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號大右派羅隆基迷倒美女無數（ 四 ）

一說到英美以及歐洲國家的政事，如蒙哥馬利訪華，戴高樂當選總統等，羅隆基尤其興奮。記得肯尼迪競選獲勝的消息傳來，他驕傲地對我說：「小愚，你知道嗎？肯尼迪和我是同學。」

他見我驚訝的表情，慨然道：「別看我現在是這麼一副倒霉的樣子，遙想當年，你羅伯伯在清華讀書就很出些風頭。五四運動時，我是清華學生的領袖人物，有『九載清華，三趕校長』⑾的故事。從英美留學歸來，也神氣得很哪！《晨報》社長兼《益世報》主筆，還在南開任教，兩輛小汽車穿梭於京津二城。蔣介石請我當部長，我在廬山給他講過課。在國內我的朋友現在都成了右派，可我的同學和學生在國外都很了不起。費正清就是其中的一個。」

羅隆基走後，我問父親：「羅伯伯當年真的神氣嗎？」

父親點頭稱是。

「那你們為什麼合不來呢？」我又問。

大概是看我對大人之間的事興趣甚濃，父親有一次在飯桌上，細說起來：「我和努生的矛盾，基本上沒有因為個人私事，大多出於見地不同和民盟的具體事務。加上他爭強好勝，度量狹小，講話有時又尖酸刻薄。所以，民盟的人都知道，我倆一見面就吵。但是長期以來，我容忍了他，原因有這麼幾個。一是覺得中共比較信任我，有了這個前提，我應該團結他。二是老羅和他周圍的一些人，如曾昭掄，潘光旦，你說他們是英美派也好，講他們搞小集團也罷，但有一條無法否認的事實，即他們是中國為數不多的高級知識份子。努生對你說『他的同學和學生都很了不起』，並不是吹牛皮。中國搞建設，民盟的發展，都離不開這批人。我通過努生能聯絡他們。三平心而言，中共對老羅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學強記，精通國際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辯之風。連沈衡老都說過，誰要查詢法律程序問題，不用翻書，去問努生即獲答案。象這樣一個人，偏叫他去管木頭。如果說，外交部部長是周恩來，老毛讓羅隆基去當個次長，又有何不可？再說，蘇聯老大哥就那麼好？英美就那麼壞？我看未必。只要我們與英美不處在戰爭狀態，叫努生這樣的人去拉拉關係，做做工作，對國家總有利吧！盧布是錢，美元也是錢。——有了這麼三條原因，我和老羅儘管摩擦不斷，但還能共處。特別是任命他為森工部長后，我覺得中共對他的看法有所改善，我對他的態度也就主動緩和了……」聽了父親這番話，我對羅隆基的好感有增無減。

幾年前，看到一個上海作家寫的文章。那裡面說反右運動中，最讓羅隆基傷心的人有3個。他說錯了，最讓羅隆基傷心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浦熙修。父親和他談論反右的話題，如若涉及到人，羅隆基便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傷感，語氣也傷感：「你們可知道，浦熙修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語，也當做政治言論，拿到大會上去揭發──『高饒事件是共產黨內部的宗派主義』『什麼場合都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聽多了，便覺肉麻。』『匈牙利事件發生后，蘇聯出兵是明顯的干涉別國之內政，社會主義陣營寧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蘇聯出兵好。』『文藝為什麼只有工農兵方向？』等等。她在新聞界的批鬥會上揭發我的事情，可以講，是條條致命呀！難怪孔老夫子要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父親勸羅隆基對浦熙修的翻臉，也要看開些，勸解道：「努生，首先是你連累了她，再加上來自外部的許多壓力，她才迫不得已同你翻臉。我想，她的心裡並不好過。」

「你說連累，那麼你不是也連累了健生。外部的壓力對李大姐小嗎？她怎麼不同你翻臉呢？浦熙修出賣我，只不過保住了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的身分，還是劃了右。何苦呢！」羅隆基有點激動，鏡片後面的一雙眼睛，瞪得很大。

母親則告訴他：「運動到了緊張階段，上邊也派人找我談話，說應該為自己今後的前途著想了。要『遠看劉清揚⑿，近學浦熙修。』趕快和章伯鈞劃清界限，揭發他的問題。我說我封建思想嚴重，『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心甘情願和伯鈞一起當右派。」

提起「10年親密的朋友」，羅隆基悻悻然，又悵悵然。

父親怕他因情而傷身，便講了句哲言：「最親密的結合，本是對立物的結果。」好讓他想通看透。

母親為了幫他解開心中的疙瘩，便說：「老羅，浦熙修固然負你，可你不是也曾負人嗎？這樣去想，心裡頭或許會平衡一些，好過一些。」

羅隆基仰靠沙發，眼望天花板。思索片刻，道：「說起負心，我亦有之。一次，我與史（良）大姐約會。到了很晚的時候，才想起來那天是劉王立明的生日。我趕忙跑去打電話，她不接，便立刻跑到她家。進了客廳，就見立明坐在地上，手裡拿著把剪刀，在剪一塊衣料。我走近細看，才發現她在流眼淚，而那塊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禮物。我去扶她，拉她，請求她從地板上起來。她不肯，一句話不說，也不看我，只是剪，剪，剪。我沒有辦法了，也坐在地板上，陪她，看著她慢慢地把衣料全都剪成一綹一綹的細條。」

話說到此，羅隆基不禁嘆息道：「李大姐，這就是我的負心之舉，而它怎麼能與浦熙修的揭發相比呢！」

隨著他的敘述，在我腦海里呈現的是美國默片里情人吵架鬥氣兒的一個動人場景。我長大后，也和男人鬧過彆扭，自己很想學學這種『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做派。可涵養功夫不行，浪漫情調不夠，是學不來的。

得意喝酒，失意喝茶。羅隆基每次登門做客，母親都特別厚待他，給他拿最好的煙，沏最好的茶。他有時自備進口的雪茄，抽起來，滿室盈香。一次，他來家閑談。接過母親遞來的清茶，暖潤之氣隨著沸水中蕩漾的葉片，飄散而出。羅隆基雙手握杯，道：「李大姐，你有沒有妹妹呀？如果有的話，就介紹給我吧！」

母親真有妹妹，是個堂妹。我和姐姐管她叫大阿姨。她女師大畢業，后嫁給了北京大學一個哲學教授。不知是誰不能生育，二人始終沒有孩子。在陪都重慶，大阿姨領養了一個極漂亮的男孩。然而，這個孩子最終也沒能維繫住婚姻。抗戰勝利了，他們也分手了。大阿姨從此過著獨居生活，終身從事幼兒教育事業，她領導的中央財政部幼兒園，屢受表彰。1958年，看著母親劃為右派，她非常痛苦。一個寒夜，她把所有熟睡的孩子仔仔細細看了一遍，后服毒自盡。她的死，平靜凄美。人躺在床，寫字檯上放著一支高腳玻璃酒杯，內盛喝剩的萊蘇兒水，一個咬了幾口的鴨梨，幾張舊照。照片全是她和哲學教授及漂亮男孩的合影。

「老羅，本該我去死，是她替了我！是她替了我。」母親講到這裡，已是淚水潸潸。

話頭是羅隆基提起的，聽到的竟是這樣的一個故事。眼眶濕潤的他，不知該如何安慰母親才好。

註釋⑾
在五四運動中，羅隆基取代了清華最初是學生領袖陳長桐，領導清華學生參加了五四運動。而校方對學生的愛國行為早已不滿。一次學生開會，校長張煜全下令關閉電燈，不想此舉激怒了學生，學生點燃蠟燭繼續開會。恰巧這時有學生髮現會場外有幾個打著燈籠的鄉下人，盤問後方知是校方請來準備彈壓學生的。由此引起清華學生驅趕校長風潮。張煜全、金邦正接連被學生列隊趕出校門。外交部派來第三任校長羅忠詒，尚未到任，就傳出消息說此人吸食鴉片，輿論嘩然。短短几年，清華三易校長，實不多見。在三趕校長的風潮中，聞一多寫宣言、貼標語，做的是文書工作，而羅隆基則充分發揮了他的領袖才能，演講、開會，風頭極健。羅隆基、聞一多等辛酉級學生，應該在一九二一年夏季畢業，秋季赴美。由於參加學運而受到校方當局的刁難。羅隆基和聞一多受自請退學的處分。一年後才赴美。因此辛酉級學生一部分人在清華學習九年。故羅隆基後來在人前誇耀自己是「九載清華，三趕校長」。

註釋⑿
劉清揚（1894～1977）：天津人。回族。女。五四運動時期，參與發起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擔任天津各界聯合會常務理事，並參加了周恩來、鄧穎超等發起組織的覺悟社。1921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回國后，在廣州、上海、北平等地組織愛國婦女團體。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脫黨。1931 年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44年在重慶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婦女委員會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全國政協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常務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1961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68～1975年被監禁。1977年病逝。這裡說的「 遠學劉清揚」是特指她的婚姻行為。她與張申府的愛人關係從保持了二十八年（1920～1948）。正當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以勢如破竹的速度取得勝利之際。 1948年10月23日張申府在《觀察》發表《呼籲和平》一文。11月15日民盟總部宣布取消其盟籍。12月26日劉清揚在《人民日報》刊登了離婚啟事。

父親愛看戲，尤喜地方戲。我從事戲劇研究，最初的興趣是他培養的。一九57年以後，父親失去了在懷仁堂看戲的資格。全國政協有時也搞些晚會，父親去了幾次，便不大去了。他說：「裡面都是熟人，何苦去討白眼。」於是，決定自己買票，上戲院看戲。

父親出入有汽車，跟隨有警衛，加之衣著舉止及做派，總還有點「首長」的架勢，進了劇場，就挺招眼。不認識的觀眾，以為是首長，要看看；知道右派面目的觀眾，就更要看看。尤其是幕間休息，不少觀眾站在他的面前，指指點點，眼睛直勾勾地瞧著。每逢這個時候，父親很覺尷尬。即或如此，我陪著他，還是看了不少戲，如福建莆仙戲《團圓之後》、黃梅戲《天仙配》等。

父親問羅隆基：「怎麼很少見你看戲呀？」

他對我們說：「成右派以後，我進過劇場。先頭還沒有注意，然後就感覺情況不妙。發現我在看戲，可別人都在看我呀。前排的觀眾扭過頭瞅，後面傳來問話──哪個是羅隆基？我索性起立，轉身面向大家，揮手喝道：『你們看吧，看吧！我就是羅隆基！』這一下，倒很有效，劇場頓時安靜，人家不再看我，大家都去看戲。」

他的話，引得一家人大笑不止。

我想：這樣的舉動，父親是不會做的。它屬於羅隆基。

一次，我去聽張權獨唱音樂會。在音樂廳里，我看見了坐在後面的羅隆基。人很精神，穿著筆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邊的是趙君邁⒀，一副中式打扮，象個跟班。張權每唱一首歌，羅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時」，他立即起身，雙手捧花，走向太平門，這一路非常惹眼，他卻毫不在意。當我再看見羅隆基返回座位的時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沒有了。

幾日後，羅隆基對我提及那場音樂會，說：「我去，是為了張權，不是為了音樂。她與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還把一條性命，丟在了東北。舞台上，觀眾只是覺得她神采依舊，無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後台去送花，用英語說：『祝賀你能在北京開音樂會。今晚的你，非常美麗。』她連說 thankyou。可是當我問：『生活可好？』的時候，她的眼圈立刻紅了。人呀，沒有經歷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創痛。」

顯然，那束粉色唐菖蒲，他是用心準備了的──為了往昔的友誼，為了共同的際遇。我想，象這樣的舉動，父親也做不來。它屬於羅隆基。

一九59年的夏季，毛澤東在廬山搞起了反右傾運動，在黨內挖出了個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公報刊出，父親和羅隆基很感突然。因為降職以後，耳目閉塞，他們和老百姓一樣，只能得到官方准予知道的消息。

父親以一種自語的口氣道：「彭德懷怎麼會和張聞天搞到一起？」

聽到這個消息，就跑到家來聊天的羅隆基說：「這有什麼奇怪？章羅能聯盟，他們也就可以成為集團。這肯定又是毛澤東下的結論。」

「右派、右傾，老毛如果總是這樣定罪的話，國家的政治生活，今後要不得了。特別是中共內部的鬥爭，非常殘酷。發表的公報和事實的真相，往往相距甚遠。」父親很有些憂慮。

自己災禍纏身，何必替他人擔憂──羅隆基多少懷著這種情緒，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彭德懷和我是連襟，但素無往來。我在他眼裡，始終是個異己。57年我成了右派，有人問彭德懷的感想和看法。伯鈞，你猜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他居然說，應該，應該。」

父親解釋道：「人家是共產黨，當然要這樣講啦。」

羅隆基不以為然，說：「象他這樣的共產黨幹部，階級陣線劃得分明，不會理解和同情民主黨派。這次輪到他們自己的頭上，或許能有一些『法』的覺悟，不會老指責我們這些知識份子在崇尚西方政治民主了。」

過不久，不知從哪兒吹來一股風，說中共中央準備給一批右派摘帽子。這下子，羅隆基和父親往來特勤：打電話，碰頭，同去參加一個會……內容是打探消息，核心是看看自己能否摘帽。

一天，我隨父親到政協禮堂看文藝演出，在禮堂前面的大廳里，碰見了林漢達。眉清目秀的林先生特意走過來，對父親說：「章先生，恭喜，恭喜。你的問題要解決了。」

父親追問：「什麼問題要解決了？」

林漢達沒有作答，用右手做了一個摘帽子的動作。

父親看懂了。

第二天，父親和羅隆基通電話，請他過來一趟。

見面后，父親即向他敘述了林漢達說的話。

羅隆基一聽，就象觸了電，激動、亢奮。遂道：「伯鈞，多年的媳婦快熬成婆了。」

父親說：「這消息要是出自民盟的人，我不大信。林漢達講，情況就不同了。他又肯直接告訴我，說明消息的來源比較可靠。」

羅隆基點點頭，表示對父親分析的贊同，認為毛澤東一定發布了給右派摘帽的指示。於是，兩個沉浮宦海、年過花甲的男人，象小孩猜謎一樣，猜猜明天誰能摘帽子。真是衰耄之氣頓消，少壯之心復起。父親提到章乃器，龍雲，黃琪翔；羅龍基說到潘光旦，曾昭掄，費孝通；他們還說到上海的王造時，沈志遠，報界的儲安平，徐鑄成……。事情涉及到自己，二人的看法便有了差異。

羅隆基對前途估計樂觀，覺得過去有功，自己有才，今後有用。他的結論是：「要給右派摘帽子的話。當然首先要給章羅摘帽，不然的話，地球上怎麼知道中共在給右派摘帽子呢？」

父親也在暗自企盼，但經驗給予他一種並不樂觀的感覺。他說：「摘帽子不是沒有可能，可我倆的希望不大。因為老毛恐怕要用來留作標本。」

此刻，不管誰能摘帽，僅摘帽二字，就足以讓他們心旌搖蕩。

風吹一陣，似又恢復了平靜。國慶10周年前夕，毛澤東建議特赦一批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其中有溥儀、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沈醉等人，共33名。特赦令里，沒有右派。

戰犯釋放了，皇帝大赦了，后又聽說這一批人進了全國政協。一個周末的晚上，馮亦代來家做客。飯後閑聊時，他順口說道：「前幾天，我在政協小吃部，真的看到了溥儀。旁邊坐的一個小孩，連東西也顧不上吃了，跟大人鬧著要看皇上。」

這一下，大大刺痛了父親和羅隆基。倆人憤憤不平，你一言我一語，越說越氣。他們一致認為毛澤東的政策出於實用、功利之目的和某種炫耀心理及政治成就感。如以罪論，即使右派是罪犯，他們也比任何一名戰犯乾淨。因為在知識份子的手上，沒有血痕。其實，無論是父親還是羅隆基，心裡是清楚的：毛澤東成功以後，防範的就是智者，尤其是那些善用懷疑眼光審視現實的人。

統戰部畢竟高明，沒有找他倆談話，但深知章羅此時正處於心理嚴重失衡的狀態。於是，組織他們南下參觀。父親參觀的線路是江浙；羅隆基走的是湘贛。父親和母親到了火車站，發現與之同行的有邵力子夫婦，陳半丁等人。這一路，天氣甚好，他們與邵老談詩，與半老論畫。與羅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康有為之女）母女。

父親悄聲對羅隆基說：「看來，此行的主角是你我。」

羅隆基點點頭。

父母參觀的城市有南京、上海、杭州、紹興。但不久即發現，這些歷史上最富庶的地方，物質供應竟極其匱乏。去紹興坐的是船，船行水上，又有清風明月，邵力子酒興大發，一個勁兒地說，想喝「加飯」。上了酒，卻無菜。見此情狀，不管是左派、右派，還是陪同的統戰部幹部，誰也不吭聲了。

母親琢磨出何以無菜的原因，偷偷對父親說：「我們的一日三餐在計劃之內，是上邊指示，地方事先籌辦好的。邵老飲酒是個意外，意外就露了餡。我分析得對嗎？」

父親不語，神色冷凝。因為他看到了紅旗下掩蓋的貧困。

回到北京，父親和羅隆基寫了書面的思想彙報，感謝中共所提供的學習、改造機會。材料送上，如石投大海。統戰部既不說好，也不說歹。

羅隆基原先還在期待著什麼，後來便也明白了。不禁慨然道：「伯鈞，你說對了。不過是安撫我們罷了。」

我第一次去羅隆基的家，是他打電話向父親借閱每日三本的《參考消息》。自當上右派，統戰部取消了他看「參考」的資格，這可能與他降級過低有關。所以，隔一段時間，他就要向父親借些來看。

我說：「爸爸，讓我騎車送去吧！我還沒去過羅伯伯的家呢。」

父親同意了，又板起面孔，故意裝得很嚴肅的樣子，說：「你去要當心！他對女孩子是有魔力的！」說罷，倆人相視而笑。

這是在一九59年8月的一個下午。羅隆基住在東黃城根附近的迺茲府衚衕12號，這也是一座四合院，不過比我家那所宅子的格局要小得多。羅隆基先把我帶到書房。地板、坐椅、茶几、寫字檯、書架，沒有一絲灰塵，乾淨得嚇人。每種報紙、期刊，在書架上均有固定位置。在書架每層隔板的外沿，他都貼著用毛筆寫的標籤：《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畫報》《爭鳴》等。寫字檯上放著一部極厚的洋裝書，書是打開的。羅隆基告訴我，這是一部外交史。

我說：「這麼厚，要多久才看得完。」

「小愚，這你就不知道了，羅伯伯看英文比讀中文還要快呢。」他給我泡了一杯茶，指著杯中泛起的新綠，說：「這種龍井是上品。小愚，我是把你當貴客呀。」

我摘掉草帽，滿頭是汗。羅隆基連忙跑了出去，擰了個濕毛巾來，說：「這是一條新毛巾。」接過毛巾，有香氣撲鼻。

他打開電扇，電扇是放在地板上的。見我不時用手指按住飄起的裙邊，又走過去，蹲下，調整螺絲，將扇頭壓底。

發現我喝不進燙茶，羅隆基再次起身出去，隔一會兒，端來一杯放了冰塊的涼開水：「小愚，你現在覺得怎麼樣？還熱不熱？渴不渴？電扇的風大不大？」

17歲的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一個男性如此體貼入微而又禮貌周到的接待。突然，我的臉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