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劉少奇欲行「兩院制」 托章伯鈞在黨外提出

　　1957年劉少奇欲行「兩院制」 托章伯鈞在黨外提出

　　1967年初，章伯鈞被民盟中央機關的「造反派」——「燎原隊」囚禁在中院過廳東側的一間空辦公室，不許他出囚室自由活動，吃飯和上廁所時也有看管他的人跟著。

　　這年春天的某一日(具體月日忘記了)，「造反派」——「燎原隊」的隊長突然找我說：「有個單位派人來要向章伯鈞調查一件事，很重要。你與章伯鈞熟，派你做記錄，他可能少些顧慮。」我當時也想看看章伯鈞成了什麼樣子，答應了。我到了指定的東院會客室，已有三個男青年坐在沙發上，不一會兒，「燎原隊」隊長領著章伯鈞走進會客室，他向三個調查的人介紹章伯鈞后就走了。調查的人最初表現還客氣，讓章伯鈞坐在靠南牆的大沙發上，他們三人坐在靠西牆的大沙發上。北面大玻璃窗戶前擺著一個大寫字檯，我坐在寫字檯東側，與章伯鈞對面。他看見了我，點點頭，我也點點頭。大家坐定后，一位年紀稍長一點的人對章伯鈞說：「我們來是向你了解一個情況，希望你講真話。你講實話，對你有好處，將會給你改變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你的主要反動言論是主張我們國家實行兩院制。我們查到，這話是劉少奇先講的。劉少奇早在1956年12月(或11月，未聽清)一次國務會議上就曾提出，在我國實行上、下議院的兩院制主張了。你是在1957年春天才提出來的，可見你那個兩院制的主張，是從劉少奇那兒聽來的，你是受了劉少奇的影響。你應當把這個真實情況講出來，對你有好處。」

　　章伯鈞先生聽完這番「啟發」的話后，沉默了一會兒，平靜地講道：「你們一定了解我的過去，我曾到外國留學多年。我對歐美國家的議會制、兩院制，比劉少奇知道得早，知道得多。解放前，我們搞民主運動，就有效法歐美，實行兩院制的主張，擁護實施憲政的活動。我的這些所謂政論、政見，解放前是公開講的，許多人都知道。說劉少奇提出的兩院制是受我的影響還可能像點(說時發笑，邊笑邊說)。至於劉少奇1956年底在國務會議上講沒講過在我國也實行兩院制的話，我沒有聽到，我不知道。我講的兩院制是我自己多年來的想法，與劉少奇無關!」

　　「難道你沒有參加那次國務會議?你不老實!對你沒有好處!你要老實講!你講老實話，對你有好處!」

　　章伯鈞先生講到「與劉少奇無關」一句，話音剛落，三個調查者就你一言、我一語地吼叫起來。六隻眼睛虎視眈眈地盯著章伯鈞先生，氣氛頓然緊張。我住筆看著這情景，不禁為章伯鈞先生擔心。只見他若無其事地背靠著沙發，低著頭，又沉默了片刻，抬起了頭，平靜而嚴肅地講道：「我正是憑良心，講的是老實話。我在什麼時候參加過哪一次會，或者沒有參加哪一次會，事隔十多年，我記不清了。但是，我沒有聽見過劉少奇講實行兩院制的話，這是事實。我的錯誤和罪行，是我自己的事，與劉少奇無關!」

　　章伯鈞先生講最後一句話時，兩眼看著我，我會意，急忙記了下來。

　　調查者反覆追問，軟硬兼施。但章伯鈞先生始終不為所動，或者默不作聲，或者重複說過的話。那三個人糾纏了將近一小時，一無所獲，最後吩咐說：「你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寫份材料交給我們，對你有好處。你知道嗎?你走吧!」章伯鈞先生站了起來，看看我，掉轉頭時，輕蔑地微微一笑，眨了眨眼走了。會客室的門向東，來人看不見。

　　這三個人是哪個單位的，叫什麼名字，當時「造反派」是不告訴的。但我後來對「燎原」隊長講：「從那三個人的神氣和講話口氣看，我認為他們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是不是?」這位隊長看著我笑了，點了點頭。

　　上世紀80年代中葉，我聽到我的小兒子講，章伯鈞先生的大女兒章詒學和他在一個單位工作(北京第二光學儀器廠)，我將我已寫就的《回憶章伯鈞老先生在十年動亂時期一件感人的事》一文，抄一份讓我兒子交給章詒學。當時李健生同志(章伯鈞先生夫人)還在世，我也熟，意在讓李健生同志知道。

　　1992年8月1日上午，我聽到有人叫門，開門一看，是位不認識的六七十歲的男子。來人自我介紹說：「我叫蕭翰湘，是農工民主黨的副秘書長，住在二號樓(指全國政協在團結湖的宿舍，我住在一號樓)。我聽說你老伴患牛皮癬，我有一個偏方想告訴你們。」

　　我一聽當然高興地歡迎來人進屋。坐定后先談治牛皮癬的偏方，他並答應給我們找葯。

　　蕭翰湘先生接著對我說：「我看到了你寫的章伯鈞先生應付『文革』辦公室調查人的那件事的文章，是李健生同志讓我看的，文章寫的很好。李健生同志對我說：『還確有其事。1957年春，統戰部給章伯鈞發來召開座談會通知，就在章伯鈞出席座談會那天凌晨兩點來鍾，正是深夜，李維漢部長打來電話說，劉少奇主席有在中國實行兩院制的意思，但他在黨內不好講，希望由章伯鈞在座談會上提出來。因為章伯鈞是民主黨派，比較好說話。章伯鈞在解放前即與中共很近，支持中共。解放后一切聽中共的，所以他就按照李維漢(統戰部長)的意思在座談會上講了。原以為他還是按中共指示的辦哩』(大意如此)。」

　　我聽了蕭翰湘同志講的話后，理解了1967年春，我看到的章伯鈞先生對「中央文革」辦公室派人來向他了解，他講在我國實行兩院制的話與劉少奇主席沒有關係時，他的異樣表情。同時也理解了我幾十年來不理解的另一個問題，即我們沒有在民盟多次舉辦的座談會上聽到章伯鈞講實行兩院制的話，他為什麼敢在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講。

　　我今年已88歲，1945年在重慶參加民盟，1950年到民盟總部(后改稱民盟中央)工作，現已離休。近年來，我學習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和《中國民主同盟六十年》兩本書，感慨頗多，許多往事歷歷在目。

　　1980 年，「中共中央統戰部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證實通過複查並不存在『章羅同盟』這個組織或組織系統。所謂『章羅同盟』的『反動綱領』，即民盟起草的《關於科學體制和高校領導制度的建議文件》，也得到了平反。」(《中國民主同盟六十年》第133頁)

　　有了這樣的評定，回想我在1967年春看到的章伯鈞先生與「中央文革小組」來人較量的那一幕，對章伯鈞先生究竟應該如何評論呢?我決定將我的見聞記錄下來，供大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