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灣與釣魚島問題透視中外關係

俞力工　

··本年9月18日，筆者以《釣魚島上檢討過去、展望將來》一文中，提及美國1941年受日本攻擊后，為鼓勵中國加大對日抗戰強度，籌劃了目的在於維護中國利益的「開羅宣言」（1943年底）。一年過後，又為了爭取蘇聯對日發動進攻，而與斯大林簽訂出賣中國的東北和外蒙利益的「雅爾達協定」（1945年2月）。對日戰爭勝利后，美國為貫徹其圍堵政策，一方面封鎖台灣海峽，直接以軍事手段干預中國內政；一方面扶持戰敗國日本，中止對其戰爭罪行的追究；同時又通過《舊金山對日和約》，炮製了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意圖將台灣永遠從中國分裂出去。


　　其實，這不過是對台灣歸屬問題的簡略勾畫，實際情況則遠遠更加曲折。


　　話說1945年８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曾發布命令，指派麥克阿瑟將軍為盟邦統帥，接受日本投降。過後兩星期，即1945年9月2日，盟國統帥總司令麥克阿瑟便在當日日本天皇簽署投降文件后，發布了「麥克阿瑟第一號命令」。其中，第一條，a款規定「位於中國(滿洲除外)、台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之前日本國指揮官，以及該地駐屯之所有陸、海、空和後備部隊，向蔣介石委員長投降。」第十二條也具體說明「日本國及日本國統治下之軍部、行政長官及私人，應嚴格且迅速服從本命令及爾後盟國統帥或其它盟國軍部長官所發出之一切指示，若有遲延或不遵守本命和爾後任何命令之規定者，以及被盟國統帥認定為系對盟國有害之行為時，得由盟國軍部長官及日本國政府加以嚴重且迅速之處罰。 」


··該命令值得我們注意的有兩點：一是蔣介石之成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此身份得自1942年1月2日聯合國籌備國家的事實承認（美、英、荷等），而不是由麥克阿瑟所授權；其次，「北緯十六度以北」的規定，包括了「北越，香港一直到台灣的廣大地區」。


··當中華民國政府根據「開羅宣言」與「波茲坦宣言」 於1945年10月25日收復台灣后，英國當局竟從1946年8月開始，不斷對台灣的領土主權歸屬問題提出異議。英國的立場不外是：一.上述兩宣言不過代表當事國的意向，「不能自身將台灣主權由日本移轉中國，應候與日本訂立和平條約，或其它之正式外交手續而後可。」 （參見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數據）二.英國政府「在法律上承認中共為中國之合法政府...台灣在法律上迄為日本領土，故無所謂台灣政府。日本投降后當時之中國政府，經其餘盟國之同意，取得台灣之臨時治理權，但仍須俟和約對其地位作最後之決定。」（1950年7月26日英國外交部官員楊格，K. Younger發表的書面聲明,7月28日《倫敦時報》）；三. 「1945年中國軍隊受麥克阿瑟之命接管台灣並不涉及領土割讓，而是盟國的臨時性軍事佔領安排，並不構成台灣永久成為中國領土。根據一九五二年舊金山和約，日本正式放棄其對台灣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然該約並未使台灣主權移轉於中國，因此英國政府認為台灣之法律主權尚未決定。」 （1955.02.05, 英國外相艾登，在國會下院發表台灣法律地位書面聲明《倫敦時報》，1955年2月5日）


··英國政府之令人噴飯，不僅在於日本投降后立即對台灣的歸屬問題提出質疑；也不僅在於它其實是1950年炮製「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始作俑者；而是，當它否認「台灣應當根據物歸原主原則和起碼的政治倫理回歸中國」之時，卻想方設法地把1941年底抵抗日軍攻擊不過兩星期便放棄的香港、九龍、新界恢復為其「固有屬地」。其具體辦法則是竄同美國，讓麥克阿瑟指定英軍為1945年8月27日的「受降當局」。這時，英國絕口不談「軍事佔領不過是美軍的臨時措施」，當然更不敢提及1942 10月9日美、英兩國政府分別對中國政府聲明，「願意即時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它有關權益」，以及「影響中國主權的其它問題」。


··至於美國，儘管抗戰時期對中國的實際援助遠不及其所承諾，同時也曾與英、蘇一道，於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上出賣了中國利益，但是，就中國恢復台灣的領土主權問題上，似乎直到1949年中共席捲全中國時，才決定悄悄在台灣地扶植一個地方政府以便擺脫中國。然而，由於陳誠、孫立人不肯背叛蔣介石，蔣介石隨後又有效地轉移和統治台灣，杜魯門便不得不於1950年1月5日在《關於台灣問題的聲明》中宣告「美國承認中國對該島行使主權…」。


    杜魯門作此宣布之後不久，同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這時他為了給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找法律依據，同時又為了避免「干預中國內政」的指責，便於6月27日發表聲明，說是「台灣將來的地位，必須等到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之後再決定。」也就出於這種戰略需要，1951年9月，美英等13個國家與日本簽訂了《舊金山和約》，其中，只規定了日本放棄台灣及澎湖列島，但卻刻意迴避對台、澎的歸屬作出任何規定。


    對此，《舊金山和約》的主要策劃人，當時美國助理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後來在回憶錄里都自承：在國際行為上乃是炮製出來的「假條約」，它完全不具正當性，甚至炮製「這些程序規則是蠻橫的。想起我自己在這些會議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使我臉紅！」

    1952年初，蔣介石與日本簽訂了內容與《舊金山和約》相似的《中日和約》。國民政府之遷就於美國，當然一方面是為了尋求美國的保護，其次便是爭取日本承認其台北政府為中央政府。


··國民政府為了政權利益而犧牲國家主權固然無可辯駁，但也並非如輿論界所評擊的一無是處。以《中日和約》為例，第四條便規定「茲承認中國與日本國間在中華民國三十年即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專約及協議，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 」


··由此觀之，國民政府儘管不敢對「台灣地位未定」做直接挑戰，但卻不忘間接地點出「《馬關條約》既然無效，台灣便始終是中國的領土部分。」


··從另一個側面，我們也可看出國民政府始終對「地位未定」問題耿耿於懷。1954年，由於美國亟亟於把台灣納入西太平洋的反共軍事聯盟，突然間使得台北政府的地位水漲船高。於是乎，台灣一方面於1954年正式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成為圍堵共產世界的一環；但從此之後，也把自己的軍事活動壓縮於台、澎、金、馬範圍，而成為西太平洋戰略布局的守護者。通過討價還價，台北政府也難能可貴地爭取到該條約第六條的「國際承認」，即「所有『領土』等辭，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台灣與澎湖」。換言之，至少，美國正式承認中華民國的領土主權涉及台灣與澎湖」。（注一）


··除此之外，一個較不為人所留意的條文內容還涉及台灣當局對美國的授權。依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第七條，「中華民國政府給予，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接受，依共同協議之決定，在台灣、澎湖及其附近，為其防衛所需而部署美國陸海空軍之權利。 」（注二）。


··實際上，美國也幾乎在簽訂此條約的同時，正式把釣魚島划入其軍管、託管範圍（注三）。此後，1972年，又把該島嶼與琉球一道「移交」給日本。


··如前所揭示，台灣需要依靠美國的保護，因此把台灣、澎湖及其附近領土交由美國保護原是權宜之計。問題在於，美國卻單方面把釣魚島視為「託管地」而併入琉球範圍。於是乎，法理上便出現一個美國必須面對的尷尬問題，即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十八條，「凡領土已成為聯合國之會員國者，不適用託管制度；聯合國會員國間之關係，應基於尊重主權平等之原則。」這就是說，美國把當時會員國委託其保護的領土當成「託管地」的做法根本就是抵觸《聯合國憲章》。因此，除非美國能夠提出充分理由，證明釣魚島從來不屬於中國的領土範圍，否則，必須把釣魚島交還受到《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和《聯合國憲章》雙重條約保護的台北政府。


結語


··弱肉強食，弱國無外交可說是中國錯過工業革命列車之後必經之路。前百年經歷的蹂躪史讀來固然觸目驚心，但也符合人類發展史的規律。真正令人痛心疾首的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作為四強之一的中國所受到的羞辱與玩弄。


··綜觀近65年的發展，不論我們交往對象的是昔年的盟軍、戰友，或是敵國，也不論中國處於什麼政體、國體狀態，當中央與地方發生摩擦時，所謂的國際勢力永遠站在分離主義那一邊；當中國與任何外國發生糾紛時，也始終是中國最受孤立與委屈。看透了「掣肘中國便是國際勢力的不變法則」，對策不由豁然開朗，即除了據理與據力力爭之外，別無更佳選擇。2010/10/01


（注一）「吾人(筆者按：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業已以行動及默示方式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為在台灣之合法當局…。」

參考：《台灣法律地位問題的研究》p.65，酆邰著，黎明文化事業出版，1985年4月初版。

（注二）ARTICLE VII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rant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cepts, the right to dispose such United States land, air and sea forces in and about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as may be required for their defense, as determined by mutual agreement.

（注三）美國於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５日曾發出「美國民政府第２７號令」，即關於「琉球列島地理界線」的布告。該布告稱，「根據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簽署的對日和約，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島的地理界線，並將當時美國政府和琉球政府管轄的區域指定為，包括北緯２４°、東經１２２°區域內各島、小島、環形礁、岩礁及領海。」

俞力工

俞力工，男，1947年生於上海，祖籍浙江、諸暨。1949年隨父母遷居台灣。1964年
初中畢業即前往歐美留學。先後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維也納大學、西柏林自由大學、
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政治系、社會學系學習與研究。著作有：《后冷戰時期
國際縱橫談》，1994，桂冠書局，台北。專業政治評論專欄作家﹐目前為台灣世新
大學客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