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儒家思想與尚武精神 II 儒家思想中的尚武精神

?II儒家思想中的尚武精神
??儒家思想中具有豐富的尚武文化精神，這一點是不難想象亦是不難理解的，因為儒家思想是繼承上古和三代文明而產生的，而上古和三代的文明特質則主要體現為尚武傳統，因而雖然儒家思想偏重接受其禮樂文化精神，卻不能不在某種程度和某種意義上對尚武精神予以認同。
??1、儒家人格修養學說中的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的本質在個人性格上表現為勇武剛健的陽剛精神，而這正是儒家人格修養所要求的。《禮記﹒儒行》云：「儒有……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剛毅有如此者。」這種具有強烈的春秋「武士道」精神的全新「儒行」，以致魯哀公都為之汗顏，表示「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46］。儒家原典中的這種令人振奮的剛健精神，可謂俯拾皆是。《詩經﹒邶風﹒簡兮》描寫周代宮廷「萬舞」（分武舞和文舞兩大部分）的宏大威武場面曰：「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又《鄭風﹒叔于田》描述青年獵人云：「不如叔也，洵美且武。」《鄭風﹒羔裘》也云：「羔裘豹飾，孔武有力。」《鄭風﹒大叔于田》還描寫了一位勇敢善射、與老虎赤手相搏的青年獵人形象，可見儒家對雄武剛健精神的崇尚。而《易傳﹒乾卦》的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早已成為中華民族自強剛健精神的最佳詮釋。正如錢穆先生所云：「據《論語》與《周易》，儒家論人事皆尚剛，不尚柔。」［47］又《尚書﹒皋陶謨》載，禹問皋陶「何謂九德」，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厚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尚書 ﹒洪範》又有「三德」之說：「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又雲，「強弗友剛克」，「沉潛剛克」，即是說對於隱伏於下的勢力可用武力或憑剛強而克之。皋陶所謂「九德」中，「栗」、「立」、「亂」、「毅」等均有「堅、剛」之意，尤其是「簡」、「剛」、「強」三種品格為勇者所必具，故鄭玄謂此「三者相類，即《洪範》所云『剛克』也」［58］。
??孔子關於人格修養還有著名的「三達德」之說。《禮記﹒中庸》云：「知、仁、勇者，天下之達德也。」《論語﹒子罕》和《憲問》兩篇中都有云：「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這已成公論。而「勇」正是孔子仁學體系的重要內容之一，所以孔子說：「仁者必有勇。」［49］又云：「見義不為，無勇也。」［50］即在孔子看來，一個柔弱的懦夫是絕不可能成為「仁者」的，儒家所提倡的是那種剛毅勇健、擔負的起天下重任的人格。故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中庸》也有云：「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論語﹒子路》又說：「剛、毅、木訥，近仁。」由這種剛毅精神而產生的力量是巨大的，孔子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51］謂在冰雪嚴寒的惡劣環境中，才能真正顯示出勇者意志的崇高。這種精神力量發展到極致，便有了「殺身成仁」的大節大勇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武士精神」。這種精神的宣誓一直回蕩在華夏兩千年的歷史長廊中：《論語﹒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不可奪也。」《子罕》：「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衛靈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實可堪稱前無古人之大氣魄，難怪胡適將孔子所言的君子稱為「見危致命的武士道君子」，並進一步說：「我頗疑心孔子受了那幾百年來封建（指西周分封建制—筆者）社會中的武士風氣的影響，所以他把那柔懦的儒和殺身成仁的武士合併在一起，造成了一種新的『儒行』。」［52］孔子的這種「殺身成仁」精神後來直接為孟子繼承，並提出了異曲同工的「捨生取義」說。
??孟子在人格修養方面還提出了其獨特的「養氣」說。據《孟子﹒公孫丑上》載，孟子講述了戰國兩位著名武士北宮黝和孟施捨的「養勇」方法后，提出了自己的「浩然之氣」說，指出「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這種「至大至剛」的陽剛之氣，正體現了尚武精神的「尚力」本質。有的論者聯繫前文，認為孟子的這種「浩然之氣」，就是「勇氣」的「氣」，「士氣」的「氣」，「它和武士的勇氣、士氣的性質相同」［53］。其實，它比武士之氣更為崇高，更為雄健，因它與「志」相聯。故孟子又說：「夫志，氣之帥也。」一個充滿「浩然之氣」的「大志」之人，即具備了孟子所謂的「大丈夫」人格。毛澤東將孟子的「浩然之氣」和「大丈夫」人格稱之為「豪傑精神」，並深深推崇之，云：「吾之意與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及大丈夫兩章之意，大略相同。」［54］可以說，至孟子時，尚武精神作為儒家人格修養精神的重要內容，被發揮到了極致。
??2、儒家思想中的軍事尚武精神
??軍事尚武精神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內容。孔子在《論語﹒述而》中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這裡的「藝」即指禮、樂、書、數、射、御六種技能，其中「射」和「御」都是當時社會中最重要的軍事技能。《尚書》作為儒家原典「五經」之一，其相當一部分內容即為誅討逆命的征伐之事，正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55］，尚武精神在《尚書》中被推崇備至。《尚書﹒甘誓》云：「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要求戰士們不畏強敵，勇往直前。《尚書﹒牧誓》中，周武王勉勵軍士：「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泰誓下》又有云：「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都是號召士兵們，以勇猛威武的軍容和果敢堅毅的精神，勇往前進，以成就自己君王的功業。
??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不但對軍事和武備很重視，而且本身也很熟悉軍事。《論語﹒顏淵》記孔子云：「足食、足兵、民之信也。」另外，《左傳﹒定公十年》與《史記﹒孔子世家》都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魯定公十年，魯定公與齊景公會與夾谷，「孔子攝相事」，認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因而「請具左右司馬」。從此可以看出，孔子主張外交等文事應以武力作為後盾，可見它對軍事武備的重視。後來在會盟中，齊國企圖「以兵劫魯侯」，而孔子大義凜然退齊師，以致齊景公「懼而動，歸而大恐」。梁啟超贊曰：「非大勇熟能與於斯？……孔子之所以提倡尚武精神至矣！」［56］《論語﹒衛靈公》記：「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左傳﹒哀公十一年》也有類似記載。這似乎說孔子不習軍事，其實不然。孔子只是反對不義之戰，之所以「明日遂行」，亦是此因。《論語﹒憲問》中，孔子認為「衛靈公無道」卻「不喪（敗亡）」，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因為有「王孫賈治軍旅」。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正是因為衛靈公「無道」,所以孔子才對衛靈公說不習「軍旅之事」，同時也可見孔子並不忽視或低估軍事的作用。孔子提倡保衛國家等正義之戰，所謂「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57］。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58］這都說明儒家仁學體系從一開始就接納和包含了暴力。不僅如此，孔子還具有很高的軍事素養。《史記﹒孔子世家》載，魯哀公十一年，孔子弟子冉有為季康子帥軍與齊國作戰，大獲全勝。季氏問冉有曰：「子之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以致季康子聞此言后，而「欲召之」。這說明孔子是精於戰爭和用兵之道的。《論語﹒子路》中記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李澤厚先生評此說，認為「這兩章都是講練兵習武之必要，……孔夫子並非書獃子，只講修身、文化之類，大不同後世腐儒」［59］。孔子認為，只要武力用於為民取福，即值得提倡和讚揚。基於此，孔子對於齊桓公和管仲以武力稱霸的評價也是肯定大於否定。《論語﹒憲問》中記，孔子評「齊桓公正而不譎」，評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又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對齊桓公，特別是管仲的武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孟子與孔子一樣，也反對不義之戰和純粹以功利為目標的戰爭，但他絕不是一個「非戰主義者」或「非暴力主義者」。孟子主張為施行仁政而採用戰爭工具，他把這種正義的軍隊稱為「仁義之師」或「仁者之師」。為此，他還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儒家軍事尚武思想的命題，如「仁者無敵」［60］，「以至仁伐至不仁」［61］，「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62］等等。孟子的軍事尚武思想還表現出強烈的「民本位」傾向，如其主張「誅其君而吊其民」［63］，「保民而王，莫之能御」［64］等等。在這種「民本位」思想的主導下，孟子提出了具有一定民主意識的「君主易位」思想，《孟子﹒萬章下》有云：「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由此，又直接生成了儒家思想中的暴力革命思想。儒家暴力革命論來源於《尚書》中的「伐無道」思想：所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65］，所以有「成湯革夏」［66］；所謂「商罪貫盈，天命誅之」［67］，因而有武王「弋殷命」［79］。孟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誅一夫」觀點。《孟子﹒梁惠王下》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種對無道之君可以暴力誅之的思想，直接影響了後世的起義和革命。「誅亂除暴」，「解民倒懸」在古代戰爭史上具有神奇般的號召力，直至在晚近的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創建中，都曾經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正如學者所云：「革命論是儒家的傳統論說，出於三代，顯於漢代，漢代之後不彰，直到晚清又成為顯論。」［69］而其革命論的本質即以暴力為主要特徵，具有強烈的尚武精神，因為其革命的「基本含義就是改朝換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了對舊皇族的戮」［70］。
??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而荀子思想區別於孔孟二子的最大特點就是具有很強的「剛性」。梁啟雄先生說：「孟子專尚王道，荀子兼尚霸道。」［71］實際上，荀子不僅「兼尚霸道」，而且還「不廢法治」［72］，具有很強的重法思想。尤其是荀子發展了孔孟的軍事尚武思想，使儒家軍事尚武精神體系漸臻完善。《荀子》中有專門《議兵》篇論述軍事問題，此外，《王制》、《富國》、《強國》等篇也有涉及。
??荀子尚武思想總的特徵是「以暴制暴」，主張以武力除惡揚善，衛弱禁暴。《荀子﹒儒效》篇云：「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強暴，則非大儒也。」由此可見「以暴制暴」思想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另外，《王制》篇有雲，「存亡繼絕，衛弱禁暴」方是「知霸道者也」；又雲「折願禁悍，而刑罰不過，……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富國》篇又從反面論之，曰：「不威不強不足以禁暴勝悍也。」《議兵》篇論及戰爭作用時，云：「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明確反映了儒家思想中具有的「以暴制暴」的軍事尚武精神。實際上，這種「以暴制暴「的尚武思想，正是孔子繼承上古血族復仇精神而形成的「以惡制惡」思想的發展，《論語﹒里仁》有云：「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又云：「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即然也。
??荀子認為，堯、舜之所以能「一天下」，就在於有「兵者勁之」的後盾［73］。所以荀子說：「奪然後義，殺然後仁。」［74］實際上主張仁義應以武力作為後盾。基於這種認識，荀子提出了重軍備、愛軍士的思想。在《議兵》篇中，他明確提出了武器裝備好的國家強，反之則弱；「重用兵者強」，反之則弱的觀點。在《王制》篇中，他建議國君，對於別國所打擊的「材枝股肱，健勇爪牙之士」，要「將來致之，並閱之，砥礪之於朝廷」。長此以往，別國就會衰敗，而本國卻「安以其國為是者霸」。荀子非常重視軍事和戰爭的效用，因而提出了一系列戰略思想和具體的戰爭原則。在宏觀戰略方面，荀子提出了諸如國家設防原則、積極防禦戰略、國防外交思想等戰略原則，他甚至被認為是最早提出「勢均」戰略思想的軍事家［75］；在具體戰術方面，荀子提出了戰爭中的「六術」（即六項戰術）、「五權」（即五種應當權衡的情況）和「三至」（即三項最高原則），並認為「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76］。
??由此可見，軍事尚武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一思想濫觴於孔子，經孟子發展，至荀子而集其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