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止謠言的根本辦法是充分的言論自由

南京天然氣爆炸案死亡人數過百是個謠言，但有必要那麼重的刑法去懲罰造謠者嗎？如果造謠是說謊話誤導公眾輿論，我們的政府幹的還少嗎？大躍進，3年自然災害，文革，捏造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隱瞞濫殺伊拉克阿富汗無辜，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封鎖和捏造新聞，等，我們沒有看到任何這樣的政府和媒體被刑法處置。似乎，為了國家而造謠就是可以豁免。正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如果說謠言威脅社會安定，要消除謠言，用嚴峻法律，並不起作用。當年64大連肖斌，不過傳播了謠言，就被判處徒刑，那麼今天這些謠言製造者和傳播者哪裡還記得肖斌是誰？造謠和傳播謠言是人類的天性，尤其在沒有言論和信息傳播自由的地方，小道消息或者謠言是一般人的唯一的可靠信息來源，因為大家都明白，政府控制的媒體只告訴政府想告訴大家的信息，而他們不願意告訴的信息，才是最關鍵真實的東西。謠言止於智者？不是這樣的，任何智者，在長久的虛假信息和消息封鎖下，必然喪失對信息真偽的判斷力。結果是大家對獨家信息從全信逐漸變成全不信。中國的狀況就是這樣。

如果，任何消息都有不同立場傾向的媒體報道，有眾多獨立個人（好事者）或組織去核實探究，那麼即使某個報道是謠言，也容易被其他報道給糾正。一個有正常智力的人，完全可以綜合不同的報道得到事情的真相。是的，每個人看到的都是局部，如同每個瞎子都只摸到大象的一個部分，不過如果我們把所有瞎子摸象的報告綜合起來，就得到了整個大象的信息。那個瞎子摸象的寓言，從來都是被曲解的。看到局部不可怕，並不愚昧無知，可怕而無知的是不去摸象而自以為高明地去嘲笑摸象的人的人。在言論自由的社會裡，總是謠言和真相相伴，不能只相信任何獨家，而是要比較鑒別，自己發現真偽。在這種充分自由消息透明公開的前提下，才能根本上消滅謠言。你想啊，沒有任何組織，個人，媒體喜歡說話沒有人信，尤其政府不願意成為不可信任的（離倒台不遠了），你可以在消息里摻假，但你要冒造謠而信譽破產的危險，那麼造謠傳謠這個事就會非常小心，那麼你的公信力必然提高，謠言生存的周期和破壞力就遠小於沒有言論和信息自由的社會。

如果真的有敵對勢力企圖滅亡我天朝，那麼他們最好的武器就是製造謠言。我們英勇的安全機關，必然會被各種惡意誹謗，玩笑，嘲笑的謠言所淹沒而無暇他顧而讓敵對勢力大有可趁之機。亡黨亡國不遠矣。如果是言論自由的，那些謠言必然在好事的，吃飽了沒有事乾的（習主席語錄）眼睛賊亮的廣大人民群眾面前紛紛瓦解，我們的公安安全機關才能完全不用理會這些雞毛蒜皮的謠言，把矛頭對準敵對勢力本身。

我這個可是小罵大幫忙啊，蒼天可鑒。

回復 1# iamcaibird

在言論自由的社會裡，總是謠言和真相相伴，不能只相信任何獨家，而是要比較鑒別，自己發現真偽。在這種充分自由消息透明公開的前提下，才能根本上消滅謠言。

回復 1# iamcaibird
中國謠言：從「挖眼煉銀」到「共產共妻」



2010年08月02日10:37成都傳媒集團—看歷史
[導讀]中國一百多年來的動蕩不定的社會環境，給不同的集體心理的形成提供了土壤。而這種集體心理環境又很容易成為謠言傳播的溫床。
小道消息——影響中國的謠言

1891年，一則謠言傳遍了長江流域——西方洋教士在中國挖眼以煉取白銀。在中西對峙，相互猜忌的心理環境下，這條看似荒誕不經的謠言立刻點燃了千百萬民眾的怒火，他們在無人指揮的情況下，毫無顧忌地採取集體行動。揚州、蕪湖、丹陽、無錫、江陰、陽湖、如皋、九江、武穴、宜昌等多個地方的教堂被砸爛、燒毀，教堂內的物品遭到哄搶，有些西方傳教士還因此斃命。

湖廣總督張之洞對此素手無策，他將此統統歸結為愚民們不辨是非，盲目輕信所致。但他無法解釋，這種「挖眼煉銀」的說法不但為目不識丁的底層民眾所相信、傳播，在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士大夫階層也同樣大有市場。

張之洞並不知道，遠在萬里之外的法國，社會學者古斯塔夫•勒龐正在針對大眾心理和集體行為展開研究，他後來在1895年出版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寫到，無論是誰，也不管他的生活方式、職業、性格和智力有多麼不同，一旦他進入到一個有著集體心理的群體中，就容易被集體心理的行為特徵所左右，「群體中的個人不再是他自己，他變成了一個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孤立的他可能是個有教養的個人，但在群體中他卻變成了野蠻人——即一個行為受到本能支配的動物，他表現得身不由己，殘暴而狂熱」。

勒龐是基於對法國大革命的考察，得出關於群體心理的諸多結論的，但是這些特徵無疑具有了跨時代和跨民族的意義。

1911年，滿漢猜忌以及對滿清立憲失望的集體心理，讓一條「搜捕剪辮漢人」的謠言引爆了辛亥革命的槍聲。1928年，基於對新成立的國民政府的陌生和恐懼，又能讓中山陵合龍需要「攝取兒童靈魂」的謠言在南京城中大行其道。

中國一百多年來的動蕩不定的社會環境，給不同的集體心理的形成提供了土壤。而這種集體心理環境又很容易成為謠言傳播的溫床。在社會發生重大變遷時，社會秩序開始紊亂，各項事態的發展變化迅速。人們憑直覺感到社會將發生重大事變，普遍處於一種焦慮、躁動不安的狀態。人們對社會的現狀和未來將做出種種猜測，於是到處議論紛紛，奇談怪論層出不窮，以訛傳訛的流言和謠言開始四處擴散。

謠言襲來，往往引發大的社會風波。在一場大謠言的背後，不是簡單的荒誕無知在作祟，更是一種集體心理的表達。而對待這種集體心理表達，則成為擺在當政者面前的雙刃劍，處理得當，則成為社會重建的契機，而稍有不慎，又常常會引起社會崩塌，甚至引發嚴重的政治後果。

1950年，新政府對「末世謠言」的處理以及1976年「四人幫」對「總理遺言案」的追究，可以看作處理集體心理的兩種典型案例。

一部「小道消息」的歷史，不僅僅是百年來中國社會的動蕩史，更是一部百年來中國的集體心理變遷史。
1891年：謠言製造的「聖戰」
本刊記者┃何書彬

當外國教會在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時，一場針對傳教士的謠言宣傳戰也在醞釀之中。孔夫子信徒與耶穌之間展開的「聖戰」，深刻地影響到這個國家的走向。

1891年的夏天，英國倫敦會華中區主持人楊格非在漢口、長沙、宜昌等地的城牆和城門上看到了很多反教揭帖，其中一些甚至非常具體地針對他的傳教活動。比如有一段文字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他的「門生」如何利用妖術姦淫婦女：「（教民）口中有青煙出，燈光忽大，群女子衣服皆自褪……」

所有在華的傳教士都明顯地感到，他們已經被無所不在的謠言所包圍，在這些謠言里，他們干盡了迷姦婦女、給井水投毒、拐賣兒童、刨挖墳塋、私藏軍火等壞事。

其中最讓一般民眾感到恐慌的，莫過於傳教士「挖眼剖心」的說法，說是傳教士會施展妖術挖取中國人的眼睛，用以製藥或煉銀。

傳教士把他們搜集到的反教宣傳品寄回本國，幾乎所有人看了都「切齒憤恨」，西方各國在華公使也為這些宣傳品的四處流布而憂心忡忡，美國駐華公使田貝說，它們正在「系統地煽動仇恨」。

與此同時，田貝的擔心正在長江流域一步步地變成現實，1891年成了西方在華教會夢魘般的一年，被謠言鼓動的民眾衝擊了揚州、蕪湖、丹陽、無錫、江陰、陽湖、如皋、九江、武穴、宜昌等多個地方的教堂，把它們砸爛、燒毀，並搶走一切可以搬走的東西。這些教案總稱為長江教案，構成了「義和團事件」以前最為嚴重的反教事件。

■ 「鬼叫該死」

在英國駐漢口領事嘉托瑪的協助下，楊格非開始尋找這些謠言的來源。不久后，他就發現長沙是個製造謠言的「大本營」。

楊格非先是獲得了兩本名為《鬼叫該死》的印刷品，在這個極富攻擊性的反教檄文中，基督教被直呼為「鬼叫」，「鬼叫都有妖術，切得婦人們崽腸子奶尖子、孕婦胞胎、小孩子腎子，他拿去賣與商人配製照相的藥水，熬煉銅鉛，每百斤銅鉛熬出八斤銀。凡從叫（教）的死了，鬼叫不準親人近前，要由他殯殮，他把眼睛刻了去，也是賣去配藥……」

在曆數「鬼叫」的種種罪惡行徑后，作者破口大罵，鼓動人們去衝擊教堂：「你們看鬼叫連王八婊子不如，該死一萬年不足。既這樣該死，為何中國人偏要從他入叫哩？」

《鬼叫該死》來自長沙，作者周漢是一名湖南寧鄉的士紳，曾擔任左宗棠的幕僚，積功升至陝西候補道。從1884年起，周漢寓居長沙，同時開始撰刻各種反教宣傳品，總數達到三四十種。

不僅如此，周漢也督促親友一起來鼓動反教，比如「自教其諸子皆習刻字，專刻詆洋教之書」。在周漢倡議下撰刻的反教宣傳品，總數更是達數百種之多。

除了語言通俗的《鬼叫該死》，為了更直接地鼓動起目不識丁的一般民眾對洋教的仇恨，周漢還撰刻了圖文並茂的《謹遵聖諭辟邪全圖》，活靈活現地展現了傳教士「挖眼剖心」的種種場面。

這些反教檄文從長沙散布出來后，再經過各地的層層復刻，總的散發量便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其中《鬼叫該死》一書，僅在湖南就散發了80萬冊，在整個長江流域的散布數量更是難以計數，最遠的居然散播到了新疆。

早在4年前，田貝就注意到了一本名為《辟邪紀實》的反教作品，當時這本書已經散播到了北京一帶，它的作者崔■也是一名湖南人，與周漢是寧鄉同鄉。

出現於1861年的《辟邪紀實》看上去是一本專為讀書階層而寫的反教作品，但是作為早期的反教檄文，此書的「重要性」卻不言而喻，它彙集了關於傳教士的種種流言，並且還用「供詞」的形式把這些謠言寫得生動可信，比如：「小的是山東歷城人，父母早故，並無兄弟，二十一歲在廣州跟官，從黃老坤學得天主教。他教小的畫符在手上，到街市隨意向小娃兒頭上一拍，小娃兒便迷著了，只見前面一線有光，三面都是黑暗，即隨了我走。引到僻靜地方，剜了眼睛、心肝、腎子，賣與洋人做葯……」

幾乎和《辟邪紀實》同時，在長沙還出現了一份《湖南合省公檄》，該檄文一一列舉了天主教的虛妄和危害, 鼓動士農工商各色人等「拔劍同仇」，「反教拒夷」。

以上兩本書後來成為眾多反教檄文和匿名揭帖的題材庫和藍本，伴隨著它們的廣為流傳，中國民眾的恐慌和在華外國人的不安情緒都在一天天地增加。

■ 傲慢與偏見

1891年的反教謠言並不是突然出現的，它們之前在中國已長期存在。傳教士和中國士紳在接觸時，雙方都表現出來的傲慢與偏見更是助長了這些謠言的滋生。

1858年《天津條約》簽訂后，基督教獲取了在中國內地傳教的權利，傳教士開始大量湧入中國的窮鄉僻壤，以天主教來說，到1870年，歐洲各國派來250名傳教士，1885年上升到488名，1900年則達到886名。

與傳教士人數增多相應的是教會影響力的迅速擴大，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加入了教會，或者開始接受教會提供的教育。僅在耶穌會管理的江南代牧區，據當時的報道，在1878-1879年時就有了345所男學校和6222名男學生，213所女學校和2791名女學生，到19世紀的最後幾年，也就是《鬼叫該死》等反教檄文廣為流布的時候，天主教在江南的學生數量已經超過了1.6萬名。

在此之前，中國的大門曾對基督緊閉了一個多世紀。1724年，雍正皇帝下令把基督教列為禁止傳播的教派，從此之後，中國的人口成倍地增加，基督教徒的數量卻越來越少。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羅馬教皇曾哀嘆說：「教會（在中國）可能在幾代人的時期內不復存在。」

蓬勃發展的傳教形勢鼓舞了西方人的熱情。1868年，擔任中國第一個外交使節團團長的前美國公使蒲安臣出使美、英、法、普、俄諸國，他極力地鼓動西方人「到中國去」：「中國歡迎你們的商人，歡迎你們的傳教士，要求你們的傳教士把光輝的十字架插到中國的每個山頭和每個山谷中。」

然而現實卻和蒲安臣的熱烈宣揚正好相反，在華傳教士的形象在中國卻一點都不「光輝」。

當一名普通中國人想起這個神秘的宗教時，往往把它和同樣被禁止的白蓮教相提並論，以為基督教里也充斥著幻想和妖術。

傳教士和中國的士紳互相敵視。在傳教士看來，中國人祭拜孔子屬於偶像崇拜，相信「求雨」和風水更是不著邊際的迷信；在中國士紳看來，基督教則在本質上就是就是邪惡的，如果任憑這些「異端邪說」傳播，將導致「聖賢之道」的敗壞和社會秩序的顛覆。

一些傳教士的傲慢言行更加深了中國士紳們的這些印象。倫敦會的傳教士艾約瑟這樣描寫1851春天他的一次遊歷：「我們到江灣去參加另一次盛大節日……這裡立即聚集了大群聽眾，我們告訴他們搞迷信是錯誤的，他們的儒家學說有很大的缺陷，然後我向他們約略說明了基督教的偉大之處。」

中國士紳用更為傲慢的姿態來應對傳教士的言說，他們把基督教直斥為「邪教」，把傳教士等同於「禽獸」，同時製造謠言讓民眾去攻擊教會。

如果追溯源流的話，會發現這些流言的出現毫不奇怪。在明末，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剛剛進入中國時，基於這個宗教的神秘感和本土秘密教門帶來的印象，許多人懷疑利瑪竇會鍊金術；著名思想家顧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一書中，也載有天主教「烹食小兒之說」。

天主教會「挖眼」一說，最早可見於雍正二年湖北黃岡人吳德芝所著的《天主教書事》一文，其中寫到天主教會挖掉瀕死或已死的中國教徒的眼睛；被稱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也煞有介事地寫道，「聞夷市中國鉛百斤可煎文銀八兩，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

這些傳聞經過湖南士紳添油加醋的潤色，變得更加可信了，加之一些天主教儀式帶給普通中國人的神秘感和想象，比如懺悔、臨終塗油以及為臨死的嬰兒施洗的儀式，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相信天主教就是不折不扣的邪教了。

■ 教案潮

崔■、周漢都參加過湘軍，他們念念不忘湘軍領袖曾國藩那一篇氣勢磅礴的《討粵匪檄》，在那篇檄文中，曾國藩號召所有讀書人都應該起來討伐天主教，「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

在這樣的情況下，崔■、周漢都認為自己是在為捍衛名教而進行一場「聖戰」。

一股隱藏在地下的力量此時也悄然出頭，開始和士紳們一起散播「挖眼」謠言，不過他們的目的顯然是和士紳們不同的。

太平天國運動之後，長江下游省份的人口大量衰減，江蘇、安徽兩省的人口甚至減少了一半，隨後，眾多的兩湖居民遷居到長江下游成為「客民」，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流民社會，哥老會等會黨勢力快速滋長，其中夾雜著湘軍裁撤後留下的大量兵勇。

這些兩湖籍的哥老會成員通過口耳相傳、張貼匿名揭帖的方式，一邊散播傳教士「挖眼」的謠言製造恐慌，一邊尋找藉機漁利的機會。

1891年三月二十日，有人站在揚州鴻文巷聖母堂前「大肆咆哮」，說他妻子被天主堂「迷害」了。圍觀的人群中，有曾經看到反教揭帖者，有相信咆哮者所言為實者，「同聲附和，嘈嚷喧鬧」，人群越聚越多，五六千人開始衝擊教堂，打毀了教堂的圍牆和後門。幸虧地方官員率兵趕來，騷亂才沒有擴大。

三天後，教堂方面搬運行李，又被疑為是見了揭帖后「心虛」了，要轉移從中國人身上挖取的心臟和眼睛。群情於是嘩然，人群衝進了教堂，打、砸、搶。接下來在蕪湖、丹陽、無錫、江陰、陽湖、如皋等多個地方，又連連發生了多起衝擊並焚燒教堂的事件。

在蕪湖，教堂的大門被砸開后，法國傳教士夏鳴雷、滕伯祿以及美以美會的傳教士華約翰從後門逃走，上了一條太古公司的輪船，上船之前，他們親眼看見教堂正燃起熊熊大火，人們在瘋狂的搶劫。他們還觀察到：「在亂眾之中，有兩三個穿著體面的漢人指揮破壞教堂。他們每人手執小旗。在中國，他們揮舞旗幟如此熟練，表明他們可能是屬於某個秘密結社的。」

不久后，兩江總督劉坤一拿獲了一個名叫曹義祥的湖南人，他的供詞把揚州、蕪湖、丹陽等多起教案的發生經過展現了出來。曹義祥供稱：光緒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曾是營勇的哥老會頭目蔣桂仿等人來到他家，商議如何發洋財，幾人一起擬定了一個方案： (一) 預備匿名揭貼，揭露傳教士「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的罪行；(二) 「遍處張貼」，製造聲勢， (三) 「鬨動眾人」，衝擊教堂； (四) 儘快脫身，逃離現場。

仔細考慮之後，他們把「鬧教」的首站定在揚州。一來在揚州有洋財可發，當時揚州及附近區域共有教堂十餘座，教產極多；二是在揚州易於製造教案，從1867 年12 月到1889 年7 月，揚州天主教的育嬰堂共收嬰兒2 414 名，其中1 603 名受洗后不久即死去，死亡率超過66％（據傳教士康治泰統計），眾多揚州民眾早已是對此「積疑生憤」。

揚州教案后，蔣桂仿等又雇船前往蕪湖、南京、鎮江、丹陽等地，每到一地，他們就如法炮製，散布傳教士「挖眼剖心」的謠言，鼓動民眾「放火燒毀教堂，就可除害！」但是輿論並不認為哥老會是製造教案的罪魁禍首，當人們為教案的發生尋找原因時，矛頭再一次指向了那些撰刻反教檄文的湖南士紳。原因很明顯，在湖北武穴等沒有跡象顯示有哥老會的「蓄謀」的地方，也接連發生了教案，就在於謠言使得當地居民對教會憤恨已久。

1891年4月29日，武穴居民發現一個教民肩挑4個女孩送往教會，遂對他起了懷疑，突然有人叫道：「幼孩是送入教堂剜眼蒸食的」，頃刻之間，人群糜集，瘋狂地沖砸、焚燒教堂，兩名英國人被人用石頭砸碎頭顱，當場斃命。

事後湖北地方官員抓獲了兩名「正凶」，倆人在供詞中都承認，是聽信了傳教士挖人眼睛的「傳說」后，非常憤恨，以至於焚燒教堂，追打洋人。

對此，英國《泰晤士報》在一則評論中說：「1891年，長江一帶連鬧教案，湖南人不得辭其咎」；各國公使指名要求懲處周漢以儆效尤，德國公使巴蘭德甚至以發動戰爭來威脅，讓清政府禁止反教宣傳品的傳播。

湖廣總督張之洞感受到了事情的棘手，一方面他認為：「各省鬧教之由，實由匿名揭帖最為禍首，挖眼殘害諸事，有圖有歌，謠傳一播，愚民竟謂目前真有是事，有觸即發。」另一方面，他不知該如何處置周漢，因為他得知，長沙的讀書人普遍對周漢「多所推重」，而且有人揚言，若周漢獲罪，士民就要把長沙城內七十餘家教民殺害。

斟酌之後，張之洞採取了折中的辦法：將長沙城內曾刊刻過反教宣傳品的幾家書鋪查封, 將從各地民間收集到的各種反教宣傳品全部銷毀，同時將周漢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 守舊與維新

在「謠言製造工廠」被關閉后，轟動一時的長江教案遂逐漸平息。1895年後，在「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下，再加上一批開明官紳的倡導，長沙的形象大變，從「守舊」變為宣揚維新變法的中心，曾以「衛道」為己任的湖南官紳喊出了新口號：「其守(舊) 愈篤者, 其變亦愈誠；吾湘立, 則中國變；吾湘變, 則中國存。」

而周漢還是「矢志不渝」，並且給自己起了一個新名號：「大清臣子周孔徒」，繼續努力傳播反教檄文。張之洞對他終於忍無可忍了，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三月, 張之洞致電湘撫, 要求將周漢「速行懲辦，以遏亂萌」， 建議將其發配。次日, 再電湘撫稱「周漢狂悍可恨」，主張監禁。

周漢不服，他指責的矛頭已經從傳教士倒向了維新派的湖南官紳：「究是何國之臣子，何人之徒乎？」 他表示：「忠臣孝子服從本國君父之教，至死不變……服從他國之教，萬國萬世所共惡。」

這些指責讓地方官員十分惱怒，但又無法駁斥，畢竟天下還是大清的天下，於是他們尋找周漢的「別項劣跡」，給他定了一個「瘋癲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長期監禁了事。

儘管對周漢的處理宣告結束，但周漢所散布的謠言卻並未平息，它們穿越中原，向華北廣大的平原地區散播，最終在數年之後，促成了1900年那場針對外國傳教者更加激烈的運動。■

光緒二年的剪辮恐慌

光緒二年（1876年），北京人都驚惶地看管著自己的辮子。傳說有「白蓮教匪」驅遣紙人，於暮夜之時剪人的辮子，被剪者的魂魄即被收去，生命危在旦夕。

當時的美國駐華外交官何天爵注意到，當時的人們「無論賢愚，也無論男女老幼，都由於興奮和恐懼而失去了正常理智」。他還列舉了許多傳聞案例：有人突然感到後腦勺一陣冰涼，辮子就不見了；有人在街道上與陌生人講話，突然陌生人消失了，該人的辮子也不見了；有人看了某個外國小孩一眼，他的辮子就不見了……

時任兩江總督的沈葆楨奏稱，這場剪辮恐慌最早出現在南京一帶，當年三四月間，南京要修建一座橋樑，卻傳出了承攬工程的石匠為了順利合攏橋樑要收生人之魂以加固橋墩的謠言，並很快傳到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南方省份乃至京城。

一些被懷疑用「妖術」剪辮的「匪徒」被官府抓獲后供出天主教，希望能藉助地方官員對教會的忌憚而逃脫牢獄之災，這樣導致的後果是本來與剪辮恐慌「並無干涉」的教堂成為民眾發泄不滿的出口，並在皖南、蘇南、江西、湖南等地引發了多起教案。（何書彬整理）

>> 清末，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佈道。在《鬼叫該死》的反教檄文中，基督教被直呼為「鬼叫」。圖/FOTOE

>> 清末民初，陝西漢中，一群在教會孤兒院內遊戲的孤兒。所有在華的傳教士只要和孩子在一起，就常被傳為「拐賣兒童「、或者希望對這些兒童進行「挖眼剖心」。圖/FOTOE

>> 1897年，法國畫刊「Le Petit Parisien」以封面故事的方式刊載法國醫生在廈門行醫的圖畫。當時由於天花流行，教會推廣種牛痘，以服務鄉梓，廈門得風氣之先，率先接納西醫。圖/FOTOE

>> 1917年-1919年，教會創辦的女子學校，教室后牆上掛有耶穌像。在1878-1879年時就有了345所男學校和6222名男學生，213所女學校和2791名女學生，到19世紀的最後幾年，也就是《鬼叫該死》等反教檄文廣為流布的時候，天主教在江南的學生數量已經超過了1.6萬名。圖/FOTOE

>> 1914年，廣東東莞，外國傳教士在麻風院看望麻風病患者。圖/FOTOE


武昌三日：謠言下的革命
主筆┃庄秋水

參加這場偉大起義的士兵，並不全是革命黨人，有許多是在謠言四起的氣氛中捲入兵變，並且成為歷史的製造者。

這一年是辛亥年。

湖北省城民眾過了一個冷冷清清的中秋節。此前，武漢三鎮風傳革命黨人即將舉事，像13—14世紀的漢人那樣，秘密聯合起來準備「中秋節殺韃子」。

省城市面蕭條。「食品漲價，銀元兌價上漲，七十五兩銀子換一百銀元，有時關平銀一百兩換一百四十六元左右。豬肉這幾天以內就要漲到三百文制錢一斤了。」江漢關稅務司蘇古敦在10月5日寫給總稅務司安格聯的信件中說。

■ 製造炸藥的人

此時，正逢四川「保路運動」風起雲湧。這年五月，新成立的「皇族內閣」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全國各地商辦鐵路將逐步收歸國有。六月，湖北省諮議局召開千人大會，反對清朝政府的鐵路國有。激憤的留日生江元吉割肉血書：「流血爭路，路亡流血，路有國存，存路救國」。 年初才創刊的《大江報》亦發表《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呼喚「國危如是，男兒死耳，好自為之」。甲午戰爭以後，十幾年來社會精英對新中國的渴望，以及日逐增加的革命能量，流血看起來不可避免。

這年7月20日，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將湖北陸軍十六協三十一標、三十二標開往四川，鎮壓四川保路風潮。如此，武漢守備空虛，人們藉著慶賀中秋，傳播著城內將要發生大變，謠言越傳愈盛。對那些身穿洋服或短裝打扮，或者剪掉辮子之人，人們投之以懷疑的目光。《漢口中西報》稱，擔驚受怕的武漢市民們害怕自己僅有的一些家產毀於戰火，紛紛把傢具器物搬遷到了鄉間。

政府亦如臨大敵。湖廣總督瑞■命令從閏六月（7月26日）開始，武漢刀店須取得營業執照，還需同行具保。刀店售賣的刀具要刻明牌號。凡是購買五把刀以上的顧客，須登記姓名住址。瑞■還命令各兵營提前一天慶賀中秋節，以防止士兵們在預定的起義日期離開營地。

此時，武漢有二十多個革命團體，其中同盟會的外圍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在湖北新軍中積極發展會員，一萬七千多名新軍中，竟有三分之一成為革命黨人或革命同情者。 「孫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我們能依靠工兵和炮兵。有一段時間，士兵們膽怯了，他們渴望起義反抗滿清，但不願明確承諾在確定的時間參加革命。我們多次舉行秘密會議，最後認為去誘導他們中的一些人參加革命的惟一辦法是威脅說，如果他們不參加就會被炸死。」一年後，成為湖北軍政府總監察的革命黨人劉公回憶說。這兩個激進的革命團體，在武昌開了多家旅社，作為聯絡點，在漢口租了密室，製造舉事所需的炸藥和旗幟。

中秋節總算過去了，革命黨人並未如傳言般舉事，儘管新的傳言說革命黨人還是要在十幾天後起事，但武漢總算是喘了口氣。

突然，一顆炸彈在城內爆炸了，武昌城內的空氣再度繃緊，猶如拉滿的弓弦。

10月9日下午三點左右，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弄堂里，伴隨著巨大的爆炸聲，突然冒出滾滾濃煙。據日本三菱商社漢口支店的職員內田顧一在當天日記里記載，鄰居看到三個中國人正在點火，燃燒一些箱子。此前關於革命黨舉事的傳言，使得鄰居警惕心大起，即刻飛報警察局。於是革命黨的地下工廠被發現了。

這起爆炸事件可謂非常偶然，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劉公的弟弟劉同從外面進到屋裡，在一邊觀看共進會領導人孫武配置炸藥，邊看邊抽煙，無意中落下一點火星，立即引致爆炸，把孫武的臉部燒傷。據學者朱純超、蔡樹暉在《寶善里機關炸彈史實考》一文中考證，爆炸現場唯有孫武一人受傷，而當時炸藥威力頗大，牆壁燒毀，連隔壁的房子也劇烈震動，為何劉同卻沒有受傷？共進會秘書長謝石欽也在場，他事後回憶，孫武用瓷匙和炸藥，由於用力過大，激發火花，引致爆炸。孫武在手稿里也說是自己調葯過急引發轟燃。

回復 3# huasendg
■ 「剪辮者死」

孫武被同志送到日本人開設的同仁醫院救治，俄國租界巡捕逮捕了劉同等三人。最為致命的是，巡捕也搜去了革命黨起義宣言、告示、旗幟、印信和地方革命黨人名冊。

革命黨面臨著一個抉擇。孫武等人猜想名冊被租界巡捕搜去后，一定馬上交給政府，政府很可能會按照繳獲的花名冊捉拿革命黨人。上了名單的革命黨人約有二百多人。而文學社的領袖蔣翊武恰好於此日回到武昌。他帶來同盟會黃興的建議，將起義推遲到十一月。但那顆爆炸了的炸彈讓大部分革命黨人極為不安。

10月9日下午五點，蔣翊武以臨時總司令的名義發布起義命令，派人分送各新軍標營，定在午夜12點，以南湖炮隊鳴炮為號，城內外革命黨人一齊舉事。不過，送信的革命黨人到達南湖炮隊的時候，士兵們早已就寢，信號炮從未發出。

此時，一則內容為「清政府正在捕殺革命黨人」的謠言，已經在新軍中流傳。事實上，從現有的一些材料可以證明，瑞■選擇了一種較低調的處理。警察並未按照花名冊大規模搜捕革命黨，而是集中搜捕革命社團的集會地點。蔣翊武和其他人剛開過會的武昌機關部也不能倖免，劉復基等三人被捕。

對劉復基、彭楚藩和楊洪勝三個革命黨人的處理很能說明瑞■的心態：他不想擴大事態。儘管指揮巡防營的首領滿人鐵忠主張全面清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但當其他新軍軍官建議毀掉花名冊，避免激發更大的衝突時，瑞■採納了這個建議。這天晚上，瑞■和鐵忠，武昌知府雙壽在督署連夜會審被捕的三位革命黨人。經過簡短的嚴刑逼供，黎明時他們就被處決。按照常理，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順藤摸瓜，進而將革命黨人趕盡殺絕，應該繼續審問，套取更多的黨人口供。

10月10日在大風之中迎來了黎明。前一天發生的事並沒有泄密，外國的通訊社和報刊記者都沒有到現場採訪。然而，市面上和軍中已經盛傳，清政府正在捉拿沒有辮子的革命黨人。這個謠言，因為被處決的三位革命黨都剪掉辮子而顯得頗為可信。尤其是早晨另一位被捕的三十標排長張廷輔也沒有長辮（他的家便是武昌機關部），這更增加了謠言的真實性。
■ 「捕殺漢兵」

在大風中飛播的謠言，刺激著新軍中剪去髮辮的漢族士兵。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在這年年初的剪辮風潮中剪掉了腦袋後面的那個象徵物。儘管瑞■只是下令搜捕革命機關部，關閉城門，取消士兵請假制度，以避免革命黨人互通聲氣，但是10日凌晨的處決行為，加深了在變亂時刻的恐怖氣氛。政府將繼續殺人，恐怕已經成了一種共識。一種可能遭遇大規模報復的恐懼情緒在新軍中蔓延，甚至謠傳說官員們正在編製所有漢族士兵的花名冊，將以革命黨罪名逮捕並懲罰所有湖北新軍的漢族士兵。

10日這天，瑞■電奏朝廷，武昌已經不動聲色地拿獲了「革匪」三十二人，成功地把一場禍亂消弭於無形。他的報告獲得了北京的表彰。毫無疑問，瑞■對自己的報告也拿不準，武昌、漢口並不安謐。但出於帝國官員一貫的報喜不報憂的心態，他還是彙報說此案破獲尚早，地方並未受害。

然而，他可能未曾預料到時局的發展已經不可收拾。前一天《漢口中西報》「本省紀聞」中呼籲：「此時必要之計，應在息謠言以鎮人心，免致滿城倉皇，根本搖動。」瑞■和革命黨人打的是一場攻心戰。

事實上，在辛亥年，人心是個關鍵詞。清朝政府的失控和信用破產，已經到了絕峭之境──激發了中國傳統的「天命」預言。天命可是中國人精神成分中都攜帶的命運定律，它有一種巨大的神秘力量，足以喚起人們的激情，忘記恐懼和理性，去干一些「掉腦袋」的事情。

此時，革命黨也在一片混亂之中，孫武在醫院養傷，蔣翊武為躲避搜捕逃竄，劉公藏匿漢口。文學社約定午後以吹出操號為信，武裝發難；孰料，當局偵知之後命令各營不準發號。舉事計劃再次流產。

一天之內，革命黨人兩次舉事計劃失敗，如果是在平常，很可能就會偃旗息鼓，然而，辛亥年10月10日的湖北省城，已經陷入了一種謠言催生的狂暴感情之中。不管有罪還是無罪，漢族士兵都害怕自己會在大清洗中丟掉性命，意識到投入叛亂比丟掉性命更合算。

於是，一則謠言經過奇妙曲解簡化之後，進入新軍士兵們的大腦，然後演化為行動。黃昏時刻，當工程第八營一個排長查哨時，發現有兩人攜帶武器，雙方發生了爭執，當他指責那兩人要「造反」時，造反真的發生了。企圖彈壓的軍官都被擊斃或打傷，此時，共進會員熊秉坤放槍為號，集合部隊，前去佔領楚望台軍械庫。嘩變的官兵們紛紛加入造反者的行列，步隊二十九標和三十標、城北的二十一協混成協工程營和輜重營響應起事，湧入城內。

這天，立憲派人士張謇正好到湖北籌辦大維紗廠。這位著名的實業家和新成立的「憲友會」（會員有梁啟超、孫洪伊、譚延■、湯化龍等人）是舊精英、新紳士。他們希望擴大政府民眾支持的基礎。「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化」讓他們感到被清廷出賣了。張謇公開說，這個國家正在土崩瓦解。

談完生意的張謇乘船東下。長天盡於低野，濁流滾滾，激起一江浪頭，船行江中，猶如枯葉在空中飛舞，只見遠處武昌城內火光衝天。

黎明時分，革命軍攻入督署，瑞■從后牆挖洞逃走，在張彪護送下逃到軍艦上。革命軍宣告武昌光復。上午，革命黨人尋到了黎元洪，擁他到楚望台，然後至諮議局，成立湖北軍政府。有人認為：「黎元洪的被選定，不僅僅是革命隊伍內部繼續分裂的產物，它也反映了這樣的事實：參加起義的士兵，並不全部是革命黨人。有許多是在十月十日謠言四起的氣氛中捲入兵變的。因為，參加兵變，似乎是最安全、最機靈可行的一著。這些兵士，對革命領袖並無忠誠感情，最易接受早就認識的軍官的領導。」（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 ■

孫中山逝世了

1924年5月13、14日，路透社連發專電：宣布孫中山因腦膜炎逝世，這一消息迅速在海內外掀起軒然大波。各界紛紛向報館探尋，此消息到底是真是假。在謠言發源地香港，英文 《商務日報 》和 《德臣西報 》率先登出「孫中山逝世」的消息。據 《德臣西報 》稱「中華民國元祖，及可稱謂中國最著名之孫中山，於今晨點半鐘在廣州逝世」。在上海，14日午後「孫中山逝世」的驚人消息即傳遍全市。上海 《民國日報》報館成了心存疑慮者探訪的中心。當時，上海各大報館俱已找出孫中山的肖像，趕製銅版，預備四邊加一個很厚的黑邊，第二天印在報上。一些心急的報館已經將孫中山肖像銅版發交排字房。一直到噩耗未曾證實，於是又從排字房將銅版撤回。5月16日，廣東警務處以造謠罪拘捕了路透社駐廣州訪員黃憲昭，謠言方告平息。庄秋水整理

>> 辛亥革命時，在武漢陣亡的革命士兵。當時很多漢族士兵都害怕自己會在大清洗中丟掉性命，意識到投入叛亂比丟掉性命更合算。圖/FOTOE

>> 1912年，南通街頭人們剪辮子，「剪辮子」成為革命的標誌。然而，在1911年，市面上和軍中盛傳，清政府正在捉拿沒有辮子的革命黨人。圖/FOTOE

>> 1911年，武昌起義革命軍。圖/FOTOE

>>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后，革命者在上海迎接孫中山回國，前排左三為胡漢民。圖/FOTOE

>> 清末，陝西漢中，辛亥革命爆發前數天，一群軍人蹲馬步訓練。他們的平靜之中，似乎看不出一場動亂正在醞釀。

攝魂：1928年中山陵巫術恐慌
主筆┃庄秋水

一樁發生在南京的攝魂謠言，引發了市民持續近兩個月的大恐慌。而此時，正值國民政府興師北伐的敏感之際，作為新首都重要政治象徵的中山陵，卻被捲入了妖術風波。

1928年3月，江南剛剛進入煦暖的早春。

國民政府的新首都南京城裡，突然颳起了一陣風：許多十歲上下的小孩胸前都懸掛上了一個紅布條，上面寫著一些奇怪的歌訣。譬如「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當；快快回家轉，自己背石板」；「你造中山墓，與我不相干，一叫你魂去，再叫你去當」。

市民們傳言，有人正在收攝孩童的靈魂。在孩子們身上佩戴這種被稱作「石和尚」的符咒紅布，就是為了避免他們的魂魄被攝走。

■ 妖婦攝魂

自從上年蔣介石「四•一二」清黨，建立新的國民黨政府，南京作為首都已近一年。南京特別市宣傳科在報紙上刊發標語，號召市民們幫助市政府建立「藝術化」、「科學化」、「平民化」的新南京。

三月底的一天，住在下關一帶的姚張氏帶著一歲多的兒子坐馬車去了城東，轉了一圈之後回到了城西北的家中。當晚，孩子開始發燒。姚張氏以為早春料峭，小孩子受了寒氣，便請大夫抓了驅寒的葯。然而，第二天小孩高燒不退，開始嘔吐，身上還出現了類似淤青的斑點。姚家人開始驚慌。姚張氏原本是姚家女傭，因少奶奶沒有生育，做了姚家少爺的二房，這才為姚家添了一個男丁。當他們得知姚張氏頭天帶小孩去了城東，頓時感到大禍臨頭。一向很少出門的姚張氏，不曉得南京城裡，正在流傳著一個駭人聽聞的事件。

據說，從1925年開始修建的孫中山的陵墓即將完工，石匠需要160個童男和160個童女的生魂以合上龍口。為了得到這些童男女的靈魂，市政府正在進行戶口和學齡前兒童調查，要把小孩的生日時辰報上去。南京東門一帶，已經有好幾個孩童被攝走靈魂而夭亡。姚張氏的兒子三天後也死了。姚家人悲痛欲絕。街坊鄰居對此更為恐慌，中山陵攝魂的謠言逐漸在全城蔓延。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正在進行二次北伐，翻看這段時期南京的報刊，充斥著政府的北伐宣傳，頭版社論，宣言標語，以及軍事勝利的消息。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頻頻受到國府嘉勉，3月23日，他寫下《北伐與民眾》 呼籲民眾支持北伐，這場戰爭「不特本黨的成敗所關，實為我國的興亡所系」。

4月初，南京城裡的攝魂謠言有了新內容：前方需要陰靈助陣，所以政府派了許多妖婦出來施行妖術，攝人靈魂。那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神秘妖婦，身邊攜帶著藥瓶、符■、小針等攝魂工具，出沒於南京的大街小巷，隨時準備走向無辜的受害者。

4月13日傍晚，南區剪子巷育嬰堂的姚屠氏行走在街巷之中，被一個婦人用手一指，她覺得頭暈，至今卧床不起。這個名叫倪王氏的婦女當場被巡邏的警察帶走。這一天，南京市公安局還接收了一起攝魂作案人。「妖姑」董李氏被皮殷氏扭送到了警署，後者指責她使用邪術，摸了她兒子的頭部之後，她的兒子就開始發熱。

兩天後的一出攝魂事件讓謠言變得愈發可信，在市民間引發了更大的恐慌。

白蘭花家住閘口，她八歲的兒子在街口與夥伴們玩耍。有一個婦女走到他身旁，摸他的頭，問他叫什麼名字，還給了他三塊麵包。然後，這個婦女轉身離去。孩子的臉色立刻變成了紫色，四肢不再動彈，身體僵直。憤怒的路人追趕這個邪惡的婦人，終於在擺渡口追上了她，扭送到警局。警察從她身上搜出了兩個玻璃瓶，裡面分別藏著紅色和綠色的絲線、紙人。這個婦女身上，再沒有別的東西。這位婦女說，她收一個人的魂，要花費50元，如今她所收靈魂已經收支平衡，即便因此死去，也沒有什麼遺憾了。

■ 謠言四起

南京的空氣中都是謠言的味道。

市民們把自己的孩子藏在家裡，自己也盡量減少外出。小些的學校，兒童自動退學，市立小學一度也要到了停課的地步。

事實上，這類事件並非首次發生。在1916年，浙江杭州也因為普查學齡前兒童而引致一場謠言。在那場攝魂風波里，風傳7至14歲的兒童，會被招去魂靈定木樁，鎮壓錢塘江水，以便鋪設鐵路。謠言激起了市民的憤怒，他們鳴鑼聚眾搗毀學校，打傷教師，直至官兵出面彈壓，局勢才穩定下來。與引起1916年杭州攝魂謠言的原因相似，此次南京攝魂恐慌最早亦是與市政府調查學齡兒童有關。這兩起攝魂恐慌中，那些害怕政府建設新學校而丟掉飯碗的私塾先生，不僅僅牢騷滿腹，甚至散布和助長攝魂謠言。

南京市政府的處理如今看來富有理性和建設性。當謠言剛開始傳播之際，南京市社會調查處馬上報告教育局，請教育局通令各小學，細緻耐心地向學生家長解釋調查學齡兒童的意義，打消他們的疑慮，以此闢謠。4月2日，南京特別市教育局召開了擴大會議，會上提議印發廣告，解釋調查戶口和學齡兒童，純是為了市民利益，辦理市政，興辦教育，以此消除市民的誤會。很快，教育局就發了一張白話布告，解釋中山陵需要小孩靈魂之事純是謠言惑眾。

教育局長陳劍■也親自上陣，為該局做調查的良好動機「鳴冤」：「如果我們不曉得學齡兒童是多少，我們如何知道要辦多少學校，要請多少教師，以及要需要多少經費等……不料正在實施當中，竟發生許多笑話出來」。他還反駁那些攝魂與學齡兒童調查聯繫起來的謠言：「如果世界上，是真有妖邪惡劣的當道，要著你們的小孩子的命或靈魂，還來公開地調查么，早就秘密的捉將去了。」

特別市市長何民魂在教育局布告發表后，親自到南門外詢問佩戴紅布條的孩童，查問謠言所自何來。4月9日，市政府特地發布第881條政府令，要求教育局勸止孩童們胸前懸掛紅布。

事實上，中國人歷來認為，人之生，是為魂魄的相合；而人之死，則意味著魂與魄的相分。民間百姓最恐怖的莫過於「勾魂鬼」，因為靈魂一旦離去，人便要死了。吳越之地，尤其信鬼神，重淫祀。兼之從南北朝以來佛教文化興盛，轉世、輪迴等靈魂觀念早已深植人心。是以每逢歲時節慶和神靈誕日，吳地的民眾就要到廟宇中去叩頭祭拜， 或抬著神靈偶像四處巡遊，驅除邪祟。 占卜、看相、算命、求籤、扶鸞、講僮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成分。1909年，作為預備立憲的一項基礎工作，官府開始戶口調查工作。結果，江蘇許多地方流傳官府調查戶口， 是要查清每個人的生辰八字，是要把被調查者的靈魂賣給洋人修建鐵橋。謠言廣泛流傳，激起了慌恐不安的鄉民們和官府的對抗。鄉民群毆調查員、搗毀調查員住宅、撕毀調查冊、拒釘門牌、毀壞自治局所和學堂，甚至與官兵發生武裝衝突，民變覆蓋了江蘇絕大部分地區。（因反對調查戶口的民變遍及全國10個省區，共計69次，其中江蘇居首位，佔37起。）

如今，南京特別市政府與之對抗的是民眾內心深處的觀念。那些歌謠和神秘讖語，喚醒了民眾心理上的狂熱激情。群體的一個普遍特徵就是極易受人暗示，正如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所說，「群體通常總是處在一種期待注意的狀態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過相互傳染的過程，會很快進入群體中所有人的頭腦，群體感情的一致傾向會立刻變成一個既成事實。」

■ 妖術恐慌

教育局完全合乎邏輯的解釋所起的作用看來頗為有限。4月中旬以後，妖婦攝魂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由於此時攝魂謠言中的受害者不再限於孩童，南京城裡的成人也紛紛在身上掛一個紅布口袋，裡面裝上茶葉、桃樹葉、生米和七小塊婦女月經布，以此來辟邪。

南京市民陷入集體性的幻覺之中。

4月16日，李高氏經過馬巷口一家燒餅店，她發覺自己迷路了，於是向店主問路。燒餅店主卻突然全身打起了寒噤，身體麻木僵硬。一個賣油條的婦女正好經過，也猶如魔怔了一般，昏迷了過去。

像李高氏這樣的普通南京婦女，在1928年4月，突然成了眾矢之的。和1768年妖術大恐慌下的民眾反應一樣，南京市民的矛頭指向了社會底層的流動人口。那些平日里走街串巷的三姑六婆，儘管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卻一貫是受歧視的角色。她們過分熱情的言辭和誇張的表現，看上去和攝魂妖婦有天然的聯繫。

於是，民眾見到這樣的婦女，開始是扭送到公安局；到後來發展到群情洶洶，南京街頭，行人動輒被飽以老拳。一個女人僅僅因為看到一個拉黃包車的，因有一面之緣，便對他微笑致意，就被路人誤以為是攝魂妖婦，於是眾人一擁上前，扭打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婦女。

社會秩序如此混亂，人們心理緊張到沒有基本的辨析能力，想象力卻前所未有得活躍。一個玻璃瓶、幾張紙、一個微笑，或一句言語，都會引發他們的敏感情緒，進而導致暴力行為。

自然少不了有人乘亂謀利。市民鄧榮福經過馬馬氏家門前，向她問路。孰料，馬馬氏高聲喊叫，說他為攝魂者。路人立即上前圍住鄧榮福毆打，他的衣服被撕破，身上攜帶的三十元票洋也被乘亂搶走。紗帽巷一家女塾的教讀成文玉，到城南書店買書，用手巾包好。回家路上，走到二道高井，也許是她買到了想要的書籍，臉上掛著高興的神情。於是，有一個婦女突然指她是攝魂的。可憐的女先生，衣服和手包都被搶走了。

一向循規蹈矩的底層民眾突然發現自己也有了生殺予奪的權力。指責別人是攝魂者，成了最有效的報復手段。麵店老闆娘發現自己的幼女被吃面的算命先生逗哭了，便大聲喊叫，說他是攝魂人，於是不用親自動手，其他顧客便蜂擁而上，為她出了一口惡氣。

媒體為此憂心忡忡。4月20日《京報》發表了署名「怎不愁」的文章《攝魂把戲》。這位怎不愁氏描繪了南京可能出現的可怕局面：「商旅裹足、家家閉戶，柴米油鹽，無人挑賣，幾十萬市民坐而待死而已。」幾天前，《京報》就發出「妖婦攝取魂魄耶，流行病之傳染耶」這樣的質問。《京報》記者說，如今春氣和暖兒，南京人一向不講求衛生，可能是一種傳染病流行。

教育局的第二次布告證實了《京報》記者的猜測。教育局長陳劍■發布了七字韻語布告，解釋妖婦攝魂純是荒誕不經的謠言，它的流傳，實際上是由於「反動分子」的「亂湊趣」和「時疫」流行，他呼籲市民不要輕信，要注意自家孩童的衛生健康。

首都衛戍司令部也發出闢謠報告，指謠言是潛伏的敵探、共黨和地痞流氓等人編造的，目的是擾亂後方秩序。從1927年以來，時局動蕩，南京始終是一個漩渦中心。所以，才會出現陰兵助陣這樣的謠言。毫無疑問，國民政府也正好藉此清查南京城裡的敵對勢力，樹立政府的威信，增強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感。

回復 4# huasendg

■ 多管齊下

4月17日下午兩點，南京市公安局局長孫伯文召開了一次研討會。

當天上午，公安局已經發出了闢謠警示，針對連日來民眾「聚毆六婆，時傷行旅」的混亂秩序，指出一切要依照法律來辦，「民眾非裁判之官，街衢非審判之地」。對於那些已經被扭送警局的疑犯，要訊取供詞，轉送地方法院依法訊辦。同時，也通令各區警署嚴密查拿在案的逃犯等。

下午的研討會可謂是謠言傳播以來最有效的一次行動。農、工、商、婦女團體，公安局各區官佐、新聞媒體，共50多人，從生理學、心理學的維度探討防治謠言之法。根據醫生診斷，孩童和市民死亡的原因，實際上是一種傳染病「拉麻症」（可能是腦腹炎一類的流行病）。正是在修建中山陵這個背景下，東門一帶孩童染病死亡這一偶然巧合，配合學齡兒童調查這一契機，謠言得以訛傳蔓延。

整個南京被動員起來了。各界自發組織廢除迷信宣傳隊，公開闢謠，以正視聽。市長何民魂也於次日下午向公安局職員訓話，要求擴大民眾的知情權，把涉及謠言的幾十起案件審訊詳情公開。19日下午，他又在第一通俗圖書館召集南京64個團體談話。詳細解說攝魂謠言的種種，請各團體向親朋好友宣傳，詳為解釋。自然，他也痛詆「地痞流氓、孫傳芳黨羽、共產黨徒」從中鼓弄。當天，南京市市政府也發布了政府布告，解釋攝魂謠言，公布了對市民扭送公安局的「妖婦」的審訊結果，證明所謂攝魂之事皆為子虛烏有。若市民私自毆打行人，也將受到懲罰。

很快，就有人充當了政府的「宣傳工具」。20日下午，一個叫康泉生的人到下關永寧街一家肉檔買肉，被陳姓屠戶指認為攝魂人。結果，康泉生被毆打致傷。崗警把兩人帶到下關區第二分署。署員的處理結果是，罰陳屠戶賠償康泉生被撕破的衣服和醫藥費，原本要嚴辦他，后經下關總工會辦事處主任出面說項，這才作罷。最後，陳屠戶被要求雇了一輛馬車送康泉生回家。他還要披紅插花，沿途燃放爆竹。

一直處於風口浪尖的教育局長陳劍■乘機擬定了五條闢謠標語，廣為宣揚：（一）莫信妖人攝魂的謠言；（二）嚴防反動分子鼓動邪說；（三）邪說是煽惑人心的；（四）只有疾病能死人，邪術是不能死人的；（五）破除迷信，消滅邪說。

於是，在各職能部門的努力下，一場鬧得沸沸揚揚的妖術恐慌漸漸平息下來。

這起攝魂事件無意中也推動著政府建設新南京的步子。4月24日內政部長薛篤弼根據各國成例，擬定了《掃除法》草案十條，保持南京市的衛生清潔和市容整潔。南京市特別市政府也推動發起了5月1日至3日連續三天的「衛生運動」，鼓勵市民自發打掃街道，對公共廁所進行消毒，參觀衛生陳列等。衛生被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衛生程度之高下，一國強弱可推知之。

國民黨政府在處理攝魂恐慌這一社會危機時，與社會各領域在動態的配合過程中，重構公民和社會的理念，政府威信亦得以在更大範圍內確立起來 。這可是尋常政治運作都難以實現的深入人心的效果。

而就在南京市民的恐慌漸漸趨於平緩的時候，攝魂謠言卻在上海、鎮江、揚州、無錫、常熟等地再度復生，尤以鄉村為盛。謠言說中山陵即將竣工，需要1500名陰兵把守。甚至安徽無為縣的父母也給自家小孩掛上了紅布條。■

>> 1925年，孫中山葬禮上的士兵和拿著橫幅送殯的大學生。在盲目的群眾中，謠言最容易泛濫。圖/FOTOE

>> 1938年夏天，南京的孩子們。南京攝魂恐慌最早是與市政府調查學齡兒童有關。圖/FOTOE

>> 民國時期，南京市中山路直通到紫金山中山陵，當時很多謠言便是在修建中山陵的背景下產生的。圖/FOTOE

>> 1925年，北京，孫中山先生的公祭儀式上拿著花圈的少女。
五四：投毒謠言與反日風潮
本刊記者┃李遠江

在五四運動的敏感時期，一批「日本人投毒」的傳聞突然爆發，打破了學生試圖將運動控制在和平範圍的努力，使上海陷入民族情緒與安全恐慌交織的氛圍中。

1919年5月底，一個「日本人投毒」的小道消息開始在上海市井中流傳。一開始，並沒有多少人理會它。然而，進入6月份以後，上海各大報刊連篇累牘地報道這類消息。一種莫名的恐怖開始升騰，並逐漸籠罩著這座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

■ 風起滬上

6月6日，《新聞報》登載消息稱，5日晨法租界南陽橋附近，有人當場扭獲一名在華人水桶中投毒的日本人；就在同一天，《申報》也刊登消息說，前一日，有日本人在法租界與華界交界處的自來水龍頭上放毒。儘管同日的《民國日報》專門撰文澄清，經警察局檢驗，該日本人瓶中之物實為醬油，絕非國人所言之毒品，但虛驚一場的結局卻絲毫沒有消解人們的恐慌情緒。

緊接著，6月9日《新聞報》一口氣登了三則消息，一則稱，7日晚，小南門一帶，有外國人假冒中國學生向井中投毒。待附近華人上前詰問時，此人竟乘隙逃走；另一則稱，8日晨，有兩人在閘北共和路菜場將袖藏藥水瓶悄悄灑於各攤菜蔬上，眾人高呼捉拿時，二人飛奔逃逸；第三則稱，8日午後，一喬裝之外國人將一枚銅元投入東轅門老協記饅頭店門前之茶缸。店主發覺異常，遂舀一碗茶請這個外國人飲用，不料竟遭其堅決拒絕。店主認為此人有投毒之嫌疑，遂報警，將其交由警察處置。儘管事後證實三條消息無一例外均是「查無實據」，但這種消息的不斷增加無疑加重了上海市民的恐慌。

事態還在進一步發展。6月11日，《新聞報》又報道說，有一日本人喬裝攜帶醬桶木箱，經搜檢發現身帶毒藥多瓶。與此前查無實據的新聞不同，這條消息給讀者傳達了明確的信息——日本人投毒不是空穴來風，而是證據確鑿。

6月18日，《救亡雪恥報》一篇文章中寫道：「最近城內外流傳著關於某外國人在食物中下毒的消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只不過是謠言而已。然而後來我不僅聽見這些事實，並且親眼看見這些事實。」

至此，「日人投毒」從最初的坊間傳聞，演變成了整個上海市民的「社會共識」，一場大恐慌引發的社會風潮正撲面而來。

■ 鼓動

北京「五四」遊行的消息傳至上海后，上海學界開始積極宣傳反日，推進抵制日貨的活動。中日民眾之間的對抗情緒開始逐步升溫，5月18日，一些遊民公然在大街上搶走路人頭戴的東洋草帽併當場踏毀。在學生團體的宣傳鼓動下，黃包車夫開始拒絕日人乘車，遊樂場也拒絕日人進場。

為了促請商人參與抵制日貨的行動，「各學生結隊先自南市十六鋪各水果行前，跪求閉市。凡少不表同情者，學生跪求不起。」（楊塵因：《民潮七日記》）基於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以及愛國心的驅使，上海商會採取統一行動，於6月5日開始實行罷市。

為了推進罷市的持續進行，同時考慮商人們的利益訴求，學生們反覆向市民宣傳不要採取激烈行動，學生們在演講中手持「萬勿暴動」、「切勿暴動」、「愛國同胞切勿暴動」、「警告同胞請勿暴動」、「文明抵制不可野蠻」、「敬勸同胞慎守秩序」、「舉止文明幸勿暴動」等標語，並將這些標語張貼在大街小巷，目的就是希望一切抗議行動都在控制和秩序之中。

上海學生聯合會為了防止外人假借學生之名鬧事，特意組織童子軍維持南市和租界的秩序。甚至當自來水、電燈廠、電車公司、小菜場也議定參加罷工時，學生從公眾安全考慮，還「力勸其不得罷工，否則救國適以害國」。

學生們的努力一開始似乎收到了效果，「除了罷市開頭幾天200多名在街頭講演的學生被警察和士兵逮捕外，這一切都還是有秩序地進行的。被捕學生很快就被釋放了，形勢變得平靜下來。」（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

一開始，人們對那些不願意參加罷市的店鋪只是進行語言攻擊，罵以「烏龜」、「王八」、「賣國賊」等，進而一些激進的地方開始對不聽勸阻的商販施以暴力，一些商販遭到群毆，貨品也為油火焚燒，局勢慢慢開始向著失控的方向發展。

也就是在此時，大批量的「日人投毒」傳聞突然爆發，打破了學生們將運動控制在和平範圍內的努力。被點燃的群眾情緒一旦釋放，恰如破堤的洪水，夾帶著巨大的能量，沖毀一切。

■ 失控

傳聞在不斷地變換著花樣。從一開始的飲用水被日本人放毒，到後來自來水龍頭、公用水井、飲用河水、免費茶水供應的水缸甚至自來水廠等均有放毒消息傳出。傳聞此起彼伏，牽動人心。常常是一處傳出日人放毒消息后，迅速口耳相傳，導致城內其他各處皆有反應，搞得市民們人心惶惶。

6月7號，報紙刊登了日人冒充學生在南市義井投毒的消息，上海各處居民立即對露天義井、茶缸及各醬園之醬缸等格外小心，甚至提議要全部加上木蓋。再後來，報紙傳出東轅門有日本人投毒於茶缸的消息，導致上海城廂所有茶缸一律撤消。而自來水龍頭有人投毒的消息傳出后，華界每個自來水筒都派有崗警防範。

日人投毒的傳聞還嚴重影響了上海自來水公司的正常營業。有消息稱，有人試圖向上海內地自來水公司水池內投毒，導致該公司不得不一再聲明絕無此事，並加派人役日夜輪流守護水池、水塔，甚至要求警察當局派警力協助防護。

謠言還在不斷地擴大著。6月5日罷市后一二天內，謠言就已經傳遍了整個上海城廂，並迅速波及郊區甚至鄰近城市。杭州、寧波、蘇州、鎮江等地均出現了日人放毒謠言，並在當地引發了不少衝突。

極度的恐慌必然造成行為的異常。謠言籠罩下的上海市民在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下，開始對可疑人員施加暴力行為。

一開始，人們的攻擊對象主要是日本人。6月5日，兩個日本人在南京路先施公司與中國市民發生口角，二人「且行且罵」，激起眾怒，欲群起而攻之。6月10日，日本僑民片剛恆雄在滬西小沙渡造中國百姓圍毆。原因是，鄉民懷疑其乘黃包車到河濱投毒。6月14日至17日，每天都有日本人被毆打的新聞見諸報端。

圍毆事件頻出后，日本人盡量減少出行，與上海市民接觸的機會也大為減少。但是，恐慌並沒有減弱，市民們便懷疑起了操外地口音的中國人。「遇有向自來水龍頭洗手之人，即群指為某國人指使，加以叢毆，馴至頭破血流，禍及無辜。」（《上海罷市實錄》）

6月8日，復旦公學學生蕭某在北浙江路販賣《上海學生聯合會日刊》時，因相貌口音與本地人有異，被路人指為某國人（日本）喬裝，遭圍毆。6月10日，陸軍少將官成鯤（浙江台州人）途徑康腦脫路，被鄉人指為投毒之日本人，遭圍毆至奄奄一息，經巡警驅車送至醫院，未及救治即傷重而死。此後數日，圍攻外地華人的事件接連發生，至少有兩人傷重不治。而杭州也有一名駐軍排長，被懷疑放毒遭毆打致死。

■ 平息與分裂

人們從懷疑日本人，到懷疑所有不熟悉的外地人，從懷疑水中被投毒，到開始懷疑華人售賣的蔬菜、肉類、米面、糕點，但凡能食用的東西都有日本人或受雇於日本人的華人投毒。於是，部分市民連蔬菜、豆腐、食油等也不敢吃了。一時間，上海全城的食品店生意變得極為冷清，而日本人聚居的虹口一帶尤為慘淡。

「對日人的攻擊與排斥除了可能有激進分子的鼓動因素外，是與民眾對集體安全受到威脅的似乎有點竭斯底里的恐懼分不開的。這種恐懼的瀰漫與擴散一個重要表現便是對在他們周遭出現的陌生人表示懷疑，甚至實施攻擊。此種暴力舉動在置毒風潮傳播的過程中幾乎日有數起。」（馮筱才：《上海下層民眾對五四運動的反應》）

為了維持秩序，淞滬警察廳及租界工部局等官署多次布告稱：「近日上海各處發生一種謠言，輒謂日人賄通內地流氓，散放毒藥，捕風捉影，全屬無稽。顯系不逞之徒，捏造謠言，以圖惑亂人心。即間有手持瓶水等件，形跡可疑者，亦顯系奸徒故意藉此挑釁，希冀激怒群情，破壞秩序，彼乃得以從中取利，其心極為叵測。」

上海官方還迫使報紙轉變立場，由傳謠變為闢謠。各大報紙爭相發表文章分析「日人投毒」謠言產生的原因，揭示其真相。《申報》還特意刊登了上海醫院院長王彰孚的信，以醫學權威的身份勸告市民要正確區分食物中毒與投毒之不同，避免輕信謠言。

為了避免被當作謠言的發起者，加之北京政府已經宣布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人，上海學聯也向工部局保證：「上海學聯全部停止活動，沒有會員在街上進行宣傳。但在城裡，可能有人冒充學生出現在街上，這樣可以使人不相信學生運動。」學生們一轉由過去大規模鼓動人們上街，轉而呼籲市民起來維持秩序。在不少地區，出現了童子軍、學生與警察共同維持秩序的場面。

「日人投毒」的傳聞隨著學生運動的退潮而漸漸消退。但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一種兩難的前景擺在了學生們的面前，要想讓運動產生進一步的影響，就必須讓更多的社會公眾參與進來，而一旦公眾參與就會導致運動的過激，超出學生們的控制能力，「日人投毒」引發的謠言恐慌正好說明了這一點。此時，究竟是該抽身退出，還是進一步組建控制力更強的大型組織，鼓動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不少人選擇了後者。

6月16日，來自各重要省市的30多名學生代表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學生聯合會，這個組織成為影響此後三十年學潮的關鍵，並成為各方政治勢力競相爭取和滲透的對象，它的歷史意義直到1947年，才由政治史學者李劍農點破，「後來共產黨和國民黨在軍閥勢力壓迫下的各省，大概是靠著學生聯合會作宣傳主義吸取青年黨員的大本營。可知『五四運動』的意義了。」 ■

東北鼠疫與日人投毒謠言

1911年1月24日《東三省日報》報道，中國村民曾抓獲一名往井裡投毒的日本間諜。此時正值東北鼠疫大爆發，作者認為，鼠疫正是日本人投毒的結果。緊接著，承德、鎮安、榆樹等地也相繼爆出抓獲受命於日本的投毒案犯。一連串的日本人投毒報道很快引起了東北社會的大恐慌。但事實上，這些消息最終被證實均系謠傳。1911年3月26日，《盛京時報》登載了日本醫學博士柴三五郎的演說，稱此次瘟疫屬於「肺百斯篤」實「由呼吸傳染，至於水為媒介傳播之說，則吾輩苦難索解云云」。此外，駐吉林日領事於1911年3月5日要求禁止謠言，以免「民間種種謠傳日久，恐起仇視外人之心，再蹈庚子之覆轍」。（李遠江整理）

>> 民國，上海民眾遊行抗議日軍攻佔南京及隨後的大屠殺行為，然而遊行隊伍只能行進到這個路卡前。圖/FOTOE

>> 1908年左右在外灘公園遊玩的日僑母與子。圖/FOTOE

>> 1915年，上海南京路上的菜市場。當時，人們從懷疑水中被投毒，到開始懷疑華人售賣的蔬菜、肉類、米面、糕點，但凡能食用的東西都有日本人或受雇於日本人的華人投毒。圖/FOTOE

>> 民國年間，英商自來水公司在上海租界所造的自來水橋。圖/FOTOE

>> 1919年6月，上海工人在拆除日貨招牌。當時，中國各大城市實行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北京學生的「五•四」愛國運動。圖/FOTOE

回復 5# huasendg

「共產共妻」：舶來謠言變形記
本刊記者┃劉永峰

劇烈的社會變革，使得基於不同立場的民眾，對「革命」產生著各種誤傳和曲解，由此而生的謠言，卻往往成為一種「政治」武器。

1927年4月的一天，漢口三分區的十字街頭，一位年輕的女子對著聚集的人群和過往路人，高聲演講：「要堅決放腳！要堅決剪髮！還要堅決反對束胸！束胸是不人道主義的！婦女同胞們，你們解了束胸沒有？解了吧，男人沒有束胸，我們為什麼要束胸？」

講到激動處，這名女子突然解開紐扣，脫掉上衣，托著自己的乳房，說：「你們看，這就是真正的解放。打倒封建主義！剷除封建思想！」頓時，吶喊、笑聲、口哨聲四起，人群中一片騷動。女子熱淚盈眶，振臂高呼：「全中國婦女解放萬歲！國民革命勝利萬歲！」（安廣祿《北伐時期武漢裸女遊行風波》）

發生在遠東傳統社會裡的瘋狂行為，甚至引起美國媒體的關注，「在民族主義首都武漢，發生了一起由八名莊重的、充滿愛國熱情的女大學生舉行的沿江裸體遊行」。4月25日，《時代》如是報道。這則報道如今看來都觸目驚心：走在前排的，手舉竹竿撐起的標語牌，除了架在鼻子上的大眼鏡外，渾身上下一絲不掛，其餘七個也都赤身裸體。標語牌上寫著：「自己解放自己！我們丟掉的是基督教的恥辱，而贏得了自由。把中國從基督教列強手中解放出來！」（李炎勝《1927年「武漢裸女遊行」真相》）

事實上，這是武漢婦女協會宣傳婦女解放運動的活動之一。而在1927年的部分武漢女性的認知里，裸體、解放自己的身體，就是革命的行為。就在3月8日那天，武漢國民政府黨政要員、女界領袖和20萬軍民在漢口舉行國際婦女節大會，會後舉行遊行活動的時候，突然有些赤身裸體、手舉彩旗的女人們衝進遊行隊伍。遊行的人驚呆了，隊伍有些混亂，但這些裸體的婦女卻顧不得街上眾目睽睽，依然隨著隊伍前進，邊振臂高呼：「打倒軍閥！」「中國婦女解放萬歲！」

這些裸體的女子是一些想參加到「革命」中來的妓女，結果報考武漢中央軍校女生隊，未被錄取；想參加婦女幹部培訓班，也被拒之門外。彷徨失望之際，一位常光顧青樓的黃公子唆使她們說，學習有什麼用，裸體遊行才是「最革命」的。（安廣祿《北伐時期武漢裸女遊行風波》）

在1920年代， 婦女解放運動伴隨著革命風起雲湧。長久以來，中國婦女被壓抑的人性，被禁錮的生命突然有了衝破禁閉的可能，那些猛然爆發出的激情，身體本能的狂熱往往無所顧忌到令人驚訝的程度。

這股潮流與劇烈的社會革命相結合，性與政治交織，在整整三十年裡上演了一出版本不同、內核皆為謠言的戲劇，其最聳人聽聞的內容就是：「共產共妻」。

■ 離經叛道的年輕人

此時，國人對於「共產共妻」這個舶來名詞已經早有耳聞。

這個名詞來自關於從社會主義蘇聯的傳聞。十月革命在俄國取得勝利后，人類歷史上一種新制度開始實行，大部分人對此感到新奇陌生，也自然地設想起共產主義的美好生活，一些荒唐的願望也由此而生。甚至有材料顯示，在俄國，私底下存在過「公有化」資產階級婦女的行為。

儘管在蘇聯的正式文件中，始終找不到關於女人「公有化」的任何文字。但是，有關共產主義政權「共產共妻」的說法，卻不脛而走。一系列聳人聽聞的標題出現在西方各大報紙上，「蘇維埃的一夫多妻制」、「社會主義將賣淫合理化」、「布爾什維克將俄羅斯丟在了人類文明的角落裡」等等。

很快，這則在俄國起源的謠言，就轉道進入中國。

事實上，蘇聯確實曾經努力要把婦女從家庭束縛中解放出來，從丈夫控制的經濟權力中解放出來。在1917年和1918年，列寧頒布了兩條法令，廢除男性對他們的家屬擁有的特權，確定了婦女擁有完全的經濟、社會和性自主權力。但顯然，這些做法在數千公里之外被誤傳和曲解了。

當中國的革命者把目光投向蘇聯的時候，改變有史以來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便成為最有表現力的革命行為。激進的青年人掀起了一股毀家、廢婚運動的高潮。諸如「工讀互助團」、「男女生活互助社」、「利群書社」等團體也在古老的中國社會裡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團員們紛紛脫離與家庭的經濟聯繫，離婚的離婚、解約的解約，然後過起了群居的「公社」生活。

於是，當「安那其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幻想依然讓人著迷不已的時候，「共產共妻」的謠言，也與這群看上去離經叛道的年輕人如影相隨了。

廣東海豐縣教育局長彭湃，出身豪富，留學日本時，深受俄國革命影響。歸國后，在家鄉建立起「社會主義研究社」、「勞動者同情會」，試圖以社會主義教育工農大眾，革新社會。

在20年代初期，彭湃給這個偏遠的小城帶來了聞所未聞的「社會主義」、「自由戀愛」等新名詞，這引起當地豪紳的不滿。很快，就有人向主政廣東的陳炯明告發彭湃在海豐大肆宣揚「共產」、「共妻」，彭湃不得不到廣州待了兩個月，「整日里只向人解說社會主義是主張共產不是主張均產，是主張自由戀愛不是主張共妻」。

但顯然，他的這份解釋毫無用處。1922年5月4日，彭湃組織了海豐有史以來第一次「五一」遊行。遊行當天，彭挑選了個子最高大的一位學生，擎著大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邊，旗子上醒目地寫著兩個大字：「赤化」。在彭湃等人的帶領下，各校的師生敲銅鼓吹喇叭，齊唱著彭湃自己寫的《勞動節歌》：「勞動最神聖，社會革命時機熟……」高呼著「勞工神聖」的口號，浩浩蕩蕩、穿街而過。

這種狂熱的宣傳赤化的行為，讓海豐的豪紳驚駭不已，他們深信，這個年輕人是鐵了心要搞「共產共妻」的了，他們在報上連續發表《借教育宣傳主義之謬妄》、《銅鼓喇叭可以休矣》等文，攻擊彭湃。但他們知道，對於普通公眾來說，勞工神聖本是很具有誘惑力的宣傳，而只有將驚世駭俗的「共妻」傳說鼓吹起來，才能讓人們在「共產主義」的面前望而退卻。

■ 謠言與敵人

自共產主義傳入中國的那一天開始，「共產共妻」就成了反對者攻擊這種制度的有力武器。受到污衊的不僅僅最初的左傾知識分子們，而且在孫中山確定聯俄聯共的政策后，這個「赤色」的國民黨政權也難逃「被謠言」的命運。

軍閥們說，「孫中山講講三民主義還罷了，他不該又與赤黨合作，唱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高調，這就非同小可了。」「赤黨主張『共產共妻』，不講人倫，不分窮富，誰能受得了！」

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夏曦在《湖南政治黨務報告》中，總結地主土豪劣紳壓迫農民之手段時，第一條便是造謠農協及本黨是共產共妻。與此同時，河南武裝農民代表大會在武昌召開，一位農協會的代表發言說：「我們在家鄉時，常聽見土豪劣紳們說：國民黨是赤化，赤化就是共產共妻。但是我們來到武漢一看，我們才知道完全沒有這麼回事，這完全是北洋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所造的謠。他們怕我們知道國民黨的好處，怕我們贊成國民黨。」

孫中山聯俄以來，國民黨的左派逐漸主導了這個政權。但隨著革命的進行，國民黨右派對左派勢力嚴重不滿了。此時「共產共妻」不僅是外界對這個親俄政權不滿的發泄，而且也成了右派對左派進行打擊的武器。

1927年4月24日，上海《申報》刊登文章，說「少數無知婦女發起舉行各界婦女免恥裸體遊行大會」，「名為免恥，實反增恥。發起者形同狗屎，贊成者無異禽獸」。「創此荒謬絕倫之邪說者，實系共產叛徒，以惡毒之設想，用狡詐之手段，利用無知婦女，舉行免恥裸體遊行，打破婦女廉恥，擾亂社會秩序，以為實行公妻之動機，遂其無限之慾望，是可忍孰不可忍！若不嚴行禁止，何以敦而維人格！」。文章並懇請各總司令總指揮，迅速禁阻，「並將赤黨首領發起諸人，通緝嚴懲」。（李炎勝《1927年「武漢裸女遊行」真相》）

於是，革命大潮下，婦女解放運動中的一些狂熱行為，很快被政治所利用。 武漢的流氓勢力專門收買妓女，組織起秘密的「婦女協會」，準備在「五一節」時舉行更大規模的裸體遊行。消息一出，武漢三鎮頓時滿城風雨。國內外報紙紛紛報道起這些驚世駭俗的事件，「共產共妻」的謠言甚囂塵上。

■ 最「有效」的宣傳

寧漢合流之後，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黨政府，逐漸地控制中國的政局， 那些依然堅持著共產主義的「赤匪」們成了蔣介石最主要的敵人，此時，「共產共妻」也就轉為反共宣傳最凌厲的一著。

一位在江西剿共親歷者的日記《剿共隨軍日記》被軍部政訓處廣泛分發傳播。

《日記》中曆數中共十大罪惡：「投降赤俄，阻礙抗日，反叛民國，劫掠人民，毀棄禮教，破壞建設，滅絕人道，蹂躪地方，姦淫婦女，造成恐怖」等等。還通過某些被俘士兵和變節分子之口，講述了他們在蘇區的見聞。「共匪隨處強迫民間婦女當慰勞隊、擔架隊及宣傳隊等，實際不過供匪首洩慾輪姦之具。」水口戰役后，某俘虜士兵則交代：「白晝行軍，見有白衣、黑裙、著襪、穿鞋之女郎五百口隨軍出發，駐軍后則不知去向，芳跡杳然矣！柔香蕙澤，何有於我哉！」

在偏遠的農村，紅軍未到，村長就帶著村警，在村子又敲鑼又喊又貼布告，說共產共妻的「共匪」來了，殺人放火的「紅頭蠻子」要來了。

於是，很多人的印象里，蘇區就成了傷風敗俗的匪窩，而紅軍則往往被妖魔化為「紅眉毛、綠眼睛、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惡魔。而這些，又因在當地發生的一些事情而有了捕風捉影的源頭。

1931年5月，毛澤東來到江西省尋烏縣做調查。他發現：運動勝利的地方，女人們「立即有了個人的自覺」，鄉政府成立之初，每日所接離婚的案子必數起，而且「十個離婚案子，女子提出來的佔九個」。女人們從「魔爪」下掙脫出來，「決沒有守獨身主義的，離婚後必然很快地就要結婚。」有些男人失望地說：「革命革割革絕，老婆都革掉了！」

初時的農民政權機關對於離婚幾乎是不加干涉，並在法律外申明，禁止捉姦。婚姻自由的規定，造成了一些難以預料的混亂現象。「芳田赤衛隊隊長原有一個老婆，後來又勾到人家一個女子。」而在龍圖和河角圩兩鄉的青年經常發生紛擾的事件，幾乎造成械鬥。「原因是兩鄉的青年男子，一群一群地時常調戲對鄉成群的青年婦女。兩鄉的青年婦女都組織了婦女協會。她們有了團結，對於她們自身艱苦的勞動便自由地放鬆了一些。同時和她們的男性青年朋友（對鄉的）戀愛的行為逐漸有了許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來。」

不止是尋烏縣，其他地方也存在著婚姻上「朝三暮四」、「一杯水戀愛」的現象。根據地時期，牛山縣有一個婦女，三年裡結婚、離婚竟達5 次。後來浦安修也號召婦女工作幹部，「要教育婦女和農民，勿拿婚姻當兒戲」。

在湖南，「當時郴州有一批熱血青年積極投身革命，他們同樣是走極端。這些男女學生白天走在街頭巷尾或深入農村，開展宣傳發動工作，晚上回來卻是又鬧又唱，瘋瘋癲癲的。夜間男女也不分，幾個人擠在一張床上，深更半夜還吵吵鬧鬧的……在國民黨封建制度壓迫下感到壓抑，渴望民主自由的新生活。他們以為現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

朱曉東在《通過婚姻的治理》一文中寫道：在革命以前的傳統農村，婚姻始終是一種近乎本能的基本活動，很少有人察覺到它。直到有一天，革命者們跑到村裡來審視著這樣的婚姻，他們的書箱里有「五四」和法國的氣味。這個時候，共產黨人的馬列修養還很不到家，他們用的是五四時代的語言，比如項英將婚姻法的精神表述為『徹底消滅封建社會束縛女子的舊禮教』。」這樣，傳統秩序突然崩塌，而新的完善的《婚姻法》及思想啟蒙又不能一步到位，許多不好的東西也隨即產生。

「每一次婚姻自由法令的出台，都會造成一陣『青年男女過分浪漫』的性關係混亂的時期。」而正是因為某些「混亂」的現象，才給了國統區反共宣傳 「共產共妻」以口實。

■ 紅色宣傳

正如一位美國記者所說，蔣介石「製造了大量的謊言說他們犯下的各種罪行，以來煽動對紅軍的仇恨」。在被慢慢圍縮的蘇區之外，在漫長艱險的長征路上，那些貧苦農民們驚恐與異樣的目光，也使得中共與他們最為倚賴的階級之間，出現了聯合上的麻煩。

1935年10月，紅軍終於到達陝北。12月，中共在瓦窯堡召開會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就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的一切力量去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為了打破國民黨的輿論禁錮，中共開始聯繫國外記者、進步民主人士來到延安採訪、參觀。

1936年6月，31歲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延安，通過幾個月時間的採訪完成了他的作品《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三周之內即售一萬兩千本，打破了遠東時局書籍的暢銷記錄。

與此書的風靡一時相比，它的結果無疑是更為影響深遠的事實，一個「在石堡般嚴密的新聞封鎖下已與世隔絕了9年」的紅色區域，在埃德加•斯諾的筆下被揭秘了出來。國民黨以謠言拚命營造出的堡壘，突然出現了一絲的裂痕。「國民黨一向宣傳的什麼共產黨殺人不眨眼，共產共妻的濫調在我的頭腦中清除了。」（錢正英：《從上海租界到解放區》）受著延安清新氣象的吸引，那些不滿國民黨政治的知識分子，那些嚮往自由的叛逆青年，開始奔向大西北。

而在「共產共妻」傳言發源地的蘇聯，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驗，「逐漸建立了它自己的說教式的、有束縛性的思想體系，一種新的專制主義結構，用不斷讚美軍事化成就和革命者功績的方法，強調它自己那種對待男女兩性和性行為的態度，以及它自己的以男性為理想和規範的標準。」（凱特•米利特：《性政治》）當初在婚姻、離婚、人工流產和家庭方面的高度自由都受到了限制。恩格斯關於人性愛和性生活權利不應受國家約束的觀點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不負責任的」。

在中國，從五四以來，「我是我自己的」婦女解放的浪潮，亦最終溶解於革命之中，一種更大的力量──「組織」決定了人們的命運。無數革命婦女還是回到了家庭──革命家庭。■

>> 1931年－1932年，河北定縣，反日遊行的少女隊列。1931年5月，毛澤東發現：運動勝利的地方，女人們「立即有了個人的自覺」。圖/FOTOE

>> 20世紀40年代，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圖/FOTOE

>> 廣東婦女解放協會宣言。1925年5月，廣東婦女解放協會成立，團結各階層婦女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圖/FOTOE

>> 紅軍時期，蔡暢與紅軍女戰友合影（右起）：劉英、夏明、蔡暢、陳宗英。在中國，從五四以來，「我是我自己的」婦女解放的浪潮，亦最終溶解於革命之中。圖/FOTOE

>> 廣東婦女解放協會宣傳畫。圖/FOTOE

蘇俄「共妻令」事件
編譯┃彭華

1918年，蘇聯一個布匹店小老闆偽造了一份「共妻法令」，並將之付諸實踐。這位冒險家死後，「共妻令」並沒有隨著法庭的審判而結束，反而成為「共產共妻」謠言的源頭。

在一些西方國家的報道里，蘇聯「共妻」說曾持續多年。對於這一敏感而離奇的事件，蘇聯史學界觀點並不統一。一些蘇聯史學家要麼三緘其口，要麼只是一筆帶過。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星火》、《論據與事實》等蘇聯中央媒體才先後披露一個事實：在1918年，在許多地方報紙上，出現了一道偽造的「共妻法令」。那些吃白飯的好色之徒將這一法令當作護身符，並將其一直實踐到了1930年。

■ 冒險家的奇想

1918年6月底，莫斯科米亞斯尼茨基街的交易所大廈，正在進行的法庭審判已經進入尾聲。

庭審中的被告名叫赫瓦托夫，原本為一家布匹店的小老闆。赫瓦托夫被指控涉嫌編撰《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擅自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大肆張貼，組織無政府主義者非法團體。該偽造「法令」由19段文字組成，通篇號召勞苦大眾爭取性享受的權力，在「法令」開篇這樣寫道：「所有絕色佳人皆成為資產階級的籠中鳥，嚴重擾亂了人類在地球上的正常延續。」

這一真假難辨的法令頗具煽動性地宣告：從1918年5月1日起，所有17至32歲的女性應擺脫個人控制的束縛，宣布自己為人民的公共財產。

按照這份「法令」，男人將有權「享用」一名婦女，但每周不得超過三次，每次不超過三個小時。而要得到對這一「公共財物」的使用權，當事人必須事先加入「勞動家庭」，並領取工廠委員會、工會或地方蘇維埃辦理的會員資格證明。對原本有家室的男子，「法令」還給予一定照顧，允許原夫在規定次數之外親近原妻。而對那些拒絕將妻子充公的男子，剝奪其與其他女性發生親密關係的權利。

「法令」還規定，每名渴望享用「人民財產一份子」的「勞動家庭」成員，必須從其收入中扣除10%。而不屬於「勞動家庭」的男子，每個月則需交納100盧布的會費。管理部門將用這些工資扣除款及交納金設立一個「人民後代」基金，對公有婦女支付232盧布的補償金，對其中的懷孕婦女發放補貼，對她們所生子女進行撫養，讓孩兒們在「人民搖籃」長到17歲，失去勞動能力的婦女還可領到退休金。

■ 荒誕的實踐

法庭在司法調查過程中查明，在被捕之前，赫瓦托夫已經實踐了「法令」上的部分內容。為此，他在索科利尼基村買下了一幢有三個房間的木屋，並將其命名為「社員愛宮」。他還為這所「宮殿」物色到了一些「住戶」，並把光顧者統稱為「家庭公社社員」。從「社員們」手上拿到會費后，赫瓦托夫便將錢款據為己有。有時候他也會親自光顧一下「愛宮」，物色他中意的年青女子，當然是完全免費的。

根據赫瓦托夫的安排，社員們每10個人睡在一個房間，男女社員各自單獨分開休息。在其中兩個十個床位房間中，分別隔出了一個可供兩人睡覺的小號（隔間）。在徵得其他社員的同意后，一對男女就可以住進隔間，盡情享受性愛的歡愉。

「公社社員」的這些生活細節被傳開后，一群青年人便帶著他們女友紛紛要求加入這個「公社」。這下子「愛宮」亂了套，明顯處於少數的已婚婦女不幹了，倍受冷落的她們開始發出抗議，用帶來的板條拚命抽打地板。

■ 「無罪釋放」

這真是是法學史上前所未聞的案件，受到了蘇維埃執法機關的高度重視。為將這一事件審理清楚，蘇俄黨政機關派骨幹介入了法庭審判和辯論。

法院主席名叫莫基拉，是一位劍術高強的前線老戰士，擔任法官助理的都是人民陪審員，而辯護人一個是國家救濟人民委員科隆泰，另一位則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拉林。

作為公訴一方，政府派出了兩位代表：一位是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婦女部主任維諾格拉茨卡婭，一位是莫斯科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黨醫」扎爾金德。他們在發言中反覆強調，「工人階級從維護革命利益出發，有權干涉自己成員的性生活。」在發言結束時，兩位控告人提議追究赫瓦托夫的刑事責任：剝奪自由五年，關入弗拉基米爾中央監獄，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當莫基拉請辯護方發言時，女辯護人科隆泰輕盈地躍上了講台。在長達40分鐘的發言中，她以精彩的語言捍衛她的「愛神」理論。她為被告辯護說，男女關係過於隨便，缺乏形式上的嚴格約束，導致時下人們舉止輕浮，才使赫瓦托夫「法令」中所宣揚的東西有了市場。

科隆泰強調指出，十月革命前俄國社會底層固有的自由散漫，以及整個社會倫理道德的淪喪，不會隨社會主義的發展而自動消亡，還會多多少少遺留下痕迹，資產階級的沉渣陋習還會不時泛起。鑒於這種社會背景，科隆泰要求法庭對赫瓦托夫法外開恩，將其從法庭直接無罪釋放，但對於從好色的「公社社員」手中收到錢款，則應予以沒收，並上繳國庫。

發言結束，科隆泰剛一跳下講台，全副武裝的紅軍戰士的警衛線便被赫瓦托夫的支持者衝破。一群已婚婦女浩浩蕩蕩地闖入法庭，一同高聲叫喊：「暴君！褻瀆神靈！喪盡天良!」叫喊了一陣兒后，她們就開始亂扔臭雞蛋、爛土豆和死貓。挨砸的不僅有法官、控訴人和辯護人，而且還包括她們前來聲援的對象——被告赫瓦托夫。

見法庭形勢完全失控，警衛人員立即叫來增援部隊。一輛裝甲車迅速趕到出事地點，一群荷槍實彈的水兵從上面跳了下來。眼看大勢不好，婦女們被嚇得作鳥獸散。

法院里的局勢安定下來后，獨臂老戰士莫基拉與兩名士兵陪審員便進入另一間會議室，就法庭最後的裁決進行磋商。在反覆商量了大約三個小時后，因科隆泰畢竟位高權重，他們最終採納了她的意見。結果法庭當場判決如下：因赫瓦托夫犯罪證據不足，法庭當庭釋放。同時法庭責令被告，索科利尼基村的「愛宮」要立即交公，非法獲取的錢財必須上繳國庫。

儘管赫瓦托夫暗自慶幸得以獲釋，但他的平安日子沒過多久。就在獲釋的第二天，他被一群無政府主義者殺死在自己的布店裡。殺了人之後，他們還到處張貼公告，稱這一謀殺是「復仇行動和正義的抗議」，原因是死者盜用無政府主義者的名義，私自發布色情的《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嚴重玷污了無政府主義組織的聲譽。

■ 傳播

冒險家赫瓦托夫死了，但偽造法令的故事並沒有完結，而是恰恰相反。這個荒唐的法令出籠后，就以閃電的速度在俄國大地廣泛傳播、蔓延。到1918年的秋天，它就被許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報紙大量轉載。有的把它當作一個吸引讀者眼球的怪異噱頭，有的則是為了詆毀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名譽，進而給蘇維埃政權抹黑。要知道當時的情況是，無政府主義者與布爾什維克建立了統一戰線，並在各個層面參與了蘇維埃的工作。

假法令四處泛濫，新政權卻沒有及時控制這股勢頭。假法令在傳播過程中還以訛傳訛，各式各樣的新版本不斷出現。如在維亞特卡邊區（基洛夫州），右翼社會革命黨人維諾格拉多夫從《烏法生活報》摘錄了赫瓦托夫的「大作」，將其進行添油加醋地修改，並以《不朽的文件》為標題，再度登載在《維亞特卡邊區報》上。

在俄國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白衛軍也慣於拿偽造法令當武器。為把群眾煽動起來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白衛軍也以布爾什維克的名義發布了大量假法令。1920年1月，白衛軍頭目高爾察克被捕時，在他軍服的口袋也發現了赫瓦托夫的那道假法令。

■ 傳播與消亡

赫瓦托夫的「傑作」及部分實踐，不僅在蘇俄國內家喻戶曉，而且還「名揚海外」。

1918年夏天，美國和歐洲各大報紙上紛紛出現這樣的頭條：「禁止組建家庭，布爾什維克共妻」、「蘇維埃實行群婚」、「社會主義令賣淫合法化」、「布爾什維克使俄國文明走向荒蕪」等等。這些文章見諸報端后，讓許多西方人對蘇聯留下了強烈的不良印象，認為布爾什維克破壞婚姻和家庭，將女性社會化。

英國著名作家赫伯特•威爾斯也聽說了這一奇事。1920年，他專程從倫敦來到莫斯科，與列寧交談了三個小時，想弄清俄共（布）領導是否真的頒布了《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是否準備在日常生活中貫徹實施。列寧解釋道，蘇維埃政權的中央機關與該「法令」毫無干係。威爾斯在《陰霾籠罩的俄國》一書中描寫了此事。

在1920-1930年期間，蘇聯社會開始轉向禁慾主義，社會生活規範十分嚴肅。從1930年代中期開始，男女曖昧關係又被極度政治化。在報紙和雜誌的扉頁中，已經不再有對性問題的討論文章。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衣著輕佻的姑娘也消失得無影無蹤。1935年3月，在蘇聯一家紡織廠發生的事成為這一時期的最佳註腳：列寧共青團開除了一名青年鉗工，因為他「同時與兩個姑娘談情說愛」。

對於社會主義式清心寡欲的生活，蘇聯政府給予了大力鼓勵和提倡。1937年，《共青團真理報》發表社論說：「人民的敵人費盡了心機，妄圖以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青年人的婚姻愛情觀，從而在政治上腐化蘇聯青年。」在這個階段，婚前性行為被徹底歸入「有毒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即便是正式離婚，也被貼上了醜惡的標籤，從而進一步影響到共青團員或共產黨員今後的事業和命運。

隨著蘇聯上世紀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上演，「共妻令」事件的煙雲被吹拂得雲消霧散，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和談資中。■

>> 1918年，革命中的布爾什維克婦女。圖/CFP

>> 1925年，蘇維埃財政檢察官審問一位俄羅斯婦女，她因在舞台攝影中扮演新資產階級而受到懷疑。圖/FOTOE

>> 蘇聯婦女宣傳畫。

1950：謠言包圍新中國
本刊特約撰稿┃凡歌

1950年的中國，正處於一個歷史的新起點，然而，紅色政權很快被捲入各種謠言的圍攻之中，並且在這場輿論戰中鞏固了自己。由此，舊的迷信被一種新的信仰所取代。

「要變天了，國民黨要回來了。」

「美國在朝鮮投了兩枚原子彈，所以冷得早。」

「蔣經國已經到了上海，坐汽車進行秘密活動。」

「世界四十二個國家打蘇聯和中國。」

在陝西、河南、江蘇、湖南、浙江、山東、上海，一些半真半假，似是而非的謠言迅速流傳，聽到這些消息人們莫辯真假。

1950年的中國，處於一個歷史的新開端，也正經歷著從混沌到蝶變的艱難時刻。

■ 「鼓樓冒煙兒，八路軍要顛兒！」

「天安門的石獅，在李闖王時就流過淚，天下沒長久，如今又掉了淚。共產黨也長不了。」 「鼓樓冒煙，八路軍要顛兒。」

1950年的夏天，北京城裡到處流傳著這樣的消息。在沒有簡訊，沒有網路的時代，這個消息居然很快傳遍了北京城。

石獅流淚不容易看到，但鼓樓冒不冒煙，一看便知。正在上小學五年級的袁光嶼便和同學一起跑到鼓樓大街去看，那裡果然是人山人海，「只見兩個獸頭各自慢慢升起一股很濃的黑煙。那黑煙並不立即向高空擴展，而是始終停留和瀰漫在獸頭上空久久不散。我們回到家以後自然對家長和鄰居大說特說，弄得街坊四鄰在第二天也紛紛跑去參觀這個千古奇觀』。」

不僅北京人看，附近的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很多人跑來看熱鬧，一時間鼓樓人滿為患。時值北京準備舉辦第一次建國大慶，上下正在忙碌之際，這一謠言自然引起了高層關注。

時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副處長的劉堅夫受命調查此事。鼓樓高100多米，劉堅夫先組織消防人員架起雲梯，想爬到鼓樓頂上去。但當時消防隊所用雲梯根本夠不著鼓樓的頂部，傳統建築固有的飛檐也讓消防員無技可施。劉堅夫隨即又想到去找私人營造廠，想搭個木架子爬上鼓樓，但是短時間卻也沒人敢接這活兒。

謠言越傳越傳越凶，人心更加惶恐。在劉堅夫的說服下，一家營造廠終於同意相幫。高高的木架子搭成后，消防人員爬上去察看，發現鼓樓頂上的「煙」竟是一大群小飛蟲。

1950年9月16日的《人民日報》登出了一條不足三百字的消息，稱「京市鼓樓頂上『濃煙』縈繞 原來是蚊蟲飛舞不散」 。

「京市鼓樓頂上兩角，近幾日來，每日下午六時左右，有形似濃煙一縷，縈繞不散。很多好奇者聚集觀看。因未能了解事實真象，紛紛揣測，以為樓頂冒煙。該管區公安局為徹底了解事實真象，於十五日派工人架設木架至樓頂，於當日晚六時三十分由公安局派人伴同中國科學院鼓樓教育館工作同志等，前往觀察。中國科學院的工作同志會同架設木架的工人等登木架至樓頂，發現是很多小飛蟲飛聚不散。當時即用白布罩捕捉此類飛蟲甚多。樓下圍觀市民目睹此情況，疑團頓釋，皆報以熱烈掌聲。據中國科學院的同志稱：此系一種蚊蟲，生長在潮溫泥水地方，可能是由什剎海飛來。現在他們正在研究此種蚊蟲的詳情。」

看熱鬧的人不明究里，直到60年後，已經成為清華大學環境與工程系教授的袁光嶼仍然清晰地記得此事，他的疑惑仍在：「謎底雖然已經得到，但究竟為何那些蚊子每天如此準時起飛，至少我到目前還沒有理解。」

當時的《人民日報》尚無後來一言九鼎的輿論影響力，但是以中共中央黨報之重要地位竟然如此鄭重其事地刊登一則社會新聞，足以說明此事之嚴重性。事實上，共產黨高層已經注意到了社會上謠言四布的這一亂象。

當時的報道通篇沒有提及謠言之傳播，但是冒煙之傳言不攻自破。

■ 謠言四起的恐慌

末世謠言事實上在全國到處流傳，「鼓樓冒煙」只是眾多謠言中的一則。

此時儘管解放軍已經控制了大部分省份，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也建立起了一整套黨政權力控制體制，但是社會上仍然人心浮動，城市與農村的治安仍然相當混亂，而這一年南方大雨，北方大旱，也讓經濟起伏不定，物價上下翻飛。

初創時期的共和國，面臨著新的考驗。謠言的出現並非偶然，據統計，1949年的春荒造成179萬人口外流，1950年這一數字雖有減少，但也達到35萬人之多。在沒有現代技術傳播手段的時代，最大的信息傳播工具就是流民。天災流行之時，往往也是謠言橫行之際，奇談怪論層出不窮，以訛傳訛的流言和謠言四處擴散。

1950年最初的三個月里，毛澤東不在北京。他第一次啟程前往蘇聯，去尋求幫助與結盟。談判時間相當漫長，雙方因為榮譽與實惠爭執不下，以至於美國有媒體懷疑克里姆林宮扣壓了毛澤東。

連外國人都這麼懷疑，毛澤東的久未露面在中國引起了更多的謠傳。甘肅省蘭州市就有謠言說，「毛主席與蘇聯商定，要用10萬兒童與蘇聯交換軍火」。一時各小學上學兒童驟減。在謠言煽動下，4月 29日四、五百名群眾遊行，有人乘機高呼「打倒解放軍」、「打倒共產黨」的口號。

闢謠的辦法是，毛澤東公開出席了蘇聯的一個聯歡會，西方的報紙趕緊報道了這位神秘首領的最新消息。

1950年的謠言不止於此，據研究者侯松濤統計，這一年各地都出現了類似的謠言。

在江蘇和湖南等地謠傳「美國已佔領台灣，美國兵艦已開進了吳淞口。」「太平洋與中國沿海各地都由麥克阿瑟來指揮，台灣不可能解放了。」「麥克阿瑟發火啦！已由日本調去五百架飛機，由台灣調去三支軍艦……。」「美國與蔣介石已收復海南島，林彪犧牲啦！」

在河北、山西一帶則風傳「割蛋」謠言，稱「蘇聯製造原子彈，要用男性的睾丸，女性的乳房做原料。」這則今天看來荒謬不經的謠言，當年卻令許多人心寒膽戰，在河北蔚縣，晚上男人上房站崗，婦女並房睡覺。即使在白天，也是婦女不敢出村探親，男人懶於下地勞動。由「割蛋」謠言造成的恐怖氛圍，從7月中旬一直程度不同地延續到9月末。

事實上，有些謠言的確反映了民眾的心理，1949年末參與接管廣州的楊豐後來回憶說：「當時群眾有四怕：一怕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二怕國民黨反攻大陸；三怕土匪惡霸打擊報復；四怕共產黨『共產共妻』。」

1950年的謠言大都在這「四怕」的範圍之內，學者侯松濤認為，其時的謠言大概可以分為五類，第一種是關於台灣及東北形勢問題；第二種則是關於朝鮮戰爭形勢問題；第三種是關於世界大戰問題；第四種是關於原子彈和和平簽名問題；第五種按照當時的說法，是「挑撥群眾與幹部關係」的謠言。

這些五花八門的謠言一傳十，十變百，百變千，變異出無數不同的謠言。

新政權最初無暇顧及闢謠，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在這一年仍把目光鎖定在農村，他說，我們要過「兩關」，一是戰爭關，一是土地改革關。其時大局已定，但是各地不時發生小規模的叛亂，特務的破壞。而在農村，涉及數億人的土改工作剛剛開始，那些命運即將被改變的人們對前途並不樂觀。所以毛澤東此年6月在七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聲稱：「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

與此同時，儘管已經敗退台灣，但是蔣介石對大陸的攻心戰仍然在底層民眾中掀起了新的波浪，國民黨除了在電台上做反共宣傳，更利用空軍優勢，不斷地空投、氣球空飄傳單及食品衣物，郵寄、夾寄所謂「謀略心戰」函件和宣傳品等。江浙沿海城市經常收到這樣的「大禮包」，這自然也影響了一些人的判斷，一些傳單甚至就此成為謠言的開端。

如是種種，加之民眾對美國原子彈的畏懼、對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爆發的悲觀心態，甚至對共產黨政權能否持久的懷疑態度，使得謠言有了更多的溫床得以四處蔓延。

■ 追謠、駁謠與鎮反

1950年，黨的領導人目力所及，都在提醒他們這個政黨和國家所面臨的挑戰。

謠言關就是信任關，這一關非同小可，當時機來臨，破謠需要一些雷霆手段。1950年濃縮在歷史上的巨大痕迹，除了「土改」，則是「鎮反」與「抗美援朝」。1950年7月23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合頒布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鎮反運動就此開始。但是，據學者楊奎松研究，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前，毛澤東對鎮反運動一直相當謹慎。

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決定出兵朝鮮，在次日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才指示彭真、羅瑞卿代中央起草一個關於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指示，彭真和羅瑞卿連夜趕寫，在10月10日凌晨2點鐘，把這個草稿送給毛澤東。

之後，《中央公安部關於全國公安會議向中央的報告》提出：「對付反革命謠言，必須實行講、駁、追三個字的政策，即加強宣傳，對謠言正面加以駁斥，以及追究謠言的來源等。除配合宣傳、駁謠外，追謠主要是各級公安部門的責任。」

實際上的講、駁、追則跟聲勢浩大的「鎮反運動」結合起來了，鎮反運動一直延續到了1952年。時任公安部辦公廳秘書處處長，之後擔任羅瑞卿秘書長達10年的王仲方後來回憶說：「當時敵情確實嚴重，不鎮壓不要說搞經濟建設，就是政權能不能維持都是個問題。

學者李若建的研究顯示，其時謠言的主要傳播者是：會道門、土匪、小商販。

鼓樓冒煙的謠言傳播者，後來被鎖定為北方最大的會道門組織一貫道。之後的偵破記錄表明一貫道只是將流傳已久的「燒餅歌」改編套用罷了。但是「國民黨打不了，八路軍長不了，將來是一貫道的天下」、「天時將變，世界大戰將起」、「五魔鬧中原，萬教齊發，法術齊施」等謠言顯然已經超出了政府容忍的底線。

北京市政府斷然出擊，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統一行動，130名一貫道首要分子幾乎同一時間內被逮捕。據時在北京市法院工作的張思之回憶稱，其時法院執筆寫報告三易其稿都未通過。後來時任北京市長的彭真急了，說「算了，你們（法院）別管了，我請鄧拓來寫。」

鄧果然是高手，一揮而就。文章開宗明義定了性：一貫道是美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毒害中國人民的工具（大意）。彭看后大喜：「看，鄧拓同志就是比你們這些純粹搞法律的人高明！」從此開始，一貫道「點傳師」以上的信徒作為重點打擊對象，無不判了重判。隨後的1951年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園水榭舉辦了題為《一貫害人道》的一貫道罪證展，參觀者絡繹不絕，每天多達4000人。盛極一時的一貫道就此灰飛煙滅。

此後的鎮反運動則不斷升級，從城市到農村，到處是抓反革命的怒吼。大規模的鎮反，將其時樹為反革命分子的五類人群即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反動會道門頭子及其它半公開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一網打盡，還有一些流氓無產者、國民黨舊軍人亦遭牽連。

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關」、「管」了多少人？據學者楊奎松研究，毛澤東後來有過一個說法，叫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毛的這個說法來自於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的一份報告。

謠言的傳播與製造者大都在這一波的肅反中消滅殆盡。葉劍英後來在一次講話中說道：「因而民憤平了，社會秩序已經安定，基層組織已經純潔。」


■ 信仰改造與宣傳網

肉體消滅固然能使造謠與傳謠者銷聲匿跡，但是謠言的源頭仍未斷絕。

「人民政府號召除蟲時，農民群眾就敬土地，求神靈保佑。人民政府號召積肥，做好春耕備耕工作，參加會門活動的群眾就大吃大喝，互相請客」。湖北省的一份報告如是說。僅僅依靠高壓統治顯然不足以改變農民的信仰。

反擊謠言傳播的另一種方式，則是加大宣傳。宣傳員和讀報組應運而生，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的《決定》提出，「報紙應當把建立和領導通訊員網和讀報組的工作當作重要的政治任務」。

中共中央宣傳部下發的文件中，則提出兩種辦法來駁謠：一種是由黨委宣傳部召集宣傳會議，指定黨員擔任宣傳員向群眾作宣傳。一種是遇有重要的，的確屬反革命的謠言發生，各級黨委宣傳部即與公安部門通力合作，窮究根源，務使製造謠言者受到懲辦。

大量的關於宣傳的小冊子印刷發行，《怎樣做一個宣傳員》、《宣傳員的經驗》、《宣傳員手冊》都暢銷一時，先後出現的新名詞則是報告員、宣傳員、土廣播、讀報組等。

在城市，街道宣傳員成為主力軍，山西太原市成坊街的宣傳員趙錫嶺不僅自己作宣傳，還發展了七個宣傳員，一百多個積極分子，作為自己的助手。有一次，趙錫嶺到一個鋪子里去，碰見一群人在閑談，其中有一個人說黃寨村掉下一條龍，趙便問：「在那兒見來，還是聽人說的？」那人回答是聽人說的，趙錫嶺便說：「是呀，沒親自看見怎能相信有這種事呢？」

在農村，除了辦學習班，還讓農民憶苦思甜，如湖南平江縣採取的辦法是讓貧僱農回憶解放初期地主匪特的謠言，諸如「共產黨共妻」，「十八歲以上的婦女要慰勞軍隊」，秋征時期的謠言「每人只許留二百零七斤穀子」，生產時期的「分青苗」，簽名時期的「簽了名就要去當兵」等等，讓群眾回憶這些謠言是不是事實，再追究「誰造謠」「為什麼造謠」，發起了追謠運動。

中小學則成為家庭宣傳的一個陣地，在天津、河北等地，發出的口號是「時刻別忘宣傳」，讓學生以家裡的人和親戚鄰居為對象，努力地進行宣傳工作。中高級同學每人都預備了一個宣傳日記本。把每天宣傳的情況都記在本上，每隔三四天交老師檢查一次。許多學校都組織抗美援朝中心周，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批判一些混亂思想和匪特散布的謠言，發動兒童查謠和追謠。

當時報紙尚不發達，讀報組的活動則是擴大宣傳的最好辦法。據統計顯示，到1951年，全國建立起了6萬個讀報組，有近70萬人參加這一政治活動。這一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報》登載「讀報組活動」一文稱：「青海西寧東關清真大寺，在每天做『禮拜』以前，都有一點鐘的讀報學習。」編者在按語中說：「西寧市各清真寺利用做『禮拜』的時候讀報，既不妨礙宗教信仰的自由，又加強了教徒們的政治教育。這種方法值得各地普遍推廣。」

一張巨大的宣傳網由此鋪展開來。

1950年開始搭建的巨大的宣傳網的觸角一直深入到農村的每一個小隊，城市的每一個工廠和街區，宣傳員的任務要以談話、傳遞消息、讀報、收聽和傳布人民廣播、書寫和繪製宣傳性的文字圖畫、編輯牆報等方式，經常向自己周圍的人民群眾進行關於國內外時事、政策、任務，以及生產勞動的模範經驗的宣傳解釋，批駁各種謠言及在人民群眾中流傳的錯誤思想。

羅斯•特里爾，《毛澤東傳》的作者，不無感慨地說道：「數十年後再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可以看到它在1950年形成時期的樣子。二元化統治支撐著中國的社會舞台，處在前景突出地位上是一些這樣的組織——婦聯、共青團、工會、少先隊；其背景是黨——它無處不在。」

正是這些組織支撐起了宣傳網的巨大骨架，到1951年12月，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有宣傳員192萬多人，黨的報告員5萬多人，人們把報告員和宣傳員叫做「問事處」、「思想大夫」和「毛主席的傳話人」。追謠、查謠與強大的宣傳形成了立體的攻勢，在短短的一年時間內掃蕩了謠言所帶來的陰影。

一種新的信仰逐漸形成，1951年《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出版發行，至少印刷了兩百萬冊，城市中的知識分子們開始認真學習這本書，未來30年這種語言將一統天下，重新構造了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在農村破除封建迷信觀念的同時，農民則逐漸形成一種新的信仰——視毛澤東為大救星，他們將過去對神靈的崇拜，轉移到使之獲得翻身解放的毛澤東身上。據學者潘光旦考察，華東區江蘇、浙江、安徽省等省完成土地改革的廣大鄉村中，「農民們在土地改革運動和學習中提高了覺悟，紛紛撕毀菩薩像，換上毛主席像」。有的地方，甚至因為搶不到毛澤東像而發生爭鬥。

謠言散去，破謠模式則漸漸確立。

「鎮反」漸漸轉化為之後的「嚴打」，每當社會治安惡化、人心惶惶之際，以震懾為目的嚴打總是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橫掃一切，而「全民運動」的網路化模式則將中國人逐漸套入一個巨大的網格之中，激起的波浪起伏則令其中的每一個人都無法逃脫。■

（本文部分參考 楊奎松 《新中國鎮反運動始末》 侯松濤《朝鮮戰爭的爆發與新中國抗美援朝的決策》 ）

「要變天了，國民黨要回來了。」

「美國在朝鮮投了兩枚原子彈，所以冷得早。」

「蔣經國已經到了上海，坐汽車進行秘密活動。」

「世界四十二個國家打蘇聯和中國。」

在陝西、河南、江蘇、湖南、浙江、山東、上海，一些半真半假，似是而非的謠言迅速流傳，聽到這些消息人們莫辯真假。

1950年的中國，處於一個歷史的新開端，也正經歷著從混沌到蝶變的艱難時刻。

■ 「鼓樓冒煙兒，八路軍要顛兒！」

「天安門的石獅，在李闖王時就流過淚，天下沒長久，如今又掉了淚。共產黨也長不了。」 「鼓樓冒煙，八路軍要顛兒。」

1950年的夏天，北京城裡到處流傳著這樣的消息。在沒有簡訊，沒有網路的時代，這個消息居然很快傳遍了北京城。

石獅流淚不容易看到，但鼓樓冒不冒煙，一看便知。正在上小學五年級的袁光嶼便和同學一起跑到鼓樓大街去看，那裡果然是人山人海，「只見兩個獸頭各自慢慢升起一股很濃的黑煙。那黑煙並不立即向高空擴展，而是始終停留和瀰漫在獸頭上空久久不散。我們回到家以後自然對家長和鄰居大說特說，弄得街坊四鄰在第二天也紛紛跑去參觀這個千古奇觀』。」

不僅北京人看，附近的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很多人跑來看熱鬧，一時間鼓樓人滿為患。時值北京準備舉辦第一次建國大慶，上下正在忙碌之際，這一謠言自然引起了高層關注。

時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副處長的劉堅夫受命調查此事。鼓樓高100多米，劉堅夫先組織消防人員架起雲梯，想爬到鼓樓頂上去。但當時消防隊所用雲梯根本夠不著鼓樓的頂部，傳統建築固有的飛檐也讓消防員無技可施。劉堅夫隨即又想到去找私人營造廠，想搭個木架子爬上鼓樓，但是短時間卻也沒人敢接這活兒。

謠言越傳越傳越凶，人心更加惶恐。在劉堅夫的說服下，一家營造廠終於同意相幫。高高的木架子搭成后，消防人員爬上去察看，發現鼓樓頂上的「煙」竟是一大群小飛蟲。

1950年9月16日的《人民日報》登出了一條不足三百字的消息，稱「京市鼓樓頂上『濃煙』縈繞 原來是蚊蟲飛舞不散」 。

「京市鼓樓頂上兩角，近幾日來，每日下午六時左右，有形似濃煙一縷，縈繞不散。很多好奇者聚集觀看。因未能了解事實真象，紛紛揣測，以為樓頂冒煙。該管區公安局為徹底了解事實真象，於十五日派工人架設木架至樓頂，於當日晚六時三十分由公安局派人伴同中國科學院鼓樓教育館工作同志等，前往觀察。中國科學院的工作同志會同架設木架的工人等登木架至樓頂，發現是很多小飛蟲飛聚不散。當時即用白布罩捕捉此類飛蟲甚多。樓下圍觀市民目睹此情況，疑團頓釋，皆報以熱烈掌聲。據中國科學院的同志稱：此系一種蚊蟲，生長在潮溫泥水地方，可能是由什剎海飛來。現在他們正在研究此種蚊蟲的詳情。」

看熱鬧的人不明究里，直到60年後，已經成為清華大學環境與工程系教授的袁光嶼仍然清晰地記得此事，他的疑惑仍在：「謎底雖然已經得到，但究竟為何那些蚊子每天如此準時起飛，至少我到目前還沒有理解。」

當時的《人民日報》尚無後來一言九鼎的輿論影響力，但是以中共中央黨報之重要地位竟然如此鄭重其事地刊登一則社會新聞，足以說明此事之嚴重性。事實上，共產黨高層已經注意到了社會上謠言四布的這一亂象。

當時的報道通篇沒有提及謠言之傳播，但是冒煙之傳言不攻自破。


■ 謠言四起的恐慌

末世謠言事實上在全國到處流傳，「鼓樓冒煙」只是眾多謠言中的一則。

此時儘管解放軍已經控制了大部分省份，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也建立起了一整套黨政權力控制體制，但是社會上仍然人心浮動，城市與農村的治安仍然相當混亂，而這一年南方大雨，北方大旱，也讓經濟起伏不定，物價上下翻飛。

初創時期的共和國，面臨著新的考驗。謠言的出現並非偶然，據統計，1949年的春荒造成179萬人口外流，1950年這一數字雖有減少，但也達到35萬人之多。在沒有現代技術傳播手段的時代，最大的信息傳播工具就是流民。天災流行之時，往往也是謠言橫行之際，奇談怪論層出不窮，以訛傳訛的流言和謠言四處擴散。

1950年最初的三個月里，毛澤東不在北京。他第一次啟程前往蘇聯，去尋求幫助與結盟。談判時間相當漫長，雙方因為榮譽與實惠爭執不下，以至於美國有媒體懷疑克里姆林宮扣壓了毛澤東。

連外國人都這麼懷疑，毛澤東的久未露面在中國引起了更多的謠傳。甘肅省蘭州市就有謠言說，「毛主席與蘇聯商定，要用10萬兒童與蘇聯交換軍火」。一時各小學上學兒童驟減。在謠言煽動下，4月 29日四、五百名群眾遊行，有人乘機高呼「打倒解放軍」、「打倒共產黨」的口號。

闢謠的辦法是，毛澤東公開出席了蘇聯的一個聯歡會，西方的報紙趕緊報道了這位神秘首領的最新消息。

1950年的謠言不止於此，據研究者侯松濤統計，這一年各地都出現了類似的謠言。

在江蘇和湖南等地謠傳「美國已佔領台灣，美國兵艦已開進了吳淞口。」「太平洋與中國沿海各地都由麥克阿瑟來指揮，台灣不可能解放了。」「麥克阿瑟發火啦！已由日本調去五百架飛機，由台灣調去三支軍艦……。」「美國與蔣介石已收復海南島，林彪犧牲啦！」

在河北、山西一帶則風傳「割蛋」謠言，稱「蘇聯製造原子彈，要用男性的睾丸，女性的乳房做原料。」這則今天看來荒謬不經的謠言，當年卻令許多人心寒膽戰，在河北蔚縣，晚上男人上房站崗，婦女並房睡覺。即使在白天，也是婦女不敢出村探親，男人懶於下地勞動。由「割蛋」謠言造成的恐怖氛圍，從7月中旬一直程度不同地延續到9月末。

事實上，有些謠言的確反映了民眾的心理，1949年末參與接管廣州的楊豐後來回憶說：「當時群眾有四怕：一怕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二怕國民黨反攻大陸；三怕土匪惡霸打擊報復；四怕共產黨『共產共妻』。」

回復 7# huasendg
1950年的謠言大都在這「四怕」的範圍之內，學者侯松濤認為，其時的謠言大概可以分為五類，第一種是關於台灣及東北形勢問題；第二種則是關於朝鮮戰爭形勢問題；第三種是關於世界大戰問題；第四種是關於原子彈和和平簽名問題；第五種按照當時的說法，是「挑撥群眾與幹部關係」的謠言。

這些五花八門的謠言一傳十，十變百，百變千，變異出無數不同的謠言。

新政權最初無暇顧及闢謠，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在這一年仍把目光鎖定在農村，他說，我們要過「兩關」，一是戰爭關，一是土地改革關。其時大局已定，但是各地不時發生小規模的叛亂，特務的破壞。而在農村，涉及數億人的土改工作剛剛開始，那些命運即將被改變的人們對前途並不樂觀。所以毛澤東此年6月在七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聲稱：「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

與此同時，儘管已經敗退台灣，但是蔣介石對大陸的攻心戰仍然在底層民眾中掀起了新的波浪，國民黨除了在電台上做反共宣傳，更利用空軍優勢，不斷地空投、氣球空飄傳單及食品衣物，郵寄、夾寄所謂「謀略心戰」函件和宣傳品等。江浙沿海城市經常收到這樣的「大禮包」，這自然也影響了一些人的判斷，一些傳單甚至就此成為謠言的開端。

如是種種，加之民眾對美國原子彈的畏懼、對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爆發的悲觀心態，甚至對共產黨政權能否持久的懷疑態度，使得謠言有了更多的溫床得以四處蔓延。

■ 追謠、駁謠與鎮反

1950年，黨的領導人目力所及，都在提醒他們這個政黨和國家所面臨的挑戰。

謠言關就是信任關，這一關非同小可，當時機來臨，破謠需要一些雷霆手段。1950年濃縮在歷史上的巨大痕迹，除了「土改」，則是「鎮反」與「抗美援朝」。1950年7月23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合頒布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鎮反運動就此開始。但是，據學者楊奎松研究，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前，毛澤東對鎮反運動一直相當謹慎。

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決定出兵朝鮮，在次日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才指示彭真、羅瑞卿代中央起草一個關於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指示，彭真和羅瑞卿連夜趕寫，在10月10日凌晨2點鐘，把這個草稿送給毛澤東。

之後，《中央公安部關於全國公安會議向中央的報告》提出：「對付反革命謠言，必須實行講、駁、追三個字的政策，即加強宣傳，對謠言正面加以駁斥，以及追究謠言的來源等。除配合宣傳、駁謠外，追謠主要是各級公安部門的責任。」

實際上的講、駁、追則跟聲勢浩大的「鎮反運動」結合起來了，鎮反運動一直延續到了1952年。時任公安部辦公廳秘書處處長，之後擔任羅瑞卿秘書長達10年的王仲方後來回憶說：「當時敵情確實嚴重，不鎮壓不要說搞經濟建設，就是政權能不能維持都是個問題。

學者李若建的研究顯示，其時謠言的主要傳播者是：會道門、土匪、小商販。

鼓樓冒煙的謠言傳播者，後來被鎖定為北方最大的會道門組織一貫道。之後的偵破記錄表明一貫道只是將流傳已久的「燒餅歌」改編套用罷了。但是「國民黨打不了，八路軍長不了，將來是一貫道的天下」、「天時將變，世界大戰將起」、「五魔鬧中原，萬教齊發，法術齊施」等謠言顯然已經超出了政府容忍的底線。

北京市政府斷然出擊，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統一行動，130名一貫道首要分子幾乎同一時間內被逮捕。據時在北京市法院工作的張思之回憶稱，其時法院執筆寫報告三易其稿都未通過。後來時任北京市長的彭真急了，說「算了，你們（法院）別管了，我請鄧拓來寫。」

鄧果然是高手，一揮而就。文章開宗明義定了性：一貫道是美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毒害中國人民的工具（大意）。彭看后大喜：「看，鄧拓同志就是比你們這些純粹搞法律的人高明！」從此開始，一貫道「點傳師」以上的信徒作為重點打擊對象，無不判了重判。隨後的1951年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園水榭舉辦了題為《一貫害人道》的一貫道罪證展，參觀者絡繹不絕，每天多達4000人。盛極一時的一貫道就此灰飛煙滅。

此後的鎮反運動則不斷升級，從城市到農村，到處是抓反革命的怒吼。大規模的鎮反，將其時樹為反革命分子的五類人群即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反動會道門頭子及其它半公開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一網打盡，還有一些流氓無產者、國民黨舊軍人亦遭牽連。

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關」、「管」了多少人？據學者楊奎松研究，毛澤東後來有過一個說法，叫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毛的這個說法來自於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的一份報告。

謠言的傳播與製造者大都在這一波的肅反中消滅殆盡。葉劍英後來在一次講話中說道：「因而民憤平了，社會秩序已經安定，基層組織已經純潔。」

■ 信仰改造與宣傳網

肉體消滅固然能使造謠與傳謠者銷聲匿跡，但是謠言的源頭仍未斷絕。

「人民政府號召除蟲時，農民群眾就敬土地，求神靈保佑。人民政府號召積肥，做好春耕備耕工作，參加會門活動的群眾就大吃大喝，互相請客」。湖北省的一份報告如是說。僅僅依靠高壓統治顯然不足以改變農民的信仰。

反擊謠言傳播的另一種方式，則是加大宣傳。宣傳員和讀報組應運而生，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的《決定》提出，「報紙應當把建立和領導通訊員網和讀報組的工作當作重要的政治任務」。

中共中央宣傳部下發的文件中，則提出兩種辦法來駁謠：一種是由黨委宣傳部召集宣傳會議，指定黨員擔任宣傳員向群眾作宣傳。一種是遇有重要的，的確屬反革命的謠言發生，各級黨委宣傳部即與公安部門通力合作，窮究根源，務使製造謠言者受到懲辦。

大量的關於宣傳的小冊子印刷發行，《怎樣做一個宣傳員》、《宣傳員的經驗》、《宣傳員手冊》都暢銷一時，先後出現的新名詞則是報告員、宣傳員、土廣播、讀報組等。

在城市，街道宣傳員成為主力軍，山西太原市成坊街的宣傳員趙錫嶺不僅自己作宣傳，還發展了七個宣傳員，一百多個積極分子，作為自己的助手。有一次，趙錫嶺到一個鋪子里去，碰見一群人在閑談，其中有一個人說黃寨村掉下一條龍，趙便問：「在那兒見來，還是聽人說的？」那人回答是聽人說的，趙錫嶺便說：「是呀，沒親自看見怎能相信有這種事呢？」

在農村，除了辦學習班，還讓農民憶苦思甜，如湖南平江縣採取的辦法是讓貧僱農回憶解放初期地主匪特的謠言，諸如「共產黨共妻」，「十八歲以上的婦女要慰勞軍隊」，秋征時期的謠言「每人只許留二百零七斤穀子」，生產時期的「分青苗」，簽名時期的「簽了名就要去當兵」等等，讓群眾回憶這些謠言是不是事實，再追究「誰造謠」「為什麼造謠」，發起了追謠運動。

中小學則成為家庭宣傳的一個陣地，在天津、河北等地，發出的口號是「時刻別忘宣傳」，讓學生以家裡的人和親戚鄰居為對象，努力地進行宣傳工作。中高級同學每人都預備了一個宣傳日記本。把每天宣傳的情況都記在本上，每隔三四天交老師檢查一次。許多學校都組織抗美援朝中心周，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批判一些混亂思想和匪特散布的謠言，發動兒童查謠和追謠。

當時報紙尚不發達，讀報組的活動則是擴大宣傳的最好辦法。據統計顯示，到1951年，全國建立起了6萬個讀報組，有近70萬人參加這一政治活動。這一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報》登載「讀報組活動」一文稱：「青海西寧東關清真大寺，在每天做『禮拜』以前，都有一點鐘的讀報學習。」編者在按語中說：「西寧市各清真寺利用做『禮拜』的時候讀報，既不妨礙宗教信仰的自由，又加強了教徒們的政治教育。這種方法值得各地普遍推廣。」

一張巨大的宣傳網由此鋪展開來。

1950年開始搭建的巨大的宣傳網的觸角一直深入到農村的每一個小隊，城市的每一個工廠和街區，宣傳員的任務要以談話、傳遞消息、讀報、收聽和傳布人民廣播、書寫和繪製宣傳性的文字圖畫、編輯牆報等方式，經常向自己周圍的人民群眾進行關於國內外時事、政策、任務，以及生產勞動的模範經驗的宣傳解釋，批駁各種謠言及在人民群眾中流傳的錯誤思想。

羅斯•特里爾，《毛澤東傳》的作者，不無感慨地說道：「數十年後再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可以看到它在1950年形成時期的樣子。二元化統治支撐著中國的社會舞台，處在前景突出地位上是一些這樣的組織——婦聯、共青團、工會、少先隊；其背景是黨——它無處不在。」

正是這些組織支撐起了宣傳網的巨大骨架，到1951年12月，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有宣傳員192萬多人，黨的報告員5萬多人，人們把報告員和宣傳員叫做「問事處」、「思想大夫」和「毛主席的傳話人」。追謠、查謠與強大的宣傳形成了立體的攻勢，在短短的一年時間內掃蕩了謠言所帶來的陰影。

一種新的信仰逐漸形成，1951年《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出版發行，至少印刷了兩百萬冊，城市中的知識分子們開始認真學習這本書，未來30年這種語言將一統天下，重新構造了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在農村破除封建迷信觀念的同時，農民則逐漸形成一種新的信仰——視毛澤東為大救星，他們將過去對神靈的崇拜，轉移到使之獲得翻身解放的毛澤東身上。據學者潘光旦考察，華東區江蘇、浙江、安徽省等省完成土地改革的廣大鄉村中，「農民們在土地改革運動和學習中提高了覺悟，紛紛撕毀菩薩像，換上毛主席像」。有的地方，甚至因為搶不到毛澤東像而發生爭鬥。

謠言散去，破謠模式則漸漸確立。

「鎮反」漸漸轉化為之後的「嚴打」，每當社會治安惡化、人心惶惶之際，以震懾為目的嚴打總是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橫掃一切，而「全民運動」的網路化模式則將中國人逐漸套入一個巨大的網格之中，激起的波浪起伏則令其中的每一個人都無法逃脫。■

（本文部分參考 楊奎松 《新中國鎮反運動始末》 侯松濤《朝鮮戰爭的爆發與新中國抗美援朝的決策》 ）

>> 1950年，北京，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在北京街頭演出了「紙老虎」，描繪美軍命令他的狗腿子——李承晚匪幫衝過「三八線」。圖/FOTOE

>> 1951年4月29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公審反革命罪犯時，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派出廣播車到各區轉播實況。圖/FOTOE

>> 1950年，河北衡水，農場工人學習《人民日報》。圖/FOTOE

>> 1951年，河北昌黎，鄉村廣播站。當時反擊謠言傳播的另一種方式，則是加大宣傳。宣傳員和讀報組應運而生。圖/FOTOE

>> 中央美術學院全體同學合作繪製反美宣傳畫。1950年，北京，抗議美國侵佔我國領土台灣，全國掀起抗美援朝運動。圖/FOTOE

>> 1965年11月，福建廈門，小嶝島民兵利用水上漂的辦法，向台灣方向散發政治宣傳品。圖/FOTOE

>> 20世紀50年代初，在朝鮮前線的中國志願軍女戰士們。圖/FOTOE

>> 1950年，北京，參加國慶遊行的兒童。當時甘肅省蘭州市就有謠言說，「毛主席與蘇聯商定，要用10萬兒童與蘇聯交換軍火」。一時各小學上學兒童驟減。圖/FOTOE


「總理遺言」：捲入政治的年輕人
主筆┃楊東曉

文革十年間，這是最大的一起「反革命謠言」案件。這起利用偽造周恩來「臨終遺言」的事件看似荒誕，卻折射出風雨飄搖的國家裡那些惴惴不安的人們的心情。

23歲的杭州汽輪機廠學徒工「蛐蛐兒」手裡拿著兩份自己編造出來的「總理遺言」給他的父親看，一份是周恩來寫給「主席、中央並政治局諸同志」的，一份是寫給「小超」的。「蛐蛐兒」問父親，「像不像真的」？他的父親，杭州第一人民醫院院長李容認真地看完后，說：「像是真的」。但馬上叮囑他「不要外傳」。

時間是1976年2月中旬。周恩來去世一個月之後。轟轟烈烈的「文革」進行到第10年，中國人對各種傳單和各種真假難分的消息習以為常的時代。但是這位年輕人並沒有聽父親的話，這份手寫的兩則「總理遺言」依舊被他拿出去傳播。

■ 傳播

「蛐蛐兒」先把這遺言拿給他前幾天一起聚會的朋友們看，「瓜子」、晨光、「大耳朵」等，2月5日的那次聚會上，大家還討論過一番，總理在這個多事之時離世，臨走前最放心不下的是什麼？會不會留下遺言？如果有遺言，將會是什麼？

現在，「蛐蛐兒」拿來的正是他們這些天來一直惦記的東西，這群青年人中最有政治頭腦的綽號「瓜子」，也是23歲，他和朋友們討論了一下，像不像真的？得出結論，像真的。於是分頭抄寫起來。沒有人問一句：「蛐蛐兒」，你個小學徒，從哪兒弄來這樣的「國家機密」？

看到朋友們專心致志地抄寫他拿來的「總理遺言」，知道這些手抄本很快就要一傳十、十傳百地傳抄下去。「蛐蛐兒」知道，自己成功了——為了寫好這份「總理遺言」，他這幾天大量研讀了周恩來講話、報告，在晨光家裡看到的任弼時追悼會紀念冊，也給了他很大啟發。

離開自己這群最要好的哥們兒后，「蛐蛐兒」把「總理遺言」又拿到廠里給工友們傳看，就像他曾經看到的情景一樣，工友們也不問來源，低頭就抄。

「蛐蛐兒」還把「總理遺言」和其他學習資料通過郵局寄給了遠在陝西戶縣工作的姐姐。他姐姐的同事「一轟而上搶著看，當時沒有看到的只好排隊預約。」

「蛐蛐兒」偽造的「遺言」開始只是通過人際傳播，他沒有像別人傳謠言那樣，把傳單偷偷一撒，來個查無實據。看到「總理遺言」的人都視若珍寶，偷偷傳抄和轉送。但是，當有人把「蛐蛐兒」的手抄本變成油印件以後，傳播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兩個月後，除了新疆等少數幾個邊遠省份，全國各地都知道了周恩來總理在逝世前有這麼兩份遺言。

「總理遺言」還隨著這個年代一些偷渡客到了香港，即便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此案不再被大陸人提起，香港傳記作家協會會長韓文甫在他的《鄧小平傳》中還是記下了這一事件。（韓文甫《鄧小平傳•治國篇》）

■ 出籠

1975年周恩來沉痾已深。從8月到10月進行過三次癌症手術，但並不成功。進入12月，他時時處於昏迷狀態。這一年1月，鄧小平重新恢復了工作，國內形勢剛剛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而周恩來病情的加重，又一下子使得中國政治走向撲朔迷離起來。

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此時，「文革」已經進行了十年。十年狂熱和洪荒之後，是大廈將傾的局面，這場運動始終停留在「天下大亂」的程度，而沒有朝毛澤東預定的「天下大治」轉變，社會矛盾越來越多、經濟業已到了崩潰的邊緣。

1976年2月5日，也就是周恩來去世后的第28天，幾位青年來到杭州市延齡路延齡坊2弄14號——回城知青「大耳朵」的家聚會。

這群朋友中，有半山發電廠工人「瓜子」、建設兵團的「阿斗」、知青晨光。最後來到的是剛剛失戀的汽輪機廠學徒「蛐蛐兒」，他進門時眼睛還紅著。這天，「大耳朵」從鄉下帶來一塊鄉親送他的狗肉，加上一軍壺黃酒，算是開宴了。

聊天從「大耳朵」反映農村飢荒開始，說到「中央一號」文件高層人事變動中沒有了鄧小平的名字。對時局的憂慮、國運的擔心，讓這幫青年有了一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使命感。（袁敏《重返1976：我親歷的總理遺言案》）最後一個話題擺到眼前：總理會不會留下遺言？如果有遺言總理會提到哪些內容？

突然，一直被同伴們以為還沉浸在失戀痛苦中的「蛐蛐兒」踱到窗前，已然滿臉通紅，揮舞著手臂，彷彿在演講：「劉胡蘭犧牲的時候才幾歲？而我們現在又幾歲？我們不能等待，我們要積極去鬥爭！」「瓜子」接著他的話：民眾現在已經是一點即燃的乾柴，缺的是點燃乾柴的火星，我們是可以做火星的。（袁敏《重返1976：我親歷的總理遺言案》）

聚會結束后，「蛐蛐兒」回家偷偷地模仿周恩來的口吻起草了兩份遺言。

在給「主席、中央並政治局諸同志」的「遺言」中，「蛐蛐兒」這樣寫道，「小平同志一年來幾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抓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了主席判斷的正確。要保持那麼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志，多承擔責任。今後小平同志的壓力更大，但只要路線正確，什麼困難都會克服。」

「春橋同志能力強，國務院的工作，小平、春橋要多商量。」

「追悼會主席不要參加，會應力求簡單，請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詞。」

而在另一份「遺言」中，「周恩來」囑託說，「要向蔡大姐學習，要教育孩子當好普通一兵」、「將我的病情發展告訴全國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最後一句則是「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逼真的周氏語氣、憂國憂民的心態以及恰當的政治邏輯，混合著當時一種莫名的社會情緒，使得這兩份遺言迅速傳播開來。

所有傳抄的人，都沒有仔細去追問這兩份遺言從何而來，是否屬實？在習慣了文革十年中，大多數重大的真實消息都是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傳播開來的方式后，人們更有理由相信這兩份遺言的可靠性。

■ 追查

那些被「文革」的政治風暴鍛煉得異常敏銳的人們，很快就咀嚼出這份來路不明的遺言中所蘊藏的政治深意。在極力「挺鄧」的後面，是對時局的深深憂慮，擔心張、王隨時會清除鄧小平，於是，先安撫張、王，再肯定鄧，並要他們配合工作。就是在追悼會的安排上，這份遺言也極盡心思，讓王洪文做主持人，而由鄧小平來致悼詞，這種平衡顯然是為了不傷及王洪文的面子，又能鞏固鄧小平的地位。

在大批民眾瘋狂傳抄這兩份遺言之時。北京高層很快就注意到了這股異乎尋常的風潮。事情很快被定性為有蓄謀的「反革命謠言」。從北京向各地發的緊急電話通知說，要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徹底的追查。

很快，「謠言」的中心被鎖定在了杭州。王洪文派公安部副部長祝家耀親自坐鎮杭州，直接領導「四人幫」在浙江的代理人賴可可、羅毅追查「總理遺言」案。

上海造反派祝家耀是王洪文一手提拔到公安部的，在他的督陣下，不到一周時間，5月5日遺言製造者「蛐蛐兒」就進了公安局，與其炮製「遺言」的深思熟慮風格相反，這名單純的青年四下讓人傳抄的行為表現得幾乎沒有任何政治敏感性。

所以，被一百瓦大燈照了幾天腦袋之後，他就意志瓦解、精神崩潰，把2月5日聚會上的人撂了出來。專案組在審查了所有搜繳的日記、筆記后得出結論：「總理遺言」是「瓜子的腦子」，「蛐蛐兒」的筆。

5月9日，23歲的「瓜子」在北京參加過清明節悼念總理的天安門活動后，來到上海親戚家。這天晚上七點多，他回到姨媽家，發現樓梯旁蹲著兩個生人，他的第一反應是，怎麼小流氓蹲這兒了。

他剛剛察覺到親人臉上的反常，就聽到一陣雜沓的腳步聲，幾個男人衝上樓來，對他實施了抓捕。這天距「蛐蛐兒」被捕僅4天，最初，他以為自己被捕與「天安門事件」有關。

這一天距他離開杭州的家已經快3個月了，這3個月來，他去了青島、瀋陽、大連、長春、錦州、哈爾濱、北京、上海。他想了解，在即將展開的路線鬥爭中，工農兵會站在哪一邊？作為幹部子弟反「四人幫」能否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意願？他到車間找工人溝通、甚至到全軍模範紅九連和副指導員於小平捧著高粱米飯徹夜長談，希望能得到國家機器的武裝支持。

■ 反制

對付謠言，「四人幫」早有一套成功經驗。1966年秋天的「梅花黨案」同樣是民間傳出並在幾個月里傳遍全國，但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小組」領導成員江青、康生、陳伯達利用，把一樁由境外傳入的謠言變成「文革期間」牽扯高層幹部最多的政治案件。借台灣國民黨軍情局離間中共與李宗仁、郭德潔夫婦關係，製造了「文革」初期上千起政治冤獄，打倒了一大批幹部。

所以，追查「總理遺言」，迅速剷除政治對手成為反制「總理遺言」謠言的當務之急。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聽取「總理遺言」案追查情況彙報會上，王洪文和張春橋分別做了指示，王洪文說：眼睛不要光是盯著面上的幾個毛孩子，要挖出長鬍子的老傢伙！張春橋的指示更深遠：兒子背後有老子，司機背後有首長。一定要把隱藏在幕後的策劃者揪出來！（袁敏《重返1976：我親歷的總理遺言案》）

王洪文發布了一系列揪走資派的言論：「現在的革命對象，就是舊社會裡吃過糠、抗日戰爭負過傷、解放戰爭扛過槍、抗美援朝渡過江的民主派。現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過草地的走資派，戴紅領章紅帽徽的走資派，就是勤勤懇懇、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務，不搞貪污腐化的走資派!」（葉永烈《「四人幫」興亡》）

由於「資產階級在黨內形成一股勢力，從廣度上不是一個人，是一批人」，所以，「從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長的黑線。」

現在已經抓到了黑線的一端，正好可以沿著黑線向上查、查到北京的好機會——「瓜子」的社會調查日記正好給他們提供條件——「瓜子」按著父親在京老戰友名單里的地址一一登門，這些老幹部普遍對「四人幫」不滿，又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憂心忡忡。「瓜子」把他對社會的考察和人們對時局的不滿詳細地寫在日記里，沒想到這個日記本卻給這些人帶來了災禍。

杭州的公安們通過「蛐蛐兒」，查到了他身為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的父親，這是一個解放前就回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但高知並不是上面要的結果。當時中央內部鬥爭激烈，「四人幫」一派認為，這樣大的政治案件一定有幹部階層的介入，他們要挖出更深更高層有政治能量的人。

於是，「瓜子」的父親、「阿斗」的父親、「蛐蛐兒」前女友的父親，這些文革中正在靠邊站的老幹部，順理成章地被列入黑手名單；在「瓜子」家中搜到了一位叫「阿胖」的男青年給「瓜子」的姐姐曉燕的來信，這位來信者的父親是浙江省赴京參加周總理追悼會並面見鄧穎超的三位省委領導之一。當黑手被查到省級幹部時，這個案子，仍沒有結案，這些「黑手」以及他們的孩子，統統被抓捕。

■ 結案

除了被押解進京的這批人，杭州還有一批「蛐蛐兒」的朋友被押解到臨安西天目山的留椿屋。

在北京長安街邊上，全國總工會對面一個衚衕里的中央政法幹校，關押著從杭州解來的7名政治犯，「瓜子」一家三口（「瓜子」及其父親、姐姐）、阿斗父子、「蛐蛐兒」父子——但是，這一行人並不知道自己的「同案犯」親友就押在旁邊的某一間房子里。無論是他們自己還是他們的家人，都還在「相信群眾相信黨，沒有事情總歸沒有事情」（瓜子母親語）。

這裡的政治犯在唐山地震后，每天有半小時放風時光，「瓜子」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尋找的機會，他不停地掃射目力所及的每一分每一寸。有一天，突然看到一個牆角磚壁上刻著：「小弟，對不起!」——只有家人和「蛐蛐兒」才這麼叫他。但是他們在關押此地18個月間，從未見過面，只是在意識中，感覺到親友就關在附近。

而在浙江省臨安縣西天目山，有5人被押在1939年3月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曾經住過的留椿屋，當年周恩來到這來，是為了敦促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抗日。

當年周恩來在一樓宣講抗日的會客廳，1976年變成了一間審訓室。被審訓的5個人分別是阿斗的母親、「蛐蛐兒」前女友的父親，「大耳朵」、晨光和毛寧。他們不知道自己是為什麼被關押至此。

「大耳朵」每天面對的審問離不開「狗肉聚會」這一「反革命預謀會議」，以及如何炮製「總理遺言」，某月某日幾點幾分和誰在一起、幹什麼，誰做證。問了一遍又一遍，不僅令被審訓者神經幾近崩潰，連看管他們的毛排長都說：你們能熬過來真不容易，要我早瘋了！

幾個月後的一天，「大耳朵」突然聽到遠處青龍山腳下哀樂和國際歌交互播放，隱隱約約中聽到廣播里一個沉重的男中音：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

誰都沒有想到，毛澤東在這樣的多事之秋，不再統帥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了，三零一醫院的醫生，不是在1967年還給他做過體檢，後來傳出的小道消息說他能活到150歲，是全黨全國人民最大的幸福嗎？當時全國人民聽到這個消息，是怎樣的激動和歡慶啊！

「大耳朵」知道：毛主席逝世了，陰謀家馬上就要動手，一切都沒有希望了。

於是，他決定：與其被拉出去審判槍斃，不如自己結束生命！（袁敏《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

他在黑夜中摔破了小鏡子，劃破右手腕，當警衛在凌晨發現這位強壯的體育老師躺在血泊中時，一聲慘叫，驚醒了所有在押犯。

萬幸的是「大耳朵」雖失血過多，但還是撿回一條命。不到一個月，山下又傳來廣播聲：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

粉碎「四人幫」以後，除了「蛐蛐兒」和「瓜子」，北京和留椿屋的在押人員都被釋放回家——此前北京的7人已被判處死刑，只是「四人幫」倒台來得更早一些，他們才得以生還。而另兩位青年人一直被關押到1977年11月。

1977年11月，「蛐蛐兒」帶著這樣的審查結論回家：他造的謠言「流傳全國，政治影響極壞，並有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言論。」直到兩年之後的1979年12月，一份複查結論上，才認定他積極反「四人幫」，並撤消了1977年的審查結論。

另一位被「四人幫」認為在遺言案中用「腦」的「瓜子」，拒絕在釋放他的審查結論上簽字，這份結論上說他「和製造總理遺言無關，但是在『四人幫』搞亂浙江的很複雜的情況下，也說了一些損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屬於嚴重的政治錯誤。」

「瓜子」不簽字，案子就結不了，誰都回不了家。在專案組的勸說下，「瓜子」簽下：「這個結論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華主席、黨中央直接反映情況的權利。」

面對這位想把牢底坐穿的青年，專案組成員勸他「你們是路線鬥爭的犧牲品，我黨歷史上每次路線鬥爭總有一批人要犧牲，這是革命需要付出的代價。現在「四人幫」粉碎了，鄧小平已經出來工作了，你們的目標也已經達到了，雖然坐了牢，但到底沒死人，你們還算是幸運的。」

「瓜子」就這樣回了家，但是文革末期最大的謠言案並未真正了結。

1978年底，一份平反通知發到他的手中。又過了一年，在1979年複查結論中，認定「瓜子」是積極反對「四人幫」，並和偽造「總理遺言」毫無關係。

至此，這起由民間自發反對「四人幫」，旋即就被「四人幫」利用，打壓政治反對者的謠言案，劃上句號。■

「梅花黨」案謠言

1966年3月29日，李宗仁夫人郭德潔去世后的第8天，香港一家具有台灣背景的媒體刊出《郭德潔之死》一文，以「史真」之名，把郭德潔和美國中情局扯上了關係。而此時，在台灣有一個人正在冷眼觀望大陸的反應，他就是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幕後指揮谷正文。

這個謠言從廣東北上，秋天傳到北京：「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組織的負責人」，她肩負著美國中情局的使命回國，以金質梅花胸針為記，在協和醫院裡與前去探視的「美國中情局長期潛伏的高級戰略特務」王光美接頭時，每人還各背兩句詩對上暗號：「百本栽梅亦自嗟，每逢佳節必思家」，「眼前多少無情事，不認國花是梅花」。

據此，以江青、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開始了另一個向度的調查——將謠言作為真實存在追查涉案的「梅花黨」員。

此案牽涉到劉少奇、王光美、嚴慰冰等人，但最終目的，是要揪出來把李宗仁請回大陸的周恩來，無辜牽扯進數百人。

（來源：谷正文口述《白色恐怖秘密檔案》楊東曉整理）

報喜的謠言

1967年，全國都傳遍了一個振奮人心的「北京來電」：據北京三0一醫院醫生檢查，毛主席能活到140歲以上！

下面是一行口號：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則謠言在傳播的過程中不斷地變化著發布人和年齡的數字，先後被說成是葉劍英接見群眾時說的、江青對外發布的、葉群的妹妹發布的。年齡在謠傳中有130和150之說。

另有一份「上海來電」報喜稱：「毛主席的小兒子已經找到了。在江蘇蘇州專區吳縣李公口公社十字大隊當會計，現在已到韶山找他舅母去了。落款具有深深地時代烙印：「南京總字154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紅衛直屬店紅色造反者轉抄、京鋁衛紅戰鬥隊轉抄、崇文紅色造反者縱隊轉抄」。

對於善良的中國人民來說，領袖能活150歲、在70多歲時找回了失散30多年的兒子，真是莫大的喜事和欣慰。所以，很少有人懷疑過該謠言的真實性。

>> 「總理遺言」案主要當事人中學畢業后的第一次合影（左一晨光，左二阿斗，左四蛐蛐兒，左六瓜子，左七大耳朵）。圖/袁敏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萬眾歡騰。廣大群眾於1977年1月再次走向天安門廣場，懷著欣喜的心情，歡迎總理「笑歸來」。圖/CFP

>>當年流傳的「總理遺言」油印稿原件。

>>1976年，北京天安門廣場，送別周恩來的靈柩。圖/FOTOE

>>留椿屋對面的招待所1976年駐紮了一個排的警衛戰士，看守「總理遺言」案犯人。圖/袁敏

>>年輕的蛐蛐兒（右）和瓜子（左）在大海邊暢想他們的未來。圖/袁敏


謠言止於社會開放信息公開
文┃十年砍柴

清朝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初夏，一條傳言在北中國最繁華的港口城市天津流傳：來華傳教的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幌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和所有的傳言一樣，沒人能找出其確切的源頭，但在口口相傳中，經過無數人的加工潤色，傳言聽起來越來越像真相。目睹洋人殺害小孩的證人、被殺死的孩子數目、干傷天害理之事的具體教堂和教士的名字……有鼻子有眼的，恐慌與憤怒集體情緒在天津乃至整個華北民間飄蕩。只差一根火柴。

6月21日清晨，天津知縣劉傑帶人犯武蘭珍去望海樓天主堂對質，與前來保護該國僑民的法國駐華領事豐大業發生衝突，豐大業開槍打死了知縣的僕人，圍觀的民眾激憤之下，豐大業及其秘書、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 焚毀了法國領事館、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4座基督教堂。

這就是近代史有名的「天津教案」，事後證明所謂洋教士殺死中國小孩做藥材乃是無稽之談。但這條現在看上去荒誕不經的傳言幾乎引起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英、法等國和滿清再一次兵戎相見。奉旨前來處理此事的直隸總督曾國藩不得不賠禮道歉、賠償巨額錢財、處死了十幾位帶頭鬧事的人，終於避免了一場戰火。但一代中興名臣為此背上了「漢奸」的罵名，悲嘆「外慚清議，內疚神明」，次年在痛苦中逝去。

考諸歷史，從「天津教案」到上世紀7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前，這一百來年中，中國爆發類似「天津教案」由謠言引起巨大社會風波的事件還不少，且每一事件中，謠言或小道消息的社會背景、流傳方式、事件發酵過程、引起的社會危害，和「天津教案」非常相似。將這類事件放到歷史的的坐標中比較、觀察，基本上可以總結出這麼一些規律。

一、能夠興風作浪的謠言或小道消息，一定有現實的社會基礎，迎合流行的民間情緒，也就是說，謠言必須「借勢」才能發威。以「天津教案」為例，其社會基礎就是部分外國傳教人員憑藉領事裁判權橫行霸道，干涉教民與非教民的民事爭端，庇護入教的不法華人。而地方官吏害怕洋人，但求短期的社會穩定採取息事寧人態度，對教士的霸道行為一味姑息。如此，痛恨傳教士和教堂是當時流行的民間情緒，而謠言符合廣大民眾對洋教士的合理想象。早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一條「剪辮」的謠言發端於浙江，很快席捲了山東、直隸、湖南、湖北等地，謠傳有人要剪萬人髮辮，用來攝魂造橋。其社會基礎與「天津教案」很類似。甚至1976年周恩來總理逝世后，社會流傳的「總理遺言」亦是如此，其社會基礎是「四人幫」所作所為引起了民怨沸騰，而普通人對掌握巨大政治權力的江青等人無可奈何。而在周總理「文革」中保護了一批老幹部、盡最大努力減少運動的副作用，便成為民間反抗「四人幫」倒行逆施的道德符號，「總理遺言」的出籠，和這樣的民間情緒十分契合。

二、謠言能發威，一定是社會矛盾比較尖銳的時期。1909年到1910年間，江蘇許多地方流傳著官府調查戶口，查清每個人的生辰八字，乃是要把被調 查者的靈魂賣給 洋人修建鐵橋。謠言的廣泛流傳激起了慌恐不安的鄉民們和官府的對抗。這幾乎是乾隆年間「剪辨」謠言的翻版。此時，清廷「預備立憲」的承諾一拖再拖， 「皇族內閣」的組成讓公眾包括一些漢族士紳看到滿清統治者沒有一絲一毫「還權於民」的誠意。朝廷和各級官府的公信力流失殆盡，官府的「闢謠」不但難以讓人相信，反而有可能對謠言推波助瀾。

三、謠言能傳播迅速，產生巨大的社會破壞力，乃是專制政府控制信息、鉗制言論的愚民政策必然的結果，官府受謠言反噬是典型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謠言能夠肆虐，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正常的信息傳播渠道不暢通；二是民智不開，公眾的現代科技知識和人文知識普遍低下。這兩個原因又是相輔相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直被中國古代各個時期的統治者封為圭臬。再以「天津教案」、「妖術攝魂」這類謠言為例，謠言的內容顯然違背現代科學常識。然而在一個科學不昌明、神秘主義盛行的時代，這類謠言卻有很大的市場，因為涉及到人的生命安全，往往普通人寧信其有，不信其無。而統治者極力想控制信息傳播、鉗制言論，使科學難以戰勝蒙昧。近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中張揚的兩面大旗：民主與科學，也正是針對專制與蒙昧的兩劑良藥。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下，言論自由得到充分保障，正常的信息渠道暢通，現代科學知識與人文知識才可能在公民中得到無障礙地傳播，而具有現代科學知識和人文知識的公民，又反過來促進民主制度的完善。

在一個公民言論自由有充分保障、信息傳播暢通的社會裡，各類傳言自有其求證、甄別的機制，如是，謠言就失去了插上翅膀蠱惑大眾的基礎，如烈日下的冰雪，不多久就會融化。在信息相對透明的西方社會，關於世界末日的傳言版本很多，流傳也很 久，時不時還會發酵一下子。災難大片《2012》上映后，還真有不少人打聽如何購買電影中的方舟船票。當然可以把這種事當成笑話看，但這笑話至少說明：一是人類的恐慌是永恆的，決不會因為科技的發達而消除；二是公眾對社會管理者的質疑也是永恆的，無論一個國家的政體如何，人們有理由懷疑管理者會對公眾隱瞞 些什麼。但若言論不自由,信息不暢通，這類謠言會被強化，直至引發巨大的社會風波。而若有中立的、自由的、有公信力的新聞媒體存在，通過專業傳媒人士的深入採訪，全方位報道，謠言的外衣會被一層層剝離掉，因謠言帶來的群體性恐慌也會較快地消失。

謠言止於信息公開和社會開放。中國古代社會，謠言之所以有那麼大的殺傷力，是因為當時的統治者的統治之術，是反信息公開、社會開放之道的。■

>> 晚清，人民暴力反抗外國傳教士。圖/FOTOE

飛虎隊員眼中的彩色中國

嚴湛

在我兒時的記憶中，反映抗戰時期中國的歷史圖片都是以陳舊的黑白膠片展現的，所以當2005年12月某日，我在美國朋友、飛虎隊老戰士艾倫•拉森先生家做客時，老人家六十多年前在中國拍攝的反映抗戰後期中國社會和人文歷史的彩色照片震撼了我，顛覆了我原有的印象。

1943年，當拉森先生還是一個18歲的大學生時，他就應徵加入了美國陸軍航空隊，經過在美國本土數月的軍訓后，被分配到空軍照相偵察中隊，隨後他所在的部隊輾轉萬里來到中國雲南，於1944年9月編入由陳納德將軍組建和領導的支援中國抗日的飛虎隊——美軍第14航空隊。當時艾倫先生擔任部隊航拍地圖繪製員，參與製作地圖和海圖供中美兩國空軍打擊日本陸軍和海軍。那時酷愛攝影的他有空就利用他的兩部柯達相機（Kodak Bantam 828和35mm相機）和他父母從美國寄來的柯達彩色膠片（Kodachrome）拍下了許多中國抗戰時期的珍貴照片。

當拉森先生第一次把上百張珍藏了六十多年的柯達彩色照片用幻燈機放映給我看時，展現在眼前的是我從未見過的、栩栩如生的彩色歷史畫面。更讓我驚嘆的是，這些上世紀四十年代拍攝的彩色膠片，色彩如此逼真，畫面如此清晰，保存如此完好。直覺告訴我它們是十分珍稀的、具有重要歷史文獻價值的照片，可以填補中國抗戰歷史時期彩色攝影的空白。如此珍稀的彩色照片還原了更加真實生動的歷史畫面，拉森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議，與其已故的、同樣酷愛攝影的戰友威廉•迪柏先生將當時在中國拍攝的二百多幅彩色照片和數十幅黑白照片呈獻給廣大讀者、歷史學者和攝影愛好者。本文所選照片，即其中的部分精華。■（圖片來自（美）拉森，（美）迪柏攝：《飛虎隊員眼中的中國(1944年-1945年)》，上海文藝出版集團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 1944年9月1日，艾倫•拉森隨第35照相偵查中隊從印度來到中國，他得知中隊被派往第14航空隊——由陳納德將軍領導的「飛虎隊」。一抵達昆明空軍基地，艾倫就和他的一位戰友一塊兒到飛機跑道上，他們站在一架鼻翼上繪著鯊魚圖案的P40戰鬥機旁互相拍照。威廉•迪柏攝

艾倫•拉森

艾倫•拉森（H.AllenLarsen)，1924年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布魯克蘭市，高中畢業后在波士頓大學只讀了一年就被應徵入伍，參加了美國陸軍航空隊，並被分配到第35照相勘測中隊，該部後來被派遣到中國昆明，併入陳納德將軍領導的第14航空隊（原飛虎隊）。拉森先生後來被調遣到第21照相勘測中隊，並隨部隊遷往成都、重慶、杭州和上海。拉森先生退伍后，於1946年1月又重返波士頓大學讀書，並於1948年畢業，供職波士頓社區福利基金。為了波士頓社區福利基金的工作及後來在美國聯合勸募會的募捐活動，現居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

威廉•迪柏

威廉•迪柏（William L.Dibble），1923年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在堪薩斯州托皮卡市念書。高中畢業后，他參加了美國陸軍航空隊，並被分派到第4照相技術部隊（4th PTU）服役。1944年該部隊被派遣到中國，併入陳納德將軍領導的第14航空隊（原飛虎隊）。在戰時和戰後這段時期，部隊從昆明基地遷往其它中國城市，包括重慶、成都、杭州和上海。1946年迪柏先生從第14航空隊退役，然後就讀於沃西本恩大學（Washburn University）。大學畢業后，他投身於家族企業，後來在托皮卡市創立了一家商業銀行，並擔任塞斯納飛行器公司董事會董事，於2004年1月31日去世。

>>艾倫與一名中國空軍技師在一架繳獲后被翻新的日軍戰機上。威廉•迪柏攝

>>重慶一名時髦女子坐在滑桿上 。威廉•迪柏攝

>>在上海，與火車站站台上賣乾果的婦女講價。艾倫•拉森攝

>>可愛的中國女孩，穿著童子軍軍裝，拿著可口可樂的空瓶玩耍。艾倫•拉森攝

>> 昆明的百姓在觀看昆明市區一棟大樓牆上張貼的許多五顏六色的海報和新聞。這讓艾倫回想起年幼時在美國波士頓市站在一群人中觀看波士頓環球報大廈告示牌上用粉筆寫的新聞的興奮心情。艾倫•拉森攝

>>頭髮式樣時尚的昆明男子在品嘗美食 。威廉•迪柏攝


1952年：忠誠與諾言

文│張文智

中情局58年前對中國那次失敗的間諜行動，與其說是為了牽扯中國派往朝鮮的兵力，還不如說它是冷戰格局下美國敵視中共政權的一個縮影；58年後，中情局拍攝的關於此事的紀錄片，雖說是為培訓新生代特工之用，但其中亦有冷戰思維在作祟。

2010年6月15日上午，美國弗吉尼亞州蘭利中央情報局（CIA）總部大樓的放映室里，一群中情局特工正沖著兩位老人——80歲的約翰•唐尼和83歲的理查德•費克圖拚命鼓掌，亦有人上前尋求籤名。

兩位老人雖與電影有關，但這一幕卻並非粉絲追影星。唐尼和費克圖，是接下來將要放映的一部名為《極度忠誠》（Extraordinary Fidelity）的紀錄片的主人公。

《極度忠誠》披露了冷戰時期，美國於1952年發動的一次失敗的對華諜戰行動，在這次行動中，中情局的一架C-47「空中列車」軍用運輸機被擊落，兩名飛行員當場身亡，另有兩名特工，即唐尼和費克圖被活捉，並在中國渡過了漫長的牢獄生活。

對於美國來說，這是一次「難以啟齒」的行動。在兩名特工被捕之後，即使兩人向中國政府「把知道的都說了」，美國仍然堅持說他們是軍方文職人員，並由國防部出面營救他們。而且這個彌天大謊一直說了20年，直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期，中美關係轉暖，二人才被釋放回國。

多年來，美國媒體對於此事有過大量報道，但多為隻言片語，在中情局的眼裡，「篇幅過短且常有缺陷」。

2006年，中情局拿出了自己的版本：專門研究中情局歷史的美國學者尼古拉斯•杜宇莫維奇參閱了許多中情局的內部檔案后，撰寫了題為《極度忠誠：兩名在華中情局囚犯1952-73》的文章，在中情局內部刊物《情報研究》2006年第四期（總第五十冊）上面發表，中情局網站也轉載了這篇9000字的長文。

如今，中情局又將此次行動拍成了紀錄片，「僅供內部參考」。在6月15日的放映現場，除了美聯社記者羅伯特•伯恩斯為圈外人士，其餘觀眾均為中情局特工。

唐尼和費克圖，這兩位當年意氣風發地參與行動，卻狼狽地被中國政府活捉並長期關押的前中情局特工，在這一刻是否會想起曾經的中國歲月發生的細枝末節？

■ 落網

1952年11月29日晚，一架暗綠色的C—47「空中列車」軍用運輸機由美軍在漢城（即首爾）的軍事基地呼嘯升空，沿著朝鮮半島東海岸向北飛去。飛機上面共有4個人，其中31歲的羅伯特•斯諾蒂和29歲的諾曼•施瓦茨是飛行員；另兩人便是時年22歲的唐尼和25歲的費克圖。

當時，唐尼和費克圖是剛成立5年的中情局的准軍事人員，唐尼出生於康涅狄格州，1951年6月從耶魯大學畢業後進入中情局。費克圖畢業於波士頓大學，他加入中情局的時間比唐尼晚了幾個月。兩人在大學里都是校橄欖球隊隊員，性格外向，頗具幽默感。

唐尼和費克圖此行的任務，是利用「空取器」接回中情局派往中國東北刺探情報的特務李軍英。「空取器」是一種升降裝置，由安裝在機身外面帶滑輪的鐵臂、電動絞盤和用鋼絲聯結的鉤子組成。當飛機做低空飛行時，飛機上的操縱人員會放下鉤子，鉤住橫掛在兩根柱子之間的一條線，那條線連到特務的安全帶上，然後電動絞盤會把他吊上飛機。

這趟任務本來不該由唐尼和費克圖執行。當時先是確定了執行任務的飛機駕駛員——來自中情局下屬民用航空運輸公司（CAT）的羅伯特•斯諾蒂和諾曼•施瓦茨，兩人此前曾接受過飛機不著陸接人的技術培訓，且願意執行這項任務。

至於在飛機上操縱電動絞盤的人選，中情局最初打算使用中國籍特務，后又擔心他們技術不夠熟練；繼而打算派兩名受過此項培訓的CAT人員，卻因他們不具有參與此次行動的資格而放棄。於是，從11月24日開始，唐尼和費克圖經過短暫的訓練，便匆忙出馬了。

1952年11月29日這天晚上月光皎潔，能見度良好。C—47繞過地面的防空火力網，飛越鴨綠江，於午夜時分來到吉林省東南部安圖縣老嶺區的雪原上空，那裡便是唐尼他們與地面人員約定的接頭地點。

在這段耗時將近3個小時，約600公里的航程中，初次執行這種任務的唐尼和費克圖沒有任何緊張情緒，這多少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意味。

看到地面上出現正確的識別信號后，唐尼和費克圖推出食品和物資，作為此前中情局投放此地的一個特務小分隊的給養，然後C—47飛機離開接頭地點，以便讓地面的特務有時間架設接人用的柱子和繩索。

約45分鐘后，飛機飛回，在做了一次空中接人的預熱后，唐尼和費克圖打開機艙門，將「空取器」架設好，準備真刀實槍地接人。然而地面上，幾門高射炮發出了怒吼，炮彈在月光的映照下拖曳著火花，呼嘯著飛向C—47飛機。飛機中彈后滑行了一段距離，墜毀在樹叢中，機身斷為兩截，機頭朝上。兩名飛行員當場死亡。

在此之前，為了防止操縱電動絞盤時摔出飛機，唐尼和費克圖已經用安全帶把自己固定住了，因此飛機中彈沒有使他們摔下去。兩人只是在飛機墜落時受了些擦傷和震蕩，其中費克圖的腦袋被撞了一個大包，大到「可以把大衣掛在上面」。

這時，地面上的中國戰士沖了過來，活捉了兩名中情局特工。


■ 第三力量

按照中情局的版本，中國部隊「非常粗魯地」將唐尼和費克圖五花大綁，帶到附近一所房子里，據稱可能是安圖縣派出所。在那裡，兩人見到了他們此行想要接走的中國籍特務李軍英，還看到一名身穿皮夾克，腰挎手槍的中國軍官。該軍官用英語對唐尼說：「你是傻瓜！」

隨後，兩名特工被十幾名武裝警衛押送到瀋陽。在那裡，他們被戴上腳鐐，並被單獨監禁。

後來人們在談論中情局這次失敗的行動時，總會把它與當時正在進行的朝鮮戰爭聯繫起來：美國曾想在中國大陸發展特務組織，開展反共游擊戰，以牽扯中國派往朝鮮半島的兵力。

但唐尼和費克圖的這次任務，實際上是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美國秘密實行的「第三力量」項目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的美國政府很不願意看到在中國大陸出現一個倒向蘇聯的共產黨政權，於是產生了組建所謂「第三力量」的念頭，即不與國民黨政權合作，單獨培訓一批中國間諜（地點在太平洋的塞班島，唐尼和費克圖即負責培訓工作），空降到中國大陸，聯合當地的反共游擊組織，搞破壞和心理戰，從而動搖、瓦解共產黨政權。因此，與其說唐尼和費克圖的行動與朝鮮戰爭有關，還不如說它是冷戰格局下美國敵視中共政權的一個縮影。

當唐尼和費克圖參與「第三力量」項目時，中情局因為經費緊張，一再延遲在亞洲訓練空投到中國大陸的間諜的計劃。直到1952年4月，第一支由4人組成的「第三力量」特工小分隊才被空投到中國南方，之後便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緊接著，中情局又組建了第二支「第三力量」小分隊，由5名中國特工組成，唐尼負責對他們進行訓練。1952年7月，這支小分隊被空降到吉林省靠近朝鮮邊境的山區，中情局也很快通過無線電與小分隊建立了聯繫，還於8月和10月兩次給小分隊空投補給物資。9月，中情局又空降了第六名特工，即前文提到的李軍英，作為通信員。

11月初，小分隊向中情局報告說，他們已經聯繫上了當地一名「對中共政權不滿的將軍」，並得到了相關的行動文件，如官員的名冊等，要求將攜帶這些文件的通信員李軍英用飛機接運出境。

讓中情局沒有想到的是，此時中國政府已經捉拿了第二支「第三力量」小分隊，並設套誘使中情局派飛機前來接人。就這樣，唐尼和費克圖踏上了註定要失敗的中國之行。

■ 謊言

唐尼和費克圖被捕后，中情局和CAT合作編造了一個謊言，說唐尼和費克圖是軍方的文職人員，乘坐「一架往來韓國和日本的包機」失事身亡。

雖然這只是一個謊言，但中情局遠東司也傾向於兩人已經身亡，而不是被中共活捉，在他們看來，這兩名特工中哪怕有一個人被活捉，中共肯定早就拿出來大肆宣傳了。

與此同時，中國方面也在加緊對唐尼和費克圖的審訊。兩人起初說自己是CAT的僱員，以掩飾真實身份。但中國的審訊員馬上揭穿了他們的瞎話，因為這與美國官方聲稱的二人是「軍方的文職人員」的說法明顯不符。

二人對於被俘時身上所攜帶的物品也不能自圓其說。中國部隊在俘虜唐尼和費克圖時，從他們身上搜出了一張美國軍方航空測繪的二十五萬分之一的吉林省安圖縣地圖，圖上標有一個箭頭，直指他們被擊落的安圖縣老嶺區。另外，他們身上還帶有一張中英文對照的會話表，上有「我是朋友；請你幫我；我渴/餓/冷/病了/受傷，帶我去中國醫院；中國兵頂好；你有暖和衣服嗎」等簡單句子。

兩人見無法抵賴，只好承認在中國進行間諜活動，還指認了另外幾名在日本美軍基地受訓、後來潛入中國的特務。

1954年11月23日，唐尼和費克圖站在軍事審判庭的被告席上，等候宣判，這也是兩人被捕兩年後的首次見面。最終，唐尼作為從事間諜活動的主犯被判無期徒刑，費克圖則作為從犯被判20年監禁。

中國宣判兩名美國間諜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全世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懷特矢口否認向中國派遣特務的行為，並仍堅持唐尼和費克圖是「美國陸軍在日本僱用的文職人員」，美國一直認為他們在1952年11月從朝鮮飛往日本的途中死亡了，至於「他們如何落入中共之手，美國不知道」。

為了統一口徑，中情局一個專門負責處理此事的特別委員會還與五角大樓協調，向約20多個了解兩名特工真實身份的人打好招呼，掩飾兩名特工的身份。這20多人包括唐尼和費克圖的家人、3家保險公司和兩家銀行的高層、幾名律師等，這個謊言一直說到兩人獲釋。

1954年底，中情局這個特別委員會的負責人小理查德•比塞爾建議美國政府通過外交渠道向中國政府施壓，使二人早日獲釋，但美國其他政府部門反對這樣做，因為：依據國際法，道理是在北京方面。

後來，在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的斡旋下，中國分兩批釋放了抓獲的15名美國間諜，但在這15人當中，沒有唐尼和費克圖的名字。實際上，此前在一次討論釋放朝鮮戰爭的戰俘時，中情局曾要求戰俘名單中包括唐尼和費克圖，但被美國國務院拒絕了，因為「若把軍方和文職人員混為一談，北京可能會否認前者的戰俘身份，結果所有人都將得不到釋放」。所以，在華府提交聯合國大會的名單中，並不包括唐尼和費克圖。

華府的做法讓中情局憤憤不平，在中情局版本的文章中，中情局表示「在美國政府中，只有中情局在不斷努力推動這件事情」，並抱怨「華府仍睜眼說瞎話……在接下來的15年裡，政府所採取的『不討價還價，不妥協，不承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使此事一直沒有進展。」

■ 總結教訓

1971年4月，中美進行了乒乓外交，不久，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密訪北京，為尼克松於1972年初訪問北京「探路」。

唐尼和費克圖成為中美關係回暖的首批受益者之一，1971年秋天，二人被帶到北京的百貨公司購買新衣服和外套。當時費克圖還對唐尼說，「他們要麼是打算放我們出去，要麼是還要關我們20年。」

費克圖還真猜對了，這年12月9日，他在中國坐了19年零14天的牢之後，被中國政府釋放；1973年3月12日，唐尼也遭獲釋。

回國后，兩人成為中情局東亞司的官員，還因「英勇表現」而獲得傑出情報勳章。1976年，費克圖從中情局退休，回到母校波士頓大學任教，直到1989年才退休。唐尼比費克圖晚一年從中情局退休，回到家鄉康涅狄格州當了一名法官。他還於1975年娶了一名華裔妻子，妻子的家鄉就在東北，離當年他被俘的地方不遠。

可以說，關於這段歷史，雖然尼古拉斯•杜宇莫維奇的文章有點為中情局塗脂抹粉的「美式主旋律」的意味，但在此之前，還沒有關於此事的詳細介紹。如今這部名為《極度忠誠》的紀錄片雖然只是在中情局內部放映，但美聯社記者羅伯特•伯恩斯在受邀觀影后的報道，再一次讓認們對於此事有了更多了解。

在這部長達1個小時的片子里，曾執導過「9•11」恐怖襲擊紀錄片的導演保羅•溫默重現了事件，包括唐尼和費克圖的飛機遭伏擊，以及兩人在中國監獄面臨嚴厲審訊等場景，其中一些外景還是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個前瘋人院里拍攝的。

用中情局現任局長、義大利裔民主黨人里昂•帕內塔的話說，「目前中情局半數以上的特工都是在過去9年內加入的，對於他們而言，該片應當成為—部寶貴的教學片。」

那麼，中情局希望他們的特工從片中學到什麼呢？羅伯特•伯恩斯這樣寫道：

（唐尼和費克圖被捕事件）有如下幾條教訓：

負責訓練特工的官員不應該執行如此秘密的任務。由於負責培訓工作，唐尼為投放到中國東北的中國籍特工所熟悉，因此當他被捕時，那名中國軍官才會對他說「你是傻瓜」，意即以他的身份，不該來中國。

該行動還有一個失誤之處，即在太平洋塞班島接受培訓的中國籍特工由於整日生活在一起，難免會了解彼此要執行的任務，因此當一個小組被控制之後，將危及後面執行任務的小組。

中情局成立60餘年來，執行過無數秘密任務，失敗的亦為數不少，為何偏偏選中這起事件呢？《香港經濟日報》評論稱，所謂見微知著，從這樣的選材來看，中情局以至美國政府都視中國為美國潛在的最主要競爭對手，並而通過這樣的內部教學片，使得新一代特工有了中國「烙印」。■

回復 1# iamcaibird
國民黨垮台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博文　　加入時間：2010-5-27 11:43:30　　來源： 　

國民黨垮台的真正原因並非是共產黨的軍隊有多強大，武器有多先進，思想有多偉大！也不意味著國民黨執政有多腐敗，政府多無能，抑或多專制。而是共產黨充分運用國民黨統治時期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和民主氛圍，抓住人民求變的心理，以武力推翻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成功實現了一場以紅色為標誌的暴力革命。

對於蔣介石的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共產黨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輿論攻勢，從而喚醒了全國廣大的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從一九四○年代公開報刊的一些精彩言論中，我們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跳動的脈搏。

──陸定一認為，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為專制主義者服務的記者，其任務就是造謠，造謠，再造謠。中國有少數人一面辦報造謠，一面又禁止另一些報紙透露真實消息。他們很怕真正的記者，因為他們有不可告人之隱，所以喜歡鬼鬼祟祟，喜歡人不知鬼不覺，如果有人知道他乾的什麼，公開發表出來，那他就會大怒，跟著就會不擇手段。希望新聞界以力求真實的作風，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新華日報》，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轉引自笑蜀編《歷史的先聲》，汕頭大學出版社，第138─139頁）


──田家英批評「把文化的原野化為沙漠」「非以明民，將以愚民」的官家。 「統治者正在努力」把喧囂化為喑啞，「把文化的原野化為沙漠」，恪守「非以明民，將以愚民」的信條，使下民們被「牽著鼻子，任人指定誰是他的友敵」，導引該走去的方向，處於愚頑無知，渾渾噩噩之中，而這也就必須消滅一切新的聲音，統治文化上的沙漠化。仇頭落地而手套不污，絞殺了文化，還做穩扶持文化的正人君子。而那些被迫放下筆桿的文人，則在一頓奚落、幾聲感嘆里，註定成了「心死」的候補者。 「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有人以秦始皇自居，然而即使秦始皇再世又有什麼辦法呢？坑不盡焚不絕的是大眾的願望。可以焚毀士大夫之作，人民的創造卻無法格殺，這是連秦始皇也頭痛的事，何況以之自居的人。 「儘管迫害，儘管凌虐，新文化仍在走向遠大的出路。我們還有熱愛，則熱愛就付予反沙漠化的願望的實現，而疾視屠殺文化的政策，以及躲藏在屠伯刀斧之下，啃著人骨的明槍暗箭的奴子。 」（《解放日報》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轉引自《歷史的先聲》141─144頁）


──潘梓年認為，「學術思想應有自由，不應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應當讓它循著自身的規律去展開，去發展。思想愈能自由，它的是非曲直，愈能明晰而周密。 」「民主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不惜拋擲這樣巨大的生命財產來撲滅法西斯惡魔，因為他是人類思想自由最兇狠的死敵，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蒙巴頓說：『我們的敵人法西斯，當它走上政治舞台時，首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 』照他說來，我們再也不能做這種蠢事，一方面去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另一方面卻以為不能讓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 」「美副總統華萊士說：『中國和美國在戰時必須努力保證每一位公民，儘力貢獻於時代學術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權利。實現法律下的個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諸大原則。 』中美人民以獨裁者的行為為鑒，都知道我們如果在戰鬥過程中失去個人自由，那麼，決沒有戰勝法西斯主義可言；如果富於創造才能的人士，沒有提供其批評的思想以及謀划共同福利的良法，那麼也沒有建設新世界的可能。 」法西斯國家必敗，民主國家必勝的根據也就在此。 「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是把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區別開來的重要特徵，也是戰勝法西斯日寇，建立新中國的必要條件。我們迫切需要有學術思想的自由。 （《新華日報》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轉引自《歷史的先聲》第149─151頁）


──何思敬認為，出版社應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書，其任務在保障民間的出版事業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間的出版事業成為自由出版的事業，成為人民的自由的機關，成為文明的母胎。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為常道，因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學術言論自由集中的反射鏡。（《新華日報》，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專論，轉引自《歷史的先聲》第157─159頁）


《解放日報》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為記者節發表社論《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指出國民黨當局實行新聞統治政策，頌揚法西斯獨裁的謬論反而受到縱容和包庇，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他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採取各式各樣的限制、吞併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掠奪管理權，最後強迫收買，勒令封閉。去年一年大後方報章雜誌被封閉者竟達五百種之多。大可痛者，新聞記者的人權、人格毫無保障，對現有記者的威脅利誘無所不至，一直使他們俯首帖耳，任其驅使。 ……這樣的新聞政策，倒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的法西斯新聞政策。今天國民黨的新聞統治政策，戴上三民主義的帽子，但實際上和革命的三民主義並無任何相同點，是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治代表對敵準備妥協，對內厲行獨裁的整個政治方針分離不開的。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推動這整個反動的政治方針，就必須統治輿論，壟斷輿論，使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希特勒說：「利用報紙可使人民視地獄為天堂。 」希魔這種愚民的辦法，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統治政策的藍本。今天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統治政策，其手段之毒，遺害之烈，有過於袁世凱、張作霖等北洋軍閥。國民黨反動派企圖窒死整個輿論界，拔去全國人民的喉舌，使整個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失去靈魂，成為獨裁政治的馴服工具。 ……全國愛民主、仇恨法西斯的記者們和同胞們，應當一致奮起，挽救新聞界的危機，挽救全民族的危機，反對「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法西斯化新聞統治政策。並向國民黨當局要求立即開放言論自由，停止對任何抗日報紙的無理壓迫，取消強迫登載中央社造謠電訊的辦法，根絕破壞抗戰和宣傳法西斯的言論，嚴格取締混入新聞界的特務棍徒，保障記者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權！法西斯的末日已經到了！墨索里尼、希特勒岌岌可危，日本法西斯的失敗亦在不遠。我國以希、墨為師的人們，如仍一意孤行，必難逃避身敗名裂的悲慘命運。 （《歷史的先聲》第171─175頁）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國時報》載文：「統治思想、以求安於一尊，鉗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 」「想在戰後不愧為四強之一，必先提高文化，必須先有思想言論的自由。」（轉引自《歷史的先聲》183頁）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雲南日報》文章：「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言論自由，羅斯福總統把它列為四大自由之首，丘吉爾首相也把它定為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因為他們能這樣地重視它而且好好地名副其實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現在連打勝仗，並且要在將來建立和平。」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成都《華西時報》文章：「若沒有通訊與言論自由，則失去說話自由權的個人，必同時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喪失，那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一個國家，如果其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所以爭取言論和通訊的自由正就是爭取民主的先著。 「使人人能夠說真話，能夠得真消息，能夠隨時得知世界的真相，絕對必要。所以任何束縛此種自由，『不許以真相公告人類世界的現象，都必須在取締之列。 』乃是自然的結論。」


─---昆明《自由論壇》（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認為「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後，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個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個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報紙的國內外消息由一個機構發出，凡是對某一方面感覺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遠不會讓人民知道。於是所有的報紙圖書雜誌，內容都舉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這不但浪費人力、財力，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有計劃的桎梏，這國度內的人們將全重返自然，成為木石，成為猿鹿。報紙雜誌離開了現實，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掛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進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為這時代的一個應有的點綴品罷了。」（《歷史的先聲》第186─187頁）


──郭沫若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答《新華日報》記者問時說：「人民本位的思想有盡量闡發的自由，扶植主人。帝王本位的思想有儘力打擊的自由，是訓練奴隸。滿清入關后統治思想，使中國退化了三百年，現在卻還在受著他的余痛。法西斯的思想統治政策是可以達到其預期的效果的，德國和日本便是絕好的證明。但這並不是統治思想，而是『消滅思想』。他使一切人民化為工具、化為猛獸。這是人類文化的叛逆，為害於人民，更為害於世界，使這次世界大戰流了幾千萬人的血，而且在戰爭結束后，德、日、法西斯的思想的肅清，還要費很長遠的歲月的。」（《歷史的先聲》208頁）


──沈志遠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答《新華日報》記者問時說：「民主和法西斯在一切方面都表現為極端對立的姿態，教育方面亦非例外。法西斯的教育者不管它是黑色、褐色或其他任何顏色，都沒有兩樣，首先是把受教育者當作一群木偶看，而自己則充當著耍木偶戲的人，他兩手拉住一群木偶頭上的線，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因此，在法西斯教育政策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關係，就是主與奴的關係；主要的教育手段是威脅、利誘，一隻手：手槍；一隻手：鈔票（或者地位），根本談不到人格教育，而是十十足足的奴才教育。世界上一切法西斯奴才教育的夢想者啊，趕快讓給進步的民主主義吧，不然你們的墳墓也不會比納粹們遠一點的。」


──翦伯贊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答《新華日報》記者問時說：「一國的教育政策，與其政治制度是分不開的。德、日法西斯國家的教育政策是反民主的，對青年思想是統制的，是屠滅文化思想的。莊子說『人有惡其影而欲去之者，己愈趨而影亦隨之，終不能去也。』文化思想就是社會的陰影，今日法西斯一方面不能阻止物質社會的向前發展，另一方面又制止他的陰影停止在指定的地方，這和莊子所說的笑話是同一個笑話。從這一點，我們就知道文化思想的統治是徒勞而無益的事情。 」（《歷史的先聲》第215─216頁）
編輯： cdgcdg
[山東財經網聲明]：凡本網註明「來源：經濟導報·山東財經網」的所有作品，版權均屬於經濟導報·山東財經網。經濟導報·山東財經網與作品作者聯合聲明，任何組織轉載、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敬請註明出處和作者，違者必究！。凡本網註明來源非經濟導報·山東財經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於傳遞信息，更好地服務讀者，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本網亦不對其真實性負責，持異議者應與原出處單位主張權利。如稿件版權單位或個人不想在本網發布，可與本網聯繫，本網視情況可立即將其撤除。如因作品內容、版權和其它問題需要同本網聯繫的，請30日內進行。

回復 1# iamcaibird

八 紅鑽帝國事件與謠言敏感症（1）

　　濟南的一場暴雨，引出了一個在我們這個社會中需要極認真對待的問題，這就是一個社會如何對待輿論，包括不完全真實的傳言，抑或謠言。

事情的起因很簡單。濟南暴雨受災，傳言某商場淹死了人。網路論壇上也就這個問題展開爭論。一個網名為紅鑽帝國的網友，態度激烈地認為肯定有人死了，只不過真相沒有公布出來。像很多網友一樣，她在回帖中轉載了其他網友的現場描述，還引述了自己朋友的說法。有網友問紅鑽帝國要證據，她說自己沒有義務提供證據，只是不相信那些闢謠，並稱「我只信我身邊朋友對我說的話」。

根據該商場的舉報，紅鑽帝國被治安拘留。拘留的理由為，在某論壇惡意散布謠言，意圖在群眾中製造恐慌氣氛，性質較為惡劣。爭議由此而生。

事件發生后，反應敏銳的南方都市報專欄文章就指出，以散布謠言為由抓人，是明顯的濫用法律的行為。文章更明確指出，憲法明文規定了公民的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天然包含說錯話的自由。文章指出，在我們的社會中，比謠言更加可怕的是對言論自由的剝奪。在當前的情況下尤其要警惕以制止謠言為名剝奪言論自由。但該文的觀點馬上受到針鋒相對的批駁。批駁的基本理由是，保護言論自由並不是要保護造謠的自由。無論是警方的行動，還是上述的反駁言論，都無例外地強調了這樣一個細節：紅鑽帝國在帖子中明確說，是聽朋友的爸爸說淹死了人，而在被拘留之後又承認是自己編造的。

於是問題就引申為，紅鑽帝國是不是故意造謠，也就是其主觀動機問題。辯之者稱，紅鑽帝國並沒有造謠的主觀故意。其中一個有說服力的理由是，帖主是一個在婚紗影樓工作的23歲的姑娘，其「紅鑽帝國」的網名，是在濟南暴雨之前就已經註冊的，其發表意見主要是在該網站的「漂亮新娘」版塊，也就是說參與的是與影樓業務有關的版塊。而且即使是在暴雨事件后，「紅鑽」也沒有發過主帖，僅僅是以跟帖形式參與了有關的討論。評論者指出，一個連主帖都未開過，其所有發言都是以「跟帖」形式出現的普通網民怎麼會有「擾亂公共秩序的主觀故意」？而攻之者則認為，對於編造謊言的人，無論如何，他的動機都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警方不介入，大家就都可以編造說自己有個什麼朋友說過什麼話了。

這時候，法律專家的說法就顯得權威了。有關報道引用一位法學教授的說法：散布謠言擾亂公共秩序應與傳播小道消息區分開來，後者不屬於違法行為。前者屬於結果犯罪，不單單要有基本散布謠言的行為，如果不造成後果，則不違法。造成的客觀結果是有具體指標的，比如造成人心惶惶，搶購，秩序混亂，大家不敢出門等等。對於網上發帖的行為，還要看這個帖子有多少人看到，有多大的影響面。比如被廣泛轉載，就證明大家對這個消息感興趣，也是衡量社會危害性的指標，還要看在什麼情況下發帖，比如政府已經闢謠，還在發帖，這也是一個衡量指標，不能籠統地看待這一行為。

爭論到這裡，人們的感覺恐怕還是一頭霧水，尤其是在將主觀動機這樣難以判斷的因素扯進來之後，事情就更是無法判斷了。也許紅鑽帝國被拘留是否依法有據的問題，還需要法學家繼續爭論下去，或許這個事件會成為未來我國討論相關言論立法時會不斷援引的一個經典性案例。但我們這裡所關心的問題，是如下幾點。

如下幾點

沒有了

回復 12# huasendg

中國公民依法享有網際網路上充分的言論自由
2010-06-08 10:30:51 　來源：新華網 　編輯：孫亞萍 　　
相關專題
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網際網路狀況》白皮書

　　新華網北京6月8日電（記者趙超、璩靜）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8日發布的《中國網際網路狀況》白皮書表示，中國公民依法享有網際網路上充分的言論自由。

　　白皮書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中國公民在網際網路上的言論自由受法律保護，可以通過各種形式在網上發表言論。網上交流活躍是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的一大特點，論壇帖文、博客文章數量之巨大，在世界各國都是難以想象的。

　　白皮書說，中國的網站十分注重為網民提供發表言論的服務，約80％的網站提供電子公告服務。中國現有上百萬個論壇，2.2億個博客用戶，據抽樣統計，每天人們通過論壇、新聞評論、博客等渠道發表的言論達300多萬條，超過66％的中國網民經常在網上發表言論，就各種話題進行討論，充分表達思想觀點和利益訴求。

　　白皮書表示，網際網路新應用新服務為人們表達意見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博客、微博客、視頻分享、社交網站等新興網路服務在中國發展迅速，為中國公民通過網際網路進行交流提供了更便捷的條件。網民踴躍參與網上信息傳播、參與網上內容創造，大大豐富了網際網路上信息內容。

　　白皮書還表示，中國政府積極推動健全相關立法和網際網路企業服務規範，不斷完善公民網上個人隱私保護體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維護網際網路安全的決定》規定，非法截獲、篡改、刪除他人郵件或其他數據資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依據網際網路行業自律規範，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有責任保護用戶隱私，在提供服務時應公布相關隱私保護承諾，提供侵害隱私舉報受理渠道，採取有效措施保護個人隱私。
相關專題
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網際網路狀況》白皮書

回復  huasendg

中國公民依法享有網際網路上充分的言論自由
2010-06-08 10:30:51 　來源：新華網 　編輯 ...
huasendg 發表於 2010-8-2 13:58

請問現在中國有言論自由嗎？
5
[ 標籤：中國,言論 自由,言論 ]
Js|Tim_ 回答:7 人氣:30 解決時間:2007-08-23 23:12
滿意答案
好評率：77%

相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的言論限制還是很強的..
相對於朝鮮,中國的言論還是很自由的..
總的來說,你要說了毛主席和胡主席的不是,
是一定要被管理員刪除的...

回復 13# huasendg

中國公民在網上到底有沒有言論自由？
5
[ 標籤：中國,公民 言論,公民 ]
我只是在貼吧發了一個關於二.戰.日.本.陸.軍.軍.歌.的問題，沒想到過幾分鐘看就被刪帖了，到底怎麼回事？天天說人家篡.改.歷.史，自己.掩. 蓋.歷.史，還好意思說人家？
匿名 回答:5 人氣:6 解決時間:2010-04-29 09:00
滿意答案
好評率：100%

最好不要說出來么，小心有人請你去喝茶

回復 13# huasendg

中國，有言論自由嗎！？！？！？
第1-9篇回帖, 共9篇 上一頁  下一頁
812086586 在2010年5月14日 14:37說 ,
     我發了很多批評現實的帖子都被刪了，政府怕見光嗎？
     我這兒有個公安的朋友告訴我們不要亂髮帖子，有個人寫的一手好文章，在網上發了一篇被帶到公安局去「談話」了。
    雖然這樣，我還是要批評中央政策的錯誤，1，在全國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的時代背景下，在全國人們都敵視，憎恨當官的情況下，官員們大幅提高了工資水平。 2，在全國人民平均生活水平還不高的情況下，不切實際地提高了中下層統治階級的工資，而忽略了那些下崗的，低收入階層，偏偏這些人在實際的中國佔了很大的比例！！！！3，刻意地製造了社會差別，增加了社會矛盾。
    現在中國，出了這麼多事，難道不該反省嗎！！！！
   
#1
0
0
回復
相關帖子

    *
      世界上只有中國軍人才敢在這路上開車(敬佩)
      23392條回復 - 來自 爆料
    *
      一個無恥的女大學生的發帖，一位先生精彩的回答！
      3752條回復 - 來自 房價
    *
      央視都不敢公布的照片... (你有勇氣看完嗎？？？)
      5088條回復 - 來自 爆料
    *
      真正的性感是為了生活：一組震撼人心的圖片！
      2995條回復 - 來自 爆料
    *
      開除侮辱周總理的濟南大學李銘佳，進來頂！！！！
      1102條回復 - 來自 仙后

分享到：   開心網   校內網   豆瓣
lp流浪的心 在2010年5月14日 17:55說 ,

#2
1
0
回復
南極太乙 在2010年5月14日 19:24說 ,
咱們中國曆來就有言論自由，連魯迅、老舍、胡風、張志新都有的。
#3
1
0
回復
812086586 在2010年5月14日 21:07說 ,
南極太乙 說:
咱們中國曆來就有言論自由，連魯迅、老舍、胡風、張志新都有的。
昨天辛辛苦苦寫了一個多小時，詳細分析了關於當前殺幼兒案的社會背景，和中央政策的失誤，必須做兩方面的工作........，和現在基層工作的嚴重形式主義的一些情況.........被刪了！！！！！！
#4
1
0
回復
南極太乙 在2010年5月15日 12:07說 ,
812086586 說:
昨天辛辛苦苦寫了一個多小時，詳細分析了關於當前殺幼兒案的社會背景，和中央政策的失誤，必須做兩方面的工作........，和現在基層工作的嚴重形式主義的一些情況.........被刪了！！！！！！
發博客怎麼樣？
#5
1
0
回復
論壇巡視人員 在2010年5月15日 14:25說 ,
估計沒有~~~
#6
1
0
回復
論壇巡視人員 在2010年5月15日 14:25說 ,
估計沒有~~~

臭P了吧，美國這個言論自由的國家裡還不是謠言滿天飛，你看得清楚么？還不是經常被忽悠？

反觀中國，倒是政府說啥大家default全部當成謠言，所以這自由不自由跟謠言能不能傳播基本上是反向的。