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對華政策為何令中國百姓反感？

江南人    發表於 前天 08:51

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11月8日文章 原題：與中國的普通百姓交談（作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

看到中國官員做出一些看上去不可捉摸的行動，華盛頓往往認為中國政府中的許多人是反美的，而中國的大眾是親美的。現實的情況幾乎剛好相反。在中國的普通民眾中，始終有一種強烈的質疑，認為美國有一個精心設計、周密思考和連貫的遏制中國戰略。

這種陰謀論還有某些極端版本，認為每件事都是這個陰謀的一部分。對中國人權記錄的批評，目的是為了顛覆北京的政府。對央行施壓要求重估人民幣，顯然也是為了讓中國患上「日本病」。甚至一些私營公司如高盛和谷歌有時也被暢銷書和期刊描繪成美國的步兵，是這個大戰咯的忠實走卒。美國總統奧巴馬口前的亞洲之行—一前往印度、印尼、韓國和日本，顯然跳過和包圍了「那個大大的紅點」（某記者最近說）——可能更加佐證了這一陰謀論。

美中關係健康與否不再僅僅取決於白宮和中南海的官員之間的握手和秘密協議。在對華政策方面，普通百姓的意見越來越重要。中國的輿論也開始在一系列對中美關係至關重要的問題例如匯率、國內消費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發揮作用以及私營部門的發展中變得重要起來。可是華盛頓外交政策機構的做法卻好像是美中關係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以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專利。美國並沒有認真地試圖直接向中國大眾說明情況和交流思想。

當然，這對於一個嚴格限制新聞自由的國家來說並不容易做到。但是科技已經開始鑿開了北京新聞控制體制的幾個洞。中國有4億網民，差不多和美國的總人口一樣多。另外，中國還 有7億手機用戶，每年這兩類戶的數量都在以數百萬的速度加。

但是，美國政府還用疏遠中國大眾的方式來說明自己的理由。在人權問題上，美國總是強烈批評中國在西藏和對待異見分子上的做法。這些批評往往事與願違地引起普通中國人的不滿，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問題是挑戰中國的文化觀和政治規範。他們也忽視了更能在中國大眾中引起共鳴的話題，尤其是在產權問題上。當年老的寡婦被強制從家中驅趕出去，或者企業家突然失去了辛苦積攢的財產時，這些才是人權和正當程序重要的「說教時刻」。

在貨幣問題上，美國所選擇的論點一直不能讓普通中國人甚至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產生共鳴。最無力的論點是中國有責任為中美貿易實現平衡而努力。但是既然美國的消費那麼高而儲蓄率又那麼低，為什麼中國要為貿易失衡承擔比美國更多的責任？事實上兩個國家都有責任——美國要在宏觀經濟方面多做事

而中國則要在其貨幣政策方面多做事。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北京身上恰恰讓很多中國人感到極為眼不公平。

這個觀點還有一個問題：它的意思是要求中國犧牲出口部門的工作崗位來營造一種印象，那就是美國正在解決失業問題。這種觀點在重慶和廣州的大街上很難贏得人心。中國人要比美國人窮得多，可是美國人竟然要求他們降低生活標準，這樣美國的政治家們就能感覺好一點，覺得是為選民做了點什麼。傷害帶來的侮辱遠不止如此，那些因人民幣升值而受到最大打擊的中國人主要來自於最貧困的群體，也是最弱勢人群：農民工。

絕大部分嚴肅的經濟學家認為人民幣幣值重估是為了中國人好，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這是政治，這個問題不是專家治國論者選擇誰對誰錯的問題。奧巴馬政府選擇了令中國人感到反感的方式去設計談判框架，卻沒有採用更容易讓中國人產生共鳴的論點。例如，你可以說人民幣幣值重估可以幫助中國實現成為製造業大國的理想——不僅僅是製造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還能成為創新和科技的中心。這個論點能在中國收到良好的效果，因為它強調服務中國，給中國人帶來好處，契合很多中國人的科技夢想。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沒有對中國經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給予足夠重視，那就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這與美國對待印度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訪印期間，奧巴馬會見了25位印度企業家，徵求他們關於創造就業和企業發展的意見。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從來沒有獲得哪位美國總統的類似待遇。

只是跟北京官方進行接觸已經不夠了。美國領導人要學會如何更有效地同中國人民進行溝通，不要讓陰謀論者來代替他們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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