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槍斃的中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

文革中被槍斃的中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

作者：趙旭

一

1970年3月22日清晨，原甘肅省武山縣委書記處副書記杜映華，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原天水地區革命委員會保衛部叛處死刑，在蘭州遊街示眾后，與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師亮、蘭州大學歷史系學生張春元，同在蘭州焦家灣南面的山溝里被處決。

此事已過去幾十個年頭，然而，對於杜映華的死因以及他生平的情況，卻沒有留下任何文字。

二

杜映華，甘肅省隴西縣文峰區土店子村人，1927年生於隴西縣鞏昌鎮南面的偏僻山村王家溝一個農民家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在隴西地區念私塾、上小學，1948年畢業於隴西師範學校，同年7月，在隴西師範學校，由當時地下黨領導人萬良才介紹加入中共甘肅省隴右地下黨組織。入黨后的他公開身份是菜子小學、紫來小學教師，秘密工作是在隴右工委領導下從事地下游擊活動。

解放甘肅岷縣時，他是隴右游擊隊中調的先遣成員。中共建政后，他在岷縣地委宣傳部工作。后調往甘肅省漳縣，擔任中共甘肅省漳縣縣委組織部幹事、三岔區委書記、貴清區委書記，在此期間，參與領導漳縣的剿匪、鎮反、減租反霸、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運動。

1951年10月至12月，漳縣第一期土改在新寺區的6個鄉、30個行政村、72個自然村進行，他擔任河東鄉（后稱新寺鄉）土改工作隊副隊長。後來他又擔任漳縣代理宣傳部長，漳縣農業合作部副部長、部長、縣委秘書，漳縣農業口黨組書記、縣委副書記兼縣委常委。1958年4月，漳縣、甘谷縣、武山縣合併為武山縣后，擔任武山縣縣委常委、書記處副書記兼中共甘肅省武山縣城關公社黨委書記。

1957年農村開展的兩條道路的大辯論中，很多地方發生了捆綁、打人的違法亂紀行為，可是有人卻為此辯護說：「群眾在氣頭上打了人也算不了什麼問題」。但是杜映華對此堅決制止，他負責的木林、張坪、武當、新寺等鄉卻沒有出現一例打人、捆人的事件，因此許多人說他「右」了，可是他卻不以為然。

1958年他兼任武山縣城關公社書記后，為了很快熟悉情況、認識幹部，他在很短的時間裡跑遍了東起東順，西到山丹，北至馬河、榆盤，南至灘歌、清水、龍台等14個管理區，並在北山、南山和沿川分別確定了有代表性的三個大隊為重點，由公社領導幹部分頭駐點，以點帶面，指導工作。那個時候到處是「檢查團」、「 促進團」，動不動就「拔白旗」，整基層幹部，逼得下面說假話、吹牛皮，颳起了「浮誇風」。但他此時卻直接到農民家裡進行體察，反覆叮囑基層幹部要說實話、講真情，還讓基層領導要把勞動力組織好，把好搶收關，千萬不能讓到手的糧食爛在地里。

由於他當官不像官，沒有一點架子，老百姓都說他是老百姓的貼心人。1959年階級鬥爭的弦越綳越緊，他深感由於大躍進、吃食堂、大鍊鋼鐵、虛報浮誇，造成農民生活困苦萬分，於是悄悄發放救濟糧救災渡荒，並讓大隊、生產隊按實際畝產上報產量，他的這種做法與其他公社開鬥爭會逼迫基層領導、強征公購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得城關公社農民的家裡都偷偷留了點口糧，也讓當地老百姓永遠地記住了這個共產黨幹部。

然而，1959年反右傾期間，杜映華和全國380萬說實話、干實事的幹部一樣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且被開除黨籍下放到東順化肥廠勞動改造。在此期間，他由於更加貼近農民群眾，了解到農民由於飢餓、啃樹皮、吃觀音土、大量餓死人的情況，心急如焚，與下放勞動改造右派學生一起談論過一些真實的想法，並且認為蘭州大學一些下放勞動改造右派師生辦得《星火》刊物，說得都是實話，於是，他也被牽連進全國第四大案「右派反革命案」中。

1961年3月，他剛剛被甄別平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調至甘肅省天水地區工會主席，但還未到任就被逮捕。並在1962年11月23日，被武山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送交甘肅省第三監獄服刑勞動改造。同時，牽扯進這個案子的還有原武山縣委委員，縣委農村工作部部長羅守志，也在其先後被判刑。羅在1980年平反后，任武山四門中學校長，武山縣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等職。

三

杜映華被牽扯進去的「右派反革命案」，實際上，是一些蘭州大學下放右派師生和北京大學右派學生林昭等人辦了《星火》刊物。

1958年6月底，蘭州大學第二類處分（保留公職或學籍，勞動考察）的右派師生40人（其中右派大學生36人，右派研究生2人，還有化學系右派講師胡曉愚，經濟系日本留學歸來的右派副教授管照微），由甘肅省委統一發配天水地區，後由天水地委「一分為二」，一半分到天水市，另一半分到武山縣。在天水市的蘭大右派師生分到北道埠公社、馬跑泉公社、麥積公社的一些生產隊；在武山縣的蘭大右派學生分到城關公社和洛門公社的一些生產隊；都是下放監督勞動改造。

1958年，正逢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全國上下牛皮衝天，這些師生親眼目睹並親自參加這種荒唐的運動，雖然不敢說，但心裡都有自己的想法。在1959年春節前後，大飢謹已開始籠罩甘肅大地，公共食堂相繼斷炊，農民們冒著被民兵抓回來的危險，紛紛背井離鄉出外乞討要飯。而沒有跑了的農民則以榆樹皮充饑，用觀音土為食，有些人家死屍挺在炕上無人掩埋，還有很多人家由於沒有吃食全家餓死殆盡。這些右派師生看了這樣的慘境，心如刀割，然而他們是被監督勞動改造的右派分子，根本無法將實情向上級反映。

張春元、顧雁、向承鑒、譚蟬雪等這些熱血青年，於是與上海養病的北大右派學生林昭聯繫后，冒著生命危險出了刊物《星火》，表達自己的思想，用事實揭露當時的黑暗，然後在他們中間傳閱。其後，他們以彭德懷的冤情、大躍進帶來的災難、南斯拉夫成功經驗撰文上書中央有關領導和《紅旗》雜誌。《星火》刊物只出了一期，第二期不待出來，此案既被告破。

在《星火》刊物的第二期里，其中就有蘭大化學系右派學生向承鑒的一篇《食母記》，這是他聽到甘肅省隴西縣一個兒子的母親去世后，兒子將母親屍體放在洋芋窖里偷偷吃得只剩下了頭骨，后被人揭發，將其逮捕槍斃併發布公告的消息后寫出的。他當時聽到這件事情，悲憤萬分，激情寫了這篇文章，但此文不待發表他就被抓了起來，后被判有期徒刑18年。

在這些蘭大右派學生被下放到武山縣的日子裡，作為縣委副書記的杜映華，非常尊重這些有知識的學生。他讓這些右派學生充分發揮其特長，讓他們為農民教識字，並辦了公社綜合化肥廠。向承鑒雖是蘭大化學系一年級學生，也被抽去辦化肥廠。杜映華還親自下隊與這些人住在一起。在與這些年輕人的交往中，慢慢地他感到這些學生不僅有知識，而且富有正義感，所以，他開始同情這些人。

至今，當年的右派學生向承鑒提起杜映華和他住在一起，為他打洗腳水的情景，仍然感慨萬分，對其為人讚不絕口。向承鑒說，這主要是杜書記和我們這些大學生和老師都感覺到，當時的政策確實是錯誤的，他們對當地挨餓受飢的農民都有一種共同的憐憫之情，所以，杜與師生們的思想產生強烈的共鳴。

杜映華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后，學生們對他更加同情和崇敬，並且與他交流過思想，他們對農村形勢的看法比較一致。因此杜被牽連，也被逮捕。但是，杜由於「右派反革命案」被牽連判刑，在甘肅省第三監獄服刑期滿留場后，他又被以向服刑的「密謀暴動越獄」反革命犯、蘭大右派學生張春元傳遞信件而被槍斃。

四

杜映華的案子是當時瘋狂年代的一個縮影。雖然，事隔十年之久，在1980年5月18日，由甘肅省天水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宣告其無罪，並徹底平反，但此事反映出在那個年代中國人說句真話的艱難。

杜映華被抓被殺后，他的親戚朋友都被株連。妻子董淑桂和三個幼小的孩子，被趕到農村自謀生路，由於沒有住房，就將南山腳下放羊娃避雨的洞穴修理成窯洞住了下來，沒有吃的，就挖野菜來填補充饑。那個年月，董淑桂一個寡婦帶著三個幼小的娃娃，受盡別人的打罵和歧視。在漫長的十四年的歲月里，她由於吃野菜餓肚子，勞累成疾，得胃病將胃切除三分之一，並且求親告友做手術負債纍纍，但她還是歷盡辛酸以女性的堅韌將孩子撫養成人。

時間匆匆已過去將近半個多世紀了，但血淋淋的歷史告訴我們，過去那顆罪惡的子彈，打碎的不僅是一個剛直不阿、實事求是的頭腦，它擊碎的是善良、誠實、法制和正義。今天回顧歷史，就是要讓年輕的一代知道，我們的民族為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美好社會付出多麼昂貴的學費；就是希望人們不要忘記歷史，在這塊封建古老的土地上不斷進行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改革，讓那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災難歷史，再也不要重演。

愚昧的共產主義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