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山核電站的上馬 ： 張愛萍傳記

　　　後來才知道，是王震主動提出讓賢。王震原是國務院主管國防工業的副總理，大父親兩歲，他提出退休，建議由父親接替。在我們最危難的時候，王震幫助了我們，以後又向小平同志力薦我父親出任軍委秘書長；這次，聽說我父親寫了退休報告，就自己主動請辭讓賢，他說，愛萍同志在這個位置上要比我更合適些。後來王老以他的德高望重出任了國家副主席，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可惜9年後，他們在一個重大問題上發生了爭執，雖然彼此也都能明白對方的良苦用意，但畢竟有了一層陰影，不能不說是件憾事。

　　到了這一步，一切都板上釘釘了。徵求本人意見的商討程序已省去，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全體通過，任命張愛萍為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

　　父親當然知道，這個任命寄寓了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央集體對他的厚望，也融入了他們對他業績和人品的肯定。

　　上任吧，老爺子！

　　1980年的中國，敲響了商品經濟的大門。

　　中共中央文件上，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小康」。一年前，鄧小平用這個普通百姓都能聽懂的名詞來表述中國現代化的目標。

　　老新聞回放：

　　1980年4月18日，新華社播發一篇通訊，蘭州附近一個叫李德樣的農民，一年賺了1萬元。從此，中國大地上出現了「萬元戶」。

　　就在同一個月份，鄧小平視察北京前三門地區，說出了一句話，住房要商品化。由此啟動了漫長的房改之旅。無產階級從此成了有產階級——房產。

　　1980年6月19日《中國青年報》頭版頭條：蘇州市打破了統一分配的傳統做法，對6000名青年，實行自願報名，量才錄用。「下海」、「跳槽」頓時席捲全國。國有單位從業人員一下子減少了3470萬。更多農民離開本鄉故土闖蕩城市。

　　1980年10月份，北京出現了第一家私人小飯館，每天接待幾百名顧客。

　　奔小康、萬元戶，下海、經商、承包、私營、出國、留學、留職停薪、自謀出路……當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名詞像潮水般湧來時，地處窮鄉僻壤的國防工業領域開始躁動了。在父親召開的第一次國防工業政治工作會議上，來自基層的領導叫苦不迭。國家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不啻於他們自己鼓搗出來的原子彈帶來的衝擊波，一時沸沸揚揚，將有軍心大亂之勢。

　　在大西南廣袤貧瘠的山溝里，眾多的國防工廠和基地如繁星閃爍。

　　長時期的備戰備荒，使中國經濟處於准戰時狀態。毛澤東說，各省都要能造槍造炮，打起來，可以各自為戰。他還問，江西，你們能造飛機嗎？

　　飛機造得怎樣，一言難盡，但步槍、手榴彈則源源不斷。

　　一個導彈工廠往往綿延上百公里；每天傳送加工部件，就要上百輛車往返。一個坦克廠，發動機在內蒙古，火炮在四川，裝配在湖南。規模過大、分散重複、自成體系、結構單一，這些只從備戰一個指標出發形成的布局結構，其惡果已經顯現出來了。「文化大革命」期間，不顧國情和國力，高指標、大計劃、高速度，盲目快上，大大超出了國民經濟的承載能力。幾十年下來，國防工業，這個龐然大物已經步履蹣跚，快走不動了。

　　20年來，大批科技人員和青年知識分子懷著報國熱情，告別大城市，歷盡艱辛，為共和國貢獻出大好年華，而他們至今還生活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父親說：「聽了，都讓人心酸。」

　　擺在面前的問題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如何才能在有限的經費條件下，建立起現代化的國防工業體系呢？窮兵黷武是沒有出路的，其結果，只能是在與蘇美超級大國的軍備競賽中被他們拖垮。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但又是必須解決的，刻不容緩的。

　　他們這一代人在這條路上走了30年，現在都老了。面對「文革」結束后青黃不接的斷代，他們似乎還有責任，要在白髮之年，把中國這節列車推出低谷。

　　國防科技工業的出路在哪裡呢？

　　1981年10月，中南海，國務院常務會議。

　　趙紫陽：……最後一個議題，關於大亞灣核電站的問題。這件事已經討論了好幾次了，法國的總理也來了，是不是今天就定下來。

　　這是一次工作例會，涉及到中國核電發展的問題。讓我根據父親的回憶整理節錄如下。

　　張愛萍：秦山（秦山核電站）怎麼辦？

　　趙：喔，愛萍同志有什麼具體意見嗎？

　　張：我的意見是秦山要儘快上馬。

　　趙：對秦山上還是不上，各個部門的意見不是不統一嗎？

　　張：我先談遠一點的。

　　兩彈一星是搞出來了，但原子彈不能當飯吃。核工業很困難，要扶持，要給它找出路，晚了，人才、技術、設備都會流失、老化掉。擺在面前的，也是緊迫的，是利用搞核彈打下的基礎，儘快轉型，建立起我國自己的核電工業體系。這不僅是二機部，也是國防工業今後的出路。同時，也關係到國家的能源戰略。我們不能說是個產油大國，煤炭有過剩，只是暫時的，核電是支力量，尤其在南方。但核電發展走什麼路子？還是老經驗，自力更生，把鼻子拴在外國人身上，肯定是不行的。國務院要下這個決心！現在就要下！

　　下面我再談談秦山。

　　第一，秦山雖小，但小有小的優勢。從我國情況看，用得多的還是30萬～40萬千瓦小型的。在大型領域我們還爭不過人家，在中小型上突破，佔有一席之地，是可能的。秦山搞出經驗后，可以向國外輸出，路子會走得開。

　　第二，大亞灣是引進，秦山是自己干，自己乾和引進，並不排斥。即使要引進，自己搞過，談判時，地位就大不一樣了。同時也有利於消化。

　　總之，上秦山，能夠帶動整個核工業的轉型，可以振奮精神，鼓舞士氣。我還是堅持這個意見，請紫陽同志考慮。

　　再補充一點，也是主要的，如果全套引進，我們自己也供應不上核燃料。

　　……（長時間的沉默）

　　趙：你們不是報告過核燃料過剩了嗎？

　　張：那是高濃鈾，用於原子彈的，過剩了；我現在指的是低濃鈾！核電需要的是低濃鈾！！（看得出，他似乎有些不耐煩了，老毛病又要犯了。無怪毛澤東說他愛犯上呢！）

　　燃料供不上，就要向人家買，這就必然受制於人。

　　……（冷場，又是沉默）

　　趙：這件事都議過幾次了，臨到要做決定了，又是意見一大堆。這樣搞，工作還怎麼幹嘛！我在這裡再強調一下，以後討論重大問題時，不要老是請假。

　　張：凡和我有關的會，我都是參加了。

　　（會場上另外有人拍了桌子：上次研究你就沒有參加嘛！）

　　張：你那個議程上有嗎？事先不通知，不打招呼，這樣大的事，臨時動議。你們幾個說了，就能算嗎？！（也拍了桌子）

　　趙：是不是都冷靜一下。主管的同志清楚嗎？

　　（答：不清楚。）

　　張：我早就把王淦昌、姜聖階他們寫的報告給你轉去了。

　　趙：我是沒有看到，主管引進的同志看到沒有？

　　（答：沒有。）

　　張：我親自給你的秘書打了電話，他說，給首長看過了，也批了，已經轉給計委了。你敢說沒有看過？（父親回憶到這裡，得意地說：「哈，他一下子把臉漲得通紅。」）

　　（沉默……又是長時間的沉默。）

　　趙：就這樣決定了。說我賣國主義就賣國主義吧！

　　張：總理，如果你是這樣理解的話，那我從此就再不說話了！

　　方毅：時間到了，是不是先讓大家吃飯啊？

　　耿飈：你們繼續吵，我可要吃飯去了。（做夾起包要走狀）

　　這是一次劍拔弩張的會議。關於中國核電發展的爭論，在經過了國家各部委的長期論戰後，終於把國務院最高層卷進來了。

　　中國核電起步，路程漫漫。從第一座反應堆建成到第一座核電站，美國用了15年，蘇聯8年，英國9年，中國呢？33年。

　　早在1957年，軍用核反應堆就考慮了發電問題，只是後來發電部分沒有建起來。核武器研製取得突破性進展后，1970年，周恩來總理曾先後三次提出要搞核電站建設。1974年3月31日，中央專委正式批准了30萬千瓦壓水堆核電站方案，命名為「728」工程。但是由於「文革」動亂，工程遲遲未能動工。

　　矛盾是從1977年中法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后開始的。法國承諾，提供貸款與中國開展經濟技術合作，其中包括一座核電站。

　　水電部據此籌劃在江陰建設蘇南核電站。國務院也於1978年批准了從法國引進兩套90萬千瓦機組的核電站。

　　這一動作，引發了一場大爭論。爭論的焦點是，中國核電的發展，是依靠自己、立足國內，還是引進技術、合作生產或成套進口。

　　不久，一機部參加進來，認為再搞30萬千瓦的意義不大，1978年8月正式提出停建「728」工程。

　　二機部馬上反擊，「728」在科研、設計、設備製造上已經做了大量工作，且國家批准的7個多億，已花了近2個億，豈有下馬之理？

　　當時，水電部是核電的主管者，掌握權力和資金優勢；一機部是大型設備的製造者；二機部是動力堆和核燃料的提供者，具備核技術的人才優勢。

　　1979年1月，谷牧副總理出面協調各方。

　　反方認為，30萬千瓦太小，技術落後，國外早已淘汰，沒有價值。既然決定進口90萬千瓦系列的，再搞一個技術上把握不大，又無發展前途的大項目，是不合理的。如果僅僅是為了學習練兵，而花掉6、7個億，是否值得？不如用「728」這筆錢來搞核燃料的濃縮加工和勘探。他們還提出，應以國際先進技術為起點，沒有必要一步一步地從頭搞起。發展核電從90萬千瓦搞起，這樣可以避免浪費，加快步伐，爭取時間。

　　二機部恪守自己的陣地決不退讓。

　　最後的表決是：一機部、水電部、國家建委主張「728」工程下馬；國防科委、二機部、國家計委堅持繼續幹下去。3比3平。

　　不久，美國三里島核電站發生事故，華國鋒說：「千萬不要這個東西，戰爭一打起來，人家一炸，你自己放出來的污染就把自己消滅了，現在不能搞。」好嘛！華主席的一句話，把兩邊都「啪司」了。

　　但這時的華，他的政治生涯已快走到盡頭。一個月後，國防科委又把這件事捅到軍委去了。鄧小平批示，由二機部抓總。這一招很厲害，授權了。國防科委和二機部把更多的同盟軍拉了進來：機械委、化工部、中財委、國家科委、國家能委、上海市……

　　但爭論仍在繼續。既然是鄧讓二機部挑頭了，於是，1980年10月20日，二機部副部長、核物理學家王淦昌給我父親還有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寫信，他寫道：

　　「正確的核電引進政策不應該是全套進口，而應該在實現技術轉讓的前提下引進關鍵設備和特殊材料。……引進的主要目的不是引進電力生產能力，而是引進核電技術，最終建立自己的核電工業體系。」

　　王淦昌直截了當地說：「我認為這一重大工程的決策是欠妥的。」

　　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封信。

　　父親對這封信很感興趣，這對困境中的中國核工業，無疑是一針強心劑。

　　資料記載：1981年3月，在張愛萍同志的主持下，國防科委與二機部（核工業部）聯合提出了「核工業應在保證軍用的前提下，把重點轉移到為國民經濟服務上來 」（即「保軍轉民」）的發展方針，小平同志親自批准了這個方針。從此，核科技工業開始了「軍民結合」、「保軍轉民」的歷史性戰略轉變。

　　1981年11月，國務院再次批准了「728」工程，1982年11月，又批准這個工程的選址方案，建在浙江省海鹽縣的秦山。1983年6月1日，我國第一座核電站秦山核電站終於破土動工，正式啟動了原子能和平利用，為經濟建設服務、造福人民的進程。與此同時，整個核科技工業的軍轉民工作也全面開展起來。

　　若干年後，父親回憶起這段往事時說：

　　「當我說到，核燃料還要買人家的，就必然會受制於人時，別人都不講話了。這句話可能刺激了他。過了一會兒，趙突然站起來，說，就這樣定了，說我賣國主義就賣國主義吧。

　　「講這樣的話，是沒有道理的。既然是討論問題，聽到不同的意見是正常的，不能因為不合自己的意，就認為是給你扣帽子，這種作風，別人還怎麼講話？

　　「我當時還是忍耐住了。主要考慮兩個，一個是不必爭辯了，他是總理，我是副總理，組織上是要服從的；再一個我怕他說我擺老資格。我理解他當時之所以那樣急，是第二天要跟法國人拍板。不過，第二次國務院開會時，趙還是說了，愛萍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我那樣說是不妥當的。

　　「我曾給谷牧打過電話，提出不管怎麼樣秦山核電站應該我們自己搞下來，納入政府規劃。後來谷牧還把王淦昌、姜聖階找了去問情況。他們的態度也是不管怎樣，要保住秦山核電站，他們還給趙紫陽寫了報告，我也看到了。」

　　這件事後來提交到書記處討論。我看到國務院辦公廳提交的會議紀要，寫法上是按副總理的排名順序，依次說明每個人的態度。寫到父親這裡，對這個挑起事端的主謀，只用了兩個字：「同上」。看得出，對方底氣不足了。我想，大概他們已經能判斷出最後的結局了。

　　胡耀邦最先表態支持。當時的具體文件我沒有找到，只看到他後來在1984年批示的一段話：「我是完全贊成張部長的批語的。有些事關係國家的大計，必須辦，咬緊牙關也得辦。但是有些同志往往從小處看，顧慮重重，猶猶豫豫，把時間耽誤了。因此齊心協力，加油干，這一條很重要。」

　　很快，更多的黨內高層人物表態支持。陳雲同志的批示簡明，但卻嚴厲：「不管廣東核電站談成談不成，自己必須搞自己的核電站。再也不要三心二意了。」是提醒還是警告？

　　聶老總敲著桌子質問，為什麼要花這樣多的錢去買人家的？

　　父親批示：「將陳雲同志對國家計委國防局的批示和材料增送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和中央軍委各同志。」

　　我無意於評價事情本身的對錯優劣，只是感慨，上一代打江山的這批領導人，果然不同凡響，毛澤東「自力更生」之路在他們心裡是根深蒂固的了。

　　這只是一次工作性的爭論，並不能說明趙紫陽，包括支持大亞灣的同志們，就反對我國自己搞核能。父親說：

　　「我後來給趙紫陽同志又寫過報告，他是很重視的，馬上就做了布置，引進了一些設備。」

　　我曾問過父親，你為什麼站在秦山一邊，而反對大亞灣。

　　父親說：「我沒有站在秦山一邊，也沒有反對搞大亞灣。爭論是正常的，秦山和大亞灣，誰先誰后，是個工作問題。自己搞核電，還是引資搞核電，對解決地區的電力困難，發展國民經濟來說，都是一件好事。不應該是相互排斥的。但如果從發展我們自己的核電事業來看，不給二機部飯吃，封殺它，只圖眼前，急功近利，那就是戰略上的短視。核工業，包括所有的國防工業領域，不能只停留在搞武器上，一定要把它引向國民經濟之中，它才能生存，才能發展，這是個基本方針。能源問題早晚是個麻煩，要從長計議。這才是國務院研究問題、做出決策的思考角度。」

　　之所以發生這樣的不愉快，我分析，除了父親說的「受制於人」刺激了其他同志，更重要的是領導體制問題。國防工業橫跨軍委和國務院兩大系統。航天和核工業在業務上直接歸國防科委領導，按慣例，重大事項都走軍委這條線。核工業向民用轉型屬重大決策，自然是先向鄧彙報，得到鄧的首肯后，再提交國務院。過去周恩來任總理時，軍委、國務院的重大事項都要經過他，而現在趙在軍委並無職務，軍事工作他不管，勢必產生軍委拍板，國務院執行的錯位和錯覺。聽父親說，有幾次，記不起是為了什麼事，趙曾問過父親，大意是軍委定的事，涉及到國務院的，他都不知道，顯得有些慍怒。我想，問題還是出在溝通和體制上。

　　但事情並沒有到此就畫上句號。

　　不久，小平同志找了我父親。父親回來和我說起這次談話的情況：

　　「聽說你開會都不參加？我說，與我有關的我都是到會的。至於他們談農業、體育，不歸我管，我又不懂，去陪會，我看沒有意思。」

　　「都說軍隊中有兩個人惹不起哩。愛萍，你，就是一個！要注意咧。」

　　對鄧，他一向是很尊重的，他覺得鄧小平是個務實的人，也是個敢作敢為的人。在兩彈一星事業上，鄧給過他有力的支持。尤其在1975年，鄧鼓勵他說，不要怕，放開手干。最使他寬慰的是，鄧當著許多人的面說：「你，張愛萍和我一樣，是維吾爾族姑娘，辮子一抓一大把。」很難說這是句表揚的話，但父親卻經常提到，顯然他是認為，就憑這句話，說明鄧是了解他的，對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態度和立場是支持的、鼓勵的，而對他的一些毛病和缺點是寬容的，甚至多少還是讚許的。和他自己一樣，鄧不是個喜歡計較小事的人，看人、用人有他獨特的視角和氣度。

　　可這一次呢？為什麼不是像以往一樣，不就爭論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評價，讚許他力排眾議的勇氣和鮮明的立場，偏偏是批評他的態度和方法。鄧好像不是這樣的人。為什麼就不能提出反對的意見？是他的意見不對？如果看法錯了，鄧完全可以當面指出來嘛！但他沒有。那隻能是有一種解釋了，就是不應該和趙對著干！不管意見對否，總之，不能對著趙上！他要維護他。

　　我總想利用個機會幫他排解一下，晚飯後陪他在小院里散步，我問他，你還是因為這件事不愉快嗎？

　　他說：「過去了，就不再想它了。」

　　我說，你還是應該和鄧敞開了談談自己的想法嘛。

　　父親很難受地說：「沒有用的。」

　　為什麼這樣想呢？我看他陷入了鬱悶之中。

　　事隔快半年了吧，1982年春夏，父親去三線檢查工作，我正巧去成都，我們一起在金牛壩住了幾天。記得是吃晚飯的時候，邱秘書從北京來了電話，我說首長正在吃飯，是不是一會兒再通電話？邱說，是件重要的事。父親接完電話回來，悶頭吃飯。我問他什麼事啊，那麼重要？他抬起頭來說：

　　「沒有我了。」

　　什麼？我聽不懂。

　　「免去了我副總理的職務。」

　　我們都有些詫異，怎麼這麼突然呢？

　　打開餐桌旁的電視，正在播發著每晚七點鐘的《新聞聯播》節目。新華社消息：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於1982年4月22日至5月4日舉行。會議聽取了關於憲法修改草案的說明，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進展情況，關於……

　　會議通過決議，萬里、姚依林繼續任國務院副總理；任命余秋里、耿飆、方毅、谷牧、康世恩、陳慕華（女）、薄一波、姬鵬飛、黃華、張勁夫等10人為國務委員；免去余秋里、耿飆、方毅、谷牧、康世恩、陳慕華（女）、薄一波、姬鵬飛、楊靜仁、張愛萍、黃華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原來的副總理除兩人外，都改為國務委員了。只有楊靜仁和他，被免去副總理職務后，卻沒有再委任國務委員。父親果然是被免去了職務。

　　這叫什麼事？搞的什麼名堂？我叫起來。

　　他說：「不要瞎議論，退休是正常的，也是我自己要求的，只是沒想到這麼突然。」父親這才說，國務院準備搞機構改革，在這之前，是他自己給小平同志、紫陽同志寫了退休報告。

　　正常個屁！一個同志退下來了，組織上總要先談談話嘛！別說你了，我們參謀人員離退，部長都親自談話。大家在一起工作，也算是個尊重吧。一點招呼也不打，是我們黨的傳統嗎？我說，肯定和那次核電站的爭執有關，恨上你了！

　　父親說：「沒有根據的話就不要亂說。」

　　的確是太突然了，自己的免職居然是在《新聞聯播》中聽到的，我不知道有哪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是這樣被解除職務的。

　　他是幹部隊伍年輕化這一政策的積極推動者，在全國各大系統中，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戰線一直走在前面，率先破格提拔了一批在知識結構和文化素質上更具現代化的年輕幹部，如伍紹祖、鄒家華、聶力等。這幾年，父親對於自己退出領導崗位也一直有所考慮，幾次書面提出讓位於年輕的同志。但現在，這一突如其來的決定，畢竟令人太難堪了，也太有悖於常理了！不能不使人想到暗箱操作。

　　但他又能說什麼呢？這原本是他自己提出來的嘛！

　　父親是個很要強的人，也是很要面子的人。這點我是知道的，從許多生活小事上就能看出來。別看他平時衣著簡樸，從來也不講究牌子、衣料，但隨便什麼衣服他也是不穿的，他只認定自己挑選過的、認可的衣服，即使再舊再差，他也衣冠得體，坐、立、行，都是軍人姿態。天氣再熱，也不扇扇子，部隊會操，再大的雨也不打傘，他說：「這就叫上不遮、下不扇，記住，這是帶兵最基本的要求！」

　　我想，他肯定是很惱怒的。父親自出任副總理后，才僅僅一年半，許多計劃才剛剛開始。現在，下去檢查工作剛走到半道上，讓他何去何從？我說，你不是還要檢查三線工作嗎？走到半路就被免職了，多尷尬啊！是走下去，還是乾脆不管了？我看，打道回府吧。真夠噁心人的！

　　父親的確有些惶惑。他沉默了一下說：

　　「計劃就不要變了。也好，和同志們去告個別吧。這麼多年了，很多同志還住在山溝里，我去再看看他們吧。」

　　按計劃，他還準備到坐落在長卿山腳下的核九院走一趟，那裡有他的老朋友鄧稼先、李英傑、陳能寬。1962年他動員他們由北京搬到青海，在歌中唱到的「在那個遙遠的地方」安了家。原子彈試驗成功，1965年才遷到了這裡，10個研究所像羊拉屎一樣遍布在深山裡。一晃快20年過去了，這個為共和國做出了傑出貢獻的精英群體，生活在一個怎樣的環境里呢？沒有馬路、公交，沒有餐廳、劇院，沒有煤氣，甚至偌大的廠區連個供應蔬菜和副食品的商場也沒有，孩子上學、家屬就業，都成了老大難問題……

　　不久前，他派陳彬專程去了一趟，商量一下搬遷的事，怎麼樣了呢？他想，錢還沒有最終落實，不好說得太明白了。掌握人類最尖端科學的人，恰恰遠離現代文明，陪伴他們的是「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望不斷的綠水悠悠」。

　　他這一走，真的是要留下太多的遺憾了。

　　其實，讓人惱火的事情還遠遠不止這些。

　　國防工業過剩的生產力往哪裡去？整個國民經濟本來就機械加工業過剩，隨著農村土地承包，鄉鎮企業如雨後春筍。於是，一場爭原料、爭市場的商戰開打了。面對國防工業特有的技術優勢，地方保護主義築起了強大的壁壘，國防工業原定的找米下鍋方針遇到了阻力。生產民品，沒有原材料；製造的產品沒有市場准入。「國防工業原本就拖了國民經濟的後腿，現在又來搶飯碗」；「國防工業是包袱，砍掉算了」……當矛盾提交到國務院常務會議時，又是一場舌劍唇槍。

　　第三世界的國防部長們又來討要武器了。父親這個從來不講錢的人，突然一改常態，可以，但我可是要收錢的喲！父親說：「他不幹，在北京賴了一個星期，最後談成付成本費。」

　　這又是軒然大波。外事口態度堅決地說：

　　「我們不做軍火商，是毛主席的原話！再直接不過了嘛！難道還能有歧義嗎？」父親頑皮地說：「既然你想請客，那就掏你的口袋吧！」

　　「變無償援助為有償出口，這是挑戰我國的基本國策。」父親說：「扣帽子誰不會。你也不要忘了四個現代化才是本世紀的目標！」

　　「外事領域是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親自抓的，不存在『左』的問題！」父親說：「人民解放軍難道就是『四人幫』抓的不成？」

　　不過這次趙紫陽是站在父親一邊的。

　　憑父親一貫的個性，不難想見，在為國防工業爭取生存權的鬥爭中，他肯定又是劍拔弩張的。

　　惹不起的人——這頂桂冠終於戴到他的頭上了。

　　1982年，經國務院批准，我國第一座自行設計建造的核電站，定點於浙江海鹽縣東南的秦山山麓，故取名為「秦山核電站」。它東臨杭州灣，地質構造穩定，冷卻水取自海水。1983年破土動工。

　　父親批示：「請轉告核工業部的同志們，現在就要看他們的了。要像搞第一顆原子彈那樣，埋頭苦幹，下決心干出樣子來。」

　　秦山核電站。1991年併網發電，1994年投入商業運行。10年累計發電168億千瓦時。與燃煤相比，減少向大氣排放硫氧化物14萬噸，二氧化碳1800萬噸。杭州灣依然秀美清新。中國成為世界第7個有能力設計建造核電站的國家了。

　　大亞灣核電站同樣輝煌。1993年併網發電，也是1994年投入商業運行。它的建成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成果。能源缺乏的廣東省一直靠北煤南運，省內水系落差小，不具備發電條件，就從核電上找出路。可他們缺電也缺錢，於是利用比鄰港澳的優勢，「借錢買雞、借雞生蛋、賣蛋還錢。」這是一個很聰明的想法，透著商業運作的智慧。1983年，與香港合資，並與法國、英國簽訂了設備購置、技術服務和貸款協議。主持這項工作的是彭湃烈士的兒子，中國的核反應堆專家彭士祿。彭湃是我父親年輕時追隨的革命偶像；彭士祿是我父親欣賞的專家型領導幹部。

　　兩個項目，兩條道路，兩種辦法，殊途同歸。不管當時的爭執如何激烈，矛盾如何複雜，也不管後人如何評價，這段小小的插曲，多少折射出改革開放的中國在探索中所走過的曲折歷程，展現了那一代人特有的風采。

　　話雖如此，但我國核電遠低於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在能源結構中核電所佔總發電量的比例僅有1％，遠遠低於美國21．9％、日本33．4％、法國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