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海外華人

作者: 郭瑩 (推薦: 一讀者)   2004年10月07日   
  
  在中國留學的外國人，幾乎都與中國大學生結為一幫一的互助組，你教我漢語一小時，我幫你糾正英語一小時。在中國留學的老外圈子裡的「官方語言」，是一套自己獨特的洋漢語。比如，老外漢語里把互相學習的夥伴稱其為我的「互相」。留學生間的對話常常是中英合璧，比如「How is it going？」「Oh， its just taimafan！」（「你今天怎樣？我今天太麻煩了。」）留學生與中國「互相」物物交換的同時，西方人也抱怨與「互相」大學生聊天沒勁。比如我每次與我的「互相」互相完后，都會跑出校外與我的那幫布衣哥們、姐們扎堆解解悶，與陋巷裡的攤販、個體畫家、餐廳服務員、計程車司機什麼的侃大山，那才叫過癮。這些普通草民都是實實在在地生活著。你有機會與他們掏心窩裡的話，與他們嘮家常，傾訴過日子的甜酸苦辣，一起笑、一起罵、一起哭，有滋有味。而中國的大學生們常常太一本正經，個個都躊躇滿志，期盼成為干番大事的成功者，都覺得自己是個人物。對於我們西方青年來說，如今對這種人生觀早已失去了興趣，我們更在意「平凡著、生活著」。




在中國大學生眼中我是典型的胸無大志者，不想掙大錢、不想出巨著、不想幹什麼大事業，甚至也不想讀高學位。我最在意每天是否過得快活有趣，沒想過設計自己的「錦繡前程」。因人生觀、價值觀、生活觀的差異，使我們留學生往往沒情緒與中國大學生聊那些如何功成名就的人生話題，對我們來說特Boring（枯燥）。對比之下，西方青年更熱衷去亞洲、非洲、南美等不發達的地區當一名志願工作者，比如義務醫生、教師。有機會幫助所需要的人，這種人生特別帶勁和有意義，這才體現自己的價值，充滿成就感。

一次有位中國朋友考我。他問：「長江里有幾條船？」我茫然起來。朋友笑起來說：「只有兩條船，一條為名，一條為利。」中國人對會見權貴能拋頭露臉榮耀感的重視，留給我頗深的印象。在電視上看到採訪一位華人女士，她說老爸見到柯林頓夫婦邀請女兒到白宮參加國慶午宴的請柬時，激動得老淚縱橫。當然去白宮作客的確是難得的機會，不過與「人民公僕」同進一次午餐，怎至於激動得落淚，西方人多會以平常心對待。

安貧樂道是否意味著失敗

讀過中國雜誌上一則故事，介紹旅美音樂家譚盾，初赴美時曾為生計所迫在紐約的一間銀行門外拉琴賣藝，與他作伴的還有一位黑人樂手。十年後的一天，譚盾路過那間銀行時瞧見昔日同伴仍在老地方賣藝。黑人問譚盾如今在哪裡賣藝，譚盾說在卡內基（紐約著名音樂廳）拉呢。那黑人便打趣道：「在那能掙著錢嗎？」譚盾也幽默地回應：「還行。」這本來是個很有趣的段子，可惜段子隨後的說教才煞風景呢，板著面孔告誡讀者，譚盾靠自我奮鬥在洋人的地界上功成名就，而那黑人因庸庸碌碌十年落得終日在街頭賣藝。這種評論令我覺得好笑，且過於「中國特色」。在西方，街頭藝術是當地的一道亮麗風景，街頭藝術家同樣是藝術家，不論你在街頭表演還是在音樂廳表演，無貴賤之分，都是受人尊敬的職業藝術家。有些街頭樂隊水準相當不錯並演出了名氣，每天他們到固定的廣場上班演奏時，會有樂迷擁在周圍，並風風光光地出售自己樂隊的CD。一些成功的街頭樂手、畫家的收入，與一介辦公室職員的薪水相若，其中有些街頭藝術家就靠著在街頭、集市上為行人提供娛樂置了房產。我有位朋友原在大樂團拉小提琴，可他嫌不自由，便放棄了整天著禮服在音樂廳表演的職位，寧願下到酒吧及街頭狂歡節上去表演，他認為這種與觀眾近距離的交流，更令他放鬆愜意。周圍親友也理解他的個人志趣，無人認為他胸無大志，不思進取。成功不應只是狹隘的成名成家。而鄙視平凡的普羅大眾是低俗的心態。

為白領、洋樓放棄天倫之樂是殘酷的人生

來中國前，我原以為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那裡勞動人民的地位至高無上。中國也有一句古語「360行，行行出狀元」。可是親臨中國后我很意外和震驚，中國人對普通工人、農民、服務員、清潔工等，十分不尊重甚至鄙視這些「底層」勞動階級。中國人以職業、職位、收入、官階等，來品評一個人的高低貴賤比西方社會過分多了。

一位走街串巷去酒吧、幼兒園、小學校講故事的說書人，一次晚餐時與一位熟識的中國女士聊天。中國女士好心地替他出謀劃策說：「反正你在這裡也沒正經工作，那不如去中國教英語。還能有一份穩定的職業和一份穩定的收入。」那說書人很驚訝地認真糾正該女士：「太太，我是自由職業者。我的專業就是走街串巷為老百姓說書。您怎麼能說這不是一項正經職業呢？我不去中國，我不願背井離鄉。」那位中國女士餐後言之鑿鑿地發感慨：「看他一個窮說書的，吃了上頓不知下頓在哪，朝不保夕。幫他找條出路還不領情。看來我們中國人是好樣的，我們來到你們西方，赤手空拳地打拚出自己的一份白領體面職業、中產階級薪水和小洋樓……」周圍西方人個個睜大眼睛瞪著她瞧稀奇。本來西方朋友還挺可憐這位女士的。該女士的丈夫和10歲的女兒都留在中國，她獨自漂泊異鄉打拚，已四年沒見過女兒了。西方人特不能想象夫妻長久分居，家庭不能團聚對他們來說是人生極大的痛苦，因此西方丈夫出差時常會攜太太同行。喪失天倫之樂的痛苦，是洋樓、白領、高薪等所不能彌補的人生缺憾。在西方人眼中為出人頭地付出如此代價，是否太殘酷。人生難道就只有這種淺薄的成功標準嗎？難道不願背井離鄉、不嚮往洋樓、白領階層，僅滿足安貧樂道的淡泊人生就是失敗者？為何中國人總勢利地以財富、洋樓、學位、白領等物質的東西來論英雄？為何平凡地享受一份粗茶淡飯的寧靜日子，就不被認為是好樣的？難道中國人不能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觀是否有問題？是否太過功利主義的庸俗？其實在西方自由職業者非常普遍，有自由歌唱家、自由舞蹈家、自由教師，還有自由護士、自由譯者、自由教練等，這些人雖不去寫字樓上班，也無穩定的收入，但他們都絕對是專業人士，沒人歧視他們「沒單位」。（「單位」是中國內地特有的名詞）

奧地利維也納有間中餐館老闆，托在匈牙利的華人朋友幫忙物色幾位匈國侍者，東歐的薪水標準比維也納低，這樣可節省些成本，老闆也允諾他付的工資肯定比匈牙利高出許多。華人朋友爽快地表示，西歐的工資比東歐高，匈國人也挺拮据的，這事容易辦妥。沒料到他問了一些匈國人後都竟然不為所動。這位華人納悶地對匈國朋友解釋：「你平常在維也納上班，周末就回來匈牙利，個把小時的車程又沒多遠，而工資可是比在本國高出一、二倍。這麼好的機會幹嗎不幹呀？」匈國人答： 「我每天下班后都和家人一起吃頓團圓晚餐，我不想走。我要那麼多錢幹什麼。」

香港一間機構打算請一位英國大學者來港工作，該學究目前隱居法國鄉間當農夫種葡萄賣。港方開出高薪聘他出山，遭其婉拒后，港方隨即將薪水提高一個檔次，又再次被回絕。此公每拒絕一次后，港方就將俸祿再升一個高度，經兩個回合的拉據，最後躥升到200萬港幣的年薪。但那位英國學者就是捨不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般的田園生活。他經營葡萄園雖只能過極簡樸的生活，若想上館子、買衣服都得周密籌劃，不能隨便亂花一個銅板。這情景使港人轉不過彎來，既然此兄生活上如此捉襟見肘，那為何面對百萬合同，居然不受誘惑仍蟄居農舍。英國隱士的回答是：「我不感興趣掙大錢。」對此，華人朋友怔住后替其惋惜：「哪怕去掙一年的錢也就成百萬富翁了。」此公對中國人動輒以金錢為誘餌的態度甚反感。一位香港武俠暢銷書作家寄來張空白支票與他，望這位漢學大師將自己的著作譯成英文，允諾空白支票就是請大師隨意開天價。英國學者當即惱怒地將支票撕爛，斥責這是對其學術的侮辱及對其人格的貶低。

一位在紐約華爾街附近一間餐館打工的中國MBA留學生，一晚對著餐館大廚再次老生常談地發誓說：「看著吧，總有一朝我會打入華爾街去。」大廚側過臉來好奇地詢問他：「你畢業後有什麼設想？」中國MBA利落地應聲道：「當然最好是馬上進跨國大公司，前途和錢途就都有保障了。」大廚又說：「我沒問你的前途和錢途，我問的是你將來的工作志趣和人生志趣。」MBA一時語塞起來。大廚嘆口氣嘟囔道：「要是經濟繼續低迷餐館歇業，我就只好去當銀行家了。」中國MBA差點驚了個跟頭，他覺得不是大廚精神失常，就是自己的耳朵幻聽，眼前這位自己一向視為低一頭的大老粗，跟銀行家豈能扯得上。大廚盯著驚呆了的MBA解釋說： 「我以前就在華爾街的銀行里上班，日出而做，日落卻無法息，每天都午夜后才回家門，我終於厭煩了這種勞苦生涯。我年青的時候就喜愛烹飪，看著親友們津津有味地讚歎我的廚藝，我便樂得心花怒放。一次午夜二點多鐘，我結束了一天的例行公務后，在辦公室里嚼著令人厭惡的漢堡包時，我開始下決心辭職去當一名專業美食家，這樣不僅可以滿足自己挑剔的腸胃還有機會為眾人獻藝。」這樣的事例可能出乎中國人的意料之外，因為中國人對成功、失敗、快樂、悲哀有比較概念化的一統模式。說得言重一些，就是活著掙口氣，是為了一種體面和在別人面前可以顯耀的面子。對西方人來說，則更看中體現個人特性和自我價值的平和人生。我有位女友幹了兩年律師后突然決定放棄如日中天的事業，重新回學校去學習瑞典按摩術，日後更成為一名職業按摩女郎。在西方無論從事什麼職業都無高低貴賤之分，強調的是幹事業的興趣和自在愉快。而自己人生價值的實現，其成功與否，並不是靠與別人比較來證實，更不需要通過其他人的肯定來獲得滿足和回報。淡泊的人生是一種享受，守住一份簡樸不願顯山露水，越來越被西方人認為是一種難得的人生境界。

享受自然，回歸自然，順其自然。這是中國道教、佛教中的思想。因為中國人在近代歷史上是很貧窮的，現在好容易生活變好了，很后怕再邊窮了。可能再過幾十年，這種回歸自然的思想會復興的

有貧與富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差異！

真實、透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