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獨裁者走了，獨裁卻走不了？

方紹偉：為什麼獨裁者走了，獨裁卻走不了？

　　　　　　　　　　　　　　　　　　　　　　　　---埃及、「民主化四層次論」和「自由與秩序的兩難」

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作者：方紹偉　　　　2011-1-31


　　對現實的抽象就是對現實的毀滅。－－黑格爾

　　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的火焰已經燃成了埃及「尼羅河革命」的怒火。從2011年1月25日開始，埃及首都開羅及其他城市，連續爆發了穆巴拉克執政30年來規模最大的暴力示威。人們不顧持續了30年的「緊急狀態法」和剛剛公布的宵禁，在網路和手機通訊被封的情況下繼續進行街頭抗議。最大的反對黨組織「穆斯林兄弟會」、「埃及變革運動」和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巴拉迪都投入了運動。突尼西亞28天的抗議結束了本o阿里23年的統治，埃及的新事態使埃及、阿拉伯社會乃至全世界的「民主目光」一下子又亮了起來。

　　可是，在執政黨辦公樓被燒、博物館被砸、商店被搶和多起傷亡事件發生的同時，軍隊已奉命開始介入，「穆斯林兄弟會」的多名重要成員已被捕，巴拉迪也在參加示威后遭到軟禁，軍權在握的穆巴拉克還解散了內閣、任命了副總統，一觸即發的局勢變得撲索迷離。

　　敏感的世界金融市場隨即從金融危機恢復以來的高點上暴跌，國際原油和黃金期貨價格飆升，美元和瑞士法郎也開始瘋漲。西方市場觀察家認為，如果穆巴拉克垮台，原油、黃金和美元還會一路攀高。為什麼？難道說市場投機者視民主為妖魔？還是說市場看到的是民主動蕩的本質？

　　1，「民主化四層次論」

　　令人不可思議。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為民主叫好，可懼怕風險的世界金融市場卻在「叫壞」。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國務卿希拉里o柯林頓連日來不斷聲稱支持埃及人民，美國的網民卻說：「裝什麼算？美國政府30年來一直支持埃及獨裁者，現在卻說什麼支持埃及人民？」如果真是這樣，難道作為世界民主領袖的美國會有什麼言不由衷的難處？

　　一邊是把埃及看成民主的下一站，另一邊則是對「尼羅河革命」的顧慮重重。在令人眩目的火光背後，緩緩展現的現實是：埃及不是突尼西亞，突尼西亞也不是因為「28天的抗議」而推翻了本o阿里。發展中國家不斷上演的故事是，獨裁者走了，獨裁卻走不了。這就是我所說的「民主化四層次論」，即發展中國家民主化過程中所存在的四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獨裁的崩潰是獨裁與反獨裁力量對比的結果，但獨裁本身的內在邏輯是獨裁崩潰與否的主導方面，革命、改革、政變和騷亂永遠只是導致獨裁崩潰的非主導方面（如突尼西亞）。

　　第二，更為關鍵的是，獨裁的崩潰並不意味著民主的確立，獨裁的崩潰可能導致「民主確立」，也可能導致「新獨裁」的開始（如中國「辛亥革命」之後）。

　　第三，「民主確立」也並不必然走向「民主鞏固」，「民主確立」之後完全有可能進入「民主動蕩」的可怕狀態（如伊拉克、索馬利亞、阿富汗）。

　　第四，即便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實現「民主鞏固」，新生民主在制定和落實制度規則上未必不會出現反覆，「民主倒退」既可能發生在制度的變更上，更可能發生在制度的運行上（如墨西哥、烏克蘭、菲律賓）。

　　在世界民主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這樣分析問題是否「過分冷酷」了？一點也不。致力於民主自由的國際組織「自由之家」在2011年的最新年度報告中指出，全世界民主浪潮的回落在2010年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這是該組織發表年度分析報告的30多年來最長的一次「民主回落期」。全世界被確定為「選舉民主政體」的現在只有115個，是1995年後最低的數字，其中被歸為「自由政體」的有87個，「半自由政體」有60個（墨西哥和烏克蘭剛剛被降格為「半自由政體」），「不自由政體」有47個。也就是說，即便是在115個「選舉民主政體」中，依然有28個是「非自由政體」（其中包括美國人忙乎了多年的伊拉克，見鬼了？！）。而在全部107個「非自由政體」中還有很多是「有民主選舉的」。

　　結論很清楚，即便是確立了「民主選舉制度」，成為一個「自由政體」仍然難上加難。所以，不是「民主化四層次論」的分析「過分冷酷」，而是確立西方基督教模式的民主，條件確實比想象的要嚴酷得多。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是勝利了，那又怎麼樣？當年的「辛亥革命」要遠比它令人興奮得多，結果「辛亥革命」之後的幾十年（甚至更長），我們中國還不是照樣在「民主化的四層次」中轉悠？

　　問題出在「自由之家」在政體分類上的方法論，它在「對現實的抽象」時根本沒有一個可靠的「民主運行理論」，因為新教國家、天主教國家、東正教國家、伊斯蘭教國家、儒教國家和其他非西方國家，民主的「指向和運行」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對現實的抽象就是對現實的毀滅」，這是「西方思維」的悲哀。

　　2，「尼羅河革命」變成「尼羅河慘案」？

　　我在「民主的最大死敵是民主化---突尼西亞獨裁者的'基因悲劇'」一文里提出，突尼西亞本o阿里的垮台，主要是由「無能無後」的「基因悲劇」造成的。「基因悲劇」是指國家治理對「德能」的高要求，與親族集團狹小的「基因庫」導致「德能」供給不足的矛盾悲劇；「基因悲劇」不是一個「個人問題」，它是「絕對君主制」和「現代獨裁製」所必然面臨的「制度問題」。

　　很明顯，「基因」二字只是「借用」，「基因悲劇」根本不是一個「生物遺傳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遺傳學」問題。在「絕對君主制」那裡，政權的延續無法突破家族的局限。而在「現代獨裁製」這裡，現代政黨的出現和社會對傳統「家族政治合法性」的挑戰，反而使「現代獨裁政治」的「基因庫」從「家族」拓展到了「親族集團」，「家族繼承」進一步擴大到了「親信接班」和「制度化交接」。但「現代獨裁製」的「基因悲劇」就在於，如果「獨裁者專權」、「家族繼承」、「親信接班」和「制度化交接」出現任何失控，獨裁就會因為「線性的政治忠誠故障」而立即崩潰（見「獨裁政府為何長命百歲？」一文），政權就會進入「民主化的四層次循環」。

　　同樣在北非，埃及是一個突尼西亞所無法比擬的大國。埃及的穆巴拉克到底與突尼西亞的本o阿里又有什麼不同呢？

　　同樣是軍人出身，本o阿里已經是74歲高齡，穆巴拉克則是82歲的「超高齡」；同樣是在動亂后解散政府，本o阿里同時宣布不再連任，穆巴拉克則強調「我不會離開」；同樣是控制軍隊，本o阿里卻連自己栽培的拉希德·阿瑪爾將軍都不從命，穆巴拉克則滴水不漏，更有情報巨頭奧馬爾·蘇萊曼緊緊跟隨（此公連以色列的情報機構「摩薩德」都敬讓三分）；同樣有「接班問題」，本o阿里的獨子才6歲，穆巴拉克的次子則已經是執政黨「民族民主黨」的副總書記；同樣是大難臨頭，本o阿里「見壞就逃」，穆巴拉克則「見壞就上」。

　　本o阿里「無能無後」的「基因悲劇」，一方面是自己的無能，另一方面是「家族繼承」和「親信接班」都出了大問題。如果不是這樣，不要說「28天的抗議」，就是「28年的抗議」也不會奏效。本o阿里與穆巴拉克的根本區別，用胡克在《歷史中的英雄》（1943）一書中的話說，一個僅僅是「事變型人物」，另一個則是「事變創造型人物」；一個被事變淹沒，另一個則能改變事變。可以說，埃及目前民主化的希望非常渺茫，即便再現1981年暗殺薩達特的一幕，強人政治的傳統也難以改變。這又是為什麼呢？

　　進一步的分析還得從埃及的近代史說起。古埃及的輝煌早已被湮沒在歷史的沙漠之中，埃及的近代崛起，開始於拿破崙帝國與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夾縫裡。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從拿破崙手中奪取了埃及，並迅速擺脫了奧斯曼帝國的控制，建立了埃及近代史上強大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到了１４７年後的1952年，陸軍中校迦瑪爾·納賽爾領導的「自由軍官組織」，取得了將軍穆罕默德·納吉布的支持，成功推翻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建立了埃及共和國。1954年，納賽爾從被架空的納吉布總統手中奪得權力，開始了抗擊英國、法國和以色列的戰爭，成為歷史上最出色的阿拉伯領導人之一。

　　1970年納賽爾去世后，從「自由軍官組織」開始就一直跟隨納賽爾的穆罕默德·薩達特，從副總統登上了總統的職位。薩達特出乎意料地延續了納賽爾的強悍和智慧，於1973年發動了第四次中東戰爭，1976年又開始擺脫蘇聯對埃及的控制，1978年同以色列簽訂了著名的「戴維營協議」。與此同時，薩達特還推行了「改革開放」政策，甚至恢復了中斷多年的多黨議會選舉。但是，他的外交政策激起了伊斯蘭原教旨組織的憤怒，最終於1981年遇刺身亡。

　　空軍將領出身的副總統穆罕默德·穆巴拉克隨即執政，30年來，穆巴拉克以自己的鐵腕再次證明，現代的埃及是一個強人輩出的國度。穆巴拉克致力於在西方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外交平衡，1989年重返「阿拉伯聯盟」，1991年加入了西方針對伊拉克的戰爭（由此獲得了巨額的外債減免和大量的軍事援助），2005年開啟了多個候選人的總統選舉，卻隨後以「莫須有」的罪名監禁了另一位反對派候選人。

　　穆巴拉克一直空出副總統的職位，卻早已把經濟學家出身、強力推行市場經濟理念的次子賈邁勒，安成了執政黨的副總書記，企圖實現從軍人政府向文人政府的轉變。現在，穆巴拉克任命情報巨頭奧馬爾·蘇萊曼為副總統，前空軍首領艾哈邁德·沙菲克為新政府總理（這就是為什麼埃及的戰鬥機緊接著開始在開羅上空示強），這也許包含著「送一程」的過渡意味。畢竟，蘇萊曼已７４歲，沙菲克已７０歲，國防部長穆罕默德·坦塔維也已７６歲。副總統的任命轉移了人們對「世襲共和國」的憤怒，明智之餘，也顯示了埃及的局勢依然難以實現軍人政府向文人政府的轉變。

　　在埃及的這次動亂中，有謠傳說賈邁勒已經攜家眷逃到英國。可是，就象當年的納賽爾成功得讓納吉布的支持者大感意外，薩達特出色得讓納賽爾的支持者大感意外，穆巴拉克堅定得讓薩達特的支持者大感意外那樣，下一個接班人也許有可能也強硬得讓穆巴拉克的支持者大感意外。

　　埃及的現代政治史表明，納賽爾走了，薩達特走了，穆巴拉克快走了，埃及的「現代獨裁製」走不了，現在即便「家族繼承」和「親信接班」都出了問題，「民主化的四層次循環」也可能進入第二層的「新獨裁」，如果能夠避免第三和第四層的「民主動蕩」和「民主倒退」的話。但是，在埃及，民主的「指向和運行」還有什麼微妙之處呢？

　　3，「常識思維」忽視的兩個問題

　　近日埃及的事變，是在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之後和2011年9月的埃及總統選舉到來之前發生的。總統選舉的2005年是流血的一年，2011年恐怕只會更加血腥。原因有五：除了已經討論的「茉莉花革命」的示範效應，總統選舉年「有事可鬧」和埃及現政權「腐敗有能」以外，另外兩個因素是國際經濟環境惡化和美國的曖昧態度。

　　為什麼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為民主叫好，懼怕風險的世界金融市場卻在「叫壞」呢？市場有句老話說：風險不會自生自滅，風險只會此消彼長。

　　首先，席捲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機，已經暫時被各國的財政貨幣政策所控制，但以「貨幣流動性」治理「債務償還力」卻是飲鳩止渴，資產價格和經濟增長是穩定了，可原本的金融風險卻「變臉譜」似地，轉成了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和「剛性穩定」受衝擊的北非國家的失業、通脹，以及由此誘發的社會動亂。

　　其次，「選舉民主」是以確定的規則「生產」不確定選舉結果的制度。民主的靈魂是「平等的自由」和「確定的規則」，「不確定結果」是民主必須接受的現實。「選舉民主」的「亂糟糟」被廣泛地認為是一種進步，因為它把「政治的罪惡」從「暗鬥」變成了「明爭」。

　　然而，這正是本文所要批評的「對現實的抽象」的「常識思維」。中東地區的複雜性就在於，它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世界兩大「一神論」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對抗的地方，現實的兩難是：伊斯蘭教國家可以採用基督教的民主，但伊斯蘭極端主義卻可能通過民主掌權，從而反過來打擊基督教的利益和勢力。

　　這裡就包含了「常識思維」所經常忽視的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基督教式的「程序主義」能否在伊斯蘭教國家被基督教式地推行？「明爭」能否是真正的「明爭」？二是，不管「程序主義」落實得如何，伊斯蘭極端主義是否都有可能通過民主上台，然後推行「伊斯蘭式的民主」？

　　加沙的哈馬斯政權、伊朗政權、還有連鎖規模遠遠超過「麥當勞」的基地組織，都已經多次讓美國人領教了什麼叫「伊斯蘭民主」。也許如今的「伊朗麻煩」還不足以使美國人記住當年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中的慘敗教訓，但流亡在英國倫敦的突尼西亞伊斯蘭運動領導人拉希德·加努希卻正在摩拳擦掌；伊朗聲援埃及人民反抗穆巴拉克的示威，支持的民主完全是反美反以的民主；而埃及最大的反對黨組織「穆斯林兄弟會」的精神偶像也正是伊朗的霍梅尼。基督教信徒想的是「自由民主」，伊斯蘭教信徒想的則是「阿拉伯新世界」。現在，奧巴馬總統可以假惺惺地威脅中止對埃及每年15億美元的援助，就怕「伊斯蘭民主」一抬頭，到時的美元援助會不減反增。

　　冷酷的現實是，在民主的「精神利益」和美國的「國家利益」之間，民主從來都是「狗屎」。用美國人自己的話說，如果在中東搞民主，結果就會使美國變成一隻瞎了眼的狗，最終連從一個潮濕的紙帶里都鑽不出來。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稱之為「已知的未知」。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政府會一直「支持一個搞不自由的選舉民主的獨裁者」---獨裁者們早就摸透了美國人的心思，我搞「選舉民主」，但要「真正的政治自由」，誰也別想。

　　還是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的總結最為精彩，一次在談到尼加拉瓜的一位獨裁者時，羅斯福直言不諱地說：「他是個狗娘養的，但他是我們的狗娘養的」。所以，別看現在的突尼西亞、埃及、約旦、葉門、阿爾及利亞等等都鬧得歡，等歡出個「伊斯蘭民主」來，恐怕就沒那麼好玩了。

　　看到了宗教極端和社會動亂的壞處，英國首相卡梅倫倒過來說，稱西方推銷「選舉民主」是一種錯誤，只有法治自由才是根本。錯了。可悲之處當然不在於「法治自由是根本」錯了，而在於「法治自由是根本」根本就無法實現。

　　按照「民主化四層次論」，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問題不是一個「策略」問題而是一個「文化」問題。誰都知道民主的根本是「法治自由」而不是「多黨競選」，可民主只能從能啟動的地方啟動，你能從「選舉制度」下手，卻無法從「落實法治」下手，因為「制度運行」是文化問題而不是制度策略問題。所以，如果「暗鬥」就是文化，基督教的「明爭」在非西方社會就只能是擺設。難怪中東的民主國家裡根本沒有一個是「自由民主」的。西方人犯的錯誤根本就不是策略錯誤而是文化錯誤。

　　歸根到底，民主不是一種理性和制度的設計，而是一種行為和信仰的博弈。愛好民主的人們最不願意懂的就是這個道理。問題不是伊斯蘭教國家搞基督教的自由民主難，而是把「一神論」的伊斯蘭教變成「一神論」的基督教，根本就不可能！西方人可以故作謙卑地說「民主不是基督教的土特產」，但誰敢說「雜交」出來的自由民主還能是「純種的」？

　　4，「自由與秩序的兩難」

　　還有比民主更大的利益嗎？當然有，是美國的國家利益，這是美國政府做的卻不好意思說的。還有比埃及民主化更大的利益嗎，當然有，是埃及的國家利益，這是埃及政府做的卻沒有不好意思說的。可是，自由民主和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除了因為中東地區的特殊情況之外，還存不存在「人類一般性」的困局呢？

　　就埃及的國家利益而言，其中實際上包含了穆巴拉克的政權利益和埃及人民的利益。政權利益與人民利益當然有層疊的部分，「為黨說話」和「為人民說話」並不必然矛盾。可問題是，沒有強權秩序就談不上公正福利，而有了強權秩序，公正福利就會偏向了強權秩序的勢力一邊；另一方面，平等自由能夠更好地實現公正福利，可平等自由的「制度運行」卻有著近乎無法實現的「法治、道德和信仰要求」，以至於平等自由的願望一旦膨脹，社會就陷入了混亂。為什麼？

　　根本的原因是，「人格權威」和「制度權威」是兩套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人格權威」向「制度權威」的轉變在「制度運行」上必然面臨文化博弈和心理預期的障礙，而變遷過程中的宗教、種族、階層、政派、外部矛盾卻都一觸即發，刻不容緩。

　　人類的政治歷史要比西方的民主歷史漫長得多得多，政治家們從人類政治史中獲得的「政治智慧」是，公平程序與實質結果之間永遠需要政治家的「裁量」，宗教、種族、階層、政派、外部等「五大社會矛盾」更需要政治家的「裁量」。確實可以把休謨的「無賴假設」放到所有政治家身上，但並非所有的政治家都不能理解自由民主的理念，更重要的是，政治決策面臨的是一個個「短期利益衝突」，當平等自由的「法治、道德和信仰要求」無法在短期實現，政治決策又必然是短期優先的情況下，「政治智慧」的天平必然偏向擺平當下的驚濤駭浪，絕不可能偏向遠期的風平浪靜的夢想。

　　「自由與秩序的兩難」就表現在，一旦強權秩序獲得了優先，自由民主就成了犧牲品；而一旦有理想的政治家開啟了自由民主的閘門，整個國家就可能被宗教、種族、階層、政派、外部矛盾的洪水淹沒，再加上古老的「暗鬥文化」壓倒稚嫩的「明爭規則」，社會就可能在「獨裁動亂」、「新獨裁」、「民主動蕩」和「民主倒退」的「民主化的四層次循環」中漂流。這就是「獨裁者走了，獨裁卻走不了」的原因。

　　政治是一個「預期的遊戲」，卻決不是一個「弱者的遊戲」。如果埃及的20１１年註定是慘痛的一年，我們只能為埃及人民祈禱。

因為像樓主一樣總要找個主子跪下磕頭的奴才太多。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如果被掌控在另一個國家，比如美國的手裡，那麼，這個國家將是一個悲慘的國家，這個民族將是一個悲哀的民族。

在這一點上，埃及是悲慘的，而中國卻是幸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