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產黨興亡追記（2）

18、杜沙穆失蹤和波爾布特時代的開始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柬埔寨勞動黨的總書記杜沙穆，突然宣告失蹤。至今，這還是一個謎團。杜沙穆曾經出家多年，據說是一位很有涵養的人。我們沒有關於杜沙穆出生日期的資料，只知道他比沙絡紹大十歲，因此大約出生於一九一五年，至一九六二年失蹤，應該是四十七、八歲的人了。
杜沙穆失蹤后，身為助理總書記的農謝，堅持推舉沙絡紹繼任總書記。農謝的這個做法，與他當時的不佳處境有關。蕭興是他的姨父，蕭興的變節可能使他尷尬；而黨內一筆款項的處理，又引起了一些非議。他或許覺得，勇進當領袖還不如安於做助理；也或許認為，自己的能力不如沙絡紹。總之，農謝的「舉賢」，使他長期與領袖沙絡紹保持了無猜的一致。
從此，柬埔寨的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了變化，它的領導權從與越南關係密切的人手中，轉而為一些留學生控制。其實，這些在西方學習過的青年，對西方民主制度，乃至對馬克思主義內涵的理解，都很膚淺。相反，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使這些柬埔寨的激進分子的鬥志倍受鼓午，他們更醉心於「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革命道路。
杜沙穆僧侶式地追隨越南路線，一定也使沙絡紹很感厭倦。後來曾擔任越南財政部長的越共高幹阮清山回憶，在一次聯席會議上，討論柬埔寨革命高潮遲遲未到的原因，他發言說是柬埔寨農民佔了人口的主體，而且信仰佛教，相信因果報應的農民，以當和尚為榮，兼以社會壓迫也不強，就很難激發革命的熱情。阮清山記得與會的沙絡紹聽了他的話，當即表示這是對柬埔寨民族的侮辱。
沙絡紹是一個亢奮而有魅力的人，他善於言談鼓動，但又城府很深，柬共領導層的留法學生和老資格革命分子，都成了他的精神俘虜，至死也不敢反抗。沙絡紹畢生思想虛妄，幻想創造奇迹，還善於說大話假話，每當重要關頭，他總是將柬共引向錯誤的方向，他說過：「遣散所有金邊市民，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做不到的創舉。」
沙絡紹一直嚮往「斯大林」那樣「鋼鐵」般的名字，在地下活動期間，就開始使用化名「波爾」，他後來將「波爾」變成「波爾布特」，更象一個農民的名字。一九七六年，「民主柬埔寨」宣布成立時，柬共宣布民柬政府總理「波爾布特」，是一個橡膠園的工人，秀木還對法國新聞記者一口咬定，這位總理是「割膠工人」，居然把全世界都騙了。
波爾布特的時代，終於在柬埔寨到來。後來，「波爾布特」這個名字比「紅色高棉」更加惡名昭彰。中文譯著《波爾布特》的作者，以自己與九十年代初參加聯合國維和活動見證，柬埔寨農村的小孩在聽到這個可怕的名字時，就會停止哭泣。

19、農謝其人
農謝原名叫劉炳光，一九二七年七月生，父親劉寮，是馬德望市上街鎮附近的華人後裔，母親杜彬，有柬埔寨血統。農謝在六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他的一個妹妹嫁給軍人金山上校，小妹妹嫁給一個銀行行長。農謝的弟弟劉炳威，在海關做事。他的姨表兄薩速沙康將軍，當過西哈努克政府的安寧部部長，相當於柬埔寨公安、警察系統的負責人，後來又曾經是朗諾政府軍的總司令。說來，農謝的家世還是頗有地位的。但是，柬共前身柬埔寨人民革命黨的軍事領袖蕭興，又是農謝的姨父，他對農謝的一生起了很大的影響。
農謝幼年在馬德望讀小學，小學畢業時，日本佔領東南亞，與日本結盟的泰國強佔了柬埔寨的西部省份，馬德望省在泰國的管轄下。農謝曾經在曼谷很著名的Thammasat大學攻讀法律，改取泰名「隆烈」（Long Rith）。畢業后在曼谷一間銀行任職，一家泰國望族還準備將女兒嫁給他。還有一種說法，他在泰國就參加了泰國共產黨。
一九四七年，農謝父親病故，他返柬奔喪。那時馬德望地區已經回歸柬埔寨，鄉間都在抗法的越盟勢力的控制之下。在返回曼谷前，他選購了一些「沙隆」，那是柬、泰、寮三國婦女喜愛的絲織圍裙，準備帶去送給泰國的未婚妻，誰知在過關時被關員沒收。他非常氣憤，立志要剷除腐敗的官僚制度。當時給農謝送行的正是他的姨父蕭興，他把農謝的情緒和舉動看在眼裡，動員他參加了革命。
在蕭興的鼓動下，農謝放棄返回泰國，決心留在柬埔寨參加革命。由於他曾於銀行任職，先被委以管理財務。一九五一年農謝加入印支共產黨，一九五二年被調去越南學習政治。一九五四年返回柬埔寨，全面負責柬埔寨西北區的事務。日內瓦會議后，農謝又被組織留在國內從事革命活動。他的公開職業是批發草織和藤織產品，兼職教書，暗中在金邊活動籌組柬埔寨共青團。
20、西哈努克治理柬埔寨的成就
在一九五五到一九七○的十五年中，越南、寮國、泰國、馬來亞諸國，則始終處於革命或動亂之中，惟柬埔寨實行中立的政策，在冷戰的夾縫中謀求生存。儘管西哈努克專制主義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但柬埔寨求得了一時的太平，經濟上有了長足的進步。
柬埔寨的工業開始起步，紡織、水泥、煉油、造紙、玻璃、膠合板、麻包織造、釀酒、制釘等行業，都從無到有地建設起來了。而農業成就更加顯著，六十年代後期推廣耕種機械，使農業生產量大幅提高，柬埔寨全國每年出口大米四十萬噸，而馬德望一省的穀米就足夠全國食用；加上橡膠、棉花、胡椒、木棉、煙草、瓜菜、水果、魚類的大宗出口，使柬埔寨的外匯充裕。
那時，金邊到處開拓馬路，建設高樓，生意興旺，市場繁榮，應有盡有。而柬埔寨交通建設有更驚人的成就，波成東機場擴建成國際機場，還修了一條從金邊經茶膠、嗊吥至磅遜港的鐵路，和一條從金邊直達磅遜港的具有國際水平的「四號公路」。重建了通往西貢的百色河大橋，這個洞里薩湖出口處的「水凈華大橋」，都是柬埔寨人民的榮耀。全國公路也從法國統治時期的五千公里，一躍而達到一萬六千公里，汽車穿梭城鄉，人民往來便利。
經濟的發展，又為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帶來動力。那時，金邊大學有文學院，醫學院、法學院，還有一間很體面的理工學院，大學生人數增加到近一萬一千名，全國小學從原來的二千七百間增加到近六千間。全國有十幾家柬文報紙，若干越文、法文報紙，中文報刊更多；柬埔寨廣播電台還用多種語言廣播。金邊柬蘇友誼醫院，市立大醫院，甘密醫院，碧西爺醫院，中華醫院，安良醫院，都是東南亞各國難得的科目俱全的好醫院。
21、西哈努克的專制、反美、親中路線
作為一個亞洲小國的君王，西哈努克能在國際政壇出盡風頭，是美國政府始料未及的，一九五三年訪問美國受到的冷遇，已經使他耿耿於懷，南越和泰國對「自由高棉」的支持，更激起了他對美帝國主義的懷恨。而他那隨心所欲的性格，即興表演的才能，一針見血的反美言詞，當然得到了社會主義陣營的追捧，而周恩來對他則愛護有加，形同父子。
一九六三年，西哈努克宣布了停止接受美國的援助，反過來又去接受中國方面的援助，周恩來還給了他一些空洞的政治保證。而他又說中國的援助沒有附帶任何條件的，是服從柬埔寨經濟建設的需要的。歷史證明他的這些說法都是錯誤的，中國的「無條件」是包藏了「世界革命」的禍心的，柬埔寨人民最後是嘗到了苦果的，因此許多柬埔寨人至今認為西哈努克是中共的走狗，而不能寬恕他的這些錯誤。
一九***年九月，西哈努克對北京作了一次「成功的」國事訪問，他滿載諾言而歸。在這次訪問中，周恩來勸他同胡志明攜手抗美，他也欣然同意。一個月後，柬埔寨政府和國民議會就聯合發表了一個警告美國的宣言：「如果美國的地面部隊、空軍和海軍對柬埔寨領土進行新的侵犯，柬埔寨將立即同美國斷絕外交關係。」後來，他對一位記者證實：「我幫助越共游擊隊是因為周恩來向我提出過這個要求……」
一九六五年三月在金邊舉行「印度支那人民大會」，柬、越、寮三國許多政黨團體與會。西哈努克在會上說：「柬埔寨是中立國家，但我們不能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間保持中立。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內瓦會議承認的越南國家統一的權利，已為美國的軍事干涉所剝奪，所以，我們不能在正義和非正義之間保持中立。」他既然預設了這個「正義和非正義」的立場，實際上是放棄了中立的立場。
柬埔寨的柴楨省深入南越領土，形似一個「鸚鵡嘴」，距離西貢最近處只有幾十公里，西哈努克默許，使越共在這片的地區建立總部和後勤基地。而中國又幫助開闢了連接磅遜港和鸚鵡嘴地區的一條長約二百多公里陸上運輸線，起先中國的供應物資大多是從海上運到磅遜，然後通過這條線路輸往越南南方的。但從一九六六年起，美國加強了海上封鎖，迫使北越開闢了大部分在寮國境內的「胡志明小道」。
那幾年，西哈努克反美的心火，愈燒愈旺，一九六五年竟走到與美國決裂的地步。那年五月初，美國《新聞周刊》發表了一篇侮辱他和他的母親的文章，說王后「愛財如命」，而且「經營妓院」；與此同時，美國空軍轟炸鸚鵡嘴地區，幾十名柬埔寨平民被炸死。五月三日他一怒之下，就決定同美國斷絕外交關係了。
第二章、我的家世和參加革命
22、我的家世
我叫周德高，又名林木，一九三二年出生於柬埔寨馬德望省思維即村。父親是從廣東揭陽縣飄洋過海來的農民，在那裡當修築鐵路的挑土工，就這樣落戶下來了；外祖父是本地的華人，外祖母是柬埔寨人，因此我有四分之一的柬埔寨血統。家門前就是那條從金邊通往馬德望的鐵路，鐵路的另一邊是一個大湖，全村和附近的鄉民都食用那個湖的湖水。
記得六歲的那年，思維即村一帶乾旱，湖水乾涸。父母帶著我和弟弟逃荒到菩薩省去。一年之後才返回。八歲時，我進了寺院學校讀柬文，與姨母和舅父讀同班。日本投降前，泰國軍隊佔領了馬德望省，我在寺院學校又讀了一年泰文。泰文與柬文都是拼音文字，容易學會。一年後就會說泰語，寫泰文了。我既懂柬文，又懂泰文，所以到處惹人喜歡。
十二歲的那年，父親把我帶到馬德望城，讓我寄住在永通餅店，當沒有薪水的學徒。從此我就遠離了父母和弟妹，開始了流浪的生活。有一天，東家少爺看我年紀小，要我和他比賽包糖果，結果他輸給了我。他就罵我是「倒掉種」、「電燈炮」，意思是個土裡土氣、不華不柬的鄉巴佬。我很生氣，於是我決心離開。
我轉到對面水果店黃伯伯那裡做事，每天清晨五時左右，就趕牛車到十幾公裡外的柑橘園去摘柑橘，摘滿一車，就趕回馬德望城裡；柑橘季節完了，西瓜、紅毛丹……季節又來了。每年春節，他都送我一套新衣服。我幫了黃伯伯兩年後，又轉到黃明強的雜貨店打雜，每天要下河邊挑幾十擔水，那時馬德望和曼谷間用電報報告金價和匯率，黃明強發現我懂泰文，可以幫他賺錢，他沒有收到電報時，就讓我去偷看別間店的電報。
這些日子，我認識了不少朋友，經常一起到體育會去唱歌、跳舞、打乒乓、打彈子。我打彈子的技術很好，幾乎沒有敵手，被別人稱作「彈子王」。有一天我和朋友玩得很開心，晚上回店，門剛打開，我頭上就狠狠地受了一擊，老闆破口大罵：「他娘的，我四處找不到你，你死到哪裡去了？」接著把一封電報拋過來，我接過電報，喉嚨哽住，未讀出聲，淚水已濕透了電報紙。
第二天，我向老闆辭工。他惡狠狠地說：「好！先把你預支的七十二元錢還我，否則做足這七十二元的工，才能走。」我心中悲憤交集，心想這區區七十二元，只要我到電報局偷看人家一封電報，一筆交易就不知要賺多少個七十二元……。我昨晚還以為他會不計較，會讓我走；我也就開始懂得什麼是「老闆」了。
我去找父親的一位姚姓朋友，他是個苦力工人。我跪在他面前把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他，他摸著我頭上的大包，搖頭嘆氣。他進去跟他的老闆說了幾聲之後，出來交給我七十二元錢。我說：「姚叔叔，今晚我去那裡睡？」他想了一下，又拉著我的手，帶到一間兼賣瓷器的雜貨店。店主也認識我，答應僱用我，月薪二十六元。我不知該怎麼感謝姚叔叔。到了新店，除了一天三餐，我一分錢也不花。三個月後，我就將七十二元歸還給姚叔叔。
不久，泰國把馬德望等省歸還給柬埔寨，法國又恢復了殖民統治。從馬德望到泰國邊境城市波比，商品要經海關才能放行。老闆要我兼走海關辦通關。海關的文件用法文，公務員大多是越南人，他們不懂柬語，我只會幾句洋涇浜越語，就靠這點交流，我與他們建立了私人友情，明碼標價地給他們應酬費，他們為我辦事就特別快。
我們這間店能通關，便利了客商，老闆的生意做得火紅。我又把張三、李四、王五的貨合在一張通關紙上，收三張費用，只付一張應酬費，兩張錢進我的口袋。老闆滿意，顧客也很滿意。有時還給我額外的小費。我打了一年多任務，就積了一筆錢。
23、進學校讀書
有一天工作較閑，我坐在店門口，那是學生放學的時間，見隔壁店的兩姐弟放學回來，穿著整齊的校服，背著書包，手拉手，又說又笑，真是羨慕極了。那年我已經十七歲，連一個漢字也不識，難道要等到將來結婚生子才去讀書嗎？這一晚，我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晚上，我去見黃伯伯，希望他能讓我寄住在他的家，白天讓我去讀書，放學回來做家務，晚上到市場去收拾水果攤檔。星期六、星期日不上學，就到柑桔園去摘柑桔。黃伯伯答應我的要求。
到學校去報名，老師們見到我已經十七歲，就要我試讀小學三年級。第一天上課，全班我最高大，所以坐在最後的一排。老師讀著：「國旗掛起，青天美麗……」我一路跟著讀，一路用柬文注音。
放學回來，料理家務、煮好飯菜，先送去給在市上的黃伯母，自己吃剩飯剩菜，洗了碗又到市上去幫忙，十時左右才收擋，然後坐在街燈下溫習功課，先按柬文注音讀熟之後，再來識中文，一個一個地死記下來。他家子女多，又堆滿了水果，我只能睡在屋外的石階上。沒有蚊帳，就用藤席捲起來睡，頭部頂住牆壁，腳用水布包起來，活象一條大粽子。
第三天的算術課上，老師手拿著藤條，往桌上一拍，厲聲叫道：「周德高，上來！」我走到她面前，她翻開我的簿子說：「你看，沒有一題做對的。」她命我把手伸出來，啪啪啪三下。我的眼淚直流，倒不是被打痛了，而是悲憐自己的命運。有錢人的孩子像我的年齡已經做夫婿了，可是我連三年級的算術都不會做。
第一段考，全班三十八人，我倒數第二名，我一輩子都記住這個恥辱。第二段考，我從頭數來排第二名。期末考試就得了第一名。從此一路保持在第一、第二名之間，成為學校的優秀生。我自學學會了查字典，不認識的字就查，因此對課文的理解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
校長就住在隔壁樓的樓上，他每天看到我坐在街燈下溫習功課直至深更半夜，夜夜如此。於是向校董會要求讓我交半費，並獲得了批准。從此我在學習上一帆風順，還被選為學校風紀隊總隊長、籃球隊隊長、銅鼓樂隊的鼓手，一生快樂，莫過此時。
第二年升四年級，上半年很順利，下半年黃伯母難產致死，黃家措手不及，兒女未嫁娶，內無人照顧，外無人打理，黃伯伯執意要我幫他的忙。可是讀書已經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已經十七、八歲了，再不能為一時的同情，而毀了自己的前程。
我又去找姚叔叔，姚叔叔找了一個林伯伯商量，林伯伯與幾個好兄弟都是單身漢，租了學校後面的房子住，白天打工，晚上才回來。林伯伯同意我住在他們的房子的一條走廊上。我買了一個土鍋，早晨起身時，放一把米一個蛋一起煮稀飯，吃好去上學。中午放學回來，同樣一把米一個蛋。下午放學回來，先去挑水，把水缸裝滿。然後打籃球。回來又是一把米一個蛋，每天三餐就是這樣過。我終年吃稀飯，體育運動強度又大，但沒有影響身體的發育。每兩周回家一趟，吃媽媽煮的飯。我回家除了要是米，還要劈夠兩個禮拜用的柴。
可是不久，林伯伯要結婚了，完婚後要搬到他太太的家鄉去住，因此年底就不再租這個房子了。我已是小學五上的學生，離畢業只有一年半的時間。我的級任老師——陳樂之先生，發現我愁眉苦臉，心事重重，就找我談話。我全盤向他托出，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不要急，等我想想辦法」。
第二天上午，陳老師把我叫去，他的姐姐也在。他說：「德高，你是個好學生。我們姐弟還有一年的聘期，我們不忍心看你失學。因此我們兩人決定幫助你，你就搬到學校來寄宿，這一年內我和姐姐幫你付一半的伙食費。另一半，你去幫廚師方叔叔做工，放學後到廚房來幫忙。能幫什麼就幫什麼。」方叔叔很看得起我，知道我和他的侄女要好，也很高興！所以我開口要求減免一半伙食費時，他爽快地說：「別人我不答應，但對你特別，沒問題。不過你要落力幫我觀前顧后。」
從我懂事以來一直受苦，因此很珍惜機會。我搬到學校來寄宿后，每天除了打掃校內校外的清潔，還主動清洗廁所和廚房周圍的環境。學校和老師都很滿意，方叔叔他們也滿意。我自己也高興！這一年，只要學校舉辦遊藝晚會，我就粉墨登台，有時男扮女妝，有時出演丑角，有時還會跳舞，樣樣都來一手，常常得到觀眾的掌聲，學校也籌到一筆善款，所以就對我特別優待，准於免費入學。
一年過去，陳樂之老師和他姐姐的聘期已滿，馬上要與我分別。方叔叔也不再承包學校的廚務。學業只剩下半年，但失去了恩人的幫助，前面的路有登天之難。我在家是老大，老二去投靠叔父，三個妹妹窮到連柬文都沒讀過，最小的弟弟才學走路。我還能向父母要個什麼呢？我回到家，向父母表白了心愿，然後就呆坐在門前的樹下……抬頭看見一個全身赤裸的高棉孩童在放牛，心想與他比起他來，我的命運還要好得多了……
還是母親疼我，她看見我苦思與流淚，也心如刀割。她提醒父親：「你不是說阿強叔也在馬德望市開店嗎？」阿強叔叫曾合順，原來也住在思維即村，後來搬到別的地方，生意做得順利賺了錢，在馬德望開了個雜貨店，生意還做得不小。父親叫我擦乾眼淚，他匆匆地到湖邊洗個澡，穿上衣服就帶我到馬德望市。自從我懂事的十幾年來，只見父親從來都是一條黑短褲，一件灰色上衣，一雙輪胎底鞋。
下了火車，父子倆直奔曾家去。父親開門見山地對曾伯伯說：「強兄，犬子說他再讀多半年書，小學就畢業了。我無本事，現在學校給他免費。我求你給幾粒飯他吃和住，不上學就幫個忙，只打擾你半年。希望你能成全成全他。」曾伯伯居然也就同意了。
24、小學畢業謀職
從上三年級到小學畢業，前後四年的苦樂人生，刻骨銘心。畢業前，我就四處託人找工作，剛好有一間新開收購穀米店要請人稱穀米，我就去應了職。畢業典禮后的第二天，我就到離馬德望六十公里的「吾哥比里」去上班，老闆姓鄺。穀米季節一過，鄺老闆又購進一座小型的碾米廠，我便在那裡學會裝修碾米機。不久，老闆又把這間碾米廠賣給別人，廠子搬到離馬德望三十八公里的「添磨古」鎮。
新老闆是廣肇人，也姓周。他與金邊的穀米商有生意往來，有幾輛汽車運載穀米，還出租拖拉機給別人開荒耕地。我很受重用，負責帳目往來和薪金髮放。但我更喜歡動手，汽車有了問題，就跟著大師傅趴到車底修，弄得油頭垢面，管賬先生就象一個小雜工。很快。我還學會了開汽車和開拖拉機，還學會騎馬。周老闆視我如親身兒子，有一次派我到金邊領取十五萬現款，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字。
不幸，父親病了。在馬德望求治無效，不得不到金邊中華醫院去求醫。父親到柬埔寨后，一直勞碌，當了修鐵路的工人後，就為人當跑腿，收入微薄，幾十年住的是那間茅屋，離不開那個小村落。我趕到中華醫院見到了父親，他說他的腸胃不好，面色很不好，住在免費的病房，喝的是中藥。一個月後，父親就去世了，我又趕到金邊送殯。父親的一生命苦；而我十二歲起，就離開他去闖蕩江湖，至今也沒有闖出個名堂來，有時會獨自傻想：莫非是他的命運也傳給我了嗎？
無父兄為長，父親的死，留給做兒子的我，是悲傷；而留給做長兄的我，是無奈。我根本無法負擔母親和弟妹的生活。幸虧弟妹都長在農村，母親又是個意志堅強的婦女，養了幾頭豬，維持了最基本的生活，又帶著幾個十多歲的妹妹，收買禽蛋到城裡賣，賺些零用錢。要說父親的命苦，母親的命就更苦了，中年喪夫，撫育子女，真是難為了她。
大概是一九五三年的一天，幾個同學從馬德望專程來看我，要動員我回馬德望籌備成立「體育會」，說是要以成立籃球隊，辦夜學輔導班和文藝小組的方法，團結社會上的青年男女，把過去的同學和社會青年組織起來，為社會作事。他們說只要我點頭，他們回去后就幫我在馬德望找工作，我的心動了。

25、參加《棉華日報》工作
我二十一歲時（一九五二年）才從馬德望僑校的小學部畢業，後來在馬德望地區做事時，中共地下組織假以籌組成立「體育會」為名發展組織，讓我讀了許多象《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這樣的左傾書籍，於是我就不知不覺地進入了它的外圍團體，還結識了馬德望地區華僑領導人張東海、和來自越南的抗法人員蔡抗生等人。
馬德望原來就有「馬華體育會」、「青年會」、「精武會」這樣的華人社團，我們成立的叫「群星體育會」，發起人是馬德望僑界的活躍人物，活動內容非常豐富，而且還有互相幫助的風氣，使青年們感到集體的溫暖，因此會員反而比那些老組織多。社會各界慷慨贊助，事業辦得有聲有色，在僑社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九五六年，馬德望僑黨組織推薦我到金邊去參加剛創辦的《棉華日報》工作，從此我在《棉華日報》工作了整整十二年，從一個翻譯，成為記者、又提升為記者組長、最後成為代理社長和報社經理。一九五八年中國和柬埔寨建交以後，《棉華日報》又成為事事聽命於中國大使館的宣傳媒體。我出身貧苦，為人熱忱，對黨忠誠，願為共產黨赴湯蹈火，因此中國大使館對我極端信任。
中柬建立外交關係后，大量僑胞申請探親簽證；由於僑社中還有一些人親國民黨，而我對柬埔寨僑社的情況相當熟悉，大使館就將「辨別敵友」的工作，交給了我一個人。我就以記者的身份到各地調查。雖說審批簽證的權力最後是在大使館，但我掌握了「首批權」，大使館是根據我的調查報告作決定的。
在六十年代初，柬埔寨和中國的關係很好，西哈努克經常訪問中國，而且還把兒子送到北京去讀書。在這種友好的環境下，《棉華日報》自然也就辦得有聲有色。因為柬埔寨華僑中潮州人很多，廣東潮劇團由北京市副市長王崑崙帶隊，於一九六〇年冬來柬埔寨訪問，在金邊演出潮劇《蘆林會》，王崑崙寫了一首「三娘怨」的長詩發表在《棉華日報》上，他的文採給《棉華日報》增添了顏面，爭取到了許多新讀者。
我擔任報社經理后，做了幾件事情。一是，因為排字的延誤，報紙長期不能及時付印；為此我改變了排字人員的輪休制度，使排字排版效率大大提高，每天都能提早付印，提前發行，使報紙發行量從七千多份，一步增加到一萬一千份。四十多年前，海外能有這樣的宣傳效果，令人驚奇。為進一步擴大發行量，我又籌劃購置自動印刷機。六十年代，柬埔寨華僑社會心向祖國，城鄉僑校都「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雷鋒同志」，這些「成就」都是與《棉華日報》同仁的努力分不開的。
越南戰爭激烈進行之時，文化大革命也開始了，左傾思潮也就泛濫到外交工作和僑務工作中來，原本親華的西哈努克開始向右轉，一九六八年他封閉了「柬中友協」，我們《棉華日報》發表了一份北京的「中柬友協」致金邊的「柬中友協」的賀電，電文調子極高，觸動了西哈努克的神經，他下令封閉全部外文報紙，從此結束了柬埔寨自由辦報的歷史，當然也就葬送了我們的《棉華日報》。
當時，一些右派團體想發動學生來搗毀報社，情勢非常危急。我決心帶領同人保衛報社，思想上有與報社共存亡的準備。記得小馬兄弟對我說：「不能同年生，但願同日死。」今天，我雖然已經與中國共產黨決裂，但每每回想起這些鬥爭的往事，心裡還是很亢奮的。畢竟，年輕的時候，我還是一個有血性的人。
報社被封時，柬埔寨政府政治部派出警力，阻止我們寄發印刷品。小馬駕車衝出警戒線，將告讀者通知寄發到各地。因此，特警局起訴小馬，說他企圖撞死執勤的警員。我疏通了法官，結果不但沒有抓人，而且判了無罪。警方要把他送到磅通省的薄波瘧疾區去，然後再將他驅逐出境。我又和一些僑領到磅通省去疏通省長，省長說：「省府缺人，就把馬先生調到省府來工作吧。」這樣才把問題化解了。
後來，我向一些僑領借錢籌辦了「四海事務所」，為僑社服務，又兼做旅行社的生意。我的青年和中年時代，是在革命的狂熱中度過的，妻子和幼小的兒女，都成了革命隊伍的一員，太太是《棉華日報》的司賬員，後來又是進出解放區的聯絡員；女兒機靈沉著，八歲就為我送信到大使館，一家人都獻身革命事業。
第三章、中共與柬共連手製造革命高潮
26、柬文《人民報》
一九五五年，人民黨在金邊出版《人民報》，報頭是犁田的農具，象徵它是一個農民政黨的喉舌。高明是報社的領導，「人民黨」的公開領袖努波潘出任社長，從留法學生錢金安是它早期的編輯。《人民報》報社事實上就是人民黨的黨部，也就是柬共公開活動的門面，所以農順和朱傑都在報社參與工作。
《人民報》在柬埔寨基層民眾和僧侶中間受到歡迎。那時，我們華文《棉華日報》也剛剛起步，我從馬德望到金邊參加《棉華日報》工作，也就開始與《人民報》負責人有所接觸。我最先認識它的努波潘，通過努波潘認識了高明，並曾經與他長談不止十次。
高明是一個中等身材的青年人，豪爽而熱情，交談中總是謙虛地說，「這是我的認識，不知兄台您的見解如何？」從來沒有強加於人的感覺，每次和他握手，總有血息相通的感覺。高明是抗法時期的柬共幹部，領導青年工作，一九五一年帶領柬埔寨青年代表團到東柏林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路過北京時見到過毛澤東，一九六○年他進入柬共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他與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等人開始開闢根據地。
人民黨是一個戴著「紅帽子」的政黨，而經濟上又非常困難，辦報的條件非常惡劣，社長、總編輯、排字部都擠在一棟木屋裡。《棉華日報》比較寬裕，於是我們給了《人民報》許多幫助。他們經常派人來借我們用過了的照相製版，後來怕當局誤會，他們的製版、紙張、油墨的費用，就乾脆由我出面支付，他們拿了收條去取貨。
一九五五年競選時，錢金安被捕坐牢三個月。一九五八年，努波潘被當局暗殺。頂替他的農順又被當局逮捕，而且還以叛國罪判處死刑（后改判終身監禁）。朱傑又頂了農順的空缺，接著朱傑也被抓起來了，《人民報》不得不宣告停刊。面對這些血腥手段，越南方面為了顧全與西哈努克和諧局面，還堅持要杜沙穆克制忍耐。農順和朱傑都是柬共的忠勇之士，進城后一度擔任要職，但在整肅中與高明一起死於波爾布特之手。
我還見到柬共名人塔莫（原名切春），他在《人民報》排字。他是馬德望人，與蔡抗生是抗法時的戰友，在馬德望的時候，蔡抗生就帶我去認識了他。外傳他是留法學生，其實只是一個略有文化的粗人，樣子很象農民。他是冷靜沉著，不隨便說話的人，他後來的地位很高，也不是偶然的。據說他與朱傑、農順等人的關係都很不好，後來回了馬德望。一九六二年，我到馬德望去調查土地情況，還專程去看了他。
一九六三年起，他就擔任柬共中央委員，接著進入叢林。一九七○年政變后，林光在西南「解放區」見到他，他首先打聽的就是：「阿抗（蔡抗生）在哪裡？」其人作風強悍，治軍有方，進城後主持西南大區工作，一九七八年率部鎮壓東部大區叛亂，十一月初擔任柬共「中央常委」，僅居波爾布特和農謝之後。九十年代盤踞柬泰邊境期間，因立場死硬而取代宋成，擔任柬共殘餘軍隊的總參謀長。柬共瓦解后長期拘押在金邊監獄，死於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時年八十歲。
27、中國大使館的「二王」
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上，西哈努克和周恩來一見如故；但是柬埔寨與中國的外交關係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建立，拖了幾年的原因是東南亞國家都追隨美國，對中共採取抵制的態度。那時中共為打開外交局面的努力也非常不順利，能在反共情緒強烈的東南亞國家中打開一個缺口，就更不容易了。而中國大使館既要處理國與國的事務，還要處理黨與黨的事務，也就是為「世界革命」出招，因此駐金邊大使館長期是以情報部門為主導的。
柬埔寨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可是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的幹員卻有很大的來頭。五、六十年代商務參贊先後是王潤生、王樹仁，因此我就稱他們「二王」。他們都是北方人，知識分子出身，非常有涵養，我很佩服他們，心目中把他們當作共產黨員的典範。七十年代，王潤生擔任中國外貿部部長，王樹仁擔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駐廣州辦事處的負責人，那時國內的幹部晉陞非常緩慢，他們能達到這樣的高位，說明原來的地位就很高。
一九五九年，金邊——廣州直航開通，柬埔寨王國國會秘書長西索瓦•波拉西親王率領議員代表團參加首航典禮，我則以《棉華日報》記者身份參與其事。當晚，廣州舉行酒會歡迎柬埔寨貴賓，波拉西講話，王潤生命我即席翻譯，效果很好。會後波拉西邀請我隨團去北京活動，我請示王潤生，他對我說：「這樣不好，會暴露你的身份，你還是隨機返回，我們會另外安排翻譯的。」
中蘇交惡的六十年代初，王樹仁先生接任商務參贊，他為人非常有親和力。有一次酒會，我也去採訪，他悄悄地對我說：「你真是一個柬埔寨通啊！」話中既有玩笑的口氣，也有讚揚的味道。當時我還年輕，記憶力很好，大使館搞不清的柬埔寨政界人事，就常常來諮詢我，所以我才有「柬埔寨通」的聲譽。雖然「二王」都對我非常信任，具體的工作則是由一些「一秘」、「二秘」來安排的。
一九七七年，我們全家回到北京，我向中調部彙報柬埔寨情況后，在廣州等待派遣，有一天在東山百貨商店門前見到他坐在一輛吉普車上經過，我向他招手，他也向我回招了手，但沒有停車，就駛過去了。後來才知道他在中央調查部的高級職務，我想他在廣州的工作是負責向海外派遣人員的。
七十年代末，文革已經結束，中共內部極度渙散，世界革命的希望完全破滅，加之財政拮据，我和妻子被派到香港，實際是掃地出門，在工廠做苦工。而中調部基層面又充斥著刁民潑婦，我們的孩子在中調部招待所備受他們的虐待，我忍無可忍向香港組織遞上了一份退黨書，負責人讓我回廣州接受領導的召見。
這次竟是王樹仁和夫人親自出面，王樹仁是一個高佻儒雅的知識分子，他太太瘦瘦的，戴一副眼睛，過去在金邊時我也認識她。王樹仁對我說，在柬埔寨期間，他是負責領導大使館工作的，這也是告訴我，過去我曾經是他的下級，他希望我留在黨內，繼續為黨工作。這時我對共產黨已經完全失望，還是婉言拒絕了，只敷衍答應做一些「愛國的事情」。我想，他了解我的英勇鬥爭的過去，也了解中調部內部的亂局，是不會太怪罪我的。
我一度想經商，於是又到北京活動，而王潤生先生已經是中共的「外貿部長」，心想他或許能念舊情，給我一些機會。在外貿部的接待室，他讓他的一位秘書出面告訴我，王部長還記得我這麼一個人，但做生意要靠自己找關係，王部長愛莫能助。
對「二王」先生，我非但沒有私人的惡感，相反還很敬重他們。我說他們的事情，只是想說明中共對柬埔寨的重視，後來我才懂中共的中調部是凌駕於中國的外交部之上的，所以他們才是中國大使館最重要的人物。
28、破獲台灣特工謀害劉少奇、西哈努克案
   在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年的十五年間，是柬埔寨社會的太平年景，也是西哈努克與中國的蜜月時期，他曾經四次訪問中國，周恩來也曾於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年兩次回訪柬埔寨，中國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也於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前來金邊訪問，同行的還有外交部長陳毅和夫人張茜。這個日子，我記得很清楚，因為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幾乎所有關於柬埔寨歷史的書，都提及這件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背後。
劉少奇來訪的消息傳出后不久，在親國民黨社團中的卧底獲悉，台灣在柬特工張達昌要在車隊從波成東機場到金邊市的途中，引爆烈性炸彈，謀害劉少奇、王光美、西哈努克和母后西索瓦•哥士瑪。那位卧底在完成任務后，就回國了。
於是，大使館一秘毛欣禹召集洪德、翁春和我三人來破獲這個陰謀。毛欣禹要我用柬文寫了三封匿名舉報函，分別寄給安寧部、國防部和很忠實於西哈努克的王室管家麥胡將軍。信紙上不留指紋，字體也略加改形，並從乃良方向的「見檖」郵局寄出，大使館領導人預料王室不會大意。
每逢星期六，西哈努克都在王城內接見平民，聽取民眾的申訴。信發出后第二個星期六，我也去王城採訪，麥胡將軍遠遠看見我，就招手讓我過去。他是一個粗人，開口就問：「記者，你老實回答我，你知不知道一個叫『國民黨』的人啊？」我裝傻搖搖頭，麥胡罵道：「□□東西，沒有用，走開去。」周圍的警衛人員，一齊捧腹大笑，他顯然已經收到了我的信了。我經常在國會走動，國會的警員也來問我：「怎樣才能識別誰是國民黨的人？」這證明安寧部也展開調查了；僑領楊傑先生也從參謀部的朋友得知，軍隊也開始調查了。
大使館又令我偵察炸藥埋放的地方，從波成東機場通往金邊市中心的一路上，我逐屋查看哪些房屋下面可能挖地洞，然後再到屋子後面觀察形跡。一天，終於發現有一處臨街的租房嫌疑很大，其中有一間離馬路只隔了不到兩米的人行道。我就帶著太太一起去，裝著要租房子布置新房，在與房東的對話中，套出一個中年戴眼鏡的中國人住在那間屋，那人有縫過針的兔唇裂痕，他白天不在，晚上才回來。根據這個面貌特徵，判定此人就是張達昌。
那時，在我們這樣的一些積極分子的幫助下，中國大使館幾乎已經成為柬埔寨的「國中之國」，它調動華僑社團，把金邊國民黨分子的舉動，全都置於監視之中，連隱藏炸藥地方，也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最後，大使館又通知我們提早下手，以防不測。有一天一個同志來通知我，要我在傍晚六時二十五分前，到乾隆街高棉舞廳去糾纏張達昌，與他動粗，把事情鬧大，然後將他扭送到警察局去。
到時，張達昌果然出現了，他右手摟著一個舞女出來，然後走向泊在不遠的德國名車，他打開車門讓舞女坐在一旁，他親自駕駛車，而我開的是一架老舊的摩托車，那時我年輕機警，馬上認清車子顏色和牌號是 23786（這個號碼，我至今記憶猶新）。他的汽車一開動，我的老摩托車就不管紅燈綠燈一路苦追，可是距離越拉越遠，追到中華醫院附近，再也見不到他的車影。我走進中華醫院去借個電話通知我的同志。
我告訴他們，張達昌車上有一個舞女，他肯定是去尋歡了。他的汽車朝南沿莫尼旺大道向鐵橋頭的方向開去，那是個多叉的路口，他可能右轉到宋仁只去，那裡有很多出租一兩小時的房間，他也可能一直往大金歐的方向，在龍眼園一帶，也有出租房間，他同樣有可能往左拐彎跨過鐵橋到小白馬或小香港一帶，那裡有更多的臨時房間出租。同志們聽完后，說我們知道應該怎做了，明天早上老地方見。
這一夜晚，我未能入睡。第二天和同志們碰頭，大家都眼睛紅腫，都是一夜沒睡好覺。老友告訴我，他到處搜索張達昌的蹤跡，最後在小白馬發現張達昌的汽車。通知了警方四面埋伏，第二天早上才去敲門，將他扣上手拷帶走，其它涉案的人也在當晚統統落網。後來警方發現那間租房裡已經挖好了地道，如果不及時破獲，劉少奇和王光美可能死定了。
29、柬共建立叢林基地
西哈努克在外交上反美親中，在國內則實行高壓政策。努波潘被暗殺，農順被監禁，蕭興變節，杜沙穆失蹤……，使柬共活動分子數量大幅下降，鬥爭一籌莫展，前途非常堪憂。一九六三年二月下旬，柬共在金邊召開了時僅一天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只有十七、八個人到會，但這次會議作出了效法毛澤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決定，選出了波爾布特、農謝、英薩利、蘇品、塔莫、莫森巴、溫威、宋成八人組成中央委員會，前四人擔任常委。
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高明、倪沙良、溫娘（朱傑的妻子）等，先後離開金邊，去投靠設在柬越邊境叢林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總部，它位於桔井省南部仕倫正南三十公里處，越南一側的一個名叫「塔墨」（Ta Mot， 蕭特誤作Ta Not）的小村莊。第二年，他們在附近建立了代號為「一○○辦公室」的基地。
一九六三年初，「天才的政治家」西哈努克公布了一份列有三十四人的左翼人士名單，據說耿萬薩、周成、胡榮、符寧、喬森潘、沙絡紹、英薩利、宋成、謝安、錢金安、朱傑、薛青等都在其列，這無疑也把柬共進入叢林的過程大大地加速了。但在開頭兩年中，他們都被瘧疾和營養不良折磨得死去活來，根本無法開展任
何工作。後來，波爾布特他的一批同事、學生也陸續走進叢林，人數增加，開始形成了力量。
但又正是在這一段時期，西哈努克表現了「向左轉」的反美激進態度，一九六三年他拒絕接受美援，一九六五年他又宣布斷絕與美國的外交關係，而且還默許了越共在柬埔寨境內的活動，越南方面得到了這些方便，自然希望柬共能夠配合維護這個局面。這當然就使進入叢林的柬共感到非常困擾，是否應該繼續開展反對西哈努克的武裝鬥爭？一九六五年一月柬共中央會議決定開展武裝鬥爭，而且決定波爾布特去河內訪問。
30、波爾布特去河內和北京
一九六五年四月初，波爾布特和高明出發前往越南北方，他們徒步跋涉胡志明小道，翻越崇山峻岭，六月中才抵達河內，他們見了謙虛的胡志明幾次，但大多是與陰私而官氣十足的黎筍討論工作。在河內期間，波爾布特還花了大量時間研究印度支那共產黨的歷史文件，他說越南方面許多不利於柬埔寨革命的觀點，是自從印度支那共產黨建立以來就有的，越南人從一開始就想控制寮國和柬埔寨的共產主義運動，就想建立一個一統的印度支那國家。
波爾布特說在他同黎筍舉行過十五次會談中，黎筍反覆對他說「如果沒有越南的幫助，柬埔寨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完全的獨立自主，越南也不例外」。而在同胡志明的三次談話中，胡志明也屢次說「越南革命的成功，必須在中國革命成功之後」，意思無非是「柬埔寨革命的成功，必須在越南革命成功以後」。這些不投機的談話，使他對越南人完全喪失了信賴，因此他向越南方面提出到中國去訪問的要求。
波爾布特是在十二月底到達北京的，高明因病在河內留治。接待他的是鄧小平，但具體與他會談的是彭真，劉少奇也接見過他，他住在頤和園附近的「亞非拉培訓中心」。他記得彭真讚揚他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波爾布特也讚揚「毛澤東思想是當代的馬列主義」，中共對小國小黨常常不惜贈以「偉大的」讚揚，肉麻但效果良好。幾個月後，彭真、鄧小平、劉少奇相繼倒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已經在密鑼緊鼓中，波爾布特也注意到中共高層的不安情緒，他儘管沒有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但與陳伯達、張春橋有了接觸，這些文化革命的旗手們甚至表示願意給予物資援助。當波爾布特離開中國返回柬埔寨的時候，他已經接受了巨大的鼓舞，心悅誠服地擁護中共的路線。
一九六六年二、三月間，他從河內啟程回歸，四個月後才到達祿寧。因為越南戰爭的擴大，越共南方局基地從塔墨東移到祿寧的密林中，兩地相距僅十餘公里。九、十月間波爾布特在祿寧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會上秘密決定將「柬埔寨勞動黨」的名稱改為「柬埔寨共產黨」，這是追隨「中國共產黨」的一種表示。會上明確了準備武裝鬥爭路線，後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失敗和大批被屠殺，更堅定了柬共搞武裝鬥爭的決心。這次會議的另一個重要決定是，把「一○○辦公室」搬到臘塔那基里省，為的是脫離越南方面的控制。
在祿寧期間，波爾布特曾經通過河內致信中共，表示將全面發動武裝鬥爭，越南方面拆閱了這封信，擔心這將破壞越南與西哈努克的關係，中斷通過柬埔寨的戰爭物資輸送。於是河內方面派阮文靈在越南勞動黨南方局基地，勸說波爾布特顧全大局，暫緩發動「人民戰爭」的計劃；波爾布特提出支持武器的要求，當然更被一口拒絕了。
31、臘塔那基里
臘塔那基里省在柬埔寨的東北角，越共已經在它的東部地區盤踞多年。它與上丁省和蒙多基里省，佔了柬埔寨兩成多的國土，但只有十萬人口，而且幾乎都是少數民族。臘塔那基里在北緯十四度線南北，胡志明小道中止在它的東北角；它的東面就是亦稱「中央高原」的越南嘉萊省，那是越共的重要基地，也是越南戰爭激戰是戰場。
英薩利、宋成、倪薩南等人先於一九六七年夏天到達臘塔那基里，他們在一個叫「安當密」的小鎮以南十公里的密林中，建立了「一○二辦公室」，後來又在鄰近的密林中建立了一個新的「一○○辦公室」。十一月間波爾布特來到那裡，次年夏天喬奔娜麗、喬蒂麗姐妹和宋成的妻子云婭，從金邊趕來與夫婿相聚。那時英薩利、宋成、倪薩南分別擔任臘塔那基里、上丁、蒙多基里三省的柬共省委書記。
但是，「農村包圍城市」並非容易；反而倒像是「革命精英們」的自我隔絕。一到臘塔那基里，瘧疾就使他們就陷入困境。幸好一位叫「達良」的部落酋長同情他們，才募集了一百多名少數民族青年，組成了一個警衛團。宋成是一個幹練的書生，他把這些淳樸的山民訓練成了能夠戰鬥的軍隊，從此他有柬共軍隊創始人的名聲，而且長期擔任柬共軍隊的總參謀長，一九七五年柬共進入金邊，他又擔任「民主柬埔寨」的國防部部長。
但這幫留洋學生不通世故，卻又好事衝動。據說不久后就組織山民集體生產，想恩賜給他們共產主義的生活方式。於是與少數民族又發生對立，種下了後來山民部落叛投越南的根由。後來達良也與柬共反目成仇，他認為「紅色高棉」是一群過橋拆橋的人。
波爾布特從中國回來，更加熱中於「暴力革命」，而且學到了「人民戰爭」這個新名詞。但是他的一廂情願套在一個「西哈努剋死結」中。為了這個西哈努克，不僅越南人反對他發動武裝鬥爭，而金日成還是西哈努克的好朋友；周恩來與西哈努克的關係更情同父子，中國的左派書生陳伯達、張春橋的高調，根本不可能得到周恩來的實際支持。故而，等待越南奪取戰爭的勝利，對大家來說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忍耐」。
從一九六七年開始，柬埔寨各地的確發生了一些騷亂，但波爾布特幾十年後說，他組織領導了「全國性起義」，到六十年代末柬共已經有了三萬人馬。其實，那無非是這裡打死一個警察，那裡奪到了一桿步槍；波爾布特不是在鼓動，而往往是在勸阻。他如果真有三萬人馬，何必還要躲在臘塔那基里深山老林里？他說柬共擺脫了越南的控制，其實柬共事事依靠越共，他根本沒有違背越南人意志的可能。
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歷史，不難發現一個規律，那就是「比賽革命」，而且指責別人「不革命」，乃至「反革命」。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對俄國人懷恨在心，說斯大林不要他渡長江；而俄國人又懷恨德國人，說第二國際反對暴力革命……。因此，波爾布特指責越南人不許他們搞武裝鬥爭；而黎筍又說毛澤東勸他們與美國講和，就都不是什麼新鮮奇怪的事情了。今天，共產主義煙消雲散，它們就統統成了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