危險，但並非不可能。「沉默英雄博物館」的學術主管，歷史學家施泰因巴赫指出，博物館的展覽品顯示出了沉默英雄反抗納粹政權的英勇事迹。他說：「成立這座博物館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誇大炫耀我們民族的英雄事迹，而是要更清楚地表明，當時也有一些勇氣可嘉，見義勇為的人士，敢於向時代的不公不義說『不』。我覺得，當今這樣的人實在太少了。」

                        

  烈火中的荊棘：《巴門宣言》

    法格勒博士帶著我們參觀整座大樓，一路步履匆匆。他是一位典型的工作效率極高的德國知識分子。在大廳進口處的一面位置顯要的牆上，懸掛著幾個裝有紙張發黃的德文文件的鏡框。法格勒博士停下如飛的腳步，指著牆上的文件說：「這就是有名的《巴門宣言》。在納粹時代，大部分德國的教會和基督徒都臣服於希特勒的統治，接受納粹的價值觀，背棄了純正之信仰。而《巴門宣言》為德國教會挽回了聲譽，戰後德國教會的重建便以此為精神基礎。」

    直到今天，我們仍需直面威塞爾之質問：「人們該如何解釋眾人的消極態度，在他們旁觀猶太人受迫害之時？如何解釋殺人者的殘忍？如何解釋他們中間的基督徒在射擊孩子時不讓他們的手臂顫抖，或在把他們赤裸、頹喪的犧牲者們驅進死亡工廠時不讓他們的良心約束自己？當然，在此處或彼處，總有勇敢的基督徒來幫助猶太人，但他們是少數。」【22】這質問不僅來自威塞爾，更是來自那萬人坑中的死不瞑目的遇難者。如果不能回應此追問，信仰的復興和教會的重建便是空中樓閣。歷史學家也指出：「儘管個別牧師的許多英雄主義行為在第三帝國時期被記錄下來，但是教會機構都悲劇性地沒有鼓起勇氣區阻止納粹犯下難以言說的反上帝和反人類的罪行。這種體制性的神經衰弱將永遠是基督教歷史上的污點。……這是一種道德的近視。」【23】當本來應當為大眾指示遠景的教會也患上「道德的近視」的時候，人們從哪裡尋求真理與方向呢？

     一九三三年四月，「日耳曼基督徒」在納粹的支持下組織了一次大會，他們特意將地點選在「路德之城」威登堡，以顯示他們是路德的傳人。他們試圖讓德國所有的福音派教會「協調一致」，將全德二十八個地區性新教團體合成一體，歸由一名主教管理。這樣，在納粹所宣揚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元首」之後，便可以再加上「一個教會」了。同年九月，他們選舉希特勒的新教教會事務顧問穆勒為新的國家主教。穆勒將元首制的原則引入教會管理之中，並通過名為「雅利安條文」之決議，要求具有雅利安血統是擔任神職的前提。根據此決議，在一九三三年當年即有三千名牧師被解職，佔德國牧師總數的六分之一左右。
    在如此嚴峻的形式之下，馬丁·尼穆勒牧師領導一群傳道人組成「牧師緊急聯盟」，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被稱為「宣信會」的替代性的教會管理組織。一九三四年五月，四百名基督教新教教會代表來到小鎮巴門（Barmen），召開了為期一個禮拜的神學研討會，會後發表了一篇震撼教會內外的《巴門神學宣言》（Barmen Decoration）。這份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是神學家卡爾·巴特。宣言呼籲德國教會回到基督教的核心真理，明確反對希特勒的極權主義政策，並強烈表示教會存在的主要職責和角色。該宣言的前言指出：「鑒於現存帝國教會當局的『日耳曼基督徒』的錯誤正在毀滅教會，也正在破壞德國福音教會的統一，我們要公開聲明以下的福音真理。」宣言總共有六條，其中有兩條信仰告白引起了希特勒政府的相當不滿。第一條指出：「聖經是惟一上帝的話，不論是生、死，我將永遠順從。」第五條指出：「教會沒有義務替政府宣揚政策，但有義務與責任宣揚聖經的教訓和耶穌基督的主權。」

    《巴門神學宣言》不是一個政治宣言，但它不迴避所謂「敏感」的政治問題。宣信會沒有計劃開展抵抗納粹主義的政治運動，它主要是反擊「日耳曼基督徒」運動中的異端邪說對基督教的曲解，「宣信會決定不將自身定位為一個敵對教會，而僅僅作為一個團體去保護正統的基督教信仰」。【24】但是，該宣言撼動了納粹的一元化統治，挫敗了希特勒一統教會的野心，成為暴風驟雨中基督徒持守信仰的一盞明燈。宣言發表之後，納粹大為震怒，逮捕了許多簽署者。僅在一九三五年，因為公開拒絕整個種族主義的世界觀，便有七百多名牧師被逮捕。宣言發表之後，許多教會和基督徒認識到，他們不僅要為捍衛信仰自由而戰，還應當在一切與良心和人權有關的事務上發言和行動。沉默和逃避的態度，既是因為人的怯懦，更是因為神學上的偏差。如果完整領悟了聖經真理，必定會具有「雖然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正如朋霍費爾在生命最後時刻所宣稱的那樣，這種「公民的勇氣」來自上帝：「公民勇氣只能從自由人的自由責任感當中成長起來。只是在現在，我們德國人才開始發現自由的責任感的意義。它所依靠的是這麼一個上帝。這個上帝要求以勇敢的行為作為信仰的自由響應。」【25】 在最堅決地反對納粹的自由戰士當中，許多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尼穆勒博士因反抗公開納粹而被捕。此前一個星期，他曾經在達倫姆一向是座無虛席的教堂里向他的會眾講道，這次講道終於稱為他在第三帝國的最後一次講道。好像他已經預感到將要發生的變故似的，他說：「我們和古代的使徒一樣，不願意在上帝要我們說話的時候，聽從凡人的命令而保持沉默。我們必須服從上帝而不是服從人。」【26】此後他輾轉於多家監獄和集中營之中，直到七年之後被盟軍所解救。雖然他的志同道合者屈指可數，但這先知式的宣告，成為戰後德國教會復興的種籽。

    是的，他們人數雖少，但像鹽一樣，以讓自我消失的方式改變了整杯水的味道。他們是一群遵照上帝的囑咐、為真理而戰的人。正是有了他們的存在，大屠殺才沒有成為一幕完全敗壞人類歷史的悲劇。正是有了他們的存在，人類才有了重新回歸上帝的懷抱的希望。上帝為何會允許屠殺的發生？上帝為何不出手直接懲惡揚善、改變歷史的進程？這是許多人迷惑不解的難題。神學家漢斯·約納斯提出了他的解釋：「人們可能期待著，善良的上帝有時打破最大的抑制其權力的規則本身，並且以解救的奇迹來進行干預。可是，解救的奇迹並沒有發生。上帝對奧斯威辛憤怒的年代里一直保持沉默。所發生的奇迹來自人類自己：來自那些為了拯救以色列人的義人的行動，即，只要不出意外，隨時與以色列人共命運、不怕做最後犧牲的民族中那個別的、往往默默無名的義人的行動。」【27】上帝給予人以自由意志，所以，有人作惡，亦有人行公義、好憐憫。因著這群為真理獻身的人的存在，即便在最黑暗的夜半時刻，即便在焚屍爐的煙火之中，人類的自由、尊嚴和權利仍然沒有全部崩解，人類社會仍然沒有淪為萬劫不復的「動物莊園」。

    法格勒博士介紹說，二戰結束之後，德國和德國教會都面臨重建的問題。重建不僅需要資金和技術，更需要精神資源。那些服從甚至配合納粹政權的教會，即所謂的「日耳曼教會」，自然遭到了民眾的唾棄，那兩千名曾經簽署申明支持納粹的牧師均名聲掃地。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他們都受到道義的譴責。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能繼續從事神職工作，他們的教會亦門可羅雀。而那些參與簽署《巴門神學宣言》的教會，每個禮拜日都會湧進成千上萬的信徒參與聚會。那些堅守信仰的教會，在大逼迫的日子裡經受了風吹雨打，當雨過天晴之後，便成為民眾精神生活的中心。人心的天平，稱得出崇高與卑劣的差別。

                              東德時期在夾縫中掙扎的教會

    二戰結束、第三帝國消亡，但德國教會的苦難遠遠沒有結束。

    兩個分裂的德國，正好位於冷戰的最前沿。東德統一社會黨為鞏固並擴展其權力，像納粹一樣將魔爪伸向教會。經歷了納粹二十年血腥統治之後，尚未恢復元氣的東德地區的教會，再度遭遇一場劫難。東德教會在官方的壓迫之下，四十年間不斷地失去信徒，版圖日漸收縮。東德政權成立的時候，東德地區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而當東德瓦解的時候，信徒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麼，東德時代教會和基督徒的光景怎樣呢？法格勒博士說，在新教各宗派中，路德宗比較強大，遂成為當局的眼中釘。東德政府將消滅基督教當作一種潛在的政治目標，在幾十年的統治中，集中了各方面的政府資源以達成此目標。東德政府雖然沒有像納粹那樣發起針對教會的大規模的迫害運動，他們通常使用隱蔽的方式，此種無形的壓迫更有效果。「黨和國家政權，尤其是國家安全部，幾乎控制著全部輿論和公共生活以及直接涉及私人領域的教會活動。」【28】東德當局的做法便是，讓神職人員在社會上得不到應有之承認和尊敬，讓基督徒成為「隱形的人」，甚至是受歧視的人。他們將信徒打壓到了社會的邊緣。

    東德的執政黨統一社會黨像納粹一樣，企圖取代教會在公共領域的作用，在教會外創造和發展出一套模仿教會的平行的制度。在這方面，他們做得比納粹更有成效。我回應法格勒博士說，東德當局仍然沒有中共那麼僭妄與無恥，東德官方畢竟沒有製造出一個非驢非馬的「官方教會」出來，中共則製造出一個舉世無雙的「官方愛國教會」，或「共產黨教會」，即在無神論意識形態統攝之下的教會，這需要多麼豐富的想象力和多大的膽魄啊。

    無論是納粹還是東德當局，以及中共政權，所有的專制政權都會瘋狂地迫害教會，這是因為基督教堅持人皆有良心的自由——上帝賜予人類的自由當中，甚至也包括人類拒絕上帝的自由。人的良心的自由，正是獨裁者對民眾實施催眠的最大障礙。德國歷史學家梅尼克指出：「第三帝國的新大廈就以恐怖主義對良心的迫害而開始，這種迫害通過無數的渠道浸沒了、或者是輕輕地而不斷地滲透進全民族每一個個人的生活裡面去。在它那裡，我們就看到了第三帝國最強有力和最惡毒的手段及其自己的原罪。」【29】納粹和所有的極權主義者都是靠暴力，更是靠思想征服人民的。通過「槍杆子」和「筆杆子」，專制政權讓民眾放棄了良心的自由，並參與反對該政權的「敵人」的運動。「烏合之眾」可以迅速地變臉充當「幫凶」。

    我接著問法格勒博士說：「那麼，東德時代的教會如何應對當局的逼迫呢？」

    法格勒博士回答說：「當時，東德教會的態度大致分為兩派。多數派的觀點是恆久忍耐，如同當年的先知摩西一樣，他們認為這是上帝給德國教會的試煉，這是德國教會在納粹時代的背叛和屈服所遭致的懲罰。當年摩西帶領以色列人曠野中跋涉，而現在東德的教會也在一種類似於『沙漠』的環境中存在。他們認為，教會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他們要竭盡所能在東德無神論的大環境下存在。而少數派則主張公開、堅決地對抗當局的宗教政策，要像先知耶利米那樣對人民說出真相來。這真相就是，如今我們如同一個流亡的民族一樣，這個國家不是我們的國家。在後者當中也有少數比較極端的例子，比如有一位牧師以自焚來抗議。」

    一名神職人員如果選擇不服從的道路，其遭遇是可想而知的。比如，艾格特主教就因為拒絕與當局合作，而受到了當局的無情打擊。秘密警察們全天二十四小時監控跟蹤他，讓他長期生活在沒有隱私、沒有自由的痛苦中。警察甚至派女人去勾引他，並用匿名信的方法散布謠言說他雞姦男童，甚至指使醫生用抑制精神的藥品，企圖破壞他的健康。

    我告訴法格勒博士，近代以來，中國教會走過了一段彎路，有過慘痛之教訓。由於中國面對列強之侵辱，救亡壓倒啟蒙，愛國超過愛上帝，許多中國的教會和基督徒選擇了左傾道路，加入了「救亡壓倒啟蒙」的道路。如基督教青年會便全力支持共產黨，許多成員是共產黨的秘密黨員，他們幻想在共產黨手中實現「人間的伊甸園」。然而，共產黨政權建立之後，教會立即遭到前所未有之逼迫，這些天真的基督徒這才悔之晚矣。毛澤東時代中國教會的處境與納粹時代相似：在納粹時代，《我的奮鬥》的地位取代了聖經，幾乎人手一冊。人們認為，《聖經》已經過時了，當代的《聖經》便是《我的奮鬥》——這是希特勒代表德意志民族與上帝簽訂的一份最新的「合同」。許多新婚夫婦收到的禮物便是精裝版的《我的奮鬥》。而在毛澤東時代，《毛主席語錄》及《毛澤東選集》的數量數百倍於《我的奮鬥》，每個家庭中都有數冊甚至數十冊只多。許多基督徒讀「紅寶書」甚至比讀《聖經》還要虔誠和勤奮。

    而今天中國教會的現實處境，與東德時期教會的處境非常相似。在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之後，民間社會和公共空間有了一定的拓展，官方控制的「三自會」重新開放且有一定的發展，家庭教會更是如雨後春筍般誕生並爭取到部分的信仰自由。中共當局不敢以當年暴風驟雨的方式迫害教會，但當局強化宗教事務局的職能，並與公安、國安、文化、統戰甚至街道、居委會等各部門通力合作，以各種方式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局長儼然是凌駕於諸多宗教之上的「大祭司」，所有重要的宗教活動都會出席並發表講話。另一方面，與東德當局的所作所為一樣，中共當局打壓教會的做法變得更加精緻和隱秘了，不僅派出「三自會」的團隊到西方顯示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請西方宗教界的人士到中國參觀一些精心準備的「花瓶」。對於這樣的狀況，中國的基督徒需要更大的勇氣、更多的智慧來應對。

    法格勒博士指出，在分裂時期，東西兩個德國的教會各自的處境有明顯的差異。東德教會處於受迫害者的位置，較多地思考公義的問題。一些有勇氣的牧師認為，教會應當成為受迫害者的避難所，給遭受不公的人以禱告和禮拜的空間。他們冒著風險與西德教會合作，甚至籌集到資金，花錢從政府那裡贖出被關押的信徒。這是一種跨國合作。與東德教會相比，西德教會不存在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問題，他們面對的是後現代社會世俗化的衝擊，教會如何用古老而永恆的真理應對時代的挑戰，是許多西德牧師思考的重點。八十年代中期，東德的統治出現了裂隙，越來越多人去教堂參加禮拜和禱告會。教會成為追求真理的人們的聚集地，對異議人士也有保護功能。在一般情況下，警察不敢衝進教堂去抓人，當局只能派遣便衣警察混進教會搜集情報。在歷史轉型時期，教會發揮了重要作用，創造了和平演變的奇迹。許多異議人士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中的一些活躍人士，後來成了國會議員和內閣部長。

    法格勒博士也不無遺憾地指出，一九八九年之後，雖然東德地區享有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法律的保障並沒有導致信徒人數的迅速上升。兩德統一之後，東德地區獲得了來自西德的資金和技術，經濟也穩步發展。近二十年來，基督徒的比例仍然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許多荒廢的教堂得以修復，但人的心靈的修復、重建基督教信仰，是一項相當困難的工作。共產主義宣傳和教育的影響並未全部消失，價值秩序已經被摧毀了，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過來。不過，可喜的是，在前東德的一些地區，有新的生機勃勃的教會和團契湧現出來。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上帝給予信仰者和教會的擔子，不會超過人所能承受的；但上帝也正是通過火與冰的試煉，讓人們分辨清楚了誰是麥子和誰是稗子。德國教會的光榮與夢想、失敗與恥辱、眼淚與血泊，不僅是德國教會自身的財富，更是全世界教會共享的經驗與教訓——對於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來說，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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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2】 昆廷·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下卷：宗教改革），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1版，第21頁。
【3】 伊格爾斯《德國的歷史觀》，譯林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2頁。
【4】 《亞洲人權憲章》，香港亞洲人權委員會印刷。
【5】 叢日雲《在上帝與凱撒之間：基督教二元政治觀與近代自由主義》，三聯書店，2003年第1版，第301頁。
【6】 沃爾特·拉克爾《法西斯主義：過去、現代、未來》，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56頁。
【7】 梅尼克《德國的浩劫》，三聯書店，2002年第1版，第177頁。
【8】 英克·布羅德森、卡洛拉·施特恩《他們為什麼效忠希特勒》，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56－57頁。
【9】 古多·克諾普《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4頁。
【10】 沃爾特·拉克爾《法西斯主義——過去、現代、未來》，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56頁。
【11】 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460頁。
【12】 迪克·吉爾里《希特勒和納粹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06－107頁。
【13】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276頁。
【14】 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463頁。
【15】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274頁。
【16】 里奇《納粹德國文學史》，文匯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3頁。
【17】 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461頁。
【18】 布衣《罪孽的報應：日本和德國的戰爭記憶與反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07頁。
【19】 丹尼爾·喬納·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53－254頁。
【20】 丹尼爾·喬納·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50－251頁。
【21】 《柏林博物館紀念沉默的英雄》，見「德國之聲」網站。
【22】 威塞爾《一個猶太人在今天》，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4頁。
【23】 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467頁。
【24】 布魯斯·雪萊《基督教會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480頁。
【25】 朋霍費爾《獄中書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6頁。
【26】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276頁。
【27】 漢斯·約納斯《奧斯威辛之後的上帝觀念》，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1－32頁。
【28】 哥爾特·朗古特《默克爾傳》，金城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3頁。
【29】 梅尼克《德國的浩劫》，三聯書店，2002年第1版，第125－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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