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六七十年代的逃港潮

歷史本不應編寫的,但不知為何網路上常見到許多部分真,大部分卻是假的煽情文章.   關於六十七年代, 廣東人到香港的逃亡潮, 不少當事人已拿了身份證, 在香港生兒育女, 成為香港人.... 在他們口中, 過去偷渡的歷史只是人生其中一段經歷.

以下文章, 給真正想要了解歷史的朋友看.     


以下內容來源: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viewthread.php?tid=231661&page=1

1950年起，中國內地居民前往香港必須持有有效的通行證，內地和香港之間的邊境全面實現了管制，由於內地的生活水平低於香港，以及歷次政治運動的影響，造成了內地，尤其是廣東的民眾多次掀起逃港潮。

第一次逃港潮是在1957年6月底到9月底，時值全國上下正在大鍊鋼鐵，人民公社化的運動，第二次是1961年到1962年的困難時期。1961年開始，廣東寶安縣也就是今天的深圳，開始放寬邊境管理，與香港發展小額的貿易，提高農民的收入，以此來遏制逃港潮，農民一個月可以去香港五次，每次可以帶回五塊錢的東西，一次可以帶回5斤重的物品回來。

1962年經歷了困難時期的饑民們聽說「英女王誕辰，香港邊境開放三天」的謠言，再加上逃港成功者很快就會給家裡寄錢來，全國各地大批的人就流入深圳，從各地擁到寶安邊境外流的，一般都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到達了8000多人，總共有10多萬來自全國各地的民眾湧入了深圳，6萬多人偷渡出境。局部地方甚至出現了強行沖關的現象，寶安與珠三角地區，除了老弱病殘，幾乎整個村莊的人都跑了。民諺雲，枯藤繞老樹，白髮唱黃雞，青壯逃港去，禾稻無人收。第三次逃港潮是發生在1972年文革期間，1972年開始大規模的逃港潮是由廣州的知青為主體的，一些知識分子和知名人士也加入到了偷渡的行列。例如著名的音樂家，中央音樂學院的馬思聰因為飽受凌辱，在1966年底乘船逃離內地，偷渡到了香港，然後秘密轉道赴美國。

上山下鄉的親身經歷，對苦難和拼搏的切身體會，成為不少逃港者寶貴的精神財富，並且在他們到了香港以後加以運用，不少人在香港立足之後，從社會最底層做起，艱苦奮鬥，不僅慢慢的融入到了主流社會，而且出現了很多「財富神話」。有人曾統計，在排名前100名的香港富豪中，有40多名，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從內地移民過去的，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非法移民。在香港社會的精英，無論是工商，文化還是其他領域的成功人士，都有為數眾多當年從廣東偷渡到香港的知青，而他們也都是改革開放后，首先進入廣東投資辦廠和從事貿易，引進先進技術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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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

習仲勛主政廣東：面對逃港者潸然淚下

一、視察寶安，部署反偷渡

        1978年7月，大約在5日至10日之間，習仲勛到廣東剛剛兩個月，就在省委書記王全國、南方日報副總編輯張漢青等人的陪同下，輕車簡從，乘坐一輛七座的麵包車，前往寶安視察。

　　時值仲夏，烈日當空，加上公路坑坑窪窪，很不好走。進入寶安，只見公路兩旁雜草叢生，十分荒涼，耕地丟荒很多。據當時陪同視察的張漢青回憶：「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時候，可我們在南頭的田地里並沒有看到農忙的景象，田裡只有一些老年婦女、小孩，還有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精壯勞力都跑了，沒有人收割。習老看了心裡很不好受。」 看到此情此景，習仲勛的心頭頓時蒙上了一層沉重的陰影。

　　習仲勛一行在路上顛簸了大半天，才抵達寶安縣城深圳。寶安與香港山水連為一體，一橋（羅湖橋）相通，一街（沙頭角中英街）相連。深圳鎮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20世紀70年代中期，每年經這裡進出的外國友人、華僑、港澳同胞達150萬人次。寶安與華僑、港澳同胞有直系親屬關係的有14萬人，佔全縣33萬人口的42.4％，還有持雙重戶籍（香港戶籍和寶安戶籍）經常來往兩地的流動漁民2萬餘人。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再加上不同時期的各種因素的影響，寶安偷渡外逃長期居全省首位。從1952年至1977年，寶安有偷渡外逃行為的達62305人，其中逃出去的40598人，佔全縣總人口的18.7％，佔總勞動力13.5萬人的29.3％。附城公社蓮塘大隊1200多人，逃出香港就有790多人；2200多畝耕地，就丟荒700多畝。這個大隊的徑肚生產隊原有24戶，108人，外逃了22戶102人。大鵬公社建國后共外逃了3679人，占當時在家勞動力4862人的79.6％，其中有三條村莊共34戶117人全部逃光。 偷渡外逃對寶安的經濟、思想、政治各個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搞亂了邊防社會治安，嚴重破壞了生產。

　　習仲勛到達深圳后，他不是先聽惠陽地委副書記、寶安縣委書記方苞等人彙報，而是讓他們陪同到處看看，了解實際情況。因為邊防的問題在陸路較多，方苞就陪同習仲勛一行先到寶安東路的羅芳、蓮塘、沙頭角等陸路地區考察。羅芳是寶安縣過境耕作的七個耕作口之一，也是當時邊境問題反映最強烈的地區。所以上級領導到寶安，方苞等人就一定帶他們到這裡，沿深圳河邊走邊看。

　　方苞自從1974年1月調到寶安當縣委書記，每年都要到羅芳參加勞動，和當地群眾一起插秧、收割，對那裡情況十分熟悉。他向習仲勛介紹，寶安有幾千畝土地在香港那邊都丟荒了。為什麼會丟荒？第一，「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允許寶安縣的勞動力過境耕作，但是現在管得很死，一天才能批幾個幹部過去，沒有勞動力進行耕作，土地自然就丟荒了。第二，以前過境探親的政策是「三個五」，即每人每年可以過去探親五次，每次去可以買五斤副食品，五斤副食品的總價格不超過五元錢。這本來就限制得很死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批「三洋」（崇洋、靠洋、向洋）就通通禁止，不準過境探親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恢復了部分政策，批准一些人過去種糧食，但糧食收割了要挑回來，不準在香港那邊賣。所以，雖然有很多地在香港，但勞動力不夠，做不過來，地就荒廢了。　

　　在寶安，習仲勛先後參觀了兩家來料加工廠，應該說，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的「三來一補」企業，一家是沙頭角的塑料花廠，另一家是皇崗的假髮廠。習仲勛認為開展來料加工，賺取加工費，既可以增加集體和個人的收入，也可以解決大量的勞動力就業問題，大有可為。



      二、想方設法，遏制逃港風潮

      1978年下半年，廣東偷渡外逃來勢很猛，按地區說，最嚴重的是惠陽、汕頭、佛山地區以及廣州市。最嚴重的縣是寶安、惠陽、惠東縣。一些過去很少發生偷渡外逃的韶關、肇慶、梅縣等地區，也發生不少外逃。偷渡的不僅有農民，而且還有幹部、職工及其子女，甚至十幾歲的中小學生也結伴偷渡，這一年廣州市就有72名十二三歲的學生因偷渡被收容遣送。

　　這年9月5日，廣東省公安廳向省委報告本省偷渡外逃嚴重的情況。據統計，8月份全省發現偷渡外逃6709人，其中逃出1814人，與歷年來較多的7月份相比，分別上升47％和△△， 外逃人數之多，地區之廣，是1962年大外逃以後，最多的一個月份。吳南生收到報告后，於9月14日作了批轉：「仲勛同志：這一報告所反映情況值得注意，故送閱。」 習仲勛和省委對大量群眾偷渡外逃極為關注，為了遏制日益嚴重的偷渡潮，在9月即發出制止偷渡外逃的緊急電報通知。

　　根據習仲勛和省委的指示，同年10月14日至18日，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談會在汕頭市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廣州市、惠陽、佛山、汕頭、肇慶地區和部分縣委或革委會的負責人，以及省直有關單位負責人，共53人。與會者就全省是年以來反偷渡外逃鬥爭，交流了情況，分析了形勢，總結了經驗教訓，研究了在新形勢下進一步抓好反偷渡外逃的措施。然而，儘管各地認真貫徹這次會議精神，但人心浮動，偷渡外逃風潮猶如脫韁之馬，未能得到遏制。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的年收入卻是13000元港幣，差距實在太大。因此，邊防地區普遍流傳「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內地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干一天。」

　　1979年春節過後，廣東偷渡外逃之風更為嚴重，人多面廣，急劇上升。有些地方出現群眾性外逃的局面。其原因：一是經濟落後，人民生活困難。二是幹部作風不正。據原珠海市委書記吳健民回憶，珠江三角洲「一些縣公社以下的幹部作風不正，撈私利，對社員分配不公，引起了廣大社員的反感。加上1979年前後社會上流傳著一個被歪曲了的信息：說公安放寬政策，要發放大量的農民出境申請表。我記得1979年上半年通過正當渠道填表申請去港澳的達1.5萬人。珠江三角洲與珠海鄰近幾個縣據說一下子就發出4萬多份出境申請表，但批准出境定居畢竟要經過好幾次調查，能獲得批准的只屬少數，那些未獲批准的人就組織起外逃的高潮了。」 三是國內外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搗亂破壞，散布謠言。在廣東一些偷渡外逃嚴重的地方，各種謠言滿天飛，什麼「邊防口子開放」，「廣東要放100萬人去港」，「中越邊境打仗，部隊調走了，再不跑，以後就沒有機會了」等等。1979年春節前後，高要、四會等縣，因謠傳「邊境開放」有幾千群眾拖男帶女，湧向廣州火車站，要去香港。順德、南海等縣，也謠傳「邊境開放三天，花30元港幣可買票去香港」。造成連續幾天都有幾百群眾在廣州火車站吵鬧糾纏。 四是「前段我們宣傳上過多的講外國先進，好像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看不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發生了不良影響。」 據統計，1至5月份，全省共發生偷渡外逃11.9萬多人，逃出2.9萬多人（其中3月份發生51292人，逃出9882人），發生人數超過歷史上最高的1962年。最嚴重的是惠陽地區（包括深圳市），發生7.55萬多人，逃出1.75萬多人，佔全省發生數和逃出數的62.5％和60％。4月5日一天，樟木頭收容站收容人數達到3900多人，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數達到2500多人，而當天晚上至6日凌晨，邊境部隊又抓獲了2400多人。4月中旬省委召開反偷渡外逃緊急會議之後，情況有所好轉，5月1日至5日，深圳收容站平均每天收容人數由4月份的883人下降到652人（包括港英當局遣返）。

　　大批群眾偷渡外逃，給收容遣送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是年1月至6月3日止，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數已超過10萬人（包括港英當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萬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總數增加一倍。深圳收容站容量只有600人，樟木頭收容中轉站容量只有400人，但當年經常收容人數在1000人以上，最多達到3000多人，使收容站人滿為患，生活設施無法適應，收容間過於擁擠，時值夏天，衛生條件太差，臭烘烘的，有時部分收容人員沒有飯吃，開水供應不足，有時飲生水也困難，受傷的收容人員不能及時醫治等等。在遣送途中，經常發生偷渡人員跳車逃跑、群眾圍觀和搶走偷渡人員，以及多次發生偷渡人員毆打押運人員，搶奪押送人員武器的惡性事件。據深圳、樟木頭兩個收容站反映，1979年上半年，收容人員跳車跑掉了10000多人，摔死摔傷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員從安全考慮，曾採用手銬和繩索捆綁的辦法，造成不好的影響。

　　1979年上半年，深圳收容站每天要收容300到400人，但深圳的車輛不夠用，根本運不過來。省委為了支持深圳的工作，給他們增加了三部車。但是這還是遠遠不夠，一部車只能裝40個人。加上當時路況很不好，從深圳到汕尾來回要三天，到汕頭則要三到四天，根本運轉不過來。這就使得收容站里十分擁擠。
　　
　　港英當局對內地群眾大量偷渡外逃到香港反映強烈，使用了各種手段對偷渡分子進行圍堵、搜捕。還特別在邊境一線成立了「軍警聯合指揮部」，組織了「行動隊」，並出動了部隊、直升飛機和軍艦晝夜巡邏。5月6日，港英當局出動了直升飛機7架，軍艦2艘，增調軍隊、警察1400餘人，並保持每天24小時在邊境沿線巡邏，參與行動的軍警達4000餘人，以堵截深圳大量群眾強沖邊防，湧入香港，氣氛相當緊張。鑒於內地群眾逃港人員越來越多，從1979年初起，港英當局一改過去做法，對逃港人員採取即捕即遣送的辦法。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便遣送回偷渡人員3.3萬人，為過去四年多來遣送人數的3.3倍，有時一天就遣回1000餘人。香港的報刊、電台和電視台等媒體也大量報道了廣東群眾偷渡的情況，把內地逃港群眾與越南難民相提並論，公開提出中國「難民」問題。有的還誣衊中國國內政局「不穩」，「對基層失去控制」等等，向內地施加輿論壓力。港督麥理浩也於5月31日約見中國駐港機構負責人，專門提出內地人口外流香港問題，反映了港英當局對偷渡外逃問題的關注和緊張心理。　　
　　

      三、反偷渡外逃，標本兼治

      1979年6月20日，習仲勛和寇慶延參加惠陽地委反偷渡外逃會議，與會的有地委常委以及寶安、惠陽、惠東等沿海地區的縣委書記。習仲勛作了重要講話，在分析大量外逃原因之後，習仲勛提出：解決外逃問題的方針，要治標治本並舉。治本，就是要從物質基礎上、精神上和組織上，為鞏固社會主義陣地和制止外逃創造牢固的條件。這就是：（一）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產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與香港那邊還有相當差距，也可以穩定人心，大大減少外逃。（二）思想上牢固樹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堅強信念，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新中國。（三）要使我們的基層成為堅不可摧的社會主義陣地。

　　為了說明問題，習仲勛在講話中列舉了兩個材料：一個是深圳市福田公社漁農生產隊，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近年來，挖魚塘，開展小額貿易，迅速發展經濟，1975年以後沒有一個人外逃。二是沙頭角鎮解放以來外逃了1053人，其中去年上半年還外逃了73人。去年下半年以來，大搞來料加工、小額貿易和家庭小手工業，群眾生活顯著改善。現在，不僅沒有人外逃，而且還有幾戶人要求回來定居。習仲勛說：從這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出，只要搞好生產，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制止外逃才有可靠的保證。

　　談到治標問題，習仲勛說：治標，就是要在邊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堅決打擊煽動、組織策劃外逃的壞人。同時要立即大力開展宣傳攻勢，造革命輿論，制止外逃，剎住歪風。他強調提出，要全力以赴，把偷渡外逃制止下來。要以縣為單位，節節設防，分工把口，布下一個天羅地網，把堵截工作做好。部隊、民兵要互相配合，團結戰鬥。一線、二線由部隊負責，但地方要派人協助，當嚮導；三線由民兵負責，但部隊要派出幹部加強指導。

　　惠陽會議之後，6月23日至24日，習仲勛等人馬不停蹄地前往深圳檢查反偷渡外逃工作。惠陽地委、寶安縣委和部隊遵照習仲勛的講話精神，迅速行動，對偷渡外逃進行堵截。在寶安邊境一線，第一天抓了148個外逃分子，第二天抓了505個，第三天抓了615個。

　　6月24日，習仲勛和黃榮海、寇慶延等人不顧酷暑和連日奔波疲勞，專程趕到珠海市。珠海與澳門相連，也是個偷渡嚴重的地方。1979年春夏間，珠海雖然設立了70多個哨站，日夜加緊巡邏，但偷渡的人仍絡繹不絕。1至4月，珠海收容站累計收容5000多人，高峰時，收容站常有人滿之患。

　　25日上午，習仲勛等人參加珠江三角洲反偷渡工作會議。與會的有佛山地區各縣、市和珠海市有關負責人（包括部分公社、大隊書記），共100多人。習仲勛在會上作重要講話。他指出，廣東偷渡外逃最嚴重的地區，第一是惠陽，第二是汕頭，第三是廣州市，珠海是老四。他對廣東沒有搞好反偷渡外逃工作主動承擔了責任，作了自我批評。習仲勛說，這個問題沒有搞好，我們應該向中央作自我批評。我作為省委的負責人，感到問心有愧。我們不怨天，不怨地，只怨省委沒有重視，現在中央直接抓了，我們也應重視起來，堅決搞好。我們不能怪下面，更不能對下面的同志有任何批評，這個責任省委完全承擔了。接著，習仲勛指出，反偷渡外逃要把第一線、第二線、第三線搞好。這一次我們以三個月為期限，打好這個戰役。把這些人都截回來，而且都要安置下去，回到他們本地上去，叫他們安心生產。接著，習仲勛在講話中詳細分析偷渡外逃的特點，偷渡外逃風造成的嚴重危害性以及造成偷渡外逃風的原因和性質。

　　關於習仲勛這次到珠海研究反偷渡外逃問題，時任珠海市委書記的吳健民回憶說：

　　我和習仲勛第一次進行比較深入的討論是關於珠海市反偷渡外逃的問題。1979年上半年，珠海外逃出現高潮，面對珠海的偷渡外逃問題，習仲勛說：「邊境地區的偷渡外逃問題，妨礙了我省的安定團結，這事情一定要抓。」

　　記得習仲勛和我談話后，不到一個月，他就帶了一個工作組來到珠海，現場召開了珠三角地區的反偷渡工作會議。參加這個會議的省委相關負責人有寇慶延、黃榮海等同志，珠海市的有市委常委麥庚安、歐培、羅知、甘偉光。會議上大家的議論很多，談了各自的看法，一度產生尖銳的對立局面。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逃到澳門去？形成了兩種意見。我記得當時部隊里的一些同志和我的意見分歧很大。他們認為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會主義制度不一致，有對立思想。我則認為外逃是由於經濟原因不是政治原因。因為多年來我們的農村經濟沒有搞上去，我們本身對農村的經濟政策沒有落實，沒有往改革方面推進，導致人民生活長期沒有擺脫貧困狀況，與港澳的生活水平形成了很大的差距。討論中，習仲勛真是體現了政治家的風度，他仔細聽取了雙方的意見，發言很簡練。在最後作結論的時候，他同意「偷渡外逃主要來自經濟的原因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他說：「無論是從農民的覺悟來說，還是從農民直接受到的生活壓力考慮，如果把偷渡的農民都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那就會把大批的農民都推到我們的對立面上去。這是不對的，要教育嘛。要怪我們沒有教育好農民，更重要的是要怪我們在主持農村工作中沒有制定好的政策來維護他們的利益。」這次會議給我的啟發很大，作為高層領導，如何聽取意見、統一思想，習仲勛給我作了很好的榜樣。這件事後，他得到了我們很多人的好感。

　　習仲勛對深圳一帶地區外逃深感憂慮，他於是又從珠海乘船經伶仃洋再回深圳。1979年，深圳的偷渡外逃形勢十分嚴峻。1至5月，深圳逃出人數依次為：285人，1565人，1855人，1894人，5458人。 結果造成田園荒蕪，人心不穩，幹部情緒低落。

　　為了加強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寶安縣委在縣委黨校舉辦一個學習班，把200多個外逃情況嚴重地區的公社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召集在一起學習。習仲勛聽說黨支部書記們在黨校集中學習，就找了20多個公社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進行座談，了解情況。習仲勛問他們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給你們糧食，他們說不行，留不住。 會議上有三位黨支部書記發言。習仲勛詢問福永公社鳳凰大隊支部書記文富祥：「為什麼那麼多人外逃？」文富祥回答：「香港那邊比我們好。」習仲勛一聽他這麼說，就問：「好在哪？」文富祥說：「第一，我們這裡世世代代面朝黃土背朝天，農民一輩子都是當農民，不僅如此，子子孫孫都還只能做農民。香港那邊不一樣，能從事很多職業，東家不做做西家，還能當工人。第二，那邊東西多，什麼都有得買。我們這邊買什麼東西都要證，而且有證還不一定能買得到。第三，那邊掙錢多，買東西便宜。我們這裡分配低，又買不到東西。所以老百姓都說那邊好。」習仲勛對社會主義充滿感情，聽到文富祥這麼說，非常難以接受。他認為文富祥在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關係上思想有偏差，就發了火，連連責問他：「你怎麼有這樣的思想？你是什麼時候入的黨？你是什麼出身？當了多少年幹部？你的公餘糧任務完成沒有？」文富祥回答：「我家代代貧農。我在土地改革時就出來了，公餘糧任務年年超額完成。」這時，方苞趕緊插話向習仲勛解釋：「文書記是一個好書記。每年開全年大會時我們都給他授獎的，他是我們縣裡最好的支部書記之一。」習仲勛聽了逐漸平靜下來，氣氛也緩和了。於是他就向支部書記們重申了要堅定對社會主義的信心，雖然現在還有很多困難，但是只要我們努力，最終會戰勝這些困難的。 這次視察對習仲勛觸動很大，使他真正親身看到老百姓對改革開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發展經濟、縮小與香港差距的緊迫性。

　　習仲勛認為，反偷渡光是堵，只是一種治標的辦法，不是治本，治本還得靠發展生產力。生產發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眾看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了，這樣邊境就安定了，人就不會外流。習仲勛對寶安縣委布置了「反外逃」的任務。他指出：深圳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帶，一定要齊心合力，進一步加強防線，以防大批人員外逃。外逃有傷國體，國際影響不好，而且直接影響農業生產。

　　7月2日，習仲勛前往深圳收容站，視察那裡的情況，找了被港英當局遣送回來的收容人員談話，開始時這些被收容人員情緒低落、不安。經習仲勛教育，有明顯好轉，好幾個都承認自己錯了，再不敢偷渡了。

　　習仲勛臨走之前，方苞等人簡明扼要地向他介紹了深圳市以及寶安縣的情況。當時，寶安全縣人均分配134元，最高的一年是1974年145元。土地可耕作面積是55萬畝，包括旱地和水田，很多山坑地丟荒。而寶安的公餘糧負擔很重，徵購糧食130多萬擔，年年加碼，勞動力卻只有9萬。1978年最高人口33萬人，最低時只有27萬人，130多萬擔糧食，人均糧食負擔900斤以上，所以老百姓勞動積極性不高。

　　習仲勛反覆宣傳貫徹黨中央有關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和基層幹部群眾研究如何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增強了幹部群眾的信心。

　　7月6日，習仲勛從反偷渡外逃前沿回到廣州。7日晚上，他向國務院李先念、陳慕華並中央就關於制止廣東群眾偷渡外逃問題作了簡要報告。報告說：這次反偷渡外逃，省委確定採取治標治本並舉的方針。我和吳南生、黃榮海、寇慶延等同志，先後於6月18、19、21日，到了外逃最嚴重的惠陽、汕頭、佛山地區和一些市、縣，同當地黨委一起研究部署。毗鄰港澳的沿海一、二線地區，由部隊負責堵截，同時三線縱深地區也加強了民兵的巡邏堵截。6月21日至25日，每天在前沿堵截收容的外逃人員均在千人左右。從6月26日起，深圳市收容站收容的外逃人員開始降到千人以下。6月30日共收容381人，其中港英遣送回來46人。進入7月以來，又繼續下降，7月5日只收容56人，其中港英遣送回來5人。從總的趨勢來看，去年底以來發生的這股偷渡外逃風，已經得到遏制。港英當局對此也表示滿意。

　　但是，習仲勛認為，要根本制止住偷渡外逃，也就是治本，任務仍很艱巨。他在報告中指出，這次反偷渡外逃，暴露了我們工作上存在許多嚴重問題。官僚主義，思想僵化、半僵化，不注意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情況相當嚴重。惠陽地區機關科以上領導幹部，送子女去香港的有42人。深圳市從去年以來，有119名幹部和193名幹部子女，經申請批准，以「合法」身份去了香港。全市幹部逃港的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發生子女外逃問題，共逃出56人。「香港風」已經使部分黨組織喪失戰鬥力，惠陽縣、深圳市不少地方田園荒蕪，深圳市丟荒的耕地達9萬畝。由於幹部帶頭申請去香港或送子女出去，在群眾中造成不良影響。群眾說：「有權的批准出去，有錢的買通出去，沒權沒錢的逃跑出去。」這些情況，確實令人擔憂，如不嚴加整頓，我們的這塊前沿陣地就會跨下來。

　　在報告中，習仲勛還指出收容工作存在嚴重問題。主要是多年來把外逃人員當犯人看待。虐待外逃人員，對他們毆打、搜身、罰款是常事。收容站衛生條件極差，根本不做思想教育工作，遣送時戴上手銬或加以捆綁。加上遣返回鄉后，還有各種處罰、批鬥，許多人千方百計逃跑。6月下旬連續多次發生外逃人員在遣送途中逃跑，民兵開槍打死、打傷人的事，摔傷、摔死的也不少。這種種錯誤做法，不利於教育外逃人員轉變思想，對打擊極少數真正的壞人也很不利。但是有些同志仍堅持過去那套想法、做法，把偷渡外逃制止不下來歸咎於按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來對待外逃分子。經過花大力氣教育，已改變了一些同志的觀點。收容站的條件和管理方法稍為改變之後，外逃人員的對立情緒大為改變。這樣做，更有利於爭取教育外逃人員，使他們回鄉安心生產。

　　中共中央收到習仲勛的來電后，於7月21日複電廣東省委，對省委貫徹執行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堅決制止偷渡外逃的指示，作出具體部署，負責同志親自到外逃嚴重地區做深入細緻的工作，並採取堅決有效的措施，在較短時間裡基本上剎住了偷渡外逃風，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給予充分肯定。

　　中央複電指出，要從根本上制止偷渡外逃，任務還是很艱巨的。希望廣東繼續抓好這項工作。首先是要做好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切實安排好群眾生活和生產，穩定情緒。同時要抓好乾部隊伍的思想和組織的整頓。表揚作風正派、敢頂歪風邪氣，一貫積極為黨工作的好乾部和在反偷渡外逃中表現好的人員；對那些利用職權，支持子女、親友外逃的黨員、幹部，要分別不同情況，給予嚴肅批評教育和組織處理。對那些領導不力的基層組織要派得力的同志去幫助工作；對個別垮掉的機構，應抽調相當的力量去改組整頓。

　　這年12月7日，習仲勛訪問澳大利亞后順道訪問香港，當天下午，港英署理總督姬達約請習仲勛會面，並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會談。其中談到內地居民非法來港人數問題。姬達說，自11月初偷渡人數有所減少后，以後又繼續上升了。近幾天港方平均每天已截獲逾400名偷渡者，今天更高達725人，還首次發現有來自福建的人，這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擔心。我們是理解中方對這個問題的態度的。華(國鋒)總理最近訪英時也談過這個問題。我們對廣東當局在堵截外逃人員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十分感謝。事實上今年7月亦曾一度有效地遏制了外逃潮。問題是現在的數字仍然很高。此外，合法地來港人數也不少，目前每天有150多人，兩者相加，香港就吃不消了。港方估計一年來香港人口因而將增加15—20萬，增加率相當於6％（但本港人口自然出生率僅為1.7％）。這對香港的經濟、社會福利和防務等方面都帶來極大的負擔。人們對此問題長期不得解決已逐漸產生不滿，且越來越不耐煩了。故希望中方能儘速設法解決，避免香港經濟因不勝負荷而導致衰退。這對雙方都很不利。

　　習仲勛對此重申了中方的一貫政策，表示對煞住外逃潮的問題，中方與港方是一致的，理解由此將帶給香港若干困難，也不想為此增加港英困難。但實際上由於大批外逃對中方的生產等方面影響更大，提到約有9萬畝農田已經荒蕪。還強調說明中方已經並將進一步採取有效措施設法解決，即將召開的廣東省人代會就將通過有關反偷渡的法令。姬達對習仲勛的答覆表示滿意和高興，並再次感謝廣東長期以來在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港方政治顧問魏德巍提出中方合法來港人數仍嫌過高。他說，不少人持有效期長達八九個月的通行證，協同全家一起來港，名義是探親，其實都長留在港。他們實質上既欺騙了中國政府，也欺騙了港方。當習仲勛等人表示港方可將這些人勸返內地時，姬達又重彈「人道主義」和產生「黑市人口」的老調，表示港英不擬這樣做。

　　最後，姬達提出雙方今後最好能就此經常交換意見，相互配合。習仲勛表示同意，具體安排將通過新華分社聯繫。


待續 ~~

續上 ~~ 　

12月18日晚上，習仲勛主持省委常委會議, 研究反偷渡外逃問題。參加會議的有楊尚昆、劉田夫、李堅真、郭榮昌、龔子榮、王德、尹林平、羅天、寇慶延、王寧、楊應彬、黃靜波、熊飛，列席的有黃榮海、薛焰、莊田以及各地市委書記等人。

　　會議首先由楊應彬宣讀了港澳工委上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外交部、廣東省委和習仲勛的《習仲勛同志與署理港督姬達會見時所談內容概要》，然後討論了當前廣東反偷渡外逃問題。

　　習仲勛說，偷渡外逃問題，最近是從水上去的多，陸上也有。從現在情況看，主要是我們工作問題。我個人認為那個文件 沒有什麼大錯誤，從頭到尾強調剎住。一個隊有隊管住，一個縣有縣管住，地區有地區管住。但有的地區沒有採取有力措施，這些例子多的很。惠陽縣一革委會副主任兼澳頭大隊支書鄭某，一家四口都跑了。15、16兩天收容人數最多惠陽地區1800多人，汕頭5000多人，深圳200多人，佛山219人，廣州186人，韶關35人，肇慶33人，梅縣3人，外省3人。深圳丟荒聽說不止八九萬畝，是十多萬畝。怎麼堵？特別嚴重的地方多發表意見。我跟許（世友）司令講了，要人給人。派了黃（榮海）副司令。現在跑的不止窮的地方，富的地方也跑。我們又不能因噎廢食，四化要搞。軍隊也有情況反映。軍隊在那地方長了也有不可靠。香港有一條法律：到了市區就不抓了。這條要給他談判，你講人道，我就不講人道？

　　黃榮海說，現在海上跑的佔75％，陸上只佔5％—6％。除新疆、西藏外，各省都有。

　　王寧說，你（指習仲勛）不在家，我回來第二天就彙報，廣州抓了1000多（人），有下降，但要大張旗鼓宣傳。

　　習仲勛說，原因很多，請同志們來，想想辦法，特別是深圳，責任所在，到底咋搞。由來已久，為什麼搞不下。想辦法。中央不是給了幾條船嗎，給個權力，所有的船都搜查。

　　在會上發言的還有熊飛、賈華、許士傑、劉俊傑、尹林平、楊德元、吳健民等。

　　會議結束前，習仲勛就如何抓好反偷渡外逃問題講了話。他指出：大量群眾偷渡外逃問題確實成了當前破壞廣東省安定團結的最大因素，如不解決，勢必影響廣東省搞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但是，對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也要充滿信心，不要認為是解決不了的問題。只要全省各級領導高度重視，統一認識，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決定了就干，一竿子插到底，分片包干負責，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

　　12月17日至26日，廣東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在廣州舉行。大會討論了《關於處理偷渡外逃的規定》。1980年1月8日，省政府公布了這一規定。反偷渡外逃從此有了操作性比較強的法律依據。

　　儘管習仲勛等廣東省領導人採取了許多措施，但由於有些基層幹部對反偷渡外逃鬥爭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所採取的措施不夠有力，加上廣東海岸線長，部隊和民兵對偷渡外逃仍防不勝防，堵不勝堵。據統計，1979年，廣東發生偷渡外逃292518人次，逃出人數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廣東發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 僅深圳市1—9月，就收容外逃人員156980人，其中港英遣返69921人。 到10月底止，廣東發生偷渡外逃20萬人次。

　　廣東實際偷渡外逃人數，可能比官方統計數字要高，還有不少鋌而走險者葬身大海，在蛇口工業區剛開發時，「一次就發現400多具偷渡者的屍體」。　　

　　習仲勛對此自然不敢掉以輕心，儘管工作很忙，但還是經常過問這個問題。經廣東省和港澳工委反覆做工作，港英當局在1980年秋開始，也改變了以前的所謂「人道」的做法。10月28日，港英政府對偷渡人員採取了一些新措施，主要是：凡屬偷渡人員到香港一律不發身份證，不準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內地。香港僱主僱用偷渡客者，罰款5萬元（港幣），坐牢一年。港英政府公布這一措施后，給偷渡人員很大的震動，而香港僱主也大多不敢以身試法。11月份，廣東偷渡外逃人員顯著下降，只有近百人偷渡。

　　古語道，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廣東毗鄰港澳、兩地人民生活差距大的現實，使習仲勛深刻地認識到，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儘快縮短與香港的差距，才能穩定人心，有效地剎住這股偷渡外逃風。在習仲勛的親自領導下，廣東省委提出設立特區的設想，並經中央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誕生，廣大人民看到了希望。當年曾參與特區籌建工作的原省委書記吳南生後來回憶說：「最令人感到高興和意外的是，在特區條例公布后的幾天，最困擾著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沒過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見家鄉經濟發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