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的櫻桃 (逐日雜記)

日本作家死了，粉絲們給他的忌日起一個好聽的名稱，每逢這一天追思其人其作，就叫文學忌。有沿用其名的，如夏目漱石的漱石忌，川端康成的康成忌；有取其作品的，如芥川龍之介的河童忌，三島由紀夫的憂國忌。

　　幸田露伴的忌日叫蝸牛忌。他著有《蝸牛庵夜譚》，其中關於唐傳奇《遊仙窟》深刻影響了《萬葉集》(現存最古和歌集)的論說，讓他得到博士學位。正岡子規別號獺祭書屋主人，忌日叫獺祭忌。他患肺結核，據說絲瓜泡水能祛痰，臨終寫了三首辭世詩，可謂詠絲瓜，如「吐出痰一斗∕來不及也絲瓜水」,「絲瓜花開堵著痰∕我已成佛乎」，所以又叫絲瓜忌。祭奠山本有三是一一一忌，含有三的意思罷，他死於1月11日。

　　浪漫派詩人伊東靜雄愛喝啤酒，死後得名菜花忌，人們祭他就把油菜花插在空啤酒瓶里。以「憂國」出名的三島由紀夫少年時代很崇拜伊東，但後來得知自己的為人作文被他討厭，便說伊東是一個小人物。司馬遼太郎的文學忌也叫菜花忌，一年一度舉行研討會，從文學來說最為隆重。司馬遼太郎生前愛黃花，如蒲公英的花和油菜花，長篇歷史小說《菜花之海》中寫道：「到了晚春，走在田間小路上的人們微微冒汗了，整個島就全被油菜花的快活的黃色覆蓋，隔著花，海上到處是白帆往來。」

　　檀一雄的忌日叫夾竹桃忌，他比太宰治小三歲，被揶揄為太宰的跟包，太宰喝醉了就勸他自殺。太宰治自殺后檀一雄寫了《小說太宰治》。太宰的忌日叫櫻桃忌,作為文學忌，廣為人知。這是太宰治的同鄉作家今官一命名的，緣於他的小說題名《櫻桃》。

　　這個短篇小說發表於1948年5月，一個月後的6月13日太宰治和情人投河，有評論家把它看作太宰治的文學遺言，描寫了自殺前的內心糾結。那是一個夏夜，全家人在逼仄的屋子裡吃飯。身為作家的「我」根本不指望老了以後受到孩子的照顧，卻得給他們當傭人，不禁發牢騷。妻子說自己的兩個乳房之間是「淚之谷」，一下子使「我」鬱悶。已無心工作，凈考慮自殺，便直奔喝酒的地方。端上來櫻桃，「我家裡不能給孩子們吃好東西，孩子們可能都沒見過櫻桃。要是給他們吃會高興罷。要是父親打包拿回去，他們會高興罷。用線把柄系起來，掛在脖子上，櫻桃看上去像珊瑚首飾罷。可是，父親好像極難吃地把裝在大盤子里的櫻桃吃了吐核，吃了吐核，吃了吐核，而且在心裡虛張聲勢似的叨咕的話是，老子比孩子重要。」

　　太宰治的長子是殘障兒,「關於長子，父親和母親都避免深談。白痴、啞巴……因為哪怕說出一句，二人互相承認的是過於悲慘。母親時時緊抱著這孩子,父親常常突然想抱著這孩子跳河，一死了之。」同樣是作家的大江健三郎，長子也是先天性殘障，卻給大江的精神帶來轉機，創作出重要作品《個人的體驗》。太宰治在《櫻桃》說了三次的「老子比孩子重要」並不是反話，而是真話。縱然心裡有矛盾，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人恐怕是不配當父親的，甚至不配做人。太宰在文中自道：「其實這個小說就是夫妻吵架的小說。」讀來全篇基本是辯解，為自己的人生方式辯護。

　　日本戰敗，「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社會上荒廢無序，太宰自稱無賴派，意思是法語的自由思想家，反抗權力，同時也像是無賴漢。他吶喊「我是無賴派，反抗束縛，嘲笑識時務的得意麵孔」。無賴是反俗的。太宰在日常生活中反俗，用的是女人和藥物。從女人身上獲得靈感和素材，吃藥來昂奮自己執筆寫作。他反俗並非把自己撇清，既揭發別人的俗，也無情面地吐露自己的俗。三島由紀夫卻說，這是一種狡猾，對於強大的世俗德目立刻露出受難的表情。不過，今天讀太宰治幾乎不再提無賴派這個概念了。

　　太宰治死於1948年，拿他的文學和當今中國文學比較似乎時間上有點錯位。若說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不同之處，大概首先在於私小說。雖然如今的作家有所收斂，但沒有寫工農兵的傳統，終究還是喜歡寫自己，暴露隱私乃至出醜。我們即便寫自己，往往也不會真寫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人們不願意暴露自己的陰暗面，但喜歡看別人暴露，私下得到些安慰，這也正是太宰文學的魅力所在。人們認為太宰是脆弱的，但敢於寫自己的脆弱，卻正是他的強大。

　　在東京都的三鷹市居住七八年，太宰寫作了《女學生》、《維榮的妻子》、《斜陽》、《不配做人(人間失格)》等主要作品，然後投身於玉川上水(江戶年間開掘的上水道)。在大約的地點放著一塊他故鄉青森縣金木村出產的玉鹿石,由於遺屬不同意在這個地方立文學碑,石上什麼也沒刻。墓在禪林寺。近代文學的兩大文豪,太宰否定夏目漱石、敬仰森鷗外，他在《花吹雪》中寫道：「這個寺的後面有森鷗外的墓。我不知道什麼緣故鷗外的墓在這樣的東京府下三鷹町。不過，這裡的墓地清潔，有鷗外文章的影子。我的臟骨頭要是也埋在這麼漂亮的墓地一角，或許死後能有救……」

　　文人相輕。另一位無賴派作家坂口安吾討厭永井荷風，三島由紀夫討厭太宰治。三島討厭太宰的活法，說太宰那種令人討厭的性格，只要洗洗冷水澡、練練單杠就可以解決。他寫道：「讀起太宰的東西對於我來說也許是最壞的選擇。那些自我漫畫化是我生來最討厭的，而作品背後閃現的文壇意識以及鄉下孩子負笈進京的野心似的東西是我最受不了的。」說自我漫畫化未免太過分，但太宰治一生都嘗試自我戲劇化。

　　對於太宰文學來說，《櫻桃》彷彿是一部電影的最後鏡頭，不過，評論家把它說得完美無缺，技法上無可挑剔，卻不大為一般讀者所熟悉。他的文學忌或許更該叫斜陽忌或者失格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