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克格勃不能挽救蘇聯解體？

2011-02-21 信力建  作者博客

集權國家領導人有一個共識：那就是特務政治可以延續政權的生命。理由是：特務政治可以監視控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從而掌握其思想，將其「反動」言論和行為扼殺在搖籃狀態。然而，歷史事實卻是：特務政治癒發達的國家，其壽命愈短暫，而最終都逃不出滅亡的宿命。前蘇聯的克格勃就是一個例子。

克格勃的職權範圍相當廣泛，既有對外的諜報工作，也有對內的思想言論的監視與控制。以實力和高明而論在某方面甚至超過美國。克格勃的情報能力有口皆碑。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前俄羅斯聯邦總統、現任俄羅斯聯邦政府總理的普京，當初也曾是克格勃的一員。克格勃建立於1954年。該機構可追溯到1917年12月蘇俄政府剛建立時成立的「契卡」，捷爾任斯基為第一任首腦。在20 世紀30年代，由亞戈達和葉若夫領導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成為「大清洗」的工具。冷戰期間，「克格勃」的職能過大， 涉及國內的所有領域。自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繼承了克格勃的相關機構，但力量已經大為削弱。隨著俄羅斯經濟實力的逐漸恢復，為應對北約東擴、喬治亞等傳統勢力範圍的不斷被蠶食和國內分裂勢力抬頭的新局面，俄羅斯的情報機構開始重新納入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情報活動也重新活躍起來。

    就對內而言，在蘇聯，作為這種意識形態的第一執行機構——克格勃以龐大的網路，先進的技術手段，結合古已有之的無所不在的眼線，通過各種各樣的罪名，「懲罰」了無數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敵人。然而，隨著懲罰而來的，是這個機構本身隨著蘇聯的解體而瓦解。它的恐怖色彩，不僅使它在平民中失去了聲譽，而且也摧毀了它自身。還在蘇聯解體之前，這個布爾什維克最集中的機構開始向傳統的意識形態懲罰機構告別，一夜之間，克格勃里的黨委停止活動，沒有任何一個人出來為它 「說句公道話」。

克格勃的這種控制，早在七十年代，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已經向世界展示了以克格勃為首的蘇維埃「懲罰之劍」的內幕。當時，他不得不為此流亡國外。而今，輪到克格勃自己的人馬出來述說真相了，瓦季姆•巴卡京——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回憶自己的經歷，書名叫做《擺脫克格勃》。短短二十年時間，克格勃從最勇敢的人都不能挑戰的神聖，變成了它的主席都要擺脫的魔鬼。索爾仁尼琴通過大量的個案調查，勾畫出將普通人從正常社會流向古拉格的那條「暗道」。巴卡京走得更遠，通過少量關鍵性的「核心事實」，從內部攻破了克格勃賴以生存的理由。索爾仁尼琴的筆墨，一直追溯到蘇維埃革命初期捷爾任斯基的「契卡」；巴卡京不僅如此，更為克格勃及其前身的行為邏輯給出一個名詞：契卡主義。

按照巴卡京的理解，以人民的名義「保護」人民，與人民的「敵人」鬥爭，乃是克格勃的權力。雖然人民不能確定誰是敵人，但「敵人是永遠需要的」，因為沒有敵人，整個克格勃體系就會變得毫無意義。因此，契卡主義的實質，就是「根據一個臆造出來的方便公式，經常不斷地尋找敵人」，其思想體系不是與法律，而是與現實意識形態完全融合在一起。契卡主義「把恐怖與不法行為提高到國策的高度」。

克格勃機構的歷史可以追溯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當時稱為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此後，這一機構的名稱經過一系列改變，從國家政治保安局(格普烏)、國家政治保安總部(奧格普烏)、內務人民委員部(恩克夫德)、人民安全委員會(恩克格勃)、國家保安部(姆格勃)，直至一九七八年改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名稱改變的同時，這一機構的職能也略有差異，但一直不曾變化的，便是根據意識形態的需要尋找並消滅「敵人」，契卡主義思想體系的堅固性，遠比克格勃這一具體機構要強。

設立契卡，是政權初立那種特殊情況下的臨時措施。國內戰爭結束之後，蘇維埃政權已經鞏固，按照正常發展，國家將逐漸向法律制度過渡，契卡機構這種臨時設置也將會消失。然而事實正如人們所知，這一機構不僅未能消失，反而逐漸擴大，成為蘇聯制度的標誌之一，至一九九一年退出歷史舞台時，克格勃有將近三十個總管理局、管理局和獨立科，直接管轄著四十八萬名工作人員，此外還有更多的「線人」。

為什麼在國家政權已經鞏固的情況下，克格勃機構還能得到如此大的發展呢?在蘇聯的領導人看來，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必將引起被專政者的反抗，甚至專政本身必然造就出被專政者，所以這種專政不僅需要有包括警察、法院等專政機器在內的政權機構來保證，還必須有一種專門從事懲罰事務的機構，它負責將一切破壞活動「消滅在萌芽狀態」，也就是說消滅在沒有任何實際行動之前，才能真正做到長治久安。斯大林的「隨著社會主義向完全勝利逐漸推進，階級鬥爭也將逐漸激化」的論斷，實際上是克格勃這一特務機構不斷強化的理論基礎。

契卡主義要將「敵人」消滅在做出實際行動之前。那麼一個「敵人」一旦進入了警察程序，就意味著契卡機構的失職。因此，契卡機構必然要依靠秘密而且非法監視公民的言論、思想、通訊、交往等自由，並以它認為公民是否有「異向」為標準來懲罰公民，「偵察英雄」變成了社會的榜樣。這樣一來，事實上就剝奪了憲法所昭告的公民自由權利。契卡主義懲罰思想所造成的恐怖，不僅消滅了「敵人」，而且消滅了思想。隨著這部「軋肉機」的運作，社會不再具有活力，個人獨裁受到歡呼，個別不甘于思想被絞殺的勇敢分子，則被用作「階級鬥爭正在激化」的證據，使克格勃得到「只能加強」的理由。

在契卡主義的籠罩之下，「一九三七年」在蘇聯，正如「一九五七年」在中國一樣，變成了一個普通名詞，斯大林以「暗害分子」、「間諜」、「工業黨」等無奇不有的罪名進行了一次又一次清洗。契卡機構在清洗無辜公民之餘，甚至也一次又一次清洗了它自己的首腦，被告申請「最嚴厲懲罰」的審判與槍殺成了公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赫魯曉夫時代的「解凍」，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契卡機構的死亡遊戲，但赫魯曉夫逮捕契卡機構頭子貝利亞時，也要給他加上一個「英國間諜」的正統契卡型罪名。

契卡主義之所以能夠有效地作用於所有公民，不僅僅是因為契卡機構手段無所不至，作風神秘恐怖，還因為它得到整個意識形態的幫助。許多人為情報機構工作，負責地監視他們的同事、鄰居、朋友，真誠地認為這是為祖國盡著神聖的義務。教師們日復一日地讓學生牢記敵人無處不在，敵人必須被消滅；新聞工作者則言不由衷地歌頌著層出不窮的成就，根本不理會社會制度的缺點。任何一個普通人，要麼照領袖或「人民」指示的那樣，「像大家一樣」生活，要麼就是「人民的敵人」，應該進入不存在的狀態。在這種氣氛下，「社會沾染上了這樣一些風氣：冷漠、偽善、市儈的利已主義、毫不掩飾的殘酷無情。社會最上層的大多數代表人物——黨和國家的管理機關，一帆風順的最上層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代表——頑固地抓住自己或明或暗的特權，對違反人權、進步、安全、人類的未來利益漠不關心。」(薩哈羅夫語，1973年)被契卡機構控制的，不僅是普通公民。隨著契卡機構日益成長壯大，它像一切官僚機構一樣，成了自身利益的維護者。蘇聯制度給予契卡機構無所不在的特權，契卡機構則負責為這個制度提供合口味的服務。契卡機構壟斷了國家領導人賴以作出決策的情報，社會信息通過契卡機構的過濾，才能流向制度最高層的人物。在這種情報的傳遞中，契卡機構使整個國家的決策打上了自己的印記。克格勃主席根據個人傾向，決定哪些信息應該提供給領導人。克里姆林宮事實上被克格勃洗腦，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克格勃的玩偶。

一個制度所以會採用特務政治，往往是由於以為這種政治最能消滅潛在的威脅，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證權力的安全。然而，事實的發展往往正好相反。在中國，明朝的特務政治成為削弱王朝最經常也最強大的體制。在蘇聯，契卡機構同樣起到了這種作用。斯大林利用契卡機構製造了大規模恐怖活動的同時，也使貝利亞產生取而代之的異想，斯大林之死的詳細過程晃如燭影斧聲。在直接導致蘇聯解體的一九九一年「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政變中，克格勃充當了衝鋒隊。克格勃根據「法定權力」切斷了戈爾巴喬夫與外界的通訊，並對他實施軟禁，它的主席克留奇科夫不僅參加緊急狀態委員會，而且事實上是政變的策劃者和主要操作者，克格勃武裝力量「阿爾法」特別分隊則是政變者倚靠的重要力量。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特務機構，終於被證明是對國家安全最具威脅的力量。

失敗的政變改變了歷史，契卡機構摧毀了自己存在的最後一點理由。隨著蘇聯的解體，克格勃作為一種制度在前蘇聯地區終於消失。如今，無論該地區的那些國家實行著怎樣的制度，那裡的人民至少免受國家機構夜半敲門之驚。然而，契卡主義，作為一種「樹立敵人」、「將敵人消滅於萌芽狀態」、從而走向壓制人的自由意志的思想體系，並不會輕易從這世界上消亡。

克格勃也是弱勢全體，蘇聯解體后許多長期潛伏海外的同志得不到經費、得不到技術支持，甚至得不到必要的信息和組織支持。
普京當時在國內，不也開了一年計程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