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O 夏佑至：熱死了人，誰負責

2010年08月05日07:27南方網

夏佑至 媒體從業者

時速350公里的高速鐵路沒有投入運行的時候，鐵路已經開始提速，當時流行的說法叫「中國速度」。我至今對那種速度的提升記憶猶新。如果坐火車從南京到上海，最快需要2小時50分鐘，比今天的高鐵足足慢了一個多小時，但已經讓人心滿意足了——要知道，我在滬寧線上坐過全程8個小時的慢車。

快和慢是相對的。滬寧線提速之後，我再沒有坐過8小時的慢車。3個小時的特快已經夠快了，何況票價47元，比高鐵車票低了99塊錢。我們當然可以跑得更快，但考慮到票價上升的幅度，節省下來的時間顯得過於昂貴。在經濟學上，這叫邊際效用遞減；政治學上也許應該叫「中國模式」。

「中國速度」升級成「中國模式」，「快」是關鍵。用一個常見的說法，中國用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300年才走完的路。以前我們為此感到自豪，如同慢車上的乘客換上了特快，速度讓人對世界產生了新的體驗，讓物質改善變得可以感受。然而，加速的過程如果沒完沒了，我們就乘上了一架永遠處於騰空狀態的飛機，慣性把我們壓在座椅上，失重的感覺揮之不去：時速100公里，時速300公里，時速350公里……如果不想變成地球的一顆衛星，一直加速下去，又有什麼快樂可言呢？

如果快就是快樂，壓縮餅乾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沒人愛吃壓縮餅乾，可除了速度，很少有別的方式能展示「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快」總是官員和媒體總結城市超常規擴張建設經驗時提得最多的東西。

中國已經有不少城市可以進入世界上最大、最新和最豪華的城市名單，當然有資格把自己的歷史說成一塊壓縮餅乾，但這塊壓縮餅乾里的生活是否快樂，或有沒有像看上去那麼快樂，則是另一碼事。「用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300年才走完的路」，這種說法給人一種錯覺，以為速度就是一切，速度乃快樂之本。其實快不是快樂之本，反而常是悲劇的起因。

今年夏天高溫酷熱，濟南市城鄉建設委員會7月初發了通知，規定高溫天氣下戶外作業施工工地須限時停工。7月31日到8月1日，濟南果然大熱，中暑患者眾多，多人送到醫院后死亡。據《東方早報》統計，死亡至少21人，多數是建築、環衛等行業戶外作業的工人。

既然有通知，為什麼還會有建築工人大面積中暑和非正常死亡？因為「快」如此重要，無法阻擋和干預，所以通知並沒有強制性。「施工單位如果問，『假如我耽擱了工期，誰來負責？』」，濟南市城建委一位工作人員說，「我們無法回答。」

這位工作人員很善於設問，也很善於回答自己的問題。他沒有反過來設問，「如果熱死了工人，誰來負責？」記者探尋這個問題的時候發現，隨同120急救車來醫院的陪護人都不願意透露自己和病人的工作單位和地址；死者「所在單位」一欄均寫著「無」，最多只是在職業一欄中寫上了「工人」或是「農民工」字樣；試圖聯繫採訪工友或是親屬，但均遭到拒絕；最後，他聯繫到了「山東省和濟南市有關部門」，仍然「沒有得到確切答案」。

城建委其實是個很有實權的部門——尤其是拆遷的時候，但城建委很難讓自己的通知真的生效，要求工地停工——即使這可能會熱死人。濟南城建委主任田莊年初總結工作的時候說，「去年一年是濟南市歷史上拆遷力度最大的一年，共拆掉了669萬平米的建築。近700萬平米是什麼概念？接近一個小城市。」建設的速度必須和拆遷的速度媲美，因為濟南市要建成「120平方公里的東部新城，120平方公里北部小清河沿線特色城區，以及210平方公里的東部現代化新城區。」城市對「快」的追求毫不含糊，也毫不遮掩。所以，對「熱死人誰來負責」這個問題，「快」是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在壓縮餅乾一樣的歷史里，人的生死變得無關緊要。在速度的作用下，我們學會了遺忘——遺忘的速度和「大拆大建」一樣快。我在網上搜索了一下，發現不是第一次看到濟南市建委主任田莊的名字。3年前，原濟南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段義和炸死情婦一案的起訴書里，曾有這樣一段文字：「2001年和2004年八九月間，段義和為原濟南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田莊晉陞濟南市建委主任提供幫助，兩次收受田的財物摺合人民幣4.6萬餘元」。誰還記得這些呢？在欣欣向榮的城市裡，官員的污點就像熱死的工人，遲早會被忘記的。

混賬統治者，幾千年以來
最名副其實的治國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