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作家的思想狀況及其反思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作家的思想狀況及其反思

作者：張捷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 第二十六期



　　在「改革」年代，儘管不同派別的作家對「改革」的態度各不相同，但是他們都普遍地比較關心政治，表現出較高的政治熱情。有的人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少數人甚至從了政。文學界的兩大派曾在對「改革」的看法以及對蘇維埃時代的評價問題上展開激烈的爭論。但是到了「改革」後期，尤其是到蘇聯解體后，人們的熱情有所減退，情緒發生了變化。下面著重講一下蘇聯解體后最初十來年的情況。
　　
　　 一
　　
　　 剛才說過，作家們思想情緒的變化在「改革」後期就已經開始，因此需要從他們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前後的表現說起。
　　 到1991年，蘇聯整個國家已被搞亂，各派政治力量進行著激烈的爭鬥，社會主義制度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這時許多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人開始考慮如何挽回局勢，拯救國家於危亡的問題。1991年7月2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和《莫斯科真理報》同時發表了一份由軍界、政界和文化藝術界著名人士簽名的《告人民書》，其中指出國家正在走向毀滅，號召全國各個階層和各個黨派，不同年齡、不同信仰和不同職業的人們起來向「危害者和掠奪者」進行鬥爭。這份《告人民書》是由傳統派作家普羅哈諾夫起草的，他和另兩位傳統派作家邦達列夫和拉斯普京在上面簽了名，就其內容來說，與1991年 8月19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表的《告蘇聯人民書》有許多相似之處。傳統派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採取的行動從內心裡是贊成的，而自由派大多站在葉利欽一邊，有的人甚至親自到俄羅斯議會大廈（即所謂的「白宮」）去對他表示支持。「八•一九事件」失敗后，自由派趁機奪了蘇聯作協的領導權，並且企圖依靠新當局的支持一舉搞垮對方：傳統派也不示弱，據理力爭，兩派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當時雙方的政治熱情都比較高，尤其是某些自由派作家，表現出了一種政治上的狂熱。
　　 但是作家的這種熱情很快冷卻下來。以葉利欽為首的自由派政客獲勝后，局勢更加混亂，蘇維埃制度垮台的大局已定，國家陷入了深重的危機，前途未卜。傳統派作家素有憂國憂民的傳統，這時憂心如焚；自由派當中還有愛國心的人，也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而憂慮，他們沒有感到勝利的喜悅，情緒變得低落起來，女詩人德魯寧娜的變化就是一個最突出的例子。
　　 德魯寧娜是一位參加過衛國戰爭的老戰士。「改革」年代積極參加政治活動，1990年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1991年「八•一九事件」發生時，她不顧年邁，前往白宮對葉利欽表示支持，當時她覺得葉利欽是「正義與善」的體現者。她曾認為在白宮旁待的三天是「幸福的三天」。（見《真理報》1992年4月7日）但是這種興奮和激動的情緒迅速消失了，她很快覺得一切不是應有的樣子，周圍的生活難以忍受。她發覺最高蘇維埃只是一個空談的場所，在那裡根本無所作為，便毅然決定退出。她目睹國內出現的混亂狀態，開始為俄羅斯的前途和命運而擔憂。她的情緒變化之急劇，甚至出乎她的許多朋友的意料。1991年11月21日，在「八•一九事件」后僅僅過了三個月，她就服安眠藥自殺。自殺前她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我為什麼要走？我覺得，像我這樣一個不完善的人要留在這個可怕的、人們拚命相互廝打的、為長著鐵爪的生意人創造的世界上，必須有自己可靠的後方才行……」（同上）她在絕命詩里寫道，她擔心沒有人能在「懸岩邊上拉住羅斯」使之不掉下深淵，她之所以「選擇死亡」，是因為「不能、也不願意看到俄羅斯翻車顛覆」。當然，像德魯寧娜的這種情緒大起大落的現象並不多見，而造成她的悲劇的還有晚年喪偶（失去了「可靠的後方」）和具有情緒型的氣質等因素，然而她對現實的失望和對國家前途的擔心卻具有代表性。
　　 應該指出，也有這樣的人，他們敏銳地覺察到了國家面臨的危機，可是採取的卻是另一種態度。詩人葉夫圖申科可作為這些人的代表。這位詩人在「八•一九事件」中非常活躍，曾在白宮大門前朗誦題為《八月十九日》的詩，反對緊急狀態委員會，支持葉利欽。「八•一九事件」后又帶領人馬到蘇聯作家協會奪權，接著又向莫斯科當局控告傳統派控制的俄羅斯聯邦作家協會，說它「幫助亞納耶夫奪權和搞政變，並為這次政變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證」，要求查封其辦公大樓。他在這樣做時，對於蘇聯會變成什麼樣子，是不關心的。在蘇聯眼看就要垮台時他公開宣稱：「過去曾經被稱為蘇聯的東西最後在地理上是什麼樣子，採取什麼國家形式，對我來說完全是無所謂的。」（《圖書評論報》1991年9月20日）不過他覺得生活在這樣一個混亂的、危機四伏的國家畢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而且無法達到他所追求的個人目的。於是這位詩人覺得自己的國家非久留之地，便像報刊所透露的那樣，在奪了蘇聯作協的權后便利用職權取消了別人出國訪問計劃，自己去了美國並一直留在那裡任教、寫書和出書，只是在夏天回國度假，看來日子過得挺舒心。
　　 像葉夫圖申科這樣的人在作家當中並不是個別的。還有一位「改革」年代的紅人柯羅季奇。此人善變，有人說他改變觀點就像換手套那麼容易。1986年他被任命為《星火畫報》主編后，立即扭轉了辦刊方向，稱自己的刊物為「獨立的刊物」，帶頭取消了編輯部的黨組織並撤掉了封面上的列寧勳章，把這份一直比較有影響的畫報變成了詆毀蘇聯革命和建設、為「改革」造輿論的主要工具之一。「八•一九事件」發生時，他正在美國訪問。大概他也有葉夫圖申科那樣的預感，便辭去了主編職務，留在美國不歸，在那裡的大學里任教和做研究工作，就這樣，在那裡生活了七年半。據他自述，在美國居留滿五年時可以加入美國國籍，但是需要宣誓放棄對原來的國家承擔的義務，保證今後的所有行動都服從美國的利益。他沒有這樣做，最後悄悄地回到了莫斯科。（《獨立報》2000年2月24日）他在人生道路上邁出這一步是不容易的，可見他還沒有完全喪失國家民族觀念。
　　 蘇聯的解體無論對傳統派作家還是對自由派作家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巨大的震動。傳統派作家眼見他們擔心的事情發生了，十分痛心和悲憤。在自由派作家當中消極情緒進一步擴大，有的人轉而對現實採取批判態度。總的說來，整個作家隊伍的情緒是低沉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對作家來說，除了新的當局不講民主和進行災難性的經濟改革這些使人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滿的一般原因外，還有一些特殊的原因。首先是因為新的當權者在進行旨在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各項改革時，根本不關心包括文學在內的文化事業的生存和發展。用一位作家的話來說，文學被拋到「野蠻的市場」上聽任它的擺布，而當局不聞不問。在「改革」年代文學刊物的出版發行盛況空前，有的雜誌印數達數百萬冊，如今一下子跌落下來，只能勉強維持，甚至有停刊的危險。這些情況引起了文學界人士普遍的不滿。傳統派作家自不待言，他們認為這樣下去會使文化事業遭到毀滅性打擊。自由派人士也十分憂慮，他們的筆會中心的八十四名成員寫信給政府，要求政府支持出版事業和文學刊物，建立「合理的保護主義制度」來保護最重要的文化機構和文學勞動的成果。（《文學報》1992年2月26 日）自由派作家之所以有不滿情緒，還由於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政權的冷落。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為搞垮蘇維埃制度出過大力，自以為是功臣，但是事成后沒有受到重視，有一種被利用后遭到遺棄的感覺。
　　 作家們有一個特點，即普遍地珍視創作自由。在蘇維埃時代，他們當中的不少人都抱怨審查制度過嚴（應該承認，在這方面確實存在著某些不合理的限制），有的人甚至因為這一點才擁護「改革」或對「改革」抱有希望。蘇聯解體前夕，審查制度就取消了，作家獲得了說話和寫作的完全自由。這樣一來，他們應該心滿意足了吧？可是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早在「改革」後期，傳統派作家組織「團結」就已指出把文化事業作為「商業」對待的做法產生了「悲劇性後果」和造成了巨大危害，要求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注意此事。（《文學俄羅斯報》1990年7月13日）而在蘇聯解體后，文學完全受市場支配。許多作家發現，如今雖然沒有了政治審查，但是出現了市場的審查。凡是不合市場要求的作品，都在被排除之列。作家只有服從市場需要去創作它所要求的作品，他們的作品才能被接受而得到發表的機會，給他們帶來名利；不然他們的作品就會遭到冷落和排斥，只好鎖進抽屜里。許多人發現，這種「市場的審查」比過去「政治的審查」更加嚴格，更加冷酷無情。有一位作家說，過去實行「政治審查」時，有關部門還要讀送審的作品並作出反應，有時會為了幾行詩作出一個決定，而現在如果你的作品不合要求，乾脆就不加理睬，如石沉大海一樣毫無反響，這是作家最受不了的。有一位教授說，現在沒有了蘇共中央政治局，取消了任何審查，只剩下「錢袋的審查」，什麼變化也沒有，而是變得更壞。（《圖書評論報》l 996年4月2日）因此許多作家認為，現在仍然沒有創作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兩大派的作家的意見是一致的。就連那位善於適應市場需要、發表作品和出書並不感到困難的葉夫圖申科也持這樣的看法。他說，他的敵人——書報審查制度消失了，卻出現了另一個敵人——商業的審查。（《圖書評論報》1994年6月7日）他還寫過這樣幾行詩：「過去像要掐死人的審查制度／／好像被掐著脖子趕走了。／／但是來了冷漠無情的審查制度，／／在某些方面更為可怕。」（《文學報》1994年9月14日）文學的市場化，使作家像當年列寧所說的那樣，被迫重新「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他們不僅社會地位大大下降，而且生活也失去了可靠的保障。出書難成為一個困擾作家的大問題。有思想有信念的作家出不了書，依靠文學創作維持生活變得非常困難。不少人只好另找職業或兼做幾種工作以維持生計，甚至像拉斯普京所說的那樣去看大門和打掃院子，有辦法的人便學葉夫圖申科的榜樣，到國外去尋找安身立命之所。
　　 最後還要講一個原因。俄羅斯在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大國，在蘇維埃時代更成為一個超級大國。作家當中儘管有人對蘇維埃制度持批判態度，但是多數人都有一種「大國意識」和「強國情結」。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一下子淪為二流國家，國際地位迅速下降，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這個現實的。他們普遍有一種失落感，有較強民族自尊心的人甚至有一種屈辱感。由於上述的種種原因，蘇聯解體后在整個文學界看不到欣喜和歡快的表現，籠罩著的是一種灰心失望和惴惴不安的氣氛。當然，這並不排除作家們由於某種原因在短時間內有感情的勃發，例如在1993年「十月事件」前後，兩派作家曾一度表現出較大的政治熱情，但是事過境遷，熱情很快冷卻了下來。批評家娜塔莉妞•伊萬諾娃曾指出，1993年10月後，作家們當中除了那些與政治家們和官僚們「套在一起」的人外，多數人在很短時間內就感到精神上的空虛，不再公開地、甚至隱秘地在政治上支持什麼人。（《民族友誼》1998年第9期第181頁）
　　
　　 二
　　
　　 自由派作家大都是懷著沮喪的心情迎接蘇聯解體后的第一年的。曾寫文章頌揚過葉利欽的著名小說家、後來當上了總統委員會委員的格拉寧看到這種情形，便在1992年 1月 1日的《文學報》上發表題為《灰心喪氣是很不應該的》一文，給大家打氣。自由派劇作家和政治活動家、1990年蘇共二十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的格利曼發表了一篇新年祝詞，他在祝賀「從社會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時說，現在這一代人，永遠見不到共產主義，而且不會很快地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電影藝術》）1992年第1期第55頁）可見他對前景很不樂觀。著名小說家伊斯坎德爾引用布洛克的詩句，說明現在發生的一切都不是不久前所企望的，他甚至說，現在的自由生活非常困難，要比坐牢可怕得多。（《文學報》1992年9月2日）《旗》主編巴克拉諾夫用自我安慰和安慰別人的語氣說，不管現在多麼困難，總是在朝未來前進。（《文學報》1992年11月15日）但是他心裡為自己主編的雜誌能否辦得下去而擔心，最後只好求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幫忙。《十月》雜誌主編阿納尼耶夫也在一段時間內深為自己的刊物的命運寢食不安，據他說，「每天躺下睡覺和醒來時總覺得頭上懸的不是一條絞索，而是兩條」。（《文學評論》1994年第9～10期合刊，第5頁）不過他與巴克拉諾夫有所不同，認為現在俄羅斯人最大的痛苦在於「失去了他們曾經在那裡生活過的祖國」，在於「我國人民在各國人民當中丟掉了原來的形象」，「正在成為嘲笑的對象」。（同上）奇奇巴賓就有這種失去祖國的感覺。這位出生在烏克蘭並生活在那裡的俄羅斯詩人過去曾因政治原因被關押，因此一直採取反對蘇維埃制度的立場。他為「破壞共產主義的帝國」出了力，但結果與他所想望的大不一樣。蘇聯解體后沒有出現他理想中的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庭，於是覺得自己沒有了祖國，便寫了《哭失去的祖國》一詩來抒發他內心的悲憤。詩中寫道：「冷冰冰的赤裸裸的心／／被塞進了火熱的地獄里。／／我並沒有離開祖國，——因為什麼把她從我這裡奪走？／／……我們頭上的高空深不可測，／／整個世界暗淡無光……//我們是在祖國出生的，／／可這個祖國已不再存在。」以（《文學報》1992年4月22日）類似的例子還可舉出一些。翻閱這個時期的報刊，可以說看不到一篇為發生的事變歡呼的文字，這很能說明問題。其實，自由派作家中的有識之士早在「改革」後期發現形勢不妙后，政治熱情已明顯減退，就開始採取消極態度了。著名批評家拉克申和傑德科夫的變化最為明顯。
　　 拉克申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老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是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忠實追隨者和得力助手。1970年初蘇聯當局改組自由派刊物《新世界》的編委會，拉克申被解除了副主編職務，此後曾一度銷聲匿跡。「改革」開始后復出。他擁護戈爾巴喬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以及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方針，希望能實現他理想中的民主和自由。他積極參加文學界的「內戰」，不斷撰文批駁傳統派觀點，當時他的政治熱情是相當高的。但是到1990年，他發現「改革」不僅沒有帶來他所希望的積極成果，反而引起了混亂，使國家出現了全面的危機，於是思想上產生了矛盾，對國家的前途失去了信心。蘇聯解體后，他覺得情況比自己預計的要嚴重得多，這使他的情緒更加低落。1993年3月他發表了題為《俄羅斯和俄羅斯人在埋葬自己》的文章，說他「不斷聽到掘墓的聲音」，覺得有人「正在給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感到最為珍貴的東西——俄羅斯的歷史、人民、知識分子、文化——做臨終祈禱」，要把這些東西埋葬掉。（《獨立報》l 993年3月17日）他為他所關心的文化事業遭到破壞和處於災難性的困境而憂心如焚。最後他因思想苦悶和遭到原先的自由派朋友的反對，於1993年7月鬱鬱而終。
　　 傑德科夫在青年時代受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潮的影響，把實現符合人道主義精神的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生活目的。大學畢業時，大概有關領導認為他政治上不可靠，把他分配到外地城市科斯特羅馬工作。「改革」開始后受到重用，被調到《共產黨人》雜誌任編委和評論員。他也像拉克申一樣，曾經擁護戈爾巴喬夫的政治綱領，積極為它作宣傳，這大概是因為他覺得這個綱領符合他青年時代追求的理想。他曾參與一些綱領性文件的起草，為領導人出謀劃策。直到「改革」已造成嚴重惡果、蘇聯社會已陷於一片混亂時，他仍未改變支持以戈爾巴喬夭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的立場。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后，蘇共中央自行解散，作為蘇共中央機關刊物的《共產黨人》雜誌失去了生存的條件，該雜誌編輯部的房子被強佔，這無異於把編輯部全體工作人員掃地出門，此事給傑德科夫以很大刺激。他堅決主張把雜誌辦下去，與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克服各種困難，終於保住了這份雜誌，把它改名為《自由思想》，他被推舉為副主編。蘇聯解體后傑德科夫對新的當權者的表現極為不滿，對國內發生的事，如同他自己所說的那樣，達到了「全面反對的程度」。他表示不做「恢復資本主義過程的參與者」。葉利欽政府曾邀請他擔任文化部長，他因辭不就。與此同時，他認清了他的自由派同事和朋友們的本性，拒絕參加他們的活動。最後，這位批評家陷入孤獨和苦悶之中，在貧病交迫的情況下於1994年離開了人世。
　　 在自由派作家當中，拉克申和傑德科夫屬於把西方的自由和民主作為理想來追求、最後因理想破滅而變得消沉的一類人。還有一類人，他們由於對蘇維埃制度有許多不滿，渴望變革，因而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抱有很大希望並表示支持和擁護，但是他們的希望未能實現，最後因為失望而在思想上出現了危機。康德拉季耶夫可作為後一類人的代表。這位小說家參加過衛國戰爭，青年時代就對蘇聯的制度產生懷疑，感到生活不自由，逐漸成為一個「內心的反對派」。他在創作上也不很順利，到年近花甲才發表處女作《薩什卡》和獲得承認。他歡迎「改革」，與自由派站在一起，經常發表文章和談話批判過去的制度和支持「改革」，一時比較活躍。到「改革」後期，康德拉季耶夫的情緒開始發生變化，抱怨「改革」沒有帶來他希望的結果。在蘇聯解體后兩個多月，他發表了《薩什卡今天在白宮旁嗎》的談話，對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反常現象進行了揭露，對新政權提出了批評。他對休克療法導致物價飛漲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降低特別不滿，尤其不能容忍對參加過衛國戰爭的老戰士和領養老金者的打擊和剝奪，宣稱：「即使有一個衛國戰爭的老戰士餓死，我也要第一個到白宮去要求政府辭職」。（《文學報》l 992年2月26日）1992年8月，在「八•一九事件」一周年的前夕，他在回答《文化報》提出的「過去的一年帶來了什麼」的問題時說：「一切都做得不合適，一切都不是那麼回事。」（《文化報》）1992年8月15日）隨著國內形勢的變化，康德拉季耶夫對當局的批評愈來愈嚴厲，指名道姓地責備葉利欽不遵守諾言，不過他還沒有表示要在思想上要與葉利欽決裂。在1993年4月全民公決的前夕，一方面他對葉利欽很不滿意，另一方面又認為共產黨人重新上台危害更大，覺得應該「兩害相較取其輕」，便決定支持葉利欽。可是到當年秋天，當葉利欽政府與議會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他的自由派朋友們請他在要求提前改選議會的公開信上簽名時，他一口拒絕了。可見，他內心是很矛盾的。思想上的苦悶，加上晚年物質生活失去了保障和身體有病，最後他終於在「十月事件」發生前夕，在自己家裡開槍自殺。
　　 在自由派作家當中，上面所說的幾位作家的失望情緒帶有相當大的普遍性，不過比較多的人最後的結局並不像他們那樣具有濃重的悲劇性。有的人在失望之後開始考慮自己過去的思想和立場，經過比較冷靜的思考後作出某些調整和改變。例如雷巴科夫、杜金采夫等人就是如此。
　　 雷巴科夫是著名的反斯大林的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的作者。他的這部經營了二十多年的小說在「改革」開始后的1987年才在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支持下發表出來。他曾懷著感激的心情說：「沒有1985年3月（這是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時間。——引者），讀者就不會有這部小說」。（《星火畫報》1987年第27期）但是後來形勢的發展使他深感失望，對葉利欽等人搞垮蘇聯的行為表示「很難理解和不能饒恕」，不接受他們搞的「野蠻的、營私舞弊的資本主義」。（《文化報》）1998年1月15日）雷巴科夫始終認為他這一代人是「革命的兒女」，他稱十月革命是「偉大的歷史事件」，反對把他親身參加過的衛國戰爭說成「紅色法西斯」和「褐色法西斯」之間的爭鬥，提醒人們不要踐踏自己的歷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斯大林時代和斯大林的看法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對被他描寫成「黑暗時代」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了重新認識，讚揚那時人們的主人翁地位和勞動熱情。他一方面肯定斯大林領導下取得的工業化成就，另一方面仍指責斯大林歪曲革命思想；一方面肯定戰爭勝利的取得是與斯大林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仍指出斯大林對戰爭初期失利的悲劇負有責任。儘管如此，他畢竟對自己過去對斯大林的評價作了相當大的修正。
　

　 杜金采夫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因發表小說《不是單靠麵包》而受到嚴厲的批評，從此失去了發表作品的機會。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創作了一部名叫《穿白衣的人們》的小說，其中描寫了生物學界李森科學派與遺傳學派之間的鬥爭，這部小說也像《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一樣，在「改革」的浪潮中才發表出來，立刻成為重大的文學事件和政治事件。他也曾對「改革」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到1989年就敏銳地感覺到凶多吉少，發現那些「進步活動家」正在成為他深惡痛絕的官僚。這位作家晚年體弱多病，很少參加活動，他在1998年去世前回答記者提問時曾說，他看到一種神秘的力量正在破壞俄羅斯而感到十分痛心，有許多想法要說，但是遺憾的是，由於有病，「只好把這些想法留在腦子裡了」。可見這位老人是抱著深深的遺憾離開這個紛擾的人世的。
　　 這裡還要提一下在「改革」年代非常活躍的劇作家沙特羅夫。他擅長寫列寧題材，他的劇本《以革命的名義》為我國讀者和觀眾所熟知。「改革」年代他連續發表了《良心專政》、《布列斯特和約》和《前進……前進……前進》等三個劇本。他的基本立場是反對斯大林而不反對列寧。在《前進……前進……前進》的末尾有一個敦促斯大林離開舞台的場面，這象徵著他對斯大林的歷史作用的全盤否定。但是他並不否定整個蘇維埃時代，曾經擔心「改革」會在潑髒水時把嬰兒潑出去，並且認為水正在變得愈來愈臟。（《論據與事實報》）2002年第21期）蘇聯解體后，他感到自己與現實格格不入，思想上陷入苦悶，一直沉默了十多年，最近才想要寫一個新的劇本，其內容是在列寧幫助下尋找十月革命失敗的原因。
　　 一些在「改革」年代積極參加政治活動的人在失望之餘，在不同程度上有一種後悔的感覺。曾擔任總統委員會委員的格拉寧承認自己曾有一種浪漫主義的幻想，後來才懂得作家不應參政，為沒有及時退下來而責備自己。（《論據與事實報》）2000年第37期）《這裡的黎明靜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夭為自己搞了四年政治而感到後悔，認識到了不能同時既搞政治又搞寫作。（《論據與事實報》1999年第6期）至於說到那些在「改革」大潮中背叛過去和「改換門庭」的人，那麼他們既有得，也有失。他們確實獲得了不少實惠，但是喪失了自己的品格和廣大讀者對他們的敬重，創作也大大滑坡，想來是不會心安理得和其樂陶陶的。例如那位被稱為「忘恩負義的欽吉斯」的作家艾特馬托夫（欽吉斯是艾特馬托夫的名字。——引者），他曾是蘇維埃時代的寵兒，得到了像他那樣的作家所能得到的一切。「改革」開始后他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批判和否定有恩於他的蘇維埃制度，受到戈爾巴喬夫的賞識，成為總統委員會委員。接著他出任駐外大使，在那裡開展各種活動，宣傳和出版過去寫的作品，使得德國成為他的「主要的讀者之家」，並使自己在西方獲得了更大的聲譽。確實他得到了不少他所追求的東西。但是與此同時，他在創作上並不順利。十多年來除了發表了那部迎合西方的胃口、但受到俄羅斯人一致批評的小說《卡珊德拉印記》外，沒有寫出什麼像樣的東西來。他自己也承認，這幾年是他的創作中「非常困難的時刻」。（《文學報》1997年10月8日）還有那位從傳統派那裡跳槽到自由派的小說家阿斯塔菲耶夫。此人大概為了表現自己觀點與自由派一致並為了得到當局的信任，罵蘇維埃制度罵得比誰都凶，支持新政權比誰都堅決，甚至主動討好葉利欽，他的那副卑躬屈節、阿諛奉承的樣子，使他過去的朋友看了為他感到羞恥。但是他的表現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他的作品能暢行無阻地發表。在作家們普遍感到出書難時，葉利欽撥專款給他出多達十五卷的文集，引起了很多人的羨慕。阿斯塔菲耶夫雖名利雙收，看來生活得並不愉快。他的所作所為遭到許多人反對，過去的朋友和崇拜者先後離開了他。據他自己說，甚至一些老頭和老太大都反對他，稱他為「文學界的弗拉索夫分於」。有一位記者問他為什麼心中蓄積了這麼多的怨恨，他回答說，這不是怨恨，而是「悲傷和憂愁」。他還說，他內心的煩惱是像記者那樣的年輕人無法理解的。（《勞動報》1997年5月30日）後來他又承認有一種「遭遺棄和不知所措的感覺」。（《文學俄羅斯報》2000年10月13日）
　　 不可否認，在作家當中有一部分人曾經受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口號的吸引，擁護和支持「改革」，但是當他們發現戈爾巴喬夫等人的真實目的時，便迅速改變了態度，成為「改革」的反對者。著名劇作家羅佐夫就是其中的一個。據他自述，在戈爾巴喬夫發起「改革」時，他高興極了，以為這樣一來可以解決蘇聯社會生活的老大難問題了。不久他覺察到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是要把俄羅斯拉回到資本主義去，而他「不願意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因為清楚地知道資本主義是怎麼回事」，便起來反對，並且常常與作為反對派的傳統派作家站在一起。
　　
　　 三
　　
　　 上面說過，傳統派作家對蘇聯的垮台痛心疾首。有的人公開地把這種情緒表現出來。例如那位被稱為「紅色詩人」的格盧什科娃，她在蘇聯解體時正卧病在床，人們沒有告訴她此事，而當她得知后，寫下了這樣的詩句：「當我的祖國死去時，／／我什麼也沒有聽說：／／我這個受上帝愛護的人竟在這時生病！／／對我未說再也沒有比這更痛苦和痛心的了……//當我的祖國死去時，／／我敲著地獄的門：／／也讓我進去吧！……只希望／／我的國家從軟弱中重新奮起。」（《文學俄羅斯報》1992年9月4日）農村題材作家、列寧獎金獲得者伊萬•瓦西里耶夫對蘇維埃政權的垮台感到十分痛心，一方面他怒斥那些繼續對蘇維埃政權進行攻擊和詆毀的人，不許他們「朝著蘇維埃政權吠叫」，問他們「難道你們還吠叫得不夠嗎？」另一方面認為自己也有責任，「沒有足夠的智慧和良心來維護它」。（《真理報》l 997年 5月～16日）詩人普里梅羅夫在去世前寫的一首詩中，發出了「上帝啊，在痛苦的日子裡寬恕我們吧！／／上帝啊，把蘇維埃政權還給我們吧！／／上帝啊，把蘇聯還給我們吧！／／上帝啊，恢復過去強大的國家吧！……」（《文學俄羅斯報》l 994年7月8日）
　　 著名小說家、《青年近衛軍》主編阿納托利•伊萬諾夫始終堅持共產主義信念，沒有改變擁護蘇維埃政權的立場，在蘇聯解體后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表示要採取一切措施把他領導的最富戰鬥性的雜誌辦下去而且辦得更好，並宣布不改變這份刊物的愛國主義方針。（《青年近衛軍》1992年第5～6期合刊第6頁）
　　 另一位小說家、《戰爭》的作者斯塔德紐克身處逆境，堅持寫作。他在蘇聯解體前發表了自傳體中篇小說《無悔的自白》第1部，說明自己這一代人過的是堂堂正正的生活，為了社會主義事業沒有吝惜過自己的力量，根本沒有虛度一生的感覺。當有人用貶損和諷刺的口氣稱他為「斯大林分於」時，他乾脆把第2部的書名改為《一個斯大林分子的自白》，表示以被稱為斯大林分子為榮。
　　 著名詩人、列寧獎金獲得者伊薩耶夫也遇到與斯塔德紐克同樣的情況。一個電視台主持人為了侮辱他，稱他為「蘇維埃詩人」，有人問他如何對待此事時，他回答說，他把它看作一種獎賞。伊薩耶夫對蘇聯解體深感痛惜，仇恨那些搞垮蘇聯的人。他在一段時間裡保持沉默，把自己的感情深藏在內心深處，幾年後才用詩句表達出來。他寫道：「我尋找俄羅斯，而俄羅斯已不存在，沒有了祖國，周圍全是阿拉斯加的土地。／／什麼都賣了：賣了伏爾加的波浪，／／賣了森林和草原，還有四邊遙遠的國土。」（《明天報》2001年第18期）
　　 蘇聯解體后，著名小說家、《金星英雄》的作者巴巴耶大斯基也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沒有在報刊上露面。他在這期間的思想和感受可從他在1997年發表的回憶錄《最後的傳說》中看出來。首先，他絕不同意把《金星英雄》說成粉飾生活的作品，他說，他是出於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寫這部小說的，力圖揭示出蘇維埃人身上一切好的、高尚的東西，而這樣的人到處都有，這怎麼能說是粉飾呢？他還說：「即使今天的當局要把我處死，要把我分屍，即使他們要把我處以火刑，我仍然要像那位思想家」一樣繼續說：『地球是在轉動著的！』我將要一直說我過去說過的話。」（《我們的同時代人》1997年第6期第107頁）蘇維埃政權的被推翻使巴巴耶夫斯基感到切膚之痛。他把它比做一個美女，一夥叛徒把她拖進了別洛韋日密林，強姦了她，用焦油和污泥塗抹她的全身，然後展示給全世界的人看，說道：「你們看吧，你們讚不絕口的美女就是這個樣子！」他痛斥了這伙叛徒，相信「經過革新的、更加強大的蘇維埃政權一定會回到俄羅斯來」。（同上）傳統派的領軍人物之一邦達列夫從一開始就對「改革」持激烈的反對態度。1987年3月，在「改革」開始造成混亂時，他就提出需要進行一場「新的斯大林格勒戰役」以扭轉局勢。1988年夏，在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的發言中把「改革」比作一架已經升空、但不知道目的地有無著陸場的飛機，說明「改革」是必然會造成災難性後果的莫名其妙的行動。當時他的發言氣得戈爾巴喬夫摔椅子。1991年7月，他在《告人民書》上簽名，聲討那些要毀掉國家的叛逆。蘇聯解體后，他採取反對派立場，拒絕一位新的當權者的拉攏，拒絕了那人提出的與新政權合作的建議，宣布自己「只是祖國大地的一分子」，關心的是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民的命運。（見《蘇維埃俄羅斯報》l 992年10月20日）1993年他發表了致雅科夫列夫的公開信，稱這位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其同夥為「腐爛的美國謊言牛排的愛好者」，對他們進行了揭露。在1993年「十月事件」前後，他和其他愛國人士針對葉利欽政府解散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的圖謀，幾次發表抗議書，揭露葉利欽「踐踏俄羅斯民主的幼弱嫩芽和拋棄俄羅斯憲法」的行為。可是葉利欽政府考慮到邦達列夫的巨大威望，繼續拉攏他，1994年在他七十歲生日時授予他「民族友誼」勳章，他立即表示拒絕接受。他與新政權從未有過妥協。1999年普羅哈諾夫在祝賀他七十五歲壽辰的文章中寫道：「邦達列夫——這就是反抗。」這句話可以說是對他「改革」以來的表現的高度概括。他對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雅科夫列夫等人的背叛行為深惡痛絕，認為他們應該在進修道院前雙膝跪地，捶著胸膛，乞求人民的寬恕。他對普京持懷疑態度，認為他是一個未猜破的謎，一本尚未讀完的書。（《蘇維埃俄羅斯報》2000年 8月引日）另一方面，邦達列夫信任俄共，一直與俄共合作。他從1991年起就與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結下了戰鬥的友誼。1996年總統選舉時，他贊成久加諾夫提出的政治綱領，支持久加諾夫競選，並充當他的委託人。
　　 邦達列夫在批判和揭露各種危害國家的言論和行動、反對自由派否定蘇聯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的同時，似乎也在進行反思，對自己過去的某些觀點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這特別突出地表現對斯大林的看法上。由於種種原因，他過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斯大林採取批判態度，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曾寫過批判個人崇拜的小說（例如《寂靜》和《親戚們》），直到「改革」年代，還認為斯大林是一個「殘酷的、狡詐的、意志堅強和充滿矛盾的人物」。（《文學報》1988年6月22日）到九十年代後期，他的看法發生了重大變化。1998年底他在一次晚會上發表了讚揚斯大林的熱情洋溢的講話，稱斯大林是「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人物」，說斯大林「改造了俄羅斯，建立了一個獨一無二的高度發達的社會」。（《明天報》1998年第52期）在1999年發表的札記里，他把斯大林與世界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並列起來，充分肯定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建立的偉大功勛。（《蘇維埃俄羅斯報》1999年3月11日）
　　 以上所說的基本上都是所謂的「紅色愛國者」的情況。現在說一下所謂的「流動的愛國者」（即處於紅白之間的愛國者）在蘇聯解體后的思想情緒和表現，主要講別洛夫、拉斯普京和普羅哈諾夫等三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
　　 別洛夫一貫重視政治，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年輕時曾擔任共青團區委書記，後來一直是他老家沃洛格達州的州黨委委員。在1990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改革」年代比較活躍，當過人民代表。蘇聯解體后，仍關心和積極參加政治鬥爭。據他自己說，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差一點被打死。（《文學白天報》2003年第8期）他反對全盤私有化，指責「新經濟學家們」照搬西方的一切，而不考慮每個國家的人民有自己的傳統。他認為他們那樣做是要「消滅俄羅斯」。（《真理報》1992年10月23日）他反對葉利欽，在1996年總統選舉時曆數葉利欽的劣跡，號召選民不投他的票。（《蘇維埃俄羅斯報》l 996年6月27日）普京上台後，他曾有所期待，但是等了三年，發現「什麼也沒有變，反而變得更壞』」，「對俄羅斯的掠奪不僅在繼續進行，而且採取了新的形式」。（《明天報》2003年第11期）近年來別洛夫放棄了過去的信仰，開始皈依宗教。他曾自稱為「戰鬥的無神論者」，現在他這樣做無疑是一個大的轉折，這也許說明他內心有無法排解的煩惱。
　　 別洛夫屬於所謂的「農村題材作家」，農業集體化是他創作的主題之一。他在長篇小說《前夜》和《大轉變的一年》里，都對這場運動作了否定的描寫。但是他看到蘇聯解體后農村的衰敗景象，不能不有所觸動，撫今思昔，覺得當年農業集體化后的生活還有積極的一面。他在新作《蜜月》里對此作了比較實事求是的描寫。
　　 拉斯普京珍視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關心民族的前途命運，但是不接受共產主義，對十月革命抱否定的態度。他屬於愛國者當中只有民族主義傾向的一類人。「改革」開始時，他態度比較曖昧，後來發現它對俄羅斯文化傳統和道德準則構成了巨大衝擊，便轉而採取懷疑和保留的態度。而當國內局勢日趨混亂時，他覺得不應袖手旁觀，「應該立即指出惡的根源」，於是一度放棄小說創作，投入了政論文的寫作，積極參加政治活動。他曾對戈爾巴喬夫抱有幻想，希望他能聽取不同意見，因此同意參加總統委員會。後來他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說：「我的從政什麼結果也沒有，完全是白費力氣。現在我羞愧地回想起我同戈爾巴喬夫的幾次談話……當時談到了國家發生劇變前文化和道德己經變了的嚴重情況，似乎得到了他的完全理解，但是什麼變化也沒有發生。」（《明天報》1997年第10期）他在失望之餘，於1991年7月在針對戈爾巴喬夫等人的《告人民書》上籤了名，這標誌著他的政治立場的轉變。
　　 對蘇聯的解體，拉斯普京的思想感情是很複雜的。1989年，當蘇聯國內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俄羅斯人受到其他民族愈來愈多的責備時，他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對其他民族的代表說，要是你們大家都不喜歡俄羅斯，那麼你們退出蘇聯好了，沒有你們，我們照樣能活下去。（《文學報》1989年6月14日）他這樣說，似乎帶有某種意氣用事的味道。1990年，他又在總統委員會會議上針對波羅的海沿岸三國要求獨立的問題發表意見說：「我認為，如果他們想走的話，誰也不應強迫他們留下，但是需要按照分離的法律程序行事。」（《文學報》1990年4月4日）儘管他口頭上這樣說，但是內心是不願意蘇聯解體的。他在1993年底的一次談話中深感惋惜地說：「當年是不應該按照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們的計劃把蘇聯搞垮的……歷史學家們到時候將會努力弄清這樣的奇怪現象：幾個微不足道的騙子居然輕易地進行了一場世界規模的交易，把我們變成他們的政治投機的犧牲品。」他還說，當務之急是「不要讓俄羅斯進一步瓦解」。（《真理報》 1993年12月29日）
　　 拉斯普京一方面多次談到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和在它的影響下爆發的十月革命沒有給俄羅斯帶來好處，另一方面，他不能不看到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給俄羅斯大地帶來的深刻變化，不能不承認十月革命的勝利和社會制度的建立使蘇聯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的事實。這使他陷入自相矛盾之中。為了自圓其說，他提出了俄羅斯「消化」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與過去的傳統「融合」了的說法，並作了說明。（分別見《文學俄羅斯報》1992年11月6日和《我們的同時代人》l 997年第5期第4頁）拉斯普京一直是無黨派人士，他在談到過去不加入蘇共的原因時說，「我是在看到許多貪圖私利的人往那裡鑽後有意不加入的」。（《文學報》1989年6月14日）但是他反對和厭惡的只是混入共產黨內的投機分子和兩面派，卻尊重那些關心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的共產黨人，支持他們，與他們合作。從1991年以來他就與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並在1996年總統選舉中支持久加諾夫，勸說人們投久加諾夫的票，說現在不必害怕共產黨人，因為他們要做的主要的事「不是不惜任何代價取得政權，而是引導俄羅斯改變在世界上的屈辱地位和擺脫國內的貧困狀態」。（《明天報》1996年第9期）
　　 普羅哈諾夫是一個強國論者，他把是否具有國家觀念和是否愛國作為評價一個人的尺度，把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富強作為衡量社會制度、各種黨派及其活動的標準。從這一點出發，他對蘇維埃制度是肯定的。他還提出，要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需要實行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而這個制度的重要支柱之一是軍隊。他跟軍隊和軍工企業的一些領導人有來往，在軍隊受到攻擊時，曾發表文章替軍隊辯護，因此被自由派批評家稱為「總參謀部的夜鶯」。「改革」之初，他並沒有採取抵制態度，而到它造成嚴重後果，強大的蘇維埃國家面臨崩潰的危險時，他才採取嚴厲的批判態度，把它稱為「俄羅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的背叛」。（《文學俄羅斯報》1990年3月23日）從1991年起，他積極參加當時開始形成的人民愛國運動的活動，開始與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等政界人士合作，根據久加諾夫的提議起草了上述著名的《告人民書》。「八•一九事件」發生時，普羅哈諾夫在電視台發表談話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事變失敗后他的處境十分困難，思想上做好了被捕的準備，表現得很堅強。與此同時，他沒有因為他的那些直接參加「八•一九事件」的朋友們（例如當時負責軍工生產的蘇共中央書記奧列格•巴克拉諾夫、陸軍總司令瓦連尼科夫、農民聯盟主席斯塔羅杜布采夫等）被捕受審而中斷與他們的友誼。
　　

普羅哈諾夫對他曾引以自豪的強大的蘇聯毀於一旦而痛心切骨。他說：「對我來說，戈爾巴喬夫的名字是社會的惡的同義語……他是降到人民頭上的極其巨大的災難。」他還說，戈爾巴喬夫「應打入地獄的中心，讓惡鬼永遠啃咬他們這些叛徒的腦袋」。（轉引自《文學報》1992年7月8日）他不接受新建立的制度，對新的當權者持激烈的批判和嘲諷態度。他把現行制度稱為一種「佔領制度」，一種「可怕而殘酷的犯罪的制度」，他說，對這種制度不能修修補補，而應根本改變它，明確表示，他「與這個制度和解是絕對不可能的」。（《蘇維埃俄羅斯報》1995年11月1日）他稱葉利欽為一個「軟弱無力的病人」，說他「被一小撮阿諛奉承的人以及糊塗的妻子和任性的女兒所包圍，處於仇恨他的人民中間的真空中，已為西方所拋棄」，「已不能不感覺到復仇天使的長矛刺到他身上了」。（《蘇維埃俄羅斯報》1998年10月13日）他對普京抱不信任態度，用諷刺的口氣說普京談論愛國主義時「像一條會說話的魚」。（《明天報》1999年第45期）不過他仍然希望這個「葉利欽的養子」能變成「祖國的兒子」。（《蘇維埃俄羅斯報》2000年9月12日）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普京的表現使他極為不滿，認為這表明普京「像小袋鼠跳進母袋鼠的育兒袋一樣，跳進了美國腹部的口袋裡」，說普京宣揚的「強國方略」一下子「煙消雲散」了。（《明天報》2001年第48期）從此普羅哈諾夫對普京採取嚴厲的批評態度。他在長篇小說《黑索金先生》中對普京上台前後上層的政治鬥爭內幕進行了揭露。
　　 普羅哈諾夫在積極參加反對現政權的活動中看清了共產黨人是真正的愛國者，是一支能團結人民群眾復興俄羅斯的力量，因此大力支持他們，同他們緊密合作。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中，他與共產黨人一起站在議會一邊，他主編的《白天報》發表了大量揭露政府和支持議會的文章，因此於10月4日遭查封，編輯部被莫斯科當局派來的武裝人員搗毀。他和他的副手邦達連科堅持鬥爭，把報紙改名為《明天報》，繼續辦了下來，把它辦成政治態度最鮮明的反對派報紙之一。1996年總統選舉中，普羅哈諾夫堅決支持久加諾夫，為他競選出謀劃策。1999年11月，在新一輪的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即將到來時，他再次發表文章替久加諾夫作宣傳。他作為久加諾夫的親密戰友，有時也對久加諾夫領導的俄共提出直率的批評。同時，他為共產黨人內部出現的分裂而難過，希望他們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團結起來。他堅決反對在俄共和人民愛國運動內部製造分裂的行為，與《蘇維埃俄羅斯報》總編奇金聯名發表文章，揭露在俄共內部「卧底」的「能鼠」謝米金。（見《明大報》2003年第二期）
　　 普羅哈諾夫對斯大林懷有崇敬之情，這主要是因為斯大林領導人民建設了一個強大的國家並在反侵略戰爭中保衛了它。他主編的《明天報》經常發表文章批駁對斯大林的攻擊，頌揚斯大林的功勛。他認為目前俄羅斯特別需要像斯大林那樣的領導人。1997年底他在《斯大林來了》一文中說：「請注意聽吧，請把耳朵貼近紅場的石塊，請把頭俯在上過前線的愛國者的心口上。請挨近受屈辱的祖國母親的胸膛。聽見了吧？腳步聲！斯大林來了！」（《明天報》1997年第50期）這一段話傳達出了作者迫切希望新的斯大林到來的心情。他提出應把對斯大林的態度作為確定是不是愛國者的標準。他說：「如何區分愛國者和人民的敵人呢？您就問他愛不愛斯大林。」他接著說：「斯大林愛祖國甚於愛自己的親生兒子。他擁有無限的權力，卻又是人民的公僕。他身後只留下了一個熏黑的煙斗和孔采沃的一座簡樸的別墅，可是留下了能發射火箭到火星去的繁榮的祖國。」（《明天報》1999年第45期）
　　 普羅哈諾夫在鬥爭中立場鮮明，態度堅決，因此引起了當局和自由派文人的極大不滿和仇視。他被稱為「軍國主義者」和「紅褐色分子」。他不斷受到排擠和打擊，威嚇和恐嚇。1997年底他在自己的家門口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襲擊，被打破了頭，造成了腦震蕩，但是他不屈服於暴力，繼續做他認為應該做的事。另一方面，他精力旺盛，頭腦靈活，敢想敢幹，善於根據形勢的變化採取新的策略。在近年來政治力量進行重新組合、當權的中派與右派和某些寡頭髮生矛盾的情況下，他認為作為「昨天戰略上的對手」的寡頭可能成為「今天策略上的盟友」，於是便專程到倫敦去，與在那裡避難的寡頭別列佐夫斯基進行長談。雖然此行沒有產生多大結果，但是從中可以看出普羅哈諾夫的膽略。
　　 所謂的「白色愛國者」在蘇聯解體后的感受與上面所說「紅色愛國者」和「流動的愛國者」有所不同。他們不接受共產主義，否定十月革命，過去有的人曾因進行反蘇活動受到過懲處。蘇維埃政權的垮台本應使他們感到高興，但是蘇聯這個強大國家的覆滅和隨之而來的混亂局面，又使他們產生了一種失落感和對現實的不滿。索洛烏欣就有這樣的心態。1992年11月，他在回答《文學報》記者提出的「在新的國家裡感覺如何」的問題時反問道：「您在哪裡看見了國家？」接著他抱怨現在的國家一點也不關心祖國文學的命運。記者又問他在這種情況下願不願意回到「改革」之前去，他堅決回答道：「不！不，不，不。」他說，「不錯，現在誰也不會再批我們了，但是代價太大了。」（《文學報》1992年11月25日）他的話反映了「白色愛國者」的矛盾心態。「白色愛國者」的兩位重要人物索爾仁尼琴和博羅金的情況，將在下面專門講持不同政見者時再作介紹。
　　
　　 四
　　
　　 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在知識界形成的一個特殊群體，人數不算太多，活動能量較大，其中作家佔有很大比例，因此阿克肖諾夫說，持不同政見者運動與其說是政治運動，不如說是文學運動。（《旗》1997年第9期第165頁）這當然是在其組成人員大多是文學家而不是政治家的意義上說的。這個群體沒有比較固定的和統一的組織，就思想觀點來說，有兩個主要派別，即西方派和俄羅斯派。前者的精神領袖是著名物理學家、被稱蘇聯氫彈之父的薩哈羅夫，屬於這一派的有生理學家兼作家布科夫斯基以及作家涅克拉索夫、金茲堡、西尼亞夫斯基（捷爾茨）、馬克西莫夫、沃依諾維奇、阿克肖諾夫、格拉季林、弗拉基莫夫等；後者的領軍人物是作家索爾仁尼琴，屬於這一派的有歷史學家奧西波夫、數學家沙法列維奇、小說家博羅金等。歷史學家羅依•梅德維傑夫認為除上述兩派外，還有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所謂社會民主主義派，不過這一派活動的時間不太長，產生的影響較小。此外，還有在思想上獨樹一幟的人，哲學家、社會學家兼作家季諾維耶夫可作為這一類人的代表。
　　 我們知道，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出現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當時有一些人辦地下刊物，通過不同渠道把作品送往國外發表，給有關當局寫信反映問題和發表政見，並舉行一些公開的和秘密的集會。開頭蘇聯當局對他們採取壓制和懲治的手段，逮捕了帶頭的人，給一些人判了刑。但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並沒有被壓下去，反而有所發展。許多人開始尋求國外的支持，並得到國外輿論界的同情和聲援。外國專門機關乘機插手，設法利用他們進行反蘇活動。到七十年代蘇聯當局改變了對待持不同政見者的政策，把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驅逐出國，同時放寬了出國限制。於是大批持不同政見者出國定居，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重心也隨著轉移到了國外。一些著名作家到了西方后，在西方專門機關和有關人士的支持和安排下，創辦雜誌進行反蘇宣傳，出版各種具有反蘇內容的書籍，出版後設法偷運到蘇聯國內散發。有的人（例如涅克拉索夫、沃依諾維奇、弗拉基莫夫、阿克肖諾夫等）直接到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專門進行對蘇廣播設立的自由電台工作。總之，這些人出國后成為西方進行「冷戰」的幫手。
　　 「改革」之初，蘇聯當局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態度並未發生明顯變化，一些被判刑的政治犯仍在服刑。1986年12月，《我的供詞》一書的作者馬爾欽科在獄中絕食身亡一事引起了當局的注意，促使他們著手解決政治犯問題。戈爾巴喬夫親自給被流放到高爾基市的薩哈羅夫打電話，宣布他可以回到莫斯科來，這實際上是為他平了反。此事成為一個轉折點，在這之後，被判刑的持不同政見者陸續獲釋，其中包括小說家博羅金。薩哈羅夫回莫斯科后，積極開展活動，於1989年3月當選為人民代表，成為最激進的派別的首領之一。
　　 在國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對蘇聯國內政局的變動感到突然，既無思想準備，也無組織準備，不知道如何對待戈爾巴喬夫發動的「改革」。在「改革」開始后的第三年，即1987年，他們還沒有看清「改革」是怎麼回事，還沒有決定採取什麼態度。這一年的3月，十位流亡國外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其中包括阿克肖諾夫、布科夫斯基、季諾維耶夫夫婦、愛德華•庫茲涅佐夫、柳比莫夫、馬克西莫夫、涅依茲韋斯內、奧爾洛夫和普柳希，在法國《費加羅報》上發表了由布科夫斯基執筆的題為《讓戈爾巴喬夫向我們證明》的公開信，信中說，從莫斯科湧來的大量新聞在許多人中間「引起了驚奇和困惑」，他們弄不清是「在歷史上出現了轉折」，或者只是「又一次暫時的解凍」和「在下一次進攻前夕戰術性的退卻」。信中要求戈爾巴喬夫實行「真正的公開性」，「改變對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的看法」，不要「用陳舊的理論來支撐今天的實踐」等等，同時還提出要他們「回家」的條件。（轉引自《莫斯科新聞》1987年3月29日）這封信證明，當時他們對「改革」還有疑慮，還沒有拿定主意。但是當「改革」的目的已清楚地暴露出來，蘇聯國內各種反社會主義勢力已積極行動起來，局勢已開始失控時，他們這些當年曾在不同程度上受過壓制和懲罰的反蘇鬥士們，卻出人意料地沒有立即回國，沒有投入到埋葬他們的死敵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去。在「改革」後期，他們曾利用參加國際會議（例如1988年在哥本哈根召開的主題為「從事創作的知識分子在蘇聯改革中的作用和未來的前景」的討論會、1989年在科隆召開的主題為「今天的蘇聯」的討論會等）的機會與出席這些會議的蘇聯國內的自由派人士交換了看法並取得了不少共識，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還利用各種機會到國內探望，與各界人士交流，在媒體上發表了他們的看法，但是沒有一個人留下來直接參加已趨於白熱化的政治鬥爭。可以說，這些持不同政見者沒有積極參加拆毀蘇聯社會主義大廈的「工程」，而是採取旁觀者的立場。除了大洋彼岸的索爾仁尼琴於1990年出版了一本叫做《我們如何安排好俄羅斯》的小冊子提出了一些政治上的設想外，其餘的人沒有發表類似政治綱領的東西。也就是說，從表面看來，這些過去十分關心政治、曾經處在政治鬥爭漩渦中的人，似乎對政治變得比較淡漠了。正因為他們沒有積極參與，在蘇維埃政權被推翻后他們沒有改變「在野」的地位，對新政權來說，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外人」，更不用說進入權力核心了。也許薩哈羅夫有可能進入，可是他在1989年底就去世了。索爾仁尼琴回國后，有人建議他競選總統，他沒有同意。他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支持率並不高，即使他同意了，也無當選的可能。總而言之，在俄羅斯沒有出現像捷克的哈韋爾那樣的人物。許多僑居國外的人就是在蘇聯解體后，也並不急於回國。索爾仁尼琴於1994年回國，算是回國較早的了。有的人至今仍滯留國外，例如布科夫斯基寓居英國劍橋；有的人則採取「腳踏兩隻船」的辦法，把「基地」安排在國外，每年到國內住一段時間。有的人甚至宣揚「四海為家」，例如阿克肖諾夫。有一位記者問他現在的住址在哪裡，他半開玩笑地回答說：「地球。」（《獨立報》2002年9月21日）現在他有三個家，一個在法國，一個在美國，一個在莫斯科。現在有的人已客死異國他鄉，例如馬克西莫夫、西尼亞夫斯基和金茲堡先後在法國巴黎去世，科佩列夫則死在德國科隆。
　　 由此可見，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上半期對蘇聯社會政治生活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的持不同政見者，在蘇聯社會大變動時期似乎無所作為。像布科夫斯基、金茲堡、奧西波夫那樣的人活動能力很強，當年曾被關押而始終沒有回頭，這時居然默默無聞，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對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說法不一。有人認為他們長期遠在國外，脫離了本國的生活，不了解情況，無法很快進入角色。也有人認為他們已在不同程度上習慣於國外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青年時代的銳氣有所減退，不容易一下子作出抉擇投身到尚不完全了解的活動中去。還有人認為，他們大多是文化人而不是政治家，最關心的只是創作自由和人權是否能得到保障（他們過去起來反抗，在很大程度是由於認為兩者受到侵犯），對一般的政治活動缺乏熱情。除這些原因外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他們當中有的人由於思想觀點發生了變化，開始為國家的前途和命運而擔心，不願再參加到蘇維埃制度掘墓人的行列中去。然而似乎這還不是全部原因。
　　 布科夫斯基在一次談話中在談到自己和國外其他的持不同政見者未能大力支持國內「民主派」時說，他在1990年就看到共產主義在蘇聯即將崩潰，想積極採取行動，可是在這決定性時刻西方「背叛了我們，不再支持我們，轉而支持共產黨的改革派戈爾巴喬夫等人」，使得他弄不到錢來支持國內民主派，無法開展活動，就這樣錯過了時機。他說，他在1996年出版的《莫斯科訴訟案》一書里對此事作了相當詳細的說明。（RG－RB282002.html）布科夫斯基的話有其可信之處，因為國外的持不同政見者一直是靠西方養活的，離開西方的支持，特別是離開西方財政上的支持，他們就寸步難行。同時，西方也可能是那樣做的。季諾維耶夫在談到蘇聯解體的原因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不否定知識分子的參與所起的作用，然而他們的作用是第二位的。制度的結構使得無法從下面或從外面破壞它。早在1978年我就說過，蘇維埃結構中最容易攻破的地方是蘇共中央。如果一個親西方的人當上了總書記，那麼蘇聯的共產主義就可能在幾個月內消滅掉。八十年代初，西方有人也懂得了不能依靠持不同政見者，因為不管他們怎樣宣傳，蘇聯人民群眾是不會起來造反的。那時我曾有機會參加一些內部會議，與會的有策劃冷戰的專家們，這些專家說：應當把蘇聯『上層』收買過來。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前不久，一位與英國情報處有聯繫的先生神秘兮兮地對我說：『很快在克里姆林宮裡就會有我們自己的人。』」（《獨立報》2002年10月29日）季諾維耶夫的話證明，從八十年代起，西方已開始做收買蘇聯「上層」的工作，不再那麼重視持不同政見者了。
　　 與此同時，實施蘇聯社會制度的「改建」工程的蘇共領導人，似乎也並不看重像持不同政見者那樣早就提出各種「改建」方案的幫手。這可由雅科夫列夫的話來證明。他在1998年用總結經驗的口氣說，要搞掉蘇維埃制度，「有不同的途徑，例如採取持不同政見者的辦法。但是這是沒有什麼前途的。這事應當從內部來進行。我們只有一條路——藉助極權主義的黨的紀律從內部破壞極權主義制度」。（《消息報》1998年6月17日）雅科夫列夫在另一個地方說，他曾同情過持不同政見者，認識其中的許多人，但是後來明白了，他們不可能有任何作為；他再次強調指出，社會主義制度「這個野蠻的制度只能利用其極權主義的動力——也就是利用黨，從內部來炸毀」。（《文學報》2001年10月10～16日）這位「改革」的設計師自然不會把持不同政見者作為依靠力量，不會主動地聯合他們來實現他的「設計方案」。另一方面，他們也對像雅科夫列夫那樣的過去壓迫過他們的人心存芥蒂，不敢貿然行事。由於這些原因他們置身於事變進程之外，就不足為怪了。
　　 持不同政見者作家在蘇聯解體前後的思想情緒與整個文學界有相似之處，總的說來，也是比較低沉的。阿克肖諾夫曾在一次談話里說起1990年的柏林和華沙之行。他說，當他見到那裡發生劇變后的衰敗景象，「沒有感到任何喜悅，相反，有一種極度的沮喪」。（《消息報》1999年11月9日）這樣說來，一年多后當他的祖國發生同樣的變化時，他肯定也是高興不起來的。持不同政見者當中的相當多的人由於歷史舊賬，沒有改變對蘇維埃制度的看法，他們仍然持否定態度，例如沃依諾維奇等人，但是他們對新的當權者和新的現實也並不滿意。蘇聯解體后，不少持不同政見者對以共產黨人為代表的反對派與新的當局之間的鬥爭並不十分關心，有的人採取中立的態度，例如博羅金就是這樣。這位過去曾兩次被關押的作家認為1993年的「十月事件」是兄弟鬩牆的繼續，決定不站在任何人一邊，「既不站在紅旗下，也不受蓋達爾的徵召」。（《真理報》1994年10月12日）在1996年的總統選舉中他沒有參加投票，因為「投現政權的票意味著贊成延長瀕死狀態」，而他又認為「共產主義思想危害極大」，不能投共產黨人的票。（《獨立報》1997年6月20日）許多人對俄羅斯前途並不樂觀，例如格拉季林雖希望自己的國家能變得更好，但不相信俄羅斯會很快走向進步。（《勞動報》2001年4月4日）
　　

應當特別指出，在持不同政見者當中不乏有理想和追求的人，這些人有較強的國家民族觀念，他們思想比較敏銳，看問題有獨到之處。過去他們由於受錯誤思想的影響和認識上的偏頗或其他原因，才走上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道路。可是他們能及時進行反思，在發現自己的錯誤時，能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不計較個人的榮辱得失，大膽承認錯誤，棄舊圖新。季諾維耶夫就是這些人的代表。
　　 上面說過，季諾維耶夫獨樹一幟，既不同於西方派，又不同於俄羅斯派。他自稱「理想主義的共產主義者或心理上的共產主義者」。他在學生時代仇恨斯大林以及後來揭露和諷刺蘇聯現實生活，都是因為他覺得一切不符合他的理想和要求。因此他的這些表現與別的人出於階級仇恨或根據西方標準進行攻擊和否定是有原則區別的。他在一次談話中承認自己是蘇維埃制度的「無情批判者」，他的著作曾被利用來進行反蘇宣傳，但是他認為自己與索爾仁尼琴和其他持不同政見者是不同的，強調自己是「體制內的、而不是體制外的反對派」。（《獨立報》2002年10月29日）
　　 戈爾巴喬夫開始實行「改革」后，身在異國他鄉的季諾維耶夫密切注視著國內的政治動向。他雖然在上面提到過的十人的公開信上籤了名，但是態度與其餘的人並不完全一樣。當蘇聯國內出現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合唱時，他不僅不參加，反而站出來為共產主義思想和蘇維埃制度辯護。他經過周密調查得出結論說：歷史性大背叛時代正在到來。他發表了一系列講話和文章揭露戈爾巴喬夫等人的圖謀，並於1989年發表了中篇小說《災難性的改革》，對「改革」作了全面的否定。
　　 蘇聯解體使季諾維耶夫受到很大震動。他目睹蘇維埃制度覆滅后俄羅斯的混亂局面，非常痛心和後悔。據馬克西莫夫說，季諾維耶夫曾在義大利米蘭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公開宣稱：「我寫了三十本分析什麼是共產主義的書，三十本反對共產主義的書，但是假如當時我知道這一切會有這樣的結果，我決不會去寫這些書。」（轉引自《真理報》1994年2月16日）他對蘇聯的歷史進行了重新思考，改變了過去的看法。他肯定十月革命，多次像詩人馬雅可夫斯基一樣，稱它為「我的革命」；他把作為十月革命產物的蘇聯社會稱為「我的社會」，肯定地說，「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將作為現實的共產主義的典型樣式載入史冊」。（《文學報》1997年12月3日）他在一次談話中說，「蘇維埃時期是俄羅斯歷史上的頂峰」，「等到多少個世紀過去后，後代將會懷著驚訝和讚賞的心情研究這個時代，為一個處在極端困難條件下的國家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做了這麼多事情而驚嘆不已」。（《真理報》1994年7月1日）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在學生時代曾試圖暗殺斯大林的作家和學者，對斯大林的看法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在多次談話中提到斯大林。首先他作為一位參加過衛國戰爭的老戰士，肯定斯大林在取得戰爭勝利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在研究了蘇維埃時代的歷史后得出這樣的結論：「考慮到具體歷史條件，考慮到人員等情況，以斯大林為首的領導是按照最佳方案行動的。環境本身迫使他們採取那樣的行動。」（《蘇維埃俄羅斯報》1997年11月22日）他把斯大林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並把二十世紀稱為「列寧和斯大林的世紀」。（《蘇維埃俄羅斯報》1997年9月16日）
　　 季諾維耶夫對蘇聯解體后建立的制度持激烈的批判和否定的態度。他認為現在的俄羅斯根本沒有什麼民主可言，實行的是一種「殖民地的民主」。他稱新建立的制度是一種「仿造的制度」，其特點是「在政治領域力圖實行獨裁，在經濟領域力圖把西方制度強加給我國，結果形成了一種把國家推向災難的社會經濟雜種」。（《明天報》1993年第2期）他不同意對現在的「犯罪的制度」採取容忍和妥協的態度，而主張進行反抗。在他看來，對付現在的當權者只有一個辦法，這就是人民的起義、鬥爭、戰鬥。（《真理報》1994年3月22日）季諾維耶夫的這種表現，自然觸怒了新的當權者。他早就想回國，可是有關部門遲遲不把過去沒收的房子發還給他，使得他到1999年才克服各種困難實現了回國的願望。回國后，他雖已七十七歲高齡，但立刻投入了緊張的工作。除了從事研究和寫作外，還到莫斯科大學和高爾基文學院兼課。他一如既往，對俄羅斯的前途和命運十分關切，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國家在短期內沒有復興的希望，但表示要為改變局勢戰鬥到底。（《圖書評論報》1999年8月30日）
　　 他回到國內后對俄羅斯的現狀更加了解，經常發表文章和談話陳述自己的看法。他曾認為普京是接替葉利欽的最合適的人選，表示要給以支持。他認為普京如果宣布九十年代初的私有化為非法，重新實行金融系統和所有能源的國有化，就有可能拯救國家。但是這位新總統沒有那樣做，反而宣布私有化的結果不可改變，這使季諾維耶夫深感失望。（見《共青團真理報》2003年3月11日）季諾維耶夫對各政黨的綱領中空談社會公平和以公平的原則安排生活十分反感，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請那些把『和諧』、『法律』、『公平』等字眼作為『救命稻草』拋給落水的俄羅斯人的政治精英們回答這樣的問題：在掠奪者和被掠奪者之間能有和諧可言嗎？為數不多的一部分俄羅斯人把難以置信的巨大財富據為己有合法嗎？少數俄羅斯人享受著神話般的富裕生活而多數人一貧如洗公平嗎？……」（《文學報》2002年2月20日）
　　 另一方面，季諾維耶夫長期居住在西方，對西方有深入的了解，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他認為目前西方社會不是全面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既保留了資本主義的東西，又汲取了社會主義的東西，因此他用「西方主義」一詞來形容它，並在《西方》一書中作了詳細論述。他反對所謂的「全球社會」的思想，認為這種思想「本身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全世界的思想」，「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種在意識形態上經過偽裝的方針，旨在征服全球和建立對其他所有人的統治」。（《蘇維埃俄羅斯報》1998年12月31日）他在回國前夕發表的題為《回家，回俄羅斯去》的談話中指出，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使得西方「得以建立一種全球性的權力」，而「共產主義的結束也標誌著民主制度的結束」，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不僅是后共產主義時期，而且也是后民主時期」，現在正在建立一種「民主極權制或極權民主制」。（《明天報》1999年第25期）也就是說，他認為目前西方出現了極權主義的傾向。他關心中國，早在1994年的一次談話中指出，西方在搞垮蘇聯後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他說：「請記住我的話：西方會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中國。它收拾了南斯拉夫和把俄羅斯徹底打垮后，就要搞中國了。」（《真理報》1994年7月2日）他在另一次談話中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西方為搞垮中國而進行鬥爭的世紀。（《蘇維埃俄羅斯報》1997年9月18日）最近他再次提醒人們說：「根據我的預計，二十一世紀的中心事件將是打敗中國，至少發動一場反對中國的戰爭。」（《文學報》2005年10月5～11日）他的話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另一位思想發生較大變化的持不同政見者是馬克西莫夫。他曾以堅決反共著稱。他在國外創辦的《大陸》雜誌被認為是俄羅斯僑民出版物中反共色彩最鮮明的刊物。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在他的倡議下俄羅斯流亡者成立了一個叫做「抵抗國際」的反共組織，他和布科夫斯基共同擔任主席。後來他在談到自己的經歷時，對過去自己的反共言行毫不隱諱，多次自稱「堅定的反共分子」。在戈爾巴喬夫實行「改革」的初期，馬克西莫夫的思想並沒有明顯的變化。但是隨著蘇聯國內混亂局面的出現，他開始為國家的前途和命運而擔憂。他思想上出現急劇的轉變是在蘇聯解體之後。這時他完全同意季諾維耶夫的話，說他假如過去知道自己寫的書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也不會去寫這些書。他在生前發表的最後一次談話中再次表示懺悔，他說：「您可以讀讀我的所有著作，翻閱我出版的所有書刊，您將會相信，我從來沒有反對過俄羅斯。我反對的是思想（指共產主義思想。——引者）。我曾以為這是妨礙俄羅斯發展、妨礙她成為偉大強國的惟一重負。這是我巨大的悲劇性錯誤。我到了老年深為此感到悔恨。」（《真理報》1995年3月29日）
　　 馬克西莫夫公開表示，他完全不能接受蘇聯解體后的現實。1993年10月葉利欽炮轟議會和鎮壓反對派的行為以及自由派文人的表現，導致馬克西莫夫與新政權和自由派朋友的徹底決裂。從1994年，他同反對派報紙《真理報》合作，在該報開闢專欄，到1995年3月因病去世前，總共發表了二三十篇文章，對新的現實和新的當權者進行了多方面的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與此同時，他對共產主義思想、社會主義制度和蘇維埃政權的看法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主張對蘇聯革命和歷史採取實事求是的分析態度。
　　 還有一位思想發生較大變化的持不同政見者是西尼亞夫斯基。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曾因把作品送往國外發表而被判刑，被釋后流亡國外。他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宣揚「純藝術」，對蘇聯的現實不滿，在作品中進行揭露和嘲諷。他曾對「改革」寄予希望，注視著國內形勢的發展。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他一方面對自由派的勝利和蘇共的自行解散感到高興，另一方面不贊成自由派的某些不民主的做法。蘇聯解體后，他曾和妻子羅扎諾娃一起回國暫住。俄羅斯國內的混亂狀態使他們感到震驚。普通老百姓的痛苦生活激起了他們對自己的同胞的同情和對新的當權者的不滿。1993年的「十月事件」給了西尼亞夫斯基更大的震動。他得知葉利欽炮轟議會的消息，覺得簡直不可思議，便與馬克西莫夫和阿博文-葉吉傑斯聯名致函《獨立報》表示抗議。這封信是西尼亞夫斯基執筆的，信中對葉利欽進行了譴責。同時，他開始與在這事件中支持葉利欽的自由派朋友們劃清界限，斷絕與他們的來往。這位本來不大關心政治的作家開始參加重大政治問題的爭論，並以反對派自居，不斷對當局提出嚴厲批評。他也和馬克西莫夫一樣，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人的看法，與他們有了一些共同語言。
　　 最後講一下索爾仁尼琴。他在持不同政見者當中反共最為堅決，曾被稱為「蘇維埃政權的頭號敵人」。過去他連篇累牘地寫書和發表文章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為搞垮蘇聯製造輿論方面出的力氣最大。可是他又不同於那些無思想、無原則、反覆無常的名利之徒，有較強的國家民族觀念，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改革」開始后，他預見到被他描繪成勞改營遍布全國的黑暗帝國的蘇聯有可能垮掉，擔心社會出現動亂會導致整個國家崩潰和老百姓遭殃。如同他後來所說的那樣，他在國外懷著極其不安的心情注視著國內的變革，希望它採取「合理的漸進的方式」，而不要像二月革命那樣造成「破壞性的混亂」。（轉引自2004年6月25日《文學俄羅斯報》）他在上面提到過的小冊子《我們如何安排好俄羅斯》的一開頭也表達了對人們有可能被壓在倒塌的共產主義大廈廢墟下的擔心。他在這個帶有綱領性的文件中首先提出了建立一個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在內的斯拉夫國家的設想。他主張新的俄羅斯要走自己的道路，並就國家體制、經濟政策、土地佔有、家庭和教育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特彆強調進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和實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這個綱領提出后，沒有產生他所期望的反響。戈爾巴喬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明確表示這些建議不能接受。來自烏克蘭和哈薩克的人民代表更是表示強烈反對。1990年夏天，許多流亡國外的持不同政見者恢復了蘇聯國籍，而索爾仁尼琴不在頭幾批恢復國籍者的名單之內。戈爾巴喬夫在政治局會議提出恢復他的國籍的問題，但是大多數委員大概考慮他過去反蘇的表現，提出不必急於這樣做。最後索爾仁尼琴的平反問題是在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的干預下解決的。
　　 索爾仁尼琴曾對葉利欽抱有希望，在蘇聯解體后不久，他曾給葉利欽寫過信，對一些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但是這些意見沒有受到重視。他對蘇聯解體后的現實是不滿的。1993年9～10月間，他在訪問西歐時發表的談話中嚴厲地批評了俄羅斯實行的經濟政策，說它進行的改革是那樣的混亂和草率，使得人們陷入了絕望。他認為俄羅斯實行的是「假民主」、「偽民主」，而在民族問題上則更壞，是「反民主」。（《消息報》1993年9月21日）在這期間，俄羅斯國內發生了「十月事件」。他擔心共產黨勢力增強而贊成政府炮轟受到共產黨支持的議會。他在對俄羅斯電視台記者發表的談話中說，採取這種鎮壓行動是「擺脫共產主義的過程中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和合乎規律的階段」。（轉引自1994年2月16日《真理報》）他的這種態度，使得一些過去的朋友不再理睬他。
　　 1994年索爾仁尼琴從美國回到俄羅斯。他的回國之行經過精心策劃，先到遠東，然後乘火車橫貫大半個俄羅斯，最後到達莫斯科。他一路上會見各界人士，發表一系列談話，基本上重複了前一年在西歐訪問時說過的話，只不過有時語氣更加激烈。回國后他曾到各地訪問，實際接觸到了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現實，有了更深的感受，並在與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對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對現實的揭露和批判更加具體，更加全面，也更加嚴厲。他在回國后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二十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中回顧了歷史，指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俄羅斯歷史上的三個「亂世」之一，認為新的當權者所推行的改革不僅在經濟上造成了嚴重的後果，而且造成了思想意識和道德的危機，俄羅斯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復興。（《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71～173頁）他在杜馬的講話里說，現在俄羅斯走的是一條「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謬的道路」。他列舉了俄羅斯人民在新政權下遭受的種種「災難和禍害」以及社會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反常現象，然後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實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頭政治」。（《真理報》1994年11月1日）他在《論俄羅斯現狀》一文中又說，在當今的俄羅斯沒有什麼民主，主宰國家命運的是「由過去共產黨政權的上層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騙手段發了大財的暴發戶」變成的一百五十個到二百個寡頭。他把俄羅斯發生的事情稱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一場大災難」，把俄羅斯社會叫做「殘酷的、野蠻的、犯罪的社會」。（《俄羅斯思想報》1996年12月5～11日）1998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崩塌中的俄羅斯》的書，繼續對現實繼續批判，同時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對在私有化進程中用各種手段進行掠奪而成為暴富的寡頭深惡痛絕，幾次要求宣布私有化為非法，把寡頭們據為己有的財產還給人民。索爾仁尼琴對現實的批判十分激烈，這使得丘拜斯也感到意外，後者在一次談話中說，索爾仁尼琴對當代俄羅斯的那種仇恨，「就連在久加諾夫那裡我也很久沒有見到了」，「今天索爾仁尼琴的立場是與專門機關的最反動的部分以及與俄共一致的。」（《生意人報》2000年8月1日）
　　 值得注意的是，索爾仁尼琴在揭露現實和抨擊當局時，只提到「改革者蓋達爾和丘拜斯」，不點葉利欽的名。不錯，索爾仁尼琴曾在一次電視談話里向聽眾和總統提出過「你能用休克療法治療你的母親嗎」的問題，惹得葉利欽很不愉快。在這之後，他總是小心地避免直接提到葉利欽。1995年，有一位記者問他如何評價葉利欽的行動時，他未作正面回答，說道：「只有在一切看不到的情況全都暴露出來時才能對一位政治家作出真正的評價。例如，過了半個世紀我才了解1917年的活動家的真正本質和心理，寫出了史詩《紅色車輪》。我想，隨著歲月的推移，另一位作家在很好了解1985年到1995年這十年的全部秘密后，將會寫出關於他的另一部史詩《黃色車輪》。」（《論據與事實報》1995年1月3日）從索爾仁尼琴的言論來看，他對製造種種災難的罪魁禍首的態度是很明確的，只不過這位世故的老人出於某種考慮不直說罷了。葉利欽下台後只過了短短的五個多月，他終於憋不住了，在記者問他對葉利欽應不應該追究刑事責任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道：不僅葉利欽應該負刑事責任，還有一二百人應該和葉利欽一起受法庭審判。（見《莫斯科新聞》2000年5月23～29日）
　　 普京剛上台時，索爾仁尼琴曾對他抱有一定的希望。兩人進行過一次長談。索爾仁尼琴對普京接收的是一個爛攤子、辦事有許多難處表示理解，在談到具體問題時，兩人既有共識，又有分歧。（見《勞動報》2000年9月23日）他期待著普京對他最關心的處理寡頭財產問題採取實際行動，但是普京的表現令他失望。當他得知國家杜馬要搞一個關於「經濟赦免」案、即對在此之前盜竊國家財產的行為不予追究的決議時，覺得這樣做非常荒唐。他教訓普京說，國家是不能建立在「腐爛的基礎」上的，普京應該解決這個最主要的問題。（《論據與事實報》2001年第4期）近年來他公開露面次數有所減少，但是從他發表的幾次談話來看，他對現實和當權者的態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
　　 雖然索爾仁尼琴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在批判現實時「實際上與共產黨人站在一起」，但是他仍然繼續在他的文章里猛烈抨擊共產主義，否定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制度。他在上面提到過的《二十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一文中稱相繼發生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1917年為俄羅斯歷史上的第二個「亂世」，認為俄羅斯在共產黨領導的七十年裡遭受的損失比從十七世紀第一個「亂世」以來的三百年裡損失大得無可比擬。他又一次重複過去在《古拉格群島》里的說法，斷言蘇聯政府在對內鎮壓中消滅了不少於四千五百萬到五千萬人。他還認為共產黨政權不僅肉體上大量消滅人，而且進行思想上的腐蝕，使得人民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大大降低。（《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65頁）他在一次談話仍然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並論，認為區別只在於前者是階級的法西斯主義，後者是種族的法西斯主義。（《俄羅斯思想報》1995年8月3～9日）他厭惡共產黨人，反覆強調說，他不信任現政權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政府里有不少「喬裝打扮成民主派的共產黨人」，並且時刻提醒人們要提高警惕，防止共產黨重新上台。甚至在批判現實時也經常強調現在出現的危機是共產黨七十年的統治造成的。從這些言論看來，他的反共立場似乎沒有明顯的改變。
　　 然而索爾仁尼琴在親眼目睹目前俄羅斯的悲慘處境的同時，想必也在進行今昔對比；他在看到人民群眾的懷舊情緒，可能心裡也有所觸動，覺得有必要重新考慮自己對蘇維埃時代的看法。但是他沒有像季諾維耶夫和馬克西莫夫那樣公開承認錯誤的勇氣，也放不下所謂的「先知」的架子，便用另一種方法來表達自己看法的變化。1996年他發表了短篇小說《在轉折關頭》，其中通過對一個「紅色廠長」的生活經歷的描寫，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領導下取得的成就。小說首先寫了主人公因戰後恢復國民經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的喜悅，接著寫斯大林逝世引起的巨大震動。這時作者直接出面說：「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個最偉大的人。不，當時德米特里（小說主人公的名字。——引者注）還沒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個什麼樣的偉大人物，——還需要再過許多年才能認識到，是斯大林使得整個國家開始向未來奔跑。」（《新世界》1996年第6期第6頁）作者多次說到「斯大林領導的偉大的向未來的奔跑」，說在奔跑中造就了大批傑出人物，創造了在通常情況下無法想像的奇迹。根據小說的敘述，斯大林逝世后蘇聯之所以能在建設上繼續取得成就，是這個「偉大的奔跑」的衝力在起作用。他用肯定的語氣描寫小說主人公和其他的共產黨幹部，認為是時代造就了這些人。小說還寫到黨的作用和對蘇共解散的看法，通過主人公之口說：「……但是，黨是我們的槓桿，是我們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同上，第11頁）如果說，索爾仁尼琴對現實的看法是與共產黨人一致的話，那麼他在這部小說里對蘇維埃時代和斯大林的評價也與紅色愛國者大致相同。這部小說里寫法是與作者過去的作品里的寫法截然相反的，而且也是與他現在發表的談話和文章相矛盾的。這也許反映了作者內心的矛盾和激烈的思想鬥爭。
　　 索爾仁尼琴回國后的處境是比較尷尬的。他對現實的激烈否定使當局甚為反感。他宣揚的觀點和提出的「治國方略」受到了自由派人士的嘲笑。傳統派當中的紅色愛國者不能原諒他過去的反共言行，不時地進行批判，而其餘的人則對他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支持葉利欽炮轟議會的行為感到遺憾。他有時行為乖張，使得一些老朋友離開了他，而他又沒有找到真正志同道合的新的盟友。因此這位風燭殘年的老人是孤獨的，日子過得並不愉快。但是他飽經風霜，意志堅強，雖年老體衰，仍堅持寫作，不斷有新著發表。
　　 延續了三十來年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隨著蘇聯的解體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覆滅，也就不再存在了。參加這一運動的人並不因他們反對過的制度被推翻而獲益或掌權，相反，他們仍被拋在邊緣，其中有的人仍然對新政權採取反對派立場，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新的持不同政見者」。這批人過去在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先是挾外自重，后直接投靠外國，成為外國敵對勢力手中的工具。然而結果卻被西方拋棄，又受到理應引他們為同道的蘇聯「改革派」和俄羅斯新的當權者的冷落，給自己留下的只是一段不大光彩的歷史和一堆煞費苦心編造的、正在失去利用價值的謗書。他們的結局具有雙重的悲劇性。應該說，他們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進行了反思，思想發生了變化。他們的新的認識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結果，而是通過自己痛苦的經歷和經過內心的激烈鬥爭得出的，因此值得格外重視。
　　 上面講了作家在蘇聯社會大變動時期的心態和思想的變化，可以說，他們的情緒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社會情緒。作家是社會各階層中最敏感的階層，他們常常能對社會政治生活中哪怕是不甚大的變化迅速作出反應。在兩個世紀之交俄羅斯最高領導人的更替，在他們當中激起了相當大的反響，上面已經簡單地提到一些作家對普京的看法，不過這隻代表一部分人的觀點，而就整個文學界來說，情況要複雜得多。有的人對這位新總統抱懷疑和不信任態度，繼續採取反對派立場，不斷對他的政策和措施提出批評；有的人認為他與葉利欽不同，對他抱有希望，相信他能領導俄羅斯擺脫目前的困境，因而消極悲觀情緒有所克服，少數人甚至表現出與當局合作的願望並付諸行動。不過作家們的思想情緒仍處於變動不定之中，如果俄羅斯社會的動蕩不安狀態不結束，他們的思想情緒不可能很快穩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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