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突破「囚徒困境」？

發布: 2010-10-26 03:01    作者: 漫手織文    來源: 醒客評論

　　1950 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數學家阿爾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編了一個故事向斯坦福大學的一群心理學家們解釋什麼是博弈論，這個故事後來成為博弈論中最著名的案例。故事內容是：兩個嫌疑犯(A和B)作 案后被警察抓住，隔離審訊；警方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如果兩人都坦白則各判8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坦白的放出去，不坦白的判10 年；如果都不坦白則因證據不足各判1年。

　　那麼，囚徒 到底應該選擇哪一項策略，才能將自己個人的刑期縮至最短？兩名囚徒由於被分開監禁，並不知道對方的選擇；而且即使他們能訂立攻守同盟，也未必能盡信對方不 會反咬。在現實中，這樣的例子很多，兩個人作案前發誓相約一旦被抓，要守口如瓶，不出賣對方，但在警方三審兩審之後，就都扛不住招供了。因為就個人的理性 選擇而言，出賣背叛對方所得刑期，總比沉默要來得低。試設想困境中兩名理性囚徒會如何作出選擇：

　　——若對方沉默、我選擇背叛會讓我獲釋，所以我該選擇背叛。

　　——若對方背叛指控我，我也要指控對方才能得到較低的刑期——八年，所以也應選擇背叛。

　　——所以無論對方是沉默還是背叛，至少我能得到次好的結果——被判八年，但如果我沉默而對方選擇坦白，則我將面臨最壞的結果被判十年。

　　二人面對的情況一樣，所以二人的理性思考都會得出相同的結論——選擇背叛。背叛是兩種策略之中的支配性策略，不依賴於對方的合作，不依賴於對方的守約行為。因此，這場博弈中唯一可能達到的均衡，就是雙方參與者都背叛對方，結果二人同樣服刑8年。

　　在囚徒困境 中，如果兩個囚徒都拒絕坦白，則二人都能獲得最少刑期一年，所以都不坦白，是能讓兩個囚徒獲得共贏結果的唯一方案，也說明個人最佳選擇並非團體最佳選擇。 但如何才能得到最優的共贏結果呢？黑手黨的招數曾非常有效地破解了警方設置的囚徒困境，首先，黑手黨組織將忠實視為成員必須具備的最重要的品質，組織內的 提升必會考慮其對組織的忠誠度，同時，一旦有組織成員出賣自己人，黑手黨組織將不惜代價，天涯海角地追殺背叛者。懾於組織對背叛者的懲罰手段，被捕的黑手 黨成員通常會堅決拒絕出賣同夥、拒絕與警方合作。所以美國警方經常雖逮捕了黑手黨老大，卻由於證人（出賣老大者）被殺，而被迫釋放他。追殺叛徒是很多黑社 會電影都會有的情節。事實上我們熟知的某組織的手段與黑手黨的款式如出一轍。

　　在現實的博 弈中，有很多這樣的囚徒困境，比如罷工，如果大家都罷工，則企業主勢必讓步，如果有的工人罷工，有的工人不罷工，還有的不僅不罷工，還向企業主告密，則罷 工者將受到開除的懲罰，而告密者將獲得重用或賞金。就如同我們的社會中，有的反抗暴政，有的順服暴政，有的不僅順服還充當積極合作者、充當御用吹鼓手和支 招者、充當五毛、鉤子，那麼最終唯一能夠得到的平衡，就是大家都成了趨炎附勢者。

　　事實上，我 們還就是處於這樣一個囚徒困境中，我們面對的就是一個黑社會組織，政府威逼利誘、軟硬兼施，不賣身投靠的那是傻子，這就是為什麼以一個少數強權者能夠裹挾 和脅迫絕大多數人的原因。靠攏組織，你能獲得更多的利益，你不靠攏組織，你就會被邊緣化，憑你有多大的本事都會被出局，對抗組織，更是會被嚴懲。除此之外 還有強制洗腦、以升學、提乾等利益相要挾，這些手段無不準確命中了人性的弱點，那就是人的自利意識，就是人都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傾向。在這樣的獎懲機制 的刺激下，大多數人都選擇了與政府合作，成為一個積極服從、攀附組織的順民，為了讓自己顯得更順從，不惜行賄送禮、出賣良心、朋友乃至家人。反右和文革中 的諸多事例就是明證，終於，順民成了絕大多數，政府也就控制了所有人，這就是我們處於目前這種無奈且又無助的局面的原因。而人們還都覺得自己有理由行賄、 有理由送禮、有理由攀附強權，不這樣就沒法活。

　　諸如此類的 困境還有很多，比如無數人造假，致使不造假的人無法生存；無數人行賄，造成大家只好行賄，於是大家一起受害。一個班級的學生家長大多數都給老師送禮，你不 送，你的孩子就會吃虧倒霉。就是因為有第一個送禮的人獲利之後，很多人就會效仿，於是大勢所趨，最終導致所有人都需要送禮，等到所有人都送禮了，此局面達 到了一個新的平衡，然後又開始有人去送更加貴重的禮物，於是人人爭先、唯恐落後，大家爭相效仿，直到再次達到新的平衡，接著還會另有人再次突破原有的送禮 水平，讓行賄水平繼續升格，直到貧困者再也送不起了，只好看著自己的孩子處於劣勢中。這就是與現有的搶劫體制最順服的合作方式，這就叫順民。在這個過程 中，這個制度固然是始作俑者，但若是沒有我們自己一步一步積極配合，是無法把自己送進地獄的。

　　在競爭中， 總是會有人由於自身能力有限，卻又想要獲得更多憑能力得不到的東西，於是他們就強化自己另一種能力，努力建立有利於自己的潛規則，讓自己能夠在潛規則中處 於更有利位置上，這就是原本公平的競爭為何能夠被破壞而建立起不公平的秩序的原因。就好比一場賽跑，原本大家憑藉的是自身的實力、智力和努力，但有些運動 員會服用興奮劑來作弊，也有的運動員靠給別人使絆，還有的運動員會用武力來讓自己的起跑線往前移動，這樣的賽跑就不叫賽跑，而叫做比武了。賽跑原本是為了 提高人們的身體素質，卻變成了一場互相傷害的比武。

　　有人用武力 強行往前挪動起跑線原本是一種傷害所有人的行為，但如果有人為他往前強行移動起跑線給出理由和借口，還有人願意承認他的霸道行為是正當合理的，更有人還說 往前移動的不夠多，還應該更往前移動一些，如果一個賽場里大多數人都成為這個靠暴力強行作弊的人的支持者與合作者，假裝沒看見這些人的作弊行為，還自願繼 續與之合作繼續這場虛假的比賽，則這場比武性賽跑還會繼續下去。我們目前就是這樣，大家心裡都跟明鏡似的，基本上都知道在中國社會上演的是一場搶劫，但就 是有很多人還在歌功頌德，就是有很多五毛效力於這個搶劫組織，為什麼呢？就是為了順從這個強大的暴力組織，讓自己能獲得更多一點的利益。很多人的理由，就 跟一個在上海釣魚執法事件中充當鉤子的人的心理一樣的：「我不做，也會有別人去做。」於是，大家爭先恐後地去配合搶劫自己的人，以期能分到一點殘羹冷炙， 結果是所有人都陷進去了，都成了受害者。

　　所以在一個 囚徒困境中，個人的最佳選擇導致的後果卻不是整體的最佳結果。事實上，如果大家都不與暴政合作，就如同一個血汗工廠的工人全都罷了工，大家相約一起與企業 主抗衡，並互相堅守誓約，就能獲得企業主讓步提高所有工人的工資和待遇。從長遠和整體利益來看，沒有什麼比大家都拒絕與不公正的暴力秩序合作更能讓所有人 獲利的了。即便是在中國現有秩序下獲得既得利益的人們，也總是舉家遷往美國加拿大等法治國家，就是個明證。如果全世界都抹掉國境線，我不知道中國還能剩下 多少人。當年那兩個出盡風頭的愛國大學生，不僅都去了美國，還嫁了美國人，當人們用腳投票的時候，才是最真實的時候。但也恰恰是這樣的現實利益權衡，更真 實地顯示出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才是所有人真正的利益所在，才能真正反映出人們內心中對好壞的真實判斷。

　　那麼如何才 能突破這個困境，只有一個辦法，大家達成共識聯手合作，我們不跟他玩了，你作弊我就罷賽，你奴役我，我就罷工。像某先生說的那樣：這就需要有人像「傻逼」 一樣站出來。林昭、遇羅克的行為在某些人看來就是標準的「傻逼」行徑，但恰恰是因為人類社會始終有這樣一些勇於站出來的「傻逼」們，這個世界才能沒有遠離 公平正義的軌道，這就叫非暴力不合作。

　　在這種情況 下作為大多數的我們能怎麼辦？我們能不能至少在那些像「傻逼」一樣站出來的人們的身後跟隨他們，使民間社會形成一種合力來抗衡那個最大的暴力組織？我們能 不能在每一個人被侵犯了權利的時候，站出來頂貼、發聲？我們能不能拒絕與那個掠奪和侵犯我們的現秩序合作，至少消極怠工，我們能不能拒絕送禮、拒絕行賄、 拒絕在自己的論文上寫上領導的名字？我們能不能不去為一點蠅頭小利去充當五毛和鉤子？這個就叫做非暴力不合作。如果我們一點點小虧都不肯吃，一點點小力也 不肯出，甚至一點點佔小便宜的衝動都不能剋制，一點點小風險都不肯承擔，那我們就只好一起被困住吃大虧了。這不需要你流血、犧牲、也不需要你坐牢，我們很 需要問問自己：就這點事，我們能做到嗎？如果我們能一直看著林昭、遇羅克們去赴死，一直看著那些像「傻逼」一樣站出來的人們去坐牢，不僅如此，還有很多人 飛跑著去蘸人血饅頭，那我們就別抱怨了，因為我們遭受這一切純屬自找、活該。

　　曾經有人跟 我講過這樣一件事，一個來自西方某國的外教編寫了一本書，中國的某出版社決定為他出版，但其所在的中國學校的領導與這個外教商量：「能不能在你的書上署上 我的名字？」結果領導被拒絕了，那個外教也不出版這本書了，這個也叫做非暴力不合作，在所有國內企業都默認某組織剝奪我們的言論自由和知情權的時候，有一 個叫做谷歌的公司卻不再容忍而出走了，儘管很多中國人特自以為聰明地認為那是經濟利益使然，但實際上，這個也叫做非暴力不合作，在美國新聞界就是會有很多 「傻逼」們情願坐牢也不出賣自己的消息來源，這就是民主法治社會的公民應有的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