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資改派「跳海政改」「和尚拆廟」的企圖

作者：右而左  
陳奎元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是一篇講話稿。講話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與理論研究2011年度工作會議上作出的，日期是3月16日。現在見於網路媒體，應該和當前的政治空氣有某種微妙的關聯。正因為如此，又引得一些人浮想聯翩。我的個人印象是，這個講話是目前語境下，很好的一篇有代表性的左翼理論性文章。作為一個主管社會科學院的學者，陳奎元自然有一定的發言空間，尤其是在自己掌管的社會科學院，他有一定程度的個人的言論自由。他自身的政治見解，我想，他可以通過特別的渠道提交到上層，而這樣一個講話，通過網路傳播開來，我覺得可以理解為，陳奎元是在藉助其社會科學院院長的特殊的地位，向社會發出一種籲請，獲得社會同仁的認同和支持。因此，我認為一切真正左翼的同志，是應該給以高度的重視，並在儘可能的條件下給以回應和支持的。　　
　 　
陳奎元這篇文章分三個部分：
　 　
信仰馬克思主義
學習馬克思主義
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文章針對中國當前的意識形態混亂、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的現狀，結合改革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實際問題和中國所面臨的外部政治環境，提出了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堅守馬克思主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文章是理論性的，論證過程中具有針對性的論據和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很值得關注。但是，因為其理論性強，需要做一些拆解，或者說稀釋，才更方便更多的讀者把握其主要精神。我就試圖做一點這個工作。經過拆解，我認為，陳奎元的文章，應該包含了以下若干方面的信息。
　 　
　 　
一，意識形態多元化的危險性在於最終改變黨和國家的性質。
　 　
陳奎元旗幟鮮明主張堅持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一元化，反對多元化。他不拒絕包容，但反對以包容做借口，搞政治多元化。陳奎元說：包容的精義是發揚民主，博採眾長，但不能允許挑戰黨和國家的基本理論和根本制度。「包容」不能變成被「掉包」，如果馬克思主義被掉了包，偷換成「民主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等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我們黨和國家的性質就會改變。這就是說，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地位若不保，黨的性質就會變，國家的性質就會變。陳奎元沒有隻說黨，也沒有隻說國家，而是強調「黨和國家」兩者皆會。如果黨變質了，它一定容忍搞資本主義，或者帶頭搞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制度如果成為中國的一個現實的制度，那麼共產黨的性質必然是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即使它還叫做共產黨。這是從理論上而言。就實際觀察而言，這其實也正是現實中，我們看到的：在一種特色理論的指導下，這30年來的改革，本質上就是共產黨領導搞資本主義。共產黨自身不但從意識形態方面將馬克思主義邊緣化了，而且在組織上大量的接納資本家入黨。黨的性質已經變了，他不再是一個純潔的工人農民階級的政黨，所以它急於改革走入深水區，就是全面引進資本主義制度，包括搞多黨制。國家性質上的變化，更是顯而易見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不只是一個名存實亡的問題，而是一個顛倒的政治運作：少數死而復活的資產階級及其後代、新生的資產階級、官僚買辦、暴富階級和正在企圖加入這幾個行列的一切看不起工農大眾的小資產階級（這裡面有很大比例的知識分子）團結起來專工農聯盟的政。誰要否定這個實際存在的政治形態，那他不是別有用心，就是絕對的白痴。經濟制度方面，所有制已經由量變發展到質變的臨界點，小私有資本、大商業資本、官僚資本、國際資本和買辦資本，聯合主導我國經濟的那一天，就在眼前了。生產方式上，當下中國不但出現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切生活方式，而且還恢復了很多中國封建社會十分醜陋的生活方式，如打著傳統文化傳承的旗號封建宗法的復活，標誌為建宗祠；以生活方式自由選擇為旗號的「納妾」 即包二奶，已經是你情我願，民不舉官不究的實際存在。正是面對這些現狀，陳奎元發出了「黨和國家就會改變性質」的警告。警告一般是對於沒有發生而將可能發生的不友好事態，作出的預先告知。陳奎元的警告雖然已經是事後作出，但現在，如果有各種力量的聯合，阻擋這一態勢的繼續惡化，國家依然還是可保安寧的。這就不僅僅是一個領導人或者幾個人的能力所能做到的，正如陳奎元所說：「出現什麼偏差，只要下個決心就可以糾正。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糾正當前這樣的「偏差」，必須要發動民眾參與，以怎樣的方式發動？民眾以什麼方式參與？這將取決於各種力量的「情感和理智」。陳奎元提倡開展馬克思主義教育和學習，先理論而後其他。　　
　 　
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沒有被很好認識，深入的廣泛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成為當前形勢下的現實必要。
　 　
馬克思主義惟其沒有被很好認識，才有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被邊緣化的客觀存在。到時下，則出現了被徹底從意識形態趕出的現實可能性。這既有外部的因素，主要的則是內部的因素。陳奎元顯然對此思之精深，憂之切切。陳奎元發問：「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遭受嚴重的挫折與厄運，關鍵在於原來集合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隊伍發生了極大的分化」。這是對的。但陳奎元只是著重點出了戈爾巴喬夫非馬克思主義的「新思維」的毒害，對我們自己方面的情況則有點諱莫如深，或者只「為尊者諱」。這不會是陳奎元不想說，而是不能直說，所以可以理解。在我國，黨的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不懂馬列主義的實在太多。陳奎元說，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領導全黨開展學習運動，提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的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當時如此，現在這個情況恐怕更為惡劣。1976年之後的幾年，毛澤東努力在高級幹部中培養起來的較為精通馬列主義的人，或則被抓進了監牢，或則被清理出領導位置，或則識時務的改換了門庭，造成了建國以來黨內第一次馬克思主義嚴重的生態危機。時至今日，2011年，像陳奎元這樣還在堅持的高級幹部、高級理論工作者，不知幾希！餘下的則在「包容」的溫情里，或在「不換思想就換人」的政治高壓之下，自覺的不自覺的蛻變為自由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或其他的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者，以致於有人變相的提出了意識形態多元論。這是繼1976年之後幾年第一次危機之後，建國以來黨內第二次馬克思主義生態危機。這次的危機，比1976年後的那次危機，更危險。因為那一次危機是認識造成的，其動機則是要完善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一次危機不是認識造成的，而是赤裸裸的惡劣動機使然。這個動機就是要在意識形態領域，驅除馬克思主義。8000萬黨員在這樣的動機下，有被綁架的可能。這些基層的黨員是值得同情的，值得被理解的。他們組織上入了黨，可能絕大部分也有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願望，只是在當今的潮流下，從思想上入黨，完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信仰者的轉換，靠一個黨員的個人自覺，何其難矣！為此，陳奎元提出了要學習馬克思主義！陳奎元看到了馬克思主義教育的重要性，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必要性，但問題是，誰來發起這項教育？誰來教育？誰將應該接受教育？陳奎元的意思，應該是說，黨的高層先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的修養，造成一個毛澤東曾經希望過的哪怕100至200個系統的而不是零碎的、實際的而不是空洞的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高層集團，然後由他們發起這樣的教育和學習的運動，先在8000萬黨員之間取得教育和學習的成果。
　 　
三，對資本主義認識不足，才有對資本主義的嚮往。
　 　
這是陳奎元講話的一個內在的邏輯。他說：當前的經濟危機和美國霸權的衰落，世界格局的變動和調整非常明顯、非常深刻。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要抓住機會，展示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光輝。他還引用了基辛格的去年12月18日的文章《美國的衰落》來論證以美國霸權為主導的單極世界，正在被不可阻擋的世界多極化潮流所淹沒，美國資本主義的缺陷和致命之疾，正透過當下的危機顯現出來。基辛格是資本主義體制內的重量級政治家兼學者，他的看法，雖然不能代表絕對真理，卻對我們認識資本主義具有最好的或許也是最重要的借鑒作用。其實，早在1973第一次石油危機，1980-1981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西方就出現過嚴重的持續的文化和經濟危機，青年人離經叛道，毒品，墮胎，暴力，環境的退化，富足中的貧困，失業率高居不下，通貨膨脹得不到遏制，經濟增長從黃金時期(1960年代)的7%，降低到1980-1981年的1%，進而到1982的0.75%（參考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增長的極限》一書譯者序。原書是「羅馬俱樂部」1972年出版的的一部經典。出版時沒有政治家重視，1973年石油危機之後，成為西方學者和政治家們的必讀物）。伴隨這些現象出現的是，美國社會上下瀰漫著的「否定主義」 思潮。該思潮的核心是，美國經濟文化已經到達頂峰，美國的世紀正在成為昨日黃花（參考尼克松《1999：不戰而勝》）。就在這時候，兩個歷史人物拯救了美國，一個是戈爾巴喬夫，一個是鄧小平。他們兩位成就了里根的「半世英名」 。此處，我不加論述，讀者自我體會（作為演員，里根是不入流的，名不見經傳。作為總統，他為自己贏得死後的國葬。故曰「半世英名」）。2008年的經濟危機，也是一個美國露出廬山真面目的好機會，結果是美國再次幸得「貴人相助」：中國再次擔綱，「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美國被救活了，我們自己則是跳入了火坑，搞得現在這個樣子，維穩成了中國的頭等大事，以至於某些主要領導人，要以「跳海」（政改）來逃避責任，救自己個人於火海，不顧國家正在火海里掙扎。更早的1929年爆發的的大危機，眾所周知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終結。靠慘絕人寰殺戮數千萬的民眾和軍人，來解救一場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這難道也是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也是我們應該去追求的東西？也是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乃至讓其「OUT」的理由？
　 　
陳奎元還引用了美國新保守主義重鎮福山先生的話說：美國已沒有什麼可以教中國的。的確，美國沒有什麼可以教中國的了。大家已經看到了，利率，匯率，儲備金率，稅率，就是他們的所謂治理經濟的手段。他們用的多麼得心應手，可是效果呢？如果不是軍事霸權，隨時發動各種規模的戰爭，威逼敵人，誘使朋友購買美國的天文數字的美元債券，美國還能經營下去嗎？我們現在「發燒」，也東施效顰，匯率呀、利率呀、稅率呀、儲備金率呀，輪番上演，可是，我們沒有美國的軍事霸權，結果呢？老百姓只差上井岡山！股市是殺貧濟富，二次剝削；衍生產品是欺詐陷阱；商品交易所是製造通貨膨脹的罪魁；公開募股是巧取豪奪；MBO是公然的侵吞民脂民膏。這些我們都學會了。我們唯一沒有學會的是如何做霸權！可是，我們有這樣的膽量嗎？敢學嗎？要是敢的話，那就美國的一切東西都不需要學了，我們自創一套，包括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強加給美國，不就得了？這豈不是落入「二律背反」之中？
　 　
陳奎元還提到了福山。福山是當年美國新保守主義重鎮之一（與寫過《文明的衝突》的另一位重鎮亨廷頓齊名）。就是這樣一位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堅決的捍衛者和代言人，蘇聯瓦解后，寫出了《歷史的終結》表示慶賀，堅信歷史已經終結於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學者，卻在美國的伊拉克戰爭后，寫出了《America  At Crossroad》(十字路口上的美國)，對美國自小布希以來的政治經濟外交做了全面系統的反思和徹底的批判，正式宣布脫離新保守主義，不再堅持「歷史的終結」。陳奎元在文章的另處指出：美國無法從科學性上扳倒馬克思主義，就從道義上做文章，詆毀馬克思主義不講人道主義。我們有據俗話：「打不過你，就咯吱你」。美國就是這樣的打不過馬克思主義，就「咯吱」馬克思主義，走的旁門左道。可是我們黨內的許多高級領導和理論家，都被「咯吱」得樂了，感很舒服之後，就決計要把馬克思主義這個痒痒肉給割掉。這真是好主見！
　 　
陳奎元是認真的，更是可敬的。他的純理論的論證，從學理上講，不無生澀，但在當今潮流下，也只能這樣了，不為不妥。遺憾的是，他的一篇文字，不可能說服許多對馬克思主義持否定和懷疑態度的人。這首先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的科學體系。而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發展的形態，不會是像一個個體生命那樣，從孕育、出生、成長到死亡，都在我們的直覺的經驗之中。這就使得認識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對於絕大多數庸俗的直覺經驗主義者，成為不可能。其次，東西方的物質文明的發展，存在一個先機的問題，因而存在一個時差的問題。得先機者先發，得先機者占時利。秦始皇統一中國，書同文，車同軌，好比今天的世界標準。這為中國在農業文明下，佔得農業文明的先機，提供了政治條件。到唐朝時代，中國儼然一個盛世，為世界的榜樣，日本要照搬中國的體制，只不過是因為中國在農業文明之下，佔了農業文明的先機而先發，並不是中國唐朝體制具有必然的優越性，要感謝的話就要感謝秦始皇.。馬可波羅來中國，看到中國如同天堂，帶動許多歐洲人要來中國攀中國這個富親戚，也是同樣道理。然而，17世紀以降，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現代科學出現在歐洲，讓西方反客為主，反後手為先手。應用牛頓力學的直接結果是在英國發端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拓展了歐洲的全球化市場，並催生了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軍事霸權的橫空出世，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初步形成。顯然的事實是，即使歐洲不是建立起資本主義的制度，在這樣的先機和先發的條件下，也將早於東方，包括我國，進入現代物質文明。西方要感謝的話，不是感謝資本主義制度，而是要感謝牛頓等偉大科學家和發明家（他們可都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讓西方佔到先發的機會，並贏得了先發的時間。第三，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文明，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而是許多因素共同疊加的結果，幾千年文化文明的總積累。這個總積累中還包括了兩次世界大戰中獲得的血淋淋的非法積累。資本主義制度對於西方物質文明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貢獻，佔到多少份額，究其實，無法測量，今天一些人把西方的物質文明盡歸於是資本主義制度，則毫無科學性可講。當年，馬克思主義為意識形態指導的兩個重量級代表國家，一個是前蘇聯，一個我們中國。蘇聯的起點是農奴制，而我國的起點是半殖民半封建社會。蘇聯短短几十年，成為一個超級大國。這個明顯的事實，不被注意，而蘇聯的制度和斯大林本人卻一直遭受妖魔化。這是典型的上文談到的「咯吱」戰略。我國，從1949年開始引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搞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上不足，實踐上更是空白。此前，有過長期被先發國家侵略、掠奪和殖民的歷史，不斷內戰，又被迫捲入外戰，使我們過去歷史的積累成果，幾乎盡數被洗劫和破壞。當時所謂「一窮二白」，沒有絲毫的誇張和故作悲情狀。我們的社會主義的起點非常低，又不佔有社會主義制度先發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的先機，與美國高度物質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又存在一個發展的時間差。現在，許多人，尤其是理論工作者、黨的高級幹部，他們囿於自身的理論素養不足和人生追求的非無產階級價值觀，完全忽視這一切，只知道無限誇大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作用，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就此而言，陳奎元倡導開展馬克思主義教育，倡導黨內學習馬克思主義，是非常切合當前國內國外的政治經濟形式的需要的。　　
　 　
第四，當前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　　
　 　
現實中的各種矛盾衝突，讓越來越多的人無所適從，就有了許多人各立新說，包括現在很有爭議的張宏良先生。陳奎元認為，雖然改革以來，我國社會政治經濟層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我認為，這是務實主義的。我們需要回到基本。最基本的，就是最關鍵的，最綱領的，卻也是最被忽視的。標新立異，可以獲得喝彩，卻可能離真理遙遠。我們現在需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原則：理論和實際的結合。實際是什麼？上文里已經給出了答案。那麼，何以至此？基本矛盾之使然。　　
　 　
1956年-1957年前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後，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基本建立，這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結果，生產力沒有完全跟上，而隨著1955年的憲法的頒布，上層建築也基本定型，這也是主觀能動性的結果，而經濟基礎與之不完全適應。這樣，就出現了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局面。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國相當長的時間。通過全黨和全國人民共同的艱難實踐和科學探索，到70年代中期，「又相適應」的一面得到很大的加強，而「又相矛盾」的一面，得到了很好的克服（可參考已故重量級經濟學家薛暮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1979年人民出版社）。可是，到改革開放的時候，體制內學者和政治家都有意無意的誇大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又相矛盾」的一面，有意無意的不談它們「又相適應」的一面，選擇性的為改革開放尋找理論依據，很片面的喊出了「解放生產力」。但在實踐中，「解放生產力」，異變為砸爛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目標是改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將最終的目標指向上層建築。生產力的「解放」，不斷作用於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的反作用，被人為的壓制，30年來一貫如此。結果，生產力「解放」的最終效果，通過改變生產關係進行傳遞，就從根本上動搖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直逼上層建築。顯現在社會方面，就是現在的社會亂象；政治方面就是對於意識形態多元化和政治改革的訴求，事涉「黨和國家的性質的改變」。　　
　 　
如何扭轉這個局面，陳奎元批評了兩種不切實際的想法：「關於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關係，有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只要管好上層建築，只要保持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經濟方面無論發生何種變化，出現什麼偏差，只要下個決心就可以糾正。實踐證明這是辦不到的」 因為行政命令可以解決有限的問題，卻不能改變科學規律，這裡起最終作用的質量互變規律：「量的積累達到一定的界限就會發生質的變化」。另一種意見是：「上層建築要順其自然、被動地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這其實際就是現在急赤赤的要搞政改的一派人的觀點，「順其自然」，就是故意忽略上層建築的能動的反作用，而達到改變上層建築的主觀目的。兩種觀點，看似不同，但殊途同歸。這也是我在自己的文字里提出「一頸兩頭」的認識基礎。另外，我在《國企改革：從現象到本質》一文里，提出過「砍枝法」和「砍干法」，對照這裡陳奎元批判的以上兩種錯誤觀點來看，是有點參考價值的，如下：　　
　 　
   「砍枝法」和「砍桿法」

眼前有棵樹，你要砍倒它，有兩種方法：第一種，從樹枝砍起，今天一枝，明天一枝，先砍小枝，后砍大枝。大小樹枝全砍完了，樹就離死不遠了。第二種方法，直截了當，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砍樹榦，砍倒了樹榦，這樹就完了。不幸的是，今天，無論我們的維權人士也好，社會批判的學者如大名鼎鼎的郎咸平也好，還是對準各種表象的和現象的問題猛烈開火的一般網民也好，絕大部分所批判的，不過是「滿眼殘葉，一地亂枝」，對於砍樹本身，是並不反對的。甚至懷著僥倖的心理，面對似乎無法逆轉的態勢，試圖去接納一個美式資本主義的美好幻像。

第五，黨的指導思想必須做出切合現實的調整　　
　 　
任何一個嚴謹的堅持社會主義的理論工作者，只要吃准了馬克思主義，把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放在以上的基本矛盾下加以考察，就會發現，出現以上問題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黨的指導思想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偏差。這是綱。所以解決問題，就要從綱上下手，調整黨的指導思想。這應該是陳奎元這篇文章最核心的也是最突出的貢獻。　　
　 　
首先陳奎元引用了吳邦國不久前的講話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最重要的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問題上，指導思想不能動搖，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多黨制。否則國家就會陷入內亂的深淵。鑒於吳邦國的特殊地位，這種高層的高調強調，本身就意味著黨內指導思想上實際出現了多元化的思潮，調整變得緊迫。第二，陳奎元說：「黨章和憲法都明確規定，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們黨和國家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們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要同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結合起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張，另起爐灶，這一點一定要搞清楚。」 這裡，陳奎元沒有提鄧小平，也沒有提鄧小平之後的任何人。最值的關注的還有「不能改弦更張，另起爐灶」。這實際上：1）暗示了鄧小平及其後人的理論，是另起爐灶，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法還是可取的；2）提出了調整指導思想的具體方向和方法：方向是回歸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方法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新的界定，使其脫離鄧小平的個人創造而成為在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關於毛澤東思想，在現在的大學教本里，有兩個強調：一是強調它是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二是強調它是那些被實踐檢驗為正確的思想，不正確的思想即使是毛澤東本人提出的，也不能歸入毛澤東思想。那麼，沿著這樣的思路和模式，對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可以做出這樣的界定：它是對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它是被檢驗為正確的思想，凡是錯誤的，即使是改革設計師鄧小平提出的，也不能歸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之中。　　
　 　
陳奎元這個提法充滿了睿智和策略。對鄧小平做出適當的符合其歷史地位的評價，總有一天，要以某種方式完成，以便統一黨的指導思想，不讓某些政治冒險家，利用鄧小平的失誤和某些零碎的話語，做出符合其個人政治願望的解釋，損害黨，損害國家。我寫過一篇《考驗當前中國左翼智慧的兩個現實困境》，其中提到的第一個困境，就是如何處理鄧小平留下的政治遺產，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尤其是負面的。處理好了，中國可以輕裝前進，處理不好，中國血流成河，出現吳邦國警告的「內亂的深淵」也未可知。毫無疑問，陳奎元提出了一種處理鄧小平遺產的方法論：既然從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可以「特色」到鄧小平的社會主義，也就可以從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再「特色」回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或者停留在中間一個合適的位置。這裡起關鍵作用的是「特色」二字，「特色」不能丟，否則就不能在現實的政治博弈中取得各方面政治力量的互相妥協。那樣的話，會加速內亂的到來，提早讓國家陷入「內亂的深淵」。一些人讀過張宏良的解讀，我這裡我提供我的解讀供朋友們參考，重要的是，陳奎元的暗示，值得做出各種解讀。　　　　
從陳奎元的文章中，還可以讀到一些其他內容。但是，以上幾個方面的內容，是比較主要的。這樣一篇文章，仔細讀來，文章的學術性，其是並不是很高。對於受過馬克思主義系統訓練的人來講，基本上是常識。當然，由於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體系，對這個體系的理解和運用，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認識論(其中包含許多「哲學對子」——對立統一的哲學範疇，質量互變規律是其中的一對)，因此，對於欠缺這方面系統的訓練的網友，或許有一點難度，尤其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觀察和分析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的時候。　　
　 　
文章的真正意義在於向公眾提供了一個視角，看到我們黨內高層指導思想的爭論，其實是暗流洶湧。這個暗流，是讓其無節制的發展，並自發的表面化，釀成社會禍亂（吳邦國所謂「內亂的深淵」）？還是讓它得到有效的導流，有理有節的進入公眾的視線，群策群力，加以解決？這是這篇文章真正關注的。陳奎元給出的答案，顯然是后一種選擇，就是在黨內主動開展一次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教育運動（是否可以理解為實實在在的整風？）統一黨的指導思想，尤其要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做出凝聚集體智慧的適當的的界定，把國家引導上健康發展的軌道，造福子孫後代。文章還認為現在資本主義出現危機，使我們重拾馬克思主義具有合適的外部政治環境和難得的歷史機遇，這也是該文的一個亮點。

下面是陳奎元講話的連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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