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陸高校培養目標的質疑

胡顯中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Wednesday, October 27, 2010

1、一群不會說話的大學校長

秋高氣爽，又到了大學新生入學的季節。各著名大學的校長們照例都要對新生髮表一通演說，諄諄教導，或進行勉勵、或寄予厚望。剛剛跨入大學校門的莘莘學子也非常希望傾聽作為一校之長的老前輩能夠給予自己有益的教誨，或治學之理，或修身之道，或治國之法。但是，他們都失望了。

最近《南方周末》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報道，標題是「校長的腔調」副標題是『不會說話的中國大學校長』。內容說的是：過去的校長習慣於說『八股』，今天則變成了『八卦』，使那些新生不知所云，更談不到有所體悟或收穫了。還有更令人憤慨的是公然說謊（《南方周末》的文章沒有涉及）。例如北大校長周其鳳在今年的迎新講話中說「我們的老校長蔡元培曾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理念，成就了北大的輝煌。100多年來，包容始終(?)都是北大人所堅守的傳統」。周校長此話是在粉飾太平、塗改事實、偽造歷史。請問周校長：1957年，北大包容了林昭這位傑出的女學生嗎？包容了那716位（佔全校師生總數的7%）敢於說真話的師生嗎？沒有！1989年，北大包容了要求推進政治改革、反對官倒和一切腐敗現象的熱血青年嗎？沒有，沒有！60多年來，和其它所有的學校一樣，北大這個曾經是民主運動堅強堡壘的著名學府同樣墮落成為中共專政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成了這個警察國家的一個派出所。當然，其責任未必要北大來承擔，但作為一校之長，理應勇敢面對，坦率承認，而不應該當眾說謊、欺騙年輕而單純的青年學生。這應該是每個教育工作者起碼的道德底線。校長公然對學生說謊，悲乎，哀哉！

說到大學校長的演說，人們很自然地想起了開創一代新風的幾位老前輩。例如：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就職北大校長時的名言：「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並且宣布「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以及教授治校等辦學原則。這些原則一直流傳至今，成為大學校園裡的「硬道理」。又如被尊為『清華大學終身校長』的梅貽琦先生在1931年就職典禮上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那麼如何培養『大師』呢？他的答案是「自由探索」。「 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此外，在上個世紀早期還有許多著名的教育家都曾在大學開學典禮或其它重要場合發表過激動人心的演說，在學子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對此，人們至今記憶猶新、如數家珍。

和那些老前輩的光輝榜樣比較起來，今天的大學校長們的表現可就『慘不忍睹』了。

大學校長應該都是滿腹經綸、學富五車的學界泰斗、人中翹楚，怎麼忽然變得不會說話了呢？原因何在？

他們的身份首先不是教育家，而是官，是共產黨的官（什麼正廳級、副部級之類），在官本位這個大染缸里浸淫既久，渾身官氣，說的也是官話。講官話習慣成自然，就不會講人話了。這是其一。

其次，其實他們也確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們有當年蔡元培、梅貽琦那樣寬鬆的政治環境、可以自由發揮，可以用個性化的語言說話嗎？不行！他們講話不能出格，不能涉及禁區，不能違背主旋律，不能超越意識形態的『籠子』……諸多限制，使這些人中豪傑宛如被關在籠子里跳舞一樣。誰敢突破繁多的清規鐵律？難道就不怕摘烏紗帽嗎？不怕敲掉飯碗嗎？其尷尬、其無奈就可想而知了。在不得不講話的時候和場合，就只好說些不痛不癢、不咸不淡、像白開水一樣的套話，以平庸而保安全，實非得已啊。


2、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目標

提起大學校長的演說，人們萬萬不應該忘記， 1958年在中國科技大學開學典禮上，郭沫若那番說辭。他慷慨激昂地號召同學們，要成為「紅透專深」的人才。並且誓言：要把我們的學校辦成百分之百的黨校。從邏輯上來分析，這一小段話就產生了一個不大也不小的矛盾：『百分之百的黨校』當然實現了「紅透」的目標，但「專深」二字從何保證？名為『科技大學』，卻要辦成『百分之百的黨校』，『科技』還有立足之地嗎？何不幹脆改為『某某黨校某某分校』，豈不名正言順？大科學家應該具備最起碼的邏輯思維能力，違反邏輯的話公然拿到開學典禮上去對廣大學生宣講，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應該承認的是，郭沫若的話實在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特殊氛圍和要求，並不是他個人的獨出心裁、創新發明。 幾十年來，中共當局對於青年學生和所有知識分子的要求概括而言就是「又紅又專」，即兼有『紅』與『專』兩個字。這既是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指導下對文化人的選拔標準，也是幾乎所有知識分子自覺追求的目標，更是關乎每個人在社會上榮辱、地位、待遇的決定性因素，還涉及對個人進行社會評價的首要條件。所以，幾乎所有新、老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無不用這兩個字來要求自己、策勵自己，務必做到『又紅又專』，甚至達到郭沫若所說的「紅透專深」就更好了。

可是幾十年來的實踐結果卻不盡如人意。許多在學術方面有所建樹的教師、研究人員乃至青年學生幾乎都被認為是走『白專道路』的典型。前些年，有位同班的老同學透露：已故的、當年我們的班長劉某曾經對他說過這樣的俏俏話：「凡是學習好的人，在政治上都不可靠，容易犯錯誤」。相反，有些被認為『根紅苗正』者，在學術上往往乏善可陳、令人不敢恭維。幾十年的實踐雄辯地證明：這兩個字是不可能兼得的，就好比要求公牛產乳、牝雞司晨一樣，或者更確切地說，這兩個標準是水火不相容的。

『專』對客觀事物的取捨標準是：是與非、對與錯、真理或謬誤；而『紅』對事物的取捨標準則是：利與害、得與失。兩者採用的是根本不同的取捨標準，豈能融合在同一個人身上？

所謂『專』是學術標準，要求學者和學生們認真地探索客觀世界的規律，有所發現、有所發明，要求在求知和求真的道路上，一往無前、心無旁騖。『專』的最高目標是求真，而追求真理的首要條件是勇敢無私的品質，決不能計較個人得失、利害。「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評價『專』與不『專』的標準只能是專業水平的高或低、求真的態度誠懇與否。因此，允許每個學者和青年學生大膽探索、獨立思考，不迷信任何權威，更用不著言必稱某某思想、某某理論、某某核心，破除迷信和神話乃是實現『專』的必由之路。在邁向『專』的道路上，需要具有超常的創新思維能力，並且對客觀世界一切現象刨根問底的濃厚興趣，因而敢於揮動智慧的長矛，在科學研究的廣闊天地里，大膽地向一切未知領域宣戰。為此，需要有一個允許自由思考、自由發表與交流、自由爭論、言者無罪的民主氛圍。

所謂『紅』，也就是政治標準。就是在政治上緊跟，永遠緊跟共產黨走，永遠聽黨的話，黨叫幹啥就幹啥（『我是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黨需即我願』云云）。在實際運作中，黨又是、永遠是由某個領袖支配的，因此所謂『緊跟黨走、聽黨的話』實際就演變成『緊跟領袖、聽領袖的話』。而領袖的意志有時多變，所謂『朝令夕改』，要求全黨都來緊跟，事事緊跟、時時緊跟，事實上很難做到。更為重要的是，某個領袖又不可能永遠在位，即使是在實行終身制的歲月，也要受個人壽命的限制，這個領袖的指示到了繼任領袖時也許就不再時興了。所以，『紅』的標準往往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多變性。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是也。一旦跟不上，『紅』就可能變成『白』，甚至是變成『黑』，那下場可就慘了。這樣就要求人們時時觀察領袖的愛好及其變化，要求按照領袖的意志來思考，跟隨領袖的好惡來愛憎，迎合領袖的喜怒而取捨。在這裡，成功與否的關鍵不同於求真，不是要求明辨是非，而是計較利害、得失。同時也絕對不不允許獨立思考，因為思考的任務僅僅屬於某個領袖人物專有，其他的芸芸眾生都只能緊跟領袖的思想和戰略部署，好比棋盤上的棋子，任由領袖撥弄、調遣。每個人的聰明才智都只能在服從並服務於領袖的意圖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承認。否則就可能被認為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黨離心離德』等等，『紅』更無從談起。

一個『專』 字要求人們勇敢地追求真理，辯明是非、善惡；一個『紅』字，要求的是觀顏察色、迎合領袖意志。這兩個字如何能夠統一起來呢？兩個互相矛盾的目標、兩個互如水火的標準，卻要求統一在一個個具體的人身上，豈不難矣哉！所以，實踐的結果只能是：或者因為追求真理而被認為是走『白專道路』，或者做到了『紅』而不專。總而言之，真正做到了專，就不可能做到紅。相反，如果 『紅』了，就不可能『專』，也許是『專』於逢迎、討領袖一時喜歡，但也長不了（如陳伯達、戚本禹之流）。

如果要舉具體的人來做例證，那可就太多了，不勝枚舉。鼎鼎大名的陳寅恪教授，大概沒有人能夠否認他是個大學問家、思想家吧，遙想當年，他竟然膽敢向當局提出：不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你說他『紅』不紅？當然一點也談不上紅；但是卻是無可置疑的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專』門學者。再看普通人中，一個極端的例證則是那位交了白卷的『英雄』人物 ——張鐵生，在那個年代真是紅極一時啊，可他有何『專』？以上是極端的例證，處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芸芸眾生，都不得不在這二個目標之間不斷地遊走、徘徊、彷徨、掙扎，最後也很難實現兼顧，或者是專而不紅（表面上也許要言不由衷地喊幾句流行的口號以敷衍一下），或者是紅而不專（儘管這些人也許擁有若干個學者的頭銜，但是骨子裡卻是不學無術之徒，即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在這裡不妨再舉個例證：最近經常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論壇』上露臉的閻崇年先生應該算是一位學有專長的專家吧！他的個人資料顯示：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按照『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應該投身於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去『繼續革命』、去奪權、造反、去斗走資派，而他對這些「大是大非」問題卻毫無興趣，他竟然每天泡在圖書館里埋頭看書，當起了『逍遙派』，這無疑是個走 『白專道路』的典型。但是，今天卻成就了一位清史研究領域裡的權威專家。如果拿他和陳寅恪做一個比較的話，頗為耐人尋味：陳老是先有了『專』的資格作為資本，然後才有條件公開拒絕『紅』（一般知識分子是沒有這個資格的）。而閻崇年則是先巧妙地、消極地抵制『紅』，然後才有條件成為『專』。陳與閻二位先生，無論是那種情況，都說明一個道理：專與紅二字是水火不相容的。

還可以舉兩個人為例：1957年的馬寅初和黃萬里二位先生都是『專』的典型。這二位學者從學術良心和社會責任感出發，分別就控制人口和三門峽建壩問題提出了非常專業的真知灼見。但是因為和領袖所支持的主流意見不一致，當然被革除出『紅』的隊伍，黃萬里被無情地打入『右派分子』的行列；馬寅初老先生則在被全國大批判后，撤銷北大校長職務，在家『閉門思過』。

就是這「紅透專深」四個字，籠罩著全中國的知識分子，曆數十年，沒有任何人敢於提出質疑。千千萬萬中國知識分子被這個橫蠻的『緊箍咒』束縛著、痛苦地掙扎著。


3、一大批在「紅專」道路上艱難的跋涉者

在 「紅透專深」四個字的摧殘下，老一輩大知識分子大都有切膚之痛。例如那位23歲就寫出了傳世巨著《雷雨》因而轟動文壇、一舉成名，爾後又相繼完成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不朽劇作的曹禺先生，到了晚年，卻乏善可陳。其密友黃永玉致信直言：「我不喜歡你解放后的戲，你失去了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原因何在？其女萬方在回憶文章中給了精練而準確的答案：「因為心不自由」。他自己也經常沉痛地反思，甚至在睡夢中往往驚呼：「我好慚愧啊！」。他慚愧什麼？恐怕就是晚年沒有寫出什麼高質量的新作，蹉跎時光，愧對廣大讀者的厚望吧？難道是大作家『江郎才盡』了嗎？非也! 蓋因一個『紅』字，不得不痛苦地放棄那個畢生熱愛的『專』字。

還有更殘酷的例子。那位公開提倡「紅透專深」的大科學家郭沫若早在中共掌權以前，已經是學兼文、史、哲，名聞中外的專家，本來不需要再在『專』上下功夫了，因此他便專門向『紅』的方向努力。用他的專業知識和學術地位反覆地、一往情深地配合、迎合最高領袖的意見，甚至癖好。毛說要為曹操翻案，他聞風而動馬上寫了劇本「蔡文姬」，以表現曹操的大胸懷、大功德；聽說毛最喜歡唐代詩人『三李』，他又馬不停蹄地寫了《李白與杜甫》，用以揚李而貶杜。跟到後來，毛髮動以摧毀傳統文化為特徵的『文革』，郭大詩人又迫不及待地表態說：「我過去所寫的東西，統統應該燒掉。」必須承認：這位大詩人的確做到了「紅透」，但從專業方面來看，以上的作品卻很難令人恭維。更令人不齒的是，毛澤東去世，這位中外聞名的大詩人竟然寫下這樣的輓詩：「偉哉領袖比爺親」。（見《隨筆》2009年第6期137頁）首先，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也叫『詩』 嗎？這是出自大詩人的筆下的詩嗎？其次，這位大文豪年紀比毛澤東還大一歲，卻尊毛為『爺』，豈不滑稽？中國有句成語叫做「如喪考妣」把死者比做自己的父母，已經到了極限。可是大詩人更進一步，把死者尊為祖父輩，自己豈不成了孫子輩？這可真應了那句罵人話「裝孫子」。令人不敢相信的是，這就是那位曾經寫過《女神》、《雷電頌》，幾與魯迅先生比肩的大文豪嗎？讀此挽『詩』真令人無限惋惜！這個例子說明：郭大詩人晚節不保，墮落至此，可悲、可嘆！

另一個例子同樣發人深省：據最近出版的《墓碑》（作者楊繼繩）一書第22章『糧食問題』的第4節披露：正是在大躍進（實為大瘋狂）的年代里，著名的科學家、被譽為中國「導彈之父」的錢學森先生曾在《大眾科學》和《中國青年》等雜誌上發表文章，聲稱糧食「產量可以無限地增加」，為「大躍進」和糧食產量「放衛星」作了「科學的背書」。在國防大學教授辛子陵所著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的第207~208頁也提到同一位作者、同樣觀點的文章，即發表於1958年 6月14日《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斷言：「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二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二千多斤的20多倍」。錢先生以他著名科學家的名譽作擔保，讓千千萬萬的人相信「大躍進」政策的「科學性」。錢老一生貢獻卓著，德高望重，國人都非常敬重。但是在那個非正常的年代，為了緊跟領袖的意圖，也就是為了做到『紅』，不得不違心地說了些很不專業的話。這個教訓是非常深刻的。又一次證明：如果要堅持『專』到底，就必須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堅決拒絕 『紅』的誘惑。否則，一旦被那個『紅』字所綁架，說了很不專業的話或做了很不專業的事，那可就毀了自己一世英名，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啊！這個例子再一次說明：大科學家晚節有虧！

除了對老一輩知識分子的無情摧殘以外，對於年輕學生的戕害更是無法估量。以筆者本人親身經歷：早在50年代的大學里，政治理論課和專業基礎課、專業課大致各佔1/3。所謂『政治理論課』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史、馬列主義基礎（以斯大林御批的那本《聯共（布）黨史》為基本教材）。這四大政治理論課不但是必修的，而且是必考的，否則不能升級。所花費的學習時間大約佔1/3甚至更多。從今天的眼光看來，這些勞什子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半是謊言，半是廢話」。當全世界的青年學生們都在輕裝前進的時候，我們這些『黨所培養』的青年人卻要背負著如此沉重而毫無用處的大包袱，蹣跚而行，如何與他們爭鋒、取勝？競賽的結果自然是毫無懸念：必敗無疑。後來的青年們情況又如何呢？我的女兒在大學里仍然要學什麼「毛澤東思想概論」、「鄧小平理論」以及皇帝詔曰、御批聖旨之類的東西，讓青年學子們虛耗了多少青春年華？難以估量。

如果思想稍有出格怎麼辦？當『批判的武器』失靈時，當局斷然採取『武器的批判』。君不見：多少青年學子的一腔熱血竟然飄灑在共產黨的刑場上（最知名的要數林昭、任大熊、顧文選、沈元、吳思慧、張錫錕、黃中奇等七位北大俊傑），還有為數更多青年學子在共產黨的監獄里消磨著大好青春年華。

殺一儆百，有了這些先驅者的血和淚，引以為教訓，更多的青年不得不收斂其性格的鋒芒，放棄當年宏偉專業理想，小心謹慎、規規矩矩，做一個聽話的『好學生』，違心地向『紅』的方向努力，學那些半是謊言、半是廢話的什麼『思想』、什麼『理論』，並且不斷地向黨交心、表忠，犧牲獨立思考以換得平安，踐行著平庸、苟安的人生哲學。

到了改革開放，國門大開，青年學子看到了新的希望：惹不起，總躲得起吧！於是紛紛走出國門，留學海外，爭取『綠卡』，長期定居國外，『拜拜了』親愛的黨！這些學有所成的青年人，竟然不得不在異國他鄉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對於急需各項建設人才的祖國來說，既是一種莫大的損失，更是一出絕妙的諷刺劇。到底有多少青年人出國定居？上網一查，發現兩組數據：其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幾年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說，從1978年中國放開留學政策到2006年期間，總共有一百零六萬名中國人出國留學。但是只有二十七萬五千人學成回國。也就是說，在過去將近三十年時間裡，每十名出國留學的中國人中，學成回國的還不足三人。另一組數據是： 2009年教育部召開新聞發布會,30年間出國留學139.15萬人,回國者僅為39萬,佔28%。由於統計口徑不同，數據互有出入，但滯留海外的比例大致相近，足以說明青年學生中普遍存在著謀求『專』，而躲避『紅』的大趨勢、大潮流。聯想到20世紀50年代，多少海外專家響應中共號召紛紛回國效力的盛況，真令人不勝今昔之慨！面對人心向背的巨大變化，難道中共不應該痛切反省嗎？

面對洶湧的出國潮，官方雖然言不由衷地表示「來去自由」，但內心的震撼和不安是可想而知的。恰好最近在民辦刊物《往事微痕》上看到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曲嘯在美國遭遇滑鐵盧紀實」，作者潤濤閻也是一位留美研究生。內容是曲嘯被國務院派往美國進行巡迴演講，主題當然是宣傳祖國的大好形勢和對海歸人士的優厚待遇及其它優惠政策，目的無非就是兩個字：勸返。可是事與願違，一開頭就不順利，遭遇到有力的抵制，最後竟然落荒而逃，逃回國內，並從此一病不起，嗚呼哀哉了。那麼，究竟是誰敢於公開抵制呢？請看：

    聯誼會會長通知大家去聽國內來的曲嘯教授演講，但幾百留學生中只有二三十個人去聽。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曲嘯在國內很紅，但來到海外的人沒幾個知道他是何許人也。另一原因是大家都厭煩了幾十年的政治說教。另有兩位「愛國華僑」教授參加了。這兩位教授是從台灣到美國留學並留下來當教授的，由於他倆恨透了蔣介石的國民黨，也就非常熱愛共產黨。其中一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近代歷史學家汪榮祖教授。

    事就出在了汪榮祖教授的幡然醒悟。

    曲嘯教授的演講非常精彩，第一句話就說：「當年我也有跟你們一樣出國留學的機會，雖然那時只能是去蘇聯。可是，我卻被打成右派，還進了監獄。」聽到這裡，大家立刻聚精會神地傾聽他的遭遇。曲嘯先生絕對有演講天賦，那聲音時而抑，時而揚，時而頓，時而挫，時而高亢，時而柔和，時而激憤，時而婉約，時而高山流水，時而天地含悲。

    他爸爸讓蘇軍卡車壓死了，非但沒有給一分錢賠償，反而把他定為反革命，因為他爸爸被蘇軍卡車壓死了，猜測他心裡必然恨蘇聯，反蘇就是反黨，就是反革命，坐牢２２年。

    曲嘯的演講由於是親身經歷，又經過了無數次演講鍛煉早已熟記於心，幾乎找不到哪怕一點點破綻和前後邏輯不符的地方，甚至連一句病句都很難找到。

    對於經歷過三年大飢荒、文革動亂的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他的故事雖然震顫，但畢竟他沒有我們當年親自看到的被活活打死的地富反壞右那麼悲慘，我們聽起來也就是讚歎他的演講能力，對得起他那法學家兼心理學家的頭銜。

    坐在我旁邊的汪榮祖教授受不了了，他幾次想打斷曲嘯教授的演講而提問題，可是當時不是在教室演講，是一個小屋子，汪榮祖教授在曲嘯教授的右邊靠後，他沒看到汪榮祖教授舉手提問。汪教授也就不再提問了，也許他要問的問題曲嘯教授在他後面的演講里很快就逐一給出答案了。

    當我們聽到故事的最後，那就是他被胡耀邦同志平反一切冤假錯案而得到昭雪了，我們以為他的演講也就結束了，突然間，但聽曲嘯教授一個「但是」，才知道他的演講還沒完。他後面的演講應該不算是演講了，而是對年輕人的教育了。「黨就是媽媽，媽媽打錯了孩子，孩子是不會也不應該記仇的！」

    聽到他這句話，大家沉思著。也就明白了曲嘯教授來美國巡迴演講的目的了。這也是他開始演講時我本能地預料到他最後要說的話。我看了一眼劉中海先生，他此時的眼睛仔仔細細觀看留學生們的表情。

    本來會議到這裡也就該結束了。可突然間，汪榮祖教授說他要發言。汪榮祖教授臉色通紅，跟過去判若兩人。他非常震驚的內心世界在他的發言中表達得淋漓盡致。他說：「我過去只知道蔣介石國民黨是如何獨裁，如何玩政治，不誠實，專門欺騙台灣人說共產黨毛主席是多麼獨裁，多麼血腥，多麼殘酷地對待不同政見者。對國民黨的宣傳我從來都反著讀，絕不相信國民黨的騙子把戲，而真心相信大陸共產黨的報紙，因為那些報道都是跟國民黨的說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嘯教授的演講，當真是血淚的控訴，句句血，聲聲淚！一個青年學者平白無故就坐牢２２年！而這些，我在台灣時也看到過類似的報道，但報道的事件沒有這麼邪乎，沒有這麼真切，沒有這麼令人憤怒。」

    聽到這裡，我看了看劉中海先生（即陪曲嘯來美國進行宣傳的領導人 ——引者注），他已經坐不住了，他的臉色蒼白，表情顯示著後悔、吃驚、恐懼與遺憾。我忍不住去看曲嘯教授，他的嘴唇在顫抖，他的腿也在顫抖，突如其來的打擊如同晴天霹靂打得他暈頭轉向。他不知道是該坐下聽，還是繼續站著等待問問題的講完后給出回答。

    相比之下還是劉中海先生比較鎮定自若，在汪榮祖教授停下來的一剎那，便立刻站立起來，想停止汪教授的評論。可汪教授擺手給他往下壓的手勢，意思是他還沒有講完。他繼續著他幡然悔悟的評論：「什麼黨是親娘，可如此長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還是親娘嗎？比後娘都殘忍，還有什麼資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誠於她？母親這樣對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國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汪教授如此憤怒令我震驚。

    聯誼會會長一看唯一的辦法就是停止汪榮祖教授的繼續發言，就在汪教授間歇的一剎那，他立刻站起，說二位剛下飛機，匆匆忙忙從國內來到美國，十分疲勞，明天他們還要趕路呢。會議到此結束。

    我看得出來曲嘯教授內心的痛苦已經到了極點。這表明他的演講生涯結束了。


這極具有戲劇性的一幕，既讓人莞爾一笑，更令人深思。這位汪教授絕對不會是美國或台灣的特務吧？他一貫反對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曾經痛罵蔣介石，長期以來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說了不少好話。但當他了解中共統治下的黑暗現實以後，才幡然醒悟，嚴正聲斥。人們很自然地聯想到，還有多少像汪教授這樣長期被蒙蔽、被欺騙，而又有良知、有正義感的文化人呢？這些人必將不斷地覺醒，醒悟之後又將有何行動？我們且拭目以待。

4、一個久久揮之不去的幽靈

何謂幽靈？幽靈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是真實的存在，其能量、其影響，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人人都能感受到。它控制著億萬老百姓的工作、生活、學習、娛樂，甚至婚嫁、喪慶；掌握著廣大生靈的榮辱、禍福、生死。所謂「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管子）

這個幽靈不僅控制著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且控制著一切物質的、非物質的財富，其中當然包括人才在內。全國的人才必須為我所用，否則就是叛逆，不聽話者不得食，取消『人民』的資格，戴上高帽，打入另冊。為我所用，也就是為黨所用，為黨效力、效命，甚至為黨犧牲。在這個大前提下，具體衡量的標準就是那四個字： 「又紅又專」。其實『專』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紅』，即不準懷有三心二意。這樣，實際上形成「人才私有制」或者說「人才黨有制」。

自古以來，衡量人才都是用「德才兼備」四個字，即兩條標準：德與才。很清楚：這個『才』字就相當於『專』字，而把『德』字換成『紅』字卻是偷換概念的把戲。德，包括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學術操守等等，是每個公民都應該遵守的做人原則，當然應該成為每個專家、學者所遵奉的行為準則。本來這個『德』字沒有任何政治傾向性，沒有規定效忠於哪個黨派、集團。但共產黨卻把這個原則偷換成『紅』字，即要求對共產黨忠心耿耿，枉顧其它。

在封建社會裡，所有文人都應該為皇帝效命。「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唐太宗那句名言：「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就說得更明白了。順著這條思路，共產黨當權了，當然也要『拿來』為我所用。於是就有了這個『紅』字的要求和標準。對青年學生，他們習慣這樣說：是黨培養了你，你應該報答黨的恩情雲 雲。對這種說教，值得一辨：請問：黨拿什麼來培養青年學生？黨有私產嗎？沒有！黨只不過是集中全國老百姓的民脂民膏，首先滿足統治集團首領及其心腹『各取所需』以外，再從剩餘中拿出一點，用以培養忠實於自己利益、為黨效命的走卒而已。何恩之有？

對老一輩專家則說：你過去是為反動派效力，今天應該脫胎換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首先應該感謝黨的挽救云云。總而言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應該、都必須感謝黨、感謝領袖。感謝的最好方式就是走『又紅又專』道路云云。於是許多老專家不得不放棄自己喜愛了幾十年的專業，違心地向『紅』的方向賣力氣。結果卻未必讓統治者滿意，更未必放心，因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幾十年來，對以上陳詞濫調的說教，身在大陸的知識分子耳朵都聽出繭子了。明明知道其虛偽性，但誰也不敢公開質疑，更談不到據理駁斥了 ，只好表面上虛與委蛇罷了。當然，當局也未必真的相信每個知識分子表態的真誠，是否出自內心等等。但他們所要的就是你口頭上的效忠表態，於此足矣。最近看到《炎黃春秋》的主編吳思先生的語錄，其中有一句很有哲理：「他們生產謊言，我們偽裝相信」。

於是「又紅又專」演變成一個誰也不相信，但誰也不敢公開反對的口頭禪，就像那些宗教儀式上的善男信女們一樣，儘管口中念念有詞，心中卻另有乾坤。

當人才黨有制這個幽靈被驅散時，中國必將出現一個人才輩出、群星爭輝的大好局面，必將迎來一個嶄新的偉大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