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在台灣的腐敗統治：收復台灣 大發接收財

抗戰勝利後，台灣同胞沉浸於重回祖國懷抱的喜悅之中，從50年殖民地的桎梏解放出來的人民，像孤兒等待著溫暖的母親般等待著祖國軍隊的來臨。然而迎來的卻是一批貪官污吏和惡習敗紀的軍隊，國民黨政府在接收台灣時的種種倒行逆施，給台灣同胞帶來新的災難，以致台灣同胞對國民黨政府由希望轉為失望甚至絕望。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台灣同胞每時每刻都盼望回到祖國的懷抱。1945年10月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警備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率80餘人飛抵台灣，受到台灣人民的熱烈歡迎。10月17日，國民黨部隊在基隆登陸，受到來自各地久候的民眾歡迎。登陸部隊進入台北後，30萬市民夾道歡迎，並高唱《歡迎國軍歌》：台灣今日慶昇平，仰見青天白日清；哈哈，到處歡迎，哈哈，到處歌聲；六百萬人同快樂，簞食壺漿表歡迎。10月25日，盟國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於台北市公會堂（中山堂）舉行，臺澎地區的受降代表由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擔任，陳儀代表中國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主權之下」。會場外的廣場上，被前來爭睹盛況的民眾擠得水泄不通，群情興奮。為了歡慶回歸祖國，台北市社會各界舉行了盛大的紀念遊行。全省上下，到處張燈結綵。這種熱鬧感人的場面，足以用「如醉如狂」來形容。然而，沒過多久，這種回歸祖國的「狂喜」卻被失望、仇恨所取代。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加強對台灣同胞的統治，在台灣設置了「台灣總督府」。總督府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大權於一身，掌握了對台灣同胞生殺予奪的大權。在台灣同胞眼中，總督府是反動、專制統治的象徵。然而，國民黨收復台灣之初，不設省政府反設一個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公署，這套制度等於是照搬了日本治臺的「總督制」，使台灣同胞產生了「總督制度復活」的錯覺。而國民黨反動政權在接收台灣之初的種種腐敗行為，更令台灣同胞極度不滿。

    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後，雖然名義上給台灣人民參政的機會，而實際上卻以台灣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太深，又不懂中國普通話為藉口，把許多台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位之外。在行政長官公署9個處的18個正副處長中，只有兩個是台灣人；在高級公務員當中，臺籍人士所佔的比例也很小；在縣市長方面僅有3位是臺籍人士（台北市長遊彌堅、新竹市長劉啟光、高雄縣長謝東閔），且都是曾到大陸求學或工作再返回台灣的「半山」。國民黨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的各金融機構和大中型企業，也均由大陸人掌控。此外，許多接收大員還在機關之內大搞「牽親引戚」的用人作風，將台灣人從職位上撤下來，由一些毫無技能的「濫竽之輩」補缺。如農林處檢驗局局長葉聲鐘把一位具有30年經驗的臺籍技正弄走，然後由自己的姨太太來補缺；高雄市工業專修學校的一位劉姓校長，竟以不識字的岳父充任教員等等。不僅如此，即使有幸保住工作者，雖然做同樣的工作，大陸人的工資要比臺籍人高出許多，並享有後者不能享有的其他補助。久而久之，引起被排擠在工作之外的失業者及受歧視者的內心不平。

　　國民黨到台灣後由接收變「劫收」。從1945年10月到1947年2月，國民黨共接收日本駐臺的機關財產、企業財產、個人財產110億元舊台幣，各縣市30%的房屋和佔全省耕作面積20%以上的土地。這些企業、銀行、房屋和土地，有很大一部分是日本殖民者從台灣同胞手中搶去的，本應酌情還一部分給原主，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卻照單全收，台灣人無緣置喙。此外，一些接收大員到台灣專門接收金條、洋房、汽車、小妾和高位，中飽私囊，時人譏之為「五子登科」。五子意指：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對於接收大員們的「劫收」醜態，記者唐賢龍在「2·28事件」後不久，於南京出版的《台灣事件內幕》中是這樣描寫的：「自從國內很多人員接管台灣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的那一套戲碼統統都搬到了台灣」。吳濁流在小說《波茨坦科長》中則是這樣描繪的：男主人公范漢智，向他的新婚台灣妻子說：「台灣真是好地方，從重慶只穿一套西裝過來，不久就可以做百萬富翁。」這些紀實報告和小說活生生地表現了一些接收大員貪婪、醜惡的嘴臉。

    國民黨派到台灣的幹部，不乏清廉有能力者，但以權謀私、貪污舞弊者眾。1946年，大大小小見報的貪污案件屢見不鮮，其中比較大的有：任省專賣局局長的任維鈞，被人在《民報》上公開舉出證據的貪污金額就高達500萬舊台幣之多，但依然逍遙法外。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紙業印刷公司經理時，把幾部價值數千萬舊台幣的大機器廉價標賣，暗中又派代理人以極低的價格買入。李卓芝改調台北市專賣局長後，接任者發現此事，便向上級告發，但李卓芝僅被陳儀罵了一頓了事。台灣貿易局局長於文溪，被國民黨中央清查團查出貪污事實後，雖移交法院審理，但「錢能通神」，清查團走後，於文溪不久即從獄中放出。雖然於文溪最後被撤職，但在移交工作時，卻不僅把日本人留下的清單銷毀，而且把倉庫裏的存貨以一些莫須有的名目私吞，如謊稱食鹽被人民搶去１萬擔，紅土（好鴉片土）被白螞蟻吃掉70公斤，糖損失數十萬斤。不用細想就知道這些純屬謊言，1萬擔鹽需要多少人才能搶去？多少白螞蟻才能吃掉70公斤鴉片？且白螞蟻是否吞食鴉片？又如，台北縣長陸桂祥貪污５億元舊台幣的弊案被報紙揭發後，還沒等到長官公署派人去查，倒是台北縣政府突然發生一場大「怪火」，連續燒了兩天兩夜，先是把會計的賬簿單據燒得一乾二淨，再把捐稅處乾脆燒光，縣政府所有的接收、稅據等原始證據全被「火神」收去了，在無據可查的情況下，５億舊台幣就此不翼而飛。貪污盛行，造成台灣同胞對陳儀政權的失望與怨恨。

　　國民黨接收台灣後，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內戰，開始對台灣進行大肆搜刮，造成島內社會秩序混亂，物價飛漲，糧食奇缺，失業嚴重，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國民黨到臺後，將從日本人手中接收的237家企業、600多個單位，全部納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的27家公司來經營。另外，沿襲日據時代的專賣制度，國民黨當局不僅將樟腦、火柴、煙、酒等物品全部納入專賣，由官辦的專賣局經銷，還將鹽、糖、石炭等許多民生物資也由專賣局之外的機構來統一承辦，如鹽的專賣由「財政部」台灣鹽務管理局直轄之台南鹽業公司來承辦。甚至連毛筆、文具、教科書等都由省教育處主辦的台灣書店專賣，各機關團體若不從該店買文具書籍，會計處不予報銷。此外，與專賣局互為表裏的貿易局、運銷局、燃料調劑委員會等官方機構壟斷了全島工業產品的購銷與輸出，舉凡樟腦、米、糖、紙張、木材等重要物資，只有貿易局可以運銷島內外，進口貿易亦然，以致一些違法官商可以從中牟取暴利，受害、受剝削的乃是廣大的老百姓，從而極大地激化了台灣民眾與國民黨政權的矛盾。

　　1947年7月，蔣介石開始發動全面內戰，為準備內戰物資所需、徵集軍糧，將台灣大米輸往大陸，加之奸商的囤積倒賣，國民黨來臺不久，台灣就鬧起米荒。最先始於台北市，然後逐漸波及北部各地，之後就是中、南部，一眨眼之間全島各地都鬧起米荒。到了11月底，第二期稻作收成後，不但形勢沒有好轉，反而更趨嚴重。1937年以前，台灣的大米每斤為0.11元，抗戰期間為0.16元（配給價格），但國民黨接管台灣後，由於實行掠奪性的「田賦徵實」政策及將大批大米運往大陸，致使糧價急劇上漲，到1947年1月，大米1斤漲至13.4元，到2月20日竟漲至40元，國民黨接收台灣僅1年4個月，糧食價格上漲250倍，因無米可炊全家自殺之事常有發生。對於台灣米荒的狀況，戰後初期被派遣來臺的記者王思翔於1951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台灣二月革命記》中這樣寫道：「台灣本來是穀倉，1946年的年產量超過89萬噸，供本省人口糧尚有餘，但因軍用米佔了很大的比率，所以今春的米價反而比上海還高，甚至發生饑饉現象。苛斂誅求的結果，加速了農村的破產。被饑餓所迫的人們，年輕的成為小偷強盜，女人當了娼妓，光是盜竊就使牢獄超額，收容人數超過平常的三四倍。」

據統計，1946年，台灣兩季稻收成共640萬日石，台灣本省所需食米為500萬日石左右，剩餘的足可以應付任何意外或災患。出於內戰的需要，國民黨政府把從台灣徵收的大米和用肥料從農民手中換來的大米，全部運往蘇北和華北充軍糧了，這才是造成台灣2月中旬米價再次暴漲與危及人民生存的根本原因。由於米價暴漲，大鬧米荒，台北出現了一個「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在「2·28事件」的前二周（2月13日），即發生了台北市千餘人，聚集於華龍山寺口，整隊出發遊行請願，要求解決米荒問題。

　　受大陸通貨膨脹的影響，台灣也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陳儀接管台灣後，雖然採取特殊政策，繼續使用原有舊台幣，讓它和大陸幣制隔離，以避免受大陸經濟混亂的影響。然而，實際上，台灣無法斷絕與大陸間的經濟關係。戰前台灣銀行發行鈔票約8000萬元，1945年8月戰爭結束時，台灣銀行總發行額為14.3億元。陳儀來臺兩個月後，發行額劇增至20.8億元，1946年5月增至29.4億余元，1946年底增至53.3億余元，也即台灣銀行的發行額，自1946年6月至同年年底增加1.8倍。隨著紙幣天文數字般的氾濫，物價當然也就猛漲起來。台北市50種商品的批發物價指數，1946年比1945年增加260%，1947年又比1946年增加360%。台北市一斤白米的價錢由1945年8月的二毛錢漲到同年11月的12元，再漲到1946年2月的16.8元，再漲為1947年1月的80元。1945年11月至1947年1月，食品價格上漲6.3倍。其中最慘的是農民，肥料價格上漲高達270倍。另外，由於當時台幣與法幣採取的是固定匯率，即1元台幣兌30元法幣，於是貪官污吏、不法奸商和黑社會分子，便從各種渠道將法幣兌成台幣，在臺套購物資，運回大陸高價售出，使台灣的物資更加匱乏。

    百業蕭條伴隨的是失業人口增加。由於統制經濟，剝奪了民間企業的經商自由，加之官吏昏聵無能、貪污舞弊，致使大批官營企業或民營企業破產、關門，直接導致了經濟形勢的惡化。到1946年底，台灣官營、民營工廠，已有90%停工，造成大批工人失業。據1946年統計，台灣失業勞動者已達80萬人，佔全島人口的10%以上。另外，1946年以後，約有數十萬的留日學生、退伍軍人、軍屬陸續返臺，使得失業問題更加嚴重。失業人口的激增，形成了社會的重大壓力，社會治安迅速惡化，被生活所逼而淪為盜賊的日益增多，「2·28事件」爆發前的二三周，僅台北市大同區一個星期之間發生的偷盜案就有數十件之多。

    物資的缺乏，尤其是米糧的短缺，造成民生痛苦與社會不安。此外，國民黨當局還漫天要價地向台灣同胞徵稅，更使人民群眾怨聲載道。1947年2月中旬，由於糧食缺乏，各地發生了「搶糧暴動」。同時，島上街頭巷尾還出現了嘲笑國民黨政權的漫畫及宣傳。民間開始對國民黨的官員或士兵到酒樓、飯館白吃白喝進行抵制，甚至出現在大街小巷毆打「阿山」（外省籍的貪官污吏）及在偏僻處搶奪軍人槍支事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發生在蘇花公路上的一樁慘案。1947年初的一天，在蘇澳至花蓮的臨海公路上，一輛公共汽車在半途遇上一群軍人，這批軍人蠻不講理，要旅客下車，讓他們乘坐。司機和旅客不允，這些軍人便毒打司機，威脅乘客。司機見狀忽然改變態度苦勸旅客下車，司機駕駛滿載軍人的汽車急速衝向幾百丈深的懸崖絕壁，掉進太平洋。群眾集體反抗事件越來越多。如1946年上半年發生在高雄市郊區灣仔區內的農民集體抗租事件；1946年10月各地頻頻發生勞工「反對解僱」的示威罷工，如台灣鋼鐵公司、高雄制鹼廠、高雄水泥廠、台北煙草公司、汽車司機等紛紛舉行罷工。甚至連公務員也為要求改善待遇、反對政府拖欠薪金而進行罷工或遊行、請願。學生們則進行罷課，學生的領導者甚至主張用實力來解決問題。

    台灣回歸祖國才一年多的時間，台灣同胞的心情已從光復之初歡天喜地的熱望變成呼天喚地的失望，甚至瀕臨絕望，台灣同胞所累積下來對國民黨腐敗政權的憤怒正在尋找機會發泄。

    1947年2月27日黃昏，國民黨專賣局查緝私煙的查緝員傅學通、葉根德等6人在台北市延平路一帶抄查私煙時，查獲一名40歲的寡婦林江邁正在出售私煙，便將林婦的香煙和現款悉數沒收。林婦便以生活困難跪地苦苦哀求發還被沒收的錢、物，但傅學通等人不但不答應，還以手槍槍柄敲擊林婦的頭部，以致林婦頭破血流，當場昏倒。圍觀的路人看到這種殘暴行為，憤慨地一擁而上，把查緝員團團圍住，喊打之聲四起。被群情激憤的群眾所包圍的查緝員一看情況不妙，拔腿就逃，群眾則緊追不捨。為逃離群眾的包圍圈，查緝員便開槍亂射，一個在樓下觀看的市民陳文溪被射中，當場死亡，傅學通等則乘群眾慌亂之機逃進警察分局。群眾看到無辜的市民被射殺，群情更加激憤，蜂擁至警察分局，要求交出殺人兇手以正法，警察卻說已把犯人交給憲兵隊，民眾又趕到憲兵隊，憲兵隊卻說根本沒有這個犯人。憤怒的民眾又回到現場，將查緝員遺留下來的卡車，連同車上緝獲的香煙，全部放火燒掉。
由於案件未得到解決，2月28日清晨，憤怒的群眾便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懲罰殺人兇手」。沿途的民眾陸續加入，使整個遊行隊伍達到數萬人之多。他們高喊「打倒陳儀」、「打倒貿易局」、「實施台灣高度自治」等口號，並沿街敲鑼打鼓通告罷市。全市商行，立即響應，全部關門閉戶，學生則全部自動罷課。漸漸地，群眾的憤怒情緒已無法控制，遊行示威轉化為暴力行動。他們行至太平町一派出所前，該所警長黃某欲上前加以制止，受阻而激憤的民眾便將其圍住痛打，並衝入派出所內，搗毀所有物品。之後，遊行隊伍又向專賣局台北分局挺進，衝進局內打死該局職員2名，傷4名，並將局內的香煙、酒、傢具、現鈔，甚至汽車、自行車等都搬到街道上當眾焚燬，一時火光沖天，整整一天都沒有熄滅。下午，遊行隊伍又轉赴長官公署陳情請願。由於長官公署四周已經佈置了大批武裝部隊阻止民眾接近，激昂的民眾不顧哨警的制止就衝了進去。突然公署樓上有機關槍向民眾掃射，瞬間6名民眾倒地，其中4人喪生，2人重傷，人群便迅速躲閃。但不到一個小時，分散的人群突然瘋狂起來，許多激憤的民眾對身穿中山裝的貪官污吏追打，焚燒他們的汽車，其中為數不少的外省人公務員被毆打，真正的暴動由此開始。

    為了平息民眾的憤怒，解決各地民眾的暴動，3月1日，台北市參議會邀請「國大代表」、「國民參政員」及省議員等組織「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並建議行政長官陳儀籌組「2·28事件處理委員會」。3月6日，「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中指出，「2·28事件」的發生「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行政長官陳儀一方面對「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意見和改革綱領虛與委蛇，另一方面則電請蔣介石派遣整編21師的一個加強團來臺「鎮壓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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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門政府曾指控國民政府貪污7.5億美元。
有人指於這個指控出自於NEW TIME

據聞當年日本戰前常攻擊國民政府
這樣材料多如牛毛

考證歷史不從某些人的片面之詞
及宋子文後來機密資料解密
大概可推敲一下大概

杜魯門這段指控究竟有無充足憑據

相關資料:不為人知的四大家庭
http://blog.china.com/u/070815/70924/200711/13221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