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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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資料圖）

　　「最近兩大新聞，一個是富士康的新聞，一個是悟本堂，說明中國落後是驚人的，我們的現代化沒法說」。

　　這話出自一位105歲的老人周有光之口。

　　周有光被稱為「漢語拼音之父」，他主持編製的國際通用的「漢語拼音方案」澤被億萬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老人的前半生是一個經濟學家。他在銀行供職二十多年，和幾個著名經濟學家在上海主辦刊物《經濟周報》，還在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講授經濟學。

　　直到1955年，周有光才奉命改行從事語言文字研究。這讓他逃脫了兩年後的一場劫難。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上海經濟學界幾乎全軍覆沒，著名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沈志遠自殺，周有光的一個學生王世璋也自殺了。

　　雖然離開經濟學界半個多世紀，但周有光老人對現實問題依然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他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判斷。在他看來，不存在「中國奇迹」，「沒有奇迹，只有常規」，「中國要建立一個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

　　《財經》：近年來，您提出社會發展的三大規律：經濟，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從神權到君權再到民權；文化，從神學到玄學再到科學。在您看來，現階段的中國經濟處於什麼階段呢？

　　周有光：在經濟方面，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同時進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國的工業化是廉價勞動和外包經濟，這是低水平的工業化。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工人一個月正常工作只能拿到幾百塊錢，生活都不夠，工會不能保護工人的利益。你去看看英國工業發展史，富士康這樣的企業跟英國最落後時代的血汗工廠差不多。

　　至於信息化，我們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羅斯福講四大自由，現在我們要超越「四大自由」的自由，第五大自由就是網路自由。

　　網路自由是頭等重要的問題，中國還沒有了解自由的重要，原來「四大自由」都沒有，第五大更談不上。全球化時代是透明化的，反對透明化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蘇聯經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們難道害怕透明嗎？

　　《財經》：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這兩年不斷有人鼓吹「中國模式」，認為中國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榜樣。您怎麼評價所謂的「中國模式」呢？

　　周有光：據我看到的資料，關於「中國模式」國內外有兩種講法。第一種講法，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的中國模式。中國原來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搞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後來放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於是經濟就發展了。還有人想模仿我們，越南模仿，也很成功。

　　第二種講法，認為美國的民主模式不行了，美國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國的模式起來了，大國崛起嘛。這種說法鼓吹說，將來世界中國模式代替美國模式。那麼我就找一找，哪個國家學習我們？沒有。所以我想這不是真的。

　　中國改革不是一步一步走的，是半步半步走的，走了半步，大家已經很滿意了。外國人研究中國的社會，認為中國已經發展到日本的明治維新時代，簡單來講，就是「半封建半資本」，在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發展經濟。

　　《財經》：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也能夠發展經濟？

　　周有光：可以發展經濟。歸納起來，有幾種社會轉型的現象是相似的。第一種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四大財閥壟斷了日本的資源。第二種是蘇聯瓦解以後的俄羅斯，今天俄羅斯的大資本家都是蘇聯原來的官員。第三種是中國，叫做「翻牌公司」，「公營」一翻牌就變成「私營」了。第四種是印尼，蘇哈托上台以後經濟發展了，搞的是「裙帶資本主義」。國外研究認為，這四種轉型是同一個模型，都是原始積累。原始積累很難逃過。

　　《財經》：當前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矛盾尖銳，貧富分化嚴重，有人說中國有墮入「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您認同這種說法嗎？

　　周有光：國內外部分研究者認為，中國不是有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而是已經進入權貴資本主義時代。權貴資本主義跟印尼的裙帶資本主義、日本明治維新四大財閥是同一個類型，跟蘇聯官僚搖身變為大資本家是一個模式。俄羅斯學者寫了很多文章，可惜我們很少能夠看到。

　　《財經》：那麼，權貴資本主義問題怎麼解決呢？

　　周有光：不走民主道路是不可能解決的。專制，有野蠻專制，也有開明專制，走開明專制也可以解決一部分，但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本來蘇聯是一個集權模式，中國是學蘇聯的，許多國家學蘇聯的。學蘇聯最厲害的一個高潮，一共有40個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今天還有幾個呀？說明蘇聯這個模式失敗了。中國要建立一個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國的社會結構水平還是很低的。

　　最近新加坡李光耀發表了一篇很長的談話，他說，中國是在起來，是在發展，也發展得很快，但是要追上美國，至少要30年，而且這30年美國不是站著不動的。中國是在發展，但是太樂觀不行。我覺得李光耀講得對。

　　《財經》：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曲折，教訓多多。您認為有哪些教訓值得汲取？您理想中的現代化中國是什麼樣的？

　　周有光：最大的一個教訓就是向蘇聯「一邊倒」，蘇聯自己不是都垮掉了嗎？

　　我理想的中國的未來是什麼呢？我想，很簡單，我們必須走全世界共同的發展道路，走這條道路，中國會發展；離開這條道路，中國受災難。沒有第二條道路、第三條道路可走。

　　《財經》：這些年出現的新情況，有些人覺得中國能夠走出一條新路來，好像我們發展經濟的方式還挺管用，我們不是創造「中國奇迹」了嗎？

　　周有光：中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外國朋友開玩笑說，你們不是參加WTO了，有幾個WTO？改革開放以後，新加坡大學邀請我去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新加坡大學規模不大，各方面非常好。空閑下來，我和一位英國教授到公園散步聊天，我問他，許多人說新加坡是一個奇迹，你是什麼看法？英國教授告訴我，世界上沒有奇迹，只有常規。什麼叫常規呢？按照國際先進的先例來做，但是有一個前提條件，這個國家要是民主的，要是開放的，有這個條件就可以得到國際幫助。新加坡本來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後來被趕了出來，李光耀大哭，我們又小又窮，又沒有人才，又沒有資源，怎麼建立國家呢？後來召集國際會議，說建設一個新國家很簡單，沒有就請求幫助。新加坡走民主道路，搞開放，很短時間就「起飛」了，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前些年大家都說「大國崛起」，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小國崛起》，新加坡就是典型。

　　從經濟學上講，不存在「中國奇迹」。沒有奇迹，只有常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