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民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 從紐西蘭民主談中國政治改革

作者:西風瘦馬　日期:2010-08-18 09:45:27　　來源:紐西蘭聯合報

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已經證明，民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民主制度可以使最少的人受到傷害。紐西蘭一百多年的民主發展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從威權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將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那些以為只要引入西方的民主選舉機制，中國就可以迅速走上民主之路的想法，實屬一廂情願。

　　中國在經濟領域與世界接軌之時，政治體制無法獨善其身。當今的中國，官僚主義和腐敗之風越趨嚴重，地方官員與民眾的對立情緒日漸緊張，樓市等資產泡沫越來越大，再加上重大自然災害頻頻發生，這些潛在的不穩定因素纏集在一起，將可能引起社會動蕩。

　　中國的政治改革迫在眉睫。共產黨採取經濟上改革開放，政治上郄長期維持現狀的政策，無疑是自掘墳墓，最終將重蹈國民黨當年在中國大陸所走的官僚資本主義的覆轍。

　　紐西蘭民主制度的啟示

　　1853年，紐西蘭舉行首次國會選舉，人民有權當家做主。1893年9月19日，總督格拉斯哥勛爵簽署選舉修改條例，使紐西蘭成為婦女行使民主投票權的第一個國家。

　　經過一百多年的民主發展，紐西蘭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在當今工業化席捲全球，環境污染嚴重之時，紐西蘭仍能維持良好的生態環境，全賴成熟的民主制度所賜。

　　在民主制度下，紐西蘭人民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區議員、市議員和國會議員都是通過民選產生。從1935年起至今，工黨和國家黨兩大政黨輪流執政，相互制約。現在國會中的其它小黨-行動黨、綠黨、毛利黨、進步聯盟黨等小黨代表了社會中各自的少數族群和階層的利益。

　　從2007年起，紐西蘭已連續三年獲得「世界最清廉國家」的稱號。至今為止，只有兩位國會議員因腐敗被控入獄。一位是行動黨前國會議員唐娜‧阿瓦蒂‧瓦塔，另一位是工黨前國會議員菲利浦‧費爾德。

　　然而，民主並非十全十美。它除了導致社會效率低下外，還會造成國家資源的巨大浪費。相當一部份紐西蘭人並不羨慕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也無意加速追趕鄰國澳洲的經濟步伐。他們滿足於現在的生活方式，對國家借錢過日子毫不介意(截至2009年9月30日，紐西蘭政府的凈債務為212.5億紐元，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1.8%)。

　　在現行的政治體制下，總理約翰‧基似乎很難提升振興經濟。面對全球蕭條的大環境，政府開源難，節流更難。在一部份國民堅決反對有條件開礦的示威遊行后，執政黨唯有將計劃擱置；國家黨提出的任何削減福利開支的措施都很難實施，因為選民不希望任何現有的利益受到損害。三年一次的大選逼迫使執政黨急功近利，甚少對國家的長遠發展進行規劃。紐西蘭與澳洲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外債也越借越多。

　　奧克蘭市政府曾耗時多年推動的「東區走廊」高速路工程計劃最終在一部份人的反對聲中被迫下馬；奧克蘭Waterview和Mt Roskill兩區之間一條長4.5公里的道路工程爭議多年，方案一改再改；備受爭議的「反掌罰法修正案」雖然被勞民傷財的公投否決了，但最終未政府也沒有採納。距離紐西蘭主辦2011年世界盃橄欖球賽已不到一年的時間，一個大型活動慶祝中心的地址至今仍無法確定。民眾意見不一，各級政府都打著民主的旗幟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沒有多少官員真正在乎工程是否能按時完成。

　　另外，「混合比例代表制」(MMP選制)是民主發展過中程出現的一個怪胎。MMP選制的本意是希望最大限度地照顧到小黨和少數選民的利益，但這個選舉制度在實施中郄出現了事與願違、本末倒置的結果。

　　紐西蘭自從1996年起實施MMP以來，屢屢出現小黨「綁架」大黨，多數人必須「屈服」少數人意志的怪現象。民主的本意被扭曲，國家的經濟發展遭拖累。MMP讓政府施政效率更低下，國家建設中出現的內耗加大，人材流失越趨嚴重，經濟發展每況愈下。假如紐西蘭有朝一日步冰島後塵破產，則MMP制就是壓倒紐西蘭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其實，紐西蘭人在追隨德國人選用MMP時忽視了重要的一點，德國MMP制是建立在日耳曼民族的勤勞基礎之上。

　　總而言之，紐西蘭人為民主訴求耗費納稅人數以萬計血汗錢的事例比比皆是，因民主出現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形隨處可見。這也難怪許多華人常常對紐西蘭民主制度下的低效率和巨大資源的浪費感到無奈，甚至憤怒。

　　東西方民主意識的差異

　　東方人濃厚的封建意識是接受民主思想的最大障礙。封建思想以血緣為紐帶，以親屬遠近為等級，以個人為中心。封建思想中最常見的表現是等級觀念、包辦思想、封屬特權。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使封建思想早已深深烙在中國人的潛在意識中。

　　西方人堅信天賦人權。他們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並非只限官員和平民，同時也包括父子在內的家庭關係。東西方人在民主意識方面的差異，可以從耳熟能詳的《國際歌》和《東方紅》歌詞中看出。《國際歌》宣稱「從來就沒有救世主」，而《東方紅》郄唱到「他(毛澤東)是人民的大救星」。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沒有取得圓滿的成功，並不是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所致，而是受西方民主影響而孕育出來的種子在中國這個封建社會的土壤上無法生根發芽。

　　中國歷史上的統一主要是靠暴力和專制的結合。沒有暴力和專制，中國就如同一盤散沙。長久以來，這種觀念不僅深深地扎在統治者心中，也讓平民百姓對暴力和專制之說習以為常。

　　「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並非只給中國送去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紐西蘭也同樣催生了「紐西蘭共產黨」(簡稱CPNZ)。1921年3月成立的「紐西蘭共產黨」在初期活動中並沒有受到紐西蘭人的重視。直到三十年代初，「紐西蘭共產黨」才在經濟大蕭條中吸收了上千名黨員。在至今長達七十年的時間裡，「紐西蘭共產黨」在政壇上從沒有佔據真正的地位，它只是一個極不起眼的小黨。「紐西蘭共產黨」之所以一直沒有受到紐西蘭人的青睞，乃因選民對其暴力學說不感興趣。

　　不過，「紐西蘭共產黨」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領導的失業工人抗爭運動一直被後人傳頌。2009年上演的電影《暴動人生》，再現了當年陷於經濟大蕭條中，紐西蘭勞工階層的貧困生活狀況；講述了以吉米‧愛德華茲為首的共產黨人組織勞工以及失業大軍為爭取自身權益而抗爭的故事。這部由政府資助拍攝的影片還首次重現著名「皇后大街暴動」的真實歷史。紐西蘭人遵重歷史，公正和客觀地評價紐西蘭共產黨在1930年代的積極作用，從另一個側面顯示了紐西蘭人較高的民主意識。
中國封建社會遺留至今的另一個惡習，就是為官者只能上，不能下。面子比生命還重要。但在紐西蘭，政治人物上上下下實屬平常事。2001年10月，國家黨黨魁比爾‧英格利在上台後，力薦海歸才一年的約翰‧基進入國會。2003年10月，英格利因大選失利被拉下馬。2006年11月，約翰‧基成為新一任國家黨黨魁。約翰‧基原來的上司英格利成為了副手，彼此上下級關係調轉，但兩人合作愉快，並順利帶領國家黨於2008年上台執政。

　　西方的民主選舉過程無論有多麼激烈，一旦塵埃落定，各方都會理性地接受選舉結果。這一點充分體現了西方人的包容及法治精神。在1999年大選中，優先黨僅獲得4.26%的選票，沒有跨過進入國會的門坎，但由於黨魁溫斯頓‧彼得斯在陶朗加選區險勝，使得優先黨避免遭受全軍覆滅的命運。在陶朗加選區的34,245張有效選票中，彼得斯得到了10,225票，比第二名的國家黨的候選人凱瑟琳‧奧里根僅多出63票。選民坦然地接受了差距極小的選舉結果，沒有人提出開箱驗票，也沒有政黨呼籲重新選舉。

　　反觀東方的民主選舉彷彿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2004年的台灣選舉，連宋以兩顆子彈影響選舉為借口，不服計票結果，集結群眾舉行抗議活動，警民衝突不斷。藍綠雙方都將下台看作是世界末日的來臨。

　　有一位來自台灣的朋友曾告訴我，紐西蘭選舉法漏洞太多。例如，在大選投票日當天，選民在沒有攜帶選舉卡投票時，只要說出姓名和住址即可，而無需提供任何身份證明；如果打算讓某個選區的候選人勝出，住在不同選區的支持者可以在一個月前湧入該選區租房，屆時就可獲得這個選區的投票權。事實上，正是因為紐西蘭人有著良好的民主意識和守法觀念，法律條文的規定才顯得寬鬆。

　　今年6月，習近平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紐西蘭時，綠黨黨魁諾曼博士在國會門口打出西藏雪山獅子旗，且口中不停地高呼「西藏自由」。隨後，他大肆渲染受到中共保安的攻擊，期望借用民主的旗幟提高個人和綠黨的支持率。然而，諾曼博士利用特權之舉只是受到其它政黨的冷嘲熱諷，並沒有贏得民眾的同情。在隨後的民調中，綠黨的支持率不升反跌。選民良好的民主素質，令一些政客的笨拙表演難以達到目的。

　　民主的本質是平等的自由，而其前提則是遵紀守法。中國人由於深受封建思想的侵蝕，法制觀念淡薄，只追求自身的自由，卻忽視了彼此的平等。

　　在紐西蘭，中國特色的免費試工不知何時開始在華社中悄然試行；華裔老闆支付給員工的薪水少於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不是個別現象；僱員加班沒有分文補助費用在華人圈內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奧克蘭華人社團有將近百家之多。為了爭奪會長一職，時有一些讓人匪夷所思的鬧劇發生。千奇百怪的惡鬥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爭奪會長寶座。民主選舉不但成為這些團體的裝飾品和幌子，也被一些人當作沽名釣譽的遮羞布。一些常把民主和自由掛在嘴邊的人，使出的招數卻帶有濃厚的封建意識。

　　每到大選來臨時，一些華裔精英穿梭於各政黨之間，四處討價還價。他們抱著「有奶便是娘」的心態，追求個人的最大利益。這些人從政不是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從基層開始，而是抱著「烏鴉變鳳凰」的心態，希望一舉成名，光宗耀祖。

　　在2008年的大選中，華社出現了一些違背選民意願的競選策略，導致民主的本意被扭曲。華裔候選人之間的爭執，「領老人投票」的風波都讓紐西蘭人對華裔選民深感不解。封建思想作怪，使中國人在紐西蘭這個百年民主老店的選舉活動完全變味走樣。

　　中國從來都不缺乏民主鬥士，但當他們走到一起時，總難逃脫內訌的命運。海外民運人士的發展歷史始終貫穿著「內鬥」。他們為「爭權奪利」斗得頭破血流，為「分贓不勻」撕破老臉。

　　1999年1月8日，在美國華盛頓國會眾院的「聽證會」上，王希哲在美國媒體面前挑戰魏京生和劉念春，上演了一場「同室操戈」的鬧劇。雙方隨後口誅筆伐鬧到了美國的「公堂」，在洋人面前打起了「官司」；圍繞「民聯」、「民陣」合併為「民聯陣」的「惡鬥」，王若望身心疲憊，含淚敗下；王炳章、徐邦泰等人有關《中國之春》雜誌也曾鬧到美國法庭上。

　　1989年的「六、四」悲劇從另一側面曝露出中國人在追求民主過程中出現的極端性，「寧為玉碎，不為瓦全」。2010年 5月，泰國軍隊與紅衫軍在街頭髮生的流血慘案，也證明了在國民缺乏民主素質的情況下，民主制度不可以直接照搬到發展中國家。泰國人和中國人一樣都缺乏民主制度中的妥協、包容及法治精神。

　　亞洲民主發展的反思

　　台灣的民主發展故然可喜，但也不得不看到，經歷了陳水扁執政的八年之後，台灣整體經濟江河日下。現在的台灣民主選舉不斷，紛爭不停，內鬥不止，折騰不休。台灣的立法院已經成了兩黨立委肉搏的擂台，民進黨對國計民生法案總是為反對而反對。實行民主制度的台灣沒有效率，議會不斷空轉。如果沒有中國大陸的大力援助來舒緩經濟危機造成的壓力，台灣恐怕連未來翻身的本錢都沒有了。陳水扁今天的下場，不但是他本人的悲劇，也是台灣選民的悲劇。台灣式民主沒有減少貪污，反而讓貪污變得肆無忌憚。台灣走上民主之路沒錯，問題在於步子邁得太快。

　　時至今日，一些台灣人已經開始反思這種民主亂象。有台灣網友表示，「台灣經過十多年來的民主實驗證明：「台式民主制度」淪為既無效率又荒唐的政治鬧劇；在台灣人民的民主素養未臻成熟之前，或許再回復到過去「一黨獨大」的制度，才是今後台灣該走的路。」

　　並非只有台灣人檢討民主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美國國際事務專欄作家佛里曼最近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寧願看到美國實行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就是一天也好，讓所有重要的法案一次通過，並且執行到底，也不要所謂的「一黨民主」，徒有民主的空架子」。他的觀點有違西方民主的精神，但卻道出了對民主感到無奈的另一面。

　　放眼亞洲，在過去半個多世紀，日本和南韓的經濟騰飛並不完全是由民主所賜，更多的是來自國民的自尊心和民族的凝聚力。菲律賓曾被美國人譽為亞洲民主的櫥窗，但美國式民主制度與菲律賓的政治文化相結合，產生出菲律賓現在的民主怪胎，一個曾經是亞洲的富國如今變成了貧窮國家。
西方國家從來都沒有將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的新加坡看作是民主國家。李光耀的大兒子李顯龍總被認為是世襲式的傳承了總理，小兒子李顯揚和夫人何晶都在政府屬下機構擔任要職。在西方人眼裡，無論怎樣看，新加坡都更像李氏的家族企業。

　　新加坡的《國內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時「不經審判」就可以「無限期拘禁」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新加坡政府除了把反對黨領袖給告到破產之外，也會用公共建設來施加壓力，讓選民不再投票給反對黨。

　　不可否認，新加坡雖然被指責為非真正的民主國家，但它經濟持續繁榮，人民安居樂業。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對新加坡情有獨鍾。2010年7月，國際調查機構蓋洛普一項針對135國的26萬人的調查顯示，新加坡在「潛在凈移民指數」的排行榜內名列第一，約有800萬名外國人打算移居新加坡。

　　「社會主義」早已名存實亡

　　194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毛澤東向世界宣告，中國已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並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共產黨認為，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

　　1958年，由於中蘇出現意識形態的紛爭，毛澤東提出了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歷史階段的學說。

　　1978年底，鄧小平正式放棄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大膽引進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為了名正言順地推進經濟改革，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

　　一些學者曾質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下社會主義的預備階段。由於沒有「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補充，這個「理論」似乎並不完整。其實，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過是為名存實亡的社會主義找來的一個借口罷了。以當時中國的政治氣氛來看，任何人都不敢公開挑戰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為避免被人質疑而墜入無休止的爭論中，鄧小平非常技巧地用此加以變通。

　　目前中國這種非社會主義、非資本主義的體制與其說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倒不如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初級階段」。由於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步伐極不協調，中國很有可能演變成「權貴資本主義」，而非進入社會主義的中級階段。

　　在中國老一輩的共產黨領導人當中，只有鄧小平一人敢於挑戰權威，擺脫教條和僵化思想。他提出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摸著石頭過河」和「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等名句言簡意賅，通俗易懂。尤其是為香港回歸制定的「一國兩制」構想，更是顯示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領導人現在應該公開和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大部份-馬克思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內容實際上早已被鄧小平拋棄。「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創造者」的論調已被證明是無稽之談。馬克思主義的精髓-「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更是與現代民主發展的趨勢背道而馳。難怪現在有人質疑，「共產主義」是一個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恩格斯早年提出來，但晚年拋棄的命題。

　　德國人遺忘了馬克思主義，俄羅斯拋棄了列寧思想，中國人不應仍死抱著腐朽的理論不放。新加坡如今實行的到底是什麼主義，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沒有相關論述，列寧的《怎麼辦》里也找不到準確答案。中國領導人與其相信過時的理論可以像數學方程式一樣解答各種社會問題，倒不如發揮自身的聰明才智，尋求有效的解決之道。

　　當富士康公司員工的十三連跳讓世人震驚之時，胡錦濤在六一兒童節和孩子們一同唱起了《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愛祖國，愛人民，鮮艷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冷酷的現實與夢幻般思想教育的脫節正是富士康公司員工悲劇發生的問題所在。中國正處在政治改革的十字路口，百廢待興，這種陳舊的口號與現實生活矛盾的現象比比皆是。

　　中國領導人應該拿出勇氣，放棄「社會主義」的假像，否則，共產黨將深深地陷入政治理論自我矛盾的泥沼中，加劇人民群眾對其領導的信任危機。

　　政治改革勢在必行

　　中國第二代領導人排除重重阻力，推開了長期封閉的國門，讓中國的經濟與世界接軌；第三代領導人為中國的經濟騰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第四代領導人現正處在內憂外患的十字路口，政治改革議題無法迴避。

　　當今的中國，出現個別的貪腐現象並不奇怪，但可怕的是監督制度失靈，貪腐已在各級官員中泛濫成災(鄧玉嬌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目前的國際形勢日趨複雜，各國與中國的經濟摩擦不時出現，邊境糾紛麻煩不斷，美國對中國的圍堵也已逐漸成形。西方一些國家利用西藏、新疆、台灣製造矛盾，這些地區成為隨時都可能引爆的定時炸彈。

　　中國領導人必須從根本上尋求應對措施，以政治改革為突破口，改變以往見招拆招的被動的局面。

　　近年來，中國共產黨內因腐敗下台的官員級別越來越高，貪污金額也越來越大。中國政府雖然打擊腐敗的決心很大，但效果並不顯著，其中的原因主要有：

　　一‧監督機制失靈，懲治力度不夠。只有改革對權力的監督機制，使制度架構真正形成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才能有效遏制腐敗。反腐敗絕對不能只寄希望於任何人的道德修養，必須依靠制度約束人性貪婪的一面。

　　二‧缺乏輿論監督機制。中國現在的媒體只是地方官員吹噓政績的工具，沒有成為揭露腐敗的利器。

　　三‧各級紀委沒有起到有效的監督作用。受體制的局限，紀委缺乏權威性和獨立性，難以起到應有的阻遏作用。

　　四‧官員薪資相對較低，權力之下的金錢交易誘惑太大。政府應引進新加坡成功的高薪養廉體制度，以此減少貪污現象的出現。

　　中國的高官因貪污和腐敗被繩之以法讓人民看到了共產黨肅貪的決心。但不可否認，這些中箭落馬的官員中有一部份只是權力內鬥的犧牲品，肅貪並沒有對所有官員起到阻遏作用。中國政府只有從制度上入手，多管其下，才能從根本上阻止貪官一再挺而走險。
當共產主義理想出現泡沫化后，中國人在短時間內很難再輕易相信任何政治理論和道德說教。中國的執政黨與其循規蹈矩地推出各項政治口號，倒不如參考胡適的《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更有效。

　　宗教信仰對共產黨而言，一直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問題。中國政府以往採用的高壓政策總是讓簡單的問題變得複雜，不但自身的國際形象受損，而且無形中增加了對立面，同時也為西方國家提供了討價還價的籌碼。政治改革是解決因宗教信仰產生諸多問題的唯一方法。

    從古至今，民眾上訪都是一個政府清廉程度的晴雨表。共產黨只有下決心解決官場上的腐敗現象，才能減少民眾上訪壓力，清除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得人心者得天下」。為了避免台灣漸行漸遠，大陸政府僅僅依賴軍事力量的阻遏只會適得其反。現在採用的經濟拉攏政策也只是餵飽了台獨份子，讓他們有喘息的機會，對兩岸統一未必完全起到正面作用。共產黨只有實行政治改革，縮小兩岸政治體制的距離，才能收服民心。馬英九上台，只是為彼岸的領導者贏得了一點時間，他和國民黨根本無法阻止台獨勢力的發展。中國大陸只有以軍事為後盾，用政治、經濟力量收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之效，達到制止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目的。

    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是不爭的事實。一個經濟、軍事強大，但政治不穩定的中國對美國的長遠利益構成潛在、不確定性的威脅。中國要想化解美國的圍堵不能僅依靠軍備競賽，只有早日進行政治改革，朝民主方向前進，縮小政治及經濟改革步伐的不協調性，依靠政治和軍事的雙重力量瓦解困境。

    《開國大典》與其說是歌頌新中國的誕生，倒不如說是反諷現今的政治現狀。影片對國民黨當年腐敗的鞭撻，不就是對現在執政黨的一個警示嗎？馬英九對台灣的最大的貢獻就是讓國民黨脫胎換骨、重新贏得了民眾的信任。共產黨應該吸取國民黨貪腐下台的教訓，借鑒馬英九改造國民黨，與黑金政治劃清界線的經驗。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口號提出至今已超過20年，但共產黨說得太多，做得太少。一場「六、四」風波讓執政黨對政改心生恐懼，鄧小平當年有關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緊箍咒至今沒人敢解除。其實，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及氣氛下，鄧小平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舉對穩定中國大局，避免社會出現動蕩有著一定的現實作用。

    鄧小平當年如果不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旗破解中國人對毛澤東的迷信，中國的經濟改革就不可能展開。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今天的中國領導人應該拿出勇氣挑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緊箍咒，否則，政治體制改革只是一句空話。

    改革需要有一定的民眾基礎，更需要政治人物的推動。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愛爾蘭總理雷諾斯、以色列總理拉賓、巴解領袖阿拉法特，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等的成功之舉都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現又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上，政治改革的阻力與當年鄧小平所面對的經濟開放的阻力類似。第四代領導人要想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就應大刀闊斧進行政治改革。如果共產黨不剷除黨內滋生貪腐的土壤，不管雙規多少違紀官員都不能根本解決信任危機問題。老百姓對政府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拖」只會加劇問題的嚴重性。

    共產黨黨內民主的改革也迫在眉睫。各級組織要真正營造暢所欲言的氣氛，為官者要有基層民意的支持，而非只是一味地向上級負責，唯有這樣才能杜絕任人唯親、阿謏奉承的風氣。各級黨委書記直接選舉機制應該引入黨內，以此選賢舉能，否則「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為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等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民主國家重要的標誌之一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新聞媒體對國家權力進行監督和批評，贏得了「無冕之王」、「第四種權力」等美譽。

    中國新聞媒體的顯著的特點是新聞言論高度集中和統一，缺乏獨立性。幾乎所有重要的報刊雜誌都是執政黨或政府的機關刊物。中國執政者無非是擔心一旦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這個權利很有可能會在「市場化」的口號下受到金錢的支配，被海外政治勢力利用，導致混亂，甚至動搖執政地位。看看新加坡是怎樣對待言論自由，也許對中國執政者有所啟發。李光耀對待詆毀的辦法是利用法律的手段，將別有用心者告上法庭，讓法律將其制裁。

    事實證明，輿論對於貪腐是一把成本最低和最有效力的監督利器。僅僅有制度，沒有輿論監督，反腐敗也不可能取得實質效果。

    每屆政協會議雖然開得轟轟烈烈，但娛樂性多過政治性。共產黨應該解決政協委員缺乏民意，民主協商缺乏制度保護等問題。政協委員首先應能起到將基層民意反饋給政府的作用，這樣才有可能從「政治協商」向「協商民主」的過渡。

    鄉鎮直選、城市街道直選應加快落實，而非停留在口頭上。這種可控的政治改革不但可以緩解社會矛盾和衝突，也可以讓中國人有機會體驗民主活動。

    中國的政治改革停滯不前，一直是海外華人心中的痛，也是部份海外勢力制衡中國的利器。現在的中國人並非失去了追求民主的熱情，只是歐洲共產國家的分裂，「六、四」悲劇帶來的後遺症，給不少中國人增添了對未來民主發展不確定性的擔憂。

    西方國家希望中國走向民主，但他們並不在乎結果。中國人期盼民主，前提是不要國破家亂。以中國的現狀而言，走向民主最穩妥的方法是改革，而非革命。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實行的休克療法風險指數太高，不宜中國仿效，和平演變才是最佳方法。

    那些試圖神化民主的人，也許忘記了希特勒也是由德國人民選舉上台的。我對中國最終走向民主沒有任何異議，但問題是採用何種步驟？西方列強從未放棄對中國的貪婪之心，一個動蕩和混亂的中國是世界上各種政治勢力分瓜中國的最好時機。歷史就好像一面鏡子，它能讓我們從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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