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台獨教父」李登輝背叛大陸始末

　　2000年台灣當局領導人選舉期間，台灣學者徐淵濤繼出版《替李登輝卸妝》一書，通過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入木三分地刻畫了李登輝發跡過程和個人過往，將一個真實的李登輝呈現在讀者面前，引起了巨大轟動。徐淵濤之父徐慶鍾是台灣著名農業教授，曾任行政院副院長，也是一手提拔李登輝的恩師。由於家庭與李登輝的特殊關係，作者對李登輝有著深入的了解。

　　下文為本書第六章——李登輝背叛共產黨始末原文：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台灣光復五十五周年前夕，天空籠罩在深秋的陰霾氛圍下，數百名五十年代的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齊聚在台北市青年公園，為五十年代死於白色恐怖血腥鎮壓的難友虔誠默哀。當低沉而哀傷的《安息歌》樂聲緩緩響起時，許多當年曾經飽受白色恐怖迫害的政治受難者和殉難者家屬，眼眶不自覺泛滲出淚水。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

　　指引我們向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

　　你為愛國而犧牲

　　冬天有凄涼的風

　　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

　　我們繼續向前走

　　五十年代的國民黨政府逮捕共產黨分子執行槍決時，據說關在牢里未被處決的倖存者都會默默唱起這首《安息歌》，為他們即將決別的同志送行。這讓我不禁回想起五十二年前，當李登輝和中國共產黨告別，頭也不回地宣布退黨后，情報機關的偵騎衝進他同志聚會的房舍，於是，原本和他同組的同志們，不是紛紛被送入監牢，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就是先後被送到台北馬場町，執行槍決；幸運些的同志，也必須被迫亡命天涯，和台灣的親人生離死別。當他昔日的同志們唱著《安息歌》為彼此送行時，李登輝卻日漸飛黃騰達。

　　當馬場町的槍聲響起，命運之神已經改變了李登輝的一生。他以為這段往事即將隨著槍聲永遠被埋葬在歷史的灰燼里，因為倒在血泊中的同志再也不能活轉過來譴責陽間一手遮天、掩蓋歷史真相的人。

　　而即使僥倖存活下來的同志們，只要強者一朝權在手，諒你也不敢講出歷史真相。

　　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有幸造訪到一位曾經參加台共，並且和李登輝同一個黨組織的長輩，他親口告訴我李登輝加入共產黨，最後脫離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經過。在這位長輩的詳細敘述下，我終於對李登輝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歷程，有了全面性的詳細了解。

　　李登輝的「入黨自傳」（此處之「入黨」系指加入中共的黨組織而言），是透過台共成員李薰山交上去並經組織批准的。據我具體的了解，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介紹人，就是這位李薰山；至於後來海外一份媒體報道稱，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入黨介紹人是吳克泰，是不正確的。經過我後續的不斷查訪，終於對李登輝從加入中國共產黨，到他退出中共的整個過程，有了非常全面的了解，相信這些資料對各界研究早年李登輝、深入理解李登輝，會有第一手且最直接的幫助。

　　李登輝於一九四六年自日本返回台灣后，隨即進入台灣大學就讀農學院農業經濟系。成長於日本殖民地台灣，年長時負笈日本，習慣了法治社會的常規，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的李登輝，回台後目睹來台灣接收之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倒行逆施、腐敗貪婪、無惡不作，不但對國民黨政權印象極端惡劣，更對當年來台之外省軍政官員及各省人民甚覺嫌惡。

　　而真正啟動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關鍵，則是他因緣際會結識了李蒼降、陳炳基、林如堉等人。對爾等力主改革國政弊端的滿腔熱血，和對外省軍政人員來台倒行逆施、橫徵暴斂的深惡痛絕，更有共鳴之處。

　　李蒼降，家裡是台北蘆州望族，台北二中畢業，日據時代中學五年級時，因參加抗日活動，被日本殖民政府逮捕，入獄三年余，直到台灣光復后才出獄。李蒼降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友邦的侄兒，而李友邦系光復初期炙手可熱之「半山」，是當時名聲響噹噹的人物，甚得蔣經國寵信，故而安插來台擔任台灣省黨部主委，似有為蔣太子來台「卡位」之態勢。可惜，李友邦因涉及「通共」案，於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后，被當局綁赴南京，入獄至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被國民黨政府當局槍斃。

　　早先，李友邦有心培植李蒼降這位晚輩，特地在光復後送他到中國大陸杭州讀高中。「二二八事迹」后，李蒼降從大陸匆匆束裝返台，叔叔涉案系獄，悲憤之情使他對國民黨政府觀念丕變。李登輝偶然間得識年紀較他輕的李蒼降，得知李蒼降的特殊背景與際遇，兩相攀談，反對國民黨政府和不滿現狀的理念都頗為投契，為同志友誼奠定了基礎。李登輝私下認為，雖然李友邦已被當局逮捕入獄，李蒼降在國民黨政府內斷無前途可言，但以李友邦在國民黨內的舊關係，加上李蒼降本身亦曾系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成員（李蒼降加入「三青團」，適值其叔李友邦擔任「三青團」台灣省支團部主任之職），上層關係良好，更何況，李家是台北蘆洲望族既是名門之後，攀附於他，日後諒必大有可為。

　　陳炳基年紀比李登輝小，稍早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已經加入共產黨，算是這幾個人當中在共產黨內的黨齡資格較老的一位。李登輝「入黨」，陳炳基實際上亦扮演了催化的角色。在初步的組織活動中，陳炳基也是相當活躍的靈魂人物。嚴格講起來，早先陳炳基的家世背景也不是「無產階級」，而他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熱血青年，因抗日而加入最早的台共組織。陳炳基籍隸台北，父親是台北「盛振布店」店東，算是台北迪化街一帶的望族，主要經營布莊買賣，頗有積攢，家境尚稱富裕。日據時代，陳炳基因欲偷渡至大陸參加抗日，知名女醫師謝娥曾予資助，可惜因事機不密，被日本憲兵拘捕入獄。台灣光復后出獄，日本東京爆發著名的「澀谷慘案」，日本當局任由日本暴徒殘殺台灣同胞，並不準台灣商人在日本澀谷經商，以免台灣人搶日本商人的生意，日本警察竟將十幾位台灣商人強行遣送回台灣。此事發生后，引起台灣輿論界的強烈抗議。陳炳基即利用台共黨組織，舉行遊行活動，引起國民黨政府關注，成為當年政府極感頭痛的激進青年之一。

　　林如堉，台北板橋人，畢業於上海同文學院。

　　李登輝認為李蒼降、陳炳基等人都是值得結交的益友。以李登輝早在日本時期即留心社會主義的淵源，他和陳炳基訂交后，應已隱約感覺陳炳基可能是共產黨員。基於各種理想和現實的因素，李登輝很自然地和李蒼降、陳炳基、林如堉等人形影不離，結成共存共榮的同志關係。

　　基於壯大組織的想法，又發覺包括李蒼降、林如堉、李登輝在內的朋友，都對政府當局極端不滿，陳炳基知道時機已臻成熟，遂積極激勵李蒼降、林如堉、李登輝等人能在適當時機加入黨組織。

　　此時，中國大陸的時局亦愈來愈緊張，國共戰爭的硝煙逐漸瀰漫全中國。一九四六年二十月二十四日，發生北大女學生沈崇被美國軍人強姦事件后，各地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抗議美軍暴行，並要求美國從中國撤軍，減少中共「解放」全中國的阻力。雖遠在台灣，全台青年也在同一時間發動了反美示威活動。陳炳基、林如堉、李登輝都十分熱衷於這項抗議行動。

　　沈崇事件發生后，李登輝和林如堉、陳炳基這批朋友，在台大法商學院召開反美遊行示威籌備會議。會議舉行時，李登輝見到陳炳基旁邊有一位陌生人，他擔心這人身份有問題，還貼在陳炳基的耳朵邊說：「這個理小平頭蓄短鬍子的傢伙，該不會是國民黨特務吧？」李登輝那時非常機警，陳炳基告訴李登輝：「不會的，他是我親叔，是自己人，別擔心！」而這位「陌生人」，就是我幼年的長輩鄰居，陳炳基的表哥——巫金聲。

　　台北街頭的示威行動，台大方面籌備工作主要負責人即為陳炳基、林如堉、李登輝等人。這裡頭，李登輝的年紀顯然是最長的一位，但是，這個階段中，這群人實際上的領導者卻是陳炳基。

　　「二二八事變」前的那段時期，台灣民眾對陳儀領導的長官公署各種倒行逆施積怨愈來愈深，知識分子們不約而同地熱烈批判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官吏的貪污和施政的不當；情緒激動的更直接參加了反政府的活動。

　　事變發生后，台北市北門附近的鐵路平交道圍滿了憤怒的群眾，企圖阻斷火車通行，警察和憲兵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只好在現場圍起重重人牆，把群眾阻隔在外，警民雙方劍拔弩張，暴亂一觸即發。當時的陳炳基，經常在萬頭攢動的群眾裡邊出沒，事變發生時期亦是非常活躍的一員。後來陳炳基因此而被台大法商學院開除，為了逃避當局追捕，曾經藏匿在李登輝三芝鄉老家「源興居」一段時間。

　　一九四七年七月，從大陸回台灣不過半年的李蒼降首先找到李薰山，和他進行晤談。李蒼降見李薰山時，作了一番自我介紹。李薰山發現李蒼降和他還有一段頗為特殊的淵源，因此倍感親切。

　　原來，李蒼降和李薰山非但是舊識，而且還有一段日後成為生死之交的少年經歷。

　　日據時代末期，李薰山為反抗異族統治，經常到學校圖書館尋找能啟發愛國精神的書籍閱讀。學校放假時，李薰山常去位於台北市川端町（即今天台北市牯嶺街一帶的地方）閑逛那附近的舊書店，遇見店中有賣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著作，或是馬克思主義著作，總是駐足店內專心閱讀，不忍離去。書店老闆見他求知慾甚強，印象十分深刻。和他混熟了以後，老闆發現李薰山對反日書籍甚感興趣，經常會偷偷告訴他，最近又有「好貨色」進來了，於是趁人不注意時，拿些抗日書籍給他看。

　　這期間，李薰山在因緣際會下，認識了一個名叫雷燦南的年輕人。據李薰山告訴友人，雷燦南，台北二中畢業生，是一位極富民族精神的青年，兩人很談得來。雷燦南又為李薰山介紹了他在台北二中的同學李蒼降。李蒼降當時在台北蘆洲公學校當教師。李薰山知道雷燦南和李蒼降都愛看抗日書刊，有次他在帝國大學（台大前身）圖書館發現有幾本重慶版的白話本抗日禁書，其中有本書的書名叫《清算日本》。李薰山讀完這本書後，覺得這本書有價值介紹給同好閱讀，就將書偷偷帶回家。

　　於是，他將這本書借給雷燦南、李蒼降看。不巧，李蒼降在蘆洲公學校私下看這本《清算日本》時，因過於大意，竟被擔任日本線民的日籍同事發現，並向警察局密告。

　　在監獄中，日本特務嚴刑拷打雷燦南、李蒼降，逼他們招供究竟是誰提供這些反日書籍給他們看的。雷燦南、李蒼降在獄中雖然被打得死去活來，受盡酷刑，兩人抵死不供出李薰山。雷燦南因受日本特務過度刑訊，甚至精神狀況異常，仍不屈服。出獄后，在街頭演講宣傳抗日，又被日本警察逮捕，最後因精神崩潰，死於獄中。

　　李薰山既和李蒼降有這麼一層革命感情，老朋友久別重逢，自是格外親熱，一番寒暄客套后，李薰山當然有直說了。

　　李蒼降告訴李薰山，「二二八事變」使他對國民黨政府相當失望。他叔叔李友邦安排他去大陸念書時，還曾經加入國民黨外圍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冀望能為國民黨做些事情。經過這些年，他深感跟隨國民黨是不會有希望的，所以已經決意退出「三青團」。李蒼降說，國民黨胡作非為，已經到了這步田地，於今之計，如果再不思振作，通過組織的力量，爭取發展社會的機會，如此發展下去，國家只有衰微一途，根本不可能強盛起來。

　　李蒼降熱血沸騰地向李薰山建議，他有幾個朋友，大家都有志一同，想成立一個「進步組織」，詢問李薰山共組這一組織的意願。其實，從當初共產黨的做法來講，李蒼降所謂成立「進步組織」的講法，就是要藉此成為中共黨員的意思。

　　李薰山那時已經加入共產黨，但因剛成家，而且妻子也即將臨盆生產，本身有家庭壓力，擔心過度活躍容易暴露身份。更何況，最初他只曉得李蒼降因為他叔叔的關係曾經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如今他嘴巴里講自己已經退出「三青團」，但實際上到底怎麼樣，仍待一番查訪以後，才能再作定奪，免得被國民黨派人卧底，反而誤了大事。他這一點政治警覺是有的。所以，李薰山對李蒼降一頭熱的提議興緻並不高，內心十分猶豫，因而未給李蒼降明確的答覆。但是，兩人會面后，李蒼降的那番話始終在李薰山的腦海里翻湧，久久難以平抑。經過他私下的考查，李蒼降在叔叔李友邦被捕后，對國民黨恨之入骨，動機上應該是很單純的，絕非國民黨滲透人員。


　　經過深思熟慮，李薰山把這件事向中共在台灣的上級組織作了報告，經上級同意，認為成立新組織的行動宜積極進行。李薰山便和李蒼降見了第二面，表明願意和他籌組新的組織，隸屬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組織在黨的體系中，歸在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灣大學支部底下。李蒼降又把陳炳基、林如堉、李登輝三個人介紹給李薰山認識，這是李薰山頭一次見到李登輝。


　　自此，李蒼降等人正式納入中共組織。小級成立之初，尚無任何特定名稱，但成員基本上只有李薰山、李蒼降、陳炳基、林如堉、李登輝五個人。小組成員每天研讀馬克思著作，研讀完就進行討論。因那段時間最常研讀的兩篇文章，一是《新民主主義論》，另一篇是《論人民民主專政》，所以，大家便起意為小組太陽能名為「新民主同志會」。這個組織於一九四七年七月正式成立。因為小組成員始終僅只五人，故又簡稱「五人小組」。由陳炳基帶頭，擔任「中央委員」，同時陳炳基也兼任另一組織「學生工作委員會」之委員。


　　「新民主同志會」成立后，組織決定應定期召集內部讀書會。那時，李登輝的友人陳振基有幢日式平房在台北「川端町」（日據時代區名，現為台北市古亭區轄區），李登輝向他借來作為在台大讀書的住處，「新民主同志會」就定期借這幢日式平房作為小組研讀共產黨書籍和開會的場所。在這裡，「五人小組」也作出了拓展組織的決定。（按：有關李登輝在這幢平房內發生的故事，將在下章詳述。）後來因見李登輝住所閑人出入太雜，才改到林如堉位於中山北路七條通之住所開會。


　　「新民主同志會」成立以後，組織內只有李薰山、陳炳基兩人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因此，李蒼降、林如堉和李登輝三人，在李薰山的帶領下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的「台灣工作委員會」成立之初，凡是加入共產黨的，除非本身是工人或農民出身，一般都要經過半年的入黨考核審查期，在這段審查期間，都是所謂的「候補黨員」，必須通過審查，認定成份無問題，黨內外政治活動夠積極，才准許成為正式黨員。

　　經過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的初步審核，認為包括李蒼降、林如堉、李登輝在內的「新民主同志會」成員，多半是抗日活躍分子或高級知識分子。據當時和李登輝同一個小組的現存同志表示：「黨很快就批准了他們的入黨申請，主要是因為『二二八事變』的關係，加上他們多半是活躍的抗日分子，所以未經過『候補黨員』這關，便直接成為正式黨員。」

　　李登輝三人的入黨申請書表和自傳，便是通過李薰山，由李薰山親自交給劉沼光。李登輝正式入黨時間是一九四七年十月。

　　劉沼光是何許人呢？此君也是台灣人，二次大戰時期也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光復后回台灣，任職台灣大學醫學院助教。

　　劉沼光再將李登輝的入黨申請書表連同自傳，轉交到台大支部上級指導員廖瑞發的手上，最後再交給中共在台最高負責人蔡孝乾，審批核准他們的正式入黨申請。一九四八年元月，黨組織派了一位大陸人徐懋德擔任小組指導員。（按：徐懋德系大陸解放前的交通大學土木系畢業生，台共組織被國民黨破獲后，潛返大陸，後任大陸交通大學教授，現已退休，居住天津。）

　　「李登輝為什麼會脫離組織？據我理解，和一九四八年為了紀念『二二八事變』一周年的活動有關」，李登輝的同組老同志回憶道。他還說出了李登輝脫黨的全部經過。

　　一九四八年二月間，李薰山傳達了上級的指示。他說，組織交代，那年的「二二八」周年活動中，一個最重要的項目，是要每一個分支黨部交出一篇文章，題為《紀念「二二八」告台灣同胞書》，準備以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名義向台灣人民散發。上級的意思，這篇告台灣同胞書油印之後，以郵寄或是秘密散發的方式，發到全台灣的重要角落，打擊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基礎。因那份油印傳單散發的對象，主要是國民黨在台灣的黨政軍幹部、學生和知識分子，到時一定會引起社會騷動，如此，必須發揮黨的力量。

　　而「新民主同志會」本身，也準備以該「同志會」的名義，另外再散發一份紀念「二二八事變」的《告台灣同胞書》，原則上也是請每位同志各寫一篇。

　　二月二十日過後的某一天，所有同志都把稿子交給了李薰山。當時「新民主同志會」採取非常民主而公開的方式，他們把所有的文章拿出來討論，由大家決定究竟採用誰的文章公開印行，並不是由上級指導員徐懋德以組織領導的威權來決定究竟如何取捨文章。

　　一位成員說，李薰山那篇文章是用日文寫成的，李薰山主要的考慮，是怕光復后不久，台灣民眾許多人還不太懂中文，用日文可以增加文章的效果，達到普及化的目的。

　　照道理說，徐懋德是大陸人，和「新民主同志會」本省籍同志的交情並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所以不會對任何個別同志有所偏袒，取捨文章理應不會有任何私心上的考慮。「新民主同志會」的成員和李登輝也沒有嚴重衝突，不可能以好惡之心排斥李登輝。因此，大家都只是就事論事，希望這份文宣品能發揮它應有的巨大作用。最後大家開會決定選用了李薰山的稿子作為《告台灣同胞書》的正式文稿，並付梓印行，準備二二八當天正式散發出去。

　　據李薰山事後向同志和友人謙稱：「我想大家會選我的文章，並不是因為我寫得好，事實上反而我覺得李登輝寫的稿子比我好，他算得上是我們這個組織裡邊文章寫得最好的一位。」

　　在籌劃「二二八」周年活動時，除了沿街張貼大字報的構想，李登輝還提出了不少建議。但是，「新民主同志會」的其他成員認為李登輝提出的想法多半是「書生之見」，不符合民眾的需求，若照著做的話，非但窒礙難行，而且得不到民眾的共鳴。在會議過程中，自己提出的意見均被同志否決，使這個個性一向好強爭勝的李登輝，積了滿腹怨尤。

　　不論是文章或是籌劃運動的方式，決定權既是在於全體同志，李薰山當然沒有立場去作任何改變。然而，此事卻引起李登輝內心的極度不悅。

　　未採納李登輝的文章和他的主意還只是導火線，究其根源和遠因，主要在於李登輝自恃太高，故而瞧不起「新民主同志會」裡頭的其他同志。例如李蒼降、陳炳基年紀上要比李登輝小几歲，那時的學歷也只有中學水平，而李登輝自認是留日歸來，縱使尚無大學文憑，畢竟是喝過洋墨水了，和李蒼降、陳炳基在一塊兒，等於是貶低了自己的身價；何況同志們的年紀上，李登輝只比李薰山小一歲，其他的人都算是他的小老弟。不採納他搞群眾運動的方式也就罷了，居然連文章都不被採用，怎不教他引以為畢生奇恥大辱，難以咽下這口氣。

　　李登輝在「新民主同志會」內曾經高傲地說，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資本論》這些共產主義理論著作，組織內誰讀得比我通？李登輝告訴友人，早在入黨以前，就已經讀遍了馬克思的著作，大家既然不聽從我的意見，那我乾脆與爾等劃清界限好了！

　　據徐懋德的說法，李登輝說明自己想脫黨的原因，是因為自覺並不適合黨組織的活動。因為自己是學經濟學的，喜歡從學術的角度研究馬克思主義著作，並不是真正喜歡參加共產黨。當然，徐懋德曾當場質疑李登輝的這番說辭。他當面追問李登輝，去年（一九四七年）年底你入黨、寫入黨申請書表時，明明寫著有志於加入共產黨，此刻又說你不適合黨的活動，不是前後自相矛盾嗎？李登輝則顧左右而言他，不作正面答覆。據徐懋德事後向同志表示，基於尊重其個人意願，徐懋德未便多加勉強。但既然已經參加過黨組織活動，對黨的內部機密，想必亦多有所涉入，在國民黨軍警偵騎密布，查緝共產黨無所不用其極的此刻，徐懋德取得李登輝的口頭承諾，對共產黨和「新民主同志會」的一切事務均絕對保守機密，日後並不得相互攻擊，以維持同志情分。

　　徐懋德說不動李登輝繼續留在中共組織內，「新民主同志會」的成員們平日也難忍李登輝處處瞧人不起的高傲氣焰。徐懋德雖多次排解，都不得其門而人。李登輝此番出走，雖說是組織之損失，但少了李登輝這種麻煩人物，頓時如釋重負，得失之間，總要有所抉擇。

　　當年的老同志分析李登輝脫黨的心態，認為他是個「頗具英雄主義的人」，認為他留在共產黨內部，覺得無法盡情發揮，心情抑鬱，才會興起不如歸去的念頭。對於李登輝個性的分析，這可說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另外，根據陳炳基事後推測，當時「新民主同志會」與「學生工作會」關係密切，負責人均由他獨攬。陳炳基因感無法兼顧而辭卸「學工會」委員一職，推薦李登輝接任，不料卻被上級否決，改派李登輝舊識楊廷椅接任。李登輝失去獨當一面之機會，可能也是其退黨主因之一。

　　從一九四七年秋天入黨，到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間和徐懋德談判脫黨，李登輝的共產黨黨齡僅不及一年光景。據一位李登輝的老同志透露，脫黨后的李登輝和中共黨組織完全脫離了關係，組織的公開場合里再也不曾見過李登輝。

　　徐懋德敘述的和李登輝最後會晤的這段經過是否屬實，部分同志都有某種程度的懷疑。依共產黨當年在大陸上的做法，既然入黨，就決不容許有什麼「退黨」這回事。在某些共產黨人的眼裡，「退黨」或是想退黨的「動搖分子」，其實與「叛黨」無異。通常在戰爭年代，共產黨處理叛黨分子只有一種選擇——制裁。所謂制裁，即派人秘密暗殺處決。徐懋德難道未將退黨的嚴重性告訴李登輝？即便是徐懋德末曾告知，以李登輝之精明，豈會不曉得共產黨處置退黨人員的手法？

　　所以，「新民主同志會」老人敘述的有關李登輝退黨的經過，是否有隱瞞事實之處，實在值得再三推敲。以我的訪查了解，李登輝退黨后，在「新民主同志會」內部引起了極度的震撼，徐懋德和李登輝之間在最後一次晤談時，極可能發生過尖銳的言語衝突。所以，徐懋德在結束與李登輝的晤談后，作出了兩個明快的決定。

　　徐懋德的第一個動作，是立刻著手找人替補李登輝空下的位子。據「新民主同志會」的老人回憶，李登輝離開「新民主同志會」后，有天指導員徐懋德帶了一位新同志到會裡，和所有黨員會面。這人名叫蔡瑞欽，台南人，時任職台灣省教育會。徐懋德向大家作完介紹后，大家便知道此人是來遞補李登輝的。

　　徐懋德的第二個動作，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初，也就是李登輝退出「新民主同志會」后不久，徐懋德立即向內部同志宣布，「新民主同志會」從今天起改名為「台灣人民解放同盟」，並將組織作了一番重整，目的在增強組織的隱秘性。「台灣人民解放同盟」共分為三個小組——宣傳、組織、教育，小組的領導分別是李薰山、林如堉及陳炳基三個；徐懋德仍為上級指導員。

　　採取這兩項行動，證明徐懋德對李登輝的「君子協定」不放心，他擔心李登輝是個「動搖分子」，只要他果真是「動搖分子」，遲早會出賣組織，向情報機關密告，所以才消極性地作出了這些動作，防範不測。

　　雖然李登輝和中共告別了，前文也說過，在各種公開場合，李登輝刻意迴避和共產黨同志碰在一塊兒，以避免雙方的尷尬。但剛脫黨時他卻並未和原「新民主同志會」的老同志完全斷絕往來，他依舊可以知道組織的風吹草動。蔡瑞欽來替補他和「新民主同志會」改名為「台灣人民解放同盟」這些事，李登輝不是毫無警覺。他知道，自己的人身並不安全，雖然他和徐懋德之間有所謂的「君子協定」，但以李登輝多疑的個性，豈會盡信這「閑話一句」的口頭承諾。然而，他究竟該如何防衛昔日同志猝不及防的一擊？

　　徐懋德最不願意發生的事情，正在暗中隱隱然醞釀著。

來源：參考消息網 20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