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訴求，就沒有光榮

顏昌海 鳳凰播報
2011-02-02 11: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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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有人從經濟方面分析，談到社會穩定時，說美國社會之所以穩定，是因為美國的中產階級佔多數，其經濟結構是一個橫放著的雞蛋，只要固定不滾動，就非常穩定。而中國經濟則是一個倒置的金字塔，富人少而擁有巨額財富，窮人多而財富少得可憐，中產階級沒有形成，所以要想維持其穩定，就要花很大的代價去支撐，否則那個倒金字塔就會轟然傾倒。因此十年來中國每年的維穩費用一直狂漲，到如今已成天價，超過每年的軍費。

這些年，中國也有學者提出，中國要穩定，就要建立龐大的中產階層，並將此構想稱為「橄欖型社會」。然而放眼望去，這些年中產階層的人員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在減少。原因雖是多方面的，但僅從日益惡化的自然環境、生活環境、社會環境考慮，人們有了錢，就會想方設法的移民，所謂的「橄欖型社會」還是一廂情願的夢想。

由於前年金融風暴的影響，加之剛剛過去的2010年的「漲」聲一片，使更多的人陷入貧困的沼澤地不能自拔，貧富懸殊也越來越大。真正富有的，還是那些中、高級官員和有官方背景的少數人，由於0.4%的他們掌握著70%的財富，人們稱之為「點四們」。

2010年，有報道稱中國的GDP躍居世界第二，超過發達的日本，有人在網上呼籲大陸應還賦予民，既然國家富有了，就應該還富予民，不該讓人民總過這種艱難困苦的生活。

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非常離奇，而且中國老百姓往往「被中產」。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一個階級還在襁褓中嗷嗷待哺之時，就被全世界賦予了承擔中國社會轉型的時代重任，這個階級就是中國的中產階級。在中國，由於「中產階級研究」這個領域有「紅頂子」介入，在國內牽涉到政治上是否正確，在國際社會則涉及到研究者對華是否友好的重大立場，所以中產階級的研究多少變得有點離奇，

離奇之一是中產階級的數量增長被按年份定了階段性指標。2004年時，定下的中產家庭經濟指標是家庭年收入1萬至5萬美元（8萬至40 萬人民幣）左右，以此標準推算，到2010年時中產階級佔中國總人口比例將達多少，於是中國人皆中產。為中國中產階級定指標的機構，既有一些當仁不讓者，如中國社科院這類大陸官府的智囊機構不斷發布各種數據，在《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和預測》指出，當時中產階級人數佔總體人口的15％左右，但以後每年以一個百分點的速度擴大規模，按其預估的「計劃」，到2010年增長為23％。

也有一些外國的諮詢公司，出於至今外人無從推測其詳的原因，對中國中產階級的前景做了最樂觀的預測。其中的代表作是法國巴黎百富勤公司的一項測算。這項測算認為，2002年中國達到中等收入階層標準的家庭為5,000萬個，家庭平均年收入為7.5萬元，家庭平均擁有 31萬元資產。而到2010年，以上數字均將翻番，即達到標準的家庭總數達1億個，戶均收入為15萬元，戶均擁有資產達62萬元。最讓人摸不清的是，該測算的「資產」範圍不明，未說明是否含有房產在內。

至於中產階級買房時付房款是動用全家親屬的援助還是家庭自付，以及中產家庭收支狀況，收入與通脹率的關係，這些並不在計算當中。這種指標只考慮名義貨幣收入的增長，根本不考慮貨幣實際購買力的下降。現在2010年行將結束，如果有人較起真來，要去問法國百富勤公司當年的測算為何如此離譜，猜想這家公司的辯解一定是沒想到後來的房價瘋漲，造成「一套住房消滅了一戶中產階級」的狀況。

離奇之二是：在中國這個民眾政治權利乃至自組織能力都被嚴重剝奪的國度里，中產階級被賦予了推進民主化進程的重大政治責任。一些人不考慮中國的政治制度環境，想當然地認為中產階級數量上壯大之後，就會自然而然地獲得政治權利，並以自身的影響力消解暴民意識，徹底告別在中國有千餘年歷史的暴力革命，最後促使中國和平完成民主化進程。至於民主化的具體過程要歷經何種艱辛（比如要怎樣才能迫使當權者坐下來談判），中產階級要怎樣才能養成參與政治活動所必須的自組織能力並形成壓力集團等問題，不僅中產階級自身無法探討，學界也假裝忘記了「英國光榮革命」是英國紳士與資產階級用「劍對劍」的方式「談」出來的。所有這些研究與預測造成的印象是：只要中產階級隊伍壯大了，民主化進程就會在一片和諧中降臨中國。

對這一理論，中國學界在2005年以前充滿自信。中產階級本人的信心風帆也被這些鋪天蓋地的言論鼓得滿滿的。在那段時期內――當時房價還未瘋漲，中國也處在少見的物價平穩階段，國內媒體上有關中產階級的話題鋪天蓋地，但這些文章並未去討論中產階級要如何才能獲得政治參與權，而是浸淫於討論中產階級應該具有何種消費品味。印象最深的一條消息是某時尚雜誌對北京某外企一位女高管的採訪。那位女高管說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由三個櫃組成：衣櫃是燕莎，化裝櫃是某高級美容中心，餐櫃分早中晚，輪流在幾家高級餐廳就餐。當時看了這文章后，感覺不是這位女高管對「中產」有錯位理解，就是媒體錯將富豪當中產，因為她的生活方式遠非中產能夠企及，只有超級時尚富豪才能親嘗。

隨著中產階級在中國的地位變得越來越不妙，望著那越來越高、不可企及的房價，摸摸被通脹消蝕、日漸癟下去的錢包，再加上外企撤資等因素造成一些中產失業，大多數中產階級成員開始感到自己象撐開降落傘從高空跳下的人，不知道何時才能平安著地。

大約從2007年開始，討論中產階級消費品味的文章從媒體消失，代之以各種中產階級的度日艱難詠嘆調。媒體上有關中產的標題變成了「焦慮的中產」、「一個中產主婦的帳本」，「中產階級的自救與他救」。到2010年，則變成 「中產萬稅」，其惶惑與困頓已躍然紙上。

不過，在中國中產階級疲憊惶惑深感前途渺茫之時，外國一些諮詢公司與學者還在北京的窗戶前多情地重彈舊曲，比如美國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問題學者李成便堅定地相信，「迅速湧現並呈爆炸性增長的中國中產階級將會對中國的發展產生顯著的影響」，代替中國的中產階級闡發歷史責任感。

《南都周刊》發表的「中產萬稅」，描述城市中產階級在日益沉重的稅收壓迫下的艱難生活。與早些時候相繼發表的「今天的中產，明日將無力養老」、 「中國白領壓力重重，中產階級夢或只是夢想」等文相比，這篇「中產萬稅」集中於一個問題，那就是中產階級在稅收方面並不具備任何與政府討價還價的權利。無論是政府開徵新稅種還是重新釐定稅率，中產階級（當然還包括全體國民）都只能被動接受，沒有任何機會對這一事關國民經濟權利的大事發表任何意見。而在民主國家，稅收是重要的社會公共事務，無論是增加稅率還是開徵新稅，公民都有權討論並充分表達意見，最後通過本選區的民意代表國會議員在國會會議上投票表達贊成或反對意見。這就是利益表達與利益博奕的常態化操作。

一個國家如果以追求建立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形社會為目標，不僅是因為中產階級的經濟狀況優於貧困階層，更主要是因為這種社會結構能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建立一種新的關係，這種新的關係模式可以達致社會穩定。道理也很簡單：中產階級普遍受教育程度較高，其權利意識與行動能力普遍居於貧困群體之上。通過中產階級廣泛的社會參與，能夠形成一種健康的利益博奕機制，可以限制權貴的濫權，最大限度地保證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實現。也就是說，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結構，其優勢並非在於其數量龐大，主要在於中產階級的社會參與與政治參與可以使社會成員擺脫對國家權力的依附關係。

現階段，大陸官府很樂於展示中產階級的數量，儘管政府公布的數據（包括政府引用的外國諮詢機構的數據）根本無法得到民間認同。比如公布中國中產階級數量達8.17億，但國內網民對此數據及中產標準都普遍表示質疑，認為自己「被中產了」。

在有關中產階級的社會參與方面，政府不僅不想方設法提供製度平台，反而採取種種限制措施，結果導致中產階級不僅缺乏行動能力，甚至也缺乏參與意願。

根據社會運動理論，成功的集體行為多由以下因素決定：運動參與者本身的利益驅動，運動參與者的組織能力與動員能力，個體加入社會運動所面臨的阻礙或推動因素等等。從這些因素來考察，可以分析中產階級的行動能力及其受到的各種制度限制。

從利益驅動來看，「中產萬稅」以及其它類似的文章表達了中產階層因過重的稅負而產生的剝奪感與壓迫感，在納稅人權利缺失之時，國人也普遍不以逃稅為恥。樂觀一點看，這些可以被理解為社會成員的權利意識覺醒，近幾年以城市中產為主體的幾起環境維權活動也都表明中國人的權利意識在覺醒。

從利益表達的方式與動員能力來看，目前中產階級面對利益受損的局面時，多以發牢騷為主，缺乏有組織的集體行動。這裡可能牽涉到集體行動的規模問題。例如稅負過重不能形成集體行動，是由於稅收波及面大，利益相關者容易產生「搭便車」心態，反而缺乏動員能力，不易形成集體行動。從現在已有的幾起成功案例來看，這種集體行動的利益相關者不宜太多，幾千人的規模反而比逾萬人更易組織；利益訴求必須具體；利益相關者受損過大且無退路。如2009年11月廣州番禺居民反對建垃圾焚燒場的環境維權，就具有上述幾大特點。

從動員工具來看，網路確實為社會運動提供了合適的動員工具。過去數年以來相繼發生的孫志剛事件、鄧玉嬌案件、新疆七五事件都顯示了網路作為動員工具的強大能力。但這種動員工具正受到中國特有的制度限制，比如Facebook在香港有很大的動員能力，但在中國就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的工具。大陸官府目前不僅嚴加管制網際網路的門戶網站，對討論區與各種微博亦採取嚴厲管制的方式。面對國家的強控制，行動者依法維權的空間極其有限，其人身自由也面臨著來自政府的極大威脅。

中產階級的行動能力還受其思維慣性的影響。在「家國一體」思想影響下，中國人對國家（包括國家的代表黨與政府）有比較突出的一體化傾向。這一思維慣性通常表現為兩極化：當面臨利益可能受損之局時，人們普遍對政府抱有幻想，「國家總得為我們著想」這類言論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都能聽到。在利益受損成為定局之後，人們雖然對政府充滿不滿怨恨，但通常會以「我們小小老百姓有什麼用呀」這類言論發牢騷，少數人則以極端的反抗方式如自焚等表示抗爭。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中國中產階級的群體行動能力反而不如部分地區的農民。中國每年發生十萬起左右的群體性事件，主要是農民因共同利益（如征地、污染）以地緣與血緣等關係組織起來的反抗，城市裡的拆遷戶反倒是孤軍奮戰。2010年上海火災之後，市民在的獻花行動曲折地表達了對政府的不滿並展現了市民的勇氣，但還算不上有組織的集體行動。

第三波民主化理論有一個重要發現，即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裡，權貴集團對可能使其利益受損的政治體制改革持完全排斥的態度。中國目前的情況正是如此。前些年官方曾經提過擴大統治社會基礎的設想，認為「新社會階層」（即中產階級）貢獻了全國近1/3的稅收，應該「成為統戰新著力點」。當局當然也知道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比較保守，普遍求穩，大多不願意介入政治活動，其利益訴求往往限於經濟利益，而非權利訴求。但即使這樣，官府也不願意為中產階級的社會參與和政治參與建立制度平台，讓他們有暢通的利益表達渠道。從目前越來越嚴厲的維穩措施來看，這種官方著力設定的制度限制還將存在很長一段時間。

從大陸近幾年的一系列動作來看，官場並不看重中國人民的福祉，而重要的是看其光鮮的面子工程和暴力維穩。連續幾年辦大事，如2008奧運，60年大慶，上海世博，不斷的提高軍費和維穩開支，大手筆的金錢外交，揮金如土。有了錢，寧願把錢寄放在「敵國」貶值，也不願放進中國人民的口袋。中國所謂中產階級權益觀的惰性與短視，不僅默認和助長了官府自私自利和為所欲為，而且註定了他們的「被」命運。

沒有訴求，就沒有光榮。這是英國中產階級對中國中產階級的忠告。

不過，由於中國經濟分配形式越來越畸形化，加上政治的專制和司法的不公，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日增月長，所以大陸的維穩費用在過去的幾年已超過暴漲的軍費。人們也看到，只要不受監管的權力存在一天，腐敗就會肆虐一天，權貴無止無境的經濟掠奪就會瘋狂一天，中國人民的苦難就會深重一天。只有人民真正的當家作主，國家才能還富予民，才能改變貧富嚴重不均的局面，結束人民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