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靈偉人小傳之廿五 加爾文

屬靈偉人小傳之廿五  加爾文   

江守道 陳中福編撰



目        錄
前        言
第一章、  在天主教環境下成長                        第二章、  在孟太古學院的日子
第三章、  在奧爾良大學的日子                        第四章、  被迫逃離巴黎
第五章、  出版《基督教要義》                        第六章、  第一次在日內瓦
第七章、  流亡在斯特拉斯堡，                        第八章、  撮合路德派和慈運理派
第九章、  重返日內瓦                                        第十章、  加爾文的婚事
第十一章、樹立了屬靈的權柄                                第十二章、塞維杜斯事件
第十三章、白錫里事件                                        第十四章、與貝林將軍的抗爭
第十五章、加爾文的晚年


前        言

    在《馬丁路德小傳｝）里，述及馬丁路德於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威騰堡教堂門口，張貼了九十五條款，反對天主教出售贖罪券。馬丁路德的勇敢表現，掀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宗教改革。一五二九年，在斯拜爾（Speyer）舉行的國會會議中，擁護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王子及隸屬他們境內的教會，向羅馬教皇所委出的代表提出抗議（Protest），抗議羅馬教皇對馬丁路德主張的宗教改革頒布禁令，從此更正教的英文譯名就被稱為抗議宗（Protestant），中文亦有翻成更正教的。
沒有多久，更正教就分成兩大陣營，一為馬丁路德為首的路德宗（Lutheran）；一為加爾文（John Calvin）為首的改革宗（The Reformed）。因著加爾文開創了整個長老會，加爾文於是被視為更正教中實際上可以與馬丁路德並肩而立的另一偉人。
加爾文的巨著《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是宗教改革運功以後，對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和基督徒信仰最有系統和最有條理的一部宏偉著述。
在福音真理的演繹上和解釋上，認同加爾文看法的人，被稱為加爾文派，有別於另一位荷蘭籍聖徒亞美尼亞（Jacob Arminius）信仰的追隨者亞美尼亞派（Arminian）。在歷代的屬靈偉人中，有許多加爾文派的突出人物，包括懷特腓、司布真、愛德華滋、鍾馬田等，至於亞美尼亞派的代表人物，則有約翰•韋斯利、查理•韋斯利等。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倫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Chapel），舉行了每年一度的清教徒聚會（The Puritan Conference）。那一年正是加爾文逝世四百周年，清教徒聚會的中心題目也就是加爾文。
主持清教徒聚會的鐘馬田聲稱，在五個講員講了加爾文的專題之後，由於加爾文的屬靈遺產是如斯豐富，他還有說不完的話來述說加爾文。
鍾馬田特別讚譽加爾文，說加爾文一生致力於促進改革宗和福音派的合一；又說加爾文最感悲痛的，就是在基督教內部所出現的宗派活動和傾軋現象。加爾文生前曾經說，若是需要他跨渡十個海洋，來促成改革宗福音派的合一，他也在所不惜。
鍾馬田在一九六四年的清教徒聚會上又說：「加爾文的教導，是叫人一接觸到神，就全人謙卑下來。」
「全智、全爰、全能的至高的神，無條件地揀選了我們，我們這些不配的蒙恩罪人，原是微不足道的，原是渺小至極的。無論我們怎祥事奉他，我們應知道，我們一切能力的來源仍是神自己。」

第一章、在天主教環境下成長

一五○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改教運動的另一位偉大人物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誕生於法國的小城諾陽（Noyon）；諾陽位於巴黎東北六十公里。他的祖父據說是在法國愛斯河（River Oise）當船夫；又有的說是在彭特•唉弗特（Pont－l』Hveque）的小城作箍桶匠。他的父親格拉爾•加爾文（Gerard Calvin）是諾陽城有名望的人物，曾任該地教區主教的秘書及天主教的法律顧問，又任諾陽城的財務檢查官，從而執掌了天主教座堂的財富。
加爾文的母親珍妮•法蘭士（Joan France），是一個旅館老闆的女兒。珍妮•法蘭士敬虔溫文，不幸早逝；加爾文的父親接著續弦，娶了加爾文的繼母。
身為天主教的財務檢查官的格拉爾•加爾文，以自己的特殊地位，為加爾文爭取到天主教的聖俸。這些聖俸來自天主教堂祭壇的部分收入。加爾文在天主教的座堂的蔭庇下成長，小時就憧憬在長大后擔任天主教的神父。
在天主教的捐助下，加爾文小時就讀於諾陽的卡伯學校（College des Capettes），卡伯的字根是披肩（cape），那學校的學生都披上了披肩。
加爾文在卡伯學校，結識了諾陽城兩貴族家庭——漢格斯特家族（de Hangest family）和蒙特莫家族（de Montmor family）的子弟。漢格斯特家族在諾陽出了好幾位主教：除了查理•漢格斯特（Charles de Hangest）任諾陽主教之外，一五三二年新任的諾陽主教則是約翰•漢格斯特（Jean de Hangest）。
加爾文與這些貴族子弟同窗學習，也就養成了貴族的優雅風度；在他的一生中，一直保留著這種高雅的貴族氣派。
一五二三年八月，加爾文十四歲時，諾陽瘟疫流行，他的父親格拉爾•加爾文為了保護他免受瘟疫的傳染，送他到巴黎去求學。

第二章、在孟太古學院的日子

加爾文到達巴黎那個月—— 一五二三年八月的八日，一位天主教奧古斯丁教派（Augustinian）的修道士約翰•瓦利爾（Jean Valliere）因附和馬丁路德的改教主張，被天主教誣告為邪教份子，結果，他在巴黎的聖荷諾（Saint－Honors）門口被天主教當局當眾活活燒死。
天主教殘酷迫害那些清心愛主的基督徒，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正是這時候，加爾文在神巧妙的安排下，來到宗教迫害雷厲風行的巴黎。
在巴黎的初期，加爾文就讀於馬奇學院（College de la Marche），在那裡他受教於法國著名的學者馬杜林•柯迪雅（Marthurin Cordier）。馬杜林•柯迪雅被譽為現代教育學的開創者之一。馬杜林•柯迪雅反對用高壓的手段，來強制學生讀書，他而且在教學時，總是以基督為軸心，盡量地把學生引到基督。他一方面讓學生們用拉丁文會話，讓學生們學習到典雅的拉丁文，他還教導學生們要虔誠愛主，多讀主的話語，更深地認識他的法則。
由於馬杜林•柯達雅親自教授加爾文拉丁文，終於使加爾文的拉丁文造詣甚高，以致他所著的《基督教要義》（The 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成為文藝復興時代的屬靈名著。加爾文在文字工作上的成就，和他的拉丁文教授馬杜林•柯迪雅的功勞是分不開的。
加爾文在馬奇學院只讀了幾個月，一五二三年底他就轉學到孟太古學院（College de Montaigu）。孟太古學院當時的校長是譚伯特（Pierre Tempete）。譚伯特很重視學生的道德紀律，要學生們效法中世紀苦行者的清苦生活。譚伯特要學生在靈命上進入更深；他要求學生們重視內心的敬虔，除了要學生讀《虔誠的秘訣》（devotiomoderna），還要他們學習多馬•甘培（Thomas a Kempis）著的《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
學校當局讓學生們在天主教的學府中度著隱士的生活，並不能隔絕學生加爾文與外界的接觸。德國改革派領袖馬丁路德的著作，紛紛被翻譯成法文，源源不絕地流入法國，這些書籍成為加爾文的屬靈糧食。而約翰•瓦利爾被火焚燒，壯烈殉道的消息給加爾文感覺到，一場改教的暴風雨即將臨到法國。加爾文作為一個剛踏入學院門口的學生，起初沒有意料到自己會是第二波的改教運動的主角。
一五二六年二月五日，堅決擁護羅馬教皇的法國國會，通過一次法令，嚴禁印刷和出版馬丁路德的法文書籍，也不許可任何人翻譯使徒保羅的書信和約翰的啟示錄等。在兩年的期間內，不少忠心愛主的人被天主教當局活活在火刑柱上燒死。這些忠貞的聖徒不肯向天主教堂內的雕像跪拜，他們因著閱讀更正教的書籍，壯烈地為主殉道，他們在就難前表現得從容和鎮定。殉道者包括奧古斯丁修道士約翰•查士特蘭（Jean Chastellain）、宮廷律師的兒子桂南•卓伯（Guillaume Joubert）、年青的文員傑克斯•巴瓦勒斯（Jaeques Pavannes）等。這時期的一連串的宗教迫害，給年輕的加爾文，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一五二八年初，加爾文十九歲時，在孟太古學院獲得文科學位（lieeneieesarts）；他本來有意繼續攻讀神學。可是他父親在諾陽與天主教的神職人員發生激烈的爭吵；他父親因對天主教強烈不滿，在盛怒之下，吩咐加爾文離開巴黎，到法國的奧爾良（Oorleans）的大學轉修法律。

第三章、在奧爾良大學的日子

加爾文從巴黎大學的孟太古學院轉學到奧爾良大學，早先有意攻讀神學，卻轉修法律，這樣突然的轉變，是由幾個原因促成的。
從他的父親格拉爾•加爾文的觀點出發，加爾文作為一個律師，有更豐厚的收入，有更多機會轉入仕途，屬世的前途也就無可限量。
從加爾文的觀點出發，他應該順服他的父親，他應該孝敬父親。
另一個原因是，加爾文發現羅馬教廷的腐敗和黑暗，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而羅馬教的迷信，則已經嚴重地褻讀神，侮慢神。在天主教的建制內所讀的神學，內容摻雜著毒素，甚多不健康的、不正確的論點，這些論點根本是不符合聖經的。換言之，加爾文已無意接受天主教的神學論點。
在奧爾良大學，對加爾文的思想，影響最大的，是同鄉奧利弗丹（Pierre Robert O1ivetan）。奧利弗丹也來自諾陽，他父親是諾陽城的律師。奧利弗丹是加爾文的親戚，年紀比加爾文大；當加爾文在巴黎讀神學時，已經與奧利弗丹多有接觸。在巴黎時，已經皈依更正教的奧利弗丹，在信仰上開始影響加爾文。是奧利弗丹開始帶領加爾文成為福音派的。
奧利弗丹在奧爾良大學重點攻讀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他讀書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儘速將希臘文新約聖經和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翻譯為法文，以打破天主教對聖經知識的壟斷。當時天主教採取愚民政策，不允許平信徒讀聖經，不允許平信徒從神的話語，直接認識神。對於聖經的經文，惟獨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有詮釋的絕對權力。
奧利弗丹多年的心愿，並沒有落空，他所翻譯的法文聖經，終於在一五三五年出版；加爾文親自用拉丁文，為新版的法文聖經，寫了前言。在前言里，加爾文毫不隱瞞地見證說，是奧利弗丹把福音的基本真理，介紹給他。加爾文在前言中，完全站在被迫害的福音派這一邊，他說：「如果我們從這一個國家被驅逐出境，應記得，全地都是屬於主的。如果我們被拋出地球之外，應記得，我們並非被拋出神的國度。」奧利弗丹後來逃避天主教的迫害，逃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那裡他加入了路德宗。
說完奧利弗丹對加爾文在靈性上的幫助，敘述一下加爾文在奧爾良大學學習主要科目法律的情形。奧爾良大學與巴黎大學有很大的分別。巴黎大學是由許多學院組合而成，即是所謂的學院大學（Collegiate university）；奧爾良大學只有一個法律系，注重民法（civil law），特別是民法中的教會法規（Canon law）。
教導加爾文法律的奧爾良大學教授是當年法國鼎鼎有名的比勒•耶斯托（Pierredel』Estoile）。根據歷史學家的記載，比勒•耶斯托是當時法國最卓越的法官，被稱為律師王子（The Prince of French Lawyers），他曾任巴黎議會的主席。比勒•耶斯托忠心耿耿於羅馬教廷，是天主教的中堅份子。比勒•耶斯托的妻子去世后，他更全心全意地維護天主教的傳統和建制，出任了奧爾良教區的司祭長（Vicar-general）
一五二八年二月三日，比勒•耶斯托代表奧爾良教區的主教，到首都巴黎參加一個宗教會議；列席會議的，還有法國皇帝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的法律顧問布拉特紅衣主教（Cardinal Antoine du Prat）——路德宗的敵視者。
在會議上，比勒•耶斯托與其它參加會議的人一樣，一致決定，法國天主教要採取果斷的措施，對付一切散布異端的人，取締所有法文聖經的翻譯者、印刷者、編輯者和讀者。
這種把天主教的異見者一律視為異端的追隨者，事實上是對真理的壓制。這些法國宗教上的當權派，唯恐法國信徒讀了神的話語——法文聖經之後，去追隨神，而不再追隨教皇。加爾文雖然從老師比勒•耶斯托學習到許多有用的法律知識，但當比勒•耶斯托教授成為天主教保守派的衛道士時，加爾文毫不苟同附和，他已堅定地認識神的福音，並斷言腐朽的天主教應該改革。
前文說過，加爾文的同鄉奧利弗丹開始在加爾文的心田裡，播下了福音的種子。但是進一步深入地與加爾文討論福音基本真理的人，卻是一位梅爾喬•渥馬（Melehior Wolrnar）。
梅爾喬•渥馬是一位希臘文教授，由於他接受了馬丁路德因信稱義的福音真理，並大力地宣揚這些馬丁路德的看法，他在巴黎的處境也就十分危險，無法容身。一五二七年他從巴黎遷居到奧爾良，並在奧爾良私下教幾個學生希臘文。加爾文也在這時由梅爾喬•渥馬補習希臘文。
一五二九年春天，義大利著名的法學家阿爾夏蒂（Andreas Aleiati）到伯哲大學（The Academy at Bourges）講課；加爾文為了聽課，遂即於同年夏天從奧爾良遷居到伯哲。一五三○年，梅爾喬•渥馬應伯哲大學校監伯利女公爵（Duehess of Berry）拜格麗（Marguerited』Angouleme）邀請，到伯哲大學教希臘文。加爾文在伯哲大學期間，重晤了梅爾喬•渥馬。梅爾喬•渥馬於是抓住機會，向加爾文傳講神的恩典的福音。
加爾文的徹底轉變接受主，有點類似掃羅在大馬色路上所經歷的，他在《詩篇評註》（Cornmentary On the Psalms）的前言中，曾作見證說：
「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夠看見了。先前我非常固執，耽溺於天主教的種種迷信，根本不容易從那迷信的泥淖中掙脫出來。但是，在突然之間，神轉變了我，征服了我剛硬的心，使我成為神手中一塊可以被塑造的材料。由於我是如此真實地得著屬靈的經歷和知識，立刻激勵我要好好地追求，以便在生命上能夠更加長進。」
一五三一年三月，加爾文的父親格拉爾•加爾文病倒；加爾文從伯哲大學，趕返家鄉諾陽，並在父親的病榻旁伺候父親。他父親的病情隨著惡化，經過了兩個月的治療，結果搶救無效，終於在五月二十六日病歿。
加爾文的父親逝世后不久，即一五三一年初，加爾文取得律師文憑，但這時加爾文無意成為一個執業的律師，決定順從神的呼召，去專一事奉神。他在《詩篇評註》里，論及這件事：
「當我還在孩提的時代，父親就指定我，要我研讀神學。但是後來當我父親發現作律師這一行業，通常可以發財致富，我父親這種功利主義的思想，也就令他改變初衷，我於是順從父親的意願，放棄了神學的學習，開始攻讀法律。但是，由於神奧秘的引導，結果我一生的道路，又改變了方向。起初，我頑強地迷信羅馬教皇的權力，以致我很難脫離這迷信的泥淖。感謝神，他突然地轉變我這剛硬的心，使我成為一個受教的人。」
難得加爾文在靈性上有突然的轉變；他因著信，接受了神全備的福音。他的裡面強烈地感覺到神的呼召，要他撇下屬世的一切，忠心地事奉他。

第四章、被迫逃離巴黎

一五三一年六月，加爾文到達巴黎，在那裡他潛心進修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為自己查考原文聖經打好基礎；除此之外，他又反覆閱讀聖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屬靈著作《神的城市》（City of God）。在巴黎，加爾文有一個知交尼古拉斯•柯伯（Nicholas Cop），在巴黎大學任校長。
一五三三年十一月一日，根據慣例，身為大學校長的尼古拉斯•柯伯，要在開學典禮上講話。
在講詞中，尼古拉斯•柯伯說：「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是人類蒙福和蒙恩的來源。只有一個條件是我們這方面要認識到的，就是我們是因著信，成為神的兒女。這屬天的智慧是這麼滿有榮耀，足夠使世上的一切智慧相形失色。神為了把這智慧賜給我們，捨去他的獨生子，使他道成肉身，以致不死的他，要借著死，來摧毀死亡的權勢。這智慧在乎，我們因著信，白白地得著神的恩典，使我們的罪得著赦免。這智慧是曉諭我們，那潔凈我們內心並賜下永生的聖靈，是神應許給每一個基督徒的。」
整篇講章大力攻擊法國的天主教。尼古拉斯•柯伯在講到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時，談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含意是反對拜偶像，即反對拜天主教堂內的偶像。在述及天主教的迫害時，則引述：「為義受逼迫的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在天主教勢力範圍內宣揚改革宗的信仰，散布馬丁路德的觀點，這在天主教的死硬派的眼中，是叛教的行為。天主教的保守派弗朗西斯派（Franciscans），於是在法國國會，彈劾尼古拉斯•柯伯；國會並通過決議，要以異端罪名逮捕尼古拉斯•柯伯。
尼古拉斯•柯伯原是一位醫生，不夠功力撰寫這篇富有神學學問的講章，天主教當局懷疑實際上是加爾文在背後執筆，並搜查加爾文的住宅。加爾文聞風迅速逃離巴黎，才不致被捕。
一五三四年初，加爾文正式放棄了諾陽天主教給他的聖俸，斬斷了他和天主教的關係。
加爾文逃亡到珊東（Saintonge），在那裡他的好友路易斯•迪勒（Louis du Tillet）庇護了他。路易斯•迪勒是克來士（Claix）地方的神父，是昂姑勒美（Angouleme）座堂的教士。路易斯•迪勒來自學者世家，藏書甚豐，書籍和抄本多達三四千本，加爾文埋首在書叢中，潛心閱讀好幾個月。最令加爾文遺憾的，是路易斯•迪勒雖然庇護了他，在感情上兩人親如手足；但在信仰上，路易斯•波勒始終不肯脫離天主教，沒有看清天主教的迷信和墜落，一直沒有加入改教運動的隊伍。
至於加爾文本人，他自認天生就害羞和懦弱，他寧願隨從附和改教運動，也不願充任改教運動的公開領袖。但是，神在暗中已經為他作好安排，環境和形勢終於把他逼上不歸路，他至終成為改革宗的領袖。他後來在全球性的改教運動中的影響力和地位，僅僅次於路德宗的馬丁路德。

第五章、出版基督教要義

加爾文的名著《基督教要義》（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的大綱，是在昂姑勒美（Angouleme）草擬的。在這時候，一場迫害更正教徒的暴風雨正逼近法國；為了制止這場腥風血雨。催促加爾又迅速把《基督教要義》付梓。
那是一五三四年十月八日星期日的事，天剛亮，巴黎許多顯眼的地方，都張貼了反對天主教彌撒的告示，張貼者是福音派的信徒安東尼•馬考特（Antoine Marcourt）。告示評擊教皇建制下所主持的彌撒是謬誤的、自大的和傲慢的；其性質與主耶穌的晚餐完全相反。告示說主耶穌是我們唯一的中保，也是我們唯一的救主。告示宣稱天主教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異端。
法國皇帝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面對這樣兇猛的攻擊天主教，憤怒至極，下令逮捕了許多福音派，把三十多個更正教徒送上火刑柱，內中包括曾在巴黎接待過加爾文的埃田尼•霍其（Etienne
de la Forge）。埃田尼•霍其在一五三五年二月十六日被活活燒死。
在埃田尼•霍其殉道前一個月，加爾文已經逃亡到瑞士的城市巴塞爾（Basle）。巴塞爾的居民普遍說德文，加爾文因不諳德文，只和當地的少數法國人來往。
加爾文就在這樣惡劣的情勢下，為了答辯天主教對福音派的指控和誣衊，為了澄清殉道者的冤情，儘速出版了《基督教要義》。
加爾文以書信體裁作為該書的序言，並將書信——序言——呈獻給弗朗西斯一世。在序言中，加爾文聲稱被火焚至死的人所堅持的是真理，並沒有犯誹謗罪，他們絕不是天主教高層所誣控的異端份子、和叛亂份子。加爾文說，這些殉道者在主的眼中是何等的寶貴。加爾文這封致法國皇帝弗朗西斯一世的書信，被後世讚揚為「世界偉大書信之一。」
《基督教要義》的拉丁文初版於一五三六年三月由巴塞爾聞名的出版商多馬•柏拉特和巴哈薩•拉秀斯（Thomas Platterand Balthasar Lasius）出版。《要義》的初版模仿馬丁路德的《簡明教義問答》（Lesser Catechism），用問答體的體裁寫出。這本書，不論是文章的結構上，或者是信仰的基要教義方面，都深深地受到馬丁路德的影響。
初版的《要義》共分六章。第一章闡明十誡（The Law）：第二章是信經（Faith），註釋使徒信經；第三章是註釋主禱文（Prayer）；第四章探討聖禮，包括浸禮和聖餐（The Sacraments）；第五章批判偽聖禮，揭發天主教偽聖禮的真相；第六章是敘述基督徒的自由、教會的組織法，與俗世政府的權力（Grace and Liberty）。
初版的《要義》玲瓏細小，攜帶方便，印刷精美，而又行文流暢，大受讀者歡迎。
一五三九年，《要義》的拉丁文版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增訂后再版，比初版厚了三倍，讀該書者仍很踴躍。
一五四一年《要義》的法文版在瑞士的日內瓦，由米沙勒•波衣斯（Michel du Blois）出版商出版，法文版的《要義》已增訂至十七章。
此後二十年中，幾乎每隔數年，都再版《要義》，包括一五五七年在日內瓦出版的義大利文版。到了一五五八年冬天，加爾文病得很重，他相信自己瀕臨死亡，於是在病中抽空，催促自己完成《要義》的最後修訂。他的繼承人伯撒（Theodore Baza）認為在《要義》的修訂版中，加爾文的教訓，和初版所持守的，是始終一致的，初版實際上是這本巨著的初稿。
《基督教要義》的修訂版分為四卷，每卷題目按照使徒信經的次序，即父、子、聖靈，和教會。
《基督教要義》一書的出版，頓使加爾文成為更正教改革宗公認的領袖。他對基督教教義的詮釋和闡述，奠定了他在基督教的權威地位。

第六章、第一次在日內瓦

一五三六年三月底，也即《基督教要義》發行時，加爾文在朋友路易斯•迪勒（Louis du Tillet）的陪同下，離開了逗留一年的巴塞爾（Basel），前往義大利的弗拉拉（Ferrara），託庇於福音派的弗拉拉公爵夫人。弗拉拉公爵夫人是弗朗西斯一世的堂妹。她本人一向支持福音派；不過，由於她丈夫弗拉拉公爵受到教皇的影響，決意驅逐一群投靠他夫人的更正教人士。加爾文在走頭無路時，被迫從巴塞爾繞道日內瓦，想買回到法國。
一五三六年七月間，加爾文借道日內瓦，預定在日內瓦投宿一晚，然後前往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想不到事情起了變化。
當時在日內瓦的，有來自法國的改革派佈道家法諾勒（Guillaume Farel）。法諾勒打聽到《基督教要義》作者加爾文來到日內瓦，下榻於大熊旅舍（Bear Inn），就慕名趕到旅館去拜會加爾文。
法諾勒於一四八九年生於一個法國的貴族家庭，畢業於巴黎大學，得救后脫離天主教，宣稱主耶穌是整個基督教的根基、目標和元首，法諾勒並成為法國改革派的領袖。
法諾勒又從朋友路易斯•迪勒的口中，聽到了不少加爾文的蒙恩事迹。法諾勒既是一個火熱傳揚福音的人，當然希望福音派的加爾文肯留在日內瓦，與他一起同工。加爾文起初婉拒法諾勒的挽留，直等到法諾勒向加爾文陳述當時日內瓦福音派所面臨的問題和所面對的危機，加爾文才改變初衷。
加爾文在《詩篇釋義》（Commentary on the Psalms）的序言中，述及這件事：
「法諾勒要我留在日內瓦，並非用忠告和催促性的勸勉，乃是用令人畏懼的強制性命令；這就好像是神從至高處伸出他的手來抓住我似的。我本來想前往斯特拉斯堡退隱學習，但因戰事發生，往那裡去的直線通道已經封閉，我才決定繞道日內瓦，原定在日內瓦只度過一宿。不久之前，這位福音派法諾勒和另一位比勒•威勒特（Pierre Viret），已經儘力把天主教的勢力從日內瓦趕出去。但是由於社會秩序不穩定，市民之間，出現派系鬥爭，產生許多危險分子。最近，某一個派別已經極邪惡地反叛了，並重新投入教皇的陣營。他們發現我在日內瓦的蹤跡，並把我出現在日內瓦的消息張揚出去。於是法諾勒就千方百計地要挽留我。法諾勒是一個非常火熱地傳揚福音的人，他知道我會動身前往他地，以便從事我的特別的學術研究。他看到他用請求的方法無法挽留我；看到我在這樣緊急的需要下，我仍立意他往；看到我拒絕在日內瓦提供幫助，他就發出咒詛，說他是為了神的喜悅，才咒識我，說我不該偷安去法國潛心研究。他的話語令我震撼，令我畏懼，我於是把原定的行程擱置。」
瑞士和德國兩地有明顯的不同：德國採取的是君主制度；瑞士則由十三個小共和國組成。但是，聖靈的工作，幾乎在同一時期，分開在兩地進行。
主首先在瑞士興起了烏瑞奇•慈運理（Ulrich Zwingli）。一五一八年慈運理是蘇黎世大公教堂（Great Minister Church）的神父，他詳讀新約聖經之後，深信因信稱義，並認為聖經的權威，高於天主教對聖經單方面的解釋。他於一五二三年，開始在瑞士的蘇黎世（Zurich）進行改教運動。他堅持一絲不苟地遵行聖經的教訓，把天主教的祭司袍、偶像、聖物、彌撒、祭司制度、中央集權制度一掃而空，唯有傳講神的話語。他甚至介入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戰爭，結果於一五三一年戰死沙場，逝世時年僅四十七歲。
神怎樣在蘇黎世動了善工，神也照樣在日內瓦作工。日內瓦作為一個獨立成市，人口不多，根據一五三七年的統計，在城堡之內有一千多座建築物，居民則有一萬人左右；另外在新擴建的市區蓋有一百座穀倉和十二座磨坊。
日內瓦人口雖然不多，卻十分重要，日內瓦與法國、薩伏衣公國（Duchy of Savoy）比鄰，位於瑞士各小共和國的交匯之處，成為各方勢力的緩衝地帶。日內瓦一直維持著本身的獨立地位。
一五三一年，在蘇黎世的改革宗領袖慈運理逝世；翌年—— 一五三二年十月，在伯恩奠定了改革派地位的法諾勒，從伯恩來到日內瓦。這一年，許多德國商人訪問日內瓦時，也隨身帶來馬丁路德的著作。這些馬丁路德的書籍，加深了日內瓦各教堂的會眾對改革派的認識，讓信徒們看清天主教的墮落和腐敗。
法諾勒的信息在日內瓦獲得了良好的反應。法諾勒本是法國傑出的福音派佈道家，他的口才流利，聲音宏亮，句句帶著能力，有效地打入聽者的心靈。
反觀在日內瓦的天主教，既消極，又被動，未能有效地組織起來，未能動員天主教的追隨者，去抗衡法諾勒所宣講的改革主張。
一五三四年十月一日，日內瓦市議會為了擺脫天主教的轄制，把包姆主教（Bishop Pierrede la Baune）驅逐出境。日內瓦為了防備天主教的支持者薩伏衣公爵（Dube of Savoy）進行反撲，惟恐他對日內瓦進行武裝干涉，就和伯恩締結了軍事攻守同盟。
在日內瓦的天主教居民在薩伏衣公爵的支持下，曾一度武裝起來，卻無法攻克日內瓦堅強的城堡；在戰爭最激烈的關頭，伯恩市及時馳援，粉碎了天主教復辟的美夢。最後，伯恩攻陷了環繞日內瓦的親天主教市鎮，包括傑斯（Gex）、他依（Thonon）、鄧尼爾（Ternier），日內瓦才免除了天主教的軍事威脅。
一五三五年五月，日內瓦己嚴禁天主教神父主持任何彌撒，日內瓦從此成為更正教信徒的城市。
加爾文在日內瓦的初期，對日內瓦的城市生活，並不習慣，他一直是一個學者，適合於從事學術研究，已往沒有牧養教會的經驗，尤其是處理一個陷於一片混亂和滿有宗教糾紛的社區。雖然加爾文有這些先天的缺陷，他卻慢慢地適應下來，並且慢慢地突出了他在日內瓦顯要的地位。
一五三六年十月初旬，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改革宗和天主教的神學家對於基督徒如何成義有一次爭辯，加爾文在這場辯論中展現了他的特長。他以豐富的聖經知識和神學知識，把天主教的神學家駁得啞口無言。加爾文的口才十足為日內瓦所有改革宗人士所賞識。一五三六年底，他被日內瓦教會認可為正式的牧師和講員。認真地說，當年無所謂按立牧師，並不是像現在由一個牧師團來按立牧師，而是取得市議會發出的牧師牌照。所有福音派的牧師，嚴格來說，都是日內瓦的公務員。換一句話說，處理宗教事務的，並非加爾文，也並非法諾勒或比勒•威勒特，而是日內瓦的市議會。
許多人有一種誤解，以為改教運動的人都是個人主義者，以為改教者切斷與天主教的關係之後，既拋棄了天主教謬誤的教訓，就不欲過問教會的生活和事務。
加爾文和法諾勒絕不是這種人，他們夢想的，是建立一個新耶路撒冷——教會，建立一個帶領和造就神的兒女的器皿，建立一個帶領不信者成為神兒女的工具。加爾文認為真正的教會，必須採用人民所熟悉的語言來傳揚神的福音，並按照基督所定的法則守聖餐，給予信徒餅和酒，而且實行嚴格的紀律，凡犯明顯罪惡的人，不可以領受聖餐。
加爾文為了防備聖餐受到信仰不純正的人所褻瀆，要求市議會成立監督制度，即將權力賦予一群長老（希臘文為presbuteroi）。這便是長老制的產生，長老制有異於天主教的制度。長者會議（presbytery）的長老，開始時是由政府指派，經過了好幾年，教會才得以自治、自立。加爾文最大的成就，就是奠定了長老制的原則，強調每一個信徒要單獨地作信仰上的表白。在當時的日內瓦，每一個信徒個別地表白他的信仰，確實有必要，以便讓人知道，哪一個人是忠於羅馬教皇的，哪一個是信仰純正福音的。信徒必須完全擺脫羅馬教皇的制度。
慣於享受個人自由的日內瓦人不久與加爾文、法諾勒起了衝突。原因是日內瓦市議通過決議，任何市民都應當有權利領受聖餐，都應當參加聖餐的禮拜聚會；加爾文則堅持，凡未宣誓表白信仰的人，都不被許可領受聖餐。現在問題發生了，誰有權柄監督聖餐聚會？誰有權柄有資格維護聖餐的神聖性？是屬世的權柄——日內瓦市議會？是屬靈的權柄——神的僕人？
一五三八年三月，二百人組成的小議會通過決議，日內瓦將遵照伯恩（Berne）的教會儀式，並依循伯恩的作法，讓市議會管理教會。簡單一句，日內瓦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倒向伯恩政府。日內瓦市議會這項決定是加爾文無法妥協和接受的。
一五三八年四月八日，一位日內瓦同工柯勞（Elie Couraud）在講台上公開抨擊市議會，結果被捕下獄。加爾文、法諾勒等同工和市議會的關係至此完全破裂。日內瓦市議會也無法再容忍他們數人。四月二十三日市議會開會決定，把加爾文、法諾勒驅逐出境。
加爾文聽到驅逐令時，這樣說：
「如果我們在服事人，這實在是項惡劣的回報；但是我們所服事的，是宇宙間的主宰，他一定會賞賜我們。」

第七章、流亡在斯特拉斯堡

心靈創傷的加爾文，經過了一段時間，才體會到和意識到，他被人從日內瓦放逐，是一個不能更改的鐵定事實。他在多年前就有意到斯特拉斯堡，潛心閱讀一些先聖的屬靈書籍，不意會改往日內瓦；而這幾年在日內瓦的事奉，到頭來卻蒙受重大的挫折。這時候，加爾文的信心多少有點動搖，他對已往被神呼召的信念，多少有點困惑。
感謝主，加爾文在主的光照中，逐漸地反省到，他在日內瓦服事時，不懂得技巧，太過剛毅。在牧養教會方面，由於年日短淺，畢竟經驗不足，不懂得遷就軟弱的信徒，表現得剛硬和幼稚。加爾文經過了反思，深信他若有另一次的機會，他處理的方式和辦法將會有所不同，他將會更多仰望主的帶領，更多依靠神的智慧。
當加爾文在日內瓦時，斯特拉斯堡的改革派領袖馬丁•布舍（Martin Baueer）曾寫信給加爾文，要加爾文清清楚楚地認識到，一個有恩賜的人，如果逃避事奉的職責，實際上是犯了嚴重的罪。馬丁•布舍安慰加爾文說，假若你一時找不到一個更合適你事奉的地方，我們在斯特拉斯堡正提供你這個機會，此時此刻，我們做出決定，你必須到我們這裡來。
馬丁•布舍甚至引用舊約聖經中喬納的例子。舊約時的先知喬納，反叛神，沒有服從神的差遣，結果神的震怒臨到喬納身上，神在狂風暴雨中向喬納追債，結果喬納被吞在魚腹里。後來喬納向神認罪，並還了福音的債。馬丁•布舍的話，令加爾文驚懼，他於是順服神的帶領，前往斯特拉斯堡。
一五三八年九月，加爾文在斯特拉斯堡定居下來。
在當年，斯特拉斯堡是一個享有國際威望的大城市，是日內瓦這樣的小城市所望塵莫及的。（編者註：時至今日，日內瓦的國際地位則遠超過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在改革派領袖馬丁•布舍的影響下，已經成為歐洲的改革派堡壘之一。加爾文從馬丁•布舍，學習到他最缺乏的牧養教會和行政管理的經驗。斯特拉斯堡，正如巴塞爾一樣，大多數居民說德語，但該市有不少受到宗教迫害而逃離法國的難民，加爾文以法語向這些法國僑民傳講神的話語。聽道的會眾多達一萬五千人。加爾文同時在這些操法語的改革派聚會中，擔任牧養的工作。
很快地，加爾文剛到斯特拉斯堡的沮喪和困惑，就完全煙消雲散。他被聘請在該市領導人住漢•斯譚（Johann Sturm）創辦的學校擔任教師，他陪著馬丁•布捨出席了不少的國際會議，從而贏得了崇高的國際外交地位。
另一方面，在斯特拉斯堡，加爾文可以客觀地、冷靜地審視在德國的改教派的情況，在德國那裡，國家政權正控制著教會，這正是加爾文所不想見到的。加爾文於是構思了某種模式，來處理政府和教會的關係。
最令加爾文感到勉勵的，就是他在日內瓦未能有效付之實現的幾個措施，馬丁•布舍卻成功地在斯特拉斯堡實行出來。這些措施包括：在教堂吟唱詩歌，青少年人必須被強制學習福音的基要真理，和只有真正信主的人才可以領受聖餐。
在教會的組織上，馬丁•布舍的看法也影響了加爾文。馬丁•布舍和加爾文都認為，長老（監督）的提名是教會的職責。他們兩人引證使徒行傳，指出使徒保羅和他的同工們，在各個地方設立教會，按立長老，以維持信仰的純正和完整，以杜絕異端邪說的散播。保羅和同工們所作的，是神明確的命令，是出乎聖靈在裡面清楚的教導。加爾義和馬丁•布舍深信，讓教牧人員提名長老，是聖靈本身賦予同工們的神聖職責
馬丁•布舍把教會的職事分為四種：牧師、教師、長老、執事。加爾文承受了馬丁•布舍的屬靈教導，把這種教會模式確定下來。後來加爾文回到日內瓦，就在教會的組織法中，根據馬丁•布舍的建議；設立了上述的四種職事。
馬丁•布舍大加爾文十七歲，加爾文視馬丁•布舍如老師；加爾文在斯特拉斯堡最大的收穫，就是從馬丁•布舍學習到許多屬靈的功課。
馬丁•布舍的名著《陳述》（Enarrationes）在法語地區，具有重大的影響力。
假若拿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和《陳述》作一比較，會發現《基督教要義》與《陳述》在觀點上有許多雷同的地方。換言之，《基督教要義》在許多地方取材於《陳述》，是毫無疑問的。若說《陳述》是《基督教要義》的主要案頭參考書籍，絕不過分。
馬丁•布舍在《陳述》中，認定教會是天上的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教會包括了世界各處各族的基督徒。古今中外的選民，組成了一個教會；基督是整個身體的頭，是教會的元首。怎樣能成為神的選民？成為一個肢體？乃是因著信，並有神的靈住在裡面。馬丁•布舍在《陳述》中，所強調的預選論，或說預定論，就成為加爾文所著的《基督教要義》的基調和中心思想。
馬丁•布舍特彆強調羅馬書八章二十九至三十節：「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在斯特拉斯堡，加爾文出版了第一本聖經釋義——《羅馬書釋義》。加爾文在此之後就陸續出版了好幾卷聖經的釋義，計有：摩西五經、喬舒亞記、詩篇、十二小先知書、以賽亞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后書、歌羅西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書。加爾文在著作方面，有兩樣使他飲譽全世界，一是《基督教要義》的出版，一是釋經書的出版。他為後世的解經書，開拓了道路，後人尊稱加爾文為「釋經之王」。
借著這些解釋聖經的書籍，加爾文把人帶到基督的眼前，指示信徒生命之道；並藉之向信徒們見證神的尊嚴、權柄、恩典，以及教會的使命和責任。他摒棄了那些形而上學的、不切題目的、空幻的學究式的神學家的教條理論；用生命的話語，把聖經的人物、背景、屬靈的意義，按著正意予以解釋。
第八章、撮合路德派和慈運理派
最令加爾文痛心疾首的，是改革派本身，並不能同心合一。最重大的分歧，出現在路德派和慈運理派之間。
馬丁路德和慈運理是同時代的人物；慈運理堅稱自己對福音的認識並不是從馬丁路德來的。馬丁路德帶領德國的改教運動；慈運理則帶領瑞士的改教運動。這兩股力量在當時是平行和共存的。一五二九年，馬丁路德和慈運理兩人在德國的馬爾堡（Marburg）的一座城堡（Landgrafenschloss Castle）會晤，企圖收窄相互間的分歧，爭取合一。他們兩人在許多問題上都取得了共同的看法；就是在聖餐的問題上，雙方堅持己見。會晤的結果使分裂更擴大和更明顯。加爾文為這次不可彌合的分裂而極度憂傷。
馬丁路德對於主的晚餐有這樣的看法，馬丁路德認為：主曾說，這是我的身體，必須照字面解釋。馬丁路德的說法接近天主教的變質論；慈運理則認為：酒和餅僅僅是一個標記。
一五三一年，慈運理逝世，路德宗和慈運理派繼續分道楊鑣，各走各路。
慈運理逝世后十年，加爾文在斯特拉斯堡用法文寫成了《聖餐短論》（The Short Treatise of the Lord』s Supper）。這篇短論有四十頁之長。
加爾文對馬丁路德的景仰遠比對慈運理大。但是加爾文撰寫這篇短文的真正目的，是要化解爭論，而不是要偏袒任何一方。最主要的，加爾文所堅持的，是守聖餐要合乎聖經的教訓，而不是盲目地跟從任何人，因此，馬丁路德在看法上有不足的地方，加爾文也坦率地指明出來。
加爾文指出，不論是路德派，或者是慈運理派，基本的信仰是一樣的。他說：「我們同聲承認，當我們因著信，接受餅和酒的時候，我們確實分領耶穌基督的身體和寶血，我們摸到了主的恩典，我們在那裡摸著了屬靈的實際。」
加爾文說，借著餅和杯，印證了神的應許，印證了神在基督里已經悅納了我們，聖餐實際上是引領我們去敬拜神；另一方面，正如餅是從許多穀粒合而製成的，我們應當合一在那永不動搖的弟兄相愛中。
加爾文還認為，主的晚餐提醒我們，我們所犯的罪，無法逃避神的審判，是主耶穌的救贖，滿足了神公義的要求。主的晚餐就是見證神的恩典，見證基督的救贖。我們在擘餅和喝酒的時候，要思念主耶穌為我們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再復活以便我們可以得著那永遠的生命。
加爾文的《聖餐短論》銷行到歐洲各地，有一天，住在威騰堡（Wittcnberg）的馬丁路德走到當地一間有名的書店，是高爾茲（Maritz Goltz）經營的。高爾茲對馬丁路德說，這裡有一本小書，是討論聖餐的，原來是用法文寫的，現在有人把這本小冊子譯成拉丁文，據說作者是個青年人，叫約翰•加爾文，他在小冊子中指出你和慈運理兩人在聖餐的爭論上各走極端，說你們兩人都不夠全面和平衡。馬丁路德聽了一笑，叫高爾茲拿來《聖餐短論》，並實時在書店裡坐下來專心地細讀。馬丁路德讀完小冊子，對高爾茲說，加爾文是一個很有學問和純正信仰的人，如果當年慈運理像他一樣平和地對待問題，改革派之間的爭辯，完全可以避免，至少也不會那樣激烈厲害。
最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改教運動的第一位偉大人物馬丁路德，和第二位偉大人物加爾文，從來沒有會過面。馬丁路德比加爾文足足大了十四歲，因早出世，在屬靈的經歷上和對改教的貢獻上，而走在加爾文的前頭。然而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接近程度，遠遠超越馬丁路德和他同一輩的慈運理。馬丁路德和加爾文之間，從未互相排斥，兩人都曾透過第三者，向對方問候，並曾向對方吐露仰慕之情。
有一次，馬丁路德致信馬丁•布舍，信中說：「請代我向佐漢•斯譚（Johann Sturm）一一另一位改革派領袖——和加爾文致敬禮。加爾文所寫的書，我是特別喜歡閱讀的。」
加爾文的朋友腓力•墨爾頓（Philip Melainehthon），在威騰堡大學任希臘文教授，與在該大學擔任教授的馬丁路德關係密切。墨爾頓曾對加爾文說，馬丁路德很想與加爾文會晤，因為馬丁路德一直對加爾文有良好的印象。加爾文則托墨爾頓，用加爾文的名字，恭恭敬敬地向馬丁路德致敬。
當然也有不懷好意的人，喜歡在馬丁路德和加爾文之間，搬弄是非、挑撥離間。他們從加爾文所著的《聖餐短論》中，找出加爾文批判馬丁路德的地方，示之馬丁路德；可是馬丁路德的反應出乎意料的平靜和溫柔。馬丁路德說：「我希望加爾文有一天會改變對我們的態度，但是，不管怎樣，加爾文是知道我們對他抱有好感的。」
加爾文聽到馬丁路德這樣溫和的反應，對法諾勒說，假如我們不被這種溫和的態度所感動，那我們簡直是一塊石頭了。至於我自己，我已深深地被他的寬宏溫和所感動了。
一五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爾文寫信給慈運理的繼承人布爾格（Heinrich Bullinger），信中這樣說，我承認馬丁路德是罕有的天才，他的靈魂擁有某種奇妙的力量，以及具有在一切試煉中保持鎮靜的能力；他曾經與敵基督的勢力抗爭，堅持至今仍然如此。我不折不扣地認為他是基督的偉大僕人。
最重要的發展，是加爾又親筆用自己的名字寫信給馬丁路德，上款稱呼「我最尊敬的父親」，信的結尾說：「如果我可以親自到你那裡，即使相聚幾小時也是快樂的，對於一切爭議的問題，我情願和你當面傾談。不過，客觀環境不容許我這樣作，我只有期望不久在神的國里能夠讓我的心愿得著成全。再會吧！德高望重的長輩，基督最出色的傳道人，我永遠尊敬的父親。」
可惜的是，這封信始終沒有寄出，因為墨爾頓不願作捎信人，墨爾頓認為，德國的路德宗和瑞士的改革宗已經壁壘分明，難於化解彼此間的成見，兩派各走各路，已不再是馬丁路德和加爾文兩人之間的問題了。
就這樣，馬丁路德和加爾文這兩位屬靈偉人，都只能在生前透過第三者，向對方問安致意，卻始終緣慳一面，相互之間的友誼未有進一步的發展。雙方這樣遙遙相對地向對方祝賀數年，雙方始終無意移樽就教。兩人終其一生，只能稱為神交。

第九章、重返日內瓦

加爾文和法諾勒離開日內瓦之後，日內瓦一直動蕩不安。許多人開始相信，日內瓦局勢的混亂，是日內瓦人得罪了神，驅逐了神的僕人。
日內瓦形成了兩派對峙的局面，法諾勒的朋友們，即改革宗的福音派，被稱為法諾勒派，支持加爾文回日內瓦重拾局面。他們攻擊那些與伯恩當局結盟的條約派（Articulants），是伯恩安插在日內瓦的內奸，目的是出賣日內瓦的權益。法諾勒派一經轉化為愛國派，日內瓦的情勢也就不可收拾。一五四○年四月，在愛國情操的煽燃下，日內瓦發生了暴動，影響所及，支持伯恩政府的民兵司令約翰•腓力（Jea n Phillippe）被判死刑；而驅逐加爾文和法諾勒的日內瓦二百人議會，則被解散。
日內瓦在權力真空的狀況下，作出一個決定，要把他們的精神領袖加爾文和法諾勒接回日內瓦。
正在斯特拉斯堡專心服事主的加爾文，根本不想破壞安定的生活，無意回到一度驅逐過他的城市日內瓦。
這時候法諾勒正住在內沙特勒（Neuchate）；加爾文寫信給法諾勒，坦承自己無意重返日內瓦。不過，法諾勒始終不放過加爾文，甚至派人到斯特拉斯堡，喧嚷加爾文不能推卸和逃避對日內瓦的責任。這種情形，與當年法諾勒勉強加爾文住在日內瓦的強制手法如出一轍。至此，加爾文再次戰慄起來，他所害怕的，不是人的施壓，而是害怕他摔掉神呼召的軛。當他裡面清楚神已經把這軛放在他身上，他終於讓步了。
一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加爾文寫信給法諾勒說：「要是我有任何選擇的機會，我寧可作其它事情，而不在這件事上向你讓步，但因我記起，我不再是屬乎自己的人，我早就把我的心獻給神作祭物。」
一五四一年九月十三日，加爾文重返日內瓦。根據《司可特史記》（Scott』s History）的記載，來自日內瓦的傳令兵，在加爾文前頭引路，日內瓦各方面的顯要人物以極其隆重的儀式，歡迎他再度回來。

第十章、加爾文的婚事

當法諾勒正在爭取加爾文回到日內瓦的時候，由於加爾文不露聲色，斯特拉斯堡的居民並不知道一場拉鋸戰正在展開，並不知道加爾文可能告別斯特拉斯堡。一五四○年七月，加爾文成功地獲得了斯特拉斯堡市民的身份資格；一五四○年十一月，加爾文更娶了當地的一位遺孀伊德莉特•比爾（Idelette de Bure）為妻。
加爾文結婚時還不到三十歲，他的婚姻毫無浪漫色彩，可說一波三折。
多年來，加爾文看到兩位同工——法諾勒和馬丁•布舍——都有美滿的婚姻，也就非常羨慕。他表示有意結婚，條件是朋友們能為他物色到一位適合的對象。
第一位被介紹給加爾文的，是一位出身名門的貴族遺孀。加爾文害怕她會誇耀自己的門第和學問；其間加爾文曾經作出讓步，條件是這位受過德文高深教育的貴族婦女同意學習法語，以便兩人在婚後更易溝通。不過，這位貴族遺孀拒絕學習法語，這樣一來，兩人也就不再來往。
接著，又有人介紹另一位女子給加爾文，許多人都對這位女士有好評，加爾文也盡量遷就，並決定於一五四○年三月第一星期內結婚。但可喜的是，加爾文在籌備婚事期間，及時發現對方有些問題，必須重新考慮，必須及時剎車。一五四○年六月，加爾文寫信給法諾勒說：「我還未找到妻子，我懷疑自己是否仍需要結婚。」
最後，加爾文接受了馬丁•布舍的推薦，娶了伊德莉特•比爾為妻。
伊德莉特•比爾是一位重浸派（Anabaptist）信徒約翰•司徒德（John stordeur）的遺孀；約翰•司徒德因染上瘟疫，不治而逝。伊德莉特•比爾本人是一位敬虔賢慧的姊妹，完全符合加爾文最初尋找對象所列出的條件：「我所需要的妻子，不在乎她的美麗。她應具備的美德，須是謙虛、勤儉、忍耐、順服而不自大，還要關心我的健康。」事實證明，加爾文的婚姻生活是快樂的和甜美的。
伊德莉特•比爾嫁給加爾文時，還帶來兩個與前夫約翰•司徒德所生的孩子。
加爾文重返日內瓦時，妻子伊德莉特•比爾也隨著遷居到日內瓦。一五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伊德莉特•比爾為加爾文生下一個未足月的男孩。可惜的是，加爾文的獨生子，只活了幾天工夫，就離開人世。
加爾文答覆朋友比勒•威勒特（Pierre Viret）的慰問信時，在信中這樣說：「我的妻子要我謝謝你的關懷和慰問。我們確實為了我們的嬰孩的死亡，內心深感悲痛。但我們的父神，對於什麼是有益於他的兒女的，知道得最清楚。從此，加爾文再也沒有親生的孩子。加爾文個人的想法則不同，他曾說：「我的孩子們將遍布全世界。」這句話實際上是一句預言，他後來終於成為全世界千千萬萬人屬靈的父親。
一五四五年，加爾文的妻子伊德莉特•比爾染病；她掙扎在病床上，延醫仍無效，卒之於一五四九年三月病故。加爾文在心愛的妻子病逝之後，再寫信給比勒•威勒特，向他傾訴自己悲痛的心情：「你知道我的心是何等的脆弱。我若不是壓制自己，實在不能持久地忍受悲痛。我的痛苦，並不是一般的。我已失去了終身最美好的伴侶—— 一位與我生死與共的伴侶。她是命中注定要作我的伴侶的。她在世時，是我在教會事奉上忠實的助手，在服事主方面她從未攔阻過我。在她生病的整個過程中，她也從未麻煩過我；但是她關懷孩子們的心，遠比關懷自己的病況更甚。所以在她病逝前三天，我告訴她，我一定要對她的兩個孩子，盡撫養、教育之責。」
加爾文身為兩個孩子的繼父，忠實地履行妻子臨終的託付；加爾文愛兩個孩子——雅各布斯（Jaeques）和猶狄（Judith）——如同自己親生的孩子。
加爾文之所以偉大，不只是他所著述的長篇大論，而是表現在生活細節上。他深愛自己的妻子，也毫無偏心地愛護她和前夫所生的兩個孩子，樹立了基督徒家庭模範的榜樣。加爾文既是一個體貼入微的丈夫，又是一個和藹可親的父親。在家庭生活方面，加爾文有著美好的見證。

第十一章、樹立了屬靈的權柄

一五三八年加爾文被逐出日內瓦時，是一個缺少經驗的、魯莽的、衝動的青年人，如今已脫胎換骨，成為一個經驗豐富的行政管理人員和組織者。除此之外，人們還不自覺地敬畏他，因為在他身上，帶著神所付託他的屬靈的權柄。許多人抨擊加爾文是日內瓦的獨裁者，說他用鐵腕和鐵杖管治日內瓦。事實上他具有的，並非直接的統治權力，而是屬靈方面的影響力。
加爾文回到日內瓦剛一個月，就制定和採用了（聖會律例）（Fcclesiastical Ordinances）。加爾文在斯特拉斯堡從馬丁•布舍學習到的教會建制——即牧師、教師、長老、執事，在日內瓦實施出來。
《聖會律例》，為改革宗的教會奠定了良好的組織制度和建制基礎。在這制度下，教會的大部分責任是由平信徒所產生的長老們承擔，至於那些生活墜落、行為放蕩的人，則由教會長老和牧師組成的宗教法庭（Consistory）加以愛心勸誡，或以懲治，嚴重者——包括離經叛道者——則予以開除。
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和宗教熱誠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相當多人的反對，也引起了一些固步自封的傳統派的牧師的不信任。他們的消極抵抗和抗拒心理使加爾文不能隨心所願地開拓事工。
一五四五年，一種劇毒的、致命的瘟疫侵襲目內瓦，加爾文要求服事那些被隔離在城外——堡壘外—— 一間臨時醫院的病人，市議員們以保障加爾文的生命安全為理由，拒絕加爾文對染病的人的服事和牧養。但在事後，一些市議員顛倒黑白，說加爾文鼓勵巫醫去接近染病者，以致巫醫有機會把瘟疫惡毒地散播到日內瓦的每一角落。
加爾文所傳揚的是純正的福音，他痛斥所有的異端邪道。另一方面，他又指責那些行為不檢、墮落腐敗的人。根據宗教法庭的條例，陸續有一些不肯幡然悔改的人，被逐出教會。
當宗教法庭忠實履行職責時，日內瓦市議會則擔憂，這麼一來，教會無形中掌握了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武器。市議會如此處心積慮地企圖限制教會的權力，使得市議會和加爾文之間往往為了一些事情，發生了爭執。
當時日內瓦的最高權力機構，是一個由二十四名男士組成的小議會（Petit Conseil）小議會可以挑選二百人，成立二百人議會；二百人議會的議員，又可從中進選出六十人，組成六十人議會。但是歸根結蒂，二十四人組成的小議會，始終是最高權力機關，誰控制了二十四人中的大多數席位，誰就掌握了權力。一般的情形，當人們提及日內瓦市議會時，即是指二十四人小議會。
加爾文初到日內瓦時，並非日內瓦的市民或戶主，他於是沒有資格擔任大小議會的議員。加爾文真正權力的來源，是他的精神上的影響力。一些人視他為精神領袖，由於敬佩他，認同他的主張，而將他的獻策，予以立法，再付諸實行。有一時期，他與小議會處於蜜月時期，他的主張，就較順利地得著落實。另一時期，他與小議會的關係處於低潮，執行時就比較棘手。在任何情況下，日內瓦普遍的市民，都從加爾文的身上，隱約地感到一種難以抗拒的，和難以言述的權威。這實際上是神賦予加爾文的屬靈的權柄。

第十二章、塞維杜斯事件

一五四九年，在加爾文多年的斡旋、調解、努力下，加爾文進行的改革派合一運動，取得了光輝的成果。
歷史上有名的蘇黎世協議（Agreement of Zurich），由日內瓦、蘇黎世（Zurich）、內沙特勒（Neuchatel）三個地方的改革派教會簽署。三地教會在二十六項基本信仰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這些基本信仰後來被蘇格蘭、法國、波蘭等地方的改革宗的教會所接納。
加爾文在信仰上的執著和不妥協，在塞維杜斯事件充份地顯明出來。塞維杜斯事件是加爾文在日內瓦所遭遇的最大悲劇。即是在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日內瓦把信仰上的異端分子塞維杜斯（Michael Servetus）予以火焚。
塞維杜斯是西班牙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醫生，又是律師，兼且是神學家。
一五五三年，他發表著作——《基督教的恢復》（The Restoration of Christianity），公開地批判加爾文的名著《基督教要義》。在《基督教的恢復》一書中，塞維杜斯褻讀神，否認三位一體的神；這本書使他列入日內瓦通緝犯的黑名單中。
塞維杜斯對三位一體的神的否認，同樣不能見容於天主教。一五五三年四月五日，塞維杜斯的蹤跡在法國境內被發現，法國當局遂即將他逮捕，並將他囚禁於里昂（Lyon）。好在次日他及時從監獄逃跑，否則他難逃火刑的厄運。
塞維杜斯逃離法國監獄后，在各地流亡了四個月，之後就潛伏在日內瓦。
一五五三年八月十三日主日，塞維杜斯到禮拜堂聽加爾文講道，被一些會眾辨認出來，結果被日內瓦當局正式逮捕。加爾文代表教會正式審問塞維杜斯。審訊拖延了好幾個月，塞維杜斯因著異端者的罪名，被判決要活活燒死。
在處死之前，塞維杜斯突然要求加爾文赦免他，加爾文說：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你應當懇求神的寬恕，你褻瀆了神，因你想否定三位一體，而這三位一體正是神的本質。你倒不如求神的兒子赦免你，因你已傷害了他，事實上你否認神是救主。
塞維杜斯就刑時，喊說，神永遠的兒子阿，可憐我吧！
塞維杜斯被火焚之後，各方面都有人抨擊加爾文，說他為人殘忍、獨裁，但是加爾文認為，否認三位一體的神性是嚴重的事，是正面攻擊神的救贖和否定改教工作。
一五五四年，加爾文用拉丁文著述了《三位一體神性之正統性的辯護》（Defense contre la foi orthordoxe Suela Sainte Trinite），來清除塞維杜斯所散布的異端。

第十三章、白錫里事件

日內瓦有一些貴族出身的人，沉緬於已往的放蕩生活，希望重開夜總會，希望能像往常一樣，繼續跳舞、賭博、收養情婦，繼續在罪惡中癲狂。這些不肯悔改的人，當然不喜歡加爾文，他們說加爾文身為法國人，不應在日內瓦被人盲目地信任，更不應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恰在此時，有一位日內瓦望族白錫里（Philbert Berthelier），不久之前，因道德敗壞，被宗教法庭禁止他領受聖餐。那些對加爾文嫉妒的人，就想利用白錫里，來挑戰加爾文的權威地位。
白錫里在那些不滿加爾文的市議員的慫恿下，把請求恢復聖餐的上訴書，呈交小議會，而不是呈交宗教法庭。小議會通過決議，裁決白錫里有領受聖餐的權利。
這件事對加爾文是一項嚴峻的挑戰和考驗。他若向小議會屈服，不啻承認國家有凌駕教會和宗教法庭的權力。倘若他向小議會屈服，讓不服教會管教的白錫里沾污聖餐，那他將無法在日內瓦繼續開展改革工作。至於他在日內瓦教會中所制定的許多規章和法則，也必無人信服而遵循。
一五五三年九月三日主日，加爾文在聖彼得堂（St．Peter』s Cathedral）講解使徒行傳，那一天他的中心信息是講到侮慢和不尊重聖餐的邪惡。
加爾文大聲喊道：「我寧可被殺害，也不會將神的聖物遞給被譴責為蔑視主的人。」當時教堂里的氣氛是很緊張的，彷彿神親自來到聚會中間。在這時候，與教會敵對的人也忐忑不安；白錫里不敢在教堂露面。
一五五三年十一月七日，二百人議會開會討論白錫里事件，以大多數票數裁定，禁止領取聖餐的最後決定權操之於小議會。似乎加爾文面臨一次重大的挫敗，他甚至想到離開日內瓦。
一五五五年，小議會的權力組合發生了戲劇性變化。原因是那年日內瓦的人口劇增至一萬五千人，新移民主要來自法國，內中有許多是富有並受過高深教育的，包括印刷商愛斯田（Rober Esticnne），名律師可拉頓（Germain Colladon）和企業家諾曼底（Laurent de Normandie）。這些法國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本是改革派，因逃避法國天主教的宗教迫害，才挾巨資移居到日內瓦。日內瓦市政府正在此時遭遇經濟困難，突然在四月十八日大開方便之門，只要外來的移民繳納一筆可觀的費用，就可以成為擁有投票權和被選舉權的日內瓦市民。換言之，這些新貴可以被選為小議會的議員。
一五五五年五月，來自法國的改革派在小議會的選舉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他們在法國時已經敬仰加爾文，視加爾文為改革派的屬靈領袖。從此小議會成為加爾文派所掌握，再也不會制肘和反對加爾文了。
一五五六年之後，仍陸續有改革宗的信徒，從英國和義大利，為了逃避本國政府的宗教迫害，紛紛逃難到日內瓦。至此，加爾文只好呼籲各國的加爾文派信徒，不要渲染日內瓦為改革宗的另一羅馬。日內瓦的資源有限，實在無法負荷源源不絕的人流。

第十四章、與貝林將軍的抗爭

前文述及，在日內瓦，有一批人，非常仇視加爾文。這些人，緬懷往昔的無拘無束、放任墜落的生活，不習慣在宗教法庭的管束下，動輒受到嚴厲的處分。
這些反對加爾文的人組織了一個團體，稱之為放任主義者（Libertines）。這個組織的頭目法學爾（Favre），是一個腐化的貴族，他女兒弗蘭西絲卡（Francisca）則嫁給日內瓦的將軍阿密•貝林（Ami Perrin）。有了這個裙帶關係，放任派的氣焰更加囂張。
本來阿密•貝林將軍是加爾文的朋友；加爾文一向皆稱將軍為「滑稽的西澤」（Comic Caesar）。後來發生了一件事，使貝林將軍從此視加爾文為眼中釘。
那次是貝林將軍和議員康納（Coma）參加一個婚宴，在興緻勃勃下跳起舞來，這就觸犯了日內瓦嚴明的宗教禁令，構成了罪狀，兩位顯赫人物都鋃鐺入獄。康納出獄後悔過自新，行為有重大的改變。貝林將軍出獄后，則憤憤不平。將軍認為自己是日內瓦的頭面人物，實在咽不下這個奇恥大辱。
貝林將軍與加爾文從此隔閡加深，似乎毫無轉園的餘地。不過，加爾文有意和將軍和解，願摒棄前嫌，為此加爾文寫了一封信給貝林將軍，勸喻他遵從神的法律，但是貝林將軍不為所動，仍然到處煽風點火，一味反對加爾文。
沒有多久，貝林將軍被日內瓦當局發現，他正勾結法國政府，暗中效忠法王亨利二世（Henry 11），並在日內瓦從事秘密的間諜活動。貝林將軍既對日內瓦叛逆不忠，他在日內瓦所擔任的全部職位，也就被市議會予以解除。
不過，放任派仍然支持貝林將軍，群眾也仍然盲目追隨他，大批暴徒闖入市政廳，演變成一場暴動。
在這關鍵的時刻，加爾文不顧自己的安危，要求群眾冷靜下來。加爾文總算以一個教會領袖的屬靈權威，制止了一場流血事件。貝林將軍也借著這場群眾鬧事，逼使日內瓦議會恢復了他的職位。
貝林在嘗到群眾的街頭暴動的甜頭之後，後來又掀起另一次的暴動，不過這一次暴動，被市議會以無比的勇氣和決心，予以粉碎。市議會後來又發現，未成功的街頭暴動，原來是一個武裝奪權的陰謀活動，結果貝林以失敗收場。
貝林將軍和追隨他的放任派，也覺得日內瓦並非久居之地，於是遁逃到伯恩。日內瓦在貝林將軍出走後，在他缺席的情況下，判處他死刑。
處處與加爾文作對的貝林將軍的潰敗，使加爾文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能更從容地、無阻礙地去捍衛純正的福音真理，並可保證教會的建制和法則，不受政權的侵犯。在加爾文派議員的擁戴下，加爾文實際上掌握了日內瓦的大權。

第十五章、加爾文的晚年

一五五九年六月加爾文創辦了日內瓦學院（Academy of Geneva），由他的親信伯撒（Theodore Beza）擔任首屆校長兼希臘文教授。加爾文很快地把日內瓦學院，變成法文地區改革宗的搖籃地。
同一年，法國三十個地方的改革宗教會聚集在巴黎，參加第一屆全國大會。五年後，即一五六一年，法語的改革派教會已增至兩千一百五十個，這些法語教會需要大批的法語牧師，去擔任牧養工作和培靈工作。大批有心事奉的人，擁到日內瓦，接受加爾文的教導；至於年青的一輩，就爭取進入日內瓦學院，接受改革宗的神學教育和訓練。
在日內瓦學院的學生中，傑出的有來自英國的多馬•波萊（Thomas Bodley），還有蘇格蘭的改革宗領袖約翰•諾克斯（John Knox），以及第二代的改革宗首領蘭伯•達魯（Lambert Daneau）。
到了這時，加爾文的屬靈影響力，也就不再局限於法語地區，隨著時日的推移，逐漸擴大到德國、英國、波蘭、荷蘭、義大利。
加爾文的工作量驚人，在一五四九年之前，他一星期有三天在下午五時講道。在主日則要連續講三堂道。一五四九年之後，他將講道削減至兩星期講一次；主日則削減至講兩堂道。但在星期五，他則循例到日內瓦學院授課。
一五四九年，一位弟兄拉瓜尼亞（Dens Raguenier）開始將加爾文的講道信息速記下來，致使後世能讀到加爾文的兩千篇講章。
加爾文除了講道，還要處理大量的教會行政事務。這麼多繁重的工作，在他中年時已影響了他的健康。一五五九年，他的健康情況惡化，當他對《基督教要義》進行最後校訂時，他事實上已疲弱不堪，既發高燒，又有胃痛。
一五六四年二月，加爾文因勞累過度，百病叢生。在蒙彼利埃（Montpcller）的一群改革派醫生——當年歐洲最優秀的醫生一 一勸告他要小心身體。但是，加爾文由於責任心重，不為所動，仍然趁別人睡覺時，爬起來撰寫他的巨著。
一五六四年二月八日，加爾文致信蒙彼利埃的醫生們，感謝他們的關懷。在信中，加爾又說：「二十年前，我在巴黎時，已經得到那裡名醫的善意勸喻，要我保重自己的身體，但是在那些日子，我還沒有患上關節炎、腎結石、腸胃炎、痔瘡等，也還沒有咳出血來，但是今天，這些疾病，成群結隊地，如大軍壓境，使我窒息。」
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加爾文召集同工們到他的床前，向他們說臨別的話語。加爾文說：
「我有許多失敗軟弱，是你們多年來曾忍受的。具體地說，我所作的，實際上毫無價值。我重複地說，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但有一件我必須強調的，我雖然不滿意我天性的軟弱，我的內心卻是一直敬畏神的，我的動機也是善意的。在我離開你們之後，我祈求你們，忘記我的缺點，若有什麼優點你們可以學習的，請你們以這些為榜樣。」
加爾文謙恭有禮地與每一個同工握手，每一個人離開時都泣不成聲。
鍾馬田這樣評述加爾文：「加爾文身材瘦弱，臉色蒼白，他一個人怎能日理萬機，不歇地講道，實在令人無法想象。加爾文教導人們首先要榮耀神，強調人是微不足道的；一個人若蒙福作成任何事，他必須知道，真正完成這工作的，畢竟是神自己。」
加爾文的同工尼古拉斯•科拉登（Nicholas Collaon）在《加爾文的生平》（Life of Calvin）一書中，這樣總結了加爾文的一生：
「我不相信任何人可以與他比擬，誰能數得清他一生的成就？我懷疑當代沒有人比他更值得聆聽、響應和敘述。他的著作甚豐，其龐大的數量和內容已經足夠令人震驚，更談不上去詳讀這些巨著。他不分晝夜地事奉主，許多人為他健康禱告，勸他多多休息，他總是不肯聽。他不肯停歇工作，直至臨終前八小時，他的嗓音起了變化，他才停止口授。」
一五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加爾文歇下他的勞苦，告別了人世。他被埋葬在布蘭巴拉（Plainpalais）的墳場。墳墓上沒有碑石作為標誌。他個人的哀榮並不重要，因他一生都把榮耀歸給神。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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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Hall著的Portrait of C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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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R．S．Wallace著的Calvin，Geneva and Reformation
12、Andrew Miller著的Miller』s Church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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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Theodore Beza著的 Life Calvin
15、G．R．Potter和M．Greengrass合著的John Cal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