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揭秘：中國人為什麼熱衷當官？

閱讀提示：沒有權力的人夢想獲得權力，擁有權力的人需要享受權力，權力小的人想擴大權力，處於權力金字塔頂端的人要鞏固權力——權力和人們追逐權力的慾望廣泛存在於中國歷史的各個方面、各個時期。而一個社會，人人都去當官，而不是直接投入創造財富的活動，全社會的財富積累和社會活力便令人擔憂……中國人為什麼如此熱衷當官呢？

沒有權力的人夢想獲得權力，擁有權力的人需要享受權力——大凡頭上有頂官帽的人總喜歡視察工作、發表講話，招搖一下，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是九品「領導幹部」；權力小的人想擴大權力，處於權力金字塔頂端的人要鞏固權力——中華帝國歷史上最殘酷的權力鬥爭往往發生在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皇室內部。又有哪個朝代沒有弒父殺兄、骨肉相殘的皇室悲劇？權力和人們追逐權力的慾望廣泛存在於中國歷史的各個方面、各個時期。

清朝乾隆年間，常州有個叫錢豁五的讀書人，書讀得不錯，文采也好，可就是科舉運氣不好，從小參加科舉一直考到壯年連個秀才也沒有考上。沒有功名就做不了官，那時候的讀書人做不了官就很少有其他出路。做生意，錢豁五不會；當塾師，錢豁五嫌沒錢；上山修鍊，錢豁五的境界還沒到。剩下來的就只有一條路了：混社會。

錢豁五在故鄉常州混了一段時間后，名聲臭了，欠債多了，混不下去了，只好背井離鄉，遠投廣西。錢豁五先去投奔在廣西衙門裡當幕僚的一個族兄。他這個人很聰明，雖然沒資格當官，卻很快把官場里上下其手、交通關節和來往公文等道道摸得一清二楚，知道幕僚、衙役和幫閑的人怎麼吃「衙門飯」。於是，錢豁五脫離族兄，自立門戶，私置官員的行頭，租房僱人擺起了官員的架子，專干坑蒙拐騙的勾當，此後長期流竄在廣西、湖南、江西等地行騙。他最傑出的騙局是將江西學政給誆了進來。錢豁五得知新任江西學政是江蘇人，就在南昌置辦宅院，招攬江蘇戲班唱戲，然後以同鄉之情結交學政。學政大人在錢豁五的宅院里樂不思蜀，而錢豁五在外面以學政的名義招搖撞騙，聚斂了不少錢財。學政離任，錢豁五把錢財揮霍一空后，只得返回廣西。

無奈錢豁五在廣西的名聲也臭了，呆不下去了。錢豁五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能在逆境之中策劃了一出「千里行騙」的鬧劇。只見他搞了個廣西巡撫衙門的大信封，粘上雞毛，再背上一套包袱，冒充廣西巡撫衙門的信使取官道經兩湖、江西去浙江。這個信使也不急著送信，反而是沿途一個一個驛站地歇息過去，遊山玩水酒足飯飽之後再前往下一站。「公費旅遊」到杭州后，驛官終於識破了錢豁五的把戲，將他扭送官府。這下看錢豁五怎麼玩下去？他若無其事，反過來開導錢塘縣令說，我是假冒官差沒錯，但你將我查辦了，豈不是連累了桂、湘、鄂、贛、浙五省的相關官員？錢塘縣令竟然覺得有理，一時難以決斷。更加戲劇性的是，一位在杭的常州籍御史聽說如此奇聞，敏銳地發覺錢豁五是個精明能幹的同鄉，人才難得，出面為錢豁五說情開脫，「撈」了出來，又把他介紹進入了鹽運使幕府。

鹽運使守著肥缺，正需要錢豁五這樣的人才協助撈錢。主賓二人臭味相投、相互配合，都賺得喜笑顏開。錢豁五身家過十萬后，還換了一個名字花錢捐了一個五品官。正當他得到了貨真價實的頂戴花翎，準備在「正途」上大展拳腳之時，鹽運使被革職查辦，錢豁五也連帶被發配充軍去了，漫長的行騙生涯正式結束。

錢豁五的騙局並不高明，為什麼能屢屢得手，沒有受騙者出來揭發他呢？其中奧妙就在於錢豁五是冒充官員身份來行騙的。行騙時，錢豁五的官員身份頗能迷惑人、嚇唬人，受害者的智商因為盲從或害怕而大幅下降；受騙后，受害者即使義憤填膺，也忌憚他的官員身份，害怕官官相護，只好忍氣吞聲。

比錢豁五的騙局稍晚，河南開封也出了一樁假冒官員行騙案。這個騙局的層次更高，設計得非常巧妙。話說，當時的河南省會開封城內的一處寺院來了幾十個操北京口音的借住客。他們穿著打扮精緻高貴，不像是住不起客棧的人，更奇怪的是他們入住后緊鎖門戶，禁止閑雜人員在門前窺探流連，搞得神秘兮兮的。很快，這咄咄怪事就被報告給了官府，震動了開封官場。

原來時任河南巡撫剛遭到彈劾，官場盛傳朝廷正暗中調查巡撫。巡撫本人很緊張，底下官員們也很緊張。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要真查起來，巡撫的問題少不了；而底下多少人和巡撫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大家正擔心著，突然來了幾十個低調神秘的北京人，巡撫等人怎麼能不緊張呢？

不會是朝廷查案的欽差來了吧？巡撫馬上派了一個親信去寺院查探虛實。那個親信在寺院周圍守候到黃昏，才看到有個人從寺院里走出來。那人很年輕，太監打扮，一副不諳世事的模樣，提著一隻葫蘆去沽酒。巡撫親信尾隨其後，尋機與他搭訕。那年輕人警惕性很高，沒搭理巡撫親信。親信不氣餒，第二天守在原地等，果然又候著了那年輕人。年輕人還是不搭理親信，親信就搶著替他付酒錢，又邀請他喝酒。年輕人不再排斥，落座和親信邊喝邊聊起來。等舌頭開始打卷了，巡撫親信開始套年輕人的真實身份。年輕人告訴他，聽說河南巡撫貪贓枉法，自己跟隨主子前來密訪，一旦查到確鑿證據就回京復命了。臨別，年輕人再三囑託巡撫親信不要告訴第三個人。

親信一轉身就報告了巡撫。巡撫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第二天帶上大小官員，前往寺院拜訪。院門緊閉，巡撫等人正躊躇著，突然聽到院子裡面傳來呼爹喊娘的慘叫聲，中間夾雜著棍棒呼嘯聲。叫聲一陣慘過一陣，讓外面一干人等直皺眉頭。好一會兒，慘叫聲停了，院門突然打開，兩個差役打扮的人拖著一個奄奄一息的人出來了，地上劃出一溜血跡。巡撫親信一看，這被打得不成人樣的人正是昨日的年輕人，趕忙耳語告訴巡撫。巡撫和大小官吏大驚失色，立刻整理衣裝，由巡撫大人領頭一一報名求見。一干人等被帶進一個房間，看到一個穿黃馬褂、戴珊瑚頂、插孔雀翎的老人，正要向他行禮，那老人擺擺手，指著坐在一旁的少年說：「爺在此，可行禮。」巡撫一想，幸虧剛才膝蓋沒跪下去，敢情主子另有其人。仔細一看，那少年相貌清秀、氣質高傲，周圍的人對他畢恭畢敬，極可能是京城裡的哪位王爺貝勒。巡撫急忙向少年行大禮參拜。少年點點頭，示意老人躬身過來，低聲向他說了些什麼。老人應了聲，仰身對巡撫等人說：「我們明天就回京了，不給地方添麻煩了。都回吧。」

懷著忐忑的心情，巡撫回去后，深信自己的前途就寄在那個少年欽差身上了。看樣子，欽差找到了不利於自己的證據要回京復命了，自己頭上的頂戴不保。越想越害怕，巡撫連夜悄悄送了一萬兩銀子進寺院。第二天欽差就要走了，巡撫抓緊一切機會巴結人家，一大早就帶著開封大小官員在城門口擺下酒宴，預備給欽差大人餞行。等了一上午，欽差沒有來，派人去寺院「問安」，發現早已不見了欽差的人影。

原來，根本就沒有欽差，這一切都是騙子團伙表演的。他們專門搜集各地的官場消息，對官員的升遷和心理揣摩得很仔細，然後有目的地開展行騙。河南巡撫擔心頂戴落地，騙子團伙就有了行騙的基礎，把他給陷進去了。

中國古代假冒官員行騙的案子層出不窮。除了前面提到的直接假冒外，還有兩種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假冒行騙：第一種屬於「狐假虎威」的做法。古代官員或者准官員階層享有許多特權，比如不用納稅。於是就有商旅雇傭官員或者舉人等同行，假冒是該名官員或者舉人的貨物，沿途逃避商稅。這在流失國稅的同時也給許多官員、讀書人帶來了許多額外收入。北宋蘇軾在杭州做官時，下屬抓到一名逃稅商人。這商人不知道蘇軾已經調任杭州，還以汴梁蘇府的名義採購貨物，貼上假冒的蘇東坡題籤逃稅。蘇軾知情后，很豪爽地給這個商人寫了真的題籤，讓他往返行商。像蘇軾這樣的好人還是少，同時代就有許多姓趙的無賴偽造出生材料，私刻王府印記，假冒宗室子弟，打扮成宗室的模樣出入州縣衙門，包辦刑獄，騙取賦稅，敲詐商旅，甚至行兇打人。直到事情鬧大了，這些假宗室才鋃鐺入獄。

第二種現象是「編製外官員」擠入官員行列，吃起了「衙門飯」。他們分擔了部分政府權力，在百姓眼中就是官員，可並不在正式法律文本之中，沒有正式的任命文件。晚清李榕曾揭露編製外衙役的生財之道：「劍州（四川劍閣）有查牌差役，或四五人，或七八人，四散於鄉，不知其差自何時，所查何事，鄉人但呼之曰查牌而已。所到之處，市鎮街坊頭人，或為具酒食，或量給盤費。臨路小店及鄉僻零星之戶，必索一餐。自道其苦差，而亦莫敢有抗之者。遇有酗酒、賭博、偷竊瓜果雞狗之賊，鄉愚不忍小忿，若輩竄入其中，橫架大題，動輒黑索拘拿，視其肥瘠而訛之，從未有事發到官者。」可見，這些編製外的衙役假借公務（查牌），一方面免費吃喝、役使百姓，一方面尋機敲詐勒索百姓，吸的都是民脂民膏。他們尚且是整個系統的「小蝦米」，更高級的大魚大蝦的生財門路就更讓人咋舌了，百姓們受到的壓迫和危害也就更重了。

為什麼人們前仆後繼假冒官員或者吃衙門飯，樂此不疲呢？因為官員身份能給他們帶來巨大的收益。中國人都知道，當官好，人人都想當官。哪怕只能擺一天官老爺的架子，人們都趨之若鶩。順帶著，假冒官員儘管不能獲得真官那樣的待遇，但也能享受到若干官員的甘露，比冒充農民、工人或者商號老闆的收益要高得多。

都說當官好，那麼當官到底有哪些好處，能好到讓外人擠破了腦袋要往裡面鑽，鑽不進去就是冒充也要過一把官癮呢？

首先，古代官員的收入很高。

官員的法定收入由以下幾部分組成：1.工資，包括正俸、職錢、服裝等實實在在的錢物。以清朝中期一個中級官員為例：縣令的年工資為48兩白銀，儒學教授的年工資為50兩白銀，摺合成現在貨幣大約在四五萬元之間，已經足夠維持正常的日常生活了。

2.免費開銷，包括發的煙茶酒糧薪炭等實物、免費使用驛站和辦公場所等。如果擔任實職，官員還能免費使用官衙，入住富麗堂皇的府邸，幕僚隨從的部分費用也能讓官方買單。元朝之前，朝廷還給官員「授田」，按照級別高低授予數以頃計的良田，解決官員的「吃飯」問題。各級官府都開有官辦的醫館或者配備了醫生，官員可以免費獲得醫療和藥物。這些日常開銷都不是具體的錢財可以衡量的，單單醫療一項就是無底洞，而官員可以免費享用。

3.免費勞力。官員能夠任意指使下屬和差役。官員許多非工作事情，比如搬家、過生日、老婆買胭脂、兒子選學校等等，不用他明說，總會有人熱情、主動地提前替他做好。如果僱人來做，這些私人事務會耗費官員不菲的錢財。

4.退休工資。官員退休，一般能從朝廷得到一筆退休費，並且領取從退休前工資百分之五十到幾倍不等的退休金。

5.不定期的賞賜。皇帝作為大老闆，經常會給幹得好的員工發獎金——比如過年、過生日、天下大豐收或者出現祥瑞等等。張三把皇帝伺候高興了，皇帝隨手把書桌上的一幅書法賞給了張三。張三回家仔細一看，竟然是東晉王羲之的真跡，張家一下子就發達了。

6.養廉銀收入。清朝雍正朝以後，朝廷考慮到官員「收入偏低」，為了防止官員因為窮困而貪污腐敗，向官員頒發「養廉銀」。這筆養廉銀遠高於正式工資，比如總督每年養廉銀超過一萬兩，而正式工資不過一百八十兩。有了以上這六項法定收入，一個人從進入官場到死，都不用擔心生活質量問題了。難怪白居易會寫出「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的詩句來了。

官員還有大量非法定但不算非法的收入。《官場現形記》曾生動描述地方官吏的這類收入：「向來州、縣衙門，凡遇過年、過節以及督、撫、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慶等事，做屬員的孝敬都有一定數目，什麼缺應該多少，一任任相沿下來，都不敢增減毫分。此外還有上司衙門裡的幕賓，以及什麼監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節，或是到任，應得應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於門敬、跟敬，更是各種衙門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辦差，總督大閱辦差，欽差過境辦差，還有查驛站的委員，查地丁的委員，查錢糧的委員，查監獄的委員，重重疊疊，一時也說他不盡。」

官場內外的人都很難說清楚官場的非正常收入到底有哪些、有多少，「重重疊疊，一時也說他不盡」。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比如京官有各種各樣的地方孝敬。一個道台離京赴任，京城裡各方面都要打點到，比如要給各位軍機大臣送百兩告別金，給軍機處的各個辦事人員送幾兩到幾十兩，如此類推，送遍各部委署衙門，沒有一萬兩銀子他這個道台還真離不了京。又比如舉子和新官進京，需要同鄉京官出具身世清白的證明。各省京官就自發組織起來，向同鄉出售證明文書。他們根本就不認識那些小老鄉，也不需要認識他們，只要留印章在年長者處預備蓋章就可以。同鄉京官定期劃分這筆收入，定期更換掌印的年長者。對於地方官來說，能帶來額外收入的陳規陋習就更多了，單單他們在稅收上做的手腳就夠他們吃好幾輩子了。例如地方徵收皇糧官稅，在儲存、運輸的時候難免有損耗，因此朝廷允許各地「酌情」提高一點稅率來彌補這部分損耗。明朝之後，各種賦稅摺合成銀兩徵收。老百姓交上來的散碎銀子需要官府熔鑄成官銀，由於成色不同和製作有差，難免造成損耗，朝廷也允許各地適當加征銀兩。額外徵收的部分，完全由地方官說了算，征多少、用多少、怎麼用都是不違法且缺乏監督的。這就是「耗羨」陋規。清朝中期，各地方稅銀每兩加征四至五錢不等，官糧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幾升不等，除了彌補正常損耗之外（正常損耗率不會高達百分之四五十的），剩餘銀糧全都進入了州縣官員的私囊，成為包括清官在內整個官場公開的收入。貪婪之徒，往往到任即提高耗羨標準，甚至有加征比例超過正稅本身的。

各項收入合計，一個官員一年能賺多少呢？一個清朝知府，不貪不佔，一年收入穩超一萬兩，而且還能獲得百姓讚譽。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並非虛言。在西部小縣城，典吏（縣領導班子成員）的年收入超過一千兩白銀，一般差役（編製外人員）年收入也在一千兩左右。這是什麼概念呢？北京城的一套平常四合院，售價在二百兩銀子左右，這還算是高房價（京城地段好，買的人非富即貴）；南方一畝農田的售價在四五兩銀子之間，這還得是良田。一個典吏如果不吃不喝不應酬，一年下來可以在北京買五套宅院，或在南方置辦百畝良田。

我們再拿官員的收入和其他行業收入做橫向比較。一個教書先生，一年的館金在十到二十兩銀子之間；一個成功的小商人，順利的話一年能賺到一二百兩銀子。這兩個行業還是社會上賺錢比較多的行業，客棧小二、飯店夥計、通州碼頭搬運漕糧的苦力、茶馬古道上的馬幫嚮導可賺不了這麼多錢。光緒年間，美國駐華公使何天爵從天津來北京，雇傭的搬運行李的苦力，走完全程只討要酬金幾個銅板，而且還自帶乾糧。中國勞動力之廉價，讓何天爵瞠目結舌。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而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就業的壓力極大，多數中國人需要為生計而奔波勞累。人人都有趨利本性，本能地擁擠向高收入的行業。如果算上免費醫療、退休工資等隱性收入，官員的收入無疑處於行業金字塔的頂端。如此一比較，中國人完全有理由擠破頭皮、各顯神通去爭奪有限的官場職位了。

其次，古代官員社會地位高，擁有諸多的特權。

官員的地位高、特權多，是有目共睹的，「肅靜」「迴避」的儀仗在那裡擺著呢。它也可以從假冒官員的騙術中得到反證。騙子行騙往往是借口能夠打通關節、包攬訴訟，有的時候甚至是幫忙給高官傳話。受害者上當受騙背後隱含的邏輯就是：他們相信官員個人能夠決定攸關自身利益的大事，而不是表面上的官府或者公文。所以他們要巴結相關官員，而官員的特權也體現在這個地方。更神奇的是，騙子迷惑受害者的把戲有的是手裡拿著衙門的公文或者令牌，有的是能夠在官府自由出入，有的是能夠見到相關的辦事官員，有的則僅僅是穿戴舉止像官員。受害者就憑這些對騙子深信不疑，官員的「特殊能量」從中可見一斑。

如果一定要列舉官員的特權，只要列舉兩項，就能讓平民百姓嫉妒得兩眼發光。第一，古代官員有通暢的升遷機制。比如宋朝對文官三年一「磨勘」，武職官員四年一「磨勘」，也就是考核你這個人的德能勤智勞，沒有大錯都給考核通過，一通過就可以陞官，陞官后各種待遇跟著水漲船高。到明清時期，定期考核就是走走過場而已，人人皆大歡喜，有人被考評為不盡忠職守反而成了咄咄怪事。熬了三五年，古代官員就能升一級，沒有實職授予他也有更高的待遇等著他；其他哪個行業能保證一個從業者短時間內一路升遷呢？

第二，古代官員能夠解決子孫就業問題。朝廷允許官宦子孫接班做官，負責給官員家人安排工作，也就是「蔭補」制度。一定級別的官員的近親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不用考核，不用競爭進入官場。皇帝過生日，或者聽到某個官員退休、死亡，往往會大發龍恩，授予官員子弟官爵。各朝還有世襲的官職，用來報答官員的功績或者交換他們手中的權力。比如大名鼎鼎的司馬光、戚繼光就出生在世襲官宦家庭，一到年紀就能當官。

為什麼年輕人蜂擁而上，去擠官場的獨木橋？這就好像買賣「期權」一樣。雖然進入之後只是底層小官僚，但只要沒有謀反叛逆、攻擊領導的行為，都會定期得到提拔。穿上官服的那一天，絕大多數的年輕官員都能看到購得的權力期權的日後收益。這個投資收益既高又幾乎沒有風險，而且還可以惠及子孫。

最後，古代官員職位穩定，進入官場等於捧得了一個鐵飯碗。任命官員容易，裁撤官員困難。不信，你試試。正式編製的官員，比如縣令、知府、巡撫和給皇上端盤子的太監，你能裁撤掉哪一個？就是編製之外的、吃衙門飯的大大小小的胥吏、差役等人也裁撤不了，「一個都不能少」。

農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即位不久，驚奇地發現自己竟然要給許多並不在員工名冊里的「閑人」發工資，大發雷霆。比如朱元璋發現衙門裡的役吏皂隸，依附官威，不務正業，一意害民，僅松江府就有1350名「編外官吏」，蘇州府有1521名。朱元璋痛心地看到自己精挑細選雇傭的官員們坐上位子后，一心享受政府的陽光，另外雇傭了大批幕僚衙役胥吏來辦事，把繁雜的政務都推給他們。而這些編外的臨時工坐穩位置之後，接著雇傭「二等臨時工」，把臟活累活又推給他們做，坐享其成。這樣，政府機構越來越龐雜，吃衙門飯的人越來越多。「若必欲搜索其盡，每府不下二千人。」編製外人員和編製內官員的比例是多少呢？道光年間四川巴縣吃衙役飯的約有七千人，而朝廷給該縣額定的官吏編製是七十個，也就是說幫閑之人和法定官吏的比例是100：1。後來，朱元璋雷厲風行，專門治理官僚隊伍膨脹問題，抓編製抓透明度，規定各省、府、州、縣衙門都要把皂隸差役的名額張榜公告，「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門名色，稱皂隸、稱簿書者，諸人擒拿赴京」。在他統治時期，明朝的官員編製控制得比較嚴格，也發生過百姓將狐假虎威的「官場臨時工」扭送朝廷的事件，但他一死，制度就廢弛了，明朝成為了官場最腐敗的朝代之一。

嘉靖皇帝即位時，內閣首輔楊廷和借新皇帝登基之際，用登基詔書的形式裁撤編製外人員14.87萬人，僅口糧一項每年就可為朝廷節省漕糧153.2萬石。應該說這是一件對國家有利的事情，但對楊廷和個人極其不利。此後楊廷和上下班都要由嘉靖皇帝特旨派遣的上百名禁軍團團護衛，否則就有生命危險。因為遭到裁撤的人都是花了各種成本混入官僚隊伍的，將生計都寄托在上面了，楊廷和砸了他們的飯碗，他們哪能善罷甘休，還不把楊廷和視作頭號仇敵，必欲除之而後快。找七大姑八大姨向楊廷和施加壓力、扛出老爸老媽到楊家上吊抹脖子、破壞楊廷和的轎子給他的馬下毒，這都算是輕的。被裁撤掉的人整楊廷和的黑材料送到嘉靖皇帝的案頭，甚至朝楊家射箭、埋伏在楊廷和上朝的必經之路旁行刺。考慮到這些危險因素，嘉靖皇帝調動禁軍給楊廷和保駕護航就可以理解了。

人人熱衷做官，官場必然膨脹。唐太宗用一個詞形象地總結了官場膨脹的惡果：十羊九牧。十隻羊竟然需要九個牧人，對羊來說是多麼沉重的監管啊，整個牧場又怎麼能興旺發達？

明末清初的名士侯方域曾在《壯悔堂文集》中從賦役角度分析官員膨脹的惡果：百姓要承擔賦稅，進學校讀書就可以免除，當吏胥也可以免除。免除的結果是什麼呢？十個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把那個人逃避的份額加於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將那十人的份額加於剩下的九十人。如此惡性循環，老百姓的壓力越來越大。百姓進入官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難以禁止。於是，天下的生員和胥吏漸漸增多，百姓漸漸減少。開始還是學校學生和胥吏把壓力加在百姓頭上，後來就是百姓和百姓惡性競爭了。歷史學家吳思將之稱為「淘汰良民定律」。在人人熱衷官場的時代，良民只有三種出路：或者擠入官吏隊伍，或者死於溝壑，或者淪為盜賊。

無獨有偶，民國時期著名實業家、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在1948年批評中國的教育說：「我們國家之所以弄到今天全無辦法，情勢非常可怕，就是因為這種讀書人太多了！在農村，本來可在田裡做莊稼的小孩，讀了書就不能做莊稼了，往哪裡去？到都市，到政府機關去。此外便無事可做了。在都市，商店裡的小孩，本可做生意的，讀了書也不能守商店了，往哪裡去？往更大的都市，還是往政府機關去。在工廠，工人的小孩，讀了書，還是不得當工人了，往哪裡去？如無更多的銀行、公司，還是到政府機關去。目前我國每年中學畢業的學生以十萬計，大學畢業的也以萬計，讀書人年年加多，政府機關的人也年年加多。如果一國人口，全讀了書，豈不全是公務員，會沒有一個老百姓了？」

西方政治學理論認為，政府的產生是百姓為了保護財產和安全，通過契約的形式將部分權力授予政府。在本質上，政府來源於百姓，要為百姓服務，也就是中國俗語說的：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所以當官場中人以滿足自身享受和發展為目的時，當官就異化成了一個行業、一口飯碗，背離了建立官場的原始目的。

而一個社會，人人都去當官，而不是直接投入創造財富的活動，全社會的財富積累和社會的活力便令人擔憂。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