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廣: 中歐文化論壇衝破禁區 中國學者為六四辯護實錄

法廣 2010年 10月 17日

為了促進中國與歐洲之間的交流，在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倡議下，中歐本月六日與七日舉行了為期兩天的高層文化論壇，中國總理溫家寶親自參加了論壇的開幕式，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也在開幕式上發表了演講，這一切都顯示了中歐雙方對首屆中歐高層文化論壇的高度重視。

由中歐雙方共同選擇的二十多位中歐學者、專家參加了為期兩天的會議，中方的代表包括中國作家韓少功、藝術家徐冰，中國社科院的黃平、周弘、陸建德、趙汀陽，北京大學的潘維、王紹光以及清華大學的崔之元等。歐洲方面的代表有法國符號學家及作家朱莉婭·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義大利作家翁貝托·艾克(Umberto Eco)，法國的藝術史專家塔拉斯(Jean-Marc Terrasse)和波馬萊德(Vincent Pomarede)，德國的歷史學家侯德曼(Rainer Hudemann)，參與中央電視台大樓設計的荷蘭建築師庫拉斯(Rem Koolhaas)以及斯咯伐克漢學家加利克(Marian Galik)，加利克教授是與會的唯一一位對中國文化有所了解的歐方代表。而來自中國的學者中大部分都在歐美生活或學習過，大多都能夠用流利的英文交流。

此次中歐文化論壇純屬中歐官方組織的論壇，中國駐歐盟使館以及歐盟的官員自始自終參與了會議並介入會議的討論。會場內外基本都沒有看到媒體，西方媒體除了法廣之外，只有《人道報》的一名記者，中國國內也只有新華社的一名記者。

此次論壇大致分為四個專題會議，學者們在兩天內圍繞全球化，不同的世界觀，美的概念以及多樣的現代性等專題發表演講並在隨後展開了討論。雖然論壇促進中西方學者之間的交流的願望值肯定，但是，不知是由於與會代表選擇上的原因還是由於討論的主題確定的原因，總之，記者對論壇的總體感覺是，中歐雙方各說各話，會議氣氛也顯得有些拘謹。

不過，首屆中歐論壇的最大突破或許是中歐學者首次在官方場合公開討論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因此，有必要對此作詳細的報道。天安門事件並非論壇討論議題，在一個官方主導的論壇上，六四事件顯然是一個避之不及的議題。但是，是誰衝破禁區提出了此一敏感話題？又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提出的呢？

應該說，整個論壇充滿了中方學者強調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性以及中國文化的獨特性的言論，這多少激發了在座的某些西方學者的反感。會議的第二天下午，清華大學崔之元教授的發言再度認為世界上並不存在一個單一的普遍性，強調一個國家的民主不可能窮盡所有形式的民主。北京大學教授潘維在發言中介紹說，「中國模式」代表了一種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中國經濟飛速發展與其特殊的政治體制、社會及經濟結構、人文環境等因素密切相關。潘維從社會、政治和經濟三個層面，用「三位一體，十二支柱」的理論詳細解析了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發展模式。
潘維這一有關中國模式的優越性的發言激發了在座的斯洛伐克老漢學家的強烈反感，他在會議結束前的自由討論中義憤填膺地提出了三大問題。

這三大問題，打破了中國國內長期被封鎖的禁區，使中國學者被迫首次在公開場合就六四天安門慘案做出各自的表態。
這三大問題是直接向北京大學的潘維教授提出的。

潘維教授，
1：您是否認為一黨專制制度對中國來說是最好的制度，但是對歐美國家或者對其他亞洲國家來說，卻並不適合？
2：您對1989年天安門廣場發生的開槍屠殺年輕學生的事件有和感想？
3：您對中國軍隊正準備用槍彈對待他們的同胞有何感想，這難道符合和平的宗旨嗎？
如果您當初是六四的見證人的話，難道您會支持鄧小平的決定派軍隊去鎮壓您的兒女或著您的學生們嗎？
請原諒我提出上述問題。事實上，我所提的是大多數美國以及西方漢學家都想提出的問題，但是他們今天都不在這兒，我已經這麼大年紀了，我什麼都不怕了。

以下是中方學者們所作出的回答：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

我並不認為政治體制應該對一切負責。如果您把問題歸咎於體制原因，那麼您又把成果歸功於誰呢？前蘇聯體制瓦解之後，曾經造成一百多萬人的死亡，如果在蘇聯瓦解之前可以把一切歸咎於共產黨體制的話，那麼之後，災難又該歸咎於誰呢？您又如何解釋今天西方發達國家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所造成的成千上萬人死亡的現象呢？沒有人對這些受害者的命運表示同情。

我在這裡要解釋的並不是中國的政治體制要比其他體制優越，我只是想解釋為什麼這一體制會延續這麼長的時間，因為無論這一體制的性質是什麼，他總應該算是一個政治體制。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崔之元：

要回答有關六四的敏感問題，我想告訴您我個人對天安門事件的感受。我當時正在芝加哥大學功讀博士學位 ，我當時非常同情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有一天晚上，我在收看美國電視台有關天安門學生的一次電視辯論中的時候，很驚訝地聽到受邀者之一亨利· 基辛格這樣表示說，沒有任何政府應該容忍學生或其他社群人士佔領中心廣場一個多月的時間。他當時還談到1932年在美國發生的一戰退伍兵進軍美國國會廣場的事件。我以前從沒有聽說過這一事件。我在圖使館搜查資料之後才了解到一次大戰期間，美國政府向美軍士兵承諾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戰爭結束后，特別是大蕭條期間，那些退休士兵等著這一許諾獲得兌現，但是當時的美國胡佛總統並沒有兌現總統，因此，這些退休士兵以及家屬佔領了美國國會 廣場將近一個多月。

美國將軍艾森豪威爾對老兵及他們的家屬都同情，而麥克阿瑟將軍則堅持認為這些士兵被美國共產黨所利用，所以主張派出軍隊，坦克給予鎮壓。到今天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死，也可能是二十，也可能是三十，因為這些士兵與他們的家屬都在廣場上。基辛格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故事重提呢？我當時對基辛格感到很生氣， 我於是就到處尋找資料試圖了解1932年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件。在1989年的時候，還沒有網路可以資訊，要找到這方面的資料十分困難。

我在美國生活了十七年，除了專業的歷史學家之外，我從來沒有聽到任何美國人沒有談到這一事件。我之所以在二十年之後要重提往事，這並不是以此要為天安門事件尋找理由，我只是想誠實地告訴大家，我個人當時內心的矛盾和鬥爭。

我於是對西方的憲政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且對此做出了深入的研究。有件事特別吸引了我的注意。183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議案，叫做gag rule ，也被叫做閉嘴法案。該法案規定任何有關要求廢除奴隸制的提案都應該一律被擱置，國會不會給於討論。即使是主張廢除奴隸制的林肯當時也投了支持票，林肯當時還僅僅是國會議員。這就意味著投票支持這一法案的人並不一定都是支持奴隸制的人。但是，在當時的背景下，林肯認為解決一個敏感問題的最明智的做法是暫時擱置等條件以及時機成熟的時候再作解決。二十年之後，林肯果然成為美國歷史上廢除奴隸制的總統。這就說明他當初做出的決定是完全是有理的。

所以，所有的事都是有關聯的，這就使我想起德國哲學家尼採在他的《歷史對人生的利與弊》一書中曾經指出，對某個人和某個民族來說，有時候，最明智的方式可能是遺忘，也就是他所說的「積極健忘，」因為你如果總是揭開過去的創傷的話，或許對你並沒有益。

這同要求言論自由沒有關係，我在這裡要強調指出的是西方媒體對此的報道往往帶有傾向性，對他們來說，如果中國政府或者中國媒體不提及六四的話，這就說明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但我認為這是把言論自由簡單化了。我們應該將gag rule和言論自由區別開來。

我所說的並不是要為六四天安門事件辯護，我只是要對這一十分複雜的事件表達我的看法。

請允許我再補充一句，我覺得我們之間的對話不可能進一步深入如果我們的西方對話朋友對中國前一百年的歷史沒有深入的了解的話，中國過去的一百年甚至過去三百年的歷史都充滿坎坷，面對西方，中國始終不知應該如何應對。

中國社科院 外國文學研究所副所長陸建德

我想補充說幾句。
1989年時我正在英國讀書，和所有的英國人一樣，我從頭至尾始終關注天安門事件的進展，當時英國電視台也經常展開有關天安門事件的討論，我記得有一次聽到英國前首相希思這樣表示說，英國政府絕對不會容忍英國大學生在沒有獲得批准的前提下將一個公共廣場佔領那麼長時間。

六四事件發生之後，中國駐美大使韓旭隨即撰文，該文當時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韓旭在文章的開頭這樣寫道，以槍彈對付學生是可悲的，而我個人認為，這是十分可悲的，必須加於嚴厲的譴責。

然而，在中國，許多因素都是導致事件發展的原因。比如說，中國的警察根本沒有西方警察那麼裝備俱全，他們被稱為是人民警察，他們根本沒有處理大規模示威活動的經驗以及設備，中國現在也同西方一樣，配備了防暴警察以面對社會暴力騷亂活動。

另外，整個事件本身十分複雜， 我記得好像是美國《時代周刊》刊登了這一消息，根據當時目擊者的介紹，第一個受傷被打死的人是一名解放軍士兵，這就使事件變得更加複雜。由於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展開有關六四事件的公開討論，所以有許多細節到今天依然不清楚，但是也許正如崔之遠教授所說的那樣，最明智的方式或許是暫時遺忘，以後等條件成熟了之後再展開公開的討論。

如何能夠控制當時的局勢，對中國政府來說確實是一大難題。當時的中國政府十分缺乏成熟，缺乏經驗。另外，中國軍隊的士兵們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對，一些年輕的士兵們有時難免會失去控制。當時的局勢實在難於控制。我們都對發生六四流血事件感到十分悲哀。

這就使我想到有關中國法律與自由的概念，自由與法制是緊密相關的，林肯曾經說過，我們在要求享受權利的時候必須遵守法律，即使現時的法律不合適，我們也應該通過合法的途徑來廢除這些不良的法律，如果使用非法手段的話，那就只會導致永無止境的惡性循環，所以林肯可能會建議通過不斷地修改來完善法制，所有帶有建設性的建議都是受歡迎的。如果採取極端的暴力的手段，那就只會導致災難。

我們可以從六四事件中吸取許多教訓。我個人認為等我們把事件的所有細節都弄清楚之後，或許我們就可以展開公開的討論了。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黃平

從六月初一直到六月五日，我曾經採訪過一些在廣場上的學生，他們也都同意一些電視紀錄片上的報道， 事實上，沒有人在天安門廣場被打死，現在，在美國，就有人譴責某些學運領袖在媒體面前撒謊，他們反覆指控解放軍士兵在天安門廣場開槍打死學生。這其實並不符合事實。

至於您所提到的第三個問題，事實上，自從1949年以來，海峽兩岸並沒有發生過軍事衝突，中國是世界上沒有完成領土統一的國家之一。台灣領導人，無論是過去的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還是今天的陳水扁和馬英九，沒有人聲稱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當中國主席胡錦濤會見美國前總統布希時，布希總統向胡錦濤主席提出了您剛才提的第一個問題；您覺得你們中國的政治體制怎麼樣？胡錦濤當時立刻回答說，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我們正在不斷地改善我們現有的制度。但是，有兩點十分重要，如果一個制度能夠保障社會的經濟發展，如果一個制度能夠獲得大多數民眾的支持，那麼，這個制度就是可行的。當然，我們都知道，世界上不存在絕對完美的事物，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中國的建設遠沒有完成，正如我們所說的，即使是現代化本身也是個永無止境的過程，對日本，對中國，對歐洲或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都一樣。

西人們太自以為是，因此傲慢，不講理。

這幾位中國教授說得有理有節.很有分寸, 真所謂點到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