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器私用——法治的荒誕劇

公器私用，法治中國上演的荒誕劇
來源：sina bbs
文：知風

從去年的王帥帖案開始，多個舉報者、批評者被冠以「誹謗」的罪名，受到（跨省）拘捕。其中很多的案子，在網路的「圍觀」中戛然而止，案子被撤銷。近日，青年王鵬因為舉報官二代馬晶晶在公務員錄取中涉嫌作弊，而被寧夏吳忠市利通區警方跨省抓捕，罪名是「誹謗罪」。據最新消息，王鵬已被釋放。（摘編自12月2日《新京報》）

青年王鵬因為舉報官二代馬晶晶在公務員錄取中涉嫌作弊，今年11月23日，吳忠市利通區公安分局以涉嫌誹謗罪對當事人王鵬實施刑事拘留。不滿10天，吳忠市公安局決定，利通區公安分局以涉嫌誹謗罪刑拘王鵬，使用法律不當，是一起錯案，予以依法糾正，立即解除對王鵬的刑事拘留。誹謗罪——跨省抓捕——使用法律不當——依法糾正，公權力之下，要改變一個公民的命運簡直易如反掌。如果這是一起撲朔迷離、錯綜複雜的案子，我們應該慶幸法律的公正。然而，當我們知道這僅僅是公器私用的違法執法，不得不為這種低級的錯案捏一把汗。

之所以說是「低級的錯案」，因為在去年4月，公安部就下發了《關於嚴格依法辦理侮辱誹謗案件的通知》，明確只有三種情況應被認定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警方可按公訴程序立案偵查：（一）因侮辱、誹謗行為導致群體性事件，嚴重影響社會秩序的；（二）因侮辱、誹謗外交使節、來訪的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等人員，造成惡劣國際影響的；（三）因侮辱、誹謗行為給國家利益造成嚴重危害的其他情形。王鵬舉報官二代考公務員時舞弊，且不說舉報內容是否屬實，哪一條夠得上公安部的上述標準，需要由警方立案？

然而，犯這樣的低級錯誤並非智商不高，而是利令智昏。被王鵬舉報的馬晶晶的父母親都是寧夏的官員，他母親甚至還是吳忠市的市委常委、政協主席，因此對王鵬的跨省抓捕是「通過吳忠市公檢法各部門事前聯合開會協調討論，並獲得相關領導批示」的。顯然，王鵬的舉報涉及了權力人物的利益，而從這些權力人物的「維權」手段中可以看出，他們的個人利益幾乎等同或超過了國家利益。在這種狂妄的心態下，公檢法各部門成了一個利益集團，法律公器就如同家法了。

如果用公民權利的弱勢和公權力的強勢來衡量這一事件，我們只能止於憤怒，而當意識到執法者對法律的公然踐踏，必然會滋生出對社會的憂患。法律是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規範，現行法律形成了當前的法制社會，讓社會在一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範下發展。而法制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具體表現就是法治。法治作為一種治國的基本規則，要求法律成為社會主體的普遍原則，不僅要求公民依法辦事，更重要的在於制約和規範政治權力。所以，法治在政治上，是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和對政治權力的規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律是否至上，特別是權力的運行有沒有納入法律設定的軌道，是區分法治與非法治的主要標誌。但是，當社會任何方面出現違法現象時，法律還是要通過公權力來實施，這個時候法治和人治可以成為同樣的表現形式，因為法治無法排斥人的能動性，這就使人的能動性超越法律規定的範圍成為可能。所以，只有當公權力違法時，才是對法律的蔑視和踐踏，也才更具有社會危害性。

在「王鵬事件」中，讓人吃驚的是掌握公權力的人，為了一己私利達成違法的共識，置最起碼的法律常識不顧，可見權力的狂妄到了何等地步？不知這些權力人物有沒有意識到，破壞社會法治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依法行政的含義是，由法律給行政機關的權力劃出嚴格的邊界，任何行政機關和行政官員都不得越過這個邊界。法治就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托馬斯·潘恩曾精闢地論述：「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的國家中法律便應該成為國王，而且不應該有其他的情況。」那麼，「通過吳忠市公檢法各部門事前聯合開會協調討論，並獲得相關領導批示」的跨省抓捕，其嚴重性就昭然若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