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飆突進的民族主義

飽暖思自由 · 發表於 2010-11-13 03:36

馬立誠

2010-11-9 來源：經濟觀察網

　　我手裡有兩個黃色的棉布錢包，是在北京最熱鬧的旅遊景點——什剎海酒吧街的攤上買的。一個錢包上印著：「中國人必須領導一切」;另一個印著：「全世界必須說中文」。生產這樣的商品，是為了刺激眼球賺錢。不知別的國家是否出售這種商品，印象中沒有。這兩個錢包，給下面幾位學者的話作了生動註腳。

　　許紀霖在2010年8月號的《讀書》雜誌上說，最近10年中國出現了民族主義狂飆，從反西方與反啟蒙出發，發展為崇拜國家的政治保守主義。

　　資中筠在2010年7月5日的《經濟觀察報》上說，現在國家主義或是極端民族主義特別嚴重，以國家主義犧牲國民福祉滿足虛榮，推向極致就會導致法西斯主義。

　　徐友漁在2010年7月號的《領導文萃》雜誌上說，民族主義是近年來中國社會最為喧囂的聲音。一些人打著「愛國」旗號坑蒙拐騙恣意妄為，鼓吹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作秀、撈錢和陞官的伎倆。民族主義的各種口號，沒有獨立的、內在的、與中國人民真正利益相關的價值。

　　2010年9月18日，《新京報》發表易中天與李澤厚關於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對話，兩位直接提出中國已經出現納粹思潮，應當警惕。李澤厚說：「中國龍主宰世界」的民族主義一旦和民粹主義結合，就非常危險，它將對外發動戰爭，對內厲行專制。民族主義加民粹主義，正好是「國家社會主義」，即納粹。這是當前中國往何處去的最危險的一個方向，大講「中國模式」就有這個危險。易中天說：現在要是有人提出和日本、美國干一仗，他們都群情激昂，都願意。李澤厚先生在這個時候提出反對民族主義加民粹主義的「納粹傾向」，我舉雙手贊成。

　　話要從頭說起。

　　上世紀90年代初，蘇東劇變，以兩大陣營劃分世界的格局壽終正寢，兩大陣營各自堅持的意識形態喪失了理論和實踐意義。當代世界出現了兩個截然相反的趨勢，一是全球化加速，民族和國家的界限逐漸消融(如歐盟);二是民族主義趁勢而起，呼嘯登台。

　　德國學者梅志尼在《世界主義與民族國家》一書中說：「民族必須具備的條件應該是一種自然特性，這種自然特性從血緣中產生。」民族主義是以血緣為基礎的排他性族際情感，本質上具有非理性特點，而且缺乏價值內核。民族主義有如萬花筒，旋轉一次，就會看到不同的景象。

　　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有時，它是一種思想化合劑，發揮凝聚整合功能，抵禦外辱，保衛本民族的正當權益;有時，它又變成海洛因，使吸食者陷入夢想般的狂熱之中，導致分裂、戰亂和倒退。正如王逸舟所說：「它還可以有多種變形，一切視具體的條件和場合而定。」

　　有些鼓吹民族主義的人，可能沒有意識到現代民族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用英國學者蓋爾納的話來說，就是民族的地理邊界與國家的邊界要互相重疊。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族一國。

　　龐大的蘇聯分為15個國家，俄羅斯境內的車臣又要求獨立建國。塞爾維亞境內的科索沃獨立。加拿大魁北克省法蘭西民族後裔要求獨立，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族要求獨立，土耳其東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族要求獨立，斯里蘭卡北部泰米爾族要求獨立……這些訴求都是基於一族一國的原則。毋庸置疑，這個趨勢對我國也造成了威脅。就此來看，鼓吹民族主義的人，同時也在刺激少數民族一族一國的政治訴求。

　　我國憲法的序言是這樣使用民族主義概念的：「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顯然，這裡是從批評的角度使用民族主義這一概念的。

　　英國學者伯林說，民族主義是民族意識的一種「發炎紅腫」狀態，常常是一種受自卑感折磨的人的過度反應，類似壓彎的樹枝反彈(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249頁)。

　　美國學者格林菲爾德在《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一書中說，自16世紀至今，先後在英國、法國、俄國、美國、德國等國家發育興起並遍及世界的民族主義，在演進過程中發生了重大變化。

　　當民族主義於16世紀在原發地英國興起時，原本是一場全體人民把權力從皇室奪回到大眾所有的運動。最初的民族主義高揚的是「主權在民」原則，人民不再是低微的奴才，而是整體提升為享有權利的公民。這樣一個民族的範圍由國家疆域確定，包含全體人民，不分膚色語言，人人平等，而且強調個體主義。格林菲爾德把這種原生態的民族主義概括為基於自由主義-個體主義原則之上的「公民民族主義」。

　　可是，民族主義一路周遊下來，發生了變化。除美國繼承了英國那種個體主義的民族主義之外，在德、俄等國，民族主義逐漸喪失了個體主義原則，轉變為集體主義原則。人民變成空洞的概念，個人的選擇自由和批判精神消失了。民族主義與民主之間，喪失了曾有過的血肉聯繫和等同關係。民族主義轉變為威權主義甚至是極權主義，領袖高度專制，一切強調服從。只要打出維護本民族利益的旗號，無論是踐踏人權、煽動仇恨、剷除異己，還是策劃分裂、殺人放火甚至發動戰爭，都是「天然正確」、不容置疑和批判的。這一點，二戰之前德國民族主義膨脹很能說明問題。

　　格林菲爾德的研究成果，或許可以詮釋上述學者對民族主義崛起的擔憂。

　　還有一條，16世紀的英國以國家疆域來確定民族界限，後來逐漸轉變為以血緣、語言來確定民族界限。這樣就出現了不與國家邊界重疊的民族邊界，從而導致了忠誠於本民族和忠誠於國家之間的衝突，使人類陷入了困境。

　　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民族主義，他們贊成全球範圍的階級鬥爭。《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趨於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分隔和對立日益消失。無產階級的統治將使它們更快地消失」，「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

　　《共產黨宣言》的名言是：「工人沒有祖國」。

　　在中國，最早是何新在1990年提出民族主義主張，要求反擊西方顛覆陰謀，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戰略與管理》雜誌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別發表兩組關於民族主義的討論，意見有分歧。有學者提出，冷戰後民族主義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義成為一種選擇」。

　　1994年創刊的《原道》雜誌公開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義立場：「從中國歷史的內在性和一貫性來理解和認識中國，積極探索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表達方式，即是《原道》的追求目標。」稍後，京滬分別有學者發表文章論述文化民族主義，提出中國文明優越論。以上這些討論，是在一個很小的知識分子圈內進行的，對社會大眾沒有發生什麼實際影響。

　　情況在1996年出現變化。這一年出版的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宋強、張藏藏、喬邊等著)，引起強烈反響，一下子猛烈地刺激了情緒化的民族主義，使民族主義議題開始從學界少數人進入大眾領域，並且形成一股洶湧的盲動力量。

　　這本書是在什麼背景下問世的呢?1995年6月，台灣領導人李登輝訪問美國，實現所謂「外交突破」，此舉遭到大陸猛烈反擊。1996年3月，大陸向台灣周圍海面發射導彈，以示警告。同月，美國派遣兩支航母戰鬥群進入台灣海域，以便在「必要時向台灣提供幫助」。中美之間出現了對抗風險。這一年夏天，《中國可以說不》出版。這本書顯然是針對美國而來，海外不少人認為這本書反映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因此引起世界的注意。

　　此書一出，出版界立即跟進，《中國為什麼說不》、《中國就是要說不》等紛紛問世。一時間，「說不」成了時尚，人人掛在嘴邊，大有掀起一場「說不」競賽的勢頭。彷彿誰要是不「說不」，就有被視為「二毛子」、「三毛子」的危險。

　　一位學者說，這其實是一場商業炒作，為賺錢「玩了一把」，各種跟風的書不過是「分點湯喝」。

　　對外來壓力進行有理有據的抗爭當然是應該的，但是該書提出的口號卻走火入魔般的「發炎紅腫」了：

　　「蒼天當死，黃天當立」;

　　「21世紀將是一個屬於中國人的世紀」;

　　「世界上的一切和平進步，無一不得惠於中國的功德」;

　　「我號召中國人要記住仇恨」;「美國正加緊組建反華俱樂部」;

　　「焚燒好萊塢!」;

　　「我們要準備打仗!不要忌言準備打仗，不要怕這種自豪感會刺激什麼人!小大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美國的完蛋只是時間上的事情!」

　　這種非理性的思維方式和發泄方式，擴大了「中國威脅論」的市場，增加了周邊國家和其他相關國家對中國的疑慮和恐懼，刺激這些國家進一步擴充軍備，向美國靠攏，並且給中國的國際交往放置了路邊炸彈，大大傷害了中國的利益。

　　《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宣稱：「我們從不諱言自己是民族主義者」。該書還聳人聽聞地說：「當你真誠地向友人推薦美國品位時，殊不知你已經成了中央情報局的代理人。」那麼，怎樣評價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在1998年向幹部群眾推薦美國電影《泰坦尼克號》呢?

　　中國社科院學者沈驥如在1998年2月出版了《中國不當「不」先生》一書。他說，《中國可以說不》一書是作者對世界政治的情感抉擇，但感情不能代替政策。如果21世紀的大國動輒「說不」，時代的主題豈不是要從「和平與發展」退回到冷戰與對峙?和平與發展，需要對話、理解、合作與妥協，求同存異。動輒「說不」，不利於地區和平與世界和平。中國是大國，在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對和平與發展負有重要責任，因此中國對世界大事的表態決不能如此輕率而不負責任。

　　《中國可以說不》一書餘緒未消，同年(1996)年底，李希光、劉康等8人合著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問世。

　　8個作者都有在美國學習或工作的經歷，相對來說，這本書對美國的批評，比《中國可以說不》一書更能擊中要害，也更深入，但此書仍然充斥著情緒化的煽動。

　　作者們揮舞起「階級鬥爭為綱」的武器揭露說：「美國媒體完全代表大資產階級和跨國集團的利益」，「美國媒體只服從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等等。

　　眾所周知，在中美關係問題上，鄧小平從來沒有大談國際階級鬥爭，也從來沒有以無產階級代表自居，號召人們反對美國「大資產階級」。正相反，鄧小平在1990年所作的《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的講話中，特別告誡我們，在對蘇、對美關係問題上，「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

　　美國學者布朗在1994年提出中國未來將有可能進口糧食的問題。《妖魔化》一書說：「這也是他們宣傳『中國威脅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出於偏見和敵意。」

　　其實，我國糧食供求是否能長期保持平衡，並不能說沒有任何疑問。對布朗提出的問題，應該認真研究。不分青紅皂白先斥之為敵意，是缺乏科學態度的表現。事實上，中國在不同時期從各國進口糧食不是一個秘密。2010年還從美國大量進口玉米以補充需求，這都是正常的。

　　《妖魔化》一書全盤否定美國電影，指好萊塢是製造「醜陋的中國人」的「大本營」，「對中國與華人形象一貫的惡意醜化和誣衊」。即使李小龍不近女色的銀幕形象，也是好萊塢的陰謀，因為這「剝奪了東方男子的性象徵」。但在《妖魔化》一書出版的同時，中國許多媒介卻高度評價美國投巨資用4年時間拍攝的《花木蘭》。中國報刊稱讚美國電影製作人員不辭勞苦到中國深入生活，並說這部影片「浸透著中國文化底蘊」。

　　《妖魔化》說：「在美國媒體的對華報道上，看不到任何多元化的東西，完全是一種狹隘的和排外的」，「發自中國的任何報道都必須是為了給美國公眾灌輸這樣一種偏見：中國是一個極權的、專制的、反人權的最後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既然蘇聯已經解體，下一個就該是中國」，「美國記者甚至不做任何採訪，把一切來自中國的消息都說成是假的。」

　　這些話，充滿了「完全」、「任何」、「都是」的絕對化，包括了美國一切媒體和記者，也沒有時間限制，是不是太過頭了?

　　事實上，30多年來，僅中國出版的《參考消息》，就發表了近千篇替中國說話的美國新聞報道和評論，以至於經濟學家梁小民都起了逆反心理，他最近發表的《我不看參考消息》一文說：「所謂《參考消息》，就是借外國人的嘴誇中國的好。」近來，甚至還有西方人出版《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書，受到一些國人追捧。

　　有些留學生身處異域，漂泊海外，產生一種無法融入當地主流社會的焦慮，可以理解。《妖魔化》的8個作者當然有權利高漲自己的民族主義激情，但這股激情是否對中國有利，那就另說了。

　　1999年11月，房寧、王小東、宋強等人合著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出版。此書的封底廣告稱：「本書是繼《中國可以說不》和《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之後，中國知識界又一次面對洶湧澎湃的民族感情所進行抉擇。」

　　此書的要點，一是反對全球化，二是提出中國需要「光榮孤立」。

　　先看第一點。此書書名中的「全球化陰影」就表達了作者的批判意向。這本書的結論是：「西方是全球化最大的贏家，第三世界卻在可悲地扮演著輸家的角色」; 「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構成的中心地帶和以廣大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構成的外圍地帶，構成了未來世界的基本格局」;「中心與外圍的矛盾，是當代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一個基本矛盾」;「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循環的鏈條，逐步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可能性進一步減少了。應當清醒地看到，經濟全球化對於第三世界來說，風險多於機會，代價大於利益」;「全球化導致了全球分裂化，部分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進程落入發展的陷阱」;「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導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勢下，戰後西方國家採取了以經濟參與和經濟控制為主要手段的新殖民主義……在新的世紀里，第三世界有被再殖民化的可能。」

　　但是事實是什麼呢?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中國在全球化時代持續起飛30多年。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西班牙《拉美新聞》網站 2010年9月20日說：「巴西是新興的世界強國」。美國歐盟2010年9月20日聯合發表「2025年全球治理」的報告說，印度已經發展為世界第四大經濟實體。當然，金磚四國中還有俄羅斯。稍早的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地區和香港地區的發展也得益於全球化。事實表明，全球化對於中國來說不是陷阱，中國的發展也不是夢。那些抓住機遇，實施了恰當政策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得到了機會，也收穫了豐厚的利益。

　　再看「光榮孤立論」。該書作者認為，中國無法利用美國、歐盟、日本之間的矛盾，連俄羅斯也不可靠。因此，「中國應該做好光榮孤立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請注意，這裡還包括所謂的「物質準備」，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要回到過去「自力更生」的局面嗎?這一番言論提示我們，民族主義高漲的結果，會導致封閉意識抬頭，民族主義與閉關鎖國是孿生兄弟。

　　讓我們看看鄧小平是怎麼說的。

　　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講話說：「我們建國以來長期處於同世界隔絕的狀態。」

　　1984年12月，鄧小平在中顧委講話說：「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後，明朝逐漸衰落。以後清朝康乾時代，不能說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300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

　　1988年9月5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的談話中說：「拿中國來說，50年代在技術方面與日本差距也不是那麼大。但是我們封閉了20年，沒有把國際市場競爭擺在議事日程上，而日本卻在這個期間變成了經濟大國。」

　　鄧小平這些話實為黃鐘大呂，一語中的。如果按照《全球化陰影》一書指的路走下去，會不會又一次「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