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曾經誤判朝鮮局勢：朝鮮戰爭是蘇聯發動的

2011-01-07 10:16:21　來源: CHN強國論壇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外交戰略的一個顯著特點：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以及對軍事力量的迷戀。其背後則是實用主義主導下對國家利益不擇手段的追求...

  臉譜化對手、神聖化自我的傾向，是美國決策的一個突出特點和弱點

  朝鮮戰爭是二戰後美國在亞洲通過軍事手段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具體嘗試，也是冷戰後美國全球戰略目標與政策策略的實戰演練。對美國而言，這是歷史上首次沒有決出勝負的戰爭。從戰爭爆發之初的迅速介入，到將戰爭不斷擴大的過程中，其一系列決策都伴隨著戰略上的誤判。對於中國是否出兵參戰的誤判，是美國在朝鮮戰爭中諸多決策的一個突出表現。而中國的出兵參戰，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朝鮮戰爭的最終走向。美國的這一決策既有其歷史根源，也受當時複雜的政治軍事、內政外交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關於戰爭性質判斷上的失誤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在此後的幾天里，美國政府連續召開了四次會議，對戰爭的性質進行判斷，並認定：朝鮮戰爭是由蘇聯發動、支持和慫恿的，是國際共產主義聲東擊西的戰術，目的是要把西方的力量牽制在遠東，然後在西歐發動總攻。基於這個判斷，杜魯門政府迅速作出了全面干涉朝鮮戰爭的決定。

  美國的這一判斷是其冷戰思維的直接產物。二戰後，隨著冷戰格局的形成，美蘇對抗日益加劇。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機之後，美國政府認為，伴隨著蘇聯及共產主義陣營的不斷壯大，全球性緊張局勢正在不斷加劇。1949年8月蘇聯完成第一次核爆炸試驗，引起了美國的強烈反應。此後中國革命的勝利和隨後成立的中蘇同盟，迫使杜魯門指示國家安全委員會對美國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能力進行研究，這個研究的產物就是著名的NSC68號文件。這份文件奠定了美國在冷戰中對抗蘇聯的整體戰略，是美國對自身的國家安全政策作出的全面調整。該文件出台後，美國的決策層中瀰漫著強烈的危機氣氛。同時，美國情報部門聲稱蘇聯在世界許多地方都具有發動軍事進攻的能力。這使得美國決策者在獲悉朝鮮戰爭爆發后，幾乎立刻斷定朝鮮方面的進攻是由蘇聯發動、支援和慫恿的。如果不給予堅決的武力反擊，就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美國這一戰略判斷失誤的根本原因在於其決策層的濃厚的意識形態傾向。二戰後，美國固有的意識形態上的自信被軍事上的勝利迅速放大，認為在世界範圍內推廣民主、自由、人權是美國的責任。而朝鮮戰爭中美國決策層的核心成員杜魯門、艾奇遜、布雷德利、馬歇爾幾乎都對蘇聯陣營和冷戰形勢已經有了一個 「敵人意象」的預判。他們認為蘇聯受到一種狂熱信仰的蠱惑，這種信仰與美國秉持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馳，熱衷於侵略和征服，沒有人性，不真誠，不可信，能做出極端殘暴的事情。而且這種「敵意升級」在面臨反對意見時，往往以對方不了解敵人的險惡本性為由駁回，使錯誤本身難以得到糾正，最終使得美國產生了一種臉譜化對手、神聖化自我的傾向，從而難以做到「知己知彼」，這也是美國決策的一個突出特點和弱點。

  這個錯誤的判斷對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一系列決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方面，美國政府自始至終是從美蘇全球對抗的角度認識朝鮮戰爭，進而把蘇聯的意圖作為自己決策的決定性依據，忽視了朝鮮半島軍事衝突的複雜根源，從而降低了決策導向的靈活性。

  另一方面，這一判斷還導致了美國對中蘇同盟的僵化認識，忽視了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獨立性，特別是中國對於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利益的天然訴求，以及基於歷史原因形成的關於朝鮮半島的獨特的國家安全觀。正因如此，杜魯門政府依然基於對舊中國的認識和對新中國成立後面臨的困難形勢的估計，以及潛意識的民族優越感，沒有對新中國予以高度的重視，無法對新中國出兵參戰的能力和決心作出正確的判斷。

  此外，當美國決定進行全面的軍事干涉之後，就意味著美國放棄了之前在朝鮮推行的「有限遏制」的戰略。從而使美國干涉目標在既要遏制蘇聯的擴張、又要避免與蘇聯發生全面戰爭的兩個維度之間搖擺。這就為美國政府和軍方對朝鮮戰爭的規模和範圍的判斷上產生了模糊認識，從而為日後美軍越過三八線的決策埋下了伏筆。

  1950年9月，美軍在仁川登陸，朝鮮戰局發生逆轉。直到此時美國政府才意識到這場戰爭並非他們原先預料的那樣，而僅僅是由於朝鮮內戰而引發的一場局部戰爭。但是仁川登陸的意外勝利和政策決策的慣性，推動著美國決策者在原先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政治遏制與軍事遏制的二元分立

  朝鮮戰爭之前，美國在朝鮮採取了「有限遏制」的政策，即以政治遏製為主、軍事遏製為輔，其顯著特點是政治戰略與軍事戰略的二元分立。

  二戰結束，冷戰開始。基於意識形態的對抗，美國確定了在全球範圍內對蘇聯的遏制戰略。遏制戰略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個是雙重遏制的途徑，即以政治遏制手段與軍事遏制手段并行，政治遏製為主，軍事遏製為輔。二是重點遏制。當時美國的戰略重心是歐洲，主張在歐洲和西亞保持戰略進攻，在遠東保持戰略防守，並且確定以西歐的萊茵地區、亞洲的日本等為遏制的重點地區。因此，二戰結束之後至朝鮮戰爭爆發，儘管朝鮮的地緣戰略價值日益凸顯，但依舊不是美國亞太戰略的重點。此外，當時美國政府與軍方對於朝鮮半島在其亞洲戰略地位的認識上存在較大分歧。

  二戰後期，美國對朝鮮政策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國際託管進而實現朝鮮的獨立。但是到了1947年7月，隨著美蘇聯合委員會會議的破裂，美國開始重新討論其朝鮮政策。以陸軍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為代表的軍方認為，蘇聯擁有一支數量龐大且裝備良好的陸軍，美國缺乏在亞洲大陸同蘇聯進行地面作戰的能力。因此，在朝鮮保持軍隊和軍事基地並無戰略價值，主張儘早從朝鮮撤軍。國務院則從全球遏制蘇聯的政治戰略利益出發，主張保持南朝鮮的獨立和復興，進而保持對蘇聯的壓力。兩者妥協的結果便是1948年2月出台的NSC8號文件。

  這個文件確定了當時美國關於朝鮮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則。一方面它確定駐朝美軍於1948年12月31日前完成撤離任務，排除了美軍繼續駐留在南朝鮮或使南朝鮮的軍事力量能夠與北朝鮮進行抗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加大了對南朝鮮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援助。隨著歐洲冷戰風雲的變幻、新中國的成立，美國確定了在朝鮮實行「有限遏制」的戰略，即政治軍事的雙重遏制。

  政治遏制與軍事遏制的二元分立是美國早期遏制戰略的顯著特點。其優點就是，在戰略目標既定的前提下豐富了戰略遏制的手段，增大了戰略策略的迴旋空間。然而其缺陷也很明顯。

  一方面，由於政治遏制與軍事遏制在政策設計上的差異，容易將軍事目標與政治目標之間的張力意外放大，增加了政策選擇的機會成本。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后，當戰局發生迅速變化的時候，軍事力量的進退對政治目標造成了很大的震蕩。在美軍實現仁川登陸之後，美國政府開始盲目樂觀，而這種盲目樂觀恰好和戰爭初期的盲目悲觀相映照。在朝鮮人民軍迅猛推進、李承晚部隊潰不成軍的開始幾天，美國政府和國會內部對戰局的前景一片悲觀，認為朝鮮必失無疑。及至仁川登陸成功，戰局逆轉，又被勝利沖昏頭腦，在頻頻傳來的捷報中無所作為地浪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無視中國通過各種渠道傳遞的信息，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輕率地破壞了一項既定的對話政策，增加了決策的盲目性。

  行政決策集團與戰場

  指揮系統之間的矛盾

  有人認為，美國之所以敢作出越過三八線的決定，把戰爭擴大到朝鮮北部，是由於杜魯門輕信了「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關於中國、蘇聯干涉的「可能性很小」的估計和即使干涉也「不足為患」的保證。這顯然把問題簡單化了。

  麥克阿瑟與杜魯門之間的矛盾是當時美國行政決策集團與戰場指揮系統之間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二戰後在戰爭中崛起的軍事集團與傳統文官集團矛盾的體現。其中既有微妙的個人恩怨，但更多的是對當時美國外交戰略以及美軍戰略認識上的分歧，雙方矛盾的焦點是「戰爭限度」。

  麥克阿瑟出身顯赫，在美軍中資歷深厚，在二戰中功勛卓著，這使得他在美國，乃至世界上都有極高的聲望。加上他驕狂的個性，幾乎使當時的遠東司令部指揮系統遊離於五角大樓的掌控之外。而仁川登陸的成功，則使他的威望達到了頂峰，以至於當時在華盛頓幾乎沒有人敢冒犯麥克阿瑟的權威。自然，他對戰場局勢的判斷對行政集團的決策具有重要影響。

  問題在於麥克阿瑟陳舊的戰爭觀念已經不能適應朝鮮戰爭的特點。在朝鮮戰爭之前，美軍頭腦中沒有「有限戰爭」的概念。作為統帥的麥克阿瑟也是如此。儘管在二戰中立下赫赫戰功，但受時代所限，他無法理解原子彈的出現，以及冷戰格局對戰爭形態帶來的巨大改變，對西方傳統的「武力是解決任何政治衝突最佳手段」的軍事信條推崇備至。他認為既然開戰就必須取得徹底勝利，為此可以而且必須採取一切手段。因此在美國軍事干涉之初，麥克阿瑟就不斷要求在朝鮮投入更多的兵力，甚至希望打一場全面戰爭。「有限戰爭」並非一個既定框架，而只是受政治所迫，尤其是戰場條件以及核對抗背景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果。即便中國屯兵鴨綠江而不選擇出兵，也很難斷定麥克阿瑟指揮下的「聯合國軍」會打一場僅限於朝鮮半島的局部戰爭。顯然，這種戰爭觀念是與當時美國的亞太戰略相衝突的。儘管美國行政決策集團默許了麥克阿瑟的北進戰略，但前提是中蘇不干預。但這卻不是麥克阿瑟的前提。可以說，雙方在戰爭理念上的矛盾直接導致了美國對中國出兵朝鮮戰略的誤判。

  隨著中國出兵朝鮮和蘇聯的暗中支援，美國政府對戰爭限度立即進行界定。然而，麥克阿瑟在朝鮮半島企圖擴大戰爭的固執行為，以及他對美國政府及其政策直言不諱的批評，迫使杜魯門不得不解除他的職務。麥克阿瑟的解職一方面是美國決策層內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也說明，麥克阿瑟作為一名職業軍人，並不理解國家利益的獲取不一定都要靠戰爭的全面勝利才能實現。當然，他更不理解在朝鮮實行有限戰爭不僅符合美國全球戰略的需要，也是冷戰背景下美國政府的理想選擇。麥克阿瑟的解職，標誌著「有限戰爭」成為美國主導朝鮮戰爭的既定戰略，對戰後美國戰爭觀念產生了重大影響。

  國內政治鬥爭的制約

  朝鮮戰爭爆發前後，美國國內政治生態日益惡化，連續多年執政的民主黨政府面臨著複雜的國內國際局面。除了面對巨額的戰時政府的債務危機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時刻應對迅速惡化的兩黨戰時聯盟。

  二戰期間，民主黨和共和黨有著相當深入的合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協作是在德國和日本的威脅之下的自發行為，並非兩黨之間的有意結盟。戰爭一結束，隨著威脅和壓力的消失，這種統一陣線立刻就分崩離析。戰爭結束后，共和黨終於迎來了政治上反攻的好時機，開啟了美國兩黨政治攻訐不斷的暴風驟雨的新時代。這對美國的朝鮮戰爭決策產生了重要的政治影響，即共和黨通過不擇手段、大肆攻擊民主黨的對外政策打擊其威信，進而降低了民主黨政府執政的靈活性。民主黨執政期間，蔣介石政府在中國大陸統治的垮台，美國喪失了「對中國的領導」，急於從中國脫身。特別是當蘇聯的原子彈爆炸成功和中蘇結成同盟以後，美國共和黨掀起了民主黨對政府遠東外交政策的普遍不滿，他們把美國「丟失」中國的責任歸咎於民主黨的外交政策。

  二戰結束不久，冷戰的恐怖氣氛又接踵而至。在激烈的兩黨鬥爭中，孕育了一個全新而又強大的政治毒瘤，這就是麥卡錫主義。麥卡錫藉機指控國務院里有大批共產黨，在參議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謂「揭露和清查美國政府中的共產黨活動的浪潮」。朝鮮戰爭爆發后，麥卡錫更是借口杜魯門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蘇聯」、「出賣了蔣介石集團」、「幫了共產主義的忙」，將民主黨執政的20年稱為「叛國的20年」，鋒芒直指杜魯門政府。

  麥卡錫主義對於美國的朝鮮戰爭的決策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抨擊杜魯門政府的外交戰略的同時，擠壓了政府外交斡旋的空間，導致政府的對外決策的僵化；二是迫害政府里熟悉中國事務的人士。國務院里的中國問題專家幾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遜首當其衝，承受了極大壓力，甚至馬歇爾也難免受到牽連。在戰時和戰後參與美國對華事務的歐文·拉鐵摩爾、費正清、謝偉思、柯樂布，無一不受到打擊排擠，先後離開對華決策圈子。這就導致政府決策層很難對中國事務尤其是中國關於美國不要越過三八線的警告作出正確的判斷並予以回應。此後，以艾奇遜為首的國務院不得不時時謹言慎行，免遭共和黨強硬派的攻擊。作為總統的杜魯門則更為重視國會的輿論傾向，尤其是對國家的立法和法案的通過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各委員會主席的態度。

  此外，在確定北進戰略之前，迫於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杜魯門需要前線的勝利服務於國會的中期選舉。毋庸置疑，仁川登陸的勝利，使麥克阿瑟對決策層的影響達到頂峰，李奇微在回憶錄中曾講到「人們對麥克阿瑟將軍的一貫正確性幾乎發展到了迷信的地步。」另一方面，戰局的變化，也堅定了美國決策層對最終佔領朝鮮半島的信心，原因是他們認為仁川之戰後，蘇中已經喪失軍事干預的最好時機，蘇聯在聯合國的軟弱提議更加強了美國的判斷，這最終致使由中國輿論和中國政府聲明所釋放出的中國不可能坐視不管的信號被忽略。基於利用戰局的進展為國會選舉服務的考慮，杜魯門政府半遮半掩地下達了授權麥克阿瑟可以在三八線以北進行軍事行動的命令。至此，美國決策層內部有關是否越過三八線的爭論到此結束，軍事勝利后的喜悅與自信最終戰勝了決策集團所有人對越過三八線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的顧慮。

  情報評估的失誤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各級情報系統隨即開始對中國是否出兵朝鮮進行情報評估。參與情報評估的主要有兩大情報系統。一個是政府的戰略情報部門，即以中央情報局為核心的情報系統。另一個是戰場的軍事情報系統，以麥克阿瑟的美軍遠東司令部情報部為核心，包括美軍第8集團軍、第10軍等軍事情報部門。這些軍事部門提供的戰術情報、戰略情報和它們得出的判斷結論，對決策者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遠東司令部情報部的意見，更是被華盛頓決策層奉為政治情報評估的圭臬，成為他們制定戰爭決策的最主要依據。但是這兩個情報系統對中國出兵朝鮮戰略的評估都出現了重大失誤。

  以中央情報局為核心的各個情報部門首先對蘇聯影響下中國出兵的可能性進行了評估，其次對中國參與戰爭的意圖及能力進行了評估，最後以非常不負責任的態度來對待中國政府發出的公開警告。事實證明，美國的情報評估出現重大失誤的原因就在於：一方面，美國錯誤地把中國出兵與否置於蘇聯全球戰略的框架下進行情報評估。儘管中國和蘇聯結為同盟、蘇聯的意見在中國的對外決策中佔一定的分量，但是，中國在戰爭爆發不久成立東北邊防軍直至被迫出兵朝鮮，期間的每一項重大舉措都是出自對中國自身利益的慎重考慮。蘇聯方面的因素並未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對中國出兵的能力和意圖進行單獨評估的時候，美國堅持認為中共由於面臨複雜而嚴重的國內問題，不可能單獨出兵捲入朝鮮戰爭。中情局強調中國糟糕的國內問題對其介入朝鮮的負面影響似乎反襯出美國在軍事等方面的優勢地位。這種情報評估結果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冷戰思維決定的。美國決策層對情報的判斷，沒有站在中國政府主要擔心國家安全的立場上來考慮問題，沒有充分意識到在兩大陣營尖銳對立的東亞國際緊張局勢下，美國對朝鮮的軍事干預對中國領導人固有的安全擔憂所帶來的嚴重影響。

  戰爭一開始，美軍遠東司令部的情報部長查爾斯·威洛比就開始考慮中國參戰的可能性，並認為中國也許會向北朝鮮人提供援助。當美國和南朝鮮軍隊被壓縮在釜山時，威洛比報告說，中共軍隊正源源不斷地向華北調動，並指出如果中國軍隊參戰的話，為了切斷它的後方可能需要戰略空軍的支援。顯然，遠東司令部預料到此時中國出兵對美軍的巨大威脅。到8月底，美軍遠東司令部的情報評估對中國出兵參戰的能力進行了預測，指出中國在東北的兵力幾乎達到25萬人，如果中國出動增援部隊，那麼對於釜山周邊陣地的任務已經很繁重且為數不多的美韓軍隊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不過，他們想象中的中國出兵必然導致的釜山災難並沒有成為現實。此後，隨著美軍仁川登陸的順利實施，戰場形勢發生了逆轉。在麥克阿瑟和威洛比等美軍遠東司令部要員看來，中國干涉的威脅似乎正由於中國不會出兵介入朝鮮戰爭而慢慢消失。這一評估結論深深地植根於麥克阿瑟的腦海中。因此，儘管中國政府不斷公開發出警告，美國軍事情報部門均置若罔聞。

  隨著美軍越過三八線，越來越多的情報顯示出中國出兵的跡象，從10月14日開始，美軍遠東司令部情報部門再次把中國出兵援朝的情報提升到最優先評估的位置，但這只是為了向杜魯門總統明示中國不會出兵的論調，並沒有改變麥克阿瑟中國不會出兵的看法。威洛比給政府提供的情報只是印證麥克阿瑟的判斷而已。

  當杜魯門總統希望從麥克阿瑟那裡得到「第一手的情報和判斷」，從而搞清楚中國是否會真的「要在朝鮮進行干涉」時，雙方於10月15日在太平洋上的威克島舉行了見面會。在會談中，麥克阿瑟十分自負地向杜魯門保證，中國干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至此，美軍情報部門基本喪失了情報判斷的功能，他們的工作只是在裁剪情報，為麥克阿瑟的判斷提供證據，以保證麥克阿瑟的軍隊抵達鴨綠江，結束其宣稱的聖誕節攻勢。這在美軍中開啟了一個非常不好的先例。它進一步麻痹了戰場指揮官的判斷，沒有履行情報部門的職能。

  但是，這樣的故事並沒有因朝鮮戰爭的結束而停止。起初，是軍方在玩情報的遊戲，部分軍官為了某種意圖刻意操縱呈送給處於決策地位的高級軍官和政府部門的情報。此後，則是高級文官操縱軍事情報。為了實現國內的政治目標，政府會憑極端有限的事實和徹底錯誤的情報去制定重大的外交決策，卻根本不去考慮其後果。

  歷史總會驚人的相似。

  1965年，約翰遜政府通過歪曲事實，誇大越南對美國的威脅，操縱媒體和民意，宣揚美國出兵越南的合理性，卻蓄意淡化情報所顯示出的捲入越南戰爭的危險性，從而使美國陷入了一場毫無希望、最終慘敗的局部戰爭。

  2003年，小布希高估了蘇聯解體對中東的影響，忽視了當地人基於民族意識和宗教信仰所帶來的可能的反抗，垂涎於中東的戰略地位和伊拉克豐富的石油資源，為了推翻薩達姆政權，不惜誤導媒體，操縱國會和欺騙公眾。用嚴重有誤並經肆意裁剪的情報，把美軍送到伊拉克的中心地帶，飽受連續不斷的自殺性襲擊，造成災難性後果。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外交戰略的一個顯著特點：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以及對軍事力量的迷戀。其背後則是實用主義主導下對國家利益不擇手段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