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爾斯塔並沒有發表聲明指責新華社造謠

發布: 2010-10-17 09:24 | 發布者: 春秋 |
2010年10月18日 6:24 下午 多維博客   小龍魚

　　劉曉波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中國官方媒體刊登了為數不多的幾篇採訪文章對諾獎委員會進行抨擊，其中一篇題為《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大錯特錯」》的文章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新華社10月14日發表的這篇文章中，挪威科技大學的心理學教授阿努爾夫·科爾斯塔（Arnulf Kolstad）表達了對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強烈不滿。按照他的說法，「把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是大錯特錯」。

　　科爾斯塔教授認為，劉曉波並沒有在減少衝突方面做出過什麼貢獻，也沒有參加過與和平有關的活動，因此不符合諾貝爾遺囑中，關於和平獎的相應標準。科爾斯塔的說法本身就極具爭議性，而更為令人疑惑的是，新華社文章發表之後一天，網際網路就開始流傳這樣一條消息，「科爾斯塔教授得知新華網的報導后，立刻在挪威首都發表聲明指出：『這純粹是造謠』，是戈培爾的故伎重演。他說，有人企圖假借挪威人的名義損害挪威諾貝爾獎的名聲，其卑鄙目的永遠不會得逞。科爾斯塔教授表示，完全贊成諾委會把今年的和平獎授予中國民運人士劉曉波，同時祝願中國人民早日獲得自由"。

　　為了澄清事實，德國之聲本周日（10月17日）通過電話對科爾斯塔進行了採訪。科爾斯塔表示，自己確實接受過中國記者的採訪，他也看了新華網的相關英語報道，其中引述的他的觀點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此外，他並沒有發表聲明指責新華社造謠，對此他一無所知。

　　科爾斯塔還強調，自己在接受挪威以及外國媒體的採訪時曾經多次表達過對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不滿。德國之聲記者注意到，早在今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當天（10月8日），挪威當地媒體就刊登了對科爾斯塔的訪談，其中內容與新華社此後的採訪大同小異。

　　科爾斯塔對德國之聲表示，他認為，按照諾貝爾和平獎的設立原則，該獎項應該授予為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做出貢獻的個人或組織，而不是在一國之內爭取人權的異議人士。按照這個標準，頒獎給劉曉波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隨後記者向科爾斯塔提問，是否贊同中國政府的說法，劉曉波是「罪犯」因此不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科爾斯塔表示自己對此「毫無了解」。 而對於去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巴馬，科爾斯塔也持強烈的反對意見。

　　他透露，自己去年曾經提名以色列異議人士瓦努努（(Mordechai Vanunu)）參選諾貝爾和平獎。瓦努努是前以色列核技術人員，曾經披露以色列秘密研發和製造核武器的消息，並因此被以色列當局判處重刑。

　　科爾斯塔的相關言論在新華網上發表之後，德國之聲記者曾經試圖進入文章留言板塊了解閱讀了這篇文章的網路用戶反饋，但點擊「留言」后得到的結果是「參數錯誤」。儘管從新華網上無從得知網友對該文的評價，但科爾斯塔的言論在中國網路民間輿論中引起巨大爭議，卻是不爭的事實。

　　不少網民對科爾斯塔的意見提出質疑。有人戲謔地表示，這是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之後，極少數得到新華社引用的來自挪威的消息。也有網友指出，劉曉波獲獎后，幾乎所有有影響力的國家 和國家機構都對此表示祝賀，而民意主流也無疑更為同情被判重刑的劉曉波，反對「以言治罪」的中國政府。但在言論自由的西方社會，任何公共話題的討論中都會存在不同意見和聲音。

　　中國官方媒體為了配合當局進行宣傳，刻意對新聞資訊進行過濾篩選，無視西方民間的主流意見，只引用符合北京口味的觀點，營造虛假的輿論氛圍。

作者：石濤 責編：韓明芳

劉曉波諄諄教導我們：講事實是對歷史負責 對自己負責

劉曉波, 事實, 歷史
本帖最後由 eztomcat 於 2010-10-19 07:00 編輯


2010年10月18日 6:24 下午 多維博客   小龍魚

—— 我最討厭中國人為樹立道德美名而寧願歪曲事實的道德至上主義

那麼，現在到底誰在造謠？他們究竟想要幹什麼？# 來自 alss 的評論

科爾斯塔並沒有發表聲明指責新華社造謠

發布: 2010-10-17 09:24 | 發布者: 春秋 |
http://club.backchina.com/main/v ... tice&tid=873208

為什麼劉曉波的擁護者要違抗劉曉波的旨意，大肆造謠？

通過造謠而建立的民主國家究竟有沒有合法性？

http://club.backchina.com/main/v ... tice&tid=873208

劉曉波：六·四事件中廣場上沒有死人 承認事實后心情沉重

京港台時間：2010/10/9  消息來源：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一九八九年九月份，官方（指中國官方）安排了一次採訪，讓我談談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我所目睹和經歷的清場過程。當時，我的思想還處在堅硬到底、死不認罪的時期。所以，接受官方的採訪也經過了一番內心的掙扎。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場的事實是沒有死人，這種採訪的目的也主要不是為了澄清事實，而是官方為自己開槍殺人做辯護，沒有死人的事實僅僅是達到官方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我如果接受採訪，就等於甘願充當官方的工具，其社會影響肯定極壞。因為當時的全世界都相信戒嚴部隊血洗了天安門廣場，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參與者也為了樹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實、撒謊，漫無邊際地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流成河（吾爾開希、柴玲、李錄等人皆如此）。我出現在電視上證明沒看見打死人，豈不是要觸怒全世界，對我的公眾形象極為不利。既然我已經下決心堅持，就乾脆拒絕採訪。這種拒絕一可以表明我不與官方合作的姿態，二可以增加我自己的殉難光輝，但是，面對歷史事實的沉默也近於說謊。

　　基於我對政治影響和自身形象的考慮，我拒絕了兩次提審人員的勸說。但是，他們拿出了《人民日報》所登載侯德健關於清場過程的訪問錄，並勸說道：「事實永遠是事實，既然你沒有看見打死人，沒有看到血流成河，為什麼不敢澄清事實，講真話呢？難道講真話也要顧慮重重，這可不是你劉曉波的性格。再說，我們一直認為你們四人組織的和平撤離是立功表現。講出事實，對誰都沒有壞處」。

　　提審人員的話打動了我。我一下子找到了接受採訪的充分理由。1．清場時我沒見到打死人是事實，講事實是對歷史負責、對自己負責。我最討厭中國人為樹立道德美名而寧願歪曲事實的道德至上主義，吾爾開希正是在道德美名和尊重事實的抉擇中，選擇了道德美名而拋棄了尊重事實。在一定意義上，特別是在此次運動中，選擇尊重事實的確需要勇氣。因而，儘管這次採訪可能會損害我的道德名譽，但我寧可如此也不歪曲事實，相信總有一天歷史會澄清的。2．德健已經講出了清場事實，他正在受到巨大的社會輿論的壓力，人們的盲目和狂熱足以淹沒侯德健的真誠的聲音。既然講出事實要承擔全世界的指責，那麼作為事實目擊者的我決不能讓侯德健一人承擔這種指責。如果我保持沉默，只能加強世人對謊言的盲目相信和對德健的指責。因為我和德健都是清場過程的目擊者。德健講出沒死人的事實而我卻保持沉默，這等於在證明德健為保存自己而為政府作偽證，等於把德健一人推向萬夫所指的前台，獨自承擔所有指責。如果我出面作證，講出目擊事實，一可以增加事實的可信度，二可以和德健共同承擔不公正的指責和消極的社會影響──由謊言所煽動起來的公眾義憤。3．官方證明了清場過程中天安門廣場沒死人，並不能證明北京沒死人，開槍殺人是鐵案，決不會因為清場過程中沒死人而改變。而且，沒有導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主要原是因為學生們的和平撤離，其功勞在學生們一邊，而不在政府方面。所以，講出事實沒有絲毫為官方開脫責任的意味。如果學生們不主動和平撤離，而像六部口、木墀地等處那樣進行反抗，天安門廣場肯定要死人，血染廣場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基於上述理由，我接受了官方四十多分鐘的採訪，如實敘述了我目睹的清場過程。但是，在採訪結束后回秦城的路上，我非但沒有坦然，反而因想到這次採訪對自己的損害而心情沉重。如果沒有侯德健的率直，沒有他不計任何後果和政治影響地講出事實，那麼我或許也為了保持自己的公眾形象和道德名譽、而沉默、甚至說謊。這使我想起安徒生的童話《國王的新衣》，那些老於世故的成年人都睜眼睛說謊，只有天性完整的孩子才一針見血地道破事實。侯德健就是那個孩子，卻不被謊言的世界所容，這已經不僅僅是中國人的悲哀，各國的新聞媒介也加深了這種悲哀。不負責任的某些流亡精英為個人功利而誤導世界的新聞媒介，媒介又誤導公眾，謊言一旦深入人心，就會變成鐵案如山的事實。

　　所以，直到今天，我對自己出現在官方電視螢幕上講述清場事實的抉擇非常坦然和滿意，因為我只有在這個抉擇中才完全拋開一己的公眾形象，為歷史、為朋友、為自己負責。令我不安的倒是我兩次拒絕接受採訪，這種拒絕完全是出於個人的功利的考慮，正像我出獄後為寫了《悔罪書》而後悔不已一樣。更何況我當時對自己前途的悲觀估計所產生的死硬對抗心理，並不是一種為信仰、為良知而捨棄一切的堅韌呢。否則的話，我不會在血腥味逐漸淡化之後寫下《悔罪書》。

（本文摘自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台灣中國時報出版社出版）

劉曉波1993年文章：狂批六·四民運  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謠

京港台時間：2010/10/9  消息來源：聯合報

　　（作者：劉曉波，1993年6月5日 ）我們這些被稱為「民主鬥士」、「民主精英」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也只懂書本上、理論上的民主，而不懂實際操作上的民主，不懂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和一套完整的法律程序應該如何具體地建立和實施。被稱為中國的沙哈洛夫（沙卡洛夫）的方勵之教授，在八九抗議運動之前就放棄了這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基本人權的大好時機，他受美國總統布希（布希）之邀參加宴會被阻事件毫無聲息地過去了。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被稱為中國的良心的劉賓雁，在八九抗議運動之前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堅持他的「第二種忠誠」。所以，在這樣一種連民主的A、B、C、還需要從頭學起的知識群體中產生民間反對力量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這種現實所產生的八九抗議運動，只能是一種意識形態化的空泛訴求。

　　誇張的使命感和過於宏大的歷史感使學生們失去了自知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他們不知道自己那稚嫩的肩膀根本擔不起那麼沈重的使命。被一次次強化的正義誘惑著學生們以生命、以死亡為代價與政府進行著不斷升級的徒勞對抗。似乎只有奉獻生命才能打動政府，只有犧牲才足以喚醒民眾，只有死亡才能夠成就正義，才有資格代表正義。無怪乎當廣場的總指揮柴玲成功地流亡國外，有人指責學生們只有激情和勇敢，而缺乏智慧和理性之時，她頗為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在當時的廣場，勇氣就是水平。」別管現實，拋棄理性，我們只要勇敢，只要肯於獻身和犧牲，我們就是八九抗議活動的英雄。

　　四十年來，我們沒有任何民主政治的經驗，我們　濡目染的全是專制政治的殘酷鬥爭和陰謀詭計，我們一旦革命就自以為唯我獨尊，像我們投入文化大革命時自以為自己最革命一樣，我們一旦投入八九抗議運動，也自認為自己最民主，何況我們在為民主而絕食、而獻身、而犧牲，就更使我們確信我們的行為就是最高的正義，我們的聲音就是唯一的真理，我們擁有絕對的權力。於是，真理變成了不容質疑的絕對，正義變成了為所欲為和要挾，民主變成了特權，廣場成了檢驗真理、考驗意志、錘鍊情操、伸張正義、行使權力的萬能場所。誰不來廣場，誰指責廣場，誰就是反民主、非正義、懦夫。一時間，廣場似乎成了人人必須過關的試金石。「我在廣場待過」、「我去過廣場」成了民主意識和社會良知的標誌。

　　革命了，民主了，我們就可以不要協調、不講合作，可以隨意拉山頭、搞組織，自封為王，高自聯、絕食團、對話團、外高聯、工自聯、知識界聯合會、新聞記者聯席會、敢死隊、飛虎隊、西路軍、童子軍……誰也不服誰，誰也管不了誰。

　　革命了，民主了，我們就可以滿懷深仇大恨，拿著一件血衣控訴萬惡的共產黨，咬牙切齒地謾罵和污辱別人的人格，肆無忌憚地進行人身攻擊，可以聲言槍斃╳╳╳，油炸╳╳╳，活埋╳╳╳，可以對非我族類者惡語相加，態度蠻橫，甚至大打出手；可以把我們的個人恩怨借正義之名盡情宣洩。

　　革命了，民主了，我們就可以睜著眼睛說謊，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謠，就可以面對當事人還要狡辯說謊有理，就可以不負責任地宣布：鄧小平死了。李鵬跑了。楊尚昆被打傷了。趙紫陽復出了。萬里在加拿大組成新政府了。作為民主運動象徵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謊言和謠言的集散地，越撒越大的謊和越編越沒邊的謠言成為運動直線升級的重要動力之一。「六四」之後，流亡海外的「民主鬥士」們為了誇大共產黨的殘酷和罪惡，為了塑造自己從血泊中爬出來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實，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面，誤導國際輿論。

　　革命了，民主了，我們就可以只要我們自己的言論自由，而強行剝奪他人的言論自由。我們像當年的毛澤東，不允許任何不同意見存在，我們也像共產黨的警察一樣，強迫新聞記者不要拍攝對我們不利的、有損於我們形象的照片，我們野蠻地搶過記者手中的照相機，打開暗盒，讓拍好的底片曝光，甚至砸碎記者們的攝相器材。為了不給政府以口實，我們把向毛澤東畫像投擲污物的人扭送公安局，致使他們被共產黨分別處以二十年、十八年、十五年的重刑。

　　更可悲的是，八九抗議運動的正義性對所有人都是一種要挾。有不同意見的人在這正義的壓力之下沈默了，絕食之舉使大學生成了不能批評不允許批評的革命聖人。當人們看到以生命為代價與專制政府相對抗的年輕學生的悲壯之舉時，誰還能說出「不」字，誰還敢說出「不」字，絕食使大多數人喪失了理性，使極少數保持理性的人沈默不語。

　　由是觀之，我們在運動中所狂熱追求的恰恰是字面上的盲目正義，所放棄的恰恰是現實上的理性正義。

　　八九抗議運動的失敗，不僅僅在於流血、死人，而且還在於運動的不斷升級所釀成的激烈對抗在一段時間內延緩了改革開放的進程、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儘管鄧小平仍然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他的南巡講話又掀起了發展經濟的熱潮。但是，政治上的全面控制導致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畸型發展，趙紫陽的下台使鄧小平死後的權力交接成了最危險的火藥筒，平穩的權力過渡因深具民心的趙紫陽的倒台而危機四伏，一種「世紀末」的瘋狂心理驅使所有的人都想在天塌地陷之前大撈一把，民眾真切感到鄧小平的健在是最後一次機會，如果錯過，就會在那死後的天下大亂中成為無謂的犧牲品。

　　執政黨的政治恐懼和民眾的「世紀末」心理恐懼使中國平穩地走向現代化的民主社會的前景變得非常暗淡，似乎鄧小平死後的天下大亂已成為必然的結局。除非執政黨和全國民眾從現在開始就結束對抗、實現社會合作，否則的話，雙方的恐懼和仇恨都無法消除，而且隨著鄧小平死期的逼近，只能愈演愈烈，甚至有提前爆發社會動亂的可能。

　　因而，結束對抗、消除恐懼、實現社會合作，使中國平穩地過渡到現代民主社會，不僅要靠執政黨從現在開始的有魄力的自我改造，重塑自己的公眾形象，而且要靠民間反對力量的合作，促其自我改造的漸進完成。能夠拯救共產黨的只能是共產黨自身。逐步地漸進地向民主化的自我改造，共產黨則存；而頑固地堅持一黨專制，共產黨則亡。同時，社會上的各種民間力量要在共產黨還在進行自我改造之時，不是取消它的執政地位，而是促成它在執政時期的轉變。

　　在此過程中，有一張政治牌非打不可，那就是「六四」。任何人也無法迴避「六四」事件的重新評價。「六四」牌非打不可，關鍵在於怎麼打？在什麼時機打？我以為明智的選擇是不必發社論，不必開大會，不必公開聲揚，只要私下裡撫恤「六四」死難者的家屬，釋放所有在押政治犯、為因「六四」而受到各種不公正待遇的恢復地位，把靠「六四」之血上台的人逐漸降級、免職，讓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人安全回國……，如果某位政客在鄧小平死後靠為「六四」突然平反而上台，那不僅是這位政客本人的災難，也是中國的災難。突然平反所帶來的爆發性後果是任何人也無法控制的。(六四檔案 - 89)

　　我不知道，在「六四」血案發生四年後的今天，在「六四」使中國的全面倒退持續了近三年的現實面前，在充滿著世紀末恐懼的今日中國，我們這些扮演了兩個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聖人的大學生以及知識分子們，是否會從心底里產生深重的罪惡感和自我反省的良知，是否能夠理性地，平靜地、公正地、現實地評估我們在八九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是否能夠正視目前危機四伏的中國現實而拿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和具體的智慧，切實的設計、從一點一滴做起的耐心。如果能，即使我們只有微薄之力，「六四」的血也沒有白流，它仍濃於水。如果不能，「六四」的血不但只是白水一杯，而且至多能供養那些吸血的無恥者罷了。但願「六四」是中國的最後一次人皆自以為是政治家的全民政治！但願「六四」是中國的最後一次盲目的革命正義的大轟動！

（本文發表於1993-06-05/台灣聯合報/10版/大陸新聞）

隨後記者向科爾斯塔提問，是否贊同中國政府的說法，劉曉波是「罪犯」因此不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科爾斯塔表示自己對此「毫無了解」。 而對於去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巴馬，科爾斯塔也持強烈的反對意見。---eztomcat 發表

像是從大海撈針一樣找到的這位憤青毫無了解的是什麼,是一個關鍵的看點.
其它都不重要.

像是從大海撈針一樣找到的這位憤青毫無了解的是什麼,是一個關鍵的看點.
其它都不重要.
huasendg 發表於 2010-10-19 08:05

沒關係，挪威很自由的，教授今天說是，明天說不是，後天又說「是，但是。。。。」，都沒問題，看誰去問他啦。新華社問，他就說是，CNN問他就說不是，BBC問他就是「是，但是。。。。」。很自由，確實很自由，「自覺」的，按不同要求回答問題。

沒關係，挪威很自由的，教授今天說是，明天說不是，後天又說「是，但是。。。。」，都沒問題，看誰去問 ...
jedi_xie 發表於 2010-10-19 09:42

你的這個說法大概能夠成立,實情估計就是如此.

六樓難道不知道「石濤 韓明芳」兩位是美國之音的記者？把他們也列入事物的「憤青」里也算是一種創舉了。

也難怪，「民主」國家美國的「美國之音」廣播，從來不對美國本土開放。所以，網上混的時間不短，這兩記者只能算陌生人了---委屈當回「憤青」吧！

回復 6# huasendg


我對科爾斯塔教授怎麼看劉曉波一點兒興趣也沒有。

我的對下列現象饒有興趣：


問題一、為什麼劉曉波的擁護者要違抗劉曉波的旨意，大肆造謠？

問題二、通過造謠而建立的民主國家究竟有沒有合法性？

"中國官方媒體為了配合當局進行宣傳，刻意對新聞資訊進行過濾篩選，無視西方民間的主流意見，只引用符合北京口味的觀點，營造虛假的輿論氛圍。......."


這句話有問題,一個主權國家需要看別國民間的主流意見,哪一個國家做得到,如做得到就沒有日本抓中國船長的情況發生了!!!!

重要的是,中國大量對世界貢獻良多的人才,為什麼單單讓達賴、劉曉波之流獲諾獎,想深一層,無非想中國內亂,

民主是好東西,但一定要循序漸進,中國正處於少有的發展強大機會,亂意味著玩完,有民主沒飯吃,象印象一樣窮,有屁用!!!!

媒體可以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但不要說謊，造謠。現在還有獨立媒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