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蘇聯百萬大軍壓境：毛鄧如何打破包圍的

20世紀60至70年代，中蘇關係極度惡化。蘇方在中國周邊形成包圍態勢，嚴重威脅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在這個時期，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根據國際形勢的新變化，及時調整外交戰略，同蘇聯進行了長期而堅決的控制與反控制、包圍與反包圍的鬥爭。他們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戰略決策，有效地維護了國家安全。

    一、中蘇關係惡化后蘇聯包圍中國的基本態勢

    新中國成立后，在蘇美兩大陣營嚴重對峙的世界格局中，中國採取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成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成員。蘇聯不僅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並且最早同新中國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從各個方面給予新中國支持和幫助。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蘇聯的外交政策逐漸發生變化，具體表現是：在對美關係上，從嚴重對峙到尋求緩和，在全球範圍推行其「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戰略。進入70年代后，又依靠其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實行擴張主義政策，與美國爭霸世界。在對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關係上，以「老子黨」自居，要求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內政外交政策都必須受它的指揮，服從它的戰略需要。 蘇聯的大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對外政策，從一開始即遭到中國共產黨的批評和抵制。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嚴重惡化，從意識形態的分歧逐步發展到兩黨和兩國關係的破裂。鄧小平後來總結這段歷史時說：「我們關係之所以搞壞，為什麼搞壞，就是因為蘇聯要控制我們。」(鄧小平會見希臘總理卡拉曼利斯時的談話記錄，1979年11月14日。)中蘇之間「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頁。)。

    中蘇關係惡化后，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蘇聯採取了一系列行動，對中國實行戰略性包圍，試圖壓服中國。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在北面，陳兵百萬於中蘇、中蒙邊界，對中國直接進行軍事威脅。

    1964年，蘇聯開始在以往沒有駐軍的中蘇、中蒙邊界陳兵布陣，並陸續增加兵力，總數達到54個師計100萬軍隊，並配備了包括核導彈在內的大量先進武器。1969年3月，中蘇之間在兩國邊界烏蘇里江珍寶島爆發了嚴重的武裝衝突，使原本不平靜的邊界形勢更趨緊張。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蘇聯除繼續加強在中蘇、中蒙邊界的軍事力量外，還不斷強化它在遠東地區的戰略部署。到70年代後期，蘇聯在遠東地區部署了大量最新軍事裝備，並於1978年底建立遠東戰區司令部，統一指揮遠東、后貝加爾和西伯利亞三個軍區以及不斷擴充的太平洋艦隊，做好了在遠東地區打常規戰爭和核戰爭的準備。用鄧小平的話說，來自北方的強大軍事壓力，「對中國構成了直接威脅」(鄧小平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的談話記錄，1985年10月23日。)。

    （二）在南面，試圖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利用印度、越南、阿富汗等對中國進行戰略包圍。

    1969年珍寶島事件后，蘇聯提出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倡議，試圖同亞洲的一些國家建立起所謂「安全合作關係」。1971年8月，蘇聯同印度簽訂了「和平友好合作條約」，在涉及「第三國」的條款中約定，在任何一方遭到進攻或進攻威脅時，雙方進行協商並「採取有效措施來保證兩國的和平與安全」；1978年11月，蘇聯又分別同越南和阿富汗簽訂了含有同樣條款的條約。在此之前，蘇聯還曾於1966年1月同蒙古簽訂了「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上述條約都帶有軍事同盟性質。根據這些條約的規定，蘇聯勢力大舉進入蒙古、印度、越南和阿富汗等國，打著「集體安全」的旗號，事實上形成對付中國的軍事聯盟。周恩來曾說過：蘇聯的這種做法，「是把杜勒斯的破爛貨再撿起來，就是'包圍圈'嘛！」(周恩來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代表春水時的談話記錄，1969年7月1日。)

    圍繞「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戰略，蘇聯具體作了如下部署：

    首先，利用印度，推行其南下政策。1959年和1962年，印度曾先後兩次在中印邊界挑起武裝衝突。衝突發生后，蘇聯無視客觀事實，採取明為「中立」、實為偏袒印度的立場。它不僅錯誤地指責中國，並且向印度提供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鼓勵印度反對中國。1963年9月，蘇聯政府公開發表文章支持印度反華勢力，誣衊中國是「亞洲戰爭的策源地」，是「世界和平的威脅」。(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9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頁。)1964年8月，蘇聯向印度提供了當時最先進的米格飛機，後來還幫助印度建立起生產米格飛機的製造廠。1971年蘇印「和平友好合作條約」簽訂后，蘇聯支持印度以武力肢解巴基斯坦。隨後，又支持印度吞併錫金，並同阿富汗聯合起來策劃進一步肢解巴基斯坦的所謂「俾路支斯坦計劃」。這些作法，實際上是繼承了沙俄時代的一貫南下政策。鄧小平1974年在同聯邦德國客人的談話中評論說：「支持印度的侵略行動，這是蘇聯的一種戰略總要求的表現。」「雖然事情是印度出面，但後面站的是蘇聯。」(鄧小平會見聯邦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科爾時的談話記錄，1974年9月6日。) 其次，利用越南，控制東南亞。20世紀70年代中期，越南戰爭結束后，美軍撤出印度支那，蘇聯趁機向東南亞擴張。1975年10月，蘇越兩黨領導人發表「蘇越宣言」，確定兩黨兩國要進行全面合作，在國際問題上密切配合。為拉攏越南，蘇聯積極支持其建立「印支聯邦」的計劃，並在越南控制寮國后，支持其出兵佔領柬埔寨。1978年，蘇越「友好合作條約」簽訂后，越南將金蘭灣軍事基地租讓給蘇聯，並積極支持蘇聯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主張。與此同時，越南依靠蘇聯的支持，驅趕華人華僑，強佔南沙群島，並在中越邊界不斷挑起事端。對此，鄧小平曾說：「在越南方面，它（指蘇聯--引者注）是下了功夫啰。」(鄧小平會見泰中友好協會代表團時的談話記錄，1978年6月15日。)越南問題「從全球來說，可以找到蘇聯插手這個根子」(鄧小平會見馬來西亞外交部長里陶丁時的談話記錄，1978年9月22日。)。

再次，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阿富汗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能夠控制阿富汗，不僅可以直接威脅巴基斯坦和伊朗，打亂美國在南亞和西亞的陣腳，而且可以威脅中國，並進而實現到達印度洋的計劃。1979年12月，蘇聯出兵入侵阿富汗，並迅速完成對阿富汗的軍事佔領，這表明它的南進政策前進了一大步，也是重要的一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客人時曾指出：「阿富汗問題更帶全球戰略性質。中國同阿富汗有共同邊界，也構成對中國的威脅，對中國的包圍。」(鄧小平會見日中友協代表團時的談話記錄，1982年11月9日。)

    上述部署說明，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蘇聯對中國逐步形成的「南北夾擊」的戰略性包圍，構成了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巨大威脅。如何打破這一包圍，維護國家安全，成為這個時期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著重思考和解決的重大問題。

    二、毛澤東、鄧小平等對打破蘇聯包圍的戰略思考

    如何應對蘇聯對我國的包圍態勢呢？

    毛澤東等認為，必須對蘇聯的全球戰略有全面、正確的了解，對其對中國的威脅有足夠的認識。毛澤東指出，蘇聯對中國實行的戰略性包圍看上去是針對中國的，但其實只是其全球戰略的一部分。蘇聯的全球戰略最本質的問題是蘇美兩霸的爭奪。在爭奪中，相比較而言，美國在戰略上處於防禦地位，蘇聯處於進攻地位。鄧小平也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目標是霸佔所有的地方，結果變成一個大胖子，蘇聯現在每前進一步，都從你這個大胖子身上刮下一層油。」(鄧小平會見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時的談話記錄，1975年6月8日。)

    根據這種判斷，毛澤東、鄧小平等認為，對付蘇聯，「中國不能只從自己的角度，而要從全球戰略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鄧小平會見阿根廷總統魏地拉時的談話記錄，1980年6月7日。，在戰略上要做好內外兩方面的準備。對內，就是不得不進行備戰防禦。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多次講過，「準備它早發動戰爭，有備無患」(鄧小平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的談話記錄，1977年9月10日。)。「我們寧可警惕性高些，看到危險，才能努力想辦法消除危險。」(鄧小平會見日本參議院議長德永正利時的談話記錄，1981年1月11日。)「只要你放鬆警惕，它就來了。這是我們對戰略問題的總看法。」(鄧小平會見茅利塔尼亞總統達達赫時的談話記錄，1974年9月18日。)對外，就是要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聯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霸權主義。

    毛澤東曾強調：「要團結多數人，要影響多數人，團結多數人，絕大多數的人，這是戰略問題。」(毛澤東會見新共總書記威爾科克斯、主席威廉斯及夫人、澳共（馬）主席希爾等時的談話記錄，1965年3月14日。)鄧小平也指出：只靠某一個國家的力量是不夠的，「要有幾種力量連在一起對付它才行」(鄧小平會見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哈克時的談話記錄，1980年5月4日。)。鄧小平還不止一次地對外國朋友講：「我們主張大家聯合起來，協調我們的行動，協調我們的戰略，來對付這個霸權主義。」(鄧小平會見阿根廷總統魏地拉時的談話記錄，1980年6月7日。)「要爭取更多的朋友才比較好。即使不能成為朋友，爭取更多的國家中立也是比較好的。」(鄧小平會見扎伊爾新聞代表團時的談話記錄，1978年6月14日。)

    由於蘇聯和美國在外交戰略上都有一個變化過程，因此在聯合問題上，毛澤東等對在世界範圍內應該依靠誰、爭取誰、團結誰、打擊誰，在戰略思路上也有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這種戰略思路的調整，大體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這個階段的形勢是：蘇聯繼續推行「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針，對中國則逐步採取孤立和包圍政策。而美國對中國仍抱敵視態度。根據這種形勢，毛澤東等確定了同時反對美國和蘇聯兩個霸權主義，並準備對付「四面八方」（包括日本、印度等國威脅）的戰略方針，提出在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同時「堅決反對以蘇共領導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的口號(參見《人民日報》1966年5月15日。)。1966年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提出，「要反對帝國主義，就必須反對現代修正主義」(《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日報》1966年8月14日。)，明確地把蘇聯和美國一起作為中國的敵人來反對。在聯合問題上，毛澤東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理論。毛澤東指出：「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後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頁。)根據毛澤東的分析，第一中間地帶國家是中國反對蘇美兩霸的直接同盟軍，第二中間地帶是間接同盟軍。中國的外交戰略是依靠第一中間地帶國家，爭取第二中間地帶國家，反對美帝國主義和蘇聯霸權主義。

  第二個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這個階段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美國由於長期對外擴張，特別是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實力遭到嚴重削弱，而蘇聯趁機加緊擴軍備戰，在軍事力量上與美國逐漸趨於平衡，美國的霸權主義地位受到挑戰。為了加強同蘇聯的爭奪，美國開始改變對華政策。二是蘇聯利用自身實力的增長，進一步在亞洲地區進行擴張，並陳兵百萬於中蘇和中蒙邊界，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直接威脅。根據這種形勢，中國的戰略重點，從同時反對「兩霸」變為主要對付蘇聯一方。周恩來對此曾指出：「兩霸爭奪，著重反對哪個霸，因為地區不同、形勢不同，情況也不同。」(周恩來會見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總統尼雷爾時的談話記錄，1974年3月30日。)因此，「鬥爭的口號、方針得經常考慮。」(周恩來接見北京市委常委的講話記錄，1972年7月5日。)在聯合問題上，毛澤東根據形勢的變化，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戰略，他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時的談話記錄，1973年2月17日。)要團結這條線周圍的國家，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鄧小平後來告訴美國朋友，毛澤東制定的這個戰略方針「是從東到西建立一條反蘇霸的統一戰線」(鄧小平會見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時的談話記錄，1984年2月22日。)。

    1974年，毛澤東在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又提出了著名的「三個世界」理論，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441頁。)對「三個世界」理論，周恩來、鄧小平都十分贊成，並在許多場合作過明確的解釋。鄧小平說：「過去有一個階段人們喜歡世界大體上劃分為兩個陣營，即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以及中間地帶。現在這種劃分已不能反映現實的政治狀況。」(鄧小平會見尼日共和國政府代表團時的談話記錄，1974年7月20日。)「國際形勢中的新問題主要是三個世界的劃分，這是制定國際範圍的戰略和策略的出發點。」(鄧小平會見日本朋友西園寺公一時的談話記錄，1974年6月5日。)他還特彆強調：三個世界的思想主旨，即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特別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因為「在欺負人方面，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超級大國尤為惡劣」(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74年4月10日。)。

    對於第一世界，即蘇美之間的矛盾，毛澤東認為是可以利用的。1972年他在同周恩來等的一次談話中說：「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利用一方，任何一方不要兩面作戰。」(毛澤東與周恩來等的談話記錄，1972年7月24日。)周恩來也多次強調這一觀點，他指出：「他們的矛盾沒有解決，我們能不能利用一下？按照毛主席的戰略思想，應該利用嘛!敵人有矛盾，可以利用矛盾，我們要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嘛，敵人的矛盾為什麼不可以利用呢？這是我們過去鬥爭幾十年的經驗。」「我們不能拿原則做交易，但是可以利用他們的矛盾，使他們不能那樣容易合作打我們。」(周恩來在全國人防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71年8月23日。)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和「一條線」、「一大片」的思想，更加具體地指出了中國擴大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目標和範圍，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國家安全的戰略重點，拓展了國際合作的空間。

    概括起來說，中國在自身進行反侵略準備的基礎上，聯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重點依靠亞非拉國家人民的支持，團結和爭取歐洲和日本，充分利用蘇聯和美國的矛盾，構成了20世紀60至70年代中國打破蘇聯包圍的重要的戰略思路。

    三、打破蘇聯包圍的重要戰略步驟

    在打破蘇聯包圍的過程中，中國政府按照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確定的戰略思路，並根據不同形勢和不同階段的特點，採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戰略步驟，有所側重地開展工作，一步一步地打破了蘇聯的包圍。大體可分為五個階段：

    （一）從20世紀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面對來自蘇美兩個方面的威脅，毛澤東等確定外交工作的重點是爭取亞非拉特別是亞非國家的支持；同時以法國為突破口進一步推動同西歐及日本關係的改善。在亞洲，中國大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支持朝鮮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爭取和平統一的鬥爭、支持日本人民反美愛國鬥爭。為加強同亞洲特別是周邊國家的關係，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分別多次訪問所有已建交的亞洲國家，並邀請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訪問中國，通過友好互訪，增進相互的了解和友誼。與此同時，中國還同朝鮮、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柬埔寨、葉門、印度尼西亞、蒙古等國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或友好互不侵犯條約；同緬甸、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國簽訂了邊界條約，妥善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在處理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一方面堅決予以反擊，同時努力把衝突控制在一定限度，並使它很快平息下來。對非洲，中國積極支持阿拉伯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和以色列侵略擴張主義的鬥爭，發展同非洲國家的關係。

  這一時期，中國先後同18個非洲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同幾內亞、迦納、剛果（布）、馬里、坦尚尼亞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來訪問非洲十國，發表了著名的中國處理同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關係的五項原則以及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這些原則體現了中國無條件幫助非洲國家發展民族經濟和民族文化的真誠願望，與蘇聯有條件的援外政策形成鮮明的對比，贏得非洲人民的信賴，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威望，為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中國在繼續發展同已建交的瑞士、瑞典、丹麥、挪威、芬蘭等國關係的同時，以法國為突破口，進一步推動了同西歐、日本等國關係的發展。1964年，中法建交，在世界引起震動，被西方媒體喻為「一次突發的外交核爆炸」。與此同時，中國同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也開展了多層次的往來，發展同他們的貿易關係；中日關係也從過去的「民間先行」轉入「半官半民」的階段，為1972年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礎。這一系列外交成就，不僅宣告了美國孤立和反對中國政策的破產，而且打擊了蘇聯企圖通過蘇美合作主宰世界、包圍中國的陰謀。

    （二）從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面對蘇美加緊爭奪世界，蘇聯成為中國國家安全主要威脅的形勢，毛澤東等確定「聯美抗蘇」的外交方針，將外交工作的重點放在積極改善中美、中日關係上。1969年珍寶島衝突后，毛澤東提議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位老帥研究一下國際問題。同年7月和9月，陳毅等先後將「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和「對目前形勢的看法」兩份研究報告送交中央。這兩份報告提出：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在美蘇兩國都急於打「中國牌」的情況下，中國處於戰略主動地位。陳毅還提出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參見熊向暉：《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中共黨史資料》第42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2、87頁。)這時，急於對付蘇聯的美國政府也做出一系列姿態，以緩和中美關係。陳毅等人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和美國外交政策的新動向，引起毛澤東等的高度重視。從這時開始，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和中美聯合公報的簽訂，經過兩年多時間的努力，中美兩國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中美關係的突破為中國打開全新的外交格局創造了重要條件。毛澤東曾說，中美關係正常化「是一把鑰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頁。)。正如毛澤東所判斷的那樣，中美關係的改變，帶來了中國同西方國家關係的重大變化。1972年3月中旬，中英之間自1954年建立起的代辦級外交關係升格為大使級關係。接著，中國同荷蘭、希臘、聯邦德國等國家相繼正式建交或實現外交關係升格。隨後，在中日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僅1972年一年，中國就先後同包括日本在內的18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或實現外交機構升格。

    （三）從20世紀7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為了鞏固中美、中日關係正常化后的有利局面，中國根據毛澤東「一定要爭取第二世界」的意見，重點開展對西歐的爭取工作。當時，中國同西歐、日本和美國之間對蘇聯戰略形勢的判斷存在較大分歧，中國認為，蘇聯雖然在戰略上對中國採取了包圍政策，但其戰略重點還是在西方，用毛澤東的話說：「蘇聯的政策是聲東擊西的，口裡講要打中國，實際上想要吞併歐洲。」(毛澤東會見法國外長舒曼的談話記錄，1972年7月10日。)鄧小平也說：蘇聯的「重點還是同美國爭奪世界，首先爭奪歐洲」(鄧小平會見日本自民黨政黨政治研究會議員訪華團時的談話記錄，1974年1月11日。)。西方一些國家卻認為，蘇聯主要是包圍中國。因此，做好西歐國家工作的關鍵是揭露蘇聯戰略的真實意圖。

    這個時期，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會見西歐、美國、日本朋友時，有針對性地闡釋了兩個問題。一是為什麼說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的問題。毛澤東等指出，主要有三個理由：首先從蘇聯的全球戰略看，是要爭奪世界，包括亞洲也包括歐洲；其次從蘇聯在全球的兵力部署看，3/4的力量擺在西方，1/4弱的力量擺在中國的北部；其三從歐洲的戰略地位看，蘇聯要爭奪世界的霸權，必須力求首先控制歐洲，「因為歐洲，主要是西歐，不但政治上重要、經濟上重要、軍事上也重要」(鄧小平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聯邦議院代表團時的談話記錄，1974年10月15日。)。「不取得歐洲，要稱霸世界不可能。甚至取得了中國，不取得歐洲，要稱霸世界也不可能。」(《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頁。)

    毛澤東等對蘇聯戰略的判斷，來自對國際形勢的仔細觀察。1975年鄧小平會見基辛格時說：「我們不是想把蘇聯這股禍水引向西方，但我們關切西方。我們觀察了幾年，感到蘇聯要鬧事，首先在西方。所以，我們理所當然的要關切西方。」(鄧小平會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時的談話記錄，1975年10月20日。)二是關於中國是否為了擺脫困境才強調「聲東擊西」的問題。鄧小平曾明確地表示：「就中國自身來講，中國不怕戰爭，就是世界打起來，通道斷絕，中國自己也有比較強的生存能力，充其量也就是回到延安的窯洞，那樣也能生存。」(鄧小平會見日本參議院議長德永正利時的談話記錄，1981年1月12日。)他說：「我們這個國家是不怕包圍的。」(鄧小平會見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時的談話記錄，1975年6月9日。)中國「幾十年的革命歷史就是在包圍中生存，在包圍中干出革命的勝利。」(鄧小平會見泰中友好協會代表團時的談話記錄，1978年6月15日。)基於上述分析，鄧小平指出：中國判斷蘇聯的戰略是「聲東擊西」，「不是從中國角度出發，而是從全球戰略角度提出來的」。(鄧小平會見日本參議院議長德永正利時的談話記錄，1981年1月12日。)毛澤東等還特彆強調歐洲聯合的重要性，指出蘇聯的辦法是分化歐洲，然後逐步控制歐洲，而「我們歷來主張有一個強大的聯合的歐洲來對付蘇聯的挑戰」(鄧小平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前總統瓦爾特·謝爾時的談話記錄，1981年5月1日。)。這期間，中國同西歐國家加強了高層互訪。1974年，英國前首相希思訪問中國；1975年，鄧小平訪問法國，同年法國總理希拉克、德國總理施密特訪問中國。經過耐心細緻的說服工作，他們都表示認同中國的觀點。希拉克說：「法國人和中國人都拒絕接受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我們都希望有一個更團結一致、更富饒和更有組織的歐洲」。(《人民日報》1975年5月19日。)希思說：「歐洲應該日益團結起來，並且用一個共同的聲音說話，這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在我們同兩個超級大國打交道方面情況更是如此。」(《人民日報》1974年5月26日。)這些言論說明，毛澤東等在這個階段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

（四）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針對蘇聯利用越南向東南亞擴張的形勢，中國著重開展對亞洲特別是東盟國家的工作。東盟成立於1967年，最初由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組成，是美國的勢力範圍。中美關係正常化后，東盟不再單獨依靠美國，而奉行大國平衡政策，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於1974年和1975年先後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越南戰爭結束后，美國退出印度支那，蘇聯趁機重提「亞安體系」，利用越南控制寮國、出兵佔領柬埔寨，搞「印支聯盟」，同時支持越南「擠入」東盟。對此，鄧小平尖銳地指出：「越南提出加入東盟，實際上是打入東盟，以此推行蘇聯亞安體系戰略。」(鄧小平會見美洲國家組織秘書長亞歷杭德羅·奧爾菲拉時的談話記錄，1979年2月19日。)這樣，這個時期做好團結東盟的工作成為打破蘇聯戰略意圖、維護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的重要一環。中國繼續採取「請進來」和「走出去」的辦法，加強同東盟國家的交往。

    1978年11月，鄧小平出訪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開展工作。在同東盟國家的交往中，中國著重表達了四層意思：一是揭露越南要求加入東盟的真實意圖是為蘇聯的全球戰略服務。二是指出越南如果控制了整個印支，蘇聯的影響就會擴大，東南亞就會動蕩。這不僅關係到本地區，而且是世界性問題，關係到東西通道，即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聯繫問題。三是希望東盟國家以適當方式給柬埔寨以道義上的支持。四是提倡全世界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蘇聯的戰略部署，爭取一個比較長的和平和穩定的局勢。這些工作取得了實際的效果，東盟國家不但沒有加入蘇聯的「亞安體系」，而且堅決抵制了越南加入東盟的要求，由此阻遏了蘇聯通過越南控制東南亞、形成包圍中國態勢的戰略。這個階段，中國在中越邊界進行了對越自衛反擊戰，穩定了中國南部邊界的局勢。

    （五）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蘇聯隨著其全球擴張戰略受阻和國內外形勢的壓力，意識到有必要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與此同時，中國也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為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始大幅度調整包括中蘇關係在內的對外政策。在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中國政府按照鄧小平的思路，始終堅持改善中蘇關係必須消除三大障礙，即：第一，蘇聯從中蘇邊界撤軍，包括從蒙古撤軍；第二，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第三，蘇聯從阿富汗撤軍。用鄧小平的話說：「我們之所以用消除三大障礙作為衡量蘇聯是否有變化的標準，就因為這關係到世界戰略格局，關係到世界和平，而不只是因為它威脅中國的安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4頁。)1989年5月，經過近十年的艱難談判，以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在北京會晤為標誌，中蘇關係實現正常化。用鄧小平的話說：從這時開始，中蘇之間「結束過去，開闢未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2頁。)。

    鄧小平曾經說過：「中國同任何國家的關係都是從戰略觀點出發的。中國的戰略概括起來就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875頁。)回顧中蘇之間二十多年控制與反控制、包圍與反包圍的鬥爭，中國之所以最終取得勝利，關鍵在於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能夠站在維護世界和平和中國國家安全的立場上，審時度勢，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適時調整國際戰略，鮮明地提出應該爭取、依靠、團結、打擊的目標，並且務實地去開展工作。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長期鬥爭中形成的這一思路，至今對我們妥善處理國際問題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