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

史鐵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原籍河北涿縣，1951年出生於北京，196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9年去延安一帶插隊。因雙腿癱瘓於1972年回到北京。後來又患腎病並發展到尿毒症，需要靠透析維持生命。自稱是「職業是生病，業餘在寫作」。史鐵生創作的散文《我與地壇》鼓勵了無數的人。2002年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殘疾人協會評議委員會委員。2010年12月31日凌晨3點46分突發腦溢血逝世。

生平經歷　　  


史鐵生，1951年1月4日出生於北京，河北省涿縣（今涿州市）人，中國電影編劇，著名小說家，文學家。生前曾任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駐會作家，中國作家協會第五、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殘疾人作家協會副主席。1958年入北京東城區王大人衚衕小學讀書，1967年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9年到陝西延川插隊落戶。1972年回北京，1974—1981年在北京新橋街道工廠做工，后因病停薪留職，回家養病。 　　1979年發表第一篇小說《法學教授及其夫人》，以後陸續發表中、短篇小說多篇，1983年他參加中國作家協會。從1986年起，即為北京作家協會合同製作家，後為北京作家協會駐會作家，一級作家職稱。1996年11月，短篇小說《老屋小記》獲得《東海》文學月刊「三十萬東海文學巨獎」金獎。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奶奶的星星》分獲1983、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作品風格清新，溫馨，富有哲理和幽默感，在表現方法上追求現實主義和象徵手法的結合，在真實反映生活的基礎上注意吸收現代小說的表現技巧，從成名作《我那遙遠的清平灣》到《插隊的故事》，作品從內容到形式技巧都顯出異乎尋常平淡而拙樸，屬意蘊深沉的「散文化」作品。

　　另外，他還創作了電影劇本《多夢時節》（與人合作）、《死神與少女》等，《死神與少女》屬於一種新的史鐵生相冊集(10張)電影類型——詩電影，這為電影類型的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獻，這兩部影片都由林洪洞執導，《多夢時節》以其新穎的視角獲第九屆金雞獎最佳兒童片獎，廣電部1988年優秀影片獎，第三屆兒童電影童牛獎藝術追求特別獎，《死神與少女》以其對人生價值的探索於1989年獲保加利亞第十三屆瓦爾納國際紅十字會與健康電影節榮譽獎。 　　史鐵生著有短篇小說《午餐半小時》《我們的角落》《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奶奶的星星》《命若琴弦》《第一人稱》《別人》《老屋小記》;中篇小說《關於詹牧師的報告文學》《插隊的故事》《禮拜日》《原罪·宿命》《一個謎語的幾種簡單的猜法》《小說三篇》《中篇1或短篇4》等;散文《好運設計》《我與地壇》《牆下短記》《足球內外》;長篇小說《務虛筆記》《午餐半小時》《我們的角落》《在一個冬天的晚上》《山頂上的傳說》。曾先後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魯迅文學獎，以及多種全國文學刊物獎。一些作品被譯成英、法、日等文字，單篇或結集在海外出版。 　　史鐵生多年來與疾病頑強抗爭，在病榻上創作出了大量優秀的、廣為人知的文學作品。他的作品多次獲得國內外重要文學獎項，多部作品被譯為日、英、法、德等文字在海外出版。他為人低調，嚴於律己，品德高尚，是作家中的楷模。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點46分，史鐵生因突發腦溢血在北京宣武醫院搶救無效去世。根據其生前遺願，他的脊椎、大腦將捐給醫學研究；他的肝臟將捐給有需要的患者。

作品特點　　

初期有的小說，如《午餐半小時》等，帶有暴露「陰暗面」文學的特徵。發表於1983年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既是史鐵生，也是當時小說創作的重要作品。它在多個層面上被闡釋：或說它拓展了「知青文學」的視野，或稱它在文學「尋根」上的意義。在「尋根」問題上，作者表達了這樣的見解，「『根』和『尋根』又是絕不相同的兩回事。一個僅僅是，我們從何處來以及為什麼要來。另一個還為了：我們往何處去，並且怎麼去」。關於後者，他認為「這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誕，去為精神找一個可靠的根據」（《禮拜日·代後記》，華夏出版社1983年版）。 　　史鐵生肉體殘疾的切身體驗，使他的部分小說寫到傷殘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傷殘者對命運的哀憐和自嘆，由此上升為對普遍性生存，特別是精神「傷殘」現象的關切。和另外的小說家不同，他並無對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徵的執著，他把寫作當作個人精神歷程的敘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慾望將一個歌舞煉為永恆。這慾望有怎樣一個人間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計」。這種對於「殘疾人」（在史鐵生看來，所有的人都是殘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續關注，使他的小說有著濃重的哲理意味。他的敘述由於有著親歷的體驗而貫穿一種溫情、然而宿命的感傷；但又有對於荒誕和宿命的抗爭。《命若琴弦》就是一個抗爭荒誕以獲取生存意義的寓言故事

病隙碎筆


　　一

　　所謂命運，就是說，這一出"人間戲劇"需要各種各樣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隨意調換。

　　寫過劇本的人知道，要讓一齣戲劇吸引人，必要有矛盾，有人物間的衝突。矛盾和衝突的前提，是人物的性格、境遇各異，乃至天壤之異。上帝深諳此理，所以"人間戲劇"精彩紛呈。

　　寫劇本的時候明白，之後常常糊塗，常會說："我怎麼這麼倒霉！"其實誰也有"我怎麼這麼走運"的時候，只是這樣的時候不嫌多，所以也忘得快。但是，若非"我怎麼這麼"和"我怎麼那麼"，我就是我了嗎？我就是我。我是一種限制。比如我現在要去法國看"世界盃"，一般來說是坐飛機去，但那架飛機上天之後要是忽然不聽話，發動機或起落架謀反，我也沒辦法再跳上另一架飛機了，一切只好看命運的安排，看那一幕戲劇中有沒有飛機墜毀的情節，有的話，多麼美妙的足球也只好由別人去看。

　　二

　　把身體比作一架飛機，要是兩條腿（起落架）和兩個腎（發動機）一起失靈，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機長就會走出來，請大家留些遺言。

　　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鮮紅的血在"透析器"里汩汩地走--從我的身體里出來，再回到我的身體里去，那時，我常彷彿聽見飛機在天上掙扎的聲音，猜想上帝的劇本里這一幕是如何編排。

　　有時候我設想我的墓誌銘，並不是說我多麼喜歡那路東西，只是想，如果要的話最好要什麼？要的話，最好由我自己來選擇。我看好《 再別康橋 》中的一句：我輕輕地走，正如我輕輕地來。在徐志摩先生，那未必是指生死，但在我看來，那真是最好的對生死的態度，最恰當不過，用作墓誌銘再好也沒有。我輕輕地走，正如我輕輕地來，掃盡塵囂。

　　但既然這樣，又何必弄一塊石頭來作證？還是什麼都不要吧，墓地、墓碑、花圈、輓聯以及各種方式的追悼，什麼都不要才好，讓寂靜，甚至讓遺忘，去讀那詩句。我希望"機長"走到我面前時，我能鎮靜地把這樣的遺言交給他。但也可能並不如願，也可能"篩糠"。就算"篩糠"吧，講好的遺言也不要再變。

　　三

　　有一回記者問到我的職業，我說是生病，業餘寫一點東西。這不是調侃，我這四十八年大約有一半時間用於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來，成群結隊好像都相中我這身體是一處樂園。或許"鐵生"二字暗合了某種意思，至今竟也不死。但按照某種說法，這樣的不死其實是懲罰，原因是前世必沒有太好的記錄。我有時想過，可否據此也去做一回演講，把今生的懲罰與前生的惡跡一樣樣對照著擺給--比如說，正在腐敗著的官吏們去作警告？但想想也就作罷，料必他們也是無動於衷。

　　四

　　生病也是生活體驗之一種，甚或算得一項別開生面的遊歷。這遊歷當然是有風險，但去大河上漂流就安全嗎？不同的是，漂流可以事先做些準備，生病通常猝不及防；漂流是自覺的勇猛，生病是被迫的抵抗；漂流，成敗都有一份光榮，生病卻始終不便誇耀。不過，但凡遊歷總有酬報：異地他鄉增長見識，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激流險阻錘鍊意志，生病的經驗是一步步懂得滿足。發燒了，才知道不發燒的日子多麼清爽。咳嗽了，才體會不咳嗽的嗓子多麼安詳。剛坐上輪椅時，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豈非把人的特點搞丟了？便覺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瘡，一連數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著，才看見端坐的日子其實多麼晴朗。後來又患"尿毒症"，經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懷戀起往日時光。終於醒悟：其實每時每刻我們都是幸運的，因為任何災難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個"更"字。

　　五

　　坐上輪椅那年，大夫們總擔心我的視神經會不會也隨之作亂，隔三差五推我去眼科檢查，並不聲張，事後才告訴我已經逃過了怎樣的兇險。人有一種壞習慣，記得住倒霉，記不住走運，這實在有失厚道，是對神明的不公。那次擺脫了眼科的糾纏，常讓我想想后怕，不由得瞑揖默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