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德專家解讀中國大陸N年不遇乾旱

顏昌海 鳳凰播報
2011-02-16 19: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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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德學者、著名國土規劃專家王維洛博士，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在歷史上，中國經常發生乾旱，但持續幾年的乾旱才稱得起大旱，歷史上每次大旱都引發農民起義。而當局稱目前大陸的乾旱為百年、千年一遇，是人為的歪曲乾旱程度。他認為當局誇大幹旱的用意在於：媒體炒作得越嚴重，越能顯示當局的領導有方，能「戰勝老天、戰勝自然災害。」

王維洛先生從幾個方面解析了大陸的乾旱。他談到，中國大陸在毛澤東時代大辦水利，投入的資金規模很大，建了近10萬座水庫，但破壞了生態環境，水庫又沒有質量保證。雖然當局的水利政策是失敗的，但從來不認錯。毛澤東時代所搞的「中國農田的60%是『旱澇保收』的基本農田」，現在卻不見了。他指出，當局在實現減免農業稅的同時，向農民收取灌溉莊稼的水費，大陸是唯一向農民收水費的政府。在歷史上，幾千年來歷代皇帝也從來沒有向農民要過水費。河裡的水，農民用來灌溉，不要錢。只有現在，中國農民第一次必須交水費——用溝里、河裡的水澆地，都要收費。農民是要算成本的，且中國的農業狀態用水量是很大的。山東的一個農民曾說，他兩次澆地，一畝地一次要交80元水費。

而現在中國一些地區的農村還沒有通自來水。為什麼「建國60年了，農民還沒有用上自來水？是中國缺錢？缺管子？還是缺技術？這些它都不缺。當局的官員做官想的只是顯政績，而只重GDP的增長。」 他表示，大陸當局年年炒作乾旱，乾旱的所有說法和數據臨空捏造，且在每次大災過後都稱糧食又大豐收了。永遠都在宣傳上把大災演變成它的功勛。

中國受地理環境的影響，有個特點。相對來說，中國的降雨條件比較好，總的降雨量比較多，也比較均勻的。還有一個優點是：中國的降雨量和農業生長是同步的。夏天、秋天時降雨偏多一些，冬天降雨量較少，和中國的農作物生長基本是同步的。但缺點是：在一年中降雨分佈不是太均勻。這決定了在中國歷史上，洪澇災害出現比較頻繁，但大旱大災並不是很頻繁。在中國歷史上的旱災，往往是幾年不下雨，才會大旱。大旱發生后，皇帝會赤身把自己綁上，向老天請罪，說是由於他沒做好，才造成天下大旱。古代的皇帝都說自己是天子，就是老天的兒子，他和天是相通的。老天會用災害懲罰他，示意他做的不對。因此天子就要請罪，皇帝給老百姓做個榜樣：乞天保佑，風調雨順。

現在，中國一部份地區3個多月不下雨，但不能形成大幹旱。中國農民想抗旱、給農田澆水，現在做不到了，這些乾旱的多數原因是人為的原因。現在主要在長江以北出現乾旱，也涉及到江蘇、安徽一帶，和黃河流域的山東、山西、陝西、河北、北京等地。中國大陸當局稱是百年、千年不遇的乾旱，這和氣候條件不符合，是有意歪曲。其次，當局的報道里說「無有效降雨」，而不是說沒有降雨。中國大陸當局是世界上第一個把雨分成有效降雨和無效降雨的。所謂的有效降雨是說，雨下到地上能看到水在地上流的；如果雨下到地上全都被地吸收了，沒有形成徑流，就被當局稱為無效降雨。

比如說目前北京乾旱，但北京的高爾夫球場里還是綠油油的，看不出來乾旱。北京國家大劇院5萬平方米的水池裡，水還是滿滿的。當時西南乾旱時，朋友去昆明，說農村的地方水都沒了，但昆明的賓館游泳池裡水什麼的都有，在賓館住得很舒服。

王維洛表示，中國大陸辦水利可以分兩個時段：改革開放之前和改革開放之後，即「前30年」、「后30年」。「前30年」毛澤東提出的「大辦農業、大辦水利」的思想統治中國，當時建了很多水利設施，毛澤東當初說把農業擺在第一位。而現在中國大陸當局的政策是把房地產擺在第一位。現在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水庫數量，統計在冊的有8萬多座。加上沒有統計在冊的將近有12萬多座水庫。每條河流上都有水庫，有的城市如北京有80多座水庫，而有的省有千座水庫。這些水庫的庫容量相當大的，它可以把中國一年的降雨量全部裝進去，可以滿足中國一年的需要。但是有一個條件：水庫應該是安全的。當局對老百姓說，它的水庫又能抗旱，又能防洪。能防洪時必須把水庫的水都放光了，來迎接洪水；能抗旱的時候，水庫里的水必須是滿的，否則水庫是沒用的。那麼人運作的時候，是否和老天下雨是同步的？是否能滿足要求的，實際上在中國大陸，就不是那麼回事。

大陸當局把生態環境破壞了，本來在大自然的狀態下，水應該儲存在淺層地下水水層里。以前沒有供水設施時候，中國是用水井的，靠的是淺層地下水。天下雨了進入地層。因為地面的植被比較好，地下水保護的好，水就存在下面，打井滿足人的需要。現在把水存在水庫里，水庫不安全的話，就是損失。例如家裡沒有自來水，天下雨時居民在家裡用缸來存水，如果缸是不牢的、漏的、或者馬上就要破的，居民就不敢用它來存水。2010年福建、海南島、吉林、江西、湖南等地都發生水庫潰壩，造成洪水災害的悲劇。中國防總要求把水庫的水全部放乾淨，為了防洪時不要再潰壩，那麼水庫的水都放光了。到了9月份，洪水期過去了，想要給水庫蓄水了，老天不下雨，水庫的水就很少，就滿足不了抗旱時水庫里有水的條件。所以，首先是中國的水庫大壩質量不好，不安全；其次是人為的東西和老天的東西發生衝突。例如山東，當地在維修水庫時把水放掉，而旱災來來臨老百姓要水，水庫無水。

王維洛指出，中國大陸當局的政策是，幹事的時候吹得天花亂墜，幹完后不管不問。所以無論「前30年」還是「后30年」，水利投資在中國都是佔優先地位的，投資規模一直很大，超過對教育的投資規模。如三峽工程投資前後4千億，在建的水利工程還將近有10個三峽大壩的規模。「南水北調」工程投資是5千億。但當局從來不管這些投資的效益、效果是什麼。西南大旱時，當局稱大旱的原因是工程設施不夠、水庫不夠，還要造更多的水庫。不認為是其政策上的錯誤。「后30年」和「前30年」，在政策上180度的大轉彎：用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但從來不說社會主義不好；它也不說為什麼要轉彎。

中國大陸說，從2011年開始在4年之內一共要投入4萬億人民幣，來建水利設施。這4萬億幾乎相當於2008年應付金融危機時增加的投入。以為投入這些錢就能達到目的，其實是達不到目的的，因為要想達到好的效益，應該首先分析一下，什麼地方做錯了，那麼才能針對錯的地方予以糾正，哪怕少花錢也能做好。但其不分析成敗得失，也從來不認錯。

現在中國一些地區的農村還未通自來水，例如安徽阜陽穎上縣的十八里鋪鎮的數萬村民至今還在吃井水。為什麼中國大陸當局建政60多年了，還沒實現家家戶戶通自來水？王維洛表示，這就要了解當政的地方官員，他們坐在位子上想的是什麼。當官的為了向上級顯示其今年業績增長了多少，如果做什麼事情GDP能增長，官員就去做。如建大壩，能帶來多少投資，他們就馬上上馬，因為GDP上去了，功績就顯出來了。如果給農民通自來水，GDP不增長，那麼政府一分錢也不會出，因為官員沒有情緒做這個事。當官的都想往上爬，爬不上去很痛苦，這就是在中國當官的難。但受害的，是最下層的老百姓。

王維洛指出，人們有個很大的困難，就是說話時用的都是中國大陸當局的說法、它的數據。比如2009年的華北乾旱，當局稱是百年一遇，還發出了建政以來最高的紅色預警，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用過紅色預警。當時實行軍事管制，強制農民澆地。已經到這個狀態，那時說的是百年一遇的乾旱。2010年西南大旱時，3月份報道說最嚴重；但到4月份時就報道貴州、四川發洪水了，乾旱又演變成洪災了。年年不過是這些，但報道多了，人為的描述乾旱的嚴重程度，說的越嚴重越能顯示地方政府及當局的領導得力、有辦法。今年的山東乾旱二級、三級預警都沒發。目前的狀況，如果老天作美，下幾場雨就沒事了。

不過，第一年報乾旱時，還可以分析一下原因；第二年就是炒剩飯，再下一年又炒剩飯。它又給你來這些東西。人們總結出的乾旱原因，完全和當局說的乾旱原因是兩回事情。

比如雲南省委的總結報告說西南大旱是工程性缺水，最後中央批下來幾百億，讓它再多造水庫。它的目的達到了，至於這幾百億是否投入到工程上，還是進了私人口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當局高調報道大陸的乾旱，不惜誇大、歪曲乾旱的程度，用意是想顯示中國當地政府和官員作用：如果沒有他們的話，那災害就更不得了，就得絕收了，就得餓死人。乾旱成了自我表揚、自我吹捧的道具，也永遠是黨和政府在救災方面採取的有力措施和取得的偉大成果。在宣傳上起到控制老百姓的作用，哄得老百姓滿意，就感到夠了。

談到大陸乾旱可能對中國糧食造成的影響，王維洛的看法是：大陸乾旱地區3個多月小麥沒有得到灌溉，今年糧食肯定不能豐收，但也不可能絕產，可能產量會下降。因為中國太大。中國人自己的話講：北方不亮南方亮。山東受害的也是山東的某些地方，因不是全省、全國性的乾旱。不論是西南大旱，還是2009年的華北大旱，去看一看中當牛的官媒報道，當時報道就說小麥絕產。但每次大旱之後，到了年底的時候，又說糧食大豐收了。在2009年華北大旱、2010年西南大旱，還說糧食大豐收。儘管遇到了這樣的大幹旱，糧食豐收的，好像乾旱根本沒有發生過。

但從國際市場看，中國糧食的進口量大大增加了，證明糧食豐收是虛假的信息。

最後王維洛概括他的觀點是：在中國的氣候條件下，幾個月不下雨，應該是經常發生的事情，並不是百年、千年不遇的大旱。中國水利政策失誤，特別是把重點放在了水庫大壩上，而它又是不安全的，那麼造成到用水的時候沒有水；再有就是雖然免了農業稅，但是向農民徵收水費，就造成農民靠天吃飯的狀況，因為買不起水。

這就是說，以前的投資都是作廢的，將來的投資也是作廢的。人為的導致大陸所謂的大旱，經過媒體炒作，最後當局又會讓人們看到，在它的領導下戰勝乾旱，糧食取得大豐收。2010年的報道說連續7年糧食大豐收。2011年將再告訴人們，連續8年糧食大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