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犯罪調查

來源： 國際先驅導報      2011-01-18



迷失在城市邊緣

    強烈的「城市失落感」使他們中的部分人扭曲了人生觀，進而脫離了生活的正軌

     他，80后，未婚，高中文化，來自某中部省份，在一座沿海城市從事製造業工作，月工資1417元。

    從穿著看，他和同齡的城市青年沒有特別大的差異：牛仔褲、寫著外文的T恤或一件彩色的羽絨服。

    但他的表情和氣質還是把他的身份多多少少地泄露出來：鄉土氣息沒有完全被城市生活洗去，而他的目光常常充滿希望，又有些無奈和濃濃淡淡的落寞。

    這個年輕人，你或許會覺得似曾相識。這一點都不奇怪，「他」就是中國大約1億新生代農民工中的一位，是根據國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監察調查報告》虛擬出的「新生代農民工」標準像。這些年輕人正在漸漸成長為新一代城市建設的中堅力量。但是伴隨這個過程的，還有不斷攀升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比率。

    2010年11月底，揚州市中級法院發布了一份以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為主題的報告。報告數據顯示，2008年度和2009年度，揚州三成的刑事案件罪犯是新生代農民工。

    無獨有偶，隨後的一個月里，全國各地市中級法院陸續公布了新生代農民工犯罪逐年增加的相關報告。在江西省萍鄉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轄區內289件刑事案件的調查分析顯示，2008年，新生代農民工犯罪案件佔全年刑事案件總數的48％，2009年則上升到52％。

　　而同樣是2008年和2009年兩年內，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的各類刑事案件665件，刑事犯998人，其中涉及新生代農民工犯罪案件383件，刑事犯652人，也就是說，超五成刑事案件是新生代農民工所為，超六成刑事犯是新生代農民工。

　　2010年1月至10月，北京市順義區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新生代農民工被告人達413人，佔全部刑事案件被告人總數的39%，而這個數字相比較2009年同期增加了60.7%。

　　「全國的情況也差不多，尤其是在流動人口多的發達地區。」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教授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新生代農民工的犯罪具有普遍性，「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個獨特的犯罪群體

　　李小鵬，20歲，陝西人，16歲那年，為了讓成績優秀的弟弟能夠繼續上學，讀完高一上學期他就來到寧夏銀川匆匆開始了打工生涯。

    小李的願望是做廚師，但由於年紀小、學歷低，他只能做些端盤子、打掃衛生的活，這給了他一種被人瞧不起的感覺。工作辛苦、收入低、不被人認可、無處傾訴，小李心情低落，只能在網路世界尋找慰藉。

    在虛擬的世界里，小李找回了自信，找到了精神的寄託。然而虛擬世界的自信難以長久，生計的窘迫讓他對未來越來越絕望。2010年1月的一天，在連續上網6天後，精神恍惚的小李走出網吧，腦中依然盤旋著網路遊戲中的暴力情節，對於前途的茫然感隨之浮現，他突然拿起水果刀向巡邏民警刺去。

　　「犯罪年齡低齡化、無固定收入來源和暴力傾向嚴重是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主要特點。」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王剛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採訪時說。

　　在王剛經辦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案件中，犯罪類型包括盜竊、聚眾鬥毆、強姦、敲詐勒索和非法拘禁等，其中侵財型犯罪案件所佔比重最大，高達81%。犯罪嫌疑人年齡不滿25周歲的所佔比重最大，這些年輕人做事衝動而極易走向暴力化。出於對消費欲求和對財產的佔有慾求的強烈願望，他們往往通過搶劫、搶奪和傷害等暴力化犯罪來達到目的。

    除了像李小鵬這樣的個體犯罪，團伙化犯罪也已成為二代農民工犯罪中常見的類型。

    接下來故事的主人公：汪強、曾志、黃小華，均來自湖北襄樊遠郊農村，年齡都不滿20歲。雖說出自農村，但都是家中獨子，平日里也是養尊處優，沒有種田的經歷。進了城從事體力勞動，讓他們打心裡抵觸。就這樣，三個年輕人先後辭去了工作，開始結伴在城市裡遊盪。

    2009年的12月24日凌晨，在襄樊一家網吧碰面的三人突然起意——搶劫！汪強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我說走吧，咱們去搶劫。同伴說，搶劫就搶劫，誰怕誰？我們就看到一個超市，想都不想，三個人就直接去了。」

　　就這樣，他們將虛擬世界里的暴力犯罪帶進了現實生活中，並一發不可收拾，直到被警方逮捕的那天。「搶第一次，我們激動還有點害怕。第二次就完全激動興奮。第三次就是那種上癮了的感覺。」

    在江西萍鄉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調查報告中寫道：新生代農民工背井離鄉來到這裡，人生地不熟，非常容易在自己的圈子裡尋找以地緣為紐帶的社會關係網。如果當中有不良分子趁機教唆慫恿干違法之事，農民工選擇有限，只得盲目從眾。
    涉嫌犯罪的新生代農民工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慣犯、累犯佔有相當比例。

    2009年9月，孔民因犯尋釁滋事罪被北京通州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1年。但是緩刑期間，小孔並沒有回到戶籍地接受社區矯正，而是繼續在京務工。2010年7月的一天晚上，小孔在迪廳外，因爭女舞伴與另一男青年李義發生矛盾，對李義大打出手，將其打成重傷。

    據記者了解，像小孔一樣被判處緩刑后仍在異地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也並不少見。僅在順義法院去年1月至10月新生代農民工被告人中，再犯的就達到40人，再犯率接近10%。

無處安放的青春

　　在王剛看來，整體素質不高、過於注重享樂以及法律意識淡薄，是這群走向犯罪的年輕人身上的硬傷。

    「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程度高，只是針對受教育狀況極其貧乏的第一代農民工而言，」王剛說。教育環境不穩定，受教育質量難以保證，與城市的同齡人相比，明顯存在著較大的缺失空間，這些都是農民工子女難以逃避的現狀。

    15歲的王帥4歲隨父母來京打工，在打工子弟學校沒有上完初一就輟學了，目前在家幫父母做烤魷魚的小生意。王帥說，明年父母就回老家了，自己則打算留在北京，「可能會做倒賣旅遊門票的活兒，一天可以掙70塊錢，這樣一個月可以掙2000多呢！」

    據一位打工子弟學校的負責人透露，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家長都流露出想讓孩子早點棄學出去打工的念頭。很多學生和家長會用現實來反駁繼續上學的必要性，「孩子讀到大學出來在大城市一樣沒有工作，還不如中學畢業就出去闖。」

    然而現代城市裡的競爭極強，許多大學畢業生想要找到工作也是困難重重，而受到自身素質的限制，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由於缺少必要的技能，最終只能跟隨父母或親友進入到簡單製造業、小商品營銷、回收廢品等領域。

    而另一方面，與城市同齡人一樣，新生代農民工也是從小看動畫片、玩網路遊戲長大。「他們雖然『根』在農村，但長期在城市生活使他們早已習慣於城市的繁華與生活節奏。」王剛認為，他們比父輩更加註重享樂。但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他們的工資收入卻沒有隨之增長，加上攀比心理作祟和理財能力上的不足，他們常常入不敷出，經濟上陷入困境。王剛表示，「喪失了父輩吃苦耐勞的精神，隨著時間積累的只有矛盾的心態，很多人的失望和厭倦一旦達到極限，不勞而獲的心理便逐漸顯現出來。這也是新生代農民工犯罪主要是侵財型案件的原因。」

    低學歷也導致了他們的法律知識幾乎一片空白。破獲了汪強三人連續搶劫案的刑警大隊趙警官向本報記者回憶：「小孩根本對自己所作所為沒當回事。你問他為什麼搶東西。回答就是沒錢。」

    「問他們知不知道這是搶劫，他們說知道。問說搶劫什麼後果，知道嗎？他們說不就是判刑嘛？再問說判多少年知道嗎？這個他們就不知道了。像他們連續搶劫四起，搶劫多次的量刑起點就是十年。他們自己只知道搶劫會判刑，但是沒想到有這麼嚴重的後果。」

　　據廣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基於廣東省三大監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調查的數據顯示，犯罪的新生代農民工近八成曾是留守兒童。父母對他們基本上是不管不問，處於「放養狀態」。在這一環境中長大的新生代農民工們社會接納程度也相對較低。在陌生的地方，他們沒有朋友，只能同差不多背景的同鄉交流和玩樂，普遍素質不高、法律意識淡薄、自控能力又差的年輕人一旦相互「鼓勵」和「引導」，很容易鋌而走險，走上犯罪的道路。

善待他們，也是善待自己

    和最終賺了錢回家蓋房的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村的背離更加決絕，而城市是他們生命中一個華麗的夢，似幻似真，盡在身邊，卻又遠在天涯。他們遊走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既不完全屬於城市，也不完全屬於農村。

    「我們要容納他們。」鄭風田教授向本報指出，對新生代農民工，城鎮應該採取有效措施慢慢地接納他們，使他們成為城市的建設者。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極為重要，它不僅關係到農民工自身的問題，而且還直接關係到農民工所在城市的未來發展與穩定。

　　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具有農村孩子的純樸，他們易受環境影響，在一個惡劣的環境里容易學壞，但在一個好的環境里，也容易出人頭地。在專家看來，這些農村孩子最需要關愛，這是全社會的責任。

　　鄭風田還建議加強對農民工職業技能的培訓，助他們有合法生存的一技之長。另外「要向他們開放公共設施。讀書，是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途徑。」

    2009年，溫家寶總理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主編巴伯專訪時說，「我們應該感謝農民工，他們為現代化建設做出了貢獻。」這個受到感謝的群體也應該被全社會溫暖相待，其實善待他們，也是善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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