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 他幫美國人了解亞洲

（2011-01-23）   聯合早報
  
去年，在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為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慶祝八十華誕出版的《君子與學者——王賡武》一書的序言中，
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指王賡武教授生在一個不尋常的時代，經歷了慘痛的戰爭和政治動亂，也迎來殖民地主義的完結、中國的崛起，

以及世界由西方主導到亞洲正扮演更重要角色的過渡期，並形容王教授是「知識橋樑的築建者」。

無獨有偶，處在世界另一端的傅高義教授本人，去年同樣也度過80歲生日。

這位曾經在1970年代末出版風靡一時的專著《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的社會學學者，

從哈佛大學畢業，在做博士后研究時，原本只是以愛爾蘭、義大利和美國家庭為訪問對象，研究失常家庭孩子的精神狀況。

結果，他的導師認為他太過偏狹，鼓勵他踏出美國國土。

1958年，他帶著妻子和仍在襁褓中的兒子到日本做研究。1960年他回到美國后，在耶魯大學待了幾年，再回到哈佛，開始學習漢語和歷史，之後對廣東進行深入的研究。

1972年，他接替費正清（John Fairbank），成為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第二任所長。此後，他游刃於美、中、日三國的歷史與現實當中，

在他的80年裡，同樣也成了世界另一端的知識橋樑築建者。

本報助理總編輯李慧玲去年底在哈佛大學所在的劍橋，與他進行了專訪。
美國東岸去年底第一場暴雪算是來得晚的了，過了聖誕節才開始下。下雪前的一天和剛從中國回到劍橋不久的傅高義教授通電郵，確定兩天後拜訪他之約。他回復說他到時等我過去，風雪不改。

　　兩天後滿街盡雪之外，下午還颳起強風。我步行20分鐘，依照他的指示找到他的住處。他招待我入屋在偏廳一張長桌前坐下。我在日本茶和中國茶之間做了選擇，他煮開了水，沏了一壺。知道我從新加坡來，我們先用英語交談，到後來開始做訪問，他知道我是華文報的記者，又用華語接受訪問。

　　自2000年退休以來，傅高義教授在準備寫一本關於鄧小平的書，做有關的田野調查，收集和閱讀大量的資料。他表明自己的目標「是讓美國人多了解亞洲的情況」。他說，就像當年寫《日本第一》是為了讓美國人了解基本的亞洲情況一樣，寫鄧小平的讀者對象也是美國人。中國現在在國際上舉足輕重，而中國的變化，很大程度上與鄧小平發揮的作用有關，因為1978至1992年是中國改變的關鍵時期，他希望通過寫鄧小平，讓美國人了解他，也了解中國。

　　「美國人對人物有興趣，否則如果太抽象，普通的老百姓也不會想看……雖然我是用學術的標準來寫，但我的寫法不是為了學者而作，是為了普通的知識分子。」

　　他指出，1979年《時代》周刊選擇鄧小平為當年的風雲人物，一些人認為鄧小平所推行的雖然沒有資本主義之名，卻有資本主義之實。對此，他認為那是一種誤解，「他利用市場，學習西方的做法和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不一樣的。」

鄧小平做到別人做不到的

　　傅高義說，周恩來早提過「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並不是鄧小平一個人的想法，「應該承認華國鋒也想搞改革開放」，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時間段里，鄧小平所做到的卻是別人所做不到的。這是因為他有機會，本身也具備條件。他的條件包括1937至1949年領軍的經驗。同時，他跟毛澤東比較起來對外經驗也豐富得多，不僅在法國待了5年、蘇聯待了1年，親身了解外國的情況，1950年代他仍有接觸。到了1973年從江西回到北京，在周恩來生病期間，毛澤東讓他專門負責接待外國人的工作。掌握外國情況之外，他在1956至1966年擔任總書記，領導一切工作，非常了解中國的工作。

　　「四個現代化」指的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傅高義總結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採取的對外關係，很重要的是圍繞著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思路，因此他提出要韜光養晦，「因為中國需要比較和平的環境」。

　　在傅高義看來，不論是同日本或同美國的關係，都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他說，鄧小平在1973年恢復工作后，接見的日本人最多，包括不同政黨的代表團等，加上有廖承志的幫助，他非常了解日本的情況，也認為日本會給中國四個現代化很大的幫助。
　　傅高義像講故事一樣敘述歷史，並且著重細節。他說，1978年鄧小平訪日非常成功，看了很多企業，包括參觀日產汽車廠、看鐵礦廠等。他著眼大事，也不忽略與人的關係，比如在中國官員幹部為領導人面對自由世界的媒體而擔心時，鄧小平在日本召開記者招待會，坦率自然地回復給日本記者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在酒店看到有新人結婚，主動去祝賀，並且與新人合影，使中國領導人看起來極具親和力。

　　「日本人覺得他是可以接觸的，之後很多日本公司對中國提供了很多幫助。」

中日都有「不夠」

　　從眼前回望當時密切友好的中日關係，傅高義說，他在日本時批評日本，儘管他們的課本基本承認二戰的情況，但是「談得不夠深入」。而中國方面，他則認為，現在中國對1980年代日本怎麼幫助中國「說得不夠」。因為實際上日本在1980年代，在科學、技術方面為中國提供不少援助。

　　傅高義指出，鄧小平也覺得雙邊關係不應該只停留在經濟與政治的層面，應該多交流文化，因此當時中國大量的引進了日本電影、電視節目、日本小說等。但1990年代以來，中日關係開始疏離，甚至交惡。

　　傅高義說：「我個人認為如果鄧小平現在還在，他還是要跟別的國家維持和諧的關係，為了中國的利益，他會認為（有爭議的）小島是小事情。鄧小平總是考慮廣泛的國家利益。」

　　同美國的關係也一樣是看重實現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傅高義指出，1978年當美國卡特總統的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Frank Press)到北京和鄧小平會談，鄧小平提出送5000名留學生到美國的要求，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不顧當時美國時間正是凌晨三點鐘，即刻打電話向正在睡覺的卡特總統請示。

　　傅高義說，「雖然1980年代那些留學生回來后，民主自由的要求在中國不能實現，但鄧小平還是希望繼續派學生到美國，就算是六四以後，這也沒有停止。」

認為中國當代領導人不會背離鄧小平韜光養晦政策
　　對於目前的中美關係，傅高義教授從長期結構性的改變進行分析，他將過去的中國比喻為一個公司，跟外國本來沒有關係，因此只有一個部門——也就是外交部專門處理對外關係，但隨著公司與外國的接觸越來越多，全面跟外國有關係，本來非常了解外國的部門已經控制不了公司的事。當中國國內不同的機構，包括研究中心都越來越強大時，大家都有自己的管道，也有自己的意見。

　　他認為，在金融危機過後，一些中國人確實認為美國已經式微，因此有這樣的心態：「很多事情我本來想做的，但因為美國而不能做，但現在美國不像過去那麼可怕了，所以最近一兩年又想做了」。

　　傅高義以此來解釋過去一年來中國在國際上被看作更強勢、獨斷，認為這有「特殊背景」。

　　不過，他不認為中國這一代的領導人會背離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政策。

　　他說：「但問題是他們能不能管住軍人？鄧小平比較能夠控制軍隊，但胡錦濤一代的權威已經不如鄧小平。他們要韜光養晦，但估計不會那麼順利。」

　　訪問之後走出他鄰近費正清中心的房子，已經是傍晚時分，天已經黑了。回到冰天雪地之中，他方才敘述的，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的事情了。

「李資政很了解鄧小平」

鄧小平1978年11月訪問新加坡時，除了和時任總理的內閣資政李光耀討論國際形勢外，也到裕廊鎮和建屋發展局參觀，聽取彙報。1992年鄧小平南巡，在深圳談話時，他說希望廣東在20年內趕上亞洲四小龍，並特別點出「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要比他們管得更好」。 此後許多中國官員被派到新加坡培訓。

　　李資政後來多次公開談到鄧小平那次訪問新加坡的影響。他當時也告訴鄧小平，沒什麼新加坡做得到的事情中國做不到，或者做得更好。而去年，在新中建交20周年之際，新加坡河畔豎起鄧小平的紀念碑。

　對於新中兩國的這段淵源，傅高義說，他寫鄧小平的書里會有一章寫到這個方面。他說：「李光耀想突出新加坡的作用很大。我基本上也同意他的看法，我覺得他很了解鄧小平。外國的領導人能了解鄧小平的，李光耀算是很特殊。他們見過幾次面，很談得來。說到新加坡對中國的影響，1920年鄧小平到法國途中到過新加坡，1978年再去，在這58年裡面，中國的改變多麼大，新加坡的改變多麼大，而鄧小平只說了一句話，說很可惜，如果他只有上海的話，也可以作出改變，可惜國家這麼大，不能改變這麼快。所以，他的確是佩服新加坡的改變的，（除了新加坡的）秩序，我估計他也考慮法律的事情。新加坡的法律比中國大陸要好得多，還有反腐敗，他肯定也考慮了。但估計他當時最關注的是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
　　至於李資政向鄧小平提出中止馬共電台的要求，鄧小平當時回復，他需要時間考慮。傅高義分析鄧小平為什麼不能馬上進行的原因：「我覺得他不僅是考慮國內的反對意見，估計他是怕蘇聯會利用東南亞一些想搞革命的人，所以要做一些準備。」

　　傅高義說：「在八大（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就是1956年以後，中共認為自己已經是一個執政黨，不是搞革命的黨。我想國內有這個改變，對外在東南亞的政策也隨著同樣的改變。本來想輸出革命，但後來中共是跟這些國家的政府建立關係，而不是跟搞革命的人建立關係。」

　　在談到李資政在海峽兩岸之間扮演的角色時，傅高義說：「鄧小平通過李光耀跟蔣經國的聯繫，是他最後對台灣的希望。」

　　根據李資政的回憶錄，鄧小平也曾要求資政見到蔣經國時，傳達他個人對「蔣先生」的問候，不過蔣經國在聽到口信后沒有做出任何答覆。

　　傅高義分析時說：「我認為1978年鄧小平把和美國關係正規化，他估計幾年之內可以解決台灣問題，因為要是美國軍隊退了以後，台灣與美國沒有條約，台灣只有一個做法，就是和中國統一。鄧小平可能以為可以這麼做，但是1979年出來了台灣關係法，妨礙了他的工作，所以他很生氣，後來蔣經國去世，他擔心情況太亂，而且也明白，台灣人不一定想跟大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