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Hessler （何偉） 甲骨

一個徘徊漫遊的詩人，一次疑雲密布的自殺，以及一場關於文字的鬥爭。

《紐約客》2004年2月16日

作者：Peter Hessler   

1. 書

在安陽考古工作站的圖書室里，一本書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我是到安陽——中國北部河南省的一座小城——來研究當地文物的。據一般史料的記載，這個地區曾經是商朝的國都所在。歷史上的商朝一度繁榮興盛了近6個世紀，直至約公元前1025年被周朝征服。傳統上人們認為商朝的滅亡主要歸因於其荒淫無度——傳說商朝的最後一個君王是個將酒液注滿泳池的酒鬼。但我還是第一次聽說美國跟這個朝代有關，於是我翻開書來細看。

這本書沒有列出作者的名字。它出版於1962年，收錄了800多張商周青銅器皿的照片（商朝是中國古代以冶金成就著稱的時期之一）。對於每一件銅器，這本書都標出了一個「帝國主義收藏者」。書中記錄的名字包括朵麗斯• 杜克【注1】（她顯然掠走了9件銅器）、艾弗里·布倫戴奇【注2】（30件銅器）和阿爾弗雷德·皮爾斯白瑞【注3】（58件）。

圖書室里有一個年輕的中國考古學家在工作，於是我問他是否知道這本書的作者是誰。「陳夢家，」考古學家說。「他的專長是甲骨文。他還是個很有名的詩人。」

甲骨文是東亞已知最早的書寫記錄。甲骨——牛肩胛骨和龜甲——是商朝宮廷舉行占卜儀式時的工具。我問陳夢家是否還在國內。

「他死了。文革的時候自殺了。」

我合上書，問他在安陽還有沒有人認識陳。

「問問老楊吧，」考古學家說。「陳夢家自殺的時候，他就在北京跟他在一起。老楊就在院子那頭。」

安陽站只有不多的幾個全職工作人員。工作站的十來座水泥建築兀然佇立在麥田中，很多房屋單單隻是為了存放文物而建。梧桐在風裡沙沙作響，遠處偶爾會經過一列開往北京的火車，傳來陣陣低吟。北京距離此地6小時車程。除此以外，工作站的院子闃然無聲。院子四周是鋪設了鐵絲網的水泥高牆。

我在一個布滿灰塵的會議室里找到了老楊。老楊名叫楊璽璋（音），六十六歲，牙齒閃著不可思議的銀光；每當他微笑的時候，這些牙齒便露出頭來抓住我的視線，彷彿古老的遺跡間突然顯出一道閃光。老楊告訴我，陳夢家四十年代曾經整理過中國青銅器的目錄。當時他同他的妻子趙蘿蕤一起生活在美國。趙蘿蕤是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她出生在一個深受西方影響的中國家庭，她的父親——一位英國聖公會的牧師——是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院長。

「這也是陳夢家的麻煩之一，」老楊說道。「趙家跟外國的東西聯繫太緊了。文革開始的時候，陳夢家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但是他挨批鬥還因為『男女關係作風問題』。」

這個說法我以前從未聽說過，我問他是什麼意思。老楊望著遠處，臉上露出尷尬的笑容——銀光又是一閃。「意思就是，」他終於答道，「你跟你老婆以外的女人發生了關係。」

「他真有這個問題？」

「我不清楚，」老楊說。他一言不發地注視著我身後的窗子，默默地看了好一會。我問起陳夢家的自殺，老楊才又開口：「那是1966年的事，文革剛剛開始。他第一次自殺，被別人救過來了。之後，考古所派我和其他幾個年輕的考古工作者看著他。但是我們也沒辦法二十四小時在他身邊守著。」

為了說明當時的情景，老楊用手指向窗子。下午的陽光很好，光線越過窗外的樹林，在房間里投下一條條不均勻的陰影。「假設這就是陳夢家在北京的屋子，面朝著院子。」老楊說。「有一天，陳徑直走到外面去，穿過那扇窗子。」他的手一揮，彷彿要劃出一條想象中某人經過我們面前走到視野之外的路線。「過了幾分鐘，我們才發現他不見了。人們衝到外頭，但是已經晚了——他已經上吊了。」

老楊說陳夢家的妻子並不在場，因為紅衛兵把她關在北京城另一頭的北京大學里。我問，為什麼那本關於美帝國主義的書沒有寫陳的名字。

「1957年，陳反對過一些領導人的意見，」老楊說。「因為這個原因，他被打成了右派。右派是不準出書的，但是這本書非常重要，於是他們出了這本沒署名的書。」老楊在他的辦公室里找出一本考古研究所年鑒，翻到有照片的一頁指給我看。照片上的陳夢家是個中年人，長著酒窩和一雙明亮的眼睛，一頭濃密的黑髮，穿著一件老式高領襯衣。在那一整頁的人裡面他笑得最開心。

幾個月後在北京，我尋訪到另一位學者。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告訴我，故事遠不止於此。在五十年代，毛澤東曾經提出用一套字母方案來取代漢字，而陳夢家是這個計劃的反對者。他的第一個重大政治錯誤，就是捍衛漢字。

譯者註：

1. 朵麗斯·杜克：Doris Duke（1912-1993），文物保護主義者，收藏家。其父為美國煙草公司和杜克能源公司創辦人，亦是著名的杜克大學創始人。朵麗斯·杜克用繼承的巨額遺產建立了朵麗斯·杜克基金會，從事文物和藝術品的收藏、保護和修復。

2. 艾弗里·布倫戴奇：Avery C. Brundage （1887-1975），美國建築業巨頭，鐵人五項和田徑十項全能賽選手，1952年-1972年連任國際奧委會主席，他提倡的非職業運動精神對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精神影響深遠。

3. 阿爾弗雷德·皮爾斯白瑞：Alfred F. Pillsbury （1842-1899），美國麵粉業巨頭。

2. 骨

在人類文明史上，漢字有著十分獨特的地位：它是一套基本構架原則從殷商時期直到今天都不曾改變的字元體系。跟古埃及文一樣，漢字也經歷了從象形文字（每一個字代表一樣物體或者一個概念）到標識文字的演化（每個字代表一個口語發音）。公元前兩千年的時候，近東的閃米特部落將埃及象形文字轉變為人類的第一套字母系統。同標識文字相比字母文字更加靈活，因為它能夠讓一個口語發音分解成更多小的音節，這樣一種書寫體系就可以用於不同的語言，乃至方言口音。比如，英語寫作者能夠有區別地表現一個正規的「what」和倫敦口音的「wot」。

漢語是世界上唯一一套流傳下來而沒有轉化成字母系統的標識文字系統。因此，人們所說的語言和他們所寫的文字之間總是有著很大的差異。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正式的寫作都用的是古典漢語——一種在漢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發展起來、僅存在於書面作品中的語言。直到後來，20世紀初的文字改革者成功地將北方方言變成正式的漢語書面語，亦即今天我們所知的「普通話」。

漢語口語實際上並非一種單一的語言——有時語言學家會把漢語口語的多樣性同羅曼語系的各分支相比。一位語文學家曾經告訴我，北京和廣東兩地的方言實際上就跟英語和德語一樣差異巨大。假如中國採用的是字母系統，那麼文字就會反映出這些區別，但是在標識字元系統下，很多口語是無法寫出來的。舉例而言，一位東南部浙江省土生土長的居民要想具有漢語讀寫能力就必須先學會說普通話。基本上，大多數南方人都在用第二母語寫作。

從技術上來說，漢字是比較難學的——一個具有中等讀寫能力的人要記住約四千個漢字。最初，這些字都有明確的形象來提示它們的讀音，但隨著口語的變遷很多這種音形聯繫都已經陳廢了，使得這些字更加難記。然而儘管如此複雜難記，中國人總是對學習漢字充滿熱情。中國文化十分強調書寫——書法是最受尊重的藝術之一，而繪畫作品也時常含有傑出的書法題辭。有的年代，人們甚至建起專門的爐子來為任何有字的紙片舉行合乎禮儀的「火葬」。到17世紀時，中國已經建立起相當完備的商業印刷體系，而各個階層讀寫能力的普及程度也比歐洲很多地方要高。據匹茲堡大學的歷史學家Evelyn S. Rawski估計，18至19世紀中國30-45歲男性的基礎識字率已經達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足以同工業時代前日本和英國的男性識字率相比。

漢字體系還有其他優點，包括它獨有的跨越時間和空間的能力。一個識字的中國人，不論他來自哪裡，都能讀懂另一個中國人寫出的東西。而且他面對古代文字時也絕不會感到特別隔膜。19世紀末甲骨文出土的時候，中國學者能夠立即開始辨讀這些字元——這同古埃及象形文字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很多世紀里古埃及文字都無人能解，直到羅塞塔石碑出土才重新為人們所理解。

兩年前我前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拜訪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他是世界上最受崇敬的甲骨文權威之一。（全世界的甲骨文專家總數可能不超過30個。）吉德煒告訴我，他非常痴迷於漢字同中國人祖先崇拜之間的聯繫——祖先崇拜正是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一個核心元素。

殷商宮廷定期舉行占卜儀式，祈求祖先提示信息或者幫助。在儀式上，一塊特殊處理過的牛肩骨或龜甲被置於高溫中，直至開裂——這個物理形變被作為先人傳達的訊息加以解讀。篆刻師隨即將此次占卜的主題刻在這塊甲骨上。

從出土的甲骨來看，商人占卜的主題幾乎無所不包，從戰爭到子嗣，從天氣到疾病，不一而足。他們詢問夢的含義，甚至同鬼魂談判。在一塊骨頭上，雕文提出為一個祖先貢獻三名俘虜作為犧牲，然後，可能接收到一個不滿意的裂紋，下一段雕文提出將貢獻的人牲增加到五人。有時商朝一次獻祭的人牲就達數百人之多。

吉德煒給我看一張占卜商王牙痛的甲骨拓本。這片龜甲刻於武丁年間，武丁是商朝的一個君主，在位年代約為公元前1200年至1189年。商王相信是一位不悅的祖先引發了他的牙痛，於是希望通過占卜確定這個亡魂的身份，以獻上一份合適的犧牲。龜甲上列出了四個名字：父甲，父庚，父辛，父乙。「他們是國王死去的父親和三個叔父，」吉德煒說。國王對每位先人都舉行了多次占卜。「於是就有了另一段雕文：『侑父庚一犬，分一羊。』所以我認為是父庚引發了這次病痛。」吉德煒停頓了一下，抬起頭來。「這些只相當於音符，」他說。「我們得靠自己來填滿整首樂曲。」

3.  信

在安陽發現那本書之後的幾年裡，我一直在尋訪認識陳夢家的人。有時我被時間搶在了前面；我想同陳夢家的一位密友取得聯繫，卻得知他已經在彌留之際了。而即使我成功地找到一位線索提供者，關於陳的故事也似乎總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台灣一位99歲的考古學家說，他曾聽到傳聞說共產黨處決了陳夢家。在大陸，每個人都說陳是自殺而死：有的人提到了「男女關係作風問題」，而其餘人則表示否認。有個男士告訴我陳夢家同一個女影星有曖昧關係，還有人相信是一個女京劇演員。陳的內弟趙景心仍住在北京，他告訴我，陳夢家曾經自殺過三次。「我姐姐救過他兩次，」趙說。「第三次的時候，她已經累得睡著了。直到他死後她才見到他。」對於陳夢家同別的女子有曖昧關係的說法，83歲的趙景心揮手表示不屑一顧：「我從沒聽說過。」

陳夢家身後留下的遺物並不多：一些照片，幾封書簡，僅此而已。上海博物館為他收藏的明代傢具專門開闢了一間小小的展室，其中有幾件歷史超過四百年的精美傢具。一張用名貴的黃花梨木雕成的交椅上，裝飾著一個代表長壽的「壽」字。馬承源，上海博物館的一位退休館長，曾是陳夢家的密友。他告訴我，1963年他最後一次與陳夢家見面時，陳送給他一本《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馬承源笑笑說，「您必須理解，起這個書名並非夢家的意思。」

2000年，上海博物館從趙景心那裡買下了這批傢具，當時陳夢家的遺孀趙蘿蕤已經逝世。（她同陳沒有孩子。）85歲的馬承源交給我一封信的副本，這是陳夢家在1966年——他去世的那一年——寫的，提出要把他的傢具捐出來。信的書法非常優美，其中一句寫道：「那張黃花梨木交椅，可能是明代早期的，它當然應該捐獻給上海博物館。」我問馬先生是否他是出於擔心這些傢具在政治運動中遭到毀壞。「1963年的時候，他曾經告訴我他對傢具的保護感到擔心，」馬承源說，「但他並沒有特別地提到政治運動的危險。我們只能揣測。」

我還搜集了其他一些可以幫助我了解陳夢家完整一生的資料。沒有關於他的完整人物傳記，也找不到對他去世經過的具體描述。在中國，文革依然是一段陰影重重的往事，你可以批判地去寫那個年代，但人們都有一種心照不宣的共識：調查不應該走得太遠。此外，出於政治上的風險，當時也很少有人保留日記或信件。

陳夢家的早年生活要相對更容易追蹤一些，因為他早慧而多產。他於1911年生於中國東部的南京市，他當教師的父親也是一位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陳氏兄妹長大成人的共有十人，他們全都讀完了大學。陳夢家是第七個孩子，也是最聰明的一個。還在少年時代他就發表了第一首詩作，到20歲出版第一部詩集時，他已經詩名日隆了。和中國詩人的傳統做法一樣，他也給自己起了一個筆名：漫哉，即漫遊者。他成為新月派詩人中最年輕的一員，這是一群避開古典詩詞僵硬教條來進行詩歌創作的浪漫詩人。

陳夢家的詩風簡單而含著優美的格律，評論界將他同豪斯曼和哈代相比較。他自童年過後就放棄了基督教信仰，但是他對遙遠的過去有一種近乎宗教般的熱忱。在一首早期的詩歌中，敘述者凝視著一尊雕刻著一位女性面孔的千年石像，觀察它「冷淡的，沉默著，一抹笑角的稀微」【注1】。1932年，陳夢家考進燕京大學研究生院，在那裡他先是研究宗教，隨後攻讀中國古代文字。詩歌漸行漸遠，他和歷史走得越來越近。在《自己的歌》中，陳夢家描繪了創作的痛苦：「我撾碎了我的心胸掏出一串歌。」後來，他又寫道：「十七歲起，我開始用格律束縛自己，從此我所寫的全可以用線來比量它們的長短……這把鎖鏈壓壞了我好多的靈性，但從這些不自由中，我只掙得一些個造字造句的小巧。」【注2 】進入三十歲后，他基本上不再寫詩，大部分的時間都獻給了對古代青銅器銘文和甲骨的研究。

她的妻子趙蘿蕤也是一個神童。25歲時，她發表了《荒原》的第一個中譯本。1937年日本佔領南京時，陳夢家和趙蘿蕤和當時很多中國學者一樣搬到了西南部的雲南省。1944年，他們接受洛克菲勒基金會人文學者獎的資助，用這筆獎金做旅費前往美國。在芝加哥大學里，趙蘿蕤寫作了一篇關於亨利·詹姆斯的論文，而陳夢家繼續著他對青銅器的追尋。這位漫遊者現在終於人如其名了，他走訪了無數的博物館和私人收藏，足跡遍布底特律、克里夫蘭、聖路易斯、紐約、波士頓、舊金山、火奴魯魯、多倫多、巴黎、倫敦、劍橋和其他很多城市。1947年，在訪問了斯德哥爾摩之後，陳夢家寫信告訴洛克菲勒基金會：「我在太子殿下的城堡里受到他本人的接見，欣賞了他的私人收藏，還有幸同他談話了兩個小時。」

中國有許多古代青銅器流散在了海外，尤其是在20世紀初葉的那些混亂年代，對這些青銅器的認真研究也非常之少。陳夢家準備就這個課題寫作一本權威的著作，引入文物攝影和類型學分析。1947年回國前，他已經將這本書的一份卷帙浩繁的初稿交給哈佛大學。書的編輯工作本來會通過郵件進行，但是1949年共產黨執掌了政權，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通信也就此終止。

芝加哥藝術學院的一位博物館館長潘思婷(Elinor Pearlstein)近年來追蹤到陳夢家留美時期的一系列通信。潘思婷向我提供了關於陳夢家在各地旅行的信息，但她告訴我那部留在哈佛的書稿已經消失無蹤。就已知的線索看來，這部書稿交給了一個哈佛研究生進行編輯，然而這個學生已於1967年自殺了。這本書因而從未在美國出版。（而我所看到的中文版，也就是有反美書名的那一本，只是一個草草編輯的刪減版。）

1956年， 陳夢家出版了一部甲骨研究領域的奠基巨作：《殷墟卜辭總述》。這本書用專門的章節探討了商代的語法、天文、祭儀、戰爭、地理和其他諸多基本話題。我遇見的每一位古漢語學者都說，這是一本大師之作。

然而陳夢家的個性總是與共產黨時代的中國政治難以合拍。「陳夢家有著詩人的敏感，」陳的朋友，考古學家王世民告訴我。「他總是怎麼想就怎麼說，心直口快。」

譯者註：

1. 引自《唐朝的微笑》，《鐵馬集》，1933年

2. 引自《夢家存詩自序》，1935年

4. 毛澤東的字母方案



在鴉片戰爭（1839-42）之後的幾十年裡，中國處於外國列強的佔領下，而它的文化傳統沒能幫助它做好現代化的準備。在19世紀的歐洲，上升中的中產階級是考古學的主導者，他們對於變革和物質進步的信仰也反映在他們對古代歷史的描述上——從石器時代到銅器時代，再到鐵器時代。然而中國人對於古代的興趣全然以書面文字為中心，傳統史學強調的是承續，而非變革。中國人發現自己的文化身份似乎成了一種前進的障礙。



一切延續下來的東西——儒家思想，帝國體制，漢字——此時都成了過時之物。一夜之間，中國人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書寫方式與地球上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20世紀10年代，著名的語文學家錢玄同提出中國應該把世界語作為自己的口頭和書面語言。很多20世紀最有影響的中國學者都號召廢棄漢字，他們相信漢字已經成為文學和民主的障礙。魯迅（1881-1936）可能是中國最偉大的現代作家，他主張放棄漢字改用拉丁文，這樣中國人就可以直接書寫自己的母語。他寫道（用的是漢字，直到逝世時魯迅仍然使用漢字）：「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1



1936年，共產黨的勢力逐漸壯大，毛澤東曾告訴一個美國記者中文的字母化將無可避免。1949年毛澤東建立起全國政權，很多人都相信政府會用拉丁字母來取代方塊字，就像20世紀更早些時候越南所做的那樣。然而1950年夏天，毛澤東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他號召語言學家設計一種「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一種全新的書寫體系，採用獨具中國特色的字母。



夏威夷馬諾大學的語言學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曾經研究過這段歷史，他告訴我，毛澤東做此決定的原因一直是個謎。德范克建議我去找周有光，這位97歲的語言學家曾經在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德范克——他本人也已經92歲了——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就沒再見過周有光。「他曾經說過他知道毛為什麼做出這個決定，可是他不能說出來，」德范克告訴我。現在周的年事已高，這也許會讓他更願意道出實情。



周有光和另外兩位仍健在的文字改革支持者都住在北京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宿舍的第一單元。一天下午，我先拜訪了住在一樓的尹斌庸。尹是一位72歲的和善長者，有著道教神仙一般的兩道濃眉。他告訴我，毛澤東發出設計「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的號召之後，文字改革委員會考察了兩千多份候選文字方案。有些方案完全基於漢字，有的基於拉丁字母或西里爾字母，有的把漢字偏旁同外文字母組合在一起，甚至還有阿拉伯語式的方案。尹斌庸記得有個方案用數字來代表漢語音調。到了1955年，文字改革委員會將選擇範圍縮小到了六套入圍方案，它們是：拉丁字母、西里爾字母和四種全新的「漢語字母」體系。



故事在宿舍樓的四樓繼續進行，我在那裡拜訪了80歲的王均，他給我講了有關漢字簡化的事。1956年，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認為各種漢語字母方案都還不夠成熟。他們批准了稱作「拼音」的拉丁字母方案，用於早期教育和其他特殊用途，但並不是作為漢字的替代品。他們同時還決定簡化一部分漢字。這被稱為「改革初級階段」：毛澤東似乎希望有更多時間來考慮備選方案。



然而，文字改革很快同政治糾結在了一起。1957年4月，共產黨發起了「百花運動」，邀請知識分子放手直陳己見，不論批評有多猛烈。得到的反響極為熱烈，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公開地評論各種話題。在此以前，陳夢家在文字改革運動中表現得並不積極，現在他開始堅定地反對漢語字母化和漢字簡化。他的反對聲音在那個春天的主流報刊上處處可見。在《光明日報》的一篇文章中他寫道：「過去洋鬼子說漢語不好，現在比較開明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也不說漢語壞了……我看漢字還要用上若干年，要把他當成活的看待。這也是我們祖國的一份文化遺產。」2



接著，僅僅五個星期後，毛澤東突然終止了百花運動。到那一年年終，超過30萬的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報刊上出現充滿火藥味的標題：《批判陳夢家》，《反擊右派分子陳夢家的謬論》……一篇文章宣稱，「右派分子陳夢家是一棵毒草……絕不能讓他生根」。另一篇文章稱他為有著「罪惡陰謀」的「牛鬼蛇神」。「為什麼每個時代的反革命都痛恨簡體字？他們真的想要回到古董中去嗎？」



而來自陳夢家的回應則是一片寂靜——他被送到河南省，商文化的搖籃，在那裡接受勞動改造。接下去的五年裡，他無法以自己的名字發表任何作品。



當我來到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宿舍的三樓時，天已經黑下來了。我見到了周有光，一個穿著拖鞋和鬆緊褲的體弱而傴僂的老人。我不得不湊到他耳邊對他大聲喊話，他得用一隻手罩在助聽器后才能聽清。但他的思維仍然十分敏捷，而且還記得一點兒英語。20世紀40年代，他曾是紐約的一個銀行家。「以前我常在銀行傢俱樂部里讀你們的雜誌，」他笑著說。



我對著他喊：「它已經大變樣啦！」



和當時許多身在海外的愛國青年一樣，周有光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回到了祖國。發現共產主義下的銀行業沒什麼事情可做之後，他轉向了自己的終身愛好——語言學，最後他成為漢語拼音的主要設計者。



我問他其餘四種漢語字母方案後來結局如何，他告訴我看起來所有的記錄都被毀掉了。「文革的時候像這一類的東西是很容易弄丟的，」他說。



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代表了中國與它自己的傳統決裂的頂峰。然而不無諷刺的是，這場動亂幫助保全了漢字。當混亂終於平息后，中國人對於激烈的文化變革再也提不起興趣了。無論公眾還是政府都不想再把文字改革推進下去。今天，幾乎沒有人繼續支持漢語字母化，周有光預言中國至少下一個一百年裡都不會放棄漢字。甚至漢字簡化也沒能走多遠。簡化字減少了某些字的筆畫數，然而基本造字原則仍然沒變。大致上，簡化字就類似把英文中的「through」改為「thru」。周有光和其他人都認為，簡化字並沒有對提高識字率產生顯著效果。台灣、香港和大量的海外華人社區都沒有採用簡體字，傳統主義者對之更是不屑一顧。



從實際效果上看，是毛澤東1950年的決定葬送了文字改革。如果不是尋求一種「有本國特色的」字母系統，中國可能已經在文革前改用拉丁字母了。當我問起毛的決定，周有光說，事情的轉折點是1949年毛對蘇聯的第一次國事訪問。「毛澤東問斯大林對於文字改革的看法，斯大林告訴他：『你們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你們應該擁有屬於自己的文字形式而不該只是照搬拉丁字母。』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想要一套屬於中國的字母方案。」



陳夢家對傳統的英勇捍衛本是不必要的。從某個意義上說約瑟夫·斯大林已經拯救了漢字。我喊出陳夢家的名字后，周有光笑了：「我很喜歡他，不過，坦白的說，他的反對沒有帶來任何影響。」


1. 引自《漢字和拉丁化》，發表於1934年8月25日《中華日報》

2. 引自《關於漢字的前途——1957年3月22日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講演》，發表於5月19日《光明日報·文字改革》82期。

5. 文字錯誤



陳夢家的兄弟姐妹中仍然健在的僅剩一位：陳夢熊，一位85歲的退休水利學家。（陳家那一輩的男孩名字里都帶有一個「夢」字。）十二月一個寒冷的早晨，我造訪了陳夢熊在北京的寓所。他的妻子，一位滿頭銀髮、笑容略顯拘謹的女士為我們奉上茶水。

夢熊似乎不太願意開口——他說感覺不太舒服。我們翻閱了他保留的唯一一張陳氏家族的照片，他告訴我他哥哥在被打成右派之後在河南幹了兩年的農活。「本來他一直是很外向的一個人，但是從河南回來之後他的話就少多了，」夢熊說。他還談起自己對陳夢家內弟趙景心的不滿，因為在獻出那批明代傢具時趙拿了上海博物館的錢。「夢家是打算把它們捐出去，不是賣。」老人憤怒地說。「自那以後我再也沒跟趙說過一句話。」

我帶了陳夢家1966年寫給那位博物館館長的信的副本，把它交給陳夢熊。他接過默默地讀了。「我從來沒見過這封信，」他說。「你是從哪兒拿到的？」

在說起不堪回首的往事時，中國人時常會兜圈子，這時他們的敘述往往像一圈圈落下的線繩一樣鬆弛散亂。而一旦他們決定開口，其坦率程度能讓人感到震撼。「那年八月，紅衛兵開始破四舊，」夢熊說。「我正在挨斗，當時我的大兒子差不多九歲了，我叫他偷偷跑到夢家家裡去警告他。他家裡古書字畫之類的東西太多了。我告訴他趕緊把它們扔掉或者藏起來。我兒子回來說他那邊平安無事。」

「但就在那天晚上夢家第一次試圖自殺。他吃了安眠藥，不過沒能成功。他們把他送進了醫院。第二天我趕去他家，他們的門上貼了批判夢家的大字報。我進屋看到紅衛兵已經守在那裡。『好得很，』他們說，『你這叫自投羅網』。

「夢家的愛人也在那裡。紅衛兵叫我和她坐在院子中央的椅子上。他們把我們的頭髮剃掉了一半——這叫做「陰陽頭」。然後他們解下皮帶來開始抽我們。先是用皮的部分抽，後來換成用皮帶扣。我當時穿的是一件白襯衫，最後它被鮮血完全染紅了。他們放我走之後，我趕緊打電話讓我的工作單位派人把我接回家。在回去的路上，我看見了我愛人——不是剛才你見到的那個，是我當時的愛人。我讓她馬上回家。

夢家在醫院住了一陣子，但醫院很快把他給轟出來了，因為他的背景問題。大概過了一周，他就自殺了。有個跟他們夫婦倆住在一起的保姆，我想是她發現他的。我當時沒法去他家裡，因為我自己也在被批鬥。沒有辦過任何喪事。」

陳夢熊停了一會，我以為他講完了，然而老人接著又說道：「我愛人也是那年出的事。她的階級出身很不好——她父親是個非常有名的書法家，曾經在國民黨政府里工作過。50年代反右鬥爭的時候她受了很大的驚嚇，患了精神病。1966年夢家自殺后不久，她的單位讓她在複寫紙上抄寫革命歌曲。有段歌詞是『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她抄了一遍又一遍，但是把一個詞給寫錯了：她把『萬』字寫成了『無』字。」

陳夢熊停下來，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了兩個字：「萬歲」。接著他寫下她妻子寫錯的那兩個字：「無歲」。「她立刻被抓了起來。差不多有五年時間，她一直被關押在河北省，其中有段時間是被關在豬圈裡。70年代初釋放的時候，她整個人已經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1982年，她就去世了。」

6. 文字的世界



我在整個調查過程中只採訪了一位年輕人。在一個關於中國文字的網站上我看到一句引自陳夢家的話，這個網站的編輯是35歲的匈牙利人，高奕睿（ImreGalambos）。高奕睿是倫敦大英圖書館的館員，他在加大伯克利寫的博士論文就是關於漢字演變的。

傳統上學者們都認為標準的漢字是在秦始皇時期——他於公元前221年首次統一中國——確立的。但是晚近出土的文獻表明，秦朝在文字上的影響可能有些被誇大了。高奕睿告訴我，最重要的文字統一似乎發生更晚一些的漢代，當時出現了中國第一本字典（譯註：許慎《說文解字》，東漢）和第一部官方史書（譯註：司馬遷《史記》，西漢）。為了給自己的文化譜系正本清源，漢代的知識分子將他們之前的所謂先朝——夏朝、商朝、周朝和秦朝——納入了同一個敘述框架中。而事實上，幾乎可以肯定這些王朝是建立自不同的民族群體，擁有屬於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統治方式。但是在商朝之後，他們開始使用同一種書寫體系，漢朝的歷史學家就是用這種文字，從歷史、回憶和想象的眾多紛亂細節中創造出一個連貫的敘事。斯坦福大學的歷史學家陸威儀（MarkEdward Lewis）曾經這樣描述古老而綿延不絕的中華帝國：它建立在「一個由文字構成的想象世界」之上。

高奕睿經常訪問北京，有一次他在同我見面時對這個話題又作了進一步的解釋。「有一些文明，例如拜占庭和中國，它們的書面文獻會創造出一個比真實世界更有影響力的世界。我認為這種文字構成的世界變成了一種跨越時間的紐帶，是它讓我們所說的『中國史』有存在的可能。影響中國歷史最多的並不是她人民的數量或者其他類似的因素，而是他們創造出的這個巨大的書面世界。這個世界是如此龐大，大得把他們自己和周圍的所有人都吞沒於其中。」

我問高奕睿，是什麼原因讓他開始學習中文。他回答說，當他還年輕時，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匈牙利，只要你被大學錄取就只需要服六個月的強制兵役。為了這個優待他提交了入學申請，但是所有申請的最後期限都已經過了，除了一項赴中國留學的獎學金之外。那已經是15年前的事了。「我就是這麼卷進跟中國有關的一切里來的，」他說。

一天夜裡，我們兩人在後海碰頭小飲。后海是北京市中心的一個湖。那是一個動人的秋天的夜晚，水面上倒映著紅的和黃的燈光。高奕睿談起書寫在中國的重要性，然後他用手指了指我：「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很緊張你，駐華記者。對於西方而言，你所寫的就是中國。假如你寫我們坐在後海邊閑談，人們就想，哇，中國真是個挺酷的地方。他們對這裡的認識就是這麼形成了。然而這種認識可能與現實相去甚遠。」



7. 詩



陳夢家的妻子在他身後又度過了32個年頭。在經歷了文革——所有那些批鬥、毆打、剃陰陽頭——之後，趙蘿蕤患了精神分裂症，但她能夠康復到重新開始教書和寫作的程度。80年代，她翻譯了第一本全本的《草葉集》中文版。1990年，她重返母校芝加哥大學講學；第二年，她獲得芝大頒發的傑出成就獎。她去世於1998年。

前不久我見到了趙蘿蕤在芝大的同班同學，巫寧坤。他已經83歲了。1951年應趙蘿蕤的邀請，巫寧坤丟下他正在寫作的關於T·S·艾略特的博士論文回國教書。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投進監獄。之後的二十多年裡，他不是囚禁在牢房裡就是在農村流放改造。1990年他重返美國，終於同他的妻子李怡楷定居在弗吉尼亞州的賴斯頓（Reston）。1993年，他出版了一本關於共產黨中國的英文回憶錄，書的名字叫《一滴淚》。

我去巫寧坤的寓所拜訪他時，他回憶道，他入獄之後一直到1980年才又一次見到趙蘿蕤。「我們甚至都沒有提起夢家的名字，」他輕輕地說。「那會是我最難說出口的句子之一——假設當時我對她說我很難過的話。我清楚這些詞有多麼的蒼白，毫無意義。她沒有哭。她非常堅強。」

巫寧坤告訴我，在獄中他經常藉助背詩來獲取力量。「我時常想起杜甫、莎士比亞、迪倫·托馬斯。你知道迪倫·托馬斯在他父親去世時寫的那首詩嗎？『當筋疲骨松時在拉肢刑架上掙扎』，就是那首《死亡也一定不會戰勝》。你知道，我曾在芝加哥親耳聽迪倫·托馬斯朗誦他自己的詩。場面很動人。」

我問他是否跟托馬斯談過話。

「沒有，我只是坐在聽眾席里，他也已經醉得不淺。看得出他很痛苦——活著對他而言太沉重了，我想。」

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里，一位朋友幫我找到了兩卷本的《草葉集》中文版。扉頁上醒目地印著譯者的名字：趙蘿蕤。

這本書出版於1991年。三年之後，美國一位惠特曼研究家Kenneth M. Price專程到北京拜訪了趙蘿蕤。 他們的對談錄發表在了《沃爾特·惠特曼季刊》上。在採訪中，Kenneth問趙是如何翻譯《來自不停擺動著的搖籃那裡》這首詩的第一小節的。這一小節的一個長句直到22行之後才出現主語和動詞，這種結構在中文裡會顯得非常拗口。趙蘿蕤答道：「這一句詩不可能仍然譯作一句，因為儘管我想要忠實於原文，我也希望我的中文表達流暢通順。」

我重讀了惠特曼的原詩，然後又拿起這本中譯本。在把難解的字一一用字典查過之後，我盡了最大努力把趙的最後三行譯詩還原成英語：



我，痛苦和歡樂的歌手，今世和來世的統一者，

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來，加以利用，但又飛速地躍過了

    這些，

歌唱一件往事。



I, 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 uniting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iving all hints, making use of them all, but at full speed leaping over everything,

Sing a reminiscence.




(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